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共有產權環境經濟學論文，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一、方法論：能力和權利視角
在研究環境問題時我們需要注意三個問題：誰將從破壞環境的經濟活動中受益？誰承當了環境破壞的成本？為什么受益者能夠將破壞環境的成本轉嫁給受損者？如美國麻省大學的Boyce教授所言，這些問題的答案可能是：存在明確的受益者，不存在明確的受損者；受損者存在，但是他們不能獲得將要被迫承當環境成本的完全信息；存在具有完全信息的受損者，但是他們沒有能力去阻止這樣的環境破壞發生。環境問題是個“開放通道資源的悲劇”（Open-accessResourceTragedy）問題。由于環境資源具有開放使用資源的特性，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權利使用它，也有平等的權利去污染和破壞它。但是，現實中并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去行使這些權利。法律規定如果某人偷走了他人的東西，無論這個人是窮人還是百萬富翁，都會受到處罰。此時，按照法律的邏輯，人們擁有平等的權利。同樣，住在化工廠下風向的窮人擁有和工廠主一樣的權利去污染空氣。但是窮人卻沒有機會去這樣做。此時，他們的權利實際上是不對等的。對環境資源的開發使用帶來了兩個悲劇性結果：一是對環境資源的濫用，二是有權力和有財富利益的人對共有環境資源的“偷竊”，而這種“偷竊”行為是以犧牲其他人付出代價為前提的。從能力視角去分析環境問題是一個較好的方法論。因為可以利用能力視角去分析不同的經濟主體如何去占用自然和環境資源，如何去污染環境，如何去保護環境。美國麻省大學的Boyce認為五個能力維度值得重點關注：（1）購買力（PurchasingPow－er）。對環境產品和服務的購買力，如同對其他商品的購買力一樣，購買意愿和購買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購買力是對環境產品和服務估價的基礎。購買力是影響環境決策者的經濟因素。隨著人們收入的不斷增加，人們對環境質量的要求也會逐漸增加。具有較高購買力的人，愿意為高質量的環境支付較高的價格。（2）決策力（DecisionPower）。它是指不同的人偏好不同結果的競爭中獲勝的能力。決策力是一項非經濟性的能力。比如，政府決定怎樣的污染物應該受到規制、規制的嚴格程度等不是建立在對污染控制的社會成本和收益分析的基礎上，而是會受到支持者和反對者的游說力量大小的影響。非正式的決策能力和規制能力也會對環境保護發生作用。如1989—1990年，面對嚴重的工廠廢水污染問題，印度尼西亞國內一些社區的居民和工廠進行反復的談判，形成了一定的環境保護效果。（3）議題能力（AgendaPower）。這一能力將決定哪些環境問題議題將會被納入公共政策的考慮范圍。在決策力發揮作用之前，議題的設定能力將會是一項弱能力。如一項空氣污染的法律法規，可能會被一些大的污染企業阻止好幾年，甚至是十幾年才會得以納入公共政策的議題范圍內。（4）價值判斷影響力（ValuePower）。它指影響其他人思考、選擇和做出決定的能力。如一些環保組織宣傳各類的環境保護知識，以求改變人們對待環境的態度和方式；一些利益集團則可能宣傳環境污染是經濟發展過程中值得付出的代價。（5）事件能力（EvenPower）。它的要點是改變人們做出選擇的環境，而不是改變選擇本身。事件能力要求設置一個可供想象和體驗的決策環境，以影響人們的決策行為。這五類能力的不平等在環境破壞和保護的政治經濟因素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以能力權重作為環境問題決策的過程中，受益者和受損者之間的力量對比將會決定環境被破壞的程度。環境破壞過程中的受益者可以從中得到凈的收益，受損者需要負擔凈損失。另外，重視權利也是環境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方法不同于傳統的以財富為基礎方法的特別之處。以財富為基礎的方法以購買力為基礎，認為提供多少量的環境保護，環境保護提供給誰等問題是由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來決定的。與此相反，以權利為基礎的方法強調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權利去享受潔凈的空氣和安全的環境。
