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論文范例

摘要：城市軌道交通行業的崛起，迫切需要高素質的城市軌道交通專業人才。為適應城市軌道交通行業發展步伐，各高校積極探索新的人才培養模式。城市軌道交通專業課程具有較強的實踐性和應用性，從客運崗技能培養出發，將《城市軌道交通客運組織》和《商務禮儀》進行聯合教學，不僅可以加強專業建設，強化專業能力，還可以達到課程的結合互補，完善培養計劃。

關鍵詞：客運崗；課程聯合；教學改革

一、專業人才培養目標

城市軌道交通運營管理專業以“基礎扎實、專長突出、實踐與現場工作緊密結合”為特點，旨在培養熟悉城市軌道交通企業生產管理業務，能熟練操作相關設備設施，掌握城市軌道交通方面的基本理論與實際操作，具有較強的服務溝通能力、較強的服務他人意識的高素質技能型人才。

二、崗位技能分析

城市軌道交通運營管理專業的對口就業崗位為城市軌道交通行業站務員、值班站長等客運崗位?？瓦\崗主要負責維護站臺的現場秩序、售票設備、票務秩序，日常的配票工作，正確處理臨時問題等工作。除了科學的客運組織管理辦法，優質的服務體系也是企業競爭的重要砝碼。因此，企業需構建系統化的客運服務標準和管控策略，客運崗工作人員需提升客運服務水平，滿足客運服務需求。

三、教學改革

本文作者：木齋 單位：吉林大學文學院

有幸與傅璇琮先生結識，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但真正與傅先生開始有較為深入的學術交往，則開始于我的《古詩十九首》研究。我自2005年以來，陸續發表有關《古詩十九首》的系列論文，對十九首產生時間、時代背景等問題發表了顛覆性的個人見解，這一系列見解，雖然被后來很多學者評價為“石破天驚”，“振聾發聵”，但在當時數年之內，卻是一片沉寂。正是傅璇琮先生，首先發表了《〈古詩十九首〉研究的首次系統梳理和突破——評木齋的漢魏五言詩研究》，認為：“木齋有關古詩十九首問題的研究，可以看做是自梁啟超發表‘東漢’說之后對古詩十九首和五言詩起源的第一次系統總結、第一次系統的梳理和第一次具有創新意義的突破，就其研究的深度、廣度和系統性來說，是前所未有的，其關于古詩十九首產生于建安十六年之后的結論，已經改寫了文學史。”[1]以后，當我發表有關詞體起源并非在民間的系列研究之后，傅先生再次撰文評價：“欲達到這種突破性的重寫文學史，則必要進行文學觀念、方法論上的革新木齋的詞學研究和十九首的相關研究，在學界引起了熱烈的反響。其中體現出的一些新思路與方法更引發學界討論提出詞體發生于盛唐宮廷，開辟了以詞體建構，或說是重寫唐宋詞史新的寫作范式；而木齋的《古詩十九首與建安詩歌研究》的出版問世，又標志了當前對古詩十九首與五言詩發生演變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2]對于傅先生這一系列的高度評價，我一方面感到十分惶恐，另一方面感到十分慚愧的是對于傅先生的學術思想缺乏研究，對于傅先生之所評價，就其學術思想和方法論上難以尋找到源頭。一直到今年為了寫作這篇文章，才有了一個稍稍系統一些的反思，那就是通過對百年中國文學史、詩歌史的寫作史的梳理，我看到了傅先生在這一巨大變革中的重要學術地位和重視創新與流變的學術方法論，以及傅先生獎掖后進、海納百川的大家風范。

一、中國詩歌寫作史之回顧與傅先生之重要地位

以我來看，從文學史寫作的角度來說，一個世紀以來，經歷了眾多文學史、詩歌史樣式的嘗試，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四種類型：第一種是傳統的文學史寫作。百年文學史寫作，在民國時代，大抵還是作家、作品的摘引，并無連貫的史的概念，更缺少源流的歷時性闡發。這種狀態，如同馬雍先生在民國時期出版的《蘇李詩制作時代考》一書的《導言》中所說：“吾國之有文學史，蓋始于光緒三十年（1904）林傳甲氏之京師大學堂中國文學史講義。四十年來，坊間此類著作，約得七十余種。其間佳制固多，然大部囿于文苑傳之范疇”，“夫囿于文苑傳之范疇者，上之略得知人論世之旨，下之惟摘舉集部一二名篇，系文苑列傳，依次排比，略施品藻而已。”這段論述，對于抉發當時文學史寫作之弊端，可謂切中肯綮。“囿于文苑傳之范疇”可以說是早期文學史寫作的概況。但其中也有幾部不錯的文學史，主要有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錢基博《中國文學史》，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等，這些著作在林傳甲、黃人等前輩的探索之后，可以說奠定了中國文學史研究的基本范式，但這些著作的詩歌史描述總還不脫離作家作品的羅列，缺少對文學史、詩歌史自身規律的探索。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用功十余年，于1932年由北平樸社出版，此著除以所引孤本秘笈之豐富為他人望塵莫及外，還嘗試建立新的中國文學史框架。用作者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發愿要寫一部比較的足以表現出中國文學整個真實的面目與進展的歷史”的“中國文學史”，但就中國詩歌史源流關系的深度探索來說，還未能臻于完美。同樣，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自序》說：“中國文學自來無史，有之當自最近二三十年始。然這二三十年間所刊布的不下數十部的中國文學史，幾乎沒有幾部不是肢體殘廢，或患著貧血癥的。易言之，即除了一二部外，所敘述的幾乎都有些缺憾唐五代的許多變文，金、元的幾部諸宮調，宋、明的無數的短篇平話，明、清的許多重要的寶卷、彈詞，有哪一部中國文學史會經涉筆記載過？不必說是那些新發見的與未被人注意著的文體了。”這些說法，一方面顯示了作者新的文學史觀念，增添了傳統學者不重視甚至不認為是文學的一些變文、彈詞、寶卷之類的俗文學作品，另一方面說明作者更為重視通俗文學部分。

