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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發言材料范文1
近讀胡翼青的《傳播學科的奠定（1922―1949）》一書，頗有啟發。該書理清了芝加哥學派、哥倫比亞學派、法蘭克福學派、耶魯學派之間復雜的學術關系；更精辟地論述了美國傳播學誕生過程中，知識生產背后的意識形態企圖，使筆者對傳播學術史研究方法和路徑選擇有了許多新思考，特別想對該書作一些回應與評價。
一、傳播學術史應當破除歷史“神話”
一個時代的主流思想和歷史敘事，是由一系列的概念和邏輯構成的。這些概念和邏輯，限制了當時人們思考問題的模式和框架。中國歷史原本與西方歷史有著不同的書寫邏輯，但近代史上的西學東漸，一些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對民主、科學、資本等問題的追問和反思，讓中國人用一批外來概念構建了中國近現代史，甚至套用新的概念重新界定、塑造中國的古代歷史。大到人類整個思想系統，小到一個學科范式的確立，其背后都有一種權力意志的作用。具體到傳播學領域，人們談論傳播學，首先想到的是美國傳播學；談到傳播思想史，首先想到的是施拉姆和四大奠基人的貢獻。然而，這種以編年史形式書寫的傳播思想史，實際上是一種學術壟斷和學術霸權，它遮蔽了傳播思想真正的發展歷史，形成了一種關于什么是傳播學的歷史神話。
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駱正林：傳播學術史研究的方法與路徑――兼評《傳播學科的奠定（1922―1949）》一個學科的誕生是學術群體思想合力的結果。“傳統學術史多為思想史、發展史或者編年史。能夠進入學術史的只是極少數對學術發展有突出貢獻的知名學者，而與他們同時的絕大多數普通學者都被排斥在學術史的大門之外?！盶[2\]（P5）編年史是以往書寫思想史最主要的方法，它通過記載主要人物和事件，比較清晰地勾勒出思想史的軌跡。然而，知識生產并非是一條線性的歷程，它有更多的偶然性和特殊性。歷史主要是一種思想活動，而編年史主要是一種意志的活動。傳播學最初的發展曾是高度多元化和不確定的，然而，很多方向在后來的發展中被“遺忘”了，另一些方向的思想則被放大和強化。美國傳播思想史就是通過“剝落思想、留下事件”的方式，制造了幾個主要學者的“創世神話”?，F在傳播學科的主流意識形態，實際上是在編年史的外衣下，為現有學科結構的合法性辯護，它重視的是所謂的“天才們”的智慧和貢獻，而忽視了很多普通學者的艱苦工作。不僅如此，它還有意無視并非主流陣營的其他天才學者。編年史將傳播學的開創由帕克、李普曼、米德等幾十人逐漸變成“四大奠基人”，而整個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者則消失得無影無蹤。
和編年史相伴的“歷史決定論”，是另一個造成歷史神話的動力，這種歷史書寫擅長制造“優越性神話”。歷史決定論試圖從瑣碎的、大量的表層歷史事實中，通過揭示因果關系、尋找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然后再依據歷史規律預測社會發展方向。作為一個具有批判眼光的學者，胡翼青對歷史決定論持有戒心：“盡管歷史上有不少思想家曾經試圖一勞永逸地解決歷史規律的問題，但事實上這種分析從來就沒有真正獲得成功過，形形的經濟決定論和技術決定論一度大行其道，但從來沒有任何一種決定論可以解釋所有的歷史?！盶[3\]（P15）在傳播學史上，人們通常認為，芝加哥大學的衰落，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的崛起，是傳播學范式轉移的歷史必然，其根本原因是芝加哥大學的非學科化傾向和學術上的近親繁殖。胡翼青在書中通過大量材料佐證：芝加哥大學的黯然退出，哥倫比亞學派的蓬勃發展，都不是完全必然的，其間有很多偶然的因素在起作用。胡翼青指出兩大學派的研究方法也不是截然對立的，“芝加哥社會學系中也有定量研究者，而且這些定量研究者如奧格本、斯托弗和西爾斯，在美國社會學界定量研究領域有很高的聲望”\[3\]（P44）。筆者認為，歷史決定論的背后通常埋藏著這樣的邏輯，那就是現在的主流思想是擊敗一系列思想的最優思想，其書寫背后暗含著某種優越性的自證，這就為主流思潮的合法性和優越性塑造了一個不易覺察的歷史神話。
正如俞吾金所指出的那樣：“任何一個理論體系都不可能是憑空產生出來的，它總是一個或一些理論家通過對自己置身其中的總體思想資源的選擇、組合、改造和原創性的闡釋過程中形成起來的?！盶[4\]（P47）所以，通過重新闡述被編年史有意無意忽略的傳播思想史，通過解構決定論，揭示了更多學者對傳播學誕生的思想貢獻，傳播思想史才能沖突歷史“神話”為我們建構的世界觀。這樣才能打開了被遮蔽的歷史空間，進而打開了封閉的傳播學學科邊界。這樣做的意義是喚起新的研究問題。問題域的擴大和問題域的轉換是學科發展的源泉，任何理論體系都是通過一系列問題來構建自身的，“一個理論體系本質上就是一個問題域，而一個問題域也就是指某一理論體系可能提出的全部問題的總和”\[4\]（P48）。破除神話就意味著提出問題，從而激發傳播思想史的研究活力。
不過，需要與胡翼青商榷的是，對于主流傳播思潮神話的解構，是否有可能意味著另一種學科神話的建構，比如芝加哥學派的神話。在《再度發言》一書中，胡翼青曾經這樣評價芝加哥學派：“芝加哥學派傳播思想的許多要素似乎已經滲透到各種研究范式內部，這些因素在傳播學科理論整合的今天，正在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甚至有可能引發一場內爆式的范式革命。芝加哥的學術氣質與學術觀點經過各種各樣的重組，正成為當代傳播學科中越來越具有活力的因素?！盶[5\]（P353）這種評價似乎又是一種值得警惕的優越性神話的建構。而他在《傳播學科的奠定（1922―1949）》一書中，評價施拉姆是“所有傳播學奠基者中的第一個政治家”\[3\]（P194）。“他創造了第一批被稱為‘傳播’的大學單位，撰寫了第一部傳播學課程的教科書，授予了第一個傳播學博士學位。他是世界上第一個具有‘傳播學教授’頭銜的人?！盶[3\]（P395）盡管對施拉姆進行知識社會學批判有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和看待美國傳播學，但這種批判對于施拉姆范式的批判似乎又通過批判的方式從反面論證了施拉姆等人對傳播學史的重要性，并沒有真正起到解構神話的作用?？磥?，與思想史神話做斗爭注定要歷經長期而艱難的過程。
二、學術史應剖析學術背后的權力關系
知識并不主要源于個體的冥思苦想，認知通常是集體的認知，集體的認知先于個體。因此，傳播先于知識。每個知識生產的主體無法擺脫人際關系和價值立場，各種觀點背后都有利益的訴求。自?？乱詠?，關于知識就是權力，知識本是權力爭奪的場域等觀念早就已經深入人心。不過在新聞傳播學科，這種批判意識似乎還很淡薄，學者們似乎還不習慣將本學科的學術作為研究對象放在權力關系場域中去分析和解讀，這對于思想史研究來說，這種自反性的缺乏是致命的，因為它總是會讓學術理解停留在是什么的表象之上。學術研究需要“走進去”，更要“走出來”，作為一個學者，不能“研究什么，就消失在什么中，至多引證別的批評家的話做一些表面文章”\[6\]（P11）。
美國傳播學向來被認為是傳播學的“正統”，被認為是不言自明的客觀存在。李金銓曾批判性地指出在美國人眼里：“所謂傳播學當然就是美國傳播學，不必標明‘美國’，因為那是人人皆知的基本‘常識’。”\[7\]（P1）自傳播學誕生以來，美國傳播學的歷史、概念和模式，相當程度地限制了各國傳播學者的思維方式和研究路徑。然而，當然的東西未必合理，胡翼青提醒我們，當我們確信傳播學是什么的時候，傳播研究似乎也就停止了。“很顯然，一旦當什么東西不再遭受質疑，不再引發思考，成為學術共同體的集體記憶且不斷地被重復再生產，它的功能就從學術層面轉向學科規范的層面或者說專業意識形態的層面，從而轉為一種學科的‘神話’和學科的‘集體無意識’。而且它還成為這一學科專業意識形態變革的重要阻力?！盶[3\]（P2-3）施拉姆等人在構建美國傳播學的過程中，是按照他們的價值觀形成了傳播學科的知識規訓，強化了傳播學者們對現有知識體系的“忠誠度和認同感”。
