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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勞動力范文1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流動與轉移；農村勞動力素質；中國人力資源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憑借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產業分布的非對稱性也有所擴大。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中國對外貿易自由化步伐的加快，中國的區域產業集聚現象越發明顯，形成了以廣東、山東、浙江、江蘇、上海為代表的東部外向型工業帶。從1989年起侯鳥式的“民工潮”一直沖蕩著中國的交通運輸、城市建設和能源消費市場，根據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分析，全國的遷移人口超過1.31億，其中跨省遷移3392萬人。如此大規模的全國范圍內的勞動力流動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中也是不多見的。當前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與轉移的表現出以下兩大特征：
1勞動力流動與轉移的規模巨大、距離較遠且多分布于勞動力素質要求不高的行業
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迫切需要在農業生產之外再獲得一部分的非農業收入。而事實上，這種流動與轉移從改革開放之初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都一直存在，但當時的方式是一種“離土不離鄉”的鄉鎮企業轉移模式為主，只是由于在競爭的壓力下，“鄉鎮企業資本增加的速度逐漸加快，吸納勞動力的速度相應減緩。農村勞動力面臨著越來越強烈的跨區域轉移的壓力。在這種情形下，作為流動勞動力主體的內地剩余勞動力，必然向能夠提供工作機會較多，均衡工資水平較高的地區轉移。首先由于省際之間基礎設施的相對滯后，東部沿海成為加工貿易型外商直接投資的首選地。加工貿易以低技術含量的非熟練勞動密集型的環節為主，其創造出的勞動力需求除了給本地農業剩余勞力提供就業機會，還吸引大量內地勞動力；其次沿海地區由于更靠近國外市場，當地的個體私營企業在管制解除之后借助相對較大的市場（國內和國外市場）獲得迅速發展，其所創造的勞動力需要達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不得不從外地補充；再次工業在自身規模經濟特征的作用下，所創造出的“后向聯系”使得資本要素開始向東部匯集，而這種產業轉移也創造出更多的勞動力需求。這就意味著其所能提供的均衡工資水平和就業機會遠高于內地工業，并且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也非常寬泛，而農民的跨省流動就是追求兩個簡單的目的：一是工作機會，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農民工傾向于向工業化程度較高、非國有經濟較多，從而工作機會較多的地區遷移。而一旦經濟社會的發展提供了這種豐富的機會，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就會涌入城市，下表是1999－2003年間農村勞動力轉移比例的數據：
表1顯示90年代后期隨著東部地區工業化進程的加快，農村勞動力流出的速度與距離也明顯增強。二是農民工傾向于流入名義工資水平較高的省份，這樣即使他們所進入的并非高利潤行業，也能獲得較之其他地區或是農業生產更高的報酬，下表是2000年農村勞動力在城市中就業的產業分布以及1997、1998年各行業農村勞動力從外地匯寄款統計：
表3顯示農村勞動力在城市產業中的分布主要集中與知識與技能要求不高的行業，農民工更選擇在制造業、批發和零售貿易、餐飲業和建筑業等行業就業，并且從事的是本地勞動力不愿從事的比較累、臟、危險的工種，由于農民工的職業身份決定了他們不能夠進入到城市的正式就業體系中來，而只能在非正規的、與城市居民分割的勞動力市場尋找工作機會。同時，由于戶籍制度的限制，農民工大多保持著原來的消費模式，儲蓄傾向很高，通常把工作掙得的錢中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寄回家鄉，很少照顧到自己在城市的生活質量。這些條件保證了農民工在現代城市產業體系中能夠得到較之農業生產高得多的積累，從而分享城市經濟發展的成果。
2外出農村勞動力的素質不高，而勞動力的大量流失對農業生產率的影響也不明顯
由于中國的經濟結構呈現著明顯的三元化特征：即城市經濟、農村工商業經濟及農業經濟，不同經濟的技術水平不同，對人力資本需求的層次和量也有所不同，由之引起的收入差距也會有顯著不同。而第一產業較之其他行業不僅生產效率低，而且支出與收入的對應水平也低，再加上宏觀經濟環境，特別是產品和要素的市場結構與相對價格等因素綜合影響，就造成了農業生產中“低投入、低收益、低效率”的問題，隨之而來的是農戶的“高投入、低收入、低素質”問題，反映了中國當前的農業發展不僅比較效益低下，而且缺乏獲取資源的競爭能力。如下表：
而這種不協調的生產方式對農村居民中文化水平較低的部分壓力更大，他們既缺乏農業生產資料，又缺乏理解科技與信息的能力，只能在有限的土地中浪費大量的勞動能力與勞動時間。對他們而言，與其在農業生產中付出大量的勞動而獲取不到較高的收入，還不如在城市中從事一些危險性大、勞動強度高但收入也較高的工作。而中國經濟發展的現狀也提供了許多這樣的機會，由于數量化的粗放經濟仍然在經濟活動中占據優勢，所以應對市場競爭的最有效手段就是降低生產成本而不是獲取科技壟斷優勢，而這種相對低廉的勞動力報酬對農民特別是低教育水平的農民仍然有相當的吸引力，這就使農業人口中初中以上學歷的部分較多地流在了農村，而小學及文盲半文盲的部分更多地流向了城市。而更明顯的是，對于中國這種土地資源有限、農業生產效率低下、農村集體化大生產不發達的國家而言，這種農業人口的流出并不會對數量化的農業生產造成多少效率上的喪失，如下表所示：