無獨有偶，陸侃如、馮沅君在1956年版的《中國詩史•自序》中坦言他們寫作《中國詩史》時的一些問題：“這書初稿是在1925年—1930年間寫成的。那時我們一方面受了右翼的‘整理國故’的影響，一方面也一知半解地瀏覽了一些1927年以后翻譯出版的左翼文藝理論書籍，在思想上是非?；靵y的我們引用了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也引用了布哈林與波格達諾夫的錯誤理論胡適在《白話文學史》里的謬論，我們不止一次地移植了過來。”這雖然是一種反思，但這種反思又何嘗不受上個世紀50年代意識形態思潮的左右和支配呢？這些在意識形態話語支配下的文學史寫作和詩歌史寫作，可以說是一個時代的通病，并且延續至今。目前流行的諸多《中國文學史》版本，以袁行霈本為代表，代表了20世紀的學術成就和學術方法。但21世紀以來，文學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文學史寫作需要及時反映新的學術觀念、視角和成果。近年來出版的文學史，主要有章培恒、駱玉明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和《中國文學史新著》[3]，后者“毅然拋棄歷來慣用的王朝分期法，而采用將古代中國文學史分為上古、中世、近世三大段”[4]。此外，作者對中國文學史上的不少現象也作了新的闡述，例如，歷來的文學史把《孔雀東南飛》作為漢末建安時期的作品，該書則考證其為從建安到南朝的演變產物。增訂本還對許多作品作了新的解讀，對一些長期被忽視的重要作家作了介紹和評價。第二種是通史類的文學與歷史文化交叉的跨學科研究，以傅璇琮、蔣寅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學通論》（以下簡稱《通論》）為代表。此類型的文學史寫作，如同該作《總序》所說：這部《通論》是一個全新的設想它的基本思路和內容構成都不同于現有的文學史著作。

歷來的中國文學史著作，大多以王朝和文體為經緯，以作家為單元，依次敘述，優點是突出作家的歷史貢獻，缺點在于頭緒較多，史和論，敘述的獨立和交叉之間的關系不好處理，而且，整體性較差。我們認為，文學史研究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通過揭示不同時代的創作范式，把握整個文學史運動的軌跡。圍繞這一中心，我們的工作首先是突破現有文學史著作的體例，橫向開展文學史的綜合研究。這段論述既有對以往文學史寫作利弊的具體分析，又有對這部通論編纂設想的闡發。以這部《通論》為代表的橫向式文學史研究，對于舊有文學史將時代背景、作家生平與作品思想內容、藝術特色的分割式的敘說，顯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飛躍。文學史的起源、發生、演變，原本是生動、具體、鮮活地與各自的時代，包括其中的政治背景及哲學、宗教、科舉制度、學術等水乳交融地存在著的，《通論》的這種研究，無疑較為接近文學史的歷史真相，比較深刻地解析了文學史現象的歷史文化構成原因。譬如其中《魏晉南北朝卷》，分別以“世族”、“佛教”、“音樂”、“繪畫”與魏晉南北朝文學的關系為題，《隋唐五代卷》則分別以隋唐五代文學與政治、傳統思想、宗教、科舉制度、藝術、交通、幕府、婦女之間的關系為題，這些章節課題本身就為文學史的研究指出了新的更為廣闊的研究視角，從而將文學史的研究和闡發引向了更為遼闊的歷史文化背景。《中國文學史新著》和《中國古代文學通論》可以視為自袁本文學史之后最有成就、最有特點、最有代表性的兩部文學史力作。但重寫文學史的學術史使命并未終結，時代期待著更有特色、更有創新力度、更為貼近文學史源流發展關系的新的文學史。“任何一部文學史，都還僅僅是當代史”，這句名言不妨可以理解為，迄今為止的任何一部文學史寫作，都還不可避免地受到寫作者所處時代意識形態、學術水準、方法論等多維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大略而言，胡適時代的文學史，由于當時帝制覆滅，民國初建，民眾觀念興起，因此，主要為白話文學史、民眾創造歷史的文學史；以后，更升格為階級斗爭文學史、反映民生疾苦的文學史。同時，在文學史的結構框架上，也帶有強烈的時代色彩：時代背景、作家生平、思想內容、藝術特色，將原本是一部生動的、有內在聯系的完整的文學史，機械分割為這樣的板塊陳列。以往文學史的弊端，并非表面上的民眾化、白話文學史化、庸俗社會學化，而是深入文學史內在的血液骨髓之中，影響到對文學史進程的總體詮釋。#p#分頁標題#e#