知識社會學認為，知識或思想的生產與社會群體、文化制度、歷史情境、時代精神、民族文化心理等因素有關。人們在談論傳播學的時候，更多看到的是施拉姆和四大奠基人的貢獻，而忽視了美國社會情境和美國意識形態對傳播學產生的深刻影響。美國主流意識形態對傳播學的建構作用是無處不在的。社會學芝加哥學派主要關注美國國內的社會問題，追求的是一種學術體系的建構和美國社會的進步。然而，二戰讓美國政府更加重視宣傳與民意，國家進步開始取代社會進步成為美國社會科學的主流意識形態，更多的學者開始轉變角色，成為國家智庫的成員。美國政府在華盛頓實施的輿論戰強行促進了各個學科的跨學科整合，傳播研究因此在這個無形學院中成為研究的熱點。二戰后美國致力于謀求世界霸權，為了證明美國意識形態的優越性，美國的學術思想與輿論共識融合在了一起，而傳播學就是在這樣的意識形態背景下被創立的。《傳播學科的奠定（1922―1949）》通過大量的史料論證和邏輯推理，把握了美國霸權性意識形態這根主線，并尖銳指出：“似乎社會學芝加哥學派的沒落、哥倫比亞學派的興起、法蘭克福學派的迎來送往、行為主義和功能主義的合流、社會學家的角色轉型以及施拉姆對傳播學科的設計，似乎都與這條線索有著或多或少的關聯?！盶[3\]（P214）正是這個睿智的發現，幫助我們解開了傳播學術史書寫過程中的很多歷史懸案。
國家的需要決定著學者的命運，也決定著學術的命運。首先，學者的人生和命運會因此而改變。作為政府雇員的學者可以獲得研究資金和社會地位，可以讓研究獲得最好的理由：美國的國家利益。拉斯韋爾曾經是一個桀驁不馴、滿腔抱負的青年政治學教授，最后成為了美國意識形態的忠誠斗士，后半生致力于用心理學方法研究政治問題。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者對美國沒有國家認同感，而且都來自美國的敵對國，他們所關心的反猶問題與美國政府關心的問題并不是一回事，因此法蘭克福學派必然成為美國學界的邊緣人。其次，自然科學的方法被引進到傳播研究領域。芝加哥學派的沒落，哥倫比亞學派的興起，經驗學派在美國大行其道，都是為了滿足戰爭需要的結果。“是戰爭，使得以自然科學的方法進行社會研究成為當時傳播研究唯一可行的方法。”\[3\]（P158）二戰對決策的時效性、精確性的要求提高，同時學者們也需要規避決策失誤的責任，因此定量研究成為了傳播研究最主要的方法。心理學作為自然科學的一部分，因為更契合美國權力階層精確決策的需要，因而比社會學擁有了更多的話語權和學科優勢。再次，意識形態的需要決定學術的融合與發展。比如，拉扎斯菲爾德的有限效果論與霍夫蘭的說服理論并不是一回事，但哥倫比亞學派和耶魯學派，卻被一種強大的力量書寫為同一種范式，而5W模式為兩大學派提供了雙方都能認可的研究框架。施拉姆在二戰后創立傳播學以及選擇傳播學的“奠基人”時，不僅考慮到施拉姆所在的學術圈和社交圈的聲譽和權力，而且更重要的是施拉姆和四大奠基人“都是美國政府的御用文人”。冷戰開始后，美國需要大型宏大理論來論證美國制度的合理合法性，同時需要一般的、普遍的理論來論證美國價值的普適性，這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有關?！盀榱嗽诶鋺鸨尘爸凶C明美國制度的優越性，社會科學研究被美國政府卷入了一場為意識形態與市場服務的現代化理論的運動中。”\[3\]（P235）施拉姆等人創造的發展傳播學理論就是現代化理論運動的直接產物。
所以，一切的學術問題說到底都是權力的問題。知識就是權力，這種相互勾結或者說同謀的關系，使權力庇護之下的知識不斷得以重復和再生產，從而極大地局限了學科與學術的發展。權力對于學術的局限并不僅僅是限制言論自由那么簡單和粗暴，它真正厲害的一面是通過意識形態的軟控制在學術領域扶持自己的代言思想，并隱性束縛了這一領域多數研究者的視野。
三、學術史不能僅僅依靠文本解讀
做傳播學術史研究往往會陷入一種誤區，就是將證據的基礎完全建立在文本之上。對于文本的研究當然是非常必要的，文本確實是最主要的證據。然而解讀學術文本不能僅僅依靠文本本身，因為文本的解讀既需要時代的宏觀語境，又需要文本創作主體的微觀語境。前者討論的是學術文本生成的時代背景，后者討論的是學術主體的行動與關系。文本只有在語境化尤其是歷史語境和社會語境的解讀中才會具有確定的意義。否則，對于文本的解讀就可能是隨意的，缺乏一個可以參照的框架。由此導致的問題有二：一方面，我們也許會因為兩個主張完全不同的學者在某一文本中達成的共識來判斷他們可能是同一學派的學者，同樣也可能會因為兩個主張極其相似的學者在某個問題上觀點的分歧而判斷他們是對立學派的學者，從而導致自說自話和違背常識；而另一方面，我們會因為將學術與社會分離而無法理解文本的動因和意義，因為學術不僅僅從文本中體現出來，更重要的是從研究主體的關系與行動中體現出來。
在《傳播學科的奠定（1922―1949）》一書中，學者之間的關系及故事被多次反復提及，從而呈現出微觀語境對傳播學術的影響。該書評價較多的學者是拉扎斯菲爾德。拉扎斯菲爾德被看成“經驗的社會研究的奠基人”，一些學者將他形象地比喻為“學院資本家”，他是將政府、企業和學術聯系起來的老手。胡翼青將拉氏一生的研究概括為三個特征：擅長團隊合作，精于創建研究機構和熱衷尋求不同學術傳統之間的綜合。而拉氏的這些行為恰恰型塑了其研究文本的特征：科層制和流水線式的知識生產決定了其研究產品的形態和風格?！秱鞑W科的奠定（1922―1949）》對拉氏與默頓、阿多諾的交往著墨較多，認為拉氏和默頓的配合，是哥倫比亞成為國內和國際社會學中心的重要原因。阿多諾具有孤傲的處世態度、攻擊性的文風、不合拍的價值取向，流亡美國的阿多諾在拉氏的研究團隊中很不受歡迎，但拉扎斯菲爾德卻經常為阿多諾開脫，寬容地將阿多諾的錯誤攬在自己身上。這些故事在很大程度上顛覆了在文本上呈現出來的學派之間的關系，從而體現出了學派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與張力。
當然，僅有微觀語境是不行的，因為把學術問題僅僅放在學術場域來寫作容易掩蓋主流學術為權力服務，權力型塑主流學術的互動關系。這一方面有利于藏匿權力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將權力的合法性美化為主流學術的合法性，使其可以更好地為權力服務；另一方面則有利于主流學術自證清白，塑造其價值中立的神話，并因此更好地為權力服務。所以在宏觀語境方面追問學術的社會語境和歷史語境非常必要?！秱鞑W科的奠定（1922―1949）》顯然關注到了這一點，因此在這方面多有論述：如移民產生的社會問題是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創立的基礎，實證研究方法的確立是基于對社會問題的認識和解決；傳播學的起源和進步運動關系密切；帕克時代專家和自由知識分子成為知識生產的兩種對立類型，專家們成為社會和政府的智庫，有用和務實逐漸成為美國學術從未動搖的氣質……筆者非常欣賞該書的提問方式：“為什么是在這樣的特定歷史時空（1922―1949），出現了這樣一種傳播學科形態，而且為什么這種學科形態會不斷被強化和細化，直至成為大批美國學者的集體記憶?！盶[3\]（P28）這種提問方式有利于我們將傳播學文本的意義與當時的時代精神和學者群體緊密勾聯在一起，從而幫助我們進一步追問權力扮演的角色。
一部好的學術史著作不應僅僅是掉書袋，而同樣應當是講一系列好聽的故事，而這一切僅僅依靠解讀文本是不夠的。解讀文本導致了學術史寫作的結構化和概念化，并產生了一種想當然的陳詞濫調，歷史的個性與偶然性就此蕩然無存。胡翼青應當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比如他2004年出版的《傳播學：學科危機與范式革命》一書，就是因為只解讀文本，不分析研究主體的行動，導致對傳播學科范式進行了一種僵化的劃分。批判學派與經驗學派的二元對立，媒介環境學是一種技術主義范式等論調，將活生生的傳播學術運動變成了幾個僵化的概念和空洞的范疇\[7\]。同一時期的其他傳播學術史著作也或多或少存在這樣的問題。但這樣的學術史作品并不能幫助我們還原真正鮮活的傳播學術，不能讓大師們的思想重獲當代的意義。所以，在《傳播學科的奠定（1922―1949）》一書中，胡翼青完全進入到了一種講故事的模式，從而一下激活了已經被教科書固化已久的美國傳播學，重新解放了那些被誤解已久的思想，給人以許多啟發。這充分說明，高度語境化的解讀對于學術史的寫作有多么重要。