這種低素質農業人口的大規模轉移會壓制城市產業升級的步伐，并在未來的產業發展進程中成為可能被淘汰的對象。所以，如果不配合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有計劃提升，農民教育與再教育投資的迅速增長，則這些低素質農民工必然會在將來成為社會的棄兒，一方面是城市經濟轉型與升級的加速將不斷限制其獲取就業機會的能力；另一方面是長期脫離農業生產使其所擁有的農業生產資料、農業信息與農業知識更加匱乏，較之于那些留在農村的相對高素質居民，他們在農業生產、土地經營、多樣化種植和市場營銷等諸多方面都毫無競爭優勢可言，其結果只能是造成這些人口既難以在城市立足又很難重新適應農業生產，成為在城市邊緣游蕩的流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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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勞動力范文2
關鍵詞：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
經過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發展成就，但也有許多問題亟待解決，其中最迫切且最具有挑戰性的是“三農”問題。所謂“三農”問題是指農業、農村、農民問題。農村問題的核心是如何通過工業化與城鎮化的進程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消除城鄉二元對立的問題，其重點是戶籍制度的改革。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是發展中國家從傳統的農業國向現代工業國轉變的必然之路。因此，要徹底解決“三農”問題關鍵需要大量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
1我國農村勞動力過剩的原因分析
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產生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原因：
（1）累積性剩余。建國后，由于我們實行了錯誤的人口政策，導致人口出生處于很高的自然增長率。人口的增長速度和總量遠遠大于同期經濟發展和就業的需求，其中尤以農村為甚。人多地少是我國最大的國情,也是造成我國農業勞動力過剩的最主要的原因。
（2）替代性剩余。在我國農村,隨著的普遍推行，農民生產經營的積極性有了大幅提高，由此導致農業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則導致農業對勞動力的需求相應減少，其結果，大批農業勞動力就會從農業中釋放出來，成為剩余勞動力。
（3）波動性剩余。我國現在約有一億進城務工的農民工，但他們中絕大多數是流動性的，并未真正城市化。一遇大的經濟波動或其他風吹草動，就會被迫回鄉。這種波動性剩余不是每年都發生的，但其對勞動力就業的影響，對社會秩序的沖擊，對穩定的影響，給各級政府帶來的壓力，卻比還未進城打工、隱性失業于農業的剩余勞動力大得多。
（4）消費性剩余。恩格爾定律認為，隨著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用于食品消費的支出比例將會不斷下降。其中包括消費者從重視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消費向重視工業品和勞務的消費轉化，這種轉化帶來了消費結構的變化。這種消費結構的變化使得主要以提供食品為主第一產業的發展受到了限制，而以提供工業品和勞務為主的第二、三產業的發展有了巨大的空間，這就引發了大量農業勞動力向第二、三產業轉移的沖動和農業勞動力的過剩。
2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制約因素
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要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約，既有主觀因素，也有客觀因素，總結起來，有以下方面的制約：
（1）農村勞動力素質制約。農村教育、科技、文化和衛生事業的發展水平明顯落后于城市,農民在社會經濟各個方面都沒有享受到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待遇。教育經費與適齡人口的匹配不相適應,一方面是教育經費缺乏,教學條件落后;另一方面,農村適齡人口的入學率低,農村的教育狀況與城鎮還有很大的差距。此外,進城打工的農民子女的教育,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2）農業內部擴大就業的空間不大。當農業朝著現代化發展時，勞動力的投入對增產的作用會大為減弱，農藝、機械和化工產品對勞動力的替代作用越發突出。當這種替代作用累積到一定量時，對勞動力的排斥現象就不可避免會出現，使整個生產過程發生節省勞動的情形，勞動內部的就業機會非但不能增加，反而有減少的現象。
（3）農村非農產業發展受阻，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能力有限。近些年，鄉鎮企業的發展速度滯緩，隨著增長方式的轉變，勞動密集型逐漸向資金密集型轉變，勞動就業成本大幅度增加，加上在市場經濟激烈的競爭中管理水平、技術力量相對薄弱，經濟效益不佳，給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帶來影響。
（4）沒有建立有利于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動的土地流轉制度,土地權益不明晰。土地所有者主體及土地預期收益和風險的不確定,使得土地使用權轉讓的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不明確,使土地使用權在流轉過程中糾紛不斷,大大地降低了土地使用權流轉的速度及數量。而農民土地不退出,農村土地的細碎分割的問題就不能解決,也就意味著農民的轉移問題沒有從根本上解決。
（5）沒有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轉移后的農村勞動力得不到生活保障。自從1978年我國實行家庭承包經營以來,中國農民開始從土地上解放出來,但是這些數量龐大的農民工卻并沒有享受到城市的種種保障制度,又加上自身漸漸遠離土地,正日益處在一種尷尬境地:他們雖然生活在城市,干著和城市工人相同的工作,卻不被城市所承認,同時由于沒有工人身份,他們沒有組織,沒有參加工會的權利,被排除在社會保障安全網之外,沒有起碼的勞動福利保障。