總體而論，這些文學史著作存在的問題，或由于時代原因，或由于體例限制，對于詩歌史部分的描述，則由于皆是大文學史的緣故，未能詳盡周全，但都為我們專論詩歌史提供了研究的基礎，其存在的問題，也正是我們努力突破的方向。第三種是文學編年史寫作。編年體文學史的提出、倡導，同樣出自傅璇琮先生。傅先生于1998年出版《唐五代文學編年史》，這可以說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隨后，編年體文學史受到了較為廣泛的響應，如趙逵夫主編《先秦文學編年史》，劉躍進主編《秦漢文學編年史》等。傅先生說：“我出于個人的研究心得，覺得編年體研究，可能是整體研究中一條較有創新且有實效之路”[5]2。確實如此，品讀《唐五代文學編年史》等，會產生劉知幾《史通•雜識上》所說的“雖燕趙萬里，而于徑寸之內，犬牙相接”的感受。第四種是源流史類型。按照索緒爾的說法，學術研究分為共時性研究和歷時性研究兩大類別，共時性研究是歷時性研究的基礎，歷時性研究才是學術研究的終極目的，這無疑是正確的。譬如我們研究中國文學史，對具體的作家作品研究，甚至對某一個微小問題的考辨，就是為了能較為接近歷史真相地解讀文學史自古至今的源流演變的歷程，從而達到以歷史為借鑒、認識自己的目的。從這一點出發，可以更為清晰地認知傅先生倡導的編年體的流變式研究和通論式的橫向研究的深遠意義，它們為源流式的這一歷時性文學史研究的提出和完成，分別從橫向和縱向奠定了有力的基礎。編年體和源流體，同為歷時性研究，兩者之間有何不同呢？編年體以時間為序，依次陳列文學史所發生的重大事件，確實能使人有文學史發生的歷史長河的切身感。而源流式的文學史、詩歌史寫作，則需要借助多重的研究方法，來闡發文學史和詩歌史的源流關系。如同王國維在《古史新證》中提出的以“地下之新材料”印證“紙上之材料”的“二重證據法”，后經過陳寅恪、聞一多、姜亮夫、饒宗頤等先生補充為三重證據法，并隨之發展成為多重證據法，在運用傳統研究方法的同時，還要運用文化哲學、文藝學、美學等現代學術研究方法，去研究出土文獻、傳世文獻的特質與源流等，從而達到較為接近歷史真相地闡述整個詩歌史的源流歷程。

嚴耕望的特殊之處

若換個角度稍加比較，嚴耕望在這批史語所同仁中，似乎又是比較特殊的成員。

(一)毛遂自薦加入史語所1944年春，嚴耕望自成都赴任安徽學院，因戰事影響滯留重慶。此時的他抑郁不得志，“生活不安，無緣常親書冊，誠恐一切理想均成幻影”卷三227。無奈之下，嚴氏于1945年7月毛遂自薦，向傅斯年寄交了申請書信及三篇學術論文，欲入史語所讀書研究。未想竟不出一個月即得傅氏同意，其回信中云:“大著匆匆拜贊，甚佩。敝所近年亦甚凋零，辱承不棄，何幸如之!……以大著論，自當為助理研究員，然若畢業未滿兩年，亦只可為助理員，……大著已寄李莊開會審查，當可通過。”此種情況在當時及之前均非常例。

從現存的史語所及傅斯年檔案獲悉，在此前的1936年，郭紹虞亦曾向傅氏寫信自薦欲進史語所，并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結果卻以“不在本所研究范圍之內”被回絕。同樣，傅氏也拒絕了由羅文干和汪兆銘推薦的吳廷燮加入史語所。另外諸如馬衡、鐘鳳年、王世襄、蔡哲夫、薛礪若等亦被傅氏以“本所限于經費”、“一時無法借重”等托詞而拒之門外。而嚴耕望之所以能入史語所，除了此前武漢大學校長王星拱的推薦，更主要的則是因為嚴氏論著所反映出的治學路數與風格，包括其運用史料的觀點以及其他諸如在工具、方法與治學心態等方面，均與傅斯年所提倡的新學術標準相接近。同樣，我們也可從其他受傅氏賞識而被招入史語所的陳述、周一良、王利器等情況看出:“這些他所垂青的學生，無一例外都在史料考證方面顯示出相當的功力和才華”，“更確切些說，其所鐘情和肯定的乃是科學實證一派的治學路向，順之者納，異之者拒。”這一拒一納之間，體現的正是傅斯年在史語所創立之初定下的用人原則:“當確定旨趣，以為新向，以當工作之徑，以吸引同好之人，以敬謝與此項客觀的史學、語學不同趣者”。古人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志趣相投，故引為同道;相反，道不同，則不相為謀了。

(二)傅斯年之青睞

嚴耕望加入史語所之后，亦頗受傅斯年青睞。嚴氏在第一次與傅斯年見面時即做出了不服從領導安排的選擇，素有家長制作風的傅斯年卻并不以為忤。1946年史語所復員南京。隨這次搬遷的還有大批史語所新舊藏善本書庫(包括三萬多份的珍貴石刻拓本)。傅斯年對此極為重視，向來指派極可信任的中下級人員去保管這批尚未登記的寶貝。此次即把重任委派給入所僅逾一年，資歷尚淺的嚴耕望。獲如此得天獨厚的工作機會，對其自身學術功力的增長無疑幫助甚大，同時也意味著對他的信任與栽培。嚴氏論著特色之一即大量引用石碑刻材料，還曾一度得到傅斯年此方面的指導。嚴氏大量利用史語所收藏的各種碑刻拓本，作為自己考證制度的重要甚至是關鍵性的依據，以此解決了制度史上諸多關鍵問題，取得重大學術成就，發前人未發之覆。故有史語所同事甚至半開玩笑說嚴氏已成傅斯年面前的紅人。