二、價值訴求：平等和正義
以階級、種族、性別、宗教、年齡等為基礎的經濟社會的不平等會轉化為環境權利的不平等。Bullard等的研究證據顯示，發達國家的有色人種、低收入者等面對更多的環境和健康風險。在過去幾十年里，一批批的底層民眾通過組織、教育以及權力賦予等方式爭取平等的環境和健康權力。通過不懈的努力，他們已經提高了自己的環境和健康狀況。不過，他們依然面臨著以下問題：環境、健康和公民權利等法律沒有得到有效的執行；在家里、學校、公共場所等一些人群仍然不同程度地受到有毒化學物質、農藥和其他有毒物質的危害。權力和財富的巨大不平等導致了更多的環境惡化問題。為什么呢？Boyce認為原因有三個：第一，擁有更多權力的受益者對環境施加的破壞行動不能被受損者的抵御行動所阻止。以權力權重作為社會決策的基礎，如果受益者的權力大于受損者的權力，那么權力的不平等可能會進一步惡化環境；如果受損者的權力大于受益者的權力，那么巨大的權力不平等可能會降低環境的破壞程度。第二，不平等增加了富有和有權者從環境中得到收益的價值，而貧窮和無權力者則被迫承擔環境惡化的成本。財富和權力的不平等影響了人們購買力的分布、偏好的形成和技術改變的路徑。反過來，這又會影響到窮人和富人對環境問題的成本和收益的評價，進而影響到他們的決策。第三，不平等改變了窮人和富人對環境的時間偏好率。時間偏好率是交換現期利益（成本）和遠期利益（成本）的意愿。破壞環境的行動會產生短期的收益和長期的成本。具有高的環境時間偏好的人，給予現期更高的權重。他們愿意用短期的利益去交換長期的成本，而不愿意用長期的利益來交換短期的成本。不平等改變了人們對環境的時間偏好率，使得他們更多關注現在，而不關注未來。一個國家的政治和經濟權力越不平等，這個國家富人的環境時間偏好越高。因為他們一方面害怕獨裁者會剝奪或再分配他們的財富，他們會競爭性地攫取自然資源等財富，然后轉移到國外。另一方面，他們會通過國際交換，以本國的資源枯竭和環境惡化為代價，去換取國外的資產。能力和財富的不平等是環境惡化和社會成本分布不均等的原因。更均等化的財富分配和更民主化的能力分布可以更好地實現環境保護的目標。對環境正義的研究，不僅要考慮以社會經濟、種族等差異為基礎而產生的環境適宜與環境不適宜之間的有效性和差異性，而且需要考慮不平等對環境正義的影響。如何實現環境的正義？需要建立類似于公共健康保護的機制，在環境危害發生前能夠阻止它；建立誰污染誰承當的環境保護和治理原則；消除內在的歧視；對重要的環境和健康問題給予重點的關注和補償支持。
三、環境的庫茨涅茨曲線
環境的庫茨涅茨曲線假設是指污染和人均收入之間存在一種倒U型關系：在經濟發展的一定階段，隨著收入的增加，一個社會面臨的環境壓力會上升；之后經過治理和污染企業的轉移等，環境壓力逐漸降低。Grossman等認為這種關系依賴于三種效應：（1）規模效應（ScaleEffect）。如果總產出的污染強度在一個地區和國家是一致的，那么產出規模越大，污染也會越嚴重。（2）復合效應（CompositionEffect）。國民收入中三次產業的比例不同，行業比重不同，其對環境的影響也不同。如果一個國家當期的國民收入中，一些重污染的行業，若采礦、化工業等占比大，那么污染就會嚴重點。服務業占比很高的國家中，污染會相對輕些。（3）技術效應（TechnologyEffect）。如果企業采取了更多的技術來防止和處理污染，那么污染會逐漸降低。企業采用環境保護性技術，可能是內生性的技術，如為了面對日益增加的資源成本，主動進行技術創新。也可能是外生的，面對巨大的環境規制成本，不得不采用環保技術。環境的庫茨涅茨曲線說明隨著一個國家財富的量的變化，環境質量會發生相應變化。一些研究表明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環境質量會惡化，而在經濟發展的后期階段，環境質量會逐漸提高。Dinda認為這一變化過程與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方式有關：從清潔的農業生產方式向充滿污染的工業生產方式過渡，正是環境質量不斷惡化的過程；而從充滿污染的工業生產方式向清潔的服務業生產方式過渡，是環境質量又提高的過程。Stern指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環境質量之間的關系，正是以前發達國家曾經所經歷過的路徑。在工業革命以后，歐洲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走了一條“先污染后治理”的環境保護之路。