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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價值觀是一個國家文化自信的重要精神基礎。構建具有強大凝聚力和感召力的核心價值觀，關系社會和諧穩定，關系國家長治久安。二十四字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非常正能量，宣傳得也很廣，小學生都會背誦。但如何做到像報告所要求的那樣，“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社會發展各方面，轉化為人們的情感認同和行為習慣”[1]42，則不是一項簡單的、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核心價值觀在踐行層面遇到的問題，既需要在實踐上對其教化涵養的方式方法進行科學設計調適，更需要在理論上對其哲學基礎進行深入思考反省。
一
報告講的“融入”和“轉化”問題，也就是核心價值觀的踐行問題。再好的價值觀念，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踐行，就無法發揮揚善去惡、移風易俗的精神教化作用。前段時間崔永元曝光的影視娛樂界的一些黑幕，在網絡媒體熱炒，網民的關注度非常高。某些影視明星扭曲的價值觀念和行為做派，對社會風氣產生很壞的影響，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我們的核心價值觀建設，仍是一項任重道遠的任務。核心價值觀在踐行層面遇到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們對價值觀的認知問題。二十四字的核心價值觀，字面意思通俗易懂，但我們對其內涵的認知是否達到了像字面上那樣清楚明白的地步，就不好說了。今天我們中國人的價值觀中的很多東西，是古今中西多種復雜的觀念雜糅在一起的，包括二十四字的核心價值觀也是綜合了各方面優秀的或者說先進的價值觀念，按照我們的需要或者理解組合成的一個觀念系統。按照系統論的觀點，系統（整體）不等于要素（部分）的簡單相加。所以，這些觀念加在一起是不是構成了一個邏輯自洽、功能完善的系統，或者說，系統內的各個觀念之間是不是達到了很融洽的地步，就需要進一步思考了。比如，“富強、民主、文明、和諧”這組價值觀，講的是國家層面的價值觀念。“富強”按照西方人的理解，是以叢林法則為基礎的，講究弱肉強食，用中國人的話說，就是講究“霸道”；“和諧”按照中國人的理解，就是要講究“王道”，但在西方人看來，恐怕只有以大治小的和諧，或者以小事大的“和諧”，難有強弱平等、互利共贏的“和諧”。最近大家都很關注中美貿易摩擦問題，我們把美國在中美貿易上那些霸道的做法拿來對照檢視一番，就可以發現，特朗普這次把西方國家所謂“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等理念的自私性、狹隘性、虛偽性體現得淋漓盡致。這可能也就是為什么主要由中國倡導的一些國際準則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等，在國際關系中很難落實的一個重要原因之一。再比如，講到社會層面的價值觀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對于某些影視明星來說，他們的做派反映出他們所理解的“自由”，恐怕是不受約束、為所欲為的自由，并不是在法治、平等、公正等責任之下的自由。古人云：知而不行，是為不知。我的意思，當然不是說我們倡導富強、和諧、自由、法治等價值觀不對，只要是人類文明中的優秀的或者說先進的價值觀念，都是我們應該倡導的。我想強調的是，這些價值觀念的“轉化”和“融入”或踐行問題的復雜性。這些價值觀念本身沒有任何問題，但因為不同的價值觀念背后的文化傳統乃至哲學基礎不同，把這些觀念放在一起，它們的踐行問題，就成為一個需要我們認真對待的問題。針對中美貿易摩擦問題，鄭永年先生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新加坡《聯合早報》網絡版上，題目叫做《中國人為什么講不好“中國故事”》。他說關于中美貿易戰，雖然是美國發起的，但我們中國人自己也有一定的責任。為什么呢？因為美國人對中國那么大的反應，某種程度上跟我們中國人講中國故事的方式有關，我們講著講著把人家講害怕了，而不是說講著講著讓人家更親近你了。西方媒體為什么強大？是因為它背后有一個思想體系，有個知識體系。中國人為什么講不好中國故事？這里面可能有方式方法的問題，但根本的原因是我們沒有一個自己的思想體系，沒有一個自己的知識體系[2]。我覺得我們的核心價值觀在踐行中遇到的問題，與此有些類似。因為今天我們的思想體系和知識體系，大部分要么是古人的，要么是外來的，真正屬于自己的、能夠稱得上原創的比較少。我們的核心價值觀事實上很缺少自己的思想體系和知識體系的有力支撐，尤其是缺少既扎根于我們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又能面對今天的現實，而能解決我們時代問題的原創思想體系和知識體系的支撐。