傅斯年對嚴耕望的關切還體現在其他方面。諸如傅斯年得知嚴氏家庭經濟狀況不佳時，即把自己為教育部審查論文的錢送給了他，以解燃眉之急。傅斯年又主動幫助嚴氏妻子安排工作。1949年史語所遷臺時，傅斯年更是親自通知嚴氏隨所準備，并破例安排其岳母一并同行。來臺后，傅斯年仍不時關心嚴氏生活，對其安貧樂道的人生態度贊賞有加。嚴耕望對傅斯年此知遇之恩念茲在茲，以實際學術貢獻作為他最好的也是最后的回報。

一、50年代中期，《新聞學譯叢》對“大眾傳播學”的最早引進

“傳播”一詞淵源甚早，據新聞傳播史家考證，“傳播”一詞至今已有1400年以上的歷史。據《北史•突厥傳》云：“以敕有司，肅告郊廟，宜傳播天下，咸使知聞。”這當是中文“傳播”一詞最早之語源。而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我國新聞學者卻把“masscommunication”（大眾傳播）譯為“群眾交通”、“群眾思想交通”。把“大眾傳播媒介”翻譯成“群眾交通機構”，或“群眾思想交通工具”。1956年初到1957年6月，我國新聞業界及學界曾經開展過短期的新聞改革活動。在此期間，復旦大學新聞系在王中的領導下，走在新聞改革的前列。1956年3月20日，復旦大學新聞系編印的《新聞學譯叢》第一期出版（5月30日再版）。1956年，該刊共出三期；到1957年6月止，又出了兩期，前后共出五期?！缎侣剬W譯叢》1956年第1期（3月20日出版）首載《編者的說明》云：“《新聞學譯叢》是以介紹蘇聯、各人民民主國家和資本主義各國共產黨、工人黨和進步報刊的工作經驗為目的的一個期刊，它可以作為各兄弟學校新聞系的教師和學生，以及新聞工作者、宣傳鼓動干部進行研究與工作的參考讀物。”因此，第一期的內容，譯載了蘇聯聯共（布）中央有關報刊的文件?！缎侣剬W譯叢》1956年第2期（6月5日出版）除繼續譯載蘇聯報刊社論、聯共（布）中央關于報刊工作的文件、蘇聯新聞事業概況等資料外，還增加了“資本主義國家的新聞事業”的內容，包括《美國報刊簡史》、《美國報紙的組織機構》、《美國報紙和報人》、《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系》等譯文。

《新聞學譯叢》1956年第3期（1956年11月15日出版）起，開始引進“大眾傳播學”的概念。該期刊登的由劉同舜翻譯的《拆穿自由、獨立報紙的西洋鏡》一文中，他首次將“大眾傳媒”及“大眾傳播工具”譯成“群眾交通機構”云：“（美國的）群眾交通機構是一種大企業，他們的老板就是大企業家。戰前，美國消費者在四萬家群眾交通機構方面花了25億美元，相當于該年總消費數字的二十七分之一。”“單是廣告費這一項，‘消費者’向‘群眾交通’企業的支出已年達65億元之巨。”［1］61－67《新聞學譯叢》1957年第1期（1957年3月5日出版）刊載的由鄭北渭翻譯的《美國報紙的職能》一文中，他最早正式地把英語MassCom?munications譯作“群眾思想交通”。他還在該譯文中云：“報紙是‘群眾思想交通’（masscom?munications）工具之一。其他主要的‘群眾思想交通’工具有：雜志、廣播、電影等。這些工具有一種到三種的職能，他們可以傳播消息和知識，可以用言論來影響群眾，最后是一種娛人的作用。要做到企業化，他們最起碼要能很成功地做好三種（功能）之一”。

幾乎在同一時期，王中在其《新聞學原理大綱》（寫作于1956年9月至1957年初）中，最早將MassCommunication譯為“大眾傳播”。他說：“美、日將報紙、廣播、電視等總稱為大眾傳播（MassCommunication）”（見《王中文集》第38頁）。1957年“反右”斗爭開始后，《新聞學原理大綱》被當作供批判用的“靶子”，收入圖書資料組編的《新聞界反右派斗爭資料匯編》第二輯（1957年10月面世）中。以后又收入趙凱主編的《王中文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

二、70年代末、80年代初《外國新聞事業資料》及《世界新聞事業》對引進“公眾傳播”及“傳播學”、“大眾傳播學”的貢獻

1957年6月《新聞學譯叢》?？?1年之后的1978年7月，復旦大學新聞系繼承《新聞學譯叢》的傳統，又創刊了《外國新聞事業資料》。該刊第一期首載《編者的話》云：“本刊將有重點的譯載和介紹反映外國新聞事業情況和動向的材料、新聞學論文和新聞教育方面的文章等，為本系師生，提供研究和批判的資料。這些資料較大部分譯自資本主義和蘇修集團的書刊，政治觀點和新聞觀點是反動的，有些事例和數字可能與實際情況有出入，只能供讀者參考，請勿公開引用。”該刊初為不定期出版，后為季刊，小32開本?？镅b幀簡陋，而內容豐富充實，每期100頁左右。1979年第4期達180頁。該刊到1978年12月出了兩期。到1979年初到9月又出4期，前后共出6期。主編舒宗僑，后由鄭北渭繼任主編。

1979年12月，《外國新聞事業資料》改名為《世界新聞事業》，出版1980年第1期（總第7期）。該刊也是季刊，每三個月出版一期，內部發行。1980年9月，《世界新聞事業》出版第三期（總第九期）后停刊。

【摘要】在圖書館規程法令中，民國政府明確規定了圖書館統計報告制度。圖書館統計在全國圖書館界得到倡導和應用，各類圖書館編制公開了客觀翔實的統計表和分析報告，對圖書館館務信息的公開、工作得失的總結、長遠發展規劃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關鍵詞】圖書館統計；統計報告；圖書館；民國時期