傳播學術史研究在中國方興未艾。2013年11月底在重慶成立的中國新聞傳播思想史學會，標志著這一領域正在快速崛起。然而，如果這一領域要保持足夠的活力和影響力，就不能滿足于對國外學術思想剪刀加糨糊的簡單譯介與拼貼，而是要形成科學的路徑與方法，形成自覺的學術意識?！秱鞑W科的奠定》是一個很好的探索，但這應當只是一個開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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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發言材料范文2
一、英國文化研究學派與受眾研究新范式的興起
英國文化研究學派興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英國，在新左派觀點的影響下，他們從文化、權力、意識形態等角度切入來探討各類社會現象，尤其是大眾文化現象。傳媒作為大眾文化的主要載體，也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領域。文化研究產生的特定歷史背景以及它在理論上所借鑒的各種學術資源都深深地影響了該學派的傳媒研究，具體到受眾研究來說，受眾的主動性得到了重視，一種全新的受眾研究范式開始興起。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促成了福利國家的建立，緩和了戰前日益激化的階級矛盾。同時，以通俗性、娛樂性為特征的美國文化憑借現代傳媒技術在歐美社會中廣泛流行，這使得社會文化日益趨同，有人認為工人階級的生活條件及意識形態與中產階級已經沒有很大區別，一個經濟繁榮、文化大同的時代開始降臨。英國文化研究學派就是在這樣一種社會背景下產生。其代表人物多是工人階級出身，他們希望能夠幫助工人階級了解自己的真實狀況，而不至于被文化政治營造出來的幻覺所欺騙。因此，他們試圖通過對工人階級內部文化的研究來證明工人階級價值體系與社會結構并未隨著福利國家的來臨以及通俗文化的流行而消失。他們同時也肯定工人階級在消費文化產品時的能動性，肯定他們會做出符合自己文化的選擇，這一出發點是其后來強調受眾主動性的源頭。此外，該學派的受眾研究也同樣受益于文化研究一直青睞的符號學方法及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其代表人物霍爾的《編碼/解碼》一文就顯示了這多種因素的融合，它標志著該學派在受眾研究領域的突破，與早期的媒介效果理論以及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理論有著明顯的區別。
首先，新的研究模式導入了符號學方法。對于媒介研究來說，符號學一個最讓人興奮的方面是那種可以運用于視覺形式——電影、電視、攝影與廣告圖片——的方法，這為研究現代意義生產提供了一個綜合性的方案，而這種途徑傳統的語言學分支是無法提供的。[2] 在霍爾的文章中，一條訊息不再被看成一個包裹或一個球可以由發送者拋給接受者。訊息現在是由節目制作者編碼，再由受眾來進行解碼。這樣一種觀念就意味著發送的訊息和接收的訊息并不一定是同一的，不同的受眾可能對節目有不同的解碼。[3] 于是，訊息的效果就不再是根據行為主義的刺激—反應模式發生，而是要依賴于受眾的解讀過程。由此，霍爾肯定了受眾在傳播過程中的地位，它們并不是效果研究所認為的那種原子化個體的集合。此外，根據符號學原理，任何訊息都是多義的，其所能生產的意義或詮釋總是在一個以上，因此也就絕對無法化減至一個“最終的”或“真實的”意義。[4] 這樣，霍爾指出文本具有一定的開放性，訊息潛在的解讀方式不止一個，并提出受眾可以有三種解讀立場：統治—霸權立場、協商立場與對抗立場。后兩種立場的提出也使得文化研究敞開了受眾主動性研究的大門。
其次，對于霍爾來說，該模式是對本身廣泛討論的一部分，它標志著從主流意識形態觀點的多元決定論轉向了由葛蘭西霸權模式所提出的更為復雜的觀點。[5] 在此之前的法蘭克福學派所援引的傳統意識形態理論暗示，意識形態力量用適合統治階級利益的方式構造主體幾乎是無法抵御的。所以他們認為在以傳媒為主要場所的文化工業的操縱下，壓制性的意識形態直接注入到大眾的意識之中，人們成為“文化傀儡”，是“一種改頭換面的毒害人民的鴉片”的受害者。文化研究學派修正了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理論，批判了他們的文化悲觀主義，充分關注受眾的詮釋活動。這樣從霍爾開始，文化研究學派開始擺脫阿爾都塞結構主義思想的影響，不再認為文本結構將主導受眾訊息接收的結果。相反，他們吸收了葛蘭西的霸權理論，認為意識形態與被統治者的社會經驗之間存在著持續不斷的矛盾，其交匯處就是一個意識形態進行斗爭的場所。這樣，文本不再是一個意義完全封閉的結構，受眾也不再是盲目順從主流生產體系的消極客體，而是不斷進行抗爭來給自身定位的積極主體。
在霍爾的三種解讀模式提出之后，新范式的受眾研究興起并迅速擴展開來。20世紀80年代，莫利出版了《〈全國〉觀眾》與《家庭電視》，將霍爾的受眾解讀模式應用于經驗性研究，而伊恩·昂、拉德威以及費斯克也分別對美國肥皂劇《達拉斯》的觀眾、浪漫小說的讀者以及大眾文化消費者進行了研究。
從這些新型受眾研究我們可以看出，受眾的主動性是其最基本的理論觀點。我們上面提到的這幾位代表人物所做的研究都試圖反對單向片面的意識形態控制論，希望證明受眾的接收活動存在著協商與反抗的創造性空間。尤其是費斯克，他不僅提出了“語意斗爭”、“文化民主”等概念，認為受眾是才是真正的意義生產者，進而他還借用巴特的觀點——作品只有在被閱讀時才成為文本——認為文本根本就是不確定存在的東西，主張“我們可以發展一種符號學民族志，在這里沒有文本，沒有觀眾，只有制造與流通意義和的過程。”[6]
除此之外，這種新范式還有一些其他特點，據此我們能夠把它與強調受眾主動性的另一種重要的傳播學理論使用與滿足理論區別開來。
首先，它從社會意義的角度來理解傳播現象，認為受眾接觸媒介后參與了意義的建構；而使用與滿足理論認為受眾對媒介的使用是一種功能性選擇的結果，是從功能的角度來理解傳播現象。
其次，它認為解讀是支配性意識形態與受眾的替代性、反抗性意義之間的斗爭，不是受眾個人的隨機活動，研究的目的在于了解傳媒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權力博弈的真實情況。而使用與滿足理論認為，是“受眾使用媒介而非被媒介所使用。這種使用有助于產生一種個人身份的認同感，收集信息；此外還能滿足休閑的需要并協助社會互動”。[7] 這樣，它高估了受眾的主動性、訊息的開放性以及可供選擇的媒體數量，并不認可一種支配性意識形態的存在。
再次，它借鑒了社會學，把個人看作社會結構的一部分，是包含了許多次團體與亞文化的復雜類型，這些因素以及解讀活動的具體情境會影響人們的解碼方式。而使用與滿足理論從考察個人的心理需求出發，從心理層次來解釋人們對媒介和訊息的使用。
新范式的受眾研究在具體操作時又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進行：其一是將受眾作為文本解讀者的文本分析，其二是將受眾置于日常生活語境之中的接受分析。
二、作為文本解讀者的受眾
在文化研究領域中，將受眾作為文本解讀者的文本分析主要有兩種類型：一是針對新聞時事類節目，分析受眾透過哪些特定的話語來解讀文本；二是針對大眾文化產品，如肥皂劇等，分析受眾如何從文本中獲得或者是自行建構意義來抵制原有的社會體系。
1、受眾對新聞文本之解讀
對于新聞時事類節目，研究者們認定，從一開始它們就扮演了一個意識形態的角色，編碼者事實上在一定程度上封閉了文本的意義，預設了一個處于優勢的或主流的意義。而這種意義能否成功傳播，取決于受眾所持有的文化符碼是否與節目的符碼相一致。這樣，受眾到底持什么樣的文化符碼，這些符碼又是如何形成的，就成為研究者努力想解開的謎團。
最初是霍爾受到社會學家法蘭克·帕金的啟發，將受眾視為階級的產物。帕金認為西方社會有著三個主要“意義體系”：主流、主控的價值體系，臣服的價值體系，激烈而急進的價值體系。[8] 而不同社會階級的成員，分別擁有不同的“意義體系”?；魻枌⑦@一模式引入到傳播領域，根據受眾的階級變項推導出對新聞文本的三種解碼方式。在這種觀點下，我們甚至可以推斷，由于傳媒往往是為主流意識形態服務的，這樣處于統治地位的階級一般對文本進行傾向式解讀，而處于被統治地位的工人階級往往會因為利益受損而進行反抗式解讀。
