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傳統文化范例

【摘要】

本文主要就近代天津中西合璧建筑的背景、形式特點、設計方法等三個方面法來闡述近代建筑對現代城市建設發展的啟示。

【關鍵詞】

中西合璧；天津；近代；融合；建筑環境設計

1天津近代建筑環境設計的背景

19世紀后期，西方列強侵入中國，由于九國租界在天津的設立，使其成為近代史中特殊的城市。此間，中國出現了第一批留洋歸來的建筑設計師，給長期處于封閉狀態的中國帶來了新的文化沖擊。首先，處于近代的天津建筑，正值國際建筑的發展。此時城市建設因租界也發生改變，英、法租界形成古典主義銀行建筑風貌，法租界勸業場一帶形成新的商業中心，自成體系的意租界成為住宅區等等。中西建筑風格雜糅直接影響近代天津形成獨特建筑風貌。其次，在這一時期內，西方各國建筑還基本上都處在由傳統向現代主義過渡的階段，比較有代表性的有古希臘建筑、古羅馬建筑、意大利文藝復興建筑、古典復興建筑、巴洛克建筑、洛可可可建筑、新古典主義建筑、折中主義建筑等。中西建筑元素融合，是形成獨特建筑風貌背景的關鍵原因。

2本土文化與異域文化相融合的建筑形式及裝飾特點

也許這種只改其表面不動其根基的做法無異于舊衣新補，并不能真正使中國實現富國強兵，但卻在客觀上使得中國改良了“萬馬齊喑”、閉目塞聽的社會風氣，在中國近現代化的實踐上邁進了一大步，并且在此基礎上還催生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引起了中國文化、經濟等一系列的反應。剛開始時大多數人們認為“，傳教，辦醫院，辦學校，辦報紙和吸引留學生等，就是這個侵略政策的實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從他們的知識干部和愚弄廣大的中國人民”[2]但是，從另一個側面上來講，它卻是西方文明的一扇櫥窗，使得更多的中國人直觀地認識到了西方文明，從而認識到自己的嚴重不足，以其之長彌己之短。歷史的車輪從記憶中碾過，我們回望這段得出結論，歷史注定要讓西學東漸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相伴而生。但是我們最需要知道的是，從歷史層面上來講，西學東漸是從何時并且為何逐漸畸變為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繳械投降呢？西學東漸之路究竟去往何處？這將是一個國家的選擇，一個民族的選擇，之所以慎重之慎重，是因為，“選擇的失范，意味著價值的迷失和價值坐標的消解。選擇的危機，說到底就是價值的危機、人的文化存在本身的危機”[3]

一、中國傳統文化的在“西學東漸”下得悄然變化

1915年陳獨秀創辦《青年雜志》，以此為標志，西學在中國的傳播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資產階級經過革命、失敗，再革命，再失敗，開始總結經驗教訓，并且開始反思中國的近代化進程。與此同時，這時的西方資產階級的思想文化成為此時西學東漸的主流，并且出現了一大批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的名家，諸如陳獨秀、、胡適、魯迅等，開始時，他們主要以報紙雜志為陣地，通過小說、雜文、評述等形式批判陳舊的傳統文化，并撰文對比中西文化之優劣，通過不斷的宣傳，便使得接受西學的社會階層進一步的擴大，如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對資產階級平等、自由的介紹和對中西文化的對比；對馬克思主義的介紹與傳播；魯迅的白話小說對封建社會的批判；胡適對實用主義的宣揚等等。在這一階段，西學東漸最大的貢獻便是將馬克思主義介紹進了中國。

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使得許多仁人志士看到了些許曙光，此后，連續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章，盡管封建綱常倫理觀念還濃厚的存在著，但是隨著西學東漸的影響，資產階級的民主科學平等共和等思想文化越來越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并逐漸形成了獨特的文化景觀。

二、中國傳統文化—去糟粕，取精華

西學東漸不僅直接影響著近代中國的思想文化，近代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也填補了許多中國文化原本沒有的元素。自然科學中的聲、光、化、電、醫學等科學技術隨著西學東漸逐漸融入到中國文化當中，并且通過具有先進思想之國人的學習與研究，中國本地的近代科學也開始形成并且逐步發展。不僅如此，關于近代科學的分類也漸次趨向專門化，形成比較系統的領域。近代的中國隨著西學東漸在發生著改變，新式的思想和研究方法改變了中國古老的思想文化領域，新領域的開拓和新科學的建立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中國文化的結構。

取其糟粕，取其精華，乃削己糟粕，取人精華，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深蒂固、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充分等因素的制約，中國近代始終未能建立起超越西方的中國特有的完整文化體系，使得精華始終未能升華，但是憑借著中華民族的偉大智慧“，向西方學習”不斷遞進，層層深入，從“器物”到“制度”；從君主立憲到民主共和；從照搬照抄別國的道路到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相結合走自己的“特色道路”，我們終會達到去己糟粕，取人精華，并將精華得到升華的結果，并可從中窺探“西學東漸”影響下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的脈絡。