這樣形成了英國的“倫敦霧都”，空氣等被破壞的典型。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逐漸增加了環保意識，全社會對環境質量的要求越來越高。經歷了較長時期的治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進入后工業化時代后，重點發展無煙工業，環境質量越來越好。相反，正在經歷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同時，也面臨著越來越嚴重的環境問題。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后塵，走一條“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還是走一條經濟、社會和環境協調發展的新路？確實是一個充滿矛盾和沖突的挑戰。環境的庫茨涅茨曲線僅僅是個假設。有學者利用實證研究發現經濟增長不一定會給人類的自然棲息地帶來危害。GDP的增加會帶來環境的惡化適合于貧窮國家。Grossman等的研究發現當他們的人均收入超過一定水平時，經濟增長可能會改善空氣和水的質量，而經濟較繁榮的國家，環境質量還是可能進一步惡化的。不過，只有“環境的適宜性”才與收入相關，而與健康有關的環境結果與能力的平等有關。Torras認為政治權力和公民自由、識字率、高教育水平、網絡覆蓋率等權力和能力高的人群，可能享受到更好的與健康有關的環境，具有較好的健康狀況。如果一個國家權力和能力的分布是非常不平等的，富人等享有絕對權力，擁有較高的能力（識字率、高教育水平等），那么他們可能通過掠奪資源，污染弱權力區的環境，變相地剝奪窮人的環境權利，而享受較高的利益。反之，如果一個地區和國家權力和能力是分布均勻的，那么人們可以以平等的地位達成保護環境和享受高質量環境的社會共識。有效的環境保護既需要經濟改革，也需要政治改革。一些研究表明，環境質量的先惡化，后提高與一個地區的人均收入變化有關。隨著人們收入的提高，人們對環境質量要求提高。對高質量環境的需求是通過政治體系來傳遞的。如果一個國家公民權利和政治自由有所提升，那么人們對環境質量也可能會要求進一步提高。Barrett等認為對于提高環境質量來說，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一樣重要。經濟改革通過提高收入來增加人們對環境質量的要求，政治改革通過行使政治權利和自由來獲得高質量的環境要求權。同樣，保護環境不僅需要市場機制發揮作用，而且需要社會和政治機制發揮作用。
四、環境評價問題
環境問題具有很強的外部性，對環境的破壞具有負的外部性，對環境的保護可以產生正的外部性，故環境評價具有一定的難度。各種各樣的方法被用來估計環境的價值，包括市場和非市場的方法。不過，成本收益分析是一個普遍使用的方法。如果結構性的需求和可評價的中立性等其他額外要求增加，那么使用這一原則的分歧也會增加。因為這涉及到簡單的可用性和普遍的接受性之間的權衡。Sen認為成本收益方法是直接或類比性利用市場分配邏輯進行評價的特殊方法。對環境進行分析和評價時，可以利用成本收益方法來剖析其直接和間接的受益者和受損者。從公平和可持續性發展角度看，我們需要具體分析誰是環境問題的受益者，誰是環境問題的成本承擔者？按照“誰使用誰支付”和“誰破壞誰承擔”的原則，需要發現現實中誰是真正的使用者和破壞者？同時通過市場交易和公共規制政策來促進環境產品和服務供給的公平性，降低其負外部性。Princen指出這樣做面臨著一些嚴峻的挑戰：市場擴展和要素流動增加了很多方面的距離，使得補償生態和對環境負責的決策變得不可能。通過隱藏成本和資源的分散使用決策，使得公司和他們在政府中的代表不斷擴展市場和產生的邊界。面對代表性群體的壓力，環境問題則通過公司的環境替代性策略轉移給了其他群體的生態系統或非代表性群體。另外，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在評價環境保護運動和政府公共政策方面也被廣泛使用。Clowney的研究發現，為了提高環境保護投資的實際效果，人們開始關注自利的游說集團，幫助規制者克服認知的失敗，阻止政府浪費，公平地分配資源去提高大多數人的生存水平。不過，一些環境保護主義者認為利用成本收益方法可能違背了環境倫理、公平性、不確定的方法論等原則。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可能會導致偏見和誤導。因為它在環境公共政策制定、社會福利提高和環境保護方面并沒有體現出一些優勢。