隨后，莫利對BBC的晚間新聞節目《全國》的觀眾進行研究，試圖對霍爾模式進行經驗性的驗證并探討還有哪些社會因素會影響受眾的解讀活動。在該研究中，莫利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盡可能的考察各個不同層面的因素對解碼的影響。這些因素包括了客觀的社會人口學變項——年齡、性別、種族以及階級；也包括“文化架構與認同”的程度，即個人所處的社會部門以及所從屬的不同的亞文化，使得他對某些特定的語言和規則的熟悉程度不同，對某些話語把握的深淺程度也不同；還包括較難設計卻十分明顯的個人特質。二是他不再簡單的將社會變項當作決定解碼的因素，而是提出“話語”的說法，他認為“問題總是社會位置加上特定的話語（該詞臺灣多譯成論述）位置，然后才會造成特殊的解讀方式”。[9] 話語是理解一個重要的社會經驗區域的社會性的定位方式。[10] 人們分別擁有著自身的話語，他們背后的結構性因素融合其中，告訴他們如何理解自己的社會經驗。在觀看節目時，人們是根據其話語來理解文本，意義的建構也因此而不同。
如果說霍爾從統治/協商/對抗模式來理解受眾還略顯粗糙，那么莫利則是從話語入手，對它進行了精細化的處理。不過，在這一過程中莫利也感到困惑，因為形成話語的社會因素過于繁多且不確定，要對它們進行統計分析無疑是相當困難的。于是在他之后的眾多研究者不再執著于將受眾作為多種話語的構建物，不再致力于深究受眾話語的組成，而是開始關注受眾作為主流意識形態下的游擊隊員從通俗文化中所獲得的。
2、受眾對通俗文化文本之解讀
20世紀8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主要參照系不再僅僅是，也漸漸脫離阿爾都塞式及葛蘭西式的理論話語，開始接受后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有著開放、自由甚至是游戲的思想方式，它破除了權威話語，顛覆了傳統，對許多約定俗成的概念提出質疑。這為研究受眾對文本的解讀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間。此時較有特色的是費斯克對大眾文化的研究。費斯克對大眾文化的理解受德塞圖抵制理論的影響頗深，后者強調大眾作為弱者在文化實踐中可以利用生產文化產品的權力機構對他們的限制，自行創造出行為空間。所以，費斯克認為大眾是具有生產能力的，能夠在統治性體制所提供的有限資源中，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來使用文化商品。比如，他研究了麥當娜這一流行文化現象。盡管麥當娜以瑪麗蓮·夢露為形象基礎，處處暴露自己的性征，但是費斯克認為她并不是父系霸權的代言人，并沒有教會那些女性崇拜者像男人觀看她們那樣去看她們自己，并沒有慫恿她們作父權制內的女性主體。他認為在麥當娜的形象中有某些間隙或空縫逃脫了意識形態控制，比如她對宗教象征物（十字架、念珠）的隨意享用，涂抹過艷的口紅，佩戴過量的首飾，都使她從主導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利用其能指而拒絕其所指，并且這也向其歌迷展示了她們完全可以創造自己的意義。麥當娜的形象制造讓女孩們看到，女性性征能被置于她們的控制之下，能按她們的利益來制造，她們的主體性不必完全由占主導地位的父權制來決定。因此，麥當娜的流行是權力與抵制、意義與反意義、快樂與爭奪控制權的復合體。[11]
總之，在通俗文化研究者那兒，文化是復雜的、矛盾的和不確定的，容易被使用者經常改造，這些使用者在其本性上是文化素材料主動的操縱者。[12] 因此，受眾是具有策略的意義生產者，他們擁有強大的戰斗力，總能在主流意識形態的籠罩下開拓自己的生存空間。
上述關于新聞時事節目與通俗文化產品的受眾研究，是以媒介文本為中心，以受眾的階級、地位、性別等為變量而展開的討論，是與文本分析聯系一起的受眾研究路徑。但是，正如莫利自己所意識到的那樣，分析受眾解讀文本的話語組成，帶有阿爾都塞式的傾向，將解碼者化約成特定結構的人格化產物，而各種話語則貫穿主體性向他“發言”。[13] 所以，他希望從另外一個立場——解碼情境出發，來獲知這些話語是如何在一種具體的情境中起作用的。與此類似，受眾為何選擇通俗文化文本，以及在哪種情境下才能真正從文本中獲得。這樣，受眾研究就必須關注另外一個領域，即受眾媒介使用行為所產生的日常生活情境。
三、受眾與日常生活情境
科納認為，對電視研究來說，最好是把“置收視行為于情境中”的想法視為將分析工作連接兩個脈絡的范圍，而不是單單一個，它們就是收視的“社會關系”以及收視的“時空情境”。[14] 前文對文本與受眾關系的分析所涉及到的結構性社會因素，可以看作是收視中“社會關系”的一部分。而受眾研究接下來的工作便是透過時空情境（在日常家庭生活中的收看行為）來探尋其社會關系，這就先要了解接受信息時的物理情境，再要發現受眾收看電視的意義是什么。這種研究的前提是認為電視的基本消費單位是家庭，不是個別的觀眾。所以，一切都圍繞著家庭中電視使用的具體情況來進行。此外，研究者不僅僅關注電視在家庭生活中所扮演的功能性角色，而且轉向關注收視過程中的權力運作實踐，即作為家庭成員的受眾會采取什么位置，達成什么認同，構建什么意義。
對收視過程中的家庭權力關系研究做出貢獻的首先是莫利的《家庭電視》，該研究的起點是認為受眾總是有著不同的電視使用經驗。在受眾看報紙、看電視，聽廣播時，往往并不是全心全意的接受其內容。打開電視也許僅僅是為了排遣獨處的寂寞，碰到不喜歡的電視節目就不停地換臺，也會邊看電視邊吃飯或干其他的事情等等。受眾的信息接受總是包含了各種各樣的經驗。莫利想要了解的是究竟是什么影響了我們的收視體驗，尤其是家庭的動態過程是如何與看電視的行為發生互動關系的。起初他試圖象研究《全國》的觀眾一樣從家庭的社會位置、階級屬性出發，將家庭作為動態單位進行分析，后來卻發現“貫穿所有訪談家庭的一個結構性原則，很明顯是性別的問題”。于是，他開始研究性別對收視實踐的影響，確認了8個方面的主題，獲得了樣本中男女收視習慣所體現的經驗性差異。①控制節目選擇的權力。他發現沒有一個主婦有規律地使用遙控器，遙控器總是父親在用，父親不在，則由兒子霸占。②看電視的風格。男人希望專注地看電視，不被打擾；而主婦則認為看電視是一項社會活動，包括不斷地對話以及同時進行至少一項以上的室內活動。③有計劃與漫無計劃地看電視。男性往往事先對照報紙，了解電視播出情況，決定晚間的收視活動。許多主婦則是抱著有就看、沒有就算了的態度。④與電視有關的談話。主婦愿意承認與朋友同事聊天時會談論電視，而男人則不愿意承認?？措娨暎梭w育節目。⑤科技：錄像機的使用。主婦并不擅長使用錄像機，都靠先生或子女幫她們用。⑥一人獨看電視與罪惡的。主婦們表示最大的快樂是在家人都不在的時候，看一部她們最喜愛的連續劇。同時，她們接受了男性霸權，認為自己的愛好微不足道，而自己的快樂也帶有罪惡感。⑦節目類型的偏好。男性偏好事實型節目，女性則偏好虛構性節目。⑧全國及地方新聞節目。女性對全國新聞不感興趣，卻喜歡地方新聞節目，尤其是地方犯罪新聞。[15] 對于這些經驗性差異，莫利認為不是由男女生物性特征造成的，而是因為男女在家庭中的社會角色不同。家庭對于男性來說是休閑場所；對于女性來說則是工作場所。正是這種由性別關系所建構、結構化了的家庭環境，才導致了各種不同類型的收視經驗。這樣，正如特納所指出，莫利的研究直接引導我們關注那些生產出受眾的社會力量，有效地將我們帶離文本和受眾的檢視工作，更廣泛地研究日常生活的實踐與話語。[16]
除了電視，拉德威針對已婚職業婦女閱讀浪漫小說所進行的研究也堪稱經典。她早期關注于文本分析，以后又轉向接受研究，這時文本的內容已不再重要，而閱讀“本身是一種主動的、雖然不自由的、建立意義和樂趣的過程，是文本與讀者間的協商，其結果無法由文本本身預測”。[17] 她將婦女閱讀浪漫小說的快樂和婦女在父權制家庭中的從屬地位聯系起來考察，認為婦女之所以閱讀浪漫小說與逃避繁重家務與養兒育女的壓力有關。在父權制社會中，婦女被訓練成為無私的母親與體貼的妻子，而其自身的需求往往被忽視。不過，借助閱讀浪漫小說這種行為，婦女們能夠從日常家務勞動中抽身而出，她們憧憬浪漫小說中強有力卻對女性溫柔體貼的男性，也喜歡能夠控制自身命運的女性，由此她們會拒絕父權文化現實的合法性。因此，拉德威認為婦女是在把閱讀浪漫小說當作一種“獨立的宣示”，通過這種行為在烏托邦式的幻想中重建其性別主體性，來反抗父權文化。 [18]