中國古代文學史是大學中文系的主干課程，對提高大學生的傳統文化素養一直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無庸諱言，多年來古代文學的教學研究也存在著不少問題，比如，在傳統與現代的關系上一直存在著現代壓制傳統的問題，本文想就古代文學研究教學中這一重要而尚未受到關注的問題展開討論。   為什么要講這個問題？因為古今之爭是中國近代以來的核心問題。哲學史家馮契曾說：“古今中西之爭貫穿于中國近現代的歷史，今后若干年這個問題大概還是社會的中心問題。”[1]這里的古今中西之爭其實可以簡化為古今之爭。   因為受過五四新思潮熏陶的文化人一般都認為中西之分實際就是古今之異。西方先于東方近代化，因此是今；東方落后了一步，因此是古。   在這個區分里面蘊含著價值判斷，表現為“今”是先進的，好的；“古”是落后的，不好的。因此，古今雙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晚清以來的幾代知識分子都陷在古今之爭之中而不能自拔，百年來的思想文化大勢就是以現代改造古代、解釋古代的歷史。   大體說來，百年來的古代文學研究，也是在古今之爭的大背景下進行的，況且，現代宰制古代的局面到今天都沒有改變。因此，總結百年來這一學科的經驗教訓，可以為我們今后的古代文學教學研究帶來有益的啟迪。   一、中國古代文學史學科的建立   中國古代文學史不是從古就有的，而是晚清五四以來以西方近代思想逐步建構起來的。這一建構過程的得失，值得我們審思。   現代我們熟知的學科分類，比如文學、史學、經濟、法律以及物理、化學、生物等等，都是移植西方的作法。中國傳統的學問分類，當然不會是這樣，而是經史子集的四部分類法。   中國傳統的教育制度也與近代西方截然不同，中國傳統的學校是私塾和書院，教授的主要是詩詞歌賦和五經四書之類，側重的是修身之事。近代以來中國實行的教育制度無疑也是挪用西方的結果。   中國古代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大學，當然也就沒有中文系，自然也就沒有中國古代文學史這門學問。雖然“文學”一詞，本為中國所固有，然而五四以來人們習以為常的“文學”概念，卻與中國傳統的文學觀念截然不同。中國傳統講的是一種泛文學觀，如《論語》先進篇孔門四科論學，即德行、言語、政事和文學。   其中所謂文學，對德行、政事而言；所謂學文，對力行而言。中國五四以來所采用的文學概念，是沿襲近代西方的文學觀念?，F代西方關于文學是富于想象與情感的作品的理解，是從18世紀德國浪漫主義那里開始的。1759年萊辛在《關于當代文學的通訊》一書中，才初步賦予“文學”一詞以現代意義。1800年法國斯達爾夫人發表《論文學與社會制度的關系》一文，標志現代意義“文學”的真正確立。當代美國學者米勒也認為：“在西方，文學這個概念不可避免地要與笛卡爾的自我觀念、印刷技術，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族獨立國家概念，以及在這些民主框架下，言論自由的權利聯系在一起。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只是最近的事情，開始于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的西歐。”[2]學校是按照近代西方模式建立的，“文學”也按照近代西方重構了，于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也就逐漸建構起來了。這個建構的途徑，就是采用“反向格義”，對傳統文學里的詩文評和文苑傳進行改造。所謂格義，是在佛教初入中國之時，為了便于理解，學者們拿本土的老莊思想來解釋外來教義的一種方法。由此看來，格義只是一時權宜之計，隨著佛學研究的深入，逐漸式微了。晚清五四以來，中國學人自覺地以近代西方的概念體系以及理論框架來研究分析中國的文本和思想，這種方法就是“反向格義”。[3]   “反向格義”說穿了就是“以西釋中”，即以西方近代的思想觀念為依據解釋中國的傳統。   也就是說，通過“反向格義”，我們用西方近代的“文學”替換了傳統的“文學”。   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國人漸以抒情者衡文學，于是詩歌、小說、戲曲被視為文學，而史傳、論文之類被排斥在文學之外，傳統的泛文學觀被改造成了狹隘的現代文學觀。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根本性的轉變？一言以蔽之，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心了。近代以來的屈辱史，特別是甲午戰爭的失敗，使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心。西學東漸之后，中國的文化譜系開始轉變，即以近代西方的思想觀念為核心重新梳理中國的傳統文化。于是，來自近代西方文藝復興以及啟蒙運動以來的思想成了五四新文學的理論基礎，隨著新文學的成功，這些理論自然成了讀書人的常識，它的歐洲血統反而被遺忘了。五四新文化人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把中國古代文學史逐步建構出來了。   二、“古為今用”，古代成了現代的奴婢   既然中國古代文學史的建立是以西方近代思想為核心的，那么，中國古代文學本身勢必成了一堆沒有靈魂的東西了。換句話說，中國古代文學成了論證西方思想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材料了。   為了服務五四新文化思潮，中國古代文學被無情地閹割、改造、重組，弄得面目全非。五四新文化的領袖們各自從古代文學里挑選適合自己口吻的材料，建構自己的文學史。西方近代以來的思想文化深受啟蒙運動影響，追求世俗化、平民化，語言上也要擺脫高雅的拉丁語，主張民族的日常用語。這一思潮對五四新文化人影響深遠，胡適的《白話文學史》就是顯著代表。此書極力為五四新文學張目，認為白話文學不是憑空產生的，是有著千百年的歷史淵源的；且白話文學才是中國文學史的主流，有價值的都是白話文學，文言文學是毫無價值的。   