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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社會保障調查報告范文1
一、網點建設和調查內容
（一）網點建設
本調查將在*區、*區、*區和*縣所轄三十四個鄉鎮開展，抽取其中十八個村民小組進行調查。
（二）調查內容
調查主要內容包括：住戶人口與勞動力就業基本情況；外出從業人員及本地非農務工人員工作條件、收支情況、生活情況和社會保障情況；農村勞動力本地非農自營和創業情況；農村外出從業人員返鄉情況等。
根據調查頻率和方式不同分為4個問卷，分別是：（1）摸底調查問卷；（2）季度監測調查問卷；（3）月度監測調查問卷；（4）舉家外出調查問卷。
摸底調查為一次性調查，重點反映農民工外出從業情況；季度監測調點反映本地農民工自營和非農務工情況；月度監測調點反映農民工返鄉及流動情況；舉家外出調點反映舉家外出農民工數量變化。
（三）調查方法
本調查主要采用抽樣調查方法。嚴格按照國家統計局統一制定的《中國農民工監測調查方案》和《中國農民工監測調查手冊》，采用調查員入戶面訪方式完成。有關部門要加強調查數據質量檢查，強化基礎工作，確保調查數據的準確性、真實性和科學性。
二、調查時間和調查報告期
本調查從2009年1月開始實施。
摸底調查的報告期為2008年；季度監測調查、舉家外出調查的報告期為當季；月度監測調查的報告期為當月。
三、數據處理與數據報告
數據處理使用國家統計局農村司開發的數據處理軟件，由國家統計局銅川調查隊負責組織全市的數據處理工作。數據錄入審核完成后，各級調查隊要將調查數據及調查中發現的問題及時準確上報本級政府及有關部門。
城鄉社會保障調查報告范文2
剖析原因，提出調研思路
“三環衛星鎮”多鑲嵌在成都三環路發展帶上，地處城鄉結合部，因土地征占搬遷安置等因素，導致外來人口和流動人口占據較大比重、人口素質參差不齊、矛盾問題尖銳突出、歷史遺留問題較多，與近鄰的主城區相比經濟發展相對緩慢、管理難度增加。
很長時間，“三環衛星鎮”在做群眾工作方面都存在著“三難”問題：干部找人難，想聽真話難，解決問題難。群眾工作做不通，發展就容易卡殼，不但該圈層群眾利益得不到充分保證，而且許多重大規劃建設不容易得到群眾的理解和支持。長此以往，極有可能形成“三環內外兩重天”的不均衡局面，出現阻礙成都又好又快發展的“三環阻力帶”。因此，在推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深度開展大規模的基層群眾調研，找準查實群眾需求，準確研判“三環衛星鎮”圈層的社會發展難題，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發揮優勢，確定調研課題
本著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和培養高素質應用型人才目標相結合的宗旨，學校黨委積極響應、認真踐行“三視三問”群眾工作法，立足地緣，與校區所在的十陵街辦黨工委一道，共同開展了以“改善民生，推進社會事業發展”為主題的調研課題。
學校師生、各村（社區）工作人員共同運用專家座談法和懇談溝通法，就調研思路、調研提綱與調研問卷等反復交換意見，多次調整與修正，找準突破點位，確定了6個部分60個問題。針對文化教育、社會管理、醫療衛生、城鄉環境、就業創業、社會保障等當地群眾最急、最憂、最盼的問題，“問需于民、問計于民、問效于民”，進行問卷調查。通過剖析“十陵街道”這個典型例子，深度挖掘“三環衛星鎮”社會發展的共性問題。
校地攜手合作，提升調研質量
為順利完成此次調研工作，達到預期效果，成都大學與十陵街辦成立聯合調研項目組，下設綜合協調小組、抽樣調查小組、基礎數據普查小組、調查報告撰寫小組。
2013年7月中下旬，成都大學15名專業教師、83名在校大學生和10余名街道辦工作人員，深入十陵街道的12個村（社區），針對轄區常住人口進行入戶調查。問卷以戶為單位，每戶一份調查問卷。高校師生走村入戶，與居民拉家常說民生，與群眾耐心溝通、感情到位。當調研中被問到“你認為政府應從哪些方面入手解決民生問題”“你對小區管理有何建議”“你認為十陵征地拆遷工作開展如何”等方面問題時，受訪群眾紛紛打開話匣子，對師生們敞開心扉，訴說心曲。此次調研共深入家庭1.2645萬戶，走訪群眾近5萬人，覆蓋了十陵轄區總人數的60%。
科學分析，務求調研實效
城鄉社會保障調查報告范文3
關鍵詞: 城鎮化; 瓶頸; 相關分析
中圖分類號: F323.8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9-8631(2010)04-0171-01
數據顯示,截止2009年底,中國城鎮化達46.6%,城鎮化的潛能還沒有完全釋放,城鎮化進入加速發展時期,其基礎設施建設潛力巨大,此外,城鎮化也將對擴大消費和內需產生積極影響。[1]不過,城鎮化推進的過程中,也帶來的不少問題。
