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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國正處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社會轉型時期,因此,長期以來形成的社會資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和市場傾斜造成了目前社會還存在著許多社會差異。其中,城鄉差異就是最大和最明顯的差異。
我國現有城鎮人口4.6億,而農村人口卻有8.4億之多。農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65%左右[1]。因此,農民問題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問題。社會體育作為社會發展的縮影,在其發展過程中,也明顯折射出城鄉的懸殊差異,也是我國社會體育發展的根本問題。農村體育不發展,農民沒有機會參加體育活動,中國的群眾體育永遠不能問鼎現代化,也永遠不能稱為全民健身。
在研究農民和農村體育時,必須首先解決一個前提,就是農民和農村的概念問題。應當看到,我國農民和農村的劃分標準是模糊的。在以往的許多研究中,概念模糊的問題十分嚴重。例如,縣城算不算農村?建制鎮的居民算不算農民?有的研究以農村鄉鎮作為研究對象,得出的結論,是我國農村體育發展方興未艾,勢頭強勁。而另一些人,以鄉村為調查對象,提出的報告稱,我國農村體育人口微乎其微。
我國農民和農村的地域間差別也是十分顯著的。在我國東部地區,農民平均收入是西部地區農民收入的3.4倍,在西部農民還在為生存和溫飽而奔忙的時候,東南沿海的富裕農家已經提前過上了現代化的生活。因此,研究農村和農民體育時,必須充分考慮地域間的差別。
出于對“三農”問題的關心,出于對我國社會體育科學發展觀的理性思考,在認真考慮和分析我國農村、農民上述兩個特征的前提下,本文僅就我國社會體育中的城鄉差異問題進行膚淺的探討。
2 研究對象與方法
2.1 農村與對比對象
依據傳統的觀點,農民,主要是以種植農作物為生的勞動人民。農村,主要是農業勞動者居住的村落。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盡管農村和農民的概念有所引伸,但是,以農為業,以農為本,仍是最基本的特征。研究農村和農民問題必須抓住這一精髓。
小城鎮,即縣級城鎮、建制鎮和集鎮,以農業為主業的居民所占比例已不同程度地降低,在縣級城鎮甚至已經不是居民的主要成分。他們已經具有了一些城市化萌芽,已具備了一些城鄉二元化的特點。1999年國家統計局制定的《關于統計上劃分城鄉的規定(試行)》中,作為現實農村的發展典型,作為農村未來示范樣板,在統計中也將其納入農村的調查統計之列。
村莊,是我國現實農村的主體,約占農村總人口的2/3左右。作為多數農民的集居地,是城鄉差異研究的主要對象,也是研究比較的重點。
2003年出版的《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確定普查對象為:全國范圍內(不含臺、港、澳)各種類型的農業生產經營單位、農村住戶、鄉鎮企業、行政村和鄉鎮。可見,鄉、鎮及村屬于農村范圍。
據此,為了能夠比較準確和全面地進行分析對比,農村的材料選擇以我國中部省份村、鎮為主,城市體育則以中部大中城市社區一般居民的體育活動為比較對象,以2001年中國群眾體育現狀調查結果為參照。
2.2 研究方法
采用文獻資料調研,對12篇有關農村、農民體育的調查材料進行了分析整理;采用調查法,對山東、安徽和江蘇北部14個鄉鎮和28個村莊進行了農村體育狀況的專題調查。上述材料與全國群眾體育現狀調查結果進行對照,得出我國社會體育的城鄉差異。