總之，在胡適看來，白話的，通俗的，大眾的，才是好的。像杜甫的《秋興》八首，姜夔的《暗香》《疏影》歷來被廣泛稱頌的古典作品，簡直是難懂的詩迷，全無文學的價值。#p#分頁標題#e#   五四之后出現的其他文學史雖沒有胡著《白話文學史》這么明顯的偏頗，但幾乎無一例外都深受西方近代思潮的影響，則是勿庸置疑的。   五四以來，還有所謂的“整理國故”，這里的“國故”當然包括古代文學，那又該如何“整理”呢？胡適提出“整理國故”的綱領就是：“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   其中的關鍵就在“輸入學理”，說白了就是用西方的理論和概念改造中國的傳統文化，用胡適的話說就是：“從亂七八糟里尋找出一個條理脈絡來，從無頭無腦里尋找出一個前因后果來，從胡說謬解里尋找出一個真意義來，從武斷迷信里尋找出一個真價值來。”[4]在新潮派看來，中國傳統文化簡直是一團漆黑，毫無價值。其實，“國故”一詞已經給傳統文化定了性了，表示這些都是老古董，沒有生命力了。   對于如何理解傳統文化，胡適還有一個更形象的說法——就是“配眼鏡”。他認為我們學習了西方的理論就等于配了一副眼鏡，看問題會看得更清了。其潛臺詞無疑是說中國人的眼光不行，都是近視眼。然而，胡適給國人配的不是近視鏡，而是各式各樣的有色眼鏡。比如他本人就學會了美國的實用主義，不但用它建構了中國第一部哲學史，還用它來指導古代文學的研究。   然而，戴著有色眼鏡看到的古代勢必不是古代本身，而是各式各樣的近代西方思潮。于是乎，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寫實派、反映論等等近代西方理論充斥著中國古代文學史。   所以，盡管胡適也強調要回到歷史中去，“把唐詩還給唐，把詞還給五代兩宋，把小曲雜劇還給元朝，把明清小說還給明清。”[5]好像也很尊重歷史，然而，戴著各種有色眼鏡看到的歷史，不可能是歷史的真相。   在整理國故上，周作人基本同意胡適的意見：“我們要整理國故，也必須憑借現代的新學說、新方法，才能有點成就。譬如研究文學，我們不可不依外國文學批評的新說。倘若照中國的舊說講來，那么載道之文當然為文學正宗，小說、戲曲都是玩物傷志，至少也是文學的未入流罷了。”[6]國故被這樣“整理”之后，它的靈魂必然變成近代西方的。   縱觀1949年以前的古代文學研究，概而言之，為“五四”新文學服務，為時代的新思潮服務。不但自由主義一派如此，左翼的一派亦是如此。   建國以來，在對待古代文化遺產方面我們一直強調“古為今用”，即古代社會的一切思想資源都必須為當今社會服務。否則，它便沒有存在的價值。其實，“古為今用”理應包含對話的意識，但在時代潮流的裹挾之下，大多數人偏向于簡單的理解，即單向的古代為現代服務，而不是雙向的對話交流。   三、五四以來古代文學研究出現的偏頗   這種以西方近論觀照中國古代文學的做法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是有其合理性的，那就是為“五四”以來的反封建、建立新文化服務。時至今日，封建制度與文化斷無復辟之可能，再按照原來的思路走，其偏頗之處日益顯見。總結“五四”以來古代文學研究的偏頗，大致如下：   （一）一味強調為現實服務，而忽視了作家和作品的主體地位   五四以來，古代文學的教學研究之所以出現這么大的偏頗，關鍵的原因即在于“古代”被“現代”徹底壓制，被剝奪了發言權，“古代”于是變成了“沉默的古代”，任由“現代”根據自己的需要來閹割改造。對人文學科而言，在宗旨上提倡為現實服務當然有其道理，只是我們做的不夠好，顯得太過牽強，太著痕跡。   《西廂記》《琵琶記》《牡丹亭》《桃花扇》和《長生殿》在過去被稱為五大名劇，尤其是《西廂記》和《琵琶記》，更被稱為雙璧，對明清的戲曲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在文學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情況有了變化，五大名劇變成了四大名劇，《琵琶記》被從中剔除了。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局面？   原因很簡單，《西廂記》和《牡丹亭》可以解讀為宣揚反封建的愛情作品，《桃花扇》和《長生殿》也可解讀為愛情作品，其中還有現代讀者可以接受的家國之思、興亡之感。唯獨《琵琶記》，它的內容是宣揚封建忠孝，又有一夫二妻的大團圓結局，不能和五四以來宣揚反封建追求自由愛情的主流思想相比附。于是，它的文學史地位一落千丈，被排擠出一流文學作品的行列了。   在古代文學史上，我們贊美某些作品是反封建的，其潛臺詞就是認為他們的作者具有較為先進的思想，一定是站在比封建思想更高級的地位，也就是站在近代資產階級的思想來反封建。然而，王實甫和湯顯祖作為封建士大夫，他們的思想除了孔孟佛老之外，能有哪怕是萌芽狀態的資產階級思想嗎？   《西廂記》《牡丹亭》宣揚的是愛情嗎？   古人從沒有這樣解讀過?，F代所謂的愛情，即建立在一夫一妻平等人格基礎之上的愛情，根本不可能在封建社會出現，封建社會也不可能提供一個場合給青年男女去談戀愛。于是，不少戲曲作品都不得不虛構一個后花園，讓青年男女在此相遇相愛。對于這樣的敘述，當作莊生之寓言來解讀是比較恰當的。然而，五四以來受過西學訓練的研究者自覺不自覺地用反映論來解讀，于是，他們在虛無的后花園里發現了“真實”的愛情。   總而言之，把古代作品解讀為“反封建，追求自由愛情”的做法，是現代人的發明，完全沒有顧及作者的創作意圖，其合理性應當受到質疑。   （二）過分地強調斗爭的層面，而忽略了和諧的層面   #p#分頁標題#e# 中國傳統的思路是強調和諧，比如陰陽這一對范疇，看似矛盾對立，但在落腳點上卻是歸于和諧。所謂陰陽和合，化成天地。對這一觀念，張載在其《正蒙》中也有非常明確的表達：“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然而，五四以來我們接受了近代西方的思想，把傳統的思路全然拋卻，開始用斗爭的眼光看問題了。于是，一部中國古代文學史就成了充滿斗爭的歷史。   比如，文學史上講戲曲小說等敘事性作品，在人物塑造、情節發展方面必講矛盾沖突，好像離開矛盾沖突我們就無法講文學了。金圣嘆、毛宗崗等人是不知道矛盾沖突的，他們一樣能把《水滸傳》《西廂記》和《三國演義》解讀得生動傳神。   