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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系統回顧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學英語教材建設的三個發展階段：改革開放開始至20世紀末，我國高等教育迎來發展的春天，大學英語教材建設步入正軌；世紀之交至黨的十八大，我國高等教育規模持續擴大，大學英語教材需求量激增，教材內容百花齊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信息化和個性化學習背景下，高等教育迎來新機遇，大學英語教材建設繁榮發展。文章還重點梳理了“十五”“十一五”和“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國家級規劃教材大學英語類教材建設取得的歷史性成績，以期對我國大學英語教材建設的未來發展有所啟迪。
［關鍵詞］改革開放；大學英語；教材建設；回眸；展望
我國歷來重視外語教育和外語教材的建設。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國家大力推廣和發展俄語教育，當時我國高校的外語課主要是俄語。1964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了新中國首部外語教育規劃綱要—《外語教育七年規劃綱要》，確定英語為學校教育第一外語。英語教材的編寫與出版迎來了短暫的發展，誕生了以凌渭民等編寫的《高等工業學校英語》（商務印書館出版）為代表的我國第一代大學英語教材，其采取的教學法模式是“以課文為中心，以語法為綱”的傳統模式［1］。同一時期，許國璋等編寫的《許國璋英語》（最初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后由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修訂）不僅滿足院校教學需求，還服務于社會上廣大零基礎的英語自學者，風靡全國幾十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學英語教材建設經歷了改革開放開始至20世紀末的步入正軌階段、世紀之交至黨的十八大的百花齊放建設階段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繁榮發展階段，受到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進入新時代，隨著我國將教材建設提升至國家事權的高度，大學英語教材建設進一步向縱深發展。文章系統回顧幾十年來我國大學英語教材建設的發展歷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改革開放開始至20世紀末（1978—1998年）：步入正軌
1978年，全國外語教育座談會召開并提出《加強外語教育的幾點意見》，至此，外語教育迎來改革發展的春天，成為我國改革開放的先聲［2］。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后，外語教育尤其是英語教育邁入改革發展新階段。隨著國家恢復高考，英語成績逐步計入高考總分，全國中學生學英語熱情高漲，但同時大學英語教材面臨青黃不接的局面。進入20世紀80年代，教育部開始大規模組織大學英語教材編寫。根據當時教學大綱的要求和大學生英語的實際水平，清華大學外語教研室編寫了“零起點”理工科大學英語教材《英語教程（理工科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復旦大學外文系編寫了文科大學英語教材《英語（非英語專業用）》（商務印書館出版）。這些教材的陸續出版緩解了大學課堂英語教材匱乏的情況，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過渡作用。這些教材常被稱為第二代大學英語教材，它們基本沿襲了第一代教材“以語法為綱”的模式，強調句型操練，英語能力的培養側重于閱讀［3］，有些教材還配套了練習冊、教師用書和錄音磁帶等拓展資源。1985年《大學英語教學大綱（高等學校理工科本科用）》、1986年《大學英語教學大綱（高等學校文理科本科用）》先后頒布，“大學英語”開始替代“公共英語”這一名稱。1987年，大學英語四級、六級考試開始向全國推廣，這對我國大學英語教學的發展和改革產生了深遠影響。在20世紀90年代，為了更好地適應我國現代化建設形勢，滿足改革開放對外交流的需要，大學英語教育朝著更加專業化的方向推進，我國第三代大學英語教材應運而生。其中，董亞芬等主編的《大學英語》（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出版）、楊惠中等主編的《大學核心英語》（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李相崇等主編的《新英語教程》（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和英國麥克米倫出版公司聯合出版的《現代英語》等最具有代表性。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社會上英語學習需求持續旺盛，眾多英語經典原著和譯著紛紛出版，以《新概念英語》（NewConceptEnglish）為代表的海外英語教材大量涌入。一方面這些資源是學校英語教育的有益補充，極大地擴展了英語學習的廣度和深度；另一方面這些資源為我國大學英語教材的編寫提供了參考，激發了大學英語教材發展的動力，并對大學英語教材的編寫提出了挑戰。這一階段的大學英語教材建設特點如下：第一，教材編寫引領了當時大學英語教學改革，教材由“文理分開”向著“文理打通”轉變，英語教學逐漸脫離“以語法為綱”，開始強調以學生為主體，越來越注重教學互動和學生交際能力的培養；第二，教材結構由綜合學習“一本通”向聽、說、讀、寫、譯等單項技能學習發展；第三，英語四級、六級考試實施以來，大學英語教材在級別劃分、詞匯選擇、語篇難度把握和語法訓練上與該考試結合越來越緊密。