圖書館統計是指“依據統計學原理，運用統計學方法，設置一系列的統計指標，對圖書館工作中的各種數據進行搜集和整理，以具體數據反映出圖書館各項工作開展的實際情況，并通過對各種統計指標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研究，從中發現問題、找出規律，掌握圖書館工作的靜態和動態趨勢，為領導決策提供堅實可靠的數據支持。”它是“圖書館實行科學管理的重要依據，是圖書館實行量化管理的重要手段。統計結果可以客觀、準確、全面地反映圖書館工作的各方面狀態和圖書活動的基本規律?！弊鳛閳D書館發展質量評價和規劃改進的基礎和依據，圖書館統計工作在傳統圖書館向現代圖書館發展轉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從目前公開發表的研究成果來看，通過中國期刊網以“民國時期+圖書館統計”和“民國時期+圖書館統計報告”為主題進行高級檢索，僅檢索到劉勁松、符夏瑩撰寫的《民國時期陳頌的圖書館學思想及實踐論略》1篇論文；在專著方面，僅有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編的《中國圖書館學學科史》一書在第五章“中國圖書館學學術思想的初步發展”中對民國時期科學統計方法在圖書館事業中的應用進行了簡單的概括和總結。因此，對民國時期圖書館統計報告的歷史發展狀況進行系統深入地考察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論研究價值，也對當代圖書館的統計工作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一、民國時期圖書館統計在圖書館界的應用

近代圖書館界采用大規模的、全國范圍的調查統計方法，首倡于沈祖榮。為了解全國圖書館界發展狀況，沈祖榮設計了針對全國圖書館的調查表，調查項目包括館藏中外文圖書、是否借閱、館長、使用的分類法、借閱是否收費、圖書排架、目錄形式、經費、裝訂、巡回文庫等。這次調查填復調查表的有33個圖書館，其調查統計結果于1918年發表之后，統計的方法逐步在圖書館界推廣開來，針對全國圖書館的調查統計工作屢次開展：如1925年中華圖書館協會對全國圖書館發展狀況進行了調查統計；1935年，許晚成對全國圖書館發展狀況進行了調查統計。對全國圖書館學術研究狀況進行調查統計較早的是金敏甫。1928年，金敏甫采用統計之法，對當時的學術論文進行了調查分析和整理歸類，將其分為普通論文、圖書館行政、圖書館管理、各種圖書館、科學圖書館、圖書館教育等，為圖書館學者進一步開展學術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文獻資料和研究路徑。之后，全國圖書館界開展了各省圖書館統計、中國十大圖書館及藏書、圖書館經費等多方面的統計，為圖書館事業發展和學術研究的開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撐。

二、民國時期圖書館統計工作的法制化

近代圖書館創立之始，民國政府行政主管部門非常重視圖書館法令法規的制定，相繼頒布了一系列日益完善的圖書館法令法規，使各級圖書館工作做到了有法可依。1915年10月，民國政府教育部頒布的《圖書館規程》第七條和《通俗圖書館規程》第八條均規定了圖書館應于每屆年終將辦理情形報告于主管公署。以上的頒布施行，標志著我國圖書館年度報告制度的正式形成。在這兩個《規程》的直接催生之下，1917年5月《浙江公立圖書館章程》批準公布，其中第三條規定：“編纂員承館長之指揮，掌關于目錄、年報、統計之編輯，及印鈔各書之審核事項?！碑斈?2月，浙江省審定的《浙江公立圖書館辦事細則》中的第六章即為“統計”，其中第三十九條規定：“本館統計，應就閱書人數、借書人數、參觀人數及閱借圖書雜志種類等項，分別編制?！钡谒氖畻l規定：“前條統計，應每月造一份表，并每年造一總表，及前年度比較表，登入年報?！闭憬D書館的《章程》和《辦事細則》對統計的編纂人、統計的具體事項，統計的編制周期都一一做了規定，使統計報告有了編制標準依據。1924年3月，教育部公布了《京師圖書館辦事細則》， 其中第四章閱借第三十四條明確規定了圖書館統計的內容、方法和統計表的編制、公布：“閱覽借書各券，應連同參觀券，于每日閉館后，匯交編纂員存編統計報告。”其第六章又專列“統計”一章，第三十九條規定：“本館統計，應就閱書人數、借書人數、參觀人數及閱借圖書館雜志種類等項，分別編制?！钡谒氖畻l規定：“前條統計，應每月造一份表，并每年造一總表，及前年度比較表，登入年報?！?929年5月，教育部公布《國立北平圖書館組織大綱》，其第四條、第五條更具體地規定了統計工作的執掌部門：“總務部分文書、庶務、會計三股”“關于各股事務統計事項由文書股執掌”。1939年7月，教育部頒布《修正圖書館規程》第8條規定省市立圖書館的部門設置和部門職責，其中規定研究輔導部負有“調查、統計、研究”等職責（1947年4月頒布的《圖書館規程》第八條也做了同樣的規定）。 1939年7月，教育部公布的《圖書館工作大綱》，其中第七條具體規定了省市（行政院直轄市）立圖書館各部門的工作職責，其中，采編部負責“辦理圖書登記，并編制圖書統計”，閱覽部負責“編制各種閱覽統計出借互借統計”，特藏部負責“編制各專室閱覽統計”。第八條對縣市立圖書館統計工作的規定和省市立圖書館基本相同，增加了推廣組負責“編制各種推廣統計”。1944年3月，教育部頒布的《圖書館工作實施辦法》第2條也做了基本相同的規定，省市立圖書館增加了“研究輔導部”，負責“調查省區內各級圖書館之情況并統計之”和“根據調查與統計，編制省區內各級圖書館標準表冊與比較表。”這些關于圖書館統計法規的詳細制訂和正式頒布，不僅大大推動了圖書館統計工作的開展，更重要的是為圖書館統計工作提供了統一的統計內容和標準，使圖書館統計工作走向了規范化和法制化。

