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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工作安排范文1
會上，大家集體學習了中央和省市縣委先后出臺的意識形態責任制考核辦法及意識形態領域存在的隱患風險作討論交流，并對下一步工作安排提出建議。
會議要求，領導班子要帶頭學習，進一步提高對意識形態工作極端重要性的認識，加強意識形態工作的培訓和指導，牢牢把握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話語權、主動權；要結合社區實際，進一步加強意識形態工作規范化建設，使意識形態工作有抓手，有發揮，促成效；進一步注重意識形態領域的人才培養，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強化“四個自信”努力提升意識形態工作能力和水平。
會議明確，我局全體人員要抓緊落實相關工作，首先對風險區域和風險點進行排查和防范，加強督查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落實情況，及時分析、研判報告存在的傾向性、苗頭性問題，強化追責問責，管好導向、管好陣地、管好隊伍；要堅持政治引領，做好正面宣傳，增進共識、凝聚力量，牢牢把握意識形態工作的正確方向。
意識形態工作安排范文2
一是強化政治理論學習。今年以來，市地志辦理論學習中心組學習6次，抓住“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等活動，深入基層開展宣講活動，強化愛國主義教育。采取制作板報、播放視頻以及上專題黨課等方式，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主題教育，弘揚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進一步增強了干部職工的愛國意識。
二是完善意識形態工作責任機制。按照市委有關要求，細化和完善了意識形態工作責任機制，明確各層級、各部門、各崗位意識形態工作職責，形成了目標明確、職責分明、齊抓共管的意識形態工作責任體系。
三是注重正面宣傳。發揮地志辦的作用，收集整理先進事跡，講好故事，強化榜樣示范和典型引領功能，引導干部職工見賢思齊，主動學先進、人人趕先進。
意識形態工作安排范文3
根據《關于建立意識形態領域工作定期研判制度的通知》，人力資源部嚴格按照通知要求，扎扎實實抓好意識形態工作，堅守理論陣地，始終堅持黨的領導不動搖，堅持不忘初心，勤政務實的工作態度，結合集團實際需要，做如下匯報。
一、制度建設
202X年第X季度，按照省委總體思路和要求，緊緊圍繞宏闊目標，將新戰略機遇期發展規劃作為總綱貫穿集團改革發展全過程，全方位打造集團成為“最具產業發展優勢、核心競爭能力、品牌文化價值和創新引領作用的綜合企業集團”，人力資源部根據目前企業發展需要，按照“管理科學、對標先進、精減高效、合理設置”的原則，修訂制度：
二、優化重組
按照《企業人力資源重組整合專項方案》，XX公司、XX公司、XXXX、XXX、XXXX在崗員工已經原企業、新企業確認，集團公司審核后。集團人力資源部在人力資源系統中已將確認人員轉移至新企業。因在建項目工作需要，暫時不能轉入新企業的員工在項目完工后按程序辦理相關手續。
三、招聘工作
7月底、8月初，春季招聘的高等院校畢業生XX人已全部入職，其中：博士XX人、研究生XX人、本科XX人。目前均進入各單位進行試用。為確保2020年校園招聘目標的順利完成，按照“XX”改革的要求，結合集團實際，特制訂《202X年秋季校園招聘方案》，并上報XXX集團審批，計劃于X月X日啟動秋季校園招聘工作。
四、人才培養
人才是企業發展的“第一資源”，一直以來山西路橋集團高度重視“高、精、尖”人才的培養。7月21日-7月24日，人力資源部組織開展2020年XXX考前培訓，幫助參訓學員更加扎實的掌握教材內容，提高考試通過率；8月11日-8月14日，集團人力資源部組織開展2020年新員工入職培訓，促進新員工快速轉換角色、盡快融入工作團隊，在工作崗位上實現自身價值；8月25日-8月28日舉辦2020年XXX考前沖刺培訓，為參訓學員精準復習，提高集團持證率做保障。
五、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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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管工作方面:
（1）、脫貧攻堅。 扶貧工作是當前我鎮的一項重要工作，目前我鎮共有建檔立卡貧困戶122戶，294人,脫貧85戶255人，未脫貧124戶41人。扶貧工作從2018年4接手后，感覺工作壓力大，任務重，檢查多，整改頻繁。為了盡快上手，加班加點，自己不停學習業務知識。扶貧會議多，培訓多，要及時傳達區“秋冬會戰”等各種會議精神，召集第一書記、扶貧專干等及時傳達區里相關會議精神，部署相關工作；做好動態管理工作，做扎實基礎材料，及時更新國扶系統。為了提高扶貧專干的扶貧水平，組織參加市里舉辦的扶貧動態管理培訓班，培訓完之后將對基礎材料再進行梳理整改完善，對貧困戶再次進行精準識別；扶貧檢查多，相應整改多，落實整改省第五督察組等各種檢查反饋的問題。對標各種檢查反饋的問題，舉一反三，完善臺賬，健全制度。
在全鎮干部不斷努力下，我鎮脫貧攻堅工作在全區9個鄉鎮（街道）排位中多次位居前列，為我鎮在全區扶貧工作中爭得了相應的榮譽。
接下來，扶貧還要面臨省檢、國檢，可以說壓力非常大，為了做好接下來的工作，必須組織動員好全鎮幫扶干部全力以赴做好迎檢工作，做好走訪，準備和完善相關資料。
（2）、勞動保障工作。扶貧就業方面。積極為貧困戶人員推薦就業，設立家庭農場、紙業兩個扶貧車間，共安排7名建檔立卡貧困戶就業。向貧困戶提供公益性崗位，對年老體弱的貧困人員通過公益性崗位安排就業，共安排21名貧困戶人員就業，完成了區里的任務指標。社保方面，為我鎮296名貧困戶全部代繳醫保，購買補償商業保險，對年滿16歲的貧困人員代繳了養老保險，做好貧困人員就醫報銷工作。
社會保險方面。積極做好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的宣傳工作，做到村不漏戶，戶不漏人，及時把下年度的社保費繳納，積極做好失地農民保險工作，辦理失地農民手續辦理。
勞動監察方面。處理勞資糾紛，特別是幫助我鎮村建檔立卡貧困人員到勞動人事仲裁院協調處理勞動糾紛，為貧困人員爭取到經濟補償金1.6萬元。處理思特紡織、地質大隊內石材廠公拖欠工資糾紛事件十多起。成立我鎮勞動糾紛調解委員會，設立調解室，完善相關制度。
（3）、公共資源交易情況。大力推進公共資源交易制度建設，規范三資流程：修改《公共資源交易實施方案》，明確了“三資四步法”報批程序，嚴格規定3萬以上的公共項目要走招投標程序；明確村里3000元以上的支出要走三資程序。督查各村進行整改，規范三資交易程序，完善公共資源的手續，修改公共資源的合同文書。
（4）、大廳管理。要求大廳坐班人員遵守大廳規章制度，遵守機關上班時間，有事需請假并要求B崗頂替。完善大廳管理制度，實施獎懲制度，及時向區里上報各種資料。
二、履行“一崗雙責”方面
作為鄉鎮一名副鎮長，做好“一崗雙責”，首先，必先律己，領導干部只有自身行得正、坐得穩，才能產生感召力、親和力和凝聚力。其次，承擔起監督監管的責任。一要嚴格要求。二要嚴格管理。三要嚴格懲戒。懲處懲戒是最好的預防手段，“板子”只有打到具體人身上，制度才能有威懾力。再次，履行“一崗雙責”，工作對象是干部，必須針對自己分管部門的干部的思想實際、工作實際、生活實際，有針對性地抓好黨風廉潔建設，管住細節，有的放矢，避免遺漏。抓隊伍建設，要抓分管干部思想教育。一個干部如果不能把心思全部用在工作上，就要想入非非，動其他歪念頭。只有知道干部在干什么，看其工作是否盡職盡責，作風是否扎實深入，才能透過工作看思想，防止不廉潔行為演變為腐敗行為。發現有苗頭性、傾向性問題，要敢于拉下面子，及時打招呼提醒、及時批評教育、及時督促整改。
三、落實意識形態方面
增強抓扶貧領域意識形態工作的責任意識和使命擔當，促進扶貧領域意識形態工作與思想教育等工作深度融合，助力全鎮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完善扶貧領域意識形態工作制度，明確職能職責，細化工作措施，切實將扶貧領域意識形態納入全鎮重點工作，部署不斷創新扶貧領域意識形態建設的載體和方法，充分利用脫貧攻堅工作推進會議對全鎮干部群眾深入開展脫貧攻堅政策、扶貧領域監督執紀問責辦法學習宣傳，努力構建風清氣正的干事創業環境。
緊抓思想引領、觀念培養等關鍵環節，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把握扶貧領域輿論導向，搭建信息互通平臺，對群眾反映的熱點問題及時處理和回復，完善脫貧攻堅政策答疑。同時，進一步發揮駐村第一書記的作用，全面反饋脫貧攻堅工作中存在的問題，落實專項整改，切實營造良好的工作氛圍，確保扶貧領域意識形態工作抓緊抓實、抓出成效。