（6）勞動力市場發育滯緩，中介組織發育程度低。目前農村勞動力跨地區流動大都是自發的，缺乏對農村勞動力的總需求、總供給的調節，缺乏對農村勞動力就業的組織與指導。
3促進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對策
3.1深化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途徑
（1）從加快發展農村非農產業,繼續促進鄉鎮企業穩定發展。鄉鎮企業要加快調整結構、技術進步和體制創新,不斷增強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一是大力發展農產品加工業。二是大力發展農村服務業為重點第三產業。
（2）加快城鎮化發展的步伐是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必由之路。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小城鎮轉移的關鍵是發展經濟。首先要鼓勵富裕起來的農民進城興辦各種企業，其次要大力發展小城鎮的房地產業。為了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徹底轉移，除了要降低農民進城的“門檻”，給進城農民一定的優惠政策外，更重要的是搞好小城鎮的基礎設施建設，這不僅可以改善小城鎮生活環境，增加吸引力，而且通過道路交通、供電網絡、水利工程等基礎設施的建設，直接創造大量就業崗位，也有利于啟動農村市場。
（3）農業內部就業是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長遠選擇。
①農業基礎設施的加強可為農村剩余勞動力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②以農業結構調整為契機，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在農業內部就業；③以農業產業化為紐帶，開辟農業內部就業的新領域；④大力發展開發性農業。
（4）擴大對外勞務輸出是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重要途徑。
要解決我國的勞動力過剩問題，使人口負擔變為人力資源的優勢，搶占國際勞務市場，必須抓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①首先提高對勞務輸出重要性的認識；②拓寬勞務輸出的渠道；③放寬勞務輸出的領域，增大就業的空間；④加強對勞務輸出人員的培訓，提高勞務人員的素質；⑤建立完善的國際勞務市場信息。
3.2逐步提高農民素質
農村勞動力素質低是制約轉移數量特別是轉移層次提高的重要因素。
從近期看,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有以下措施：
（1）素質教育保障。
盡快推廣國家的九年義務教育制度，保證適齡少年兒童入學,為以后的就業打好基礎，
（2）農業生產技術培訓。
在農業技術方面多為農民搞點技術培訓，多進行點試驗示范，來不斷地提高他們的科學種田的技術水平教育對人的發展的必要性。
3.3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是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基本保證
進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制定公平合理的農民就業政策，保證進城農民享有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基本權利和公共服務。此外，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必須加快步伐，加大就業、教育、醫療、住房和保險等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使得離開土地的農民也同城市居民一樣，是社會保障體系的直接受益者。
3.4實行有利于農村勞動力合理流動的農村土地政策
土地是農村最基本、最重要的生產要素，能否充分發揮土地這種生產要素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增加農民收入的作用，是衡量土地產權制度是否合理、是否科學、是否有效的基本標準。
（1）發展土地股份合作。
（2）進行土地規范流轉。
（3）進行土地適度規模經營。
3.5充分發揮政府職能，增加組織、宣傳、服務的力度
政府應當做到:
（1）廣泛搜集市場用工信息,為外出農民工搭橋、鋪路；
（2）宣傳、組織與領導農民進行勞務輸出；
（3）對外出打工農民提供權益保護功能；
（4）對外出勞動力提供跟蹤服務；
（5）知識培訓；
（6）培育市場中介組織,疏通勞動力有序流動的渠道；
（7）依法整頓勞動力市場,規范中介組織行為。
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是我國有待解決的一項世紀工程，這一問題解決的好壞，不僅關系到農民生活水平能否提高、農業現代化能否實現、農村經濟能否走出發展困境，而且還關系到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能否實現，以及國民經濟能否持續健康發展。合理、有序地推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不是靠單方面的政策，它需要政府、社會、農民共同努力。盡管我國的國情決定了這一過程將是漫長和艱難的，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和完善，但只要我們群策群力，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找到正確的解決途徑，相信在全社會堅持不懈的努力下，這個問題一定會得到妥善解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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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趙海東,王治國.促進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對策［J］.遼寧行政學院學報,2007,(7).