摘要:針對園藝植物病蟲害防治課程在實際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從教學材料的建設、創新性教學方法的應用、建立科學有效的考核體系等方面進行教學改革，以期有效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和創新意識，為有效提高教學效果及培養適應于現代農業發展需求的高水平應用型人才提供參考。

關鍵詞:園藝植物病蟲害防治；教學改革；實踐

長江師范學院園藝學專業自2010年設立以來，就定位于培養滿足地方園藝產業發展需求的高水平應用型人才，該專業于2017年被立項為重慶市高等學校“十三五”市級重點學科，已形成了鮮明的特色優勢。園藝植物病蟲害防治是園藝學專業必修的一門基礎課程［1－2］，主要通過給學生講授園藝植物病蟲害防治的基礎知識和實踐技能，進而培養其在相關領域的創新精神和綜合素質，樹立其環境保護和生態平衡的觀念，為適應園藝植物病蟲害防治及相關工作崗位需要奠定理論和實踐基礎［3］。該課程的培養目標是通過教學使學生掌握園藝產品生產活動中病蟲害防治所必需的基本理論知識和實踐操作技能。傳統的課堂教學主要以理論講授為主，對學生吸引力低，導致學生常感覺枯燥乏味，且動手能力很差，不能有效解決生產中的實際問題，難以讓學生樹立對于解決園藝植物保護問題的自信心［4］。因此，為了提升學生對園藝植物病蟲害防治課程知識的理解，以期更好地完成培養計劃，適應園藝專業教學改革的需要，最終提高學生對該課程的應用能力。筆者結合當前重慶地區園藝植物的實際生產需要，圍繞培養學生的創新應用能力，對該課程的教學進行了一些探索性改革，旨在為提高教學效果提供參考。同時，為了增加課程容量，使學生在較短時間內學習更多知識，筆者廣泛收集了多種園藝植物病蟲害癥狀及危害圖片，將生產實際和國內外最新科研成果通過多種渠道融入到教學過程中，使課堂教學圖文并茂，增強了學生對園藝植物病蟲危害的直觀認識。此外，通過引用一些媒體中報道的園藝植物病蟲危害相關的新聞，利用相關學科知識進行剖析，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對園藝植物保護與經濟生態健康的認識。

1教學材料的建設

1．1教材的選擇

教材是教學過程中教師施教和學生學習的基本依據，是專業內涵建設最重要、最直接的育人載體，優秀的教材是決定教學質量的基本要素之一［3－5］。目前有關園藝植物病蟲害防治的綜合性教材較少，且一般作為高職高專院校、職業技術學院、成人教育、五年制高職園藝專業的教學用書，課本主要介紹病害與蟲害的識別與防治，而缺少植物保護系統理論知識的講解，教學過程中學生很難深入理解所學知識。因此，針對筆者所在學校的性質，選用黃云、徐志宏主編的《園藝植物保護學》“十二五”規劃教材。該教材分為上、下兩篇，上篇為園藝植物保護基礎的總論部分，主要介紹園藝植物病理學、園藝植物昆蟲學的基礎理論知識；下篇為重要園藝植物病蟲害及防治的各論部分，主要介紹重要南方園藝植物病害的癥狀、蟲害危害癥狀以及相應病原物、害蟲的形態特征、發生規律及防控方法。該教材吸收了植保科技領域的最新成果，增加了教學新內容，使學生能夠了解到園藝植物保護學的發展趨勢，并且將其應用于對常見病蟲害的識別與防治，以體現該學科的實用性和先進性，滿足園藝專業的培養要求。

1．2教學進度計劃的調整

摘要：國家現代化發展離不開經濟現代化，現代化經濟的重要一環是現代化金融，現代化金融市場的關鍵是具備有效性。通過梳理金融市場理論和有效市場假說等相關理論的發展，明確金融市場現代化的關鍵是提高市場有效性，結合中國實際，建立現代化金融市場要堅持黨對金融工作的統一領導和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根本宗旨，要科學構建現代金融市場體系并全面提高中國股票市場有效性，要建立健全現代金融監管體系以及提高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能力。