相比其他方法而言，成本收益方法評價環境保護和規制的優勢和劣勢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將生命、健康和自然環境轉化為貨幣形式，將人健康的傷害和環境的破壞對未來進行折現。成本收益方法的這兩個特點使得在制定環境保護公共政策時容易出現失誤。Heinzerling認為這種分析方法違反了公平、平等的正義原則。因為人類應該享受平等的環境資源權利，不能因為財富、權力、能力、種族等的不同而受到區別對待。意愿支付和意愿補償是對環境價值評價的兩種方法。意愿支付價格是購買者對環境產品和服務愿意支付的最高價格；意愿補償價格是環境產品和服務的提供者意愿接受的最低價格。意愿補償方法往往會低估環境的價值。這兩種估價方式往往會產生差異。那么什么原因會導致這兩者產生差異呢？經濟和心理因素可以解釋這些差異。經濟因素包括收入效應、交易成本、隱含價值和利潤激勵，心理因素包括稟賦效應、合法性、模糊性和責任。
五、環境問題的產權因素
環境等資源是屬于人類共有的財富。任何人都可以享受陽光、空氣、森林和其他植被帶來的福利。人類共同擁有的環境資源卻遭到了越來越嚴重的破壞。環境問題為什么會產生？以DeAlessi為代表的自由市場環境主義者認為環境問題的根源除了尋租、缺乏治理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意愿外，最主要是與環境的私人產權缺乏，以及高交易成本有關。生物和其他自然資源不斷遭到破壞的原因是它們的共有產權以及開放的使用途徑，使得人們沒有動力去保護它們。自由市場環境主義者認為界定私有產權和市場交易等可以解決環境問題，認為政府的規制性解決方案由于缺乏激勵和信息不完全問題可能會失敗?，F實中私有產權不能完全界定，且存在正的交易成本，故市場機制并不能有效地解決環境問題。侵入式的環境管理和開發戰略表現出的不理想結果使得政策制定者不得不考慮社區在資源使用和保護中的作用。以前的研究認為社區是進步性社會變化的阻礙，而現在的研究認為社區帶來了社會分權、有意義的參與和保護。Ostrom&Hess認為公共池塘資源是廣泛存在于現實社會中的，如農業中的灌溉系統，共有的森林、草地和沼澤等自然資源，現代居民住宅區共同享用的綠化、排水等共用設施。公共池塘資源的治理主要依靠社區治理。社區治理是與國家、市場等治理模型并列的治理模式，這三種治理模式是互補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Bowles認為社區治理的激勵不是來自對私人的利益激勵，而是來自社區成員之間的信任、忠誠、互惠、聲譽、個人榮譽、報復和懲罰。利用社區治理可以有效地治理環境問題。不過并不是每一個社區都能實現環境保護的目的。只有那些空間單元較小、社會結構同質和共享行為規范的社區才能有效實施對環境的保護。具有有效制度支撐的社區型環境保護和管理機制會在環境保護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正如Gordon認為共有產權問題以及私人成本和收益與社會成本和收益不一致的問題，可以采用管理和法律措施來解決。雖然有時候環境保護效果并不好，但是穩定的社區和外部壓力等演化性的制度已經維持環境保護幾個世紀了。共有產權狀態下，有效的環境保護需要利益方的對話和協商，更多更復雜的制度設計，以及方便體驗、學習和改變的機制設計等。
六、環境問題的公共政策與全球治理
公共政策在解決環境問題時具有重要的作用。環境公共政策的制定需要遵循以下原則：（1）誰污染誰支付原則（PolluterPayPrinciple）。1972年OECD委員會在對環境政策國際經濟學評價中提出了“誰污染誰支付原則”，其目的是鼓勵良好的環境管理和合理分配污染成本，使得進入國際貿易中產品的價格不會被扭曲。為了保持好的環境狀態，這一原則要求污染者承當公共權力機構實施阻止和保護環境的政策性支出。如果生產和消費這些產品和服務會產生環境污染，那么這些實施政策的成本應該反映在產品和服務的成本中。誰污染誰支付原則中的成本，起初只包括保護環境和控制污染的政策實施成本，后來就逐漸涵蓋了環境補償金、環境稅費以及其他與環境相關的支出。（2）預防性原則（Precaution－aryPrinciple）。在演化性知識背景下，謹慎性原則需要考慮我們不知道什么，以及對于人類活動的結果我們會做什么。這是一個元規則：如果不可預測知識的改變會導致不可預測規則的調整，那么決策就是預防性的。Kriebel認為預防性原則是進行環境決策的一個新原則，主要有四個組成部分：在不確定性前采取預防性行動，將舉證責任轉移給某種活動的支持者，對可能的危害性活動指定多項備選方案，公共決策中公眾的積極參與。