一、推進城鎮化的瓶頸
(一)房價障礙中國城鎮化
在房價和城鎮化的關系這一問題上,有著兩種不同的看法,其一認為中國的城鎮化將促使未來的房價上漲;其二認為中國房價的上漲與城鎮化沒有關聯,理由是購房者不是農村人口。此外,更多的人擔心中國二三線城市的房價很可能由于城鎮化的推進而追隨大中城市上漲,而反過來將影響到中國城鎮化的進程。有專家就認為農民必須在城鎮居住下來才能提高需求,而農民不能成為城鎮居民的問題是沒有房子,僅僅解決戶口是遠遠不夠的,農民要向享受和城鎮居民一樣的待遇。[2]考慮到農村人口的經濟承受能力,農村家庭對于城鎮高高在上的房價是難以接受的。另一方面,住房貸款需要的收入保證,也制約了他們的這一方面的消費。住房問題得不到解決,其他消費往往大打折扣。
(二)就業是中國城鎮化的關鍵
如果說沒有成為城鎮居民的農村家庭,沒有自有住房還可以接受租房的話,那么他們生活在城鎮是否可以有一份收入適當的工作就尤為重要了。統計顯示,2009年外出農民工月平均工資為1417元,主要從事的行業有制造業、服務業、住宿餐飲業、批發零售業和采礦業等。[3]相比農村務農,這一收入水平還算可以。有幾點質疑之處,首先,農民工從職工作的技術含量低,工作穩定性較差;其次,取得該收入的工作時間是否符合法律規定;最后,扣除日常的生活支出以及回家探親的費用,可以用以消費的收入能剩下幾許。
(三)社會保障是城鎮化推進的難點
城鎮化的推進,需要讓轉變成城鎮居民的人們,在享受城鎮生活帶來的便利的同時,使其今后的生活更加有保障。當前,我國農村人口主要的養老以及醫療模式,經費依靠自籌,農民工在單位也很少加入到當地的社會保障體系。在此前國家推進城鎮化的過程中,決策層已經關注到這一問題,并逐漸把農民以及農民工社保納入我國社保體系。不過,考慮到相關政策不明確,加上當前社?；鸫嬖诘膲毫?需要完善相關的配套措施。城鎮化以后,意味著農民將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以往靠土地養老的模式將不復存在。因此,要想取信于他們,使中國的城鎮化順利進行,需要循序漸進地把他們的社會保障制度建立起來,使其對未來的生活有合理的預期。
在今年的總理政府報告中,明確了今后一段時期推進城鎮化的兩個重點,其一是重點發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其二是把符合條件的農業人口轉移成為市民。而上述兩項工作的落實,都需要在住房價格調控、增加就業機會和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三方面發揮管理者的作用。
二、破除城鎮化瓶頸的對策
針對前面提及的三個方面,要使農民成為城市居民,需要在住房、就業以及今后的社會保障上給予他們以安全感,接下來作具體的對策分析。
(一)杜絕中小城市以及小城鎮房價過快上漲
當前,對于大中城市房價上漲過快,國家已經意識到其可能對經濟帶來的不利影響,出臺了一些嚴格的措施,比如第二套房貸的首付比例提高至50%;對房價過高、上漲過快的地區,暫停發放購買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貸款;對不能提供1年以上當地納稅證明或社會保險繳納證明的非本地居民,暫停發放購買住房貸款;并首推房價問責制。[4]目前還不清楚政策可能帶來的結果,但是一個令人思考的問題就是為何這些嚴厲的措施到房價已不堪重負的時候才出臺。因此,在推進城鎮化的過程中,各級政府應把控制房價作為工作的重點。具體的做法,可以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確定這一地區的房價收入比,房價收入比高于標準,政府將綜合運用貨幣政策和貨幣政策加以引導,使其恢復理性。
(二)實行產業轉移與城鎮化協調發展
每年春節期間,農民工的返鄉來臨,人們不禁產生這樣的想法,就是沿海工業發達地區,為何不能讓這些人留下來。此外,民工荒問題也讓人注意到是否中國的城鎮化落后于工業化,從而會出現以上的情景。解決上述問題,要求沿海發達地區,必須加速推進城鎮化,讓更多優秀的農民工可以舉家落戶這些地區,增加這些產業服務人員的穩定性。同時,各級用工企業也加強這一群體的職業培訓力度,使優秀的人才為自己所用。如此,將使城鎮化服務于工業化。此外,東部地區應該整合資源,強化經濟區域功能,包括采取淡化行政區劃,促進工業對外轉移以及鼓勵高科技產業,限制勞動密集型產業等具體措施。中西部地區通過培育極具影響力的大中城市,提升區域的競爭力。[5]通過東中西部進行產業轉移,東部地區先行城鎮化,保證企業用工的需要,同時把一些落后產業轉移到中西部地區,也可以通過工業化的進程帶動城鎮化。
以上表明,沿海地區的工業化將促進城鎮化,通過沿海地區的產業轉移,加速中西部地區的城鎮化。
(三)逐步實現社會保障的城鄉統籌