當然，家庭中的情境是多種多樣的，除了上面兩例尤為重視的性別權力關系，有學者也指出其他因素的重要性，比如家庭的物理空間大小，空間大可以照顧到每個成員的偏好，空間小就需要成員們之間不停的互相協商。再比如家庭的組成結構，教育程度低、不富裕的單親家庭，電視顯得格外重要，電視成為“背景噪音”，要不停的開著，以排解孤獨消解茫然；而教育程度較高的中產家庭，看電視往往是帶著特定的目的在特定的時間段觀看特定的節目。也正是因為這些繁雜的情境的存在，使得接受研究轉向“日常生活的微觀社會學”，而為了獲得受眾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的資料，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在受眾研究領域盛行起來。
四、民族志方法與受眾研究的推進
1、采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受眾的原因
民族志原本是人類學的一種研究方法，學者們主要通過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在一種比較自然的環境中了解并描述某一文化或族群中人們的日常生活。后由威利斯介紹到文化研究領域中來。
文化研究采用這樣的方法研究受眾，可以說是為了實現兩方面的突破。其一，突破以統計方法為基礎的量化調查。其二，突破了文化研究一直偏愛的符號學與結構主義研究方法。
傳統的受眾研究一直受量化實證主義范式的支配。這種以測量傳播效果為主旨的研究將傳播內容等同于事實資料的訊息，將受眾當作某一客觀的社會類別的代表，從其社會文化系統、日常的生活情境中抽離出來，來調查閱讀率和收視率，或設計問卷（多為封閉式問題）向受眾提問，再統計各類數據以獲知受眾的反應。與此不同的是，民族志研究強調在一種自然的環境中收集資料，并將所獲得的事實資料僅作為受眾文化過程的證據。所以，哈默斯利和阿特金森有關民族志方法的經典描述是，“研究者在一段較長的時期參與到人們的生活中，觀看發生了什么，聆聽他們說了些什么，并就問題提問?！盵19] 在這過程中，研究者們收集著一些與議題有關的資料。而在訪談這一層，研究者們也擯棄了問卷式的封閉式提問，并不在乎花上幾個小時與采訪對象東拉西扯，因為他們認為正是在這種羅嗦冗長的交談中，才能真正了解受眾復雜的讀解情況，才能了解受眾到底會使用什么樣的話語來形容自己的收視或閱讀感覺，而通過分析可供受眾使用的這些話語，哪怕只是“呀”、“哦”這樣的語氣詞，往往也能追根到它們背后的社會權力因素。不過，這也并不意味著研究者可以聽任整個訪談漫無目的地進行，而是要根據自己的意圖事先規劃好方方面面的工作，再進行開放式的訪談，盡可能記錄下有價值的內容。用費特曼的話來說，就是“開放的心胸，而非空洞的大腦”。[20]
另一方面，文化研究自興起后，曾經歷過文化主義和結構主義兩種范式的交鋒。在文化主義傳統中，民族志曾一度被用來研究亞文化群體的日常生活，如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就研究了英國工人階級的文化生活。但在后來的傳媒研究中，結構主義和符號學的研究方法一直身居要位，一直到理論家們意識到“理論中的‘后阿爾都塞的’甚至‘葛蘭西的’的方案也有危險，它傾向于對文化形式進行一種純形式主義的表述。我們想要指出在文化研究所能采用的方法中一種質化的研究方法的獨特性?！盵21] 因為符號學和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關注的是傳播意義的建構方式，于是從文本意義的建構方面來看，就很容易高估文本預設的主導意義，低估受眾真正的解讀能力，認為有可能直接從受眾的社會位置推論出他可能的解讀方式，從而忽視了具體的社會情境中其他因素的作用。民族志研究則主張通過“深描”來掌握社會群體與文化的復雜性，因為人就是在這樣一種復雜的文化中認識世界的。這一主張運用到受眾研究領域則要求對受眾的日常生活進行完整詳盡的了解，從生活實踐來把握受眾的傳播實踐。因此，有學者指出，“民族志研究方法最主要的好處在于它超越文本來理解受眾作出了何種解讀”。[22]
2、經典的受眾民族志研究
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受眾始自我們前文所提到的莫利的《全國觀眾》研究。該研究在訪談這一環節使用了民族志方法，在一種團體的情境下進行重點訪談。在最初幾個階段的訪問中，研究者沒有預設方向，而是先通過交談了解受眾對一個節目評價的參照物是什么，通常使用什么樣的詞匯，此后才開始有關該電視節目的話題。不過，在該研究中，由于受眾是在非自然的收視狀態下接受訪問，因此受到一些學者的責難。
同一年還有霍布森所主持的關于家庭主婦與大眾媒介的研究。其中的訪談資料都節選自霍布森未曾發表的碩士論文《對家庭中工人階級婦女的研究：女性、家務與母性》這也是第一次針對女性受眾的民族志研究。通過與主婦們的交談，霍布森發現，“電視和廣播從未被作為消遣或休閑活動而提及，而是被這些女人定位為她們白天的組成部分?！盵23] 主婦們一天的作息往往是根據廣播來做安排，她們將廣播節目當作朋友，并將電臺主播們視為她們接觸外界及消除生活中孤獨感的重要途徑。電視根據性別差異也可分為兩個世界，男人和女人對節目有著不同的偏好。正是從這一研究開始，對受眾的性別分析初具雛形。
莫利和霍布森可謂是倡導民族志研究的中堅人物。在嘗試了前面的深度訪談之后，他們又都繼續開始了參與觀察式的方法，完成了經典的《家庭電視》和《十字路口》研究。
特納曾說到，霍布森的研究與莫利的研究在方法上的關鍵不同之處就在于她不是把觀眾帶進她學術研究者的世界，而是她走進他們的世界。[24] 她在肥皂劇的播放時段，走進觀眾的家里，和他們一起看電視，在這期間她對他們進行訪問和觀察，節目結束后她還要與研究對象們之間進行長時間的開放式對話。她特別強調這些訪問是開放式的，因為“我想要觀眾來決定，那些節目尤其是那些我們已經看過的劇集中，什么是有趣的，或什么是他們所關注的，喜歡的，不喜歡的。我希望他們說出節目受歡迎的原因，以及他們挑剔的又是哪些?！盵25] 這項研究被認為是受眾研究史上第一次采用了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志方法。
到了1986年，莫利也推出了他真正采用民族志方法的受眾研究《家庭電視》。該項研究中，莫利選取了18個家庭作為樣本，研究者們親自走進這些家庭中進行訪問。訪問既針對父母也包括小孩，一般持續一至二小時。為了留有空間進行思考、提問，整個訪談過程并沒有結構化。而且，由于有其他家庭成員在場，以及對采訪對象有著繁復的質詢方式，莫利非常自信能獲得真實的情況。通過這樣一種參與觀察加訪談的形式，莫利了解到了“客廳政治”對家庭收視的影響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同家庭成員的收視體驗。
由上可見，民族志方法使研究者們真正貼近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了解到具體的時空情境中不同身份角色的受眾接收媒介的真實情況，為受眾研究向微觀層面推進開辟了新的天地。
綜上觀之，文化研究作為特定歷史背景下產生的學術潮流，本著對個體主體性的關懷，始終關注各種文化現象中的權力實踐，把受眾建構為主動的文本解碼者、媒介使用者，并且將其置于社會語境中來研究，實現了對經驗主義受眾研究的突破。盡管對于社會語境，學者們還存在著不少爭議，因為它是一個囊括了過多因素的范疇，無論是立足于某些社會變項開展研究，還是針對微觀的日常生活來進行的民族志分析，也都不能完全準確把握受眾復雜的接受過程；但文化研究學派所提供的研究范式確實讓我們看到了受眾與社會及文化互動的不同景觀，它也因此奠定了在受眾研究中的獨特地位。
注釋：
[1] John Hartley， Communication，Cultural and Media Studies:The Key Concepts， Routledge，2002，P11.
