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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當前我國政治精英的選拔任用以公務員考試制度為標準，但政治精英卻貫穿于中國整個歷史長河之中。通過探討中國政治精英的主要歷史形態，可以發現傳統精神對于現實有重要的啟示，能力和品德是政治精英的兩翼，選拔范圍的廣泛是政治精英的合法性所在。探討歷史上的政治精英，有利于人文精神的發揚和經濟的發展壯大，有利于民族復興和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政治精英；能力；現實意義
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延續到現在，政治實踐催生出無數的政治智慧，本著“古為今用”的原則，探討傳統政治精英的三種最主要的形態，并指明其內在邏輯性，有利于理解中華文明的發展進程，有利于深入看待當前的問題和不足，也有利于看到中國模式的好處，這種探討極具現實意義，下面逐步展開論述。
一、精英的意涵及其在中國歷史上的形態
美國當代政治學家哈羅德•D．拉斯韋爾（HaroldD．Lasswell）在其早期代表作《政治學：誰得到什么？何時和如何得到？》中，緊密聯系歷史和現實事件，采用實證科學的方法和經驗理論，提出“政治研究是對權勢和權勢人物的研究。……權勢人物是在可以取得的價值中獲取最多的那些人們。可望獲取的價值可以分為尊重、收入、安全等類。取得價值最多的人是精英（elite）；其余的人是群眾”［1］。這樣的區分似乎過于簡單化，但是突出了“精英”在政治活動中的重要作用。有關政治精英的研究雖然是近期才逐漸增多，不過政治精英其實貫穿在整個中國的歷史長河之中，大體上可以分成三種形態。
（一）部落推選的政治精英
堯、舜、禹時代是我國的部落聯盟時代，那時候的首領由推舉產生［2］，其精英味道最為濃厚，因為這樣的首領不只是政治上的，還是知識上的，《尚書》說：“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3］，師其實和知識有關，上古時期人對自然的認識處在很低的水平上，精英的知識就囊括了各個方面，并且在各個方面都是優秀的，雖然是推舉，其實也要披著一層“天命”的外衣，另外這種精英政治其實是考慮到群眾的，同樣出自《尚書》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4］，說明群眾需要和群眾意見能夠左右天意，其實也就是說群眾意見影響到權力的獲得，群眾意見是精英產生和獲得合法性的基礎，這種原始時期的精英產生機制的核心精神被保留在《尚書》中，并影響到以后的中國政治。
（二）貴族、門第制度下的政治精英
張岱年、方克立主編的《中國文化概論》一書中涉及到中國歷朝歷代的精英選拔制度，比如夏、商、周時期盛行世卿世祿制［5］，這自然是一種貴族制度。盡管秦朝是按軍功授爵，打破了貴族世襲爵位制，兩漢有察舉制、征辟制，后來演變成九品中正制，這一項制度自不必說，即使是軍功授爵之人，戰爭結束后也是貴族，兩漢也還有分封，其實貴族制度是從夏朝一直延續到隋朝的，貴族本身所受到的教育和享受到的資源能使其成為精英，貴族中的優秀分子自然更是精英。但由于貴族精英制缺乏獎勵機制，而且覆蓋面很低，因此有很多弊端，衰落在所難免，于是過渡到第三種。
（三）科舉制度下的政治精英
自唐朝開始，評價精英的標準由家世、財產、門第逐漸過渡到才學。人口逐漸增多，文化也逐漸燦爛，貴族統治已經不能滿足經濟、文化繼續發展的需要，又不可能學習原始時代人數較少時的推選，而且也需要一套客觀可操作的標準，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產生的科舉制度給國家選取了大量人才，其有效性、先進性促使它一直持續到清末。前兩種形態是無字的考察，有時候也不需要考察，到了第三種，終于出現了有字的考察，是人類文明進程中的一種典范制度，正如貝淡寧所說：“在皇權時代的中國，賢能政治依靠科舉制度使優勝者博取功名與權力的途徑制度化。”［6］這三種形態是歷時的，有一個內在的邏輯線索，即原始部落認識有限，優秀的精英能夠帶領部落中的群眾對抗各種風險，提高協作，發展文化，有了一定的積累之后，便會促使權力欲在人內心產生，也使貴族登上了中國歷史舞臺，經過了非常漫長的實踐，才過渡到選擇精英范圍更加廣泛、標準更加科學的科舉制度。第一種和第三種都比第二種更注重能力，推選和科舉也都能選拔熟悉社會政治狀況的人才，都具有賢能色彩，第二種則容易脫離實際，這種形態的精英可能不了解民間疾苦和社會面臨的實際問題。
二、政治精英對當代的啟示
