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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繼明 王成偉 單位：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政治經濟學”(PoliticalEconomy)大概是經濟學家使用最為頻繁、但內涵指向卻差異最大的經濟學概念，不僅不同時代的經濟學家對其理解不同，即使同一時代的不同經濟學家，對其理解也不盡相同。亞當•斯密認為政治經濟學是關于如何管理國家資源以便創造財富的科學;馬克思則認為政治經濟學是有關特定生產方式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研究;馬歇爾認為應以“經濟學”取代“政治經濟學”;薩繆爾森則認為“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無異。而隨著近年來“新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興起，關于“什么是政治經濟學”的問題，更引起學者們的普遍關注，如關于政治經濟學和新政治經濟學概念界定及研究趨勢的分析，一直是國內外理論界討論的熱門話題，其中國內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方福前(1999)[1]、楊龍(2000)[2]、陳振明、黃新華(2004)[3]、賈根良(2004)[4]、馬春文(2005)[5]、汪丁丁(2004，2005)[6][7]，等等。馬克•布勞格(Blaug)一直強調，經濟思想史研究最為關注的，并非某些經濟學家的特定理論，而在于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歷史性突破，即經濟思想的成長[8]，或按照熊彼特所強調的，是對經濟分析史的考察。“所謂經濟分析史，是指人類為了認識經濟現象在心智方面的努力的歷史;換句話說，也就是經濟思想中帶有分析性或科學性這個方面的歷史。”[9]15如果用哲學語言來表述，經濟分析史可以看作是經濟科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發展的歷史。馬春文認為:“解釋政治經濟學，就要作一部政治經濟學史。”[5]57他強調，對任何學科中的重要名詞解釋，要有思想史的研究思路。亦如徐復觀所說:“思想史的研究，也可以說是有關的重要抽象名詞的研究。……在方法上，很小心地導入了‘發展’的觀點，從動進的方面去探索此類抽象名詞內涵在歷史中演變之跡;及在演變中的相關條件;由此而給予了‘史’的明確意義。”[10]1，在“新政治經濟學”已成為今日國際學術研究熱點、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漸趨成熟、論文和專著大批發表的有利條件下，我們可以借助徐復觀所強調的“發展”觀點，從動態角度來探索“政治經濟學”這一重要抽象概念在經濟思想史上的演進過程，并藉此為“新政治經濟學”的當代研究提供更為嚴謹的分析視域。
二、早期學者對政治經濟學概念的理解
在早期學者的著作中，經濟學是從屬于政治學的，各種萌芽的經濟思想都只能在政治學著作中才能找到。這種一切社會科學統歸于政治學的做法，正是世界各國早期學術研究的共性之一。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寫道:“出于男性和女性、主人和奴隸這兩種關系，首先產生的是家庭。赫西奧德(公元前八世紀希臘詩人)說得很對，他說，先營家室，以安其妻;爰畜牡牛，以曳其犁。”[11]5家庭管理，這就是經濟學的最初含義。從詞根上來看，“經濟”(econom)一詞來自于希臘語，它是由兩個詞組成的復合詞，其中，“eco”的意思是“家務”，“nom”的意思是“規則”、“法則”。在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中，經濟學代表著“家庭管理的藝術”(theartofhouseholdmanagement)。[12]13男人管理女人、主人管理奴隸的治家之道，同君主管理臣民、政府管理城邦的治國之道是相通的。故此，國家管理，就成為經濟學的題中應有之意。亞里士多德寫道:“家庭是出于自然的一種結合，用以滿足人們的日常需要，……當若干家庭聯合起來，其目的不止于滿足日常需要時，這就出現了村落。……當若干村莊結合起來成為社團時，其規模已經大到足以完全或相近于完全自給自足，于是產生了城市國家，這只是出于生活上的需要，至于所以能持續存在，則是出于享受美好生活的愿望。……這就很明顯，城市國家是自然的產物，而人類則天生是政治動物。”[11]5－6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所謂政治，就是集體之事、國家之事，而個人是非常自覺地參與到集體之事、國家之事中去的;家政管理是與國家管理相統一的，個體經濟自然就是國家經濟的一部分。此時，政治學與經濟學天然統一，個體研究與群體研究天然統一。