農村勞動力范文3
上半年農村勞動力素質培訓工作總結
一、基本情況
到目前為止，全鎮轉移培訓農村勞動力700人，完成年計劃88%，（其中陽光工程215人，完成年計劃90%），轉移就業700人，轉移就業率100%。舉辦培訓班4期，培訓專業主要有：毛紡、服飾（縫紉工）、制革等專業。在崗培訓1300人，完成年計劃65%。農技培訓701人。完成250%。
二、主要工作
1、安排部署了2006年全鎮培訓工作，全面落實培訓、轉移目標任務。
2、研究確定了2006年農村勞動力素質培訓工程實施計劃方案和適當提高了2006年農村勞動力素質培訓工程財政資金補助辦法。
3、加強與市陽光辦、培訓學校、企業在培訓過程的合作、協調溝通工作，并宣傳好勞動力轉移培訓政策等，確保培訓工作順利進行。
4、完善了相關檔案資料建設，上報好轉移培訓信息材料和數據。
5、接受并配合市財政調研組對我鎮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的調查。
三、工作措施
1、加強領導、精心組織實施。鎮充實了農村勞動力素質培訓工程領導小組及其設辦公室，加強了全鎮農村勞動力素質培訓工作的領導與協調，并與與農業、勞動、科技、婦聯、團委、成教等部門密切合作，按照職責分工，廣泛動員組織各類農村勞動力素質培訓，不斷擴大培訓規模，努力提高培訓率和就業率。
2、培訓骨干，推進規范動作。對從事農村勞動力素質培訓工作的管理人員開展業務和政策培訓，做到政策熟悉、業務知曉。
3、多渠道籌措農村勞動力培訓經費。實行政府、用人單位和培訓機構共同分擔的經費籌措機制。鎮財政或經濟發展服務中心因地制宜，按實際需要安排一定的培訓經費；與勞動等有關部門配合，督促用人單位在職工教育經費中列支所錄用農民工的培訓經費。使參訓農民得到免費培訓。以推動農村勞動力素質培訓工作。
4、建立督導和表彰獎勵機制。加強對農村勞動力素質培訓計劃實施情況組織督導檢查。及時表彰獎勵農村勞動力素質培訓工作成效顯著的單位和先進個人。
四、存在的問題和建議
1、對已通過轉移培訓并就業但因各種原因需轉至別的行業或別的企業人員未列入轉移培訓范圍，不利于重新就業或素質提高，建議列入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范圍。
2、根據我市農村勞動力現狀分析，農村勞動力統計目前存在一定問題，實際富裕勞力接近“0”，大量的是50歲以上做小工的兼職農民，需要轉移培訓的僅是剛畢業的初、高中畢業生與外地來的農民工。建議不要把務工農民工統計成農民，使轉移培訓指標（目標）更符合我市實際情況。
五、下步打算
1、繼續做好各類培訓的掃尾工作。
2、加大培訓檔案資料的整理歸檔工作，并及時上報有關部門。
3、及時兌現培訓政策。
4、對明年的農村勞動力素質培訓工作早作打算。
農村勞動力范文4
按省就業服務局《關于在重點監控鄉鎮開展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情況調研的通知》要求，北湖區石蓋塘鎮采取據實填寫“重點監控鄉鎮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情況調查表”、與村干部座談、與個別在家務農的村民交流和電話調查個別外出務工農民的基本情況等形式，針對農村勞動力就業類型、就業方式、就業區域、就業收入等作了一系列調查，掌握了第一手資料，并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所面臨的困難與問題、如何增強就業能力、提高農民工素質等方面詢問了在家務農村民和外出務工農民的建議?，F作簡要分析如下：
石蓋塘鎮位于郴州市南郊，是北湖區“城郊新鎮、工業重鎮、經濟強鎮”，鎮域經濟基本競爭力進入全市經濟十強鄉鎮行列。全鎮下轄8個行政村，1個居委會，共有總人口11950人，其中農村人口9406人，城鎮人口2544人，有農村富余勞動力（16至60周歲）2343人；勞動力年齡結構為：16-20歲之間的勞動力180人，占7.6％；21-40歲之間的勞動力1506人，占64.2％；41-60歲之間的勞動力657人，占28.0％。知識結構為：初中及以下文化1533人，占65.4％；高中、中專以上文化800人，占34.1％。
一、當前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幾個特點
1、具有較強的裙帶性。經親朋好友介紹或引路而實現就業的農村勞動力占大多數，通過政府或職業中介機構組織勞務輸出實現轉移的人數相對較少。特別是青年勞動力流動周期長，有的農村青年已完全擺脫了農業生產而長期在外從事流動就業，流動時間在5年以上的占外出務工人員總數的3％左右。
2、流動區域相對集中。北湖區石蓋塘鎮農村外出務工人員遍及全國各地，但是，流動區域相對集中珠江三角洲及郴州市區等地區。隨著北湖區石蓋塘鎮鎮域經濟的加強，宇騰化工、裕湘面業等企業擴產，在鎮區就業的農民工有增加趨勢。
3、具有明顯的兼業性。隨著二、三產業的發展和農業生產率的提高，相當一部分農民既保留著土地的承包權，又加入了外出務工大潮，農忙時種地，農閑時外出做工經商，屬亦工亦農性轉移。
4、依然以從事純體力勞動為主。外出務工的農村勞動力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65.4％，由于他們普遍素質偏低，技能單一，這與就業市場要求高素質、高技能人才形成反差，他們外出就業的空間逐漸縮減，大部分只能從事勞動技能低、勞動強度大、危險性高的行業。
5、由單純的打工者向個體私營業主轉變。一部分外出務工人員通過自己多年在外打工單位從事管理或技術工種等工作，掌握了一定的技能，積蓄了一定資金，積累了一定的實踐經驗，拓寬了視野，增長了知識，他們便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條件，紛紛返鄉創辦經濟實體，從而真正發家致富。