長遠來說,建立一元化的社會保障制度是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終極目標。為此,可以再以下這些方面加以改革。第一,嘗試把擁有穩定收入和固定工作作為城鎮的入戶條件,從而完善這一群體的養老及醫療保障;第二,堅定不移地把農民工納入城市社會保障體系,鼓勵他們在城市置業,成為城鎮居民;第三,建立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制度。使他們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第四,逐步完善農村保障制度。包括建立健全農村最低生活保障體系,努力做到應保盡保;建立多層次、多類型的農村醫療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等等。[6]
同時,國家可以鼓勵和引導各商業保險公司,開發適合的保險產品,加大宣傳力度,使轉移到城鎮的居民,可以一定程度上依靠這些專業機構提供的理財產品,為自己的醫療和養老提前規劃。
結語:在后金融危機時代以及人民幣升值預期的背景下,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無疑將落在內需上,而城鎮化推進是擴大內需的重點。城鎮化既可以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帶來投資增長,還可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帶來消費擴大,已被人們所接受。然而,城鎮化的繼續深化的過程,還需要人們看到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正視它,采取一定的措施解除它們帶來的不利影響。
參考文獻:
[1] 發改委城市與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課題組.我國城鎮化的現狀、障礙與推進策略(上)[J].中國政黨干部論壇,2010(1):32-34.
[2] 許小年.房價是中國城鎮化改革最大障礙[R].cq.省略/a/20091211/000695.htm.
[3] 國家統計局農村司.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R].cn.省略/reports/2010-03/22/content_19655996.htm.
[4] 楊娟娟,馬力.房價過高可停發三套房貸專家稱加速樓市降溫[N].新京報,2010-4-18.
城鄉社會保障調查報告范文4
關鍵詞：城鄉二元體制;改革;城鄉統籌
勞動力、土地以及資金等生產要素在城鄉間不受約束的流動構成城市化健康發展的先決條件，但是，由于國內存在著戶籍與土地等城鄉二元體制，生產要素在城鄉間的非約束流動受到了限制，于是就構成國內城市化進程所面臨最主要的問題。成都市是我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對破解城鄉二元體制進行了一系列有積極意義的探索，本文將在總結成都試驗區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展開分析，為探索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城市化道路提供一些參考。
一、我國城鄉二元體制的發展歷程
改革開放三十余年來，我國雖然對戶籍等城鄉二元的制度安排進行了一系列改革，然而目前城鄉二元體制還是存在著，依舊是國內城市化進程中的障礙。一方面，城市和鄉村不一樣的土地制度，成為發展現代農業的阻礙。第三方面，城市和鄉村不一樣的戶籍與公共服務制度，對城市和農村間勞動力的非約束性流動造成了制約。第三方面，金融機構在農村貸出相對較少，極大限制了農村產業經濟的發展。農村銀行營業網點數量和功能的限制，使得在農村很難通過金融機構資金發展項目。多年來的實踐表明，城鄉二元結構已經極大影響到中國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
二、以成都試驗區為例探索改革
（一）對農村產權制度進行改革
為了促進土地要素的自由流動，成都試驗區對農村土地產權制度進行了改革。成都市近年出臺了《關于加強耕地保護進一步改革完善農村土地和房屋產權制度的意見》，希望通過對農村產權制度的改革，努力形成以“流轉順暢、保護嚴格、權責明確、歸屬清晰”為特色的現代農村產權制度，構建和完善農村市場經濟體制機制，使得城鄉資源在市場分配上機會均等，為破除城鄉二元結構提供制度上的基礎，并且耕地保護基金制度的建立，發起了形成很好地調動廣大農民積極性的耕地保障補償制度的試驗。
（二）對戶籍制度進行改革