二
具體怎么“轉化”，怎么“融入”或者怎么“踐行”，是倫理學家們和教育學家們需要研究的問題。這里我僅只結合價值觀念的哲學根基，來對核心價值觀的踐行問題做一點反思。因為價值觀和哲學觀密切關聯，我們在價值觀建設中碰到的許多問題，往往根源于我們的哲學觀。我們的核心價值觀體系在某些方面，有時候不完全能夠自洽，甚至我們社會生活中盛行的某些價值觀念，往往存在著混亂，從根本上說，是源于我們哲學觀念的不自洽，或者說源于我們在哲學觀問題上的困難和糾結。那么，今天中國人的哲學觀是一種什么樣的哲學觀呢？我們可以先來看一看漢語中“哲學”這個詞是怎樣產生的。在中國現代知識體系中，文學、史學、哲學以及中國哲學、西方哲學等學科分類名目早已成了學人乃至受過基礎教育的普通人的常識性知識概念。但如果從知識史和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做一番追究，可以發現這些名目和概念其實大多并非中國人的固有觀念，而是或直接來自西方，或是受西方知識分類的影響而后形成的。因為在中國傳統思想和學問中，本來并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文、史、哲等學科的分別。與注重“專門之學”的西方學術相比，中國傳統學術更強調“博通”，其研究對象主要集中于與人事相關的典籍、制度等，而不像西方那樣直接以自然和社會為對象；其分類標準也主要按事物與人的關聯及對人的功用來區分，而不像西方那樣主要以研究對象為標準①。如《大學》中就有一段關于中國古人的知識觀念的著名表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這段話對于心、身、家、國、天下的關系的論述，即很典型地反映了中國古人在宇宙人身的“類別”與“層級”問題上的一種與眾不同的觀念。中國傳統學術的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經學、小學等今日所謂的人文學科中，學術分類也只有所謂經學、子學、史學等名目。直到晚清和五四前后，即清末民初三十年間，中國現代意義上的學科分類體系才最終確立起來。就哲學這門學科來說，中國雖然有源遠流長的哲學傳統，但“哲學”這個詞在中國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引進概念。中國清代以前的文化典籍中并無“哲學”一詞，只有“哲”這個詞，如“孔門十哲”、“古圣先哲”等。“哲”在古代漢語中的基本含義是聰明、智慧的意思，中國古人把聰明而有智慧的人稱為哲人，近似于西方所謂的“哲學家”、“思想家”。1874年日本學者西周在《百一新論》中將希臘文philosophia（愛智慧）譯成中文“哲學”。晚清大學者和思想家黃遵憲又將“哲學”一詞轉介到中國。經過王國維、嚴復、章太炎、康有為等人的使用，“哲學”一詞在中國落下腳來。但這個時期的所謂“哲學”，還基本上與傳統“宋學”或“國學”無異。馮友蘭先生1915年入北京大學哲學門學習，他曾追憶當時的情況說：“中國哲學門有許多教授，這些學者有的是古文學派，有的是今文學派，有的信程朱，有的信陸王。其中有一位，信奉陸王，教我們的中國哲學史，是兩年的課程，每周四小時。他從堯舜講起，講到第一學期末，還只講到周公，就是說，離孔子還有五百年[3]292。馮友蘭先生講的這位教授，就是陳漢章先生。陳漢章先生當時在北京大學哲學門講的“哲學”，其實就是傳統陸王之學。真正的現代學科制度意義上的“哲學”學科在中國的建立，則是20世紀以后隨著西方“哲學”東來以及在中國傳統思想研究和經學研究中引入西式“哲學”的理論概念、研究方法和學科體制以后的事情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胡適和馮友蘭把中國傳統的經學、子學等，參照西方“哲學”的標準予以改造，也就是在中國傳統的學問中，尋找出那些與西方“哲學”的內容大致相當或相似的思想素材，為“中國哲學”劃定范圍，并按照西方哲學的概念范疇、理論體系和思維邏輯加以重新組織和表述，為“中國哲學”確定形式，建立了中國哲學的學科典范。以西方哲學為標準和摹本來詮釋和建構中國哲學，自然難免會帶來“削足適履”的危險。“哲學”與“中國”的相互脫節和隔離，導致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的一些鮮活的、具體的內容被凝固化和簡單化，這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傳統文化生生不息的源頭活水，對于中國哲學的個性化發展和民族文化的推陳出新都造成了一定的制約。