二、農村勞動力轉移中存在的一些問題
1、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轉移方式仍存在盲目性。改革開放以來，自發性轉移一直是農村勞動力外出最主要的方式，同時由于基層就業信息網絡尚未健全，使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缺乏足夠的信息渠道和就業指導，導致盲目性很大。農村勞動力無序化流動給各級政府及相關職能部門進行勞動力宏觀調控、開展有組織勞務輸出和城鄉統籌就業等工作增加了難度，降低了勞動力資源利用率，同時也給輸入地的社會治安、城市交通、住房建設、計劃生育等方面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
2、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收入相對偏低。據調查，外出務工勞動力整體收入偏低，其中月收入800元以下的有572人，占外出務工總人數的24.4%；800-1500元的有1480人，占63.1%；1500元以上的有284人，占12.1%。同時，他們工作存在不穩定性，據調查，長期在一個地方務工的占外出務工總人數的38%，兩個以上地方的占62%。
3、農村勞動力就業尚沒有完全可靠的保障。由于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使農村勞動力在向二、三產業轉移過程中面臨諸多體制性、政策性障礙。如在就業機會上，與城市勞動力相比，農村勞動力在就業機會方面受到更多的限制；在社會保障和勞保福利方面，由于缺乏相應的政策和法律保護及有效監督，使農民工在社會保障和勞保福利方面不僅大大低于城市職工，而且沒有保障，外出務工人員中與企業簽訂勞動合同的占外出務工總人數的89.6%，其中一部分合同簽訂不規范；參加養老保險人員64%，少數參加了工傷保險。近幾年，盡管中央出臺了一系列保護農民工權益的政策和法律法規，但完全落實到位仍需要一段時間。
4、較低的素質制約了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領域。農村勞動力素質低是制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數量特別是轉移層次提高的重要因素，突出表現在低學歷的偏多，高學歷的極少；體力型的偏多，經過專業培訓的較少。受農村勞動力素質、技能低的客觀條件影響，農村勞動力難以進入較高層次的產業，轉移領域也 越來越窄。
三、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對策和建議
1、健全體系，不斷完善城鄉一體的勞動力市場。要采取有效措施，增加投入，加強城鄉溝通的勞動力市場硬件、軟件建設和鄉鎮勞動保障平臺及村級信息聯絡員隊伍建設，著力構筑完善以政府為主導，以社會化服務為依托，以市場為導向的農村勞動力就業服務、培訓和管理體系，有效地促進農村富余勞動力外出就業。同時，要完善政策配套，努力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完善土地承包責任制，加快土地有序流轉，實行土地承包權與耕作經營權的分離；支持農民進城打工和就業，實行城鄉統籌就業、平等就業；積極探索農村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等，使農村勞動力能夠享受到最基本的社會保障，并逐步過渡到城鄉勞動者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
2、抓好培訓，不斷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首先要進行思想引導。引導農村勞動力不要盲目地擠大學這張門，要認識職業技能教育也是一條很好的謀生之路。其次，要加大培訓力度。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增長方式的轉變，社會各方面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越來越高，各級政府和勞動培訓機構要加大農村勞動力的培訓力度，在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的基礎上，建立和完善農村勞動力職業技能的教育和培訓體系，按照市場需求，擴大社會辦學的范圍，積極發展職業教育、電視教育、函授教育等多樣化的繼續教育項目，通過多種形式的教育和培訓，鼓勵和幫助農民學習掌握新技能，提高勞動力的素質，提升人力資本含量。
農村勞動力范文5
一、打工潮的由來
出門打工這一說法開始于上個世紀90年代中后期，當時農民種田除了繳納農業稅外還需繳納提留款以及各種集資（包括村社集資、鄉鎮集資以及市縣集資）。各種稅費加在一起，農民辛苦一季下來沒有什么剩余。
縣鎮的一位農戶這樣告訴記者：“我清楚地記得97年我家油菜籽賣完后除去各種必交的款項，剩下的錢就只給我們娃兒買了個‘冷狗’（當地一種冰激凌，當時售價為一元錢）。
“在那個年代，農民手里也真是沒什么錢”梓潼縣交泰鄉政府一位干部告訴記者，“那個時候我們下村社收農業稅、提留款的時候也鬧心，再動員也沒用啊，有些農業搞得差的農戶手里就確實就拿不出來。大多數農民交上稅費后就沒什么結余了?！?/p>