關鍵詞：現代化金融；有效市場假說；金融市場發展

一、中國的現代化金融體系

新時代需要新經濟，當前我國經濟處于新常態并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前提是建設與現代化國家相匹配的現代化經濟體系，現代化經濟體系中的關鍵一環當屬金融市場體系。在黨的報告中不但對中國當前經濟現狀做了科學陳述：“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而且對我國未來金融體系的發展提出了具體要求：“深化投融資改革，發揮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的關鍵性作用……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提高直接融資比重，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健康發展……健全金融監管體系，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由此可見，建設現代化金融體系是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是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迫切需要，是順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展階段的戰略目標和重大部署。金融市場對現代經濟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完備、健全、有效的金融市場能夠有力地支撐實體經濟的發展，反之不但會阻礙實體經濟發展，還易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并導致經濟危機。在經濟深度全球化的今天，好的金融市場會助力一國經濟實現良性增長，而壞的金融市場會使一國經濟遭到致命打擊。因此，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關鍵是要建設完備、健全和有效的金融市場體系。經過改革開放四十年的迅猛發展，我國金融市場實現了從無到有的歷史性突破，金融業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一環，金融體系成為經濟體系的重要構成，為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做出了歷史性貢獻，為建設現代化金融體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相較于發達國家，中國的證券市場起步較晚。上海證券交易所（簡稱上交所）、深圳證券交易所（簡稱深交所）分別于1990年12月19日和1991年7月3日正式營業。上交所和深交所的成立標志著中國證券市場的起步。經過28年的發展與改革已初見成效，證券市場在拓寬企業融資和居民投資渠道以及促進資本資源優化配置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推動了實體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從發展史看，中國證券市場的起步較美國晚將近60年，發展勢頭雖然迅猛，但由于發展時間較短不可避免地存在發展不充分、市場不成熟、法律法規不健全、監督管理不到位等問題。目前中國證券市場發展較為充分的是股票市場，股票市場的有效性是衡量其發展水平的核心指標，中國股票市場的有效性對中國發展現代金融市場體系至關重要。完備成熟的股票市場首先應具備一定的有效性，根據有效市場假說，所謂有效性是指市場信息是否部分反映、或是完全反映在交易價格之中。

二、金融市場理論與有效市場假說

研究中國股票市場的有效性繞不開的是有效市場假說（EfficientMarketHypothesis，EMH）這一經典的金融市場理論。金融市場理論的發展經歷了從早期基于概率論的數學性研究到大蕭條之后的集中討論并形成現代資產定價模型再到資產組合理論和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的出現開啟了金融領域理論發展的全新時代，有效市場假說正是在前期理論鋪墊之下所誕生的金融市場的理論基石之一。1.早期金融市場理論———基于概率論的數學性研究。金融市場理論的發展滯后于金融市場本身的發展。早在16世紀中期就已出現了股票和債券等有價證券，后于1609年成立了荷蘭阿姆斯特丹證券交易所，交易所的成立大大加速了金融市場的發展。而關于金融市場理論的研究直到18世紀才出現，早期是數學家基于概率論來研究金融市場的波動。丹尼爾•伯努利（DanielBernoulli）于1738年發表了《關于風險衡量的新理論》，文中運用概率論的思想研究了風險定價及測度等問題。但是伯努利的研究并未涉及到金融領域，直到20世紀初法國數學家巴契里耶在他的博士論文《投機理論》中通過分析股價波動來揭示金融市場波動的規律，他認為金融市場的波動本身可能會產生自我強化的力量，而這種波動的狀態不能成為一門精確的科學，未來市場價格的波動也無法預測。巴契里耶的研究為20世紀資產定價理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2.大蕭條后的金融市場理論———股價波動規律和資產定價模型。資產定價模型建立之前的金融市場理論主要集中于20世紀30年代后，即資本主義經濟大危機之后。凱恩斯（JohnMaynardKeynes）在其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提出了基于“簡單預期”的股價形成和波動理論，他強調股價決定及變化的心理作用，認為股價不是由其價值決定，而是由投資者的心理所決定的。凱恩斯的貢獻在于開啟了關于股價波動微觀分析和非理性分析的研究。凡勃侖（T.Veblan）提出了一個假設命題———金融體系的內在不穩定，這種不穩定表現在資本主義經濟的周期性崩潰中。凡勃侖的研究擴展至金融體系的宏觀層面并揭示了金融周期的運動規律。查爾斯•亨利•道瓊斯（CharlesHenryDow）提出了道式理論，將市場波動劃分為暫時趨勢、中期趨勢和長期趨勢，首創了用道•瓊斯價格指數來判斷市場的波動趨勢?，F代資產定價模型始于約翰•B•威廉姆斯（JohnBurrWilliams）于1938年發表的《投資價值理論》，該書闡明了債券定價模型和股票定價模型，依據現值理論，已知債券或股票的每期現金流和貼現率可推出債券或股票的價格。在威廉姆斯的理論基礎上戈登（MallonGordon）和夏皮羅（CarlShapiro）于1956年提出固定增長模型（ConstantG-rowthModel），莫洛多夫斯基（NicholasMolodovsky）于同年提出三階段增長模型（ThreeStageGrowthModel），威廉姆•赫爾利（WilliamHurley）和劉易斯•約翰遜（LewisJohnson）于1987年提出隨機DDM模型。3.金融市場理論的新時代———資產均衡定價理論和有效市場假說。現代資產定價模型之后的資產組合理論開創了金融市場理論研究的全新時代?，F代資產組合理論由馬科維茨（Markowitz）于1952年首創，在《資產組合選擇》一文中馬科維茨通過數量化分析確定了最佳資產組合模型，托賓（JamesTobin）于1958年提出了確定最優資產組合的方法，并提出了托賓分離定理。在馬科維茨“均值—方差”分析的基礎上，夏普（Sharpe）、林特爾（Lintner）、莫森（Mossin）分別于1964年、1965年、1966年提出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italAssetPricingModel，CAPM）。CAPM是對資產組合理論的延伸，該模型給出了市場均衡狀態時風險資產預期收益的預測方法。CAPM模型假設前提十分苛刻，后續研究通過放松某些假設對CAPM進行不同程度的修正。布倫南（Brennan，1970）將稅收引入模型，邁耶斯（Mayers，1972）將市場不完全引入模型，布萊克（1973）放松無風險利率假設，法瑪（1970）和默頓（1973）提出跨際資本資產定價模型ICAPM，布里登（Breeden，1979）提出消費導向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CAPM。更有甚者，斯蒂芬•A•羅斯（1976）提出了替代CAPM的資產均衡定價模型，即套利定價理論（ArbitragePricingTheory，APT），APT與CAPM的不同之處在于不依賴市場資產組合，而是一種基于多因素收益生成函數的一價定律。資產定價理論的發展推動了有效市場理論的誕生。有效市場假說誕生于20世紀70年代前后，最早由哈里•羅伯茨（HarryRoberts）于1967年提出，后于1970年由尤金•法瑪（EugeneF.Fama）首次系統性闡述該假說。從金融市場理論發展的歷史來看，EMH早可追溯至基于概率理論研究金融市場的巴契里耶（LouisBachelier，1990），近可源于薩繆爾森（PaulA.Samuelson，1965）的《蘊含恰當期望的價格波動的證據》。根據法瑪的定義，有效市場是指證券價格“充分反映”了所有信息的證券市場。有效市場有三種形態：弱式有效市場（WeaklyEfficientMarket），價格反映了市場的歷史信息；半強式有效市場（Semi-stronglyEfficientMarket），價格反映了當前市場的公開信息；強式有效市場（StronglyEfficientMarket），價格反映了市場的所有信息，包括內部未公開信息等。自有效市場假說提出后，對于該假說的爭議之聲不絕于耳，經濟學家對其進行了大量的檢驗。弱式有效市場反映了所有的歷史信息，即通過技術分析無法獲得超額收益。半強式有效市場反映了所有的公開信息，即通過基本面分析無法獲得超額收益，只有通過內幕信息才可能獲得超額收益，檢驗半強式有效市場就是檢驗公開信息是否可以迅速反映在股價上。鮑爾（Ball）和布朗（Brown）于1968年的檢測表明公開信息或被預測到或迅速體現在股價中，即公開信息不能獲得超額收益，半強式有效市場假設成立。強式有效市場反映了所有信息，即使通過內部信息也無法獲得超額收益，內部信息主要由共同基金掌握，檢測強式有效市場可以通過檢測共同基金的收益情況。弗蘭德（Friend）、布朗、赫爾曼和威克斯（Vickers）于1962年的研究表明共同基金和市場平均收益差別不大。夏普（1966）、詹森（1968）、弗斯（Firth，1978）和弗蘭德、布朗與克羅科特（Crokett，1970）的研究也都表明強式有效市場假說成立。