三、古典時代的政治經濟學概念
“政治經濟學”(politicaleconomy)這一術語最初出現于17世紀初期的法國，1611年，L．deMay-erne－Turquet在一本論政府的著作中首先使用了“政治經濟學”。[12]13這一術語是針對亞里士多德的“經濟學”概念而提出的，更確切地說，是對亞里士多德的城邦經濟學、國家經濟學概念的引申和強調。在法語中，“政治的”含有宏觀的、宏大的含義，此時的“政治經濟學對于國家等于家庭經濟學對于家庭。”[13]1又如麥克庫洛赫的解釋，“經濟(Economy)一詞是從希臘字(家或家庭)和(規律)兩字演變而來的，意思就是家庭的管理。因此可以說政治經濟學之于國家，正如家政學之于一個家庭。”[14]3由此可知，古典經濟學家使用“政治經濟學”一詞，主要是為了強調其所分析的是與國家管理相關的經濟問題。翻閱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著作，類似的說法俯拾皆是，可以說這是一個基本的“共識”。在古典經濟學時代，經濟學幾乎專指與國家資源相聯系的財富的生產和分配的學問，或者說是研究國民財富的學問。在古典經濟學時代，經濟學還未從政治學、倫理學和歷史學中分離出來，在古典經濟學家的觀念中，政治經濟學并非是從政治的角度去理解經濟學，更不是政治問題的經濟分析，他們所強調的是宏觀的、整體的經濟問題研究，這既是經濟的、也是政治的。如同巴里•克拉克所說:“政治經濟學是原初的社會科學。亞當•斯密、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卡爾•馬克思等人均是以廣闊的視野研究社會體系。直到19世紀下半葉，政治經濟學才開始裂變為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社會史、社會心理學以及社會哲學等學科。”[15]1在斯密時代的政治經濟學，實際上尚未形成自己獨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因此還在大量借鑒其他學科、尤其是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也正是在此意義上，早期經濟學家只能在道德哲學、歷史學、倫理學的課程體系里謀求教職并講授經濟學。正是基于多學科雜糅的研究方法，古典政治經濟學始終將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融于一體，既表現出嚴謹的科學求真態度，同時又抱有強烈的社會變革理想，馬克思的《資本論》，可以看作是古典時期實證研究與規范研究相統一的典范之作。馬克思把自己的政治經濟學著作《資本論》的研究對象界定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旨在揭示一個特定的社會經濟形態即資本主義的產生、發展和變化(滅亡)的規律。馬克思有關商品、價值、貨幣、勞動力商品、資本、剩余價值、利潤、生產價格、地租、利息等范疇的分析和演變，無疑是采用了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矛盾分析、中介分析以及一般特殊個別分析等實證分析方法;而有關資本主義發展趨勢以及對未來社會的預想，則明顯帶有規范分析的色彩。正如馬克思的一句名言所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解釋世界主要靠實證分析，而要改造世界，就必須做規范分析。也正如已故著名政治經濟學家周守正教授所說:馬克思的《資本論》既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三個組成部分的統一，又是認識論、邏輯學和辯證法的統一。[16]研究對象為國家和社會的整體性經濟問題(財富的增長與分配)、研究領域體現多學科交叉與融合、研究方法以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相統一，以上三點，共同構成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范式與理論特色。#p#分頁標題#e#
四、古典政治經濟學向新古典經濟學的轉變
19世紀中后期的經濟學發展，出現了兩個趨勢:一是經濟學日益從歷史學、政治學等人文社會科學中分離出來，而具有其獨立的學科屬性，這主要表現在經濟學所獨有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正在逐步成熟，經濟學的“科學化”傾向日趨顯現;二是隨著經濟學研究方法的變革，政治經濟學日益從原來的宏大或宏觀問題的研究轉向個人經濟行為、尤其是稀缺條件下選擇問題的研究。在此趨勢下，斯密所開創的古典政治經濟學逐步為體系嚴謹的新古典政治經濟學所取代。
(一)約翰•穆勒的“群己權界”論