為了推進勞動力要素自由流動，成都試驗區推行了城市和農村一致的戶籍制度，于近幾年相繼出臺了《關于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深入推進城鄉一體化的意見》，在戶籍制度的管理上，實行城鄉統一的新型戶籍制度，按照降低門檻、放寬政策、簡化手續的原則，逐步取消農業和非農業戶口性質的劃分，統稱為居民戶口。初步形成了城鄉一體的勞動力市場以及就業工作責任等體系與就業服務網絡。
（三）對農村金融制度進行改革
為了推進資金要素自由流動，財政更應向農村傾斜，財政部門要加快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步伐，對鄉村信貸擔保機制予以了健全，對社會資金流向鄉村予以引導，形成一批有實力的農村金融機構，有針對性地為土地承包經營權等流轉活動給予資金支持。例如，鄉鎮金融機構試點、政策性的農業保險試點以及成立小額貸款公司等，構建新型農村金融組織體系，為農村經濟發展提供投融資服務，總之，不進行農村金融制度改革，城鄉二元結構就不可能從根本上破除，只有通過調整改革，才能逐步實行城鄉一體化。
三、成都試驗區的改革成果
（一）城市化率的不斷增加
截止2013年，成都試驗區城市化率呈現出不斷增加的趨勢，年均提高近1.3個百分點，在《2014年成都市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實施意見》中明確指出爭取城鎮化率比2013年提高0.9個百分點，達到70.24%，新增新區建成區面積23.4平方公里，以實現城市化率的快速增長，在2013年，成都市人均GDP已經達到64247.56元，從對應的人口城市化水平和實際城市化率來看，已經超過了標準城市化水平。而在以后的幾年里，相應GDP所對應的城市化水平也是不斷遞增。
（二）城市結構的協調發展
和其他城市相似，成都試驗區的城市結構特征也表現為典型的環狀結構，主城區有著很強的聚集能力，這對城市率的快速提升以及城市化質量的改善的有著積極作用。自2003年實施新的城鄉統籌發展總體戰略以來，內環聚集的城市現狀已經逐漸向比較協調發展模式轉變。新的空間拓展模式是在主城區以外，大力發展郊區的小城鎮，進而形成一些擁有較強承載力的城鎮區域，從而使得主城區與周圍小城市的協調發展。在《2014年成都市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實施意見》已經提出必須集中力量加大外環小城市的建設，以形成示范效應，包括按照《成都市小城市建設標準》重點建設11個小城市的樣板，確保2個小城市在2014年底初步達到小城市標準;而且也非常注重特色鎮的建設，這些措施為城市結構的協調發展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三）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
隨著城市化的進一步擴大，成都試驗區的社會保障也不斷地完善，很好地處理了農民與產業之間的關系，改變了農民原來普遍以單一的收入結構，形成了多種收入來源所構成的收入結構，農民的收入將得到穩步增長，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10%以上，不僅如此，而且城鄉教育、醫療、文化、公共服務實現基本均衡，比如加大對農村義務教育的財政投入，積極促進教師區域流動，深入推進城鄉教育均衡發展;不斷完善農村藥品供應，并積極探索統籌城鄉的藥品流通新模式，完善的城鄉社會保障確保了城鄉二元體制的改革的順利進行。
四、結論
成都試驗區在城鄉二元體制改革進程中，通過城鄉間的土地、戶籍和資金等生產要素進行優化改革，實現了人口、城市結構及城市化率的協調發展，使城市化水平得到了極大提高。總結該試驗區的探索經驗，要想大力提高城市化水平和質量，就必須破除城市和農村二元體制結構，只有深入地破除不同領域的城鄉二元制障礙，如土地、戶籍制度及社會保障服務等，才可以更好地走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參考文獻：
[1]閻星，田昆，等.破除二元體制，開拓中國新型城市化道路――以成都城鄉統籌的改革創新為例[J].經濟體制改革，2011（01）.
[2]曹宗平.西部地區既有城鎮化模式的弊端與現實選擇偏好[J].當代經濟研究，2011（02）.
[3]梁小琴.城鄉統籌的改革樣本――成都市統籌城鄉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調查報告[J].決策導刊，2010（04）.
[4]梁正科，徐明，萬遠英.科學發展觀視野下的四川統籌城鄉發展――“成都模式”實踐啟示與價值[J].時代報告（學術版），2012（10）.
[5]周天勇，張彌.城鄉二元結構下中國城市化發展道路的選擇[J].財經問題研究，2011（03）.