再比如，文學史對明代詩文的流變一般都歸結為復古與反復古的斗爭，焦點集中在前后七子與公安派竟陵派之間。好像復古派是反動落后的一方，而公安竟陵是代表進步的一方。然而，人們想不到復古派卻是提倡民歌，反對八股的；而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和他的精神導師李贄卻是對八股文大加贊美的。這真叫人大跌眼鏡。歷史是復雜的，貌似對立的雙方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試圖用分清敵我的斗爭理論來厘清歷史的真相注定是徒勞的。   更有甚者，如茅盾《夜讀偶記》試圖把一部中國文學史簡化為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的斗爭史，這種以理論強行剪裁歷史的做法注定也是要失敗的。   （三）機械硬套，簡單比附，極力尋找中西之間的相似性   由于中國文學史的建構是“以西釋中”，即以近代西方為參照系來觀照中國，因此，尋找中西之間的相似性，簡單比附，必然成為文學史寫作的慣用手法。   比如唐代大詩人李白，在現代中國人看來，他成了浪漫主義詩人。其實，古人自有一套話語評價他，如“為詩格高旨遠，若在天上物外，神仙會集，云行鶴駕，想見飄然之狀。”（裴敬《翰林學士李公墓碑》）又如“太白天才豪逸，”“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郁。”（嚴羽《滄浪詩話》）然而，這一套話語被現代人視為籠統模糊，基本舍棄掉了。   李白詩多用神話，想象奇特，好像與浪漫主義詩歌頗為相似，但“相似”不是“相同”。   當然，我們不否認用浪漫主義的視角審視李白，自然也會帶來一些意想不到的收獲，但被遮蔽的東西同樣很多。概括地說，這一做法把古人給現代化了，我們看到是一個西裝革履的李太白。這無論是對李白還是對浪漫主義都是傷害。   現代學者的“以西釋中”往往是把“相似”當作“相同”，荒誕可笑。黑猩猩和人類很相似，基因組圖譜相同更在98%以上，難道會把黑猩猩當作人，好像沒有人會這樣做。在日常生活中沒有人會犯這樣低級的錯誤，然而在更需要嚴謹的學術研究中，類似的錯誤卻比比皆是。   為什么會這樣？我們要與國際接軌嘛，要盡可能讓外國人看明白我們的古典文學。   然而，現實卻讓人難堪。有德國漢學家直截了當地告訴陳平原，“我學漢學三十年沒有買過一本中國學者寫的書，看我買的是什么，你們的資料集。你們的資料我需要，理論我們自己有，眼光見識我們自己有，我們要的是中國的資料。”[7]我們不是說要和國際接軌么，要和西方對話么，可西方的學者甚至漢學家連我們寫的書都不看，真是情何以堪？其實，人家之所以如此，也自有道理。因為我們的理論框架來自西方，再怎么翻，也出不了如來佛的手心。對這一套東西，人家比我們熟悉，看你的書干什么？四、“古今對話”，構建古代文學研究新局面現在的古代文學研究，依然處于“以西釋中”的簡單比附階段。中華民族要復興，絕對不僅是物質的極為豐富，更重要的是思想文化的重建與更新。因此，我們要重樹對本民族文化傳統的自信，以中為主，融會中西，創造出無愧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   最近召開的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開宗明義地提出：“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又是中國先進文化的積極倡導者和發展者。”其中“忠實的傳承者”這一提法頗有新意，以前的主流提法是“批判地繼承”。其實，只有傳承，才能談得上弘揚和發展。而所謂傳承，就要尊重古人，對古人以同情的了解。   因此，我們應該逐步由“古為今用”轉變到“古今對話”的思路上來。要按照歷史的脈絡理解歷史，而不是簡單地找材料為當代服務；要把古代文學當作源頭活水，而不是把它對象化、工具化；要還古代文學以尊嚴，還古代作家以尊嚴，把他們當作有生命的對話者，而不是任由今人隨意擺弄的僵尸。   那么，究竟該如何構建古代文學研究與教學的新局面呢？   （一）提倡文化自覺，重建對傳統文化的信心。費孝通對“文化自覺”的看法可以帶給我們有益的啟發，他說：“文化自覺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勢，自知之明是為了增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為適應新環境、新時代而進行文化選擇時的自主地位。”[8]這說明端正心態，對本民族的文化傳統抱有一種溫情，充分了解它形成發展的歷史，才可能增強文化轉型、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   （二）逐漸擺脫“反向格義”即“以西釋中”的尷尬局面。這就要求我們不但對自己的傳統文化有深入的了解，也要對近代以來的西方文化有一個較為透徹的了解。只有了解，才不會誤用和亂用。比如，如果能明白中國傳統文論是如何評價李白的，又能清楚地了解西方的浪漫主義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李白是浪漫主義詩人”這類不倫不類的說法就可以避免。  #p#分頁標題#e# （三）古今對話，激活傳統。這種作法不是回歸，也不是復古，而是傳統與現代相遇之后，激發出新的生命力。佛教進入中國的歷史經驗也許可以帶給我們有益的啟發，禪宗和宋明理學就是佛教思想與本土文明相互對話的結果。   （四）具體到中文系的課程設置上，也應作適當的調整。較為空洞的文學史應該壓縮，古代經典作品的比重應大大加強，引導學生直面古代經典，增加感性認識。另外，關于西方的思想文化介紹也要加深，不能停留在概論的層面，最好對近代西方文學思想方面的關鍵詞進行知識考古，梳理它之所以產生的歷史脈絡，使學生在一定的歷史語境中了解它，這樣才不致于生搬硬套。   當然，這只能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尤其要注意發揮教師的引導作用。只有教師的觀念轉變了，對傳統的理解加深了，對近代西方的理解也增進了，這才可能在課堂上引導學生重新理解中國傳統文化，并在新形勢下激活傳統，最終形成古代文學教學研究的新局面。