3 城鄉社會體育的主要差別
3.1 體育需求強度不同:市民持續火熱,農民需求不足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改善,尤其是城鎮居民受益最大,已整體實現小康。據統計,2001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860元,而農民只有2366元,只相當于城市居民的43.1%。
2000年,我國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為50.1%,按聯合國糧農組織提供的標準,還處于維持生存為主的“勉強度日階段”,即我們所稱的“溫飽階段”[2]。2003年,恩格爾系數明顯下降,只有47.8%,在這種經濟條件下,在相當繁重的體力勞動后,體育不可能大面積地進入農民的生活之中。據陜西省調查結果表明,有67.54%的農民認為體育鍛煉是城里人的事,87.14%的農民認為勞動勝于體育鍛煉,甚至有22.46%的農民認為求神拜佛就能保佑身體健康,家庭平安[5]。在安徽,甚至有63.2%的農村鄉鎮居民認為,農業生產可以代替或部分代替體育鍛煉[10],可見,受農村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的制約,受生產方式和勞動強度的制約,我國多數鄉村還沒有形成農民大規模參加體育鍛煉的社會條件。
3.2 體育人口比例不同:城市穩步增長,農村初顯萌芽
2001年中國群眾體育現狀調查結果表明,我國16歲以上的城鎮體育人口比例為28.9%,而農村只占人口總數的12.4%。盡管農村統計包括了縣級鎮和建制鎮,但城市體育人口仍高于農村1.33倍。2004年,山東省、安徽省和蘇北地區抽樣調查結果表明,鄉村體育人口只占總人口的6.4%。山西省包括縣鎮在內的調查結果表明,達到體育人口標準者只占農民總數的6.17%[11],黑龍江省部分村莊農民的體育人口只占農村總人口的1.5%左右[4]。據陜西省10縣20鄉和27村的調查表明,2001年平均每周參加過2次以上體育活動的人口僅占總數的4.83%。即使降低到每周鍛煉1次的標準統計,比例也不過7.76%[5]。湖南省武陵地區25個縣的統計表明,包括鄉鎮人口在內,達到體育人口標準者只有3.87%[6]。城鄉體育人口的差距是相當顯著的。
3.3 體育鍛煉目的有差異:市民綜合多樣,農民直接功利
正如社會學家將人的需求劃分為生存、享受和發展3個層次一樣,體育鍛煉的目的也可劃分為2個層次,初級目的帶有明顯的功利性,如醫療保健、延年益壽等,較高層次則是在健康娛樂基礎上具有享受性質。在城市,體育鍛煉的目的由直接、功利,逐步轉化到消遣、休閑和享樂,除了健身之外,健美、消遣、娛樂、交往等都成為鍛煉的理由。而廣大農民,鍛煉出于治病、解乏和參賽等直接目的的約占67%以上,鍛煉目的相當直接、功利。當然,也有少數農民將體育作為節假日的難得欣賞和享受,但很難進入日常生活。
3.4 體育鍛煉項目不同:市民豐富、現代,農民單一、傳統
城市市民體育鍛煉可選取的運動項目相當廣泛,不僅有簡便易行的跑步、做操、跳舞,還可以從事門球、乒乓球、羽毛球等競技項目,有些人甚至參加較高的消費項目,如保齡球、網球等等。依消費多少而享受著不同檔次的服務。而農村體育基本沒有市場,極少體育服務,受場地器材和運動技能的限制,農民體育鍛煉的項目可選擇余地很小,他們多半采用不需要場地器械的徒手練習和運動負荷不大的傳統項目,如散步、跑步、武術、氣功和棋類等。還有相當部分的農民是依據自身的經驗進行踢腿、彎腰等隨意活動。據統計,依托活動站、學校的場地器械,能夠參加一些籃球和乒乓球等簡易球類活動的村鎮尚不到統計對象的17%。#p#分頁標題#e#
3.5 體育鍛煉節奏不同:市民連續恒定,農民周期起伏