城鄉社會保障調查報告范文5
六成受訪者感覺現在“幸?！?/p>
在當今中國，幸福已經變得越來越重要，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幸福，才是一切行為的終極價值和目標。從去年各地召開的地方兩會開始，多個地區紛紛提出將提升百姓的幸福感作為工作的重要目標。
總體而言，中國人會感覺生活幸福嗎？“2011-2012中國幸福小康指數”調查顯示，過半受訪者（50.9％）感覺“比較幸?！?，9.7％的受訪者感覺“非常幸福”；23.5％的受訪者表示“說不好”自己究竟是幸福還是不幸福；僅有15.9％的受訪者明確表示自己“不太幸?！被蛘摺昂懿恍腋！?。
六成（60.6％）受訪者感覺自己“幸福”，相較于去年高出了0.4個百分點。與此相關聯的是，只有13.3％的受訪者認為今年“不如去年幸福”。
如果放在全球范圍內衡量，中國人的幸福指數算得上高嗎？今年上半年，民意調查機構“蓋洛普”（Gallup）公布的全球幸福感調查報告顯示，全球有17個國家超過半數的民眾覺得幸福，其中丹麥人民的幸福感最高，74％的民眾覺得幸福；還有26個國家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民眾覺得幸福；認為自己生活幸福的中國人占比18％，僅在亞洲，幸福感就低于阿聯酋、阿曼、韓國、泰國、新加坡、日本、馬來西亞等國。
年齡越大，幸福感越高
學歷越高，幸福指數越低
調查顯示，幸福感高低與年齡大小密切相關，年齡越大幸福感越高。年齡在18-35歲的年輕人幸福感指數在60以下，56-65歲的老年人幸福感指數為68.6，而65歲以上的老年人幸福感指數則高達70.7。
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社會保障體系逐漸健全，對城鄉老年人在醫療、養老方面的保障力度不斷加大，加上老年人主要追求頤養天年，對其他方面要求較低，因此容易產生較高的幸福感。而隨著物價，特別是房價的上漲，“80后”們在工作、生活方面的壓力非常大，加之當今社會物欲橫流，年輕人相互攀比心理強，這樣更容易產生心理落差和不平衡，自然就影響了幸福感。
幸福感指數與文化程度也密切相關，文化程度越低幸福感指數則越高。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幸福指數最高，為67.1；而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幸福感指數最低，為60.6。
婚姻對于“幸?！钡挠绊懮仙恋谌?/p>
“2011-2012中國幸福小康指數”除了對千余名公眾進行問卷調查外，還對近百名不同行業、不同性別、不同年齡層次的勞動者、學生進行了深度訪問，談到對自己幸福感影響最大的因素時，大多數受訪者提到了4個關鍵詞，“收入”、“健康”、“婚姻”和“家庭關系”，而這4項，恰好也在今年“影響公眾幸福感的十大因素”排行榜中位居前四位。
“收入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我的幸福感?！碧旖蚴袞|麗中學教師魏憲萍的感覺是，收入雖然不是影響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但卻對于健康和婚姻都有直接的影響，所以“很重要”。
因為去年母親的一場重病，易城陽光健身會所操課部經理鄭雷雷更深刻地體會到了健康的重要性，她本身也是一名健身教練，對于生活在充滿競爭與壓力的現代化社會中而又不注重身體鍛煉的一大部分人群，她感到很擔憂，“尤其是年輕人，亞健康者所占比例已經非常高了?！痹谒磥?，健康才是影響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
此外，住房、社會保障、職業、環境、個人能力和社交，也會對公眾幸福感產生較大影響。
與去年的中國幸福小康指數調查相比，今年婚姻對于公眾幸福感的影響力由第10位上升至第3位；而社交與社會保障對于公眾幸福感的影響力則退后了一些，前者由第7位降至第10位，后者由第4位降至第6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對公眾幸福感影響最大的兩個因素“收入”與“健康”中，去年排在首位的是健康，今年則是收入，并且“收入”（59.3％）比“健康”（53.0％）高出了6.3個百分點。
雖然只有53.0％的受訪者把健康視為影響自身幸福感的因素之一，但卻有63.4％的受訪者表示“會為自己的健康感到擔憂”。
雖然收入和健康都非常重要，但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院副教授張西超告訴記者，“收入并不是影響幸福感的核心因素。在一般情況下，只要人類處在溫飽水平，錢的多少對于幸福感的影響并不大，國外也有大量的研究表明，一個百萬富翁的幸福指數可能會比一個窮光蛋稍微高出一點點，但是不會太高，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收入并非影響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
中國有句老話叫“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不妨看看年長者的觀點，調查顯示，在影響“80后”、“70后”、“60后”三個年齡層次受訪者的幸福感因素中，收入均排在健康之上，并且在“80后”受訪者中，選擇“收入”比選擇“健康”的高出了14.4個百分點之多；而在“50后”受訪者中，則是選擇“健康”的最多。