1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歷程

近代西方文化的傳入無疑是一種引進型的形式。在謀求富強的功利意識的指導下難免出現許多偏差，從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來看，西方文化基本上是以強勢的態度對中國文化進行排擠，最終的傳統文化甚至到了被清理和篩選的地步，而這一切都是特殊的時代背景和歷史進程所造就。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滲入到了當時社會形態的各個領域，包括西方體育與以武術為代表的本土體育直接的接觸、紛爭與融合。在這段時期武術出現了兩種形態表現：一種是以孫氏武學體系為代表的民間武術的自身整合與發展，它是在西方文化強勢壓迫下，傳統文化以頑強的生命力展現自己精華一面的結果，是傳統文化的自然延續。另一種便是以中央國術館的國術體系為代表的近代武術的轉型，它是本土體育與西方體育交流的產物，是一種新型的體育形態，可以說是武術的現代化轉型，它是具有西方體育形式的本土體育。兩種武術形態都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產物，具有深刻的文化價值及指導意義。

2傳統文化的自然延續———拳與道合

清末民初，外強凌入，叛亂四起，內憂外患的動蕩社會為武術的興起與傳播提供了土壤，民間秘密組織的發展，村社民團的成立，對武術發展起到了強大的推動作用。西方火器的傳入，漸漸弱化了武術在軍事戰場的實用性。1900年的“庚子拳變”標志了在熱兵器時代武術徹底的從戰爭被淘汰。此時盛行于民間的武術，擺脫了縱向秘密發展的束縛，開始了前所未有的交流與發展，各門各派開始相互學習取長補短，許多優秀的拳師“各家拳法兼而習之”形成了自己的武術體系，而其中最為著名的當數孫祿堂的孫氏武學體系。孫祿堂先生自幼習武，天賦異稟，在深得太極、形意、八卦三拳的奧妙之后，深參諸子思想，繼承前人的武學研究下，合三家為一家，曰：內家拳。結合自己一生的武術實踐創立了武、道結合的武學體系，孫氏武學體系以《周易》《丹經》為理論依據，參以儒、釋、道三家學說對武術進行了系統的闡述，把武術與傳統哲學中的道相結合：萬勢起于“無極”而終于“一”，提出了武學的“三層道理”“，三層功夫”“，三層練法”。其中最高層次的“煉神還虛”，“洗髓”，“化勁”或是“金丹”都旨在“本良知良能面目，復還先天”，養一身之正氣，也就是儒家孟子的“浩然之氣”。通過意識和形體的練習，以完善人的品格，達到儒家所提出的“仁”的境界。而這種術與儒家修身哲學的融合確實能從中西文化交流中找到根源。在《形意拳學》自序中孫祿堂先生說到“然富強之道，在乎黎庶之振作，振作之主義在精神，若無精神則弱矣。人民弱，國何強？欲圖國強，須使人民勿論何界，以體操之不可缺之一科。”這一段話中民強則國強的觀點，來源于19世紀初的“國民主義”的思潮，隨著西方思想的傳入，許多的先進份子已經意識到了國民性的問題，即國民是一個國家的有機構成分子，國民的強弱承載著國家的強弱。而以傳統儒家修身哲學來增強國民精神又是當時“國學”“、國粹”在武術中的展現。庚子事變以后，頑固守舊派徹底瓦解，一度出現了“無人敢談中學”的情景“，全盤西化”的論調猛然興起，正如起初頑固派們提及的“變夏為夷”的憂慮一樣，許多懷揣傳統文化的士大夫們感到了中國文化生存的危機，他們在西方思維的影響下，不再是像頑固派那樣固守傳統文化，而是提倡文化中的精華部分，認為中西文化均有優劣，都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他們反對君主專制的政治制度和對人民進行的奴隸教育的“偽儒”知識，而先秦諸家的思想和儒家修身哲學都是中國文化的精華部分。特別是一戰后西方各國出現的經濟危機，讓更多信奉西學的人都冷靜了下來，正如梁啟超所說，他們為了資源和利益野蠻的進行爭奪，絲毫沒有文明可言。嚴復也尖銳地批評道：“歐羅巴四年亙古未有之血戰，覺彼族三百年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而此時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仁愛、重情義、重和諧的思想正是西方物質文明所欠缺的。“以中國救西方”的思潮把儒家文化的修身育德，探求人的良知良能的人倫哲學推向了高潮。孫祿堂先生飽讀各家之經典，深得諸家之思想，而最終把術與道合的道歸于儒家的修身之道，正是文化交流下，傳統修身文化頑強展現自己的外在表現，也是熱衷與傳統文化的士大夫們為求傳統文化生存做出的努力。