從那時開始，農村很多的青壯年勞動力就出門打了，不愿在家干有苦又累還沒什么出路的農業了，打工潮也一直延續到現在，即便是國家后來陸續出臺了很多惠農政策，從由費改稅到全面取消農業稅。大部分打工仔任然不愿回家務農了，出門打工還是現在很多農村青年的首選。
二、成長經歷及受教育狀況
當代青年農民工的成長經歷大多有兩種情況：一是在家鄉成長，初中畢業或職中畢業后便進入社會遠走他鄉開始了打工的生涯，另一種是跟隨父母，在父母打工的地方上學，由于不能在當地上學或是其他原因，大多也初中畢業便和父母一起上班了，不過這類情況較少，由于之前嚴格的戶口受限，大多數的青年農民工是在家鄉長大成人的。
記者抽樣采訪的一百個青年農民工中，絕大部分人只有初中學歷，占百分之九十一，高中學歷的僅為百分之六，剩下三人初中沒有畢業，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完成高中學業的六人中有五人是90后。
面對這樣的結果，縣塔山中學的龔老師告訴記者：“現在的農村孩子讀初中后一般都要接著讀高中準備考大學的。但是這在以前很少有讀完初中再接著讀的了，一般都初中畢業就出門打工去了?！?/p>
三、從事行業及收入狀況
比起父母輩的農民工，80，90后青年農民工的知識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大多在外從事一些帶有技術性含量的工作，有的經過培訓后，甚至登上了數控車床的操作臺。從事工作較多的行業多為服務業以及各種工廠。
而父母輩農民工曾經很火熱的建筑工，家政服務業則少有青年農民工問津。追其原因，曾在北京當建筑力工的老農民工何友聰告訴記者“建筑工、礦工太累，還每天都是一身土一身泥的，這一代的年青人根本吃不消。大多數小伙子都原意進廠，工作輕松而且還干干凈凈的。”
另一位在成都當了多年保姆的農民工史素華則告訴記者家政服務的活挺麻煩的，煮飯、帶孩子、打掃衛生，很多年親姑娘險麻煩都不愿意來，只有我們這些上年紀的人將就干了，當然她們在廠里的做的那些細活我們這個年齡的人也搞不懂。
四、對新潮的了解
和其他8090后一樣，8090后農民工對時代和潮流也格外關注和了解。
他們也會沒事叫同伴“你媽回家吃飯”，也會閑著了談談哪家專賣店的衣服更好看更實惠，也會閑暇時間去逛逛阿迪耐克，女生去看看完美、歐萊雅，盡管他們很少花錢買。
下班后打撲克、上網、逛街是他們的主要娛樂，比起在家忙時面朝黃土背朝天，閑時又里里外外忙家務的日子，城市里這樣的生活對于月薪通常只有兩千左右的他們來說格外愜意與滿足?！拔ㄒ坏目释赡芫褪窍ＭべY能再高一點哦！”現在在上海打工的鹽亭籍女孩邢曉芳這樣告訴記者。
五、對未來的打算
談起對未來的打算，年齡稍大已結婚成家的青年農民工(主要是部分80后)的普遍想法是現在只管努力掙錢，其他的到時再考慮了，正在上海打工的農民工黃絹告訴記者，現在還沒有想那么細，只想趁年輕多掙些錢。問到是否有在上海買房安家的打算時，她笑著對記者說：“我這一代就算了，還是繼續蝸居了，我們也當不起上海的房奴。如果可能，就得看我兒子這一代了。
也有一部分年輕農民工準備未來能夠留在城市，有錢后在外安家立業。梓潼縣交泰鄉后山村的史龍飛就是其中之一。才初中畢業的他，打工生涯已走遍了全國好幾個省，兩年前在浙江打工時遇到了現在的妻子，家住浙江蕭山的吳珍珍，兩人情投意合，最終喜結良緣，夫妻倆現在安家在浙江。談及未來，史高興地告訴記者“那邊可比我們這山溝里好多了，工作也好找?！?/p>
對于農村青年的未來，最著急的可能還是他們的父母。修起樓房給兒子娶上媳婦是他們骨子里的觀點，而能夠讓子女跳出農門、過上舒坦日子更是他們夢寐以求的愿望。
在城里打拼多年的何東升的母親就是這樣的一位，“哪能不著急嗎？這都那么大了，還沒成家呢！”何母焦急的說。而何的回答是“不著急，好的都在后面呢！以后我還不愿回你這溝里呢！”
六、對未來農村的影響
一代代青年農民工外出務工的直接影響便是農村勞動力流失，而農村勞動力大量流失又會對未來農村走向產生巨大影響。
說到外出務工對勞動力流失的影響，在當地農村從事生豬收購多年的何旭東生有感觸?！耙郧跋锣l收豬一群人圍著看，現在去了想找個幫忙抬秤捆豬的人都找不到了。”
外出務工讓農村勞動力流失，而這個現象在80、90后青年農民工身上又體現得格外強烈，因為80、90后出生在我國實施計劃生育后，不少家庭只有一個孩子，而目前的情況是這僅有的一個孩子一般也都外出打工了。那么以后的土地究竟又由誰來種，農村未來的走向又在哪里呢？帶著這樣的疑問，記者采訪了四川省人大代表、亭縣安家鎮梓鹽村支部書記趙鐵軍。
作為一名在基層當了20多年村支書的農村基層干部，趙鐵軍對未來農村走以及青年農民工的發展問題有更貼切的認識。
農村勞動力范文6
劉易斯模型是在“零值勞動力”、“工資不變”和“資本家剩余”三個基本假設的基礎上闡述了二元經濟的發展過程：欠發達經濟中存在兩個部門：一個是以傳統生產方法進行生產、勞動生產率很低、收入僅夠維持生計的傳統部門；另外一個是以現代化方法進行生產、勞動生產率和工資水平超過傳統部門的城市工業部門；傳統部門存在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勞動力供給的彈性是無限的，因此工業部門只要支付略高于農村維持生計收入水平的工資，就會獲得無限的勞動力供應；二元經濟的發展表現為一個現代部門不斷擴張和傳統部門逐漸縮小的過程，而這個過程是通過收入分配向利潤傾斜所導致的現代部門迅速的資本積累以及現代工業部門從傳統部門吸收勞力和經濟剩余來實現的（劉易斯，1989/1954）。
劉易斯提出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型的開創性在于不是停留在對二元經濟結構的描述層面，而是由這種落后狀態推論出一種發展模式，提出了一整套內容廣泛的對內對外經濟改革建議。然而，在劉易斯的觀點中忽視了農業自身的發展在二元經濟中的作用，所以，劉易斯提出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型為發展中國家指出了一條工業化的道路，加速了農村勞動力要素從農村向城市的單向流動，但是，當與轉移來的農村勞動力要素相結合的城市資本供給出現告急，或者說，城市資本聚集的速度小于勞動力要素向城市轉移的速度時，就會產生像我國的“農民工邊緣化”現象。