民眾幸福首盼“提高工資”
調查顯示，居民對社會治安狀況、交通條件等方面滿意度總體評價值越高的地區，幸福感指數往往越高，反之亦然，這說明幸福指數與民生工程緊密相關。
10月17日，國務院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時表示，四季度將會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總體方案。醞釀八年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終于有眉目了，而這一改革，也被很多人看作是當前“最大的民生工程”。
人社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日前的2011年《中國薪酬發展報告》顯示，部分行業工資上漲過快，除企業高管與農民工工資收入差距最大達4553倍外，企業內部近5年來高管工資增幅明顯超過普通職工工資增幅，收入差距不是在逐步縮小而是明顯放大，造成社會收入分配不公。而全國總工會在2010年的一項調查表明，兩成職工5年間從未漲過工資。
因此，公眾對于提高工資水平的期待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幸福感的提升。
調查顯示，近年來政府在改善民生方面下了非常大的功夫，也取得了顯著成效，和諧社會的架構及機制逐步建立，民眾對此比較滿意。但是，城鄉居民對當前收入分配制度的滿意度卻僅為55.5，次于食品藥品安全和城市噪音控制的滿意度。這也在較大程度上影響了城鄉居民的幸福指數。
如何才能有效提升公眾的幸福感？排在首位的是“提高工資水平”，其次是“提高養老保障水平”，再次是“提高食品安全水平”，接下來依次是“提高醫保水平”、“降低房價”、“改善醫療衛生服務”、“改善城市環境”、“加大教育投入、改善教育服務”、“改善社會治安”和“治理交通擁堵”。
城鄉社會保障調查報告范文6
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 轉移問題 研究
中圖分類號:C9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1)04-062-02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以促進農民增收為核心，多渠道轉移農民就業，是發展農村經濟，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目標之一?！睂崿F農村勞動力轉移，對推動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增加農民收入、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意義重大。
“新生代農民工”專指1980年、1990年后出生的,登記為農村戶籍而在城鎮就業的農民工群體。相關資料顯示,新生代農民工目前的總數接近1億人,占農民工總數近6成。而在這個龐大的群體中,刑事犯罪高發已經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中國社科院法治藍皮書總結2010年中國刑事犯罪九大特征指出：“根據相關政法機關統計，當前新生代農民工犯罪案件約占整體案件的三分之一?！币虼苏J真分析研究新生代農民工的自身特點、犯罪原因、以及預防和治理措施，才能積極引導他們在自身發展的同時為城市作出更大的貢獻，否則會成為城市發展的隱患。
一、新生代農民工特點
1.整體素質不高，就業范圍窄。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在外出農民工中，文盲占1.1%，小學文化程度占10.6%，初中文化程度占64.8%，高中文化程度占13.1%，中專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0.4%。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比重比上年提高1.7個百分點，占23.5%。分年齡組看，低年齡組中高學歷比例要明顯高于高年齡組，30歲以下各年齡組中，接受過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均在26%以上，其中，21-25歲年齡組中接受過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達到31.1%。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新生代農民工的教育程度比第一代有了較大的提高，但這只是相對于教育極其貧乏的上一代農民工而言的，總的來說新生代農民工所受的教育還十分欠缺，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導致他們整體素質不高。在當今大學生就業尚且困難的背景下，素質偏低的新生代農民工只能從事最底層的工作，從事第二產業的勞動力占56.7%；從事第三產業的勞動力占40.5%。
2.法制意識淡薄，做事不考慮后果。調查顯示，很多新生代農民工被告人都表示是由于法律意識淡薄、自控能力差而走向犯罪的，這是由他們的成長環境造成的。首先，新生代農民工進城之前生長在環境相對封閉、法制觀念落后的農村地區，接觸法律的機會很少。其次，雖然他們都或多或少地接受過教育，但一般只涉及文化知識，法律知識幾乎是空白，法制意識的形成更是無從談起。再次，他們的父母大多在外謀生，使得他們成長中缺乏必要的引導，長期的放任自流導致部分人自控能力較差。由于法制意識淡薄和缺乏自控能力這兩方面的原因，新生代農民工難免會一時沖動而走上歧途。