正因如此，中國現代哲學從產生之日起，就不斷遭受“合理性”與“合法性”之類的質疑。十多年前，中國哲學界討論非常熱烈的關于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就是這種質疑的一個高潮。“哲學”的西方出身及其中國建構，注定了中國人的“哲學”觀念本質上必然就是糾結的。一方面，“哲學”自然地要求將中國的思想納入西方的框架，另一方面，“中國”又使得哲學必須能夠呈現中華民族固有的精神和價值。中國哲學的開展就糾結在古今中西之間，在以西釋中和以中釋西里徘徊和延伸。建基于這樣一種哲學之上的現代中國人的價值觀，在很大程度上既是亦中亦西的，也是不中不西的。一方面，西方文化和西方價值觀念對很多中國人產生了無所不在的影響，但沒有完全占領中國人的心靈，另一方面，中國古典文化和傳統價值觀念處于被放逐的地位，卻并未徹底退出普通中國人的生活，這使得中國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一個如亨廷頓所說的“精神分裂的無所適從的國家”[4]353。哲學基礎和知識體系的原創性和穩固性不足，導致我們在文化身份和價值觀念上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對核心價值觀的認同和踐行也就容易陷入迷惘或被打折扣。
三
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以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加入，使中國哲學在會通中西熔鑄古今的創造性解釋中歷史性地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形成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傳統哲學、西方哲學組成的中國現代哲學的思想結構，20世紀50年代以后，進一步演變成“一體兩翼”的基本格局。它力圖在思想融合中創造新的哲學觀念，并用新的哲學觀念鍛造新的價值體系，成為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的價值根基。“一體兩翼”的格局存在半個多世紀以來，逐步又衍生出一些新的問題。由于教育體制、科研體制和學術評估體制等的不盡合理，使本應胸懷天下的“哲學家”變成了專業化、學院化的“哲學工作者”，使本應“改變世界”的哲學，在很大程度上蛻變為遠離智慧、不問現實的“知識生產”活動，甚至是淺薄的概念游戲。其后果不僅使我們的哲學理論和哲學活動缺乏應有的抱負和魅力，甚至還引起人們對哲學的鄙夷、厭惡乃至唾棄。這樣的哲學顯然不可能真切地回應時代的問題，更難以孕育具有時代氣息的核心價值觀念。因此，新世紀以來，建構一種全新的哲學，以承續起中國文化淵源有自的精神慧命，表達當代中國波瀾壯闊的時代精神，以改變學科的尷尬狀況，并實現當代中國哲學的理論創新和思想提升，就作為一項緊迫的任務被提出來。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今天，這一任務顯得尤其迫切。新時代的哲學，首先應該是能夠直面當代現實、解決時代問題的哲學。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的巨大成就舉世矚目，中國經濟社會文化發生的深刻變化歷史罕見。但多年來，由于哲學研究的過分知識化，我們的哲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與時代脫節，更多關心哲學史而非哲學，造成哲學研究的思想貧困。偉大的理論來自于偉大的實踐，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實踐呼喚富有大智慧的新哲學的產生。因此，新哲學的建構應當以為天地立心、為萬民立命的情懷，密切關注并積極投身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并善于把這一偉大實踐上升為深刻的理論，在這一過程中做出偉大的哲學創造。新哲學在各式各樣的挑戰面前，應當能從容不迫地應對之，并能有效地化解之。新哲學只有建立起有著強烈的穿透力和處理問題能力的理論框架和理論創見，經受住種種挑戰的考驗，才能成為時代的哲學。新時代的哲學，應該是繼承中國優秀文化傳統、具有鮮明中國文化基因的哲學。近代以來，由于哲學在學科建構上經歷了西化理念和方法的洗禮，以及文化上的激烈反傳統主義的盛行，使得中國哲學的文化身份在很大程度上發生了迷失甚至斷裂。多次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根基。