城市居民勞動生活的節奏相對穩定,體育鍛煉頻率一般也比較規律,持續性強。一年四季的鍛煉人數雖有一定波動,但總體發展是比較平衡的。主要鍛煉地點練習人數相當穩定。而農村,由于生產勞動的季節性強,決定了他們體育鍛煉也隨農時季節的忙閑而大起大落。據陜西省統計,參加體育鍛煉的農民中有76%的人是在冬季和夏季練習的;據山西省207個村鎮調查,平時參加體育鍛煉的人口約占3.81%,而在農閑季節,參與健身鍛煉的就增至8.11%[11];江蘇省和山東省的隨機調查結果表明,在農閑時節原本有人鍛煉的鄉村約有70%以上在農忙季節根本無人鍛煉。
3.6 鍛煉者性別差異明顯:城市男女均衡,農村女性極少
我國城市體育鍛煉人口中,男女比例大致相當,男性約占53.6%,女性約占46.4%[4]。在市民晨練群體中,婦女甚至超過男人。1997年,據全國6大城市調查,女性鍛煉者占晨練者總數的55.4%[4]。而在農村,受封建傳統觀念和家務勞動繁重的制約,婦女參加體育鍛煉的明顯少于男子。2002年陜西省統計,農村婦女經常參加體育鍛煉的僅占婦女總數的3%,男子經常鍛煉者卻高出婦女1倍以上,達到6.4%[5]。而據江蘇省和山東省的訪問調查,農村經常參加體育鍛煉者中婦女只占鍛煉者總數的17.4%,且80%以上為青年學生和中老年婦女。已婚青年婦女很少有人參加戶外體育鍛煉活動。
3.7 鍛煉場所條件不同:城市相對優越,農村比較簡陋
城市居民的體育鍛煉,主要在環境優美的公園、廣場、綠地、體育場(館)和健身路徑進行,其中,2/3以上的人是穿著運動服裝的,1/2以上的鍛煉者使用運動器材,1/3以上的人是在音樂伴奏下從事體育活動的[4]。而農民的體育鍛煉多半是在自家庭院、場院、樹林或村委會進行的,多半采取徒手、徒步等自練形式。據2003年對24個鄉村的調查,農民體育鍛煉者中穿運動服等專門服裝的也不足1/2,持器械用具鍛煉的只有1/8左右,采取音樂伴奏鍛煉的尚不到1/20。據山西省統計,只有7.4%的農民是在村文體站、室進行鍛煉,其余均在露天、非正規場地上,如公路、地頭、宅院等處鍛煉。技術指導更顯貧乏,約有74%的農民是自學練習方法,或從事簡單的跑步、彎腰、踢腿等練習。
3.8 組織指導力量不同:城市較系統充足,農村尚薄弱缺乏
在全民健身計劃的推動下,我國城市群眾體育管理體制逐步發展完善,據2000年調查,全國大、中、小城市,不僅市區級建立了完善的群眾體育管理機構,而且,有98%的城市在街道辦事處設立了群眾體育的專(兼)職機構或人員。其中,61.2%的大城市和50%的中小城市,不僅有專門機構,而且有專職人員管理群眾體育。[7]而農村,除半數左右的鄉鎮已初見較為初級的體育組織外,廣大鄉村,還很少見到群眾體育管理組織。如安徽省,2000年統計表明,農村鄉鎮一級設有專門機構管理群眾體育的僅占13.2%,配置社會體育指導員的只占12.6%。[10]鄉鎮尚且如此,村莊就可想而知。
4 城鄉差距的總體透視
4.1 城鄉之間社會體育的差異是全方位的顯著性差異
我國城鄉之間社會體育的差異是多年形成的,是多方面的和整體性的。除了鍛煉人口比例、選用練習方法內容和鍛煉時間安排等體育表象差異之外,還包括許多潛在的深層差異,如鍛煉價值觀差異、鍛煉目的性差異、休閑傳統差異和性別地位差異等等。這種差異雖不明顯外現,但卻是根深蒂固的,改變起來,甚至比表象差異更為復雜和困難。除了經濟因素之外,文化教育是重要的手段之一。
4.2 城鄉社會體育的差距是我國城鄉經濟“二元化”發展模式的縮影
生產方式是人們生活方式的基礎。在我國發達的城市已開始觸及知識經濟的時刻,我國廣大鄉村還處于農業經濟階段或前工業經濟階段。農業體力勞動為主的勞動生產方式,決定了農民的生活方式,決定了體育活動的需求、規模、形式、內容和特點。因此,我國城鄉社會體育之間存在的明顯差別,本質上是城鄉經濟發展二元層次的客觀反映。在城鄉分隔、聯系、融合和一體的發展歷程中,我國仍處于城鄉聯系階段,農村文化相對落后,城市文化對農村的影響力還有限。消除這種高離差、全方位、大面積的差距,必須樹立長遠的觀點。
4.3 縮小城鄉社會體育的懸殊差距,必須樹立科學發展觀