3中西文化交流的產物———近代武術的轉型

雖然中西方文化在交流與磨合時期充滿了坎坷，一度出現文化復古和全盤西化的極端現象，但文化的交流還是產生出了可喜的成果，創造出了一種嶄新的文化形式，這種文化兼顧中西，相互融合，而又不同于中方，也不同于西方，卻更適合時代的發展，這個過程也被認為是中國現代化的轉型階段，而以武術為主的傳統體育也在這種背景下開始走向轉型，其結果便是運用西方體育來構建富有“中國傳統文化特征的中國體育”。近代武術出現了三次次序性的轉型嘗試，第一次嘗試是1911年左右，馬良創立的中華新武術，它的主要貢獻是把門派眾多，拳術繁雜的傳統武術簡化為拳腳術、棍術、劍術等幾個科目，又把摔跤納入新武術，其主要形式是模仿德式體操，在當時北洋政府的助推下在學校教育系統中開展。其次是具有民間性質的武術組織———精武會。其宗旨是“提倡武術，研究體育，鑄造強毅之國民”，它對武術的傳播以套路演練為主，提倡包括民族舞蹈、音樂和西方體育及音樂等多元化文化形態。最后便是興盛一時的中國國術館的國術體系。1928年3月中央國術館在南京成立，由東北軍高級將領張之江發起并擔任館長，以“發揚武術國粹，增進全民健康，化除派系，整理教材，訓練師資，統一教學，研究改進，務求普及，以達明恥教戰，強種救國之使命”為宗旨，成功總結并推行了包括馬良新武術和精武會的成功經驗，對民間武術進行整理改良，編排成統一教材，出版武術書籍及刊物，極大地促進了武術的習練與傳播。在西方競技體育的標桿下，推出了散手、短兵、長兵等最初的競賽武術，并在1928年與1933年舉行了兩次國術考試，編排和實踐了最早的武術競賽規則，開設教授般、師范班、練習班、青年班、少年班，以“泛學博通、文武兼修“為教學原則，教授了一大批技術全面的武術人才，其中大多都成為了近現代武術發展的中流砥柱。在1936年的德國柏林奧運會，中國武術代表團以精湛的武藝震撼了西方世界，從而把武術推向了世界。中央國術館國術體系，是中西方文化交流滲透到體育范圍中的杰出成果，與馬良新武術和精武會相比，它是武術現代化轉型相當成功的案例。馬廉禎教授對國術體系進行了高度的評價“它是中國近代以來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具有現代體育特征的民族體育體系”。雖然國術體系在民國開展的聲勢浩大，確實也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有關，民族危機讓每個稍有民族意識的人都感到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富國強兵，保家衛國是指導國術開展的重要原因，而這是完全與西方的體育相違背的。國術體系雖以體育的標準來改造，卻不是以體育的形式來開展。

4對兩種武術形態的評價

［摘要］

“跨越性批判”是當代日本學者柄谷行人通過比較康德與馬克思批判方法而得出的關于馬克思方法論的新認識?？缭叫耘性谘永m學界關于馬克思思想的批判特質認識基礎上，強調這種辯證批判的動態性和立場的傳統性。從跨越性批判方法論視角來看，在黨的十八大以來確立的以“文化自信”為根本出發點、以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為主要方法的傳統文化觀，不僅傳承了“批判繼承”傳統文化觀中的辯證法精神，同時通過對批判立場的轉換回應了時代“破四舊”有批判而無繼承的實踐困境，開創了文化領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境界和新進展。

［關鍵詞］

傳統文化觀;馬克思方法論;跨越性批判;批判繼承;文化自信

當代日本學者柄谷行人通過對康德與馬克思批判方法的比較發現，馬克思自稱為辯證法的學術批判方法，其實質是在不同話語體系之間轉換的動態性“跨越性批判”。從跨越性批判這一方法論視角審視傳統文化觀，我們可以發現的傳統文化觀既是對“批判繼承”原則之合理性內核的理論傳承;同時，又通過對“中國夢”的歷史銜接和文化自信的根本地位確認，實現了批判繼承的立場轉換，從而回答了時代“破四舊”有批判而無繼承之實踐困境的學理原因，實現了傳統文化觀的理論創新。