第二部分：遵守德廉法自律情況
述廉情況。嚴格遵守黨的“八項規定”，嚴格執行廉潔自律有關規定，沒有參加過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旅游、娛樂、健身、宴請等活動的情況；不以權謀私，不搞權錢交易，努力筑牢廉政防線，沒有違規收送禮品、禮金、有價證券、支付憑證和會員卡等的情況；沒有干預和插手工程建設招標；無住房違規情況；不存在違規違紀投資情況；沒有利用職權的影響為個人和親友謀取私利。對我所分管的部門及干部、包村的村干部要求嚴格，絕不允許有任何違反八項規定和問題的存在。
意識形態工作安排范文5
關鍵詞：強制性制度變遷／委托—關系／一致同意原則／制度選擇
一、道路的選擇：意識與經驗
醫療保障從現代社會保險制度的誕生起就存在了，伴隨著“福利經濟學”和“福利國家”理論的興起，它逐漸從疾病、醫藥保險擴展到保障健康的所有物質和服務；實踐上，經濟危機和戰爭創傷使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政府采取積極的干預政策，公共財政承擔了醫療保險的大部分費用。1942年的貝弗里奇計劃覆蓋了英國全民生活各個方面，并為大多數西歐發達國家效仿，包括戰后的日本。
與此同時，在兩極世界的另一端，以“蘇聯”為首的經合組織也配合計劃經濟建立國家福利型社會保障，國家負責勞動者全部的保障，保障水平非常高，但卻缺乏活力，難以監控。蘇聯的社保體制直接影響了中國，從1932年蘇區的《勞動法》已經得到體現，1951年的《勞動保險條例》覆蓋了疾病、傷殘、死亡、生育和養老各方面，覆蓋了各國有、私營、公司合營企業94%的職工。(孫光德，董克用，2000)
這是人類歷史上最接近“理想國”的美好時光，同在20世紀70年代末，兩個互相隔離的世界都面臨了制度危機。西方直接表現為經濟危機。當時歐共體各國社會福利開支占GDP的比重上升到 40%，北歐達50%以上；當時經合組織國家外債占 GDP比重則從79年的23%攀升到1992年的44%，瑞典高達80%，歐洲九國人均社保支出占GDP比重上升了10個百分點。
然而作為整體經濟制度的一部分，社會保障制度安排與政治意識形態密切相關，以致改革反過來受到了制約。從現代制度經濟學的角度看，由于“意識形態是減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務費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林毅夫1989)從道德和倫理上判定勞動分工，收入分配和社會現行制度結構是否公平，從而使決策過程簡化；但是，諾斯指出，在個人發展新的意識形態以適應變化了的經驗之前，必須有一個經驗和意識形態不一致的積累過程。西歐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得到當時主導各國政治的社會的支持，“全民福利”不僅成為政治目標，已經漸漸成為人們生活的事實，1965年-1975年間，英、法和聯邦德國不僅醫療保險開支達到GDP的10%，而且平均每年增長幅度達15%左右。經濟危機、失業、人口老齡化，都使社會保障支出飛速增長。然而，深諳意識形態作用的執政黨只能以非常緩慢的速度，對保障水平進行些微的修改。例如要求病人、退休人員和雇主負擔部分保障金，延長領取疾病補助的等候期(丹麥，荷蘭)。英國保守黨上臺執政后，進行了更多制度性的改革，例如取消雙份的社會保障、加收疾病補助金的所得稅，似乎更換了政黨的政府更有改革的勇氣。
蘇聯的社會保險制度選擇建立在純粹的意識形態基礎上，以解放無產者為目標，按勞分配，故1917年11月誕生的“國家保險”覆蓋全、內容齊、水平高，如退休金在原有水平的70%以上，(孫光德，董克用，2000)并以勞動貢獻進行分配。社會主義國家成立初期，社會保障制度并未考慮經濟承受力，而是作為對革命支持者承諾的兌現，即更多基于政治理性而非經濟理性。
可見80年代前，社會保障制度作為經濟政策，受到不同的意識形態的影響，經過一、二十年的運作，又強化了原制度的意識形態。在70年代末席卷全球的改革浪潮到來之際，各國政府和人民在承受財政赤字和生活水平下降的同時，也不得不進行痛苦的反思，以形成一套能適應新全球化經濟環境的制度解釋。制度供給充足、或制度均衡的國家，如兩黨制的英國和政策設計合理的瑞典順利實現了過渡。而制度供給不足的國家，如蘇聯和東歐，以全面崩潰的代價，為改革提供空間。另外一些發展中國家，沒有為社保改革提供配套的經濟政策，在失業率上升，通貨膨脹的環境下，改革徹底失敗。