縮小城鄉體育的差距,首先必須樹立戰略觀點,體育作為社會文化形態的表現形式之一,制約其發展的,除了勞動方式、生活水平和閑暇時間等經濟因素以外,還有文化教育、行為觀念、思想傳統等許多非經濟因素。要縮小這些歷史上長期形成的全方位的差距,不可能在短期內完成。其次,必須樹立非均衡發展觀點。應當看到,由于農村地域遼闊、人口眾多,農民的自然生產方式和體力勞動強度與市民有較大的不同,因而,不能完全用城市的標準來要求農村,不能用統一步驟來衡量農民。城鄉一體化,不等于城鄉一樣化。不能要求農村、農民也參加和城市、市民一樣的體育活動,在一樣的時間,在一樣的條件下,從事一樣強度的練習。發展是必須的,但模式是不同的。這才是科學的認識。
4.4 城鄉的差距效應可產生城市對農村的號召力和拉動力
我國城鄉的發展差距,可產生發展間的差距效應。差距效應是把“雙刃劍”。差距過大,可能產生消積,影響穩定。在合理范圍內,差距可產生向往和競爭,促進農村向城市化發展。發達的城市對相對落后的農村而言,是發展的標志和參照,是奮斗的目標。在縮小城鄉體育差距過程中,城市力量強大,理應發揮對農村的支持、帶動、吸納和擴散作用。因此,加強城市與農村的聯系,幫助與扶持農村發展,是城市的重要任務和責任。
4.5 縮小城鄉社會體育的差距目前正面臨難得的歷史機遇
黨的十六大確立了新世紀前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其中特別突出地把解決“三農”問題擺到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位置。國家又反復強調,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農村是重點,也是難點,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步驟和措施加以扶持。2004年,政府對免除農業稅等增加農民收入問題做出了重要決定。所有這些都為農村的經濟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因此,改善農村體育落后的面貌,已形成了良好的社會經濟發展氛圍。
5 扶持農村社會體育的方略
生產方式是人們生活方式的基礎。馬克思指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8]。我們知道,生產方式的主要標志是社會經濟形態。農村體力勞動為主的勞動生產方式,決定了農民體育活動的規模、形式、內容和特點。因此,我國城鄉社會體育之間存在的明顯差別,不是短期可以解決的。從本質上說,發展農村生產,提高農民生活水平,是促進農村體育進步的根本措施。#p#分頁標題#e#
作為社會文化形態之一的群眾體育,既要適應經濟的發展,又不能消積地觀望和等待。伴隨著整個農村經濟形勢的改善,農村體育工作應當采取一系列積極的措施。
5.1 把縮小城鄉差距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體育的一項基本任務來抓
長期以來,我們談群眾體育就以城市社區體育的發展為榮耀,論到農村體育就以小城鎮體育人口的快速增長為標志,很少有人涉及到農村村民的體育生活。農民占我國人口的2/3,忽視農民,就忽視了大多數。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明確指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體育部門,必須樹立全面的體育發展觀,科學的體育發展觀,關注已經大大落后的農村體育,關心體質已經落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農民。各級體育主管部門,特別是縣、鄉體育主管部門,一定要確立為農村服務、為農民服務和為農業服務的基本著眼點,把農村體育作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內容來抓,把推動鄉村體育工作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基本任務來抓。