3.過于注重享樂，好逸惡勞。新生代農民工因為年輕所以喜歡追求時尚，消費觀念比父輩更加開放，也更加注重享樂。根據2007年的一個調查，農民工尤其是青年農民工對高檔商品和時尚商品的消費有較高的渴求，其中有5.79%的人購買國外高價手機，18.68%的人購買國產高價品牌手機，6.31%的人購買流行服裝，2.72%的人購買高檔品牌。不過，新生代農民工在接受城市消費觀念，消費水平不斷提高的同時，他們的工資收入卻沒有隨之增長，加上攀比心理作祟和理財能力上的不足，他們常常入不敷出，經濟上陷入困境，這就是為什么新生代農民工犯罪主要是侵財型案件的原因了。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同齡人一樣，雖然“根”在農村，但隨著獨生子女的增多，教育觀念的改變，他們很少務農。長期在城市生活使他們習慣于城市的繁華與生活節奏，有著自己的夢想。
4.易受不良風氣影響。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在初中階段即已完成學業，還未成年就踏著父輩的足跡進入城市謀求發展。因為他們年齡尚小，無論生理還是心理都沒有發育成熟，接觸社會上的不良風氣后，他們往往會因無知而加以效仿，許多不良惡習又會逐漸在他們之間交叉感染，最終導致一部分意志薄弱的人走向犯罪。
二、新生代農民工犯罪的主要特點
1.以侵財型犯罪居多。新生代農民工高發型犯罪案件主要包括盜竊、搶劫、聚眾斗毆、、敲詐勒索和非法拘禁，其中侵財型犯罪案件所占比重最大。據統計，2008年8月至2009年3月，山西省壺關縣檢察院共審查各類案件78件85人，其中返鄉農民犯罪的有10件17人，分別占受理總件數和人數的13%、20%，犯罪行為涉及盜竊、搶劫、故意傷害、尋釁滋事等。其中，侵犯財產罪最為集中。5個罪名分別為盜竊、搶劫、故意傷害、尋釁滋事、敲詐勒索，其中又以盜竊罪居多，占返鄉農民犯罪總數的35.5%。
2.共同犯罪特征明顯。從犯罪形式看，新生代農民工犯罪具有從眾性和團伙性，表現出顯著的共同犯罪特征。
3.犯罪年齡低齡化。據調查，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壺關縣的返鄉農民工犯罪中，年齡最大的43歲，最小的21歲。其中30歲以下的占到47%。
4暴力傾向凸顯。暴力化傾向嚴重是新生代農民工犯罪的又一重要特點。由于新生代農民工多是年輕人，做事易沖動而走向暴力化。如出于對消費的欲求和對財產的占有欲，他們往往通過搶劫、搶奪等暴力手段達到目的。
三、新生代農民工犯罪的原因分析
自身方面的特點是新生代農民工犯罪的主要因素，他們文化素質較低、法制觀念淡薄、心理傾向有一定偏差；另一方面，社會保障不完善等社會層面的原因，也是引發新生代農民工犯罪的重要方面。
在犯罪的新生代農民工中，絕大部分文化素質不高。他們所從事的工作往往是低地位、低收入、高強度的勞動，極易積累不良情緒，進而導致犯罪的發生。
1.就業不平等和繼續教育機會缺乏。我國工資報酬最低的幾個行業是農林牧漁業、批發零售貿易、服務業、采掘業、建筑業和制造業，這些行業的工資都低于平均工資水平。而新生代農民工卻在這幾個行業的就業比例中占82.5%。如果說這是由于新生代農民工自身素質不高導致的話，那么他們在相同工作中卻不能與本地市民享受同樣的待遇則說明就業的不平等。據調查，有28.7%的農民工與本地職工同工不同酬，有55.1%的沒有社會保障等職工福利，分別有18.6%和34.1%的沒有被給予與本地職工同等的培訓機會和晉升機會。不過，更為嚴重的是他們入城以后很難有機會接受繼續教育。新生代農民工不同于父輩的顯著之處，是他們更想通過自身素質的提高而謀求在城市的長期發展。所以，他們希望在平時能不斷充實新知識、學習新技能，但以戶籍為基礎的基礎教育限制了第一代農民工子女在初期接受教育的機會，在起跑時就晚了一大步；而繼續教育的不給力則成為他們提升知識水平的又一障礙。
2.社會保障和救濟不足。在我國，戶籍附加了很多的功能，捆綁了像教育、就業、醫療、社保、住房等許多保障利，這些福利直接影響到一個人在城市的生存與發展。但是在現階段，進城的農民工卻很難享受到這些福利。如我國教育體制是“分級辦學，屬地管理”，沒有城市戶口的農民工子女就難以享受和城里孩子同等的教育條件。又如經濟適用房的購買對象一般不包括農民工，但其實他們的居住條件才是最惡劣的，是生活在城市中最需要改善居住環境的一類人。除針對農民工的社會保障不足以外，農民工權利受到侵犯時所能得到的救濟也十分有限。調查顯示，有75.9%的人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工資拖發、克扣和拒發的現象，有70.6%的人發生過因公受傷而用人單位不給錢醫治的情況等。對于這些不公正待遇，只有43.6%的被調查農民工表示問題能夠得到解決。這雖然有農民工維權意識不強的因素在里面，但我們不可否認政府在保護農民工權益上的缺失。更有甚者，一些地方還將農民工視為擾亂治安的罪魁禍首，對他們實施歧視性管理，給他們制造更多的麻煩。由于這種社會保障和救濟制度的缺乏，農民工在遇到困難時很少求助于當地的政府及其他正規組織，而通過自己的社會關系或拉幫結派等形式來維護權益，常常不依照法律行事，給治安帶來隱患。