約翰•穆勒在《論自由》中寫道:“一個人的行為的任何部分一到有害地影響到他人的利益的時候，社會對他就有了裁判權，至于一般福利是否將因為對此有所干涉而獲得增進的問題則成為公開討論的問題。但是當一個人的行為并不影響自己以外的任何人的利益，或者除非他們愿意就不需要影響到他們時，那就根本沒有蘊蓄任何這類問題之余地。在一切這類情事上，每人應當享有實行行動而承當其后果的法律上的和社會上的完全自由。”[16]89－90①約翰•穆勒這段話的核心意思是，當個人行動沒有危害到其他人利益時，即不對社會公共利益構成傷害時，政府不應對個人自由有任何的干涉。私人領域與社會領域應該天然地分開，政府所應充當的職責僅限于社會公共事務，其余的，則由“看不見的手”自發調節。如果用現代經濟學術語來論述，那就是說，私人領域可以通過自發的市場機制實現帕累托最優，當有人破壞最優均衡時，政府才有權干涉。這樣，個人與國家、經濟與政治、市場與政府被區分開來。這一區分使經濟學研究開始向“私人部門”傾斜，“政治經濟學”中的“政治”(意指國家的、宏大的)含義開始淡化，基于研究領域的劃分(見表1)，“政治經濟學”概念開始向“經濟學”概念過渡。
(二)內維爾•凱恩斯的“兩種”政治經濟學
在內維爾•凱恩斯看來，19世紀末的歐洲經濟學界存在著兩種政治經濟學理論，一種是“實證的、抽象的和演繹的”政治經濟學，一種是“倫理的、現實的和歸納的”政治經濟學。這種“二分法”實際上是對當時“英國學派”與“歷史學派”相互對立情況的客觀反映。內維爾•凱恩斯非常明確地將政治經濟學劃入了社會科學，而非政治科學。“不論從什么角度看，政治經濟學最好被描述為一門關于社會的科學;如果要在社會科學與政治科學之間畫一條界限，盡管有政治經濟學這樣一個名稱，它仍然應該被歸為前一類，而不是后一類。雖然有時候它也需要關注政治的法律的條件，但它主要研究的是人們的社會關系，而不是人們的政治關系。”[18]61在內維爾•凱恩斯看來，“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便是一個與經濟現象有關的學說的整體。”[18]2在這里，政治經濟學(作為嚴謹的社會科學體系)不應再成為政治學、倫理學和歷史學的附庸，政治經濟學應該從多學科中分離出來而有其獨立的科學形態。如同班克斯和哈努謝克所言:“這種學科分立的最重要含義是走向更高程度的專業化。經濟學家專心致志地研究市場活動，并在很大程度上將政治與制度結構視為給定。另一方面，政治科學家們則致力于研究在非市場狀態(nonmarketsituation)下制度如何與個體互動，以及個體如何為制度塑型。這樣的專業化具有相當明顯的優勢。尤其是，在限制了研究的范圍之后，許多分析變得更易于處理了。此外，由于理論發展的模式、經驗分析(empiricalanalysis)所要求的數據，以及理解不同領域差異所要求的專家知識，‘政治學’與‘經濟學’的分立推動了各自領域知識的快速發展。”[19]2
(三)羅賓斯的“經濟學”概念
在經過約翰•穆勒、內維爾•凱恩斯和馬歇爾的多年鋪墊后，對“經濟學”概念變革(去除“政治”二字)做出精辟總結的是萊昂內爾•羅賓斯。在那本著名的小冊子《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中，羅賓斯著重論述了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Science)的獨立屬性。他為“經濟學”下了一個非常“純粹”的定義:“經濟學研究的是用稀缺手段達到既定目的所引發的行為。因此，經濟學對于各種目的而言完全是中立的;只要達到某一目的需要借助于稀缺手段，這種行為便是經濟學家關注的對象。”[20]26在羅賓斯看來，經濟學研究具有明確的科學屬性，其所關心的是價值中立(即事實判斷)的人類選擇行為，而不是帶有價值判斷和主觀好惡的帶有政治學意味的古典經濟學?；谝陨戏治?，羅賓斯將古典傳統下的“政治經濟學”定義為“政策經濟學”，在他看來，政策經濟學并非屬于經濟科學體系，只是應用了某些經濟學原理的政論文。羅賓斯指出:“在諸如詹姆斯•斯圖爾特爵士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以及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這些早期著作中，政治經濟學泛指所有的有關經濟科學以及經濟政策理論的全部論述。……然而，近年來人們習慣于把‘政治’一詞去掉，用‘經濟學’這個詞單指對經濟現象的分析和描述，而把有關什么政策才符合需要的討論，歸于另外的、盡管與前者有關但又與其明確區分開來的特殊的研究范疇。……這種劃分方法有兩點好處。其一，它同時分清了個人和集體在實現目的時會這樣或那樣受到資源稀缺的制約的行為的活動范圍，其二，同時它也拋棄了，或者說意識到應該拋棄任何如下的假設，即對這些行為的概括中本身具有任何規范化的前提。”[21]5－6羅賓斯的論述非常清晰地說明了新古典經濟學與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差異:(1)古典政治經濟學強調群體和國家，而新古典經濟學更多地強調個體;(2)古典政治經濟學一直難以擺脫政治學的束縛而成為多學科雜糅的學科體系，而新古典經濟學則獲得純粹科學學科的外衣;(3)古典政治經濟學是實證分析與規范分析的雜糅，而新古典經濟學則以實證分析為圭臬，具有純粹的科學屬性，這也正是Economics與Economy的區別所在。①