二、世紀之交至黨的十八大（1999—2012年）：百花齊放
隨著我國進入高等教育擴招階段，大學英語教材需求量激增，教材的編寫政策也進一步完善，出版社陸續出版了一大批大學英語教材。進入21世紀，我國改革開放更加深入，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08年北京奧運會和2010年上海世博會成功舉辦掀起全民學英語的熱潮，這對大學英語教材建設朝著國際化方向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1999年，高校理工科和文理科大綱合并后的《大學英語教學大綱（修訂本）（高等學校本科用）》頒布，面向21世紀的第四代大學英語教材陸續問世。2005年10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公布了兩批已出版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國家級規劃教材目錄，共計1110種，其中英語類教材30種。鄭樹棠等主編的《新視野大學英語》（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出版）、楊立民等主編的《現代大學英語》（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出版）、鄒為誠等主編的《綜合英語教程1—6冊（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等榜上有名。“十五”期間除了大學英語教材，專門用途英語、商務英語、英語專業課程（如語音、語法、翻譯、寫作等）的教材編寫和出版也受到了國家的重視。這些教材以培養高素質和復合型外語創新人才為目標，注重人文性，突出時代性，著力培養學生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的能力，提高學生的人文素養和科學素養［2］。2004年，教育部印發《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試行）》，對大學生三個層次的英語能力做了具體要求，強調了基于計算機和課堂的英語多媒體教學模式的重要性，這也成為新教材編寫與出版的“指揮棒”。2006年8月和2008年2月，教育部先后公布了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教材規劃選題表及補充選題表，兩批共計237種英語教材名列其中。翟象俊等主編的《21世紀大學英語（修訂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董亞芬等主編的《大學英語（第2版）》（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出版）、鄭樹棠等主編的《新視野大學英語（第2版）》（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出版）等大部分教材在入選“十五”國家級規劃教材目錄之后，經過修訂繼續入選“十一五”國家級教材規劃；還有一些新的立體化教材，如秦秀白等主編的“新世紀大學英語系列教材”（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出版）、楊治中等主編的《新起點大學英語基礎教程》（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出版）、樓光慶等主編的《現代英語教程》（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出版）等一大批英語教材紛紛問世。這一階段的英語教材建設體現了如下特點：第一，教材編寫緊扣教育部新頒布的教學大綱和教學精神要求；第二，視聽說材料和立體化、網絡化資源成為教材的有力支撐；第三，教材的編寫采用新的教學理念，越來越重視“以學生為中心”，從強調閱讀向注重聽、說、寫等技能傾斜；第四，大學公共英語教材編寫以大學英語四級、六級考試為導向的趨勢更加明顯；第五，英語專業課程及專門用途英語教材建設發展迅速。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2012—至今）：繁榮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外語教育與學習步入信息化和個性化新時代，英語教材建設也朝著符合國家政治性、思想性、時代性、科學性和育人性等教材方面的要求有序推進，一大批具有中國特色、適應時代要求的優秀教材陸續出版，大學英語教材建設取得了歷史性新成就。為了響應時代號召，在新形勢下，教育部先后制定相關政策文件，為大學教材建設指引方向。2018年1月，教育部頒布了我國外語教育史上第一個覆蓋外語類各專業的高等教育教學質量國家標準—《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類教學質量國家標準（外國語言文學類）》。為貫徹該國家標準，教育部于2020年4月和11月先后發布《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外國語言文學類專業教學指南》（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出版）和《新文科建設宣言》，大學英語專業發展和教材建設進入全新階段。