一、從破到立:中國傳統文化地位的百年巨變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飽受帝國列強的侵擾。為擺脫中國近代落后屈辱的現狀，爭取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從而使中華民族重新昂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近代國人遍尋救國救民之良方。在此背景下，中國傳統文化在國人心目中的地位和民族復興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經歷了從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歷史包袱到時期的“四舊”，最后回歸中華民族的根與魂這一文化自信的百年嬗變。一百年前的今天，正值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的開展階段。陳獨秀、蔡元培、胡適等有著西學背景的知識分子以《新青年》為陣地，用源自西方的民主和科學武器，拉開了旨在“反傳統、反孔教、反文言”的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之所以能迅速推開，并起到摧古拉朽的思想啟蒙作用，其背后既有清末后期曾國藩、李鴻章等人“中體西用”實踐失敗的現實刺激，更有經嚴復結合中國現實需求而轉述的達爾文進化論思潮的學理支撐。在進化論的思維范式下，空間意義上并存的中西文化被解讀為時間維度上的古今序列。而近代中國的沒落也由此被用以證明中國傳統文化過時性。反過來，中國傳統文化也被看做是近代中國走向現代文明社會的沉重歷史包袱，甚至是保守腐朽的歷史阻擋力量。而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要內容的孔孟儒學則首當其沖被作為批判的對象。基于此，留日歸來的吳虞一提出“打倒孔家店”，便迅速成為新文化運動盛行的口號和標志。另一方面，由于儒學主張孝為仁之本、百善孝為先，新文化運動自然也將批判孝道、鼓勵新青年勇敢走出“吃人”家庭作為改造舊社會、重塑國民性的重中之重。甚至為了對抗文化傳承的歷史慣性，胡適等人還曾提出廢除漢語等全盤西化計劃。實際上，為了深入批判“三綱”、舊禮教，魯迅、吳虞等人在新文化運動中提出“禮教吃人”說。但此說并非新文化運動首創，早在乾隆年間，早期啟蒙思想家、漢學家戴震即有理學“以理殺人”之說。［1］然而，李贄、戴震等人對儒學的批判是從儒學真偽或從儒學道統與政統的區分層面來進行的內部批判。這種批判雖然不乏思想啟蒙意義，但其宗旨還在于維護他們賴以安身立命的儒學道統。一旦把對儒學的批判納入進化論框架，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從整體上只剩下存廢與否的零和選擇。現代新儒家梁漱溟正是看到這一批判的深層邏輯，在其《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力圖通過將中、西、印三種文化視作空間并存、各有優劣的文化來論證中國傳統文化現代承續的合理性。然而，在救亡圖存的現實面前，傳統文化的艱難呵護不僅顯得不合時宜，甚至被看做是文化保守主義者的無謂掙扎。這大概也是梁漱溟何以被稱為中國最后一個新儒家的原因吧，畢竟近代國學大師王國維也在“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的糾結中自沉湖底。正如嚴復譯作《天演論》是基于愛國主義這一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滋養，新文化運動的諸多先鋒也面臨著成長于斯又激烈批判之的情感沖突與邏輯困境。十月革命傳來的馬克思主義讓企盼中國走向新生的許多先進知識分子看到了民族生存與文化自尊有機融合的可能性。一方面，馬克思主義關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文化階段論同時為文化革故鼎新的必然性和傳統文化歷史價值的實存性提供了理論論證;另一方面，馬克思的辯證法方法論對文化相對獨立性的認肯，也為批判傳統文化糟粕的同時，繼承傳統文化的優秀精華提供了可能性。也正是由此出發，提出辯證看待、批判繼承的傳統文化觀。然而，建國后在強調階級斗爭的特殊年代，符合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批判繼承”在實踐中淪為有批判無繼承的全面“破四舊”運動。文化的時代性成了直接判定文化落后程度的直觀標識，甚至文化本身也成了亟需革命的對象。不難想象，孔孟儒學、乃至孔府、孔廟本身在時期會有什么命運。改革開放后，面對長達八十余年的反傳統運動所造成的傳統文化斷裂，學界和社會開始重新反思中國傳統文化的現實意義。一時間，詮釋傳統文化和中國精神蔚為壯觀，并與新一輪的譯介西學思潮頡頏并存。然而，真正系統闡釋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價值與現實意義，具體提出傳統文化現代化方法的還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關于建立“文化自信”，通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實現傳統文化古為今用的傳統文化觀。由此，完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由破到立的百年巨變。

一、中國企業文化的淵源——中國傳統文化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家族整體主義是建立在等級制度基礎上的，以家族利益為最高目標。在家族企業這樣一個相對封閉的系統，可以視為“一個小家族”，如果對“整體意識”加以改造和利用，保留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系。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人本思想”所強調的“愛人”思想也對企業管理有積極意義。“經世致用、實事求是”的精神，強調學問必須面向現實，關心現實，為現實服務。一方面要積極入世，既重視人生理想，也重視現實；另一方面是樸實無華的民族性格，任何一個企業的發展都離不開吃苦耐勞、勤奮的員工。同樣這一點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一直是我們民族的美德，在企業發展中需要員工有吃苦耐勞的精神，才能不斷在自我追尋和發揮價值中促進企業的繁榮。中國傳統文化所蘊含的“仁義”含義除了生生不息、倫理道德之外，還有制度的意思。通常所說的“仁政”就反映了這一點。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很早就提出“儒商”的理想人格追求：智慧與道德相交融，做人之道與經營之道相統一，在商業活動中堅持“守信與重義”上述這些中國傳統文化逐漸就滲透到各個領域并被靈活運用，到近代乃至現代，中國商人一直深受這種文化傳統的影響，講究以義取利，合義取利，義利并舉，不賺不義之財。企業發展中積極吸取這些精髓促進企業科學管理。

二、中國企業文化的內容

如果從19世紀70年代中國出現近代民族資本主義企業開始算起，中國企業有一百三十多年的歷史。雖然中國企業文化沖突現象大量存在，沒有形成穩定的模式。但是在民族文化、現代文明和市場經濟倫理的共同作用下，中國企業文化也有自己的特點。

1.實業報國、服務社會的理念。

近代知名企業家范旭東和侯德榜創辦經營的六大精鹽長、永利制堿廠和黃?；瘜W工業研究社所構成的企業集團，堅持并公布了這一理念，使得當時很多企業受到影響。新中國成立后這一理念更是讓很多企業以及員工極其具有社會責任感，為祖國建設做貢獻。