（二）費景漢-拉尼斯模型
針對劉易斯模型的缺陷，費景漢與拉尼斯提出了二元經濟發展的三階段模型（JohnC.H.Fei，1964）。此模型假設由于制度性原因，農業部門的工資水平是固定的，在此基礎上將經濟發展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產品接近于零（農業部門勞動力轉移的機會成本很小），勞動力是無限供給的。由于存在“零值勞動力”，因此農業產出水平不會因為勞動力的減少而下降，勞動力的轉移不會受到阻礙。
第二階段，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產品大于零，但低于“制度工資”水平，農業部門存在“隱蔽失業”，在此階段，如果農業邊際勞動生產率沒有提高，那么隨著勞動力的轉移，農業產出水平將會下降，因而可能發生糧食短缺，并引起糧食價格上漲和工業部門工資水平上升，最終引起經濟增長和勞動力轉移過程緩減甚至停滯。因此，費景漢與拉尼斯認為需要保持農業生產率的同步提高，以此來增加農業剩余和釋放農業勞動力。
第三階段，當農業邊際勞動生產率上升到“制度工資”的水平，就意味著整個經濟——包括勞動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經濟發展將由二元的勞力剩余型經濟轉化為一元的資本主義經濟。在這一階段，由于農業生產實現了資本化，因此工業部門要想通過農業勞動力的轉移擴大再生產就必須在勞動力市場上與農業部門展開競爭，而競爭的前提條件是必須使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大于或等于農業部門的邊際生產率水平，結果，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也將加速增長。
費景漢—拉尼斯模型在農村勞動力要素轉移的過程中，雖然考慮到了這種勞動力要素從農村向城市單向流動時，會引起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產品的變化，從而促進了勞動力要素供需機制的形成，避免了劉易斯模型所帶來的這種局面：勞動力要素有足夠的動力流動，卻不能充分地和資本結合。換言之，費景漢—拉尼斯模型可以讓勞動力要素隨著資本聚集的速度流動（必要的時候還可能出現勞動力要素回流的現象，我國沿海一帶的“民工荒”或多或少地可以反映這一點），從而讓勞動力要素更加充分地和資本結合。但是此模型有一個很強的潛在假定：即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要素已經和土地要素及資本要素充分結合了。這一點和我國的實際情況并不相符合，例如，鄧晰隆的研究成果測度出我國2003～2006年度農村生產要素綜合市場化程度平均為23.87％（鄧晰隆，2007），這足以證明費景漢—拉尼斯模型在解決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的局限性。
（三）托達羅的“預期收入”模型
托達羅認為，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決策是根據“預期收入”最大化目標做出的，這種決策主要依據城鄉實際工資差距與農村勞動力在城市能夠找到就業崗位的概率。由于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是根據預期的城鄉收入差距而不是根據實際城鄉收入差距作出的，因此盡管城市也存在大量失業，農村人口仍然源源不斷地涌入城市，造成了城市勞動力市場嚴重失衡，使失業問題更加嚴重（托達羅，1999/1997）。由此，托達羅認為，按照劉易斯模型采取資本向現代工業部門傾斜的工業化戰略并不能夠解決發展中國家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相反應當擴大農村中的就業機會，鼓勵農村的綜合開發，以縮小城鄉就業之間的不平衡，從而緩解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
從此模型中可以發現：實際上農村勞動力要素市場和城市勞動力要素市場存在著巨大差異，兩種市場的不兼容導致嚴重的農民工問題，這一點與我國戶籍制度限制下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是相吻合的。但是，托達羅的“預期收入”模型所提出的“擴大農村中的就業機會，鼓勵農村的綜合開發”等構想在我國的實際操作中是需要以例如“戶籍制度、農村土地產權制度、農地承包制度”等關鍵問題的解決為基礎的。
國內文獻綜述與啟示
國內學者對農村勞動力要素的研究較多地結合了我國的實際情況，從農村到城市的移民規模不斷擴張，城市化水平滯后和城鄉工資差距不斷擴大，以及沿海出現民工荒的現象出發，首先考察了我國城鄉政策制定殊的制度背景。我國有關城鄉勞動力流動的政策一直是城市對農村勞動力的流動進行限制和管理的政策（宋洪遠，2004），而這些都體現了有關城鄉勞動力流動政策的城市傾向性，是在城市居民出于保護自己的利益而影響政府決策的機制下形成的（蔡等，2004）。農民工進城打工，首先遭遇的就是就業歧視或就業權利不平等。農民工不僅被剝奪了成為城市國有企事業和行政單位正式職工的資格，而且還從制度上被排斥在城市部分就業崗位之外，這使得農民工只能進入城市的“第二勞動力市場”（蔣國保，2005），即便如此，當城市政府面臨解決城市下崗工人再就業壓力的時候，這些農民工還面臨著隨時被解雇的命運（余紅等，2006）。正所謂“農村剩余勞動力從事的是城市剩余的工作”，這是現在城鄉勞動力市場的突出問題——勞動力市場分割。