2013年，教育部啟動《大學英語教學指南》的研制工作，經過多輪修訂，教育部高等學校大學外語教學指導委員會（2018—2022）于2020年10月正式發布《大學英語教學指南（2020版）》，并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該指南指出，教材建設要自覺堅定文化自信，堅持中華文化的主體性，堅守中國文化的話語權。同時，該指南也強調，院校應選用國家級規劃教材及其他優秀教材，積極推進大學英語新形態教材建設，重視教學參考資料的選擇或編寫。由此，“十二五”期間各大出版社緊鑼密鼓組織專家修訂教材，積極投入第五代大學英語教材的編寫和出版工作。黨的十八大以來，2012年11月和2014年10月，教育部分別公布了兩批“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國家級規劃教材書目，其中近百種英語教材入選。入選“十一五”國家級教材規劃的很多教材經過進一步修訂繼續入選“十二五”國家級規劃教材，也有不少新的系列教材問世。例如，SimonGreenall和文秋芳主編的《新標準大學英語》（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出版）、趙雯等主編的《新通用大學英語》（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王守仁等主編的《新世界大學英語系列教材讀寫教程》（譯林出版社、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等。這些教材不僅是“十二五”期間大學英語教材建設的碩果，也在整個“十三五”期間作為優秀教材應用于我國的大學英語課堂，服務于大學英語教學改革與實踐，啟發并帶動新教材的問世。“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間的大學英語教材建設具有以下特點：第一，主題性+實用性：多種教學方法的融合促進多學科、多主題的融通，教材內容選擇和編排更加體現實用性，以培養學生的英語應用能力為重點；第二，立體化+多樣化：紙質教材之外的多媒體、立體化拓展資源建設更能滿足信息化時代學習者的個性化學習需求，在建設多層次、多模態、開放式英語教材的方向前進一大步；第三，科學性+規范性：這一階段一系列教學指南和教學標準的制定、修訂和頒布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大學英語教材建設暴露的問題，例如教材級別劃分不嚴謹，內容編寫同質化嚴重，質量參差不齊，內容與未來人才需求脫節，教材評估體系薄弱，在教材使用過程中教師受限于教材資源而失去主動性等問題［4］；第四，從出版格局上看，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三足鼎立，它們出版的教材從數量、質量和影響力上遠超其他出版社。
四、新時代我國大學英語教材建設的未來展望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學英語教材建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探索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大學英語教材建設之路。然而，在新時代，我國大學英語教材建設仍需要解決以下問題：第一，教材內容方面，課程思政融入不足，教材需要增加展現中國面孔、中國背景、中國文化、中國參與、中國貢獻、中國創造等內容，引導學生學會用英語介紹中國、講述中國故事；第二，教材研發方面，教材編寫需要貫徹新的教學指南和教學標準，及時修訂或編寫新內容，強化學科核心素養，并加強研究和理論指導，形成有中國特色的大學英語教材編研體系；第三，立體化資源建設方面，在多數教材仍然以紙質課本為主的情況下，教材編者和出版單位應重視研發新形態教材，運用現代教育技術，加強開發多介質教材和立體化資源；第四，教材建設結構方面，在各類公共英語基礎課教材數量眾多的基礎上，教材編研要加大專門用途英語教材的產出力度。此外，隨著國家大力提倡職業本科教育，職業本科英語教材建設也需要加快發展步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從教育大國走向教育強國，教育理念、育人模式發生深刻變革，這對教材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十四五”時期，教材建設的首要任務是深入推進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進課程教材，用這一思想為學生培根鑄魂［5］。新時代我國大學英語教材建設應參照2019年頒布實施的全國大中小學教材建設和管理的“一個規劃”和“四個辦法”要求，深入貫徹2021年國家教材委員會印發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進課程教材指南》，扎實推進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全面系統有機融入大學英語教材，即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教材內容編排也應圍繞英語學科核心素養展開，結合英語學科優勢，幫助學生理解當代中國的發展與成就，提高用英語向國際社會講好中國故事的能力，從而推動中國更好地走向世界，讓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
作者：李亮 單位：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