預防性原則要求環境科學家要考慮其研究結果使用的社會責任，同時要求公共決策要平衡好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的關系。（3）生物多樣性原則（BiodiversityPrinciple）。生態系統和資源儲備系統是地球生命系統賴以維持和發展的基礎。它們給人類生存提供了巨大的福利，也具有潛在的經濟價值。Costanza等預測，如果開發和利用得當，僅生態系統提供的服務每年就可以為全球創造至少33萬億美元的國民生產總值（GNP）。培育生物的多樣性，是為了降低我們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風險。自然資源和環境資源是人類生存和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因此保護和培育生物多樣性具有重要的意義。保護和培育生物多樣性就需要保護基因多樣性、物種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多樣性。（4）彈性原則（ResiliencePrinciple）。彈性原則一般有兩種不同的定義方法。工程性彈性方法關注于效率，依賴于不變性和可預測性；生物性彈性關注于持久性，盡管存在著變化和不可預測性。第一種方法強調維持效率的功能，第二種方法強調維持存在的功能。有效的和可持續發展的制度、經濟和生物系統不僅要求接近均衡的效率，而且要求多重均衡。因此，彈性原則應該在制定環境政策時得到充分考慮。在世界各國的環境公共政策中，除了環境立法規制外，環境稅、污染配額、環境認證是普遍被采用的政策措施。實現支付責任的最直接方式是征收環境稅。向污染者直接征收環境稅，然后補償受損者或對環境進行治理。Bovenberg認為環境稅不僅僅影響不同利益群體的福利，而且會影響不同利益群體的收入分配以及公平性問題?？山灰椎奈廴九漕~制度也是一種較好的規制制度。政府規定一定的污染配額給企業，允許他們在規定的時間內排放一定的污染物。在一定條件下，這些企業可以買和賣這些污染指標。不過，Nash認為污染配額的買賣應該采用拍賣制，而不是傳統的分配制。建立科學的環境質量認證體系也是保護環境的公共政策。環境認證最早被森林管理委員會推行，主張木材產品的生產和使用要考慮森林資源的可持續性使用，要求參與市場交易的木材產品要獲得環境許可認證。后來產品的環境認證逐漸被其他行業采用，美國等國家還立法要求某些行業的產品必須取得環境認證資格。環境認證體系的實質是要通過提高企業和消費者的環境社會責任意識，使得企業和消費者在生產和消費產品中注意環境保護。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運輸工具的改進，以及國家間貿易壁壘的降低，資本、技術、勞動力、自然資源等生產要素實現了全球流動。在跨國公司、國際貿易等的推動下，產品和服務實現了全球生產布局，全球市場的形成極大擴展了產品和服務的需求規模。全球化在助推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給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帶來了新的挑戰，如資源枯竭、環境惡化。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些學者認為全球化給環境帶來了負面影響，另外一些學者則對全球化背景下的可持續發展抱有樂觀的態度。Mol認為在全球化過程中，經濟增長給全球的環境帶來了越來越嚴峻的挑戰，而越來越嚴重的環境問題也在制約經濟的發展。全球化過程中，為什么環境問題會越來越嚴重？其中原因之一是全球市場的失敗。在全球市場中，一些產品的價格不能將第三方受損或受益的外部成本內部化。在全球市場中，兩個例子可以說明這一問題。一是天然纖維被合成纖維的替代，但是合成纖維巨大的污染成本卻沒有內部化在它的價格里。二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公共品，墨西哥等地的農作物基因的多樣性遭到了破壞。全球化過程中，最突出的環境問題是全球氣候變暖。人類為了發展工業文明，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導致全球氣候開始逐漸變暖，給全球帶來了潛在的風險。如何解決全球性的氣候變暖問題？Ackerman指出我們需要轉變開發和使用能源的方式，使用非化石燃料為動力來源的公共交通，使用碳減排技術等。