各國的經驗表明，一國的經濟實力是完善醫療體系的必要條件，對貧困人口占很大比例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把有限的資源進行最廣泛有效的利用是最重要的，即公平性問題；而“意識形態剛性”又阻礙了一些國家，尤其是制度穩定的發達國家為改進效率而做出的努力。
中國醫療制度改革(以下簡稱“醫改”)的失敗，在越過了最初的經濟實力障礙之后(改革以來，中國經濟實力已經增長了10倍)，也面臨著意識形態剛性問題。改革初期中國農村從集體制向家庭農作制的順利變遷，使“市場”一詞受到了近似神化的膜拜，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對改革者來說，將局部有效的意識形態擴大到改革的困難領域，是短期成本最小的。問題在于，如果說，由于信息不對稱和社會科學知識不足，改革初期的盲目還情有可原；那么當政府親手培育的既得利益集團膨脹到影響社會安定(如藥品市場腐敗等)，當政府手中的再分配權減弱到不足以減少社會不平等程度，當權者的權威也將受到威脅。此時，為追求“權威最大化”，政治制度現代化、決策民主化是成本最小的選擇。
二、強制性制度變遷：市場規則的誤用
根據制度變遷的形式分，有強制性和誘致性變遷。但由習慣取代規則的操作成本相對于政治家主導的“突破式”規則變化而言，操作成本低，所以規則的邊際上總有習慣在起協調分工的作用，而且，制度的執行成本越高，邊際越大。“正是制度在邊際上的連續演變造成了制度中正式的也是可見的規則的變化”。(汪丁丁，1999)
始于70年代末的中國改革表面上看是政府在開放后面臨國際壓力下采取的主動式改革，包括醫療改革。但從一些官方資料看，在正規制度無法滿足民間對醫療服務的需求時，首先起到補充作用的是民間自發的供給。由于醫療設施分布的不平衡，農村大多數基本醫療服務是由“赤腳醫生”提供的。 1980年9月，衛生部頒布了《關于允許個體開業行醫問題的請示報告》，把個體開業行醫并納人政府管理體系，報告說，“隨著城鄉經濟放寬政策，興旺發展，各地廣開門路安排閑散人員就業，許多地方又陸續出現了個體開業行醫人員”，“同時，各地反映和群眾來訪中要求個體開業的也日漸增多”。事實上，農業經濟制度增加了農民收入，相應的也提高了對醫療服務的需求，但政府卻“減少了對合作醫療體系的財政支持”。“赤腳醫生”數量減少，間接享受醫療保障的農民下降了50%。(Hsiao WC， 1984)許多“赤腳醫生”要么繼續接受教育，要么開設了私人營業，農民不得不承擔幾乎所有基本醫療保障費用。據四川省1979年底不完全統計，各種開業人員有六千九百多人，比1978年底增加了 3100人。當時，政府出臺措施“允許和保護”實際上已成為重要非政府醫療供給來源的“個體開業醫生”，(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1980)，源自競爭性非正式制度的壓力，也是對制度“邊際演變”的認可和利用。但這一內生制度演變在80年代的整個制度改革浪潮中沒有被吸收到正式制度構建過程中，相反，雄心勃勃的改革者把市場經濟原則，包括競爭、優勝劣汰和貨幣交換法則，放任法制意識和環境非常不成熟的自由市場提供本應屆于非市場的公共產品。
強制性制度變遷既由政府主導，其變遷模式和方向有賴于統治者對強制推行一種新制度安排的預計邊際收益與預計邊際費用的衡量，他“想做的一切都是在他看來足以使他自己效用最大化的事情”。 (林毅夫，1989)他會在意識形態教育方面進行投資，以使選民確信他的權威合法性，降低統治系統的費用。另一方面，統治者偏好函數會隨國民財富增加而變化，從國民財富最大化，轉為威望最大化。
1978年后的中國首先重新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意識形態，借助強大的國家宣傳機器，滲透到社會組織的各個層面，1979年出臺的、被看作最早的醫療改革政策：《關于加強醫院經濟管理試點工作的通知》，啟動了“運用經濟手段管理衛生事業”的強制性變遷路徑。此后20年，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改革經驗，在城鎮中建立起統籌醫療保險的基本框架，在農村中試行合作醫療模式，啟動了機構民營化改革。