對于這種勞動力市場分割現象，張文龍等從技術和經濟性質的層面進行了界定，認為：工資合約的不同性質是勞動力市場分割的最主要標志，把具有平均主義或相對平均主義基本特征的所有合約總稱為體制內勞動力市場，把具有工資——勞動邊際產品對應的基本特征的所有合約總稱為體制外勞動力市場。不同工資合約的性質有所差別，可以稱之為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制度性分割（張文龍等，2005）。在這種制度性分割下，農村勞動力要以低工資水平和低勞動權益保障為代價，才能贏得在非國有部門就業的競爭優勢。由此王德文等認為導致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因素主要有本論文由整理提供：戶籍以及由戶籍制度引發的養老、醫療、住房、子女教育等一系列社會保障制度的城鄉分割；有限的城市就業總量；勞動力市場不完善的法制建設和對非國有部門勞工保障監督的缺失（王德文等，2004）。
在深入探討勞動力市場分割的過程中，陳釗、陸銘則認為：城鄉分割政策的更為根本的制度因素是城市單方面擁有城鄉政策的決策權。人口多而資本少的歷史條件是導致城鄉分割的重要背景。也正因此，隨著城市發展中資本的不斷積累，城市的生產活動開始對農村勞動力產生需求，于是城市所制訂的城鄉政策就逐漸在農村勞動力流入的控制上有所松動。這種政策轉變是城市從自身利益出發的決策結果，它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福利水平。然而，進城民工在為提高城市人口福利水平做出貢獻的時候，卻同時承受著來自于城市的歧視，這種歧視也成為導致城鄉分割政策形成的原因之一（陳釗等，2006）；相反，城鄉之間長期沉淀下來的收入水平、文化背景以及生活質量等方面的感知差異程度，決定了農民工所感知的最佳城市規模大于城市居民所感知的最佳城市規模的程度。
當農民工遷往城市的數量超過城市居民感知的最佳規模時，城市居民就會感到擁擠，代表城市居民利益的城市政府就會設置各種“政策門檻”排斥農民工的繼續進入，這種感知差異也是導致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政策形成的重要原因（鄧晰隆，2008）。所以，要實現從城鄉分割到城鄉融合的轉變，除了隨著城市的資本積累而不斷地增加農村向城市的移民外，更為根本的是必須改變城市單方面地制訂有利于自身的政策這一現狀（陳釗等，2006）。
國內學者的研究大都從我國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制度性分割的現實出發，分別對我國城鄉二元分割的勞動力市場進行描述性研究和制度性分析研究，理論成果豐富，對策建議也具體，但這些研究更多地將“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概念狹義地局限在農村勞動力從農村到城市的單向流動。而筆者認為，勞動力要素的流動應該體現出三個方面，勞動力要素從農村流向城市，勞動力要素從城市流向農村，勞動力要素在農村與農村之間流動。從研究現狀來看，國內學者更加注重對第一種情況的研究。
結論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國外的研究成果盡管不能直接所用，但它們為我們理性思考當前農村勞動力要素轉移提供了規范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尤其是托達羅的“預期收入”模型對作者的啟發甚大。國內學者的研究恰好彌補了國外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經典理論對我國城鄉勞動力市場制度性分割現實了解的不足。但是，如果將“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概念狹義地局限在農村勞動力從農村到城市的單向流動，那么筆者認為現有的研究成果已經將“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的解決推到了最優求解的極端，但這種結果仍然不能使我們滿意，雖然將農地私有化的農地產權人格化改革不可能實現，但是將農地承包權賦予“繼承性”是可以嘗試的。這些思路將會為我們在“農村勞動力要素在農村與農村之間流動”的領域做出貢獻性研究提供參考。
參考文獻：
1.劉易斯.二元經濟論[M].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
2.費景漢，拉尼斯.勞力剩余經濟的發展[M].華夏出版社，1989
3.托達羅.第三世界的經濟發展[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
4.宋洪遠.關于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政策問題分析[A].載兆詳（主編）.轉軌中國審視社會公正和平等[C].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5.蔡昉等.勞動力流動的政治經濟學[M].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