雖然歷史已經成為過去，但是我們依舊可以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總結政治精英的歷史形態，透視其內在精神對當前選拔精英、促進社會進步有重要的啟示：
（一）采用公平、公開的方式選拔精英，吸收一切有益養料
由于精英在某些領域有出色的表現，整體素質和能力上也會出眾，然而我們不能只是從感性上來判斷誰是精英，誰不是精英，而是應該具有一套相對客觀有效的評價機制，比如有字的考試制度。我國的公務員考試制度就是一種選拔制度，公務員的錄用是通過公平公正的公務員考試，其側重于考察考生的政治敏感度、政策水平與實際工作能力，注重德才兼備，我國普通的人民群眾可以通過國家的公務員考試成為國家公職人員，成為國家的政治精英［7］。這樣雖然做不到把所有精英網羅殆盡，但是經過選拔的隊伍不僅在政治上可靠，其較低的錄取率也保證了其精英屬性。在公務員制度之外，張宏偉還考察了“鄉鎮干部”“領導職務”等的聘任［8］，其實村官考試制度也是一種選拔精英的輔助手段，村官的具體管轄范圍很小，但是面向大學生選拔，不得不說也是一種精英選拔。今天已經沒有古代那種“鄉賢”，但是還存在對鄉村情況熟悉的、有一定威信的、能識字、有較多思考的村民，說他們是精英可能言過其實，但是相對比較優秀，而且他們也是群眾，村官在處理具體村務之時，能多聽取群眾尤其是有代表性的優秀群眾的意見，有利于促進鄉村和諧，村官選拔制度其實是對精英考試制度的一些有益補充。
（二）注意選拔范圍的廣泛性
中國古代的科舉制不論出身，不論貧富，平民、商人、官宦子弟等等都可參加。為政府從民間選拔政治精英，科舉制經過童試、鄉試、會試、殿試，層層選拔，保證政治精英的質量。我國的高考制度基本上也沒有限制，而公務員選拔基本上是針對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高考制度和公務員制度的結合，其實已經注意了有效性和廣泛性的問題，只有具有廣泛性，才能有利于調動全國有志之士和飽讀詩書的英年才俊的滿腔熱情，同時有利于發掘出更多建設國家的棟梁之才。其實考慮到廣泛性，還可以逐步解決高考地區不平衡問題，并且增加部分任務繁重的公務員崗位，這樣就會使精英選拔更廣泛和合理。
（三）突出能力，重視品德
原始推選和科舉選拔都是突出能力，同時重視品德的，后者則對品德的重視程度恐怕還要更高，雖然是考試，其實考生平時要受品德教育，也會受到輿論影響。而貴族、門第制度下的“精英”主要是看出身，可能會失去能力屬性和品德屬性，使“精英”變成口號而喪失其優秀的本質，在選拔的時候要去偽存真，能力、品德是考察精英的重點。我們也要堅持發展的觀點，選拔出來的精英不繼續學習可能也會落后，所以在選拔以后，也要有配套的考核制度，并且有順暢的監督機制來規范精英，能力與品德考察應該貫穿在精英選拔和使用的全過程中，它們是精英的終身的核心屬性。
（四）處理好與群眾的關系
“從人民群眾中來，到人民群眾中去”是我國一直以來提倡的原則，精英要從整體上考慮問題，并不是脫離開群眾的一個獨特的自我欣賞的階層。無論是部落推選還是科舉制度選拔，都是從群眾中來，這些從群眾中來的精英要多為群眾考慮。在理念上，要考慮到一個政策對人民群眾的影響是否能帶來善意的引導，而且要辯證地來看待精英和政治的關系，唐太宗“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論政體》）之說就看到了兩者的緊密聯系，精英和群眾兩者的關系不能是相互脫離的，而只能是相輔相成的，精英從群眾中來，代表了群眾的一些利益，替群眾行使一些權力，如果喪失這些，精英便會成為無源之水。在具體的政治行為中，精英應當聆聽群眾呼聲，察實情、辦實事、求實效。要暢通聯系群眾的渠道，建立方便群眾反映問題的制度和平臺。第一時間聽到群眾的聲音，處理起問題才能有針對性，提高施政效率。唐初名相房玄齡，18歲時考取進士，跟隨唐太宗李世民平定天下，出生入死，備嘗創國立業之艱辛，他時刻不忘創業之難，力戒驕奢淫逸，不忘維護群眾利益，以期國家的長治久安、人民的幸福安定。我國從古至今對于政治精英的要求就是從人民群眾中來，到人民群眾中去，這樣才能促進國家的繁榮富強、社會的穩定和諧。
三、吸取政治精英精華成分的現實意義
接受傳統政治精英的啟示，吸收傳統政治中的智慧因素，具有如下三個重要意義：
（一）有助于民族復興