一些國家和地區開始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場，通過拍賣碳排放配額以調劑碳排放權不同層次的需求。一些學者主張建立碳金融來支持發展中國家的減排行動。另一些學者則認為每個國家應該擁有平等的溫室發展權，基于人權和發展階段的需要，一些貧困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可以免除部分減排義務。雖然全球氣候變暖問題已經成為人類面臨的生存挑戰之一，但是解決這一問題的全球行動卻步伐緩慢。主權國家之間，就碳排放的規模、碳排放配額、碳排放價格、承擔的義務和形式等沒有形成統一的意見，這使得全球性的碳減排行動陷入了“囚徒困境”。
七、總結與簡評
環境的政治經濟學重視從能力和權利視角來分析環境問題，購買力、決策力、議題能力、價值判斷影響力和事件能力是其重點關注的能力和權利。由于收入、能力和權力的不平等，擁有力量對比優勢的個體和利益群體往往會獲得破壞環境的好處，而將環境成本轉嫁給力量對比處于劣勢的一方。主張公平和正義的環境價值取向，賦予每個個體和群體平等享有高質量環境的權利是一種較好的價值訴求。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污染和人均收入之間可能存在一種倒U型的關系，即環境的庫茲涅茨曲線。這一曲線是否真正存在？不同的實證研究給出了不同的答案，不過這類關系卻給我們辯證的認識經濟發展階段和環境質量之間的關系提供了一個有益的參考。環境問題的產權原因是共有產權和開放通道資源帶來的治理困境。在共有產權和開放通道資源背景下，人們競相攫取環境價值，而將污染物排放到了公共域中，不承擔治理成本。如果沒有合理的治理結構，環境問題會越來越嚴重。要解決好環境問題，需要對環境價值做出正確評價，堅持誰污染誰支付、預防性、彈性以及保護和培育生物多樣性的公共政策決策原則，制定嚴格的環境保護法規，通過環境稅、污染配額、環境認證等措施來減少污染，提高環境質量。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對日益嚴重的全球氣候變暖問題，需要各個國家采取合作的態度，解決人類共同面對的問題。環境經濟學主要用成本—收益的方法來分析環境問題，重視環境污染過程中收益和受損方的收益和成本分擔問題。不過，由于環境的共有產權和開放通道資源屬性，不能形成有效的環境產品和服務市場，環境產品和服務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的外部性不能有效地解決。環境的政治經濟學為我們分析和解決環境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視角，即重視不同個人和群體的能力和權利，用購買力、決策力、議題能力、價值判斷影響力和事件能力構建分析維度，拓寬了分析視野。從這一視角來說，要解決環境問題，就需要賦予不同個體和群體平等的權利，提高他們的能力。其中，提高人力資本水平，縮小收入差距，提高政治分權和民主化程度等途徑可以實現能力和權利的平等。環境問題生產的產權原因是共有產權和開放通道資源屬性，要解決環境問題，就要發展對應于產權屬性的治理結構。國家治理、社區治理和市場治理，以及三者的有效結合可以逐步提高環境治理的水平。發達國家在環境治理中采用的環境稅、污染配額、環境認證等措施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值得國內環境公共決策部門借鑒和采用。不過在公平和正義價值理念的感召下，要提升不同個體和群體的能力和權利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復雜的政治和經濟過程，需要不懈的努力。環境治理是工業化過程中必然要面對的難題，它與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所處的階段有關，與其經濟社會發展戰略有關，與不同個體和群體的能力和權利平等化程度有關，還與其環境規制的強度和措施的科學性有關。因此，中國環境問題的治理和解決需要國家治理、社區治理、市場治理等治理方式相互結合，共同發揮作用。
作者：韓文龍 李海賓 單位：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 西南財經大學中國西部經濟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