[2] John Corner， Studying Media: Problems of Theory and Method，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4.
[3] Pertti Alasuutari(ed)， Rethinking The Media Audience:The New Agenda， Sage Publications， 1999， P3.
[4] David Morley著，馮建三譯：《電視，觀眾與文化研究》，臺灣遠流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1年，第131頁。
[5] Pertti Alasuutari(ed)， Rethinking The Media Audience:The New Agenda， P27.
[6] Ioan Davies， Cultural Studies and Beyond:Fragments of Empire， Routledge， 1995， P123.
[7] Nick Lacey， Media Institutions and Audiences:Key Concepts in Media Studies， Palgrave， 2002， P156.
[8] 參見David Morley著，馮建三譯：《電視，觀眾與文化研究》，第139頁。
[8] David Morley著，馮建三譯：《電視，觀眾與文化研究》，第184頁。
[19] 約翰·費斯克著：《英國文化研究和電視》，見羅伯特·C·艾倫編：《重組話語頻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305頁。
[11] 參見約翰·費斯克：《解讀大眾文化》，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02—122頁。
[12] Andrew Tudor， Decoding Culture:Theory and Method in Culture Studies， Sage Publications， 1999， P165。
[13] David Morley著，馮建三譯:《電視，觀眾與文化研究》，第211頁。
[14] John Corner著：《意義、類型與脈絡：新閱聽人研究中的‘公共知識’的問題意識》，見James Curran & Michael Gurevitch編：《大眾媒介與社會》，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9年，第386頁。
[15] 參見David Morley著，馮建三譯：《電視，觀眾與文化研究》，第225—245頁。
[16] Grame Turner，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An Introduction， Routledge， 1998， P138。
[17] 轉引自Ien Ang and Joke Hermes著：《性別與/于使用媒體》，見James Curran & Michael Gurevitch編：《大眾媒介與社會》，第433頁。
[18] Janice Radway， “Identifying Ideological Seams: Mass Culture， Analytical Method， and Political Practice.” Communication， 9， 1986.
[19] Chris Barker， Cultural Studies:Theory and Practice， Sage Publications， 2000. P27.
[20] 轉引自林福岳：《閱聽人地理學——以民族志方法進行閱聽人研究之緣起與發展》，臺灣新聞學研究第52期，jour.nccu.edu.tw/Mcr/0052/14.asp。
[21] Stuart Hall， Dorothy Hobson， Andrew Lowe and Paul Willis(eds)， Culture， Media， Language， Hutchinson Group Ltd， 1981， P74.
[22] Nick Lacey， Media Institutions And Audiences:Key Concepts in Media Studies， P174.
[23] Stuart Hall， Dorothy Hobson， Andrew Lowe and Paul Willis(eds)， Culture， Media， Language， P105.
意識形態發言材料范文3
一、與時俱進地改造自身的主觀世界
思想政治課是一門科學性與黨性相結合的學科，它要求教師首先必須有較高的思想政治素質，具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和政治思想覺悟。所以，教師應該隨著時代的推進，及時地學習和消化黨和政府的各項路線方針政策，不斷與時俱進地改造自身的主觀世界，加強自我意識形態的教育。只有這樣，才能在課堂上更好地向學生正確傳遞教學信息，做出正確的教學示范。此外，在自身的思想領域中，還需要把工作態度與責任意識放在突出位置。中學生是人生中形成完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關鍵時期，做好思想政治政治教育工作，是保證中學生心理健康的關鍵。而在中學政治課堂教學實際工作中，教師應該把政治教學內容的特殊性與中學生心理成長相結合。對此，只有教師本身首先端正工作態度，不斷強化責任意識，才能在和學生的課堂教學互動中，結合學生的心理成長，以高度負責的態度完成教育教學的任務。
二、通過學習研究不斷提高自身素質
高中政治教材有一個很大的特征就是時政性，作為一名中學政治教師，如果沒有通過學習不斷提高自身素質的話，很快就無法滿足課堂教學和學生素質不斷提高的需要。對此，教師應該主要從以下四個方面加以學習研究，以提高自身的能力和素質。一是加強對教材的學習與研究。中學政治教材每年都會有調整變化，要注意結合時政熱點關注教材理論的微調，只有把教材研究透，把握教學中的重點、難點和盲點，才能高質量地完成教學任務；二是加強對教育理論方面的研究，教育學和心理學是當代教師一輩子需要學習的課程，只有不斷地加強這兩個課程的學習，才能更好地做好“教書育人”的工作。比如我們可以通過中學生心理學知識的學習，讓自己更加了解學生的學習心理，并能夠針對其心理組織相應的課堂教學；三是要加強對時政熱點的分析研究。中學生之所以不喜歡上政治課，原因主要有中學政治教學內容比較枯燥，讓學生死記硬背、機械記憶的內容比較多，而且有部分教材知識和實際生活經驗相脫節，學生帶著厭煩的情緒上課就難以實現良好的教學效果。所以作為政治教師，我們在課堂教學中要注意貫穿能引起學生興趣的、能調動學生學習積極性的時政熱點，并且和教材內容相結合，才能有效提高課堂教學效率，讓枯燥乏味的政治課堂充滿趣味。
三、熟練掌握運用現代化教學手段
在新課程教育的背景下，大部分課程的教學內容更新很快，補充了很多反映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進展的新內容。作為課堂教學內容的傳授者，教師除了要通過各種途徑加強學習更新自身知識結構之外，還應該熟練掌握運用現代化教學手段并服務于教學過程之中，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實現新課程教育的目的。所以，這對中學政治教師來說就提出了更高的教學手段上的要求。
在現代政治課的教學過程中，我們必須讓教學的開放性更充分地體現出來。要把一些抽象的理論講解得較為生動透徹，除使用必要的教學方法和手段外，教師還應當注重教學情境的創設。通過多媒體課件等現代化教學手段，我們可以把影像、圖片、聲音等形象生動的材料表達傳遞給學生，盡量將學生帶入多媒體所展示的某種情境中，使學生身臨其境，這樣更容易讓他們對教材中抽象的知識有充分的吸收和理解。例如，教師在講解人教版必修一《收入分配與社會公平》這一課，尤其是在解釋我國貧富差距現狀和基尼系數時，就可以首先讓學生做充分的討論發言，激發他們的興趣，引起他們的想象，進而在討論過后通過課件顯示我國貧富差距對比的圖片，這樣既可以讓學生更直觀地體會到我國貧富差距存在的事實，更能夠培養學生關注社會的意識，增強他們的公平意識和社會使命感，達到較好的教學效果。