因此，首先是規則層面的制度改革。即重新界定醫療保障中政府、個人、企業三方的責任。經歷了 10年探索，1988年《關于擴大醫療衛生服務有關問題的意見》標志著“醫改”正式明確了市場化方向，規定了：
第一，關于激勵的規則：
1)推行各種形式的承包責任制。衛生部門對醫療機構的管理權只限于合同內。
2)下放醫療機構合同職責外的業務收入分配權。
3)鼓勵醫療機構差異定價。
4)對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醫療服務企業減免稅
第二，關于懲罰的規則
意識形態工作安排范文6
當今世界，智庫作為政府的“外腦”，作用日益凸顯，被學者視為繼立法、行政、司法和媒體之后的“第五權力中心”。、總理對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作出重要批示和指示，劉延東副總理作了重要講話。在此背景下，今年8月，全國高校政策研究工作交流研討會在清華大學召開。來自教育部相關部門，以及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浙江大學、西安交通大學等高校從事政策研究工作的同志進行了深入交流。本期摘發部分會議報告要點，期望推動高校政策研究、戰略發展，服務于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
大學政策視野和立場問題的提出。大學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組織，是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有著特殊的功能和地位，也有特殊的政策視野、角度和立場。大學的基本功能―教學、科研、社會服務和文化傳承，每一項功能都需要用政策調整：教學上，如何安排課程？教學要有什么標準，達不到標準怎么處理？教師要怎么發展？科研上，科研人員怎么安排？需要怎么跟社會交流？社會服務的形式是什么樣的？大學也是學校，同樣要承擔文化傳承的責任。如果缺乏這四方面的基本政策，大學就不能稱其為大學。政策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要保證大學的穩定發展，就需要有長期穩定的政策：一是保障大學存在的基本政策，包括對學生、教學、圖書館、校園等的基本管理政策。二是面向時代需要和社會需求的發展性政策，包括財務政策、基金政策等。三是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的政策，國內外大學都有這方面的政策，如宗教大學對于宗教的態度就比較寬容，一般的世俗高校對宗教比較中立；對于政治的態度各個高校也有不同的看法。四是人才發展政策。近年來社會發展很快，世界各國都對人才發展非常重視，引進人才的待遇如何？如何關心愛護他們？要有這方面的政策界限。五是自我約束性政策。大學不是越大越好、越全越好，要有自我約束。此外，還有組織運行的其他政策，如信息政策、機構組織政策等。
大學政策的特點。一是育人性。大學任何時候都要把對人的教育放在第一位，教師和學生的關系首先在于教育，對于好的學生是這樣，對于有缺點的學生也是這樣。在政策制定上，對于犯錯誤的學生主要應該是教育，而不是懲罰。即使處罰，也要留有余地，要站在學生的角度考慮問題。二是人文性。大學的管理者要成為文化人，而不是僅僅科技人、科學人，大學的政策制定要體現文化修養。三是公益性。大學是不以盈利為目的的公益機構，公立大學首先想的不應該是怎么掙錢。四是自主性。國家有適用于整個高等教育領域的政策，大學不僅要遵守國家政策，也需要特殊的教學、科研、社會服務政策，要突出和培育自己的特點，增強文化獨立精神。
大學制定政策應有的視野和出發點。一是國際視野，大學（university）本身體現了一種共同的要求，大學政策制定一定要關注國際頂級大學的動向。二是文化視野，大學要站在文化多元的角度推動國際交流，關注各種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三是專業視野，大學對同行在專業上、學術上的關注，要轉化為政策上的關注。四是學術視野，大學的政策制定要致力于發展學術，探究高深學問。五是人才視野，現在頂級大學的頂級人才不是越來越多，而是越來越少，制定政策要考慮和關注人才的引進和培養工作。六是法律視野，法治社會想問題、辦事情要從法律角度出發，要有專門的法律研究室和法律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