3.戶籍限制和社會歧視。新生代農民工雖然戶口本上是農民身份，但其中很多人都是從校門直接走進城市，屬于一批沒有務農常識和經驗的農民――不務農的農民（我國戶籍制度意義上的農民）。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王春光也曾撰文指出，新生代農民工“與第一代農民工在生活閱歷、進城動機等方面很不相同。”經歷了城市工作和生活的他們，對家鄉的認同越來越淡漠，但在城市中又找不到對城市社會的認同。因此，他們“進入了社會認同的喪失和重構的艱難階段?！痹谶@種心理狀態的驅使下，新生代農民工更容易走上犯罪歧途。
四、預防新生代農民工犯罪的對策
1.改革現行戶籍制度，增強農民工城市歸屬感和認同感?，F行的戶籍制度不僅是農民工面前最堅硬的一道制度壁壘，也是城鄉一體化建設進程中的一個巨大阻礙。改革戶籍制度已是必然的趨勢，正如溫總理與網友交流時所說,“如果說最癥結的問題,就是推進戶籍制度改革,讓那些長期在城市生活和工作,并具備一定條件的農民工融入城市?！?/p>
當然，戶籍制度改革也要遵循發展規律，應充分考慮城市公共服務資源的供給能力和政府財政的支付能力。若在各方面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操之過急，盲目進行城市人口擴容，將會導致社會福利保障制度癱瘓等很多問題。所以，可考慮將擁有較高生存技能的新生代農民工作為優先開放城市戶口的對象，因為他們更渴求在城市的長期發展，也更符合城市對高素質人才的需求。獲得城市戶口的農民工，不但增強了自身的城市歸屬感和認同感，也必然成為其他農民工積極學習、效仿的對象，激發越來越多農民工建設城市的熱情，從而實現農民工和城市的雙贏。
2.完善社會保障措施，促進農民工在城市的生存與發展。逐步改革戶籍制度的同時，政府部門要不斷完善針對農民工的各項社會保障措施，使暫時不能獲得城市戶口的農民工得到更多的幫助，促進他們在城市的生存和發展。
保障措施要涵蓋農民工工作、生活的各方面，要努力解決農民工繼續教育、子女就學、醫療、住房等主要問題。特別是要加強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繼續教育，提升他們的就業技能，為企業培養更多的技術人才。要將農民工子女納入到當地義務教育體系，使其與城市孩子平等地享受優質教育。要加大對農民工的醫療衛生投入，幫助他們解決看病貴、看病難問題。要繼續加大廉租房建設，進一步改善農民工的居住條件。希望實現溫總理在《2010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所描繪的那樣，“農民工在勞動報酬、子女就學、公共衛生、住房租購以及社會保障方面與城鎮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也期望能盡快消除城鄉歧視，讓農民工在城市里有尊嚴地生活下去。
3.加強法律道德教育，提高農民工法律意識和道德修養。新生代農民工罪犯是因法律意識淡薄、道德水平低下，對自己的行為放任而走上犯罪道路的。針對這一問題，需要加大對農民工的法律宣傳和道德教育力度，不斷提高他們的法律意識和道德修養。首先，司法機關要肩負起對農民工法律宣傳的任務。要主動定期或不定期地進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開展普法教育活動，如舉辦法律講座、巡回審判、法律咨詢等，形成長效普法機制。要重點對農民工進行訴訟輔導，改變他們非正規的糾紛解決方式，培養他們依法維權意識。還要對經濟困難的涉訴農民工及時提供法律援助，切實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其次，新聞媒體、影視文化教育部門要加強對農民工的思想道德教育的宣傳引導?？梢試摇瓣柟夤こ獭迸嘤枮橐劳?，在教授農民工知識和技能的同時，開辦思想道德課程，幫助他們樹立與現代文明社會相適應的道德觀和價值觀，提升他們的道德修養和價值追求，增強他們的自我約束能力，糾正他們的享樂思想和不理性的物質追求，引導他們通過自身努力來實現人生價值。
4.推行農業產業化，鼓勵新生代農民工回鄉務農。農民工返鄉創業，不僅解決自己的問題，還增加新的就業機會，是今后農村新的增長點。各地政府要在財政、稅收、信貸、土地等方面給予大力支持，積極引導返鄉農民工參與現代農業發展和新農村建設，發展規模種養業，創辦工商企業，以創業帶動就業。借鑒德國、日本、韓國等國家培養職業農民的做法，與科研院校開展定向委托培養，免費開辦農業職業學校，組織多種形式的農業技術培訓，培養一批農村管理人才、種養業能手、農機作業能手、科技帶頭人、農村經紀人和專業合作社領辦人，依靠職業化的農民來發展現代農業。
[本文系山西省社會、經濟、統計科學研究立項課題《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研究》（編號KY[2010]01），）階段性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1.創新社會管理促進生存發展,預防減少新生代農民工犯罪――江蘇省蘇州市相城區法院關于新生代農民工犯罪問題的調研報告.人民法院報,2010.7.22
2.2010年中國犯罪形勢分析及2011年預測.中國法制網,2011.02.23
3.國家統計局農村司.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國家統計局網站,2010.03.19
4.國家統計局綜合司.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第五號）. 2008.02.27
5.山西壺關：八個月17名返鄉農民犯罪.檢察日報,2009.8.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