此外，在教改過程中，新課程標準有一個很重要的要求即需要教師創造性地運用教材。那就是教材上出現的內容不一定都講，而有一些教材上沒有涉及的卻需要授課教師及時地拓展和補充，或者就是針對部分教學內容開展專題研究。而多媒體教學手段的應用則為這個教學要求的實現提供了最為便利的條件和平臺。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可以根據教材和教參中的教學要求制作出相應的多媒體課件，對教材的內容給予適當的刪減和補充，或者進一步展示由教材中延伸出來的討論觀點及意見，既講授課程內容，又能夠拓展學生的知識面，而且能通過時政解析緊扣時代脈搏，體現出政治課的時代性和實用性。
意識形態發言材料范文4
關于創業人才的培養，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成功案例和最成熟的教學模式。在美國的高校，創業教育大多采用跨學科、通識教育的形式，由商學院將創業知識和技能傳授給工科學生，幫助工科學生快速將技術成果轉化為市場上的產品。大量研究表明，這種教育模式非常適合于產品創新型的高科技企業，而對管理創新型的傳統企業效果并不明顯。所以，現階段需要著力研究的是如何借鑒美國、歐洲的創業教育理念，根據我國國情和高職學生的特點進行教學設計，把創業教育與酒店管理專業特色結合起來。
二、高職院校如何構建有專業特色的創業課程體系
(一)課程體系設計的整體思路
Tribc提出了“課程空間”的概念，為旅游管理相關專業的課程體系的構建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框架。旅游相關學科的一個共同特點是涉及的知識面廣而雜，遠遠超出單一學科的范疇。課程空間理論就是要求課程設計者在全面總結本專業所需要的知識、技能和態度的基礎上，構建一個框架，決定教什么、由誰教、怎么教的問題。如下圖所示，長方形空間內包含著本專業需要學習的全部內容。圓圈x、Y分別代表課堂上要傳授的理論知識和實踐技能，長方形內空白部分表示本專業發展還需要的其他知識和技能。長方形內空白部分的面積遠遠大于圓圈X、Y的面積，這就要求我們在進行課程體系的設置時弄清楚重點知識和核心能力，梳理各種教學內容之間的關聯性，去粗取精，讓課程安排既有側重點又不失全面。長方形空間部分表示課程體系設計的影響因素，主要包括政府、科研機構、專家團體、行業、利益相關團體、高校行政人員、專業教師，他們此消彼長的力量決定了課程內容和教學方法。
在課程設置前，筆者分別征求了我校專業教師、酒店人事經理、20H級酒店管理專業學生的意見，提出了酒店管理創業課程體系設置的三項原則:
第一，處理好基礎課、理論課之間的關系，為學生職業生涯發展服務。我們認為，專業課應該能開發學生的創新思維，促進學生的行業相關素質提升和可持續發展;基礎課應該能拓寬知識面，深化學生對服務行業的理解。
第二，鑒于用人單位普遍反映我們的畢業生存在工作態度不端正、職業忠誠度較低等問題，我們在課程中加重了對敬業精神的強調。我們認為，敬業精神是建立在理解服務業、了解服務工作的社會意義的基礎之上的一種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的嵌人不能僅僅靠課堂上的職業道德灌輸。所以，我們主張酒店管理教育跳出管理學的學科界限，及時吸收歷史學、文化學、社會學等學科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開設相關通識課程(例如世界飯店史、招待行為社會學等)，深化學生對本專業的理解和對酒店工作社會意義的理解，從而擺正工作態度。
第三，學生普遍反映，與其讓重復的知識侵占本就短暫的上課時間，不如留更多時間進行相關創業活動。所以，我們考慮減少課程內容的重復，加強課程體系的整合。比如，像《管理學原理》、《心理學》、《人力資源管理》、《市場營銷》之類的課程是否可以融人《餐飲管理》、《飯店管理概論》等課程之中，作更有針對性、更強實操性的教學，每個學校可以根據自己的不同特點來決定。鑒于國內高職院校在課程體系設計時，有一個國家強制標準，公共課、專業核心課程的變化余地不大，所以，我們建議，在保留現有公共課、專業核心課的基礎上，調整必修課的數量和課時，增加選修課和第二課堂的選擇余地，讓整個課程框架更為靈活。
(二)我校酒店管理專業創業課程設計
l、教學目標的設置
如前所述，現階段中國創業教育的目標是培養有創業欲望和創業潛力的個人和團隊。創業欲望表現為對本專業的強烈興趣和振興行業的使命感;創業潛力是與專業相關的一些列專業知識、職業技能、個人素質的集合。教學目標的設置應有利于這兩種素質的培養。同時，還應考慮高職學生的特點以及不同年級學生的差異。例如:大一、大二的學生缺乏社會實踐經驗，所以這一階段的教學主要目標是引起學生創業的興趣以及對創業重要性的了解;幫助學生了解自己的創業潛力;發展基本的商業技能;發展團隊協作的能力;了解創業不同階段將會出現的挑戰。對于大三下學期實習歸來的學生，則應該磨練他們的實踐技能;幫助他們把創業思路轉化成創業行動;改進他們領導團隊以及團隊協作的能力。
2、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的選擇
我們在進行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選擇的時候，主要考慮以下三個問題:首先，如何引導學生進行創造性思維，識別市場相關領域的創業機會?其次，如何為未來的創業者提供必要的知識基礎和技能?再次，如何充分發掘每個學生的個性和才育旨?下面是我校的一些經驗總結。為了給學生提供創業必須的知識基礎和技能，首先，我們嘗試根據酒店行業的創業步驟進行學習內容的編排。例如，我們把《餐飲管理》課程名稱變成了《餐飲創業》，從商業計劃的草擬、選址、采購、菜單設計、招聘員工等創業準備階段的工作，到管理庫存、維持現金流等開業初期的工作，最后到如何使企業做大做強，教學內容覆蓋了餐飲企業創業的全部過程，讓學生對創業各階段該做哪些事情、怎么去做有個清晰的認識。
其次，我們在教學中注重團隊合作精神的培養。大量研究表明，打造優秀的創業團隊，協調團隊中的沖突是順利熬過創業初始階段的重要保證。所以，我們根據我校學生平時活動的特點，以寢室為單位將學生組合成團隊，作為課上課下活動的基本單元。每周上課之前，教師下發案例材料，附上待解決的問題，向每個寢室分配工作任務。上課時，教師提供30分鐘左右的理論講解，然后對案例進行討論。教師從各任務小組任選一名小組成員上臺發表看法，然后根據發言質量為同一小組的成員打上相同的分數。將課堂討論成績以較大比重計人總評成績(課堂討論成績占到總評成績的40%)，有利于引起學生對課堂討論環節的重視;抽取任意小組成員發言而不是由固定代表發言，避免了搭便車的現象;對同一組的同學給予相同的分數，有利于團隊成員形成集體榮譽感，先進幫助落后。
再次，我們注重學生的情感管理技巧訓練。酒店是一個人際關系錯綜復雜的行業，沒有適當的情感管理技能，學生難以應付酒店工作的復雜局面。很多學生即使能夠適應酒店基層工作對體力的要求，也因為不能適應酒店工作對情感勞動的需求而離開這個行業。所以，我們加大了專業核心課教學過程中情感困境案例的比重，啟發學生去思考解決問題的途徑，并且灌輸一種觀念，即情感管理不是一味的壓抑自己，而是一種主動控制他人、控制環境的技能。最后，我們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資源進行教學。我們認為教學資源不僅僅局限于文本資料、視頻資料、音頻資料，還應該充分重視網絡上流行的游戲資源。例如，日本松崗科技出品的游戲《模擬酒店》，從土地的購買、飯店的興建、內部的裝演，到人員的招聘、訓練，以及制定管理規范等，通通都由玩家親手完成。這些軟件雖然把酒店創業的環境構想得比較簡單，但是畢竟還是模擬了一些真實環境，讓學生在課下有機會在試錯中學習酒店經營的技巧。為了充分發掘每個學生的個性和才能，我們充分利用選修課、第二課堂挖掘不同學生的興趣點，形成不同的專攻方向。我們把選修課分成導游、餐廳管理、酒吧管理三個方向，學生修滿任意一個方向的選修課即可畢業，充分尊重每位學生的興趣點。我們還認為，了解學生的個性、發掘學生的才能離不開全方位的師生交流平臺。