2.艱苦奮斗、勇爭一流的精神。

【摘要】京劇是我國的國粹，也是一門具有文化底蘊、藝術內涵和人文思想的傳統藝術。提倡“京劇進校園”不僅是教育課程上的重大改革，更是向弘揚我國傳統文化邁出的重要一步。將京劇引入小學音樂課堂，對學生的思想品德和愛國主義精神教育都有著極其深遠的意義。本文結合自身教學經驗，對京劇走進小學音樂課堂的意義進行了雙重探析，希望課堂注入京劇文化這一新舉措能對未來小學音樂教育的發展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關鍵詞】京劇；小學音樂課堂；深層意義

引言

我國的新課程改革一直提倡教育創新，但對于創新的定義卻很模糊。其實，教育的創新并不僅限于外來知識文化上的創新，更應該將我們逐漸被遺忘的民族傳統文化融入其中，為課堂教學注入真正的新鮮活力。而“京劇進課堂”正是教育創新這一目標的具體表現。

一、京劇走進小學音樂課堂的教育意義

（一）豐富小學音樂的課堂內容

在傳統的小學音樂教學中，一般以教師范唱、學生模仿、知識創編為主；教學內容也多為兒童民謠或發聲訓練等單一教材，這使得課堂氣氛變得異常枯燥，極大影響著教師的教學質量與學生的學習效率。而將京劇引入課堂，能有效緩解這一尷尬的局面。京劇包含“唱、念、做、打”等多種藝術表現形式，曲目也極為豐富，這不僅使教學內容多樣化，也能讓學生在賞析的過程中對京劇產生濃厚興趣，激發其學習熱情。如在京劇的基礎知識學習中，教師可以給學生介紹臉譜，通過對紅臉、白臉、黑臉等各具特色的臉譜進行圖片或實物展示，能夠對學生產生很大的吸引力，同時也可以使學生產生對音樂學習的興趣[1]，讓師生在寓教于樂中盡情享受音樂的魅力。

【摘要】檔案文化是傳統文化組成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檔案文化不僅是一種歷史文化，又是傳統文化傳承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它與傳統文化傳承相輔相成。與其它的文化相比，檔案文化不僅有其它文化的共同特征，在文化傳承方面也發揮著它獨特的作用。它記錄了時代的發展，社會的變遷，是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各種文化的前世今生。

【關鍵詞】檔案文化；傳統文化傳承；地位

作為普通的公民，人們對“檔案”的理解可能只認為它是存在于人社局或者公安局的幾張見不到的A4紙。它好像隨處都在，又好像不是那么容易見到。其實，這種感覺是對的。在近代社會變革的浪潮中，越來越多的資料開始公開化，透明化。檔案不再鎖在深宅大院里面，它可能就在我們的茶幾桌椅上。比如說很簡單的一些典籍，它們以前就是一個時代的檔案，現在已經不再是政府壟斷的資料，只要我們想要獲取，隨時可以去檔案管理部門調自己所需要的資料。所以說，檔案文化給我們的感覺越來越近了。那么，檔案文化有什么作用呢？我們為什么需要它？政府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代價去保護它呢？甚至專門制定了針對檔案的《檔案法》呢？那是因為檔案文化在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中不僅有很重要的作用，還能幫助我們為生產建設、處理重大的事務提供參考依據。

一、檔案文化在傳統文化傳承中的重要性

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其中傳統文化的傳承卻沒有丟失。因為什么？因為我們的傳統文化都有檔案記載。檔案從古代到現代的宗旨都是記錄國家以及各種重大事件。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檔案對于文化的流傳都有絕對重要的地位。從殷商之前的甲骨文檔案到后來的紙張記載的檔案再發展到現在的電子檔案。凡是傳統文化幾乎都有所摘錄。檔案記錄了各個時代的各種文化、機構、傳統技藝，這其中包括傳統文化的各種工藝、文件等等。檔案文化是民族傳統文化的集中體現。它自身也是一種文化的傳承。檔案文化不僅是傳統文化傳承的一個重要依據，而且，檔案文化本身就是一種傳統文化，它為各種傳統文化的考證與查實提供了確實可靠的依據。所以說，檔案文化在傳統文化傳承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也是無可取代的。

二、檔案文化對傳統文化的查實和考證的重要性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小到一門手藝，一本名著傳記，大到社會工程，歷史戰爭。這些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那么，對于這些種類繁多的傳統文化又該如何考察它們的起源呢？為什么會產生這些傳統文化呢？又是因為什么原因讓它流傳下來了呢？對于這些傳統文化的歷史，我們可以通過翻閱各個時期的檔案進行查詢，也可以從各種器物，各種歷史典籍與傳記來加以推理分辨。相比較而言，肯定是前者的檔案查詢更加方便與準確。檔案文化是傳統文化傳承的重要內容，檔案文化凝聚著傳統文化的精神，是民族文化發展的根基。檔案對于傳統文化的查實與考證的重要性是極其重要的。檔案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是對傳統文化的最真實最可靠最準確的信息記錄，也是最重要的信息資源和歷史考證。檔案文化雖然沒有具體明確的價值估量，但是它的價值對于傳統文化的傳承肯定是影響深遠的，比如說：它不僅減少了我們文化考古中的人力、物力的投入，也更加準確地記載了各種傳統文化的前世今生。所以說，檔案文化在歷史傳統文化的考察中是最重要的。不僅過去的人們重視檔案文化，現在的我們也更加應該重視檔案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