五、新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興起與述評
在方法論革命的推動下，雖然新古典經濟學作為研究個體選擇行為的純粹科學的理論基石已經奠定，但始終未能真正擺脫“政策經濟學”的“干擾”。自20世紀30年代開始，從凱恩斯到加爾布雷斯，從阿羅到布坎南，在西方經濟學界，政治經濟學研究不僅出現了復蘇，更出現了所謂“新政治經濟學”(NewPoliticalEconomics)研究熱潮。#p#分頁標題#e#
(一)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復興
在新古典經濟理論(以馬歇爾《經濟學》為代表)統治經濟學的最初歲月里，“政治經濟學”已經從主流教科書中淡出，在完美的局部均衡的理論框架下，“看不見的手”使得經濟活動秩序井然;而政府則恪盡職守，努力地扮演好“守夜人”。但1929—1933年“大蕭條”的當頭棒喝使得經濟學家不得不再次將目光投向社會公共領域，去關注失業和社會問題。“凱恩斯革命”導致“宏觀經濟學”誕生，研究者對國民收支、公共財政、稅收、失業等問題的關注，使得“政治經濟學”再次回歸到經濟學研究的主流視野之中。因為理智的經濟學家早已認識到，“社會過程實際上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一個事實決不完全是或純粹是經濟的;總是存在著其他的———并且常常是更重要的———方面。”[22]5隨著經濟學家對國家經濟政策和政府經濟職能研究的深入，不僅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主題再次回歸到主流經濟學家的視野，規范分析也再次成為經濟學家爭論的熱點，如薩繆爾森、弗里德曼這些著名經濟學家，都曾撰寫大量政治經濟學評論文章。20世紀60—70年代，隨著西方世界尖銳的政治、經濟矛盾頻繁爆發，敏銳的經濟學家已清醒地認識到，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新時代已經來臨。而為了與古典政治經濟學相區分，這一時期以來的西方經濟學家，都喜歡以“新政治經濟學”來標榜自己的理論創見。
(二)新政治經濟學的界定與引申
與內維爾•凱恩斯所謂的“兩種”政治經濟學的區分相類似，20世紀60—70年代以來，形形色色的“新政治經濟學”其實也存在著兩種趨勢:其一是上溯古典政治經濟學研究傳統，繼續將多學科分析方法應用于政治經濟問題的探求之中;其二則是以新古典經濟學方法論和分析工具為基礎，不斷拓展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視域。在這兩種趨勢中，第二種趨勢已日漸占據主流地位，與古典經濟學時代經濟學依附于政治學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在新政治經濟學時代，政治學正日益依賴于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以方法論為基礎來界定“新政治經濟學”，則更應該稱之為“新古典政治經濟學”(Neo－classicalPo-liticalEconomics)，如AllanDrazen所說，“新政治經濟學不是對早期的(政治)經濟學方法的簡單復活。雖然其特征是它對政治如何影響經濟結果這一問題感興趣，但新政治經濟學主要還是根據它探討這一問題的方法來定義的。具體來說，它主要是以運用現代經濟學分析的正規技術工具來考察政治對經濟的重要性來定義。運用現代經濟學分析，不僅體現在運用數學方法這種形式化的意義上，而且表現為它還是概念性的，它運用最優化、激勵和約束等概念來考察政治現象。因此，新政治經濟學的真正特色與其說是它的研究內容，不如說是它的研究類型。”[23]4與Drazen的觀點相一致，TorstenPersson和GuidoTabellini在其合著的《政治經濟學———經濟政策解釋》一書中，也將當代新古典經濟學的主要分析工具(包括博弈論)應用其中，借助精妙的數學工具，古老的政黨問題、投票選舉問題、利益集團問題、國際貿易問題等等，都采用了新穎的研究范式。[24]
(三)公共選擇理論———主流“新政治經濟學”的代表
如果從方法論的角度去研究，公共選擇理論①無疑是西方新政治經濟學眾多流派中最具開創性的一支，并且代表著主流新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方向。新古典經濟學往往對社會選擇(socialchoice)和公共選擇(publicchoice)問題避而不談，這主要是受穆勒“二分法”的影響，即公共領域的問題只要交給政府去辦就可以，制度是經濟體系(私人領域)的外生變量，不需要過多關注。但隨著二戰后“凱恩斯主義”的盛行，國家政治經濟政策對私人領域的影響日益加強，于是，圍繞公權與私權關系而引發的政治問題(社會選擇)，也日益引起經濟學家的關注。阿羅指出:“在資本主義民主下，社會選擇基本上采取兩種方法:一種是投票，通常用于做‘政治’決策;一種是市場機制，通常用于做‘經濟’決策。”[26]11在新古典經濟體系下，一般只研究市場上的個人選擇問題，而很少關注集體選擇。