政治精英作為中國古代政治的主流力量，本身屬于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其中公開選拔、注重才能等因素是傳統文化的優秀因素，在進行民族復興的時候，吸取過去的有效因素，更容易被現代人接受。從大方向上，民族復興可分為文化上的和經濟上的，立足于傳統，結合我們所面臨的具體環境，才能創造出更符合中國實際的文化，群眾是文化產生的優良土壤，但是精英在文化的產生、總結、提煉、記錄、推廣等各方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離開精英，文化無法得到升華和深入發展，中國傳統精英政治時期，甚至包括貴族門第時期，政治上的精英同時是優秀文化的代表，吸取過去的成果，挑選精英時有相應的文化標準，文化滋養精英，精英守護和發展文化，才是繼承和復興最有利的保障。中國古代在長時間內不太重視經濟，過去是以農業立國，現代環境下則需要考慮科學創新，其實發達的經濟，尤其是創新主導下的經濟，能促進文化的繁榮，提升人文水平、道德水平，這是我們民族偉大復興的題中應有之義。創新經濟要成規模，實體經濟要占據重要地位，這兩個方面哪一個也離不開精英，由偏重文化轉變成容納經濟和科學，是現實需要也是復興的表現與保證。
（二）有助于可持續發展
儒家產生以后，中國的精英開始受到儒家人文精神的影響，這種人文精神傾向于社會、人群，很少去關注資源與環境，與流行的“可持續發展”觀念非常契合，除資源、環境以外，與群眾的相輔相成促使精英面對社會現實問題，人與資源、與環境不是你死我活的對立態勢，這也是促進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另外，抓住重點，“集中力量辦大事”這種政治智慧被歷朝歷代的現實所證明，自古至今的精誠團結和突出重點，使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延續到今天還能不衰落，這是政治精英促成的可持續發展的結果。吸取精英思想和精英體制的精華，在民族復興的同時，給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可能。
（三）給人類社會帶來制度貢獻
熊玠說：“中國模式的成功靠的不僅僅是制度建設和其顯性因素，而更重要的是那些隱性和非明顯因素的配合和支持?？梢钥隙ǖ卣f，幾乎所有的非顯性因素都是無法自我復制的，而這些隱性因素能否在經濟發展所造成的社會變遷中繼續發揮作用也不得而知。”［9］中國模式的實質是吸收中國古代政治中的合理成分，面對中國當代的實際情況，樹立共同目標，集中精力進行經濟建設，起核心作用的因素是精英意識和優先突破機制，比如“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就是這種核心精神起到了作用。不過，要使中國模式一直持續下去，還需要吸收傳統政治精英中的公平思想和人文精神，這樣，抓住核心之后，其他非核心的顯性因素以及隱性因素，即使將來不能產生任何作用，也不影響中國模式的成功。以中國精神為主體，吸收大量傳統中的優秀內核，借鑒外來合理成分，面對中國當前問題，考慮可持續的將來需要面對的新情況，改進制度，充分考慮經濟、人文等因素，發揮政治精英的長處，避免其偏頗，不僅能促進中國發展，還能給世界文明樹立起一種制度典范?？傊?，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沒有死亡，一些因素還在起作用，也還有值得我們主動去吸收的東西，政治精英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面對問題的時候，縱向思考有時候比橫向的對比帶來更多啟發，在拿中國和當代世界其他地區相比的時候，也要把過去的中國和現在的中國看成一個延續的整體，優先考慮傳統資源，解決自身問題。當然，其他國家的優秀因素也有值得我們去吸收和借鑒之處。
參考文獻：
［1］（美）哈羅德•D．拉斯韋爾．政治學［M］．楊昌裕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3．
［2］李民，王?。袝g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22．
［3］楊伯峻．孟子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8：31．
［4］李民，王?。袝g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199．
［5］張岱年，方克立．中國文化概論（修訂版）［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44．
［6］貝淡寧．賢能政治是個好東西［J］．當代世界．2012（8）．
［7］張宏偉．公務員聘任制的實踐探索與制度建構［J］．中國行政管理．2014（3）．
［8］熊玠．大國復興：中國道路為什么如此成功［M］．李芳譯．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16：151.
作者:程向僅 單位:曲阜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