5.2 依據經濟發展的梯次有步驟地開展農村群眾體育活動
我國地域很大,地區間的差異懸殊,農村經濟發展也很不平衡。在推行全民健身計劃時,必須貫徹因地制宜和從實際出發的原則,不搞“一刀切”。對于那些經濟發展迅速,已經達到小康水平的鄉村,要積極建立農民體育協會,宣傳體育健身方法,適時組織農村體育比賽,使這些鄉村盡快成為農村群眾體育活動的樣板;對于基本解決溫飽問題的農民,要進行體育鍛煉價值的宣傳教育,通過喜聞樂見的鍛煉項目來引導他們參加運動;對于那些尚處于貧困落后,不具備普遍開展群眾性體育活動的鄉村,則通過對鄉村學校體育的關心和支持,通過孩子的健康來培養他們對體育的感情,增進他們對體育的認識,而不必硬性推行什么計劃,非得動員他們參加體育活動不可。注意與經濟文化發展相適應,是發展農村體育的一項基本規律,應當始終加以貫徹。
5.3 文體結合,讓體育在文化的孕育下逐漸為農民所接受
在目前農村相對落后的經濟條件下,通過健康的文化活動來教育引導農民,使他們在娛樂中受到熏陶,并伴隨生活水平的提高,逐步喜愛和參加體育活動,是一條可行之路?，F在農村文化活動站在鄉村已較為普及,開展農村體育,應當借助這一基礎。將體育作為文化活動的內容之一,逐步增添體育活動器材和體育活動的比重。如增添乒乓球臺、臺球桌,開展棋類比賽活動等等。要通過轉業軍人和回鄉知識青年的榜樣作用來樹立新風,通過農民體育協會把積極分子組織起來,使體育逐漸為農民所認識,所接受,所喜愛。體育管理體制改革后,我國縣級體育局多半已與文化局合并,這是符合農村發展實際的重要組織保證,應充分發揮其融合、滲透功能,使體育在文化的背景下獲得較快的發展。
5.4 延伸農村學校體育的功能,使其成為農民健身的基地
在制約農村體育發展的諸多因素中,缺少體育場地器材設備和缺少指導力量是各地普遍存在的問題。目前,國家不可能拿出巨額資金,給廣大鄉村進行硬件投入,也不能投入更多的社會體育指導力量。同時,我們應當看到,全國農村平均每個鄉鎮有小學3.8個,中學1.3個,分布相當均衡[12]。因此,借助已較為普及的中、小學的軟硬件力量,就顯得十分必要。據統計,我國各類體育場地有61萬多個,其中,有近70%集中在學校[9],農村場地僅占總數的20.2%。如此算來,農村體育場地也有8.9萬個以上,在場地十分貧乏的農村也蘊藏著一定的寶藏。同時,各個學校又都有教體育的教師,他們又具備輔導農民體育鍛煉的技能。因此,延伸學校的功能,讓學校資源在開展農民體育活動中發揮作用,是目前多快好省地發展農村體育的捷徑。關鍵在于政府要實行相應的政策來加以推動。
5.5 發揮鄉鎮體育在農村體育工作中的示范和輻射作用
解決農村體育文化的滯后,需要相近樣板的引導和拉動。鄉鎮是城鄉的結合體,既是城市的延伸,也是農村的“首領”。農村逐步實現城鎮化是解決城鄉差距,優化城鄉經濟文化結構的一項戰略舉措。1998年,我國城鎮化水平為31%,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5%,低于中低收入國家27%?，F今,國家正致力于小城鎮的發展建設,對農村體育工作正是一個機遇。我們要充分認識鄉鎮對鄉村的表率和牽引作用,在鄉鎮體育建設中,一方面要增強其發展動力和內力,另一方面,還要擴展其牽引力和輻射力,在鄉鎮建立體育組織、建設體育活動中心、開展健身運動輔導、定期舉辦體育比賽的同時,注意吸引周邊村莊農民參加活動。有條件的地方,還可以向相鄰的集鎮、中心村發展組織,推廣活動。由點到面,逐步擴散,達到整體推進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