自從阿羅提出“不可能性定理”后，經濟學家開始關注這樣一個問題:如何將個人偏好進行加總來實現社會福利函數的最大化，或者說，在單個投票者偏好既定的情況下，應當選擇怎樣一種社會形態。這實際上也就引出了另一個問題，即在不同的投票規則下投票者所能獲得的利益是不同的，因此就使得當事人(投票者)慎重投票，否則投票結果將直接影響自己的收益。在經濟市場上，人們通過貨幣選票來選擇能為其帶來效用最大化的商品，而在政治市場上，人們則通過民主選票來選擇能為其帶來最大收益的政治家以及政策法律制度。根據汪丁丁的描述，公共選擇理論有三個最重要的假設:(1)方法論個人主義，強調任何一個社會，都是由一群“個人”的行為和個人對行為的“理解”構成的，這個視角或思路，一直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2)“經濟人”假設———所有政客關注的私利，并不比一般老百姓更少，這是最重要的一個假設;(3)“政治交易市場”(politicalactivitiesasexchanges)假設，即把政治活動和政治行為看作市場交易行為，以權力為媒介，政治市場與產品市場并無差別。[6]46這三點非常清晰地體現了公共選擇理論對新古典經濟學研究方法中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傾向的堅決貫徹。雖然公共選擇理論常常被認為是經濟學與政治學之間的交叉學科，但由于其在研究方法上對新古典經濟學的直接繼承，可以毫不懷疑地說，公共選擇理論乃是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代表流派。
(四)“經濟學帝國主義”———“新政治經濟學”的領地拓展
從公共選擇理論引申開去，可以發現，興起于20世紀60—70年代的眾多經濟學流派，都帶有濃厚的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味道，即都是試圖借助于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去解釋曾經被新古典經濟學所忽視的公共領域內的問題。施蒂格勒的規制經濟學、科斯的產權經濟理論、諾斯的新經濟史，再加上阿羅和布坎南的公共選擇理論，這幾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共同之處即在于他們都拓展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領域，使制度和制度變遷、社會成本、政府和議會、公共選擇、民主選舉、反壟斷等問題再次成為經濟學關注的焦點。#p#分頁標題#e#
更進一步說，加里•貝克爾關于家庭經濟學和人力資本的研究則使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觸角逐步伸向全部社會科學領域，已演變為“經濟學帝國主義”。法和經濟學、國際政治經濟學、種族經濟學、宗教經濟學、性別經濟學、環境經濟學等交叉學科和邊緣學科的出現，顯示出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生生活力;一時之間，政治的經濟學、社會的經濟學、倫理的經濟學、認知的經濟學都出現在學術舞臺之上，經濟學得以再次與其他社會科學相交融。但這次交融，已不再是古典政治經濟學時代原初社會科學的簡單延續，而是對古典時代多學科融和的一種“揚棄”，是在承認新古典經濟學研究方法基礎上的一次“超越”。從凱恩斯主義的“政策經濟學”到公共選擇理論、新制度經濟學、產權經濟學等新政治經濟學流派的發展，再到“經濟學帝國主義”大廈的建立，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視野被最大限度地拓展。新古典政治經濟學正以其自身的研究優勢而越來越成為現代經濟學研究的新浪潮，并預示著經濟學未來的發展方向。
六、結語
經過差不多四個世紀的發展，經濟學從古典時代步入新古典時代，并已經從“原初的社會科學”成長為方法論特征明顯的獨立學科，“政治經濟學”概念的演變，正是這一發展大勢的具體反映。西方新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興起，不僅為經濟學研究提供了更為寬廣的視野(“經濟學帝國主義”)，同時也進一步確定了新古典經濟學方法論的基礎地位，新古典經濟理論的范式統一性與研究領域的多樣性相得益彰。反觀我國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現狀，國內學者同樣面臨著如何超越古典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以發展我國本土的新政治經濟學的艱巨任務。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難題，但也恰好是我國政治經濟學發展的前景及希望所在。借助東西方學術碰撞和我國經濟轉型的特殊機遇，中國新政治經濟學的崛起大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