他反復強調，這是我們民族的“根”和“魂”，丟了“根”和“魂”，就沒有根基了。因此，新時代的哲學，一方面要繼承中國哲學的文化基因和優良傳統，并結合新的時代精神加以創造性發展，以接續中國哲學的“根”；另一方面，要摒棄對西方理論、方法的濫用和誤用，盡力從中華民族自身發展的歷史來理解中國哲學，以再塑中國哲學的“魂”。只有找回了自己的根基和靈魂，做到與往圣先賢們的偉大心靈息息相通，并承續起中國文化源自古圣道統的精神慧命，中國哲學才能真正重構自己的文化身份，確立自己的文化自主，中國哲學也才能真正激活自身的創造力，并拓展自己的生長空間。新時代的哲學，應該是具有海納百川的胸襟、符合世界方向的哲學。在新哲學的建構中摒棄對西方哲學的盲目膜拜，找回中國哲學自己的文化根基和文化自主，并不是說我們要簡單地回到狹隘的民族本位主義立場，盲目地拒斥西方。在歷史已經超越地域的尺度而成為一種世界的歷史、全球化已經成為不可遏止的潮流這樣一種條件下，試圖固守傳統的疆域，徹底割斷與西方哲學的關聯而建立一種純粹的“中國哲學”，既不可能，也無必要。與世界歷史的觀念相應，我們也同樣需要一種世界哲學的觀念。新哲學的建構應當徹底走出文化民族主義與文化普遍主義二元對立的理論幽谷，在與全球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對話中，催生既與全球化方向一致又符合民族發展要求的本土哲學，只有這樣的新哲學才能既深化對于人類普遍生活的終極理解，又彰顯中華民族連綿不絕的原創智慧。新時代的哲學，應該是具有普遍意義的原創哲學。中國哲學學科在現代化發展階段對西方哲學的模擬和仿照，一度把西學與中學的關系表述為普遍與特殊、文法與詞匯、方法與材料的關系，其后果是使“中國哲學”從普遍哲學的殿堂自我放逐為一種“地方性”的知識。但另一方面，強調文化之間的差異性，強調對地區性知識的尊重，則容易使我們走向相對主義和對普遍性的拒絕。如果一味強調文化差異和地方性知識的重要，就容易把不同的文明對立起來，從而限制我們的視野。對東西方文化差異的相對主義理解，容易滋生封閉的自我中心主義傾向，并把對西方的拒絕變成對普遍性的拒絕。因此，新哲學的建構應當努力超越地域的封限，將我們民族普適性的價值理念帶入到世界性的場域中去，以化解非西方思想作為地方性知識的文化困限，既深入研究和分析中國人特殊的文化經驗、歷史意識和生命感受，又要善于從中提煉出有普遍意義的命題，達到文化的根源性與哲學的原創性的統一。惟如此，中國哲學才能為普遍哲學的發展做出自己獨特的貢獻，并在世界文明的哲學對話中占據一席之地。指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核心價值觀必須同這個民族、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相契合，同這個民族、這個國家的人民正在進行的奮斗相結合，同這個民族、這個國家需要解決的時代問題相適應”[5]171。新時代的中國哲學，只有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把古今中西的智慧創造性地融為一爐，建立起集中國化、世界化、時代性、普遍性于一身的原創哲學，才能“更好構筑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1]23，并為講述“中國故事”提供自己的思想體系和知識體系支撐。只有建基于這種新哲學的核心價值觀念體系，才能邏輯自洽、功能融洽，并在人民的精神生活中得到自覺、有效的踐行，從而引導人民“樹立和堅持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5]162。
[參考文獻]
[1].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7年10月8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鄭永年.中國人為什么講不好“中國故事”[EB/OL].
[3]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M]//三松堂全集：第6卷.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4]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劉緋，張立平，王圓，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
[5].談治國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作者:魏長寶 單位: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