三、中國現代化金融體系發展的思考

摘要：雖然在歷史演進中宏觀經濟學理論研究取得了重要突破，但在從“研”到“教”的轉化過程中發生了滯澀。當前的宏觀經濟學教學中普遍存在著課程體系和內容設計不合理、本土化理論體系缺失等問題。后危機時代背景下，應當通過基礎理論與課程體系改革、教學內容與教學模式創新等路徑實現宏觀經濟學教學的創新發展，構建凝練“中國智慧”的宏觀經濟學教學模式，全面、深入推進宏觀經濟學課程教學改革。

關鍵詞：后危機時代；宏觀經濟學；教學改革；方向；路徑

一、引言

宏觀經濟學通常是指以失業、通貨膨脹、經濟周期和經濟增長等宏觀經濟現象為研究對象，以實現充分就業、物價穩定、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等為目標，采取總量分析和定量分析等研究方法，對總體經濟活動進行分析的一門科學。一般認為，現代宏觀經濟學起源于大蕭條，凱恩斯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是最早的宏觀經濟學“教科書”。在歷經數次“革命”與“反革命”的抗爭中，宏觀經濟學作為一門系統的經濟學說被確立下來，與微觀經濟學并立成為了西方經濟學的核心課程，呈現在曼昆、薩繆爾森、伯南克、阿西莫德魯、高鴻業等學者所編寫的教科書中。雖然與過去相比，在宏觀經濟學的一些關鍵性問題上，人們形成了相當多的共識，但對宏觀經濟學的批判從來沒有間斷過[1]。科斯曾將宏觀經濟學的新古典范式形象地喻為“黑板經濟學”，認為其只停留在理論推演，而無法解釋現實世界。2016年9月，保羅•羅默更是發表了一篇題名為《宏觀經濟學的麻煩》的論文，從經驗研究中的識別問題出發，再度對宏觀經濟學發難。他指出，當前宏觀經濟學主要是在“沖擊-傳導”分析框架下通過構造一些虛擬的外生沖擊來解釋經濟波動，而忽略了外生沖擊來源的微觀基礎，導致其對現實的解釋力在不斷下降。另外，以盧卡斯、普雷斯科特和薩金特為代表的部分著名經濟學家在面對理論存在的可能缺陷時，采取了相互支持的態度。由于權威代替了求真，宏觀經濟學逐漸背離了自啟蒙運用以來的科學精神，演變為一門偽科學[2]。那么，宏觀經濟學是否像學者們所批評地那樣脫離現實呢？如何改進宏觀經濟學的研究與教學，構建適合國內學生學習的宏觀經濟學呢？本文對宏觀經濟學教學過程中存在的一些共性問題進行了有益探討，并提出了宏觀經濟學課程教學改革的思路與措施。

二、宏觀經濟學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研究市場經濟運行中出現的宏觀經濟問題的宏觀經濟學被引入了我國高校課堂，成為經濟管理類學生的主干基礎課程。宏觀經濟學的開設對于提高我國經濟學的整體水平，推動我國經濟學教學和研究，有著重要意義。但是，在“西學東漸”的過程中，宏觀經濟學的課程體系、知識結構以及教授方式不合理等問題逐漸暴露出來。

（一）課程體系設計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