我們正在探索將教師的個人微博建設成為行業信息、解決專業疑難問題、為學生提供一對一輔導的便利平臺。為了引導學生進行創造性思維，我們認為，應該嘗試設置有助于提高學生創造性思維能力的教學科研項目，以研促教。為此，我們制定了尖子生培養計劃:從全年級選出若干名尖子生，分成不同的興趣小組，利用第二課堂進行研討式的教學。以雞尾酒創作課堂為例，課程開始時由教師提出一個科研目標(自創一款雞尾酒)，然后依次講解雞尾酒創新的常見方法，分析十大古典雞尾酒對口感平衡的處理，最后與同學們一起調制世界調酒錦標賽的獲獎作品和落選作品，從色香味形質五方面比較分析他們的優劣?？蒲谐晒耘e辦雞尾酒創作大賽的形式展示，讓學生運用所學知識，為全系老師和同學現場創作一款酒水，并說明創作思路，大賽優勝者給予一定物質獎勵。事實證明，研討式教學法對于激發學生的創造性思維效果非常顯著。
在引導學生識別市場相關領域的創業機會方面，美國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美國高校常年聘請行業精英講授創業實踐方面的課程，與高校教師講授的理論課程互為補充。美國高校還利用豐富的校友資源，資助學生的創業項目、直接提供創業機會。校友資源的另一個重要作用是示范效應:當學生發現同一學校畢業的學生能在行業內干出出色的成績，就會減少創業的畏難情緒，更愿意嘗試創業活動。目前我校在校友資源建設方面急需解決的問題是，怎樣激發校友對擔任客座講師、資助我校創業項目、吸納畢業生進行創業實習的熱情。
三、結論
意識形態發言材料范文5
一、關于話語
話語是目前文化與傳媒研究中出現頻率甚高的一個詞。傳統上,話語研究的主要領域是修辭學和詩學,主要研究演講和文學藝術,古希臘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的典范性研究具有深遠的歷史影響。隨著印刷媒介和電子媒介的傳播方式超越人際交流,話語概念及含義有了很大變化,其表現在,一是超越了對話語的工具性認知;二是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取向。新修辭學代表人物美國人肯尼斯·博克認為人是象征性地對環境做出反應,語言不僅導致行動而且建構我們的現實。這種話語觀,使“新修辭學將視角從傳統的政治生活投向一切以言語為主的象征流活動,推動了修辭學向現代傳播學的演變,這一演變過程與西方后現代主義思潮相呼應?！雹七@里所謂西方后現代思潮表現在包括上世紀中葉以來在哲學、政治學、社會學、美學、文學藝術等諸多文化領域。
在對話語的認識上,西方及其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以意識形態批評為中心),索緒爾、羅蘭·巴特的符號學(以語言、文本為中心)以及后現代各種文化理論形成匯流,使話語成為當代文化與傳媒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概念,話語理論為當代文化研究和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后現代的視角。西方者葛蘭西較早從意識形態斗爭的角度涉及話語及話語權的問題,他認為,“社會集團的領導作用表現在兩種形式中——在統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領導’的形式中?！雹乔耙恍问奖憩F為上層建筑的國家機器,后一種形式則體現為文化領導權或曰話語權。突破了基礎——上層建筑二元結構的意識形態奠定了文化研究的基礎。羅蘭·巴特則認為在符號學的跨語言研究領域,其研究材料將時而是神話、敘事、報刊文章,時而是我們的文明產物,只要它們被言說出來,如新聞報道、說明書、采訪談話,甚至屬于幻想類型的內心語言。后現代思想家福柯進一步指出,人類的一切知識都是通過“話語”而獲得的,任何脫離“話語”的事物都不存在,人與世界的關系是一種話語關系,“話語意味著一個社會團體依據某些成規將其意義傳播于社會之中,以此確立其社會地位,并為其他團體所認識的過程?！雹雀鹛m西的“領導權”、?？碌摹皺嗔υ捳Z”、哈貝馬斯的“合法化”、羅蘭·巴特的“泛符號化”、鮑德里亞“仿像”等思想極大地豐富了話語理論,為研究媒介話語提供了理論基礎。
二、傳媒話語生產
波林·羅斯諾在《后現代主義與社會科學》一書中給“話語”下的定義是“所有被書寫、被言說的東西,所有引起對話或交談的東西?！雹?RonScollon在《Mediated Discourse As Socioal interaction》一書中談到媒介話語術語使用的三個層面:一是指大眾傳媒話語即報紙、雜志、期刊、電視、電影話語;二是指以電腦為媒介的網絡話語;三是指最為廣泛意義上的公共和日常話語,其媒介如信件、筆記、備忘錄,以及更多技術媒介如話筒、電話、電腦甚至英語、漢語,或說寫和符號語言傳播模式。本文將在第一層概念上討論傳媒話語。
傳媒作用于受眾的一切都是通過話語形式進行的,無論其文本形式是文字或圖像,各種新聞、電影、電視劇、廣告、脫口秀等話語方式組成了一個幾乎無所不包的話語世界。其中存有兩重話語關系,即傳媒和現實的話語關系,體現為生產、共謀與替代;傳媒與受眾的話語關系,體現為消費或使用與滿足。
1.傳媒話語與文化生產
斯圖亞特·霍爾指出信息傳播應該通過生產、流通、分配/消費、再生產這一“主導的復雜結構”⑹來考察信息傳播過程,其傳播實踐對象乃是以特殊方式組織起來并以符號載體的形式出現的各種意義和信息,它們像任何形式的傳播或語言一樣,在一種話語的語義鏈范圍之內通過符碼的運作而組織起來,其產品以“話語”形式流通。雖然他的主要研究對象是電視話語生產,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傳媒話語生產的普遍意義。
約翰·費斯克提出的文化經濟概念認為,文化經濟的流通是意義和的傳播而非貨幣的周轉,“在這種文化經濟中,原來的商品(無論是電視節目還是牛仔褲)變成了一個文本,一種具有潛在意義和的話語結構,這一話語結構形成了大眾文化的重要資源?！雹霜?/p>
傳媒營造了一個巨大的話語場(布爾迪厄所謂的“新聞場”⑻),或話語生產平臺,它容納并呈現政治、經濟、科學、宗教、道德、文學、藝術以及日常生活等各種話語形式,根據自己的意圖與模式給予改造,通過轉換、移植、膨化、過濾等方式對這些話語進行再組織。在這個話語生產場中,市場與商業需要構成了生產的巨大動力,消費主義成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其運行機制則是由政治、經濟及文化等規范結構所決定的。今天,世界上大多數傳媒聲稱自己代表正義、公開、公正、傳播真理。然而,這一陳述本身被看作是一套話語也許更為切實。傳媒熱衷于在一切領域發言并施加影響,只要它認為有這種必要。傳媒話語生產建構了一個大眾文化疆域,這一文化疆域突破或某種程度上突破了傳統的國家、政治地理范疇以及社會范疇。湯林森指出,“大眾媒介正以平穩而快速的步調擴張其技術能力,在西方社會當中,它們對于公私領域的生活、夾其滲透、報道及再現的能力,已經具備非凡的影響效果”⑼,這里所說的能力就是話語生產能力。
2.話語和話語方式
話語和話語方式的關系實質上就是說什么和怎么說的問題。按后現代主義的文本中心論,“一切事物,包括一次生活經歷,一場戰爭,一次革命,一次政黨集會選舉,人際關系,度假、理發、購車、謀職等等,都是一個文本,甚至演說也具文本地位(一個口頭文本)?！雹我虼?某種程度上傳媒話語就是對各種文本的解讀和闡釋,其解讀和闡釋方式決定了話語方式。以“新式新聞”(the New News)的出現為例,作為一種新的新聞話語方式,它產生于1992年美國總統選舉,從形式上看“是一個速配的混合物,它部分是好萊塢電影和電視電影,部分是流行音樂和流行藝術,它將流行文化和名人雜志混和起來,使小報式的電視節目、有線電視和家庭錄像互相結合”⑾,具有明顯的后現代特征。當代傳媒話語和話語方式表明:(1)傳媒話語生產由現代性背景下的“生產性”轉向后現代背景下的“消費性”,消費主義成為資本主義文化條件下的意識形態,支配著傳媒話語生產;(2)傳媒話語需要對其他非傳媒話語形式進行再組織以符合大眾傳播的模式和意圖;(3)傳媒話語生產作為意義生產,隱含著復雜的社會關系,沒有絕對的任意性;(4)媒體擁
有話語生產的巨大資源與權力,公眾通過順從或抵制對話語生產的權力關系產生影響。根據約翰·費斯克的觀點,大眾可“權且利用”(making do)其話語形式,創造性的、有識別力地使用資本主義提供的資源,從而使大眾文化成為自己的文化。 3.“話題”與話語開放
? 在消費主義支配下,傳媒樂此不疲地尋找話題,把大眾吸引到傳媒營造的話語圈里。在電視可能是街頭采訪,或主持人組織的名人與普通人共同參與談話節目;在報紙,則是大眾被邀請在已設計好的話題下討論,或者以熱線筆錄的形式,或者以筆談等形式進行。這似乎是通過話題策劃與公眾參與促進話語民主。但是,把政治、司法、科學、文學、藝術等領域的專家人物(布爾迪厄把適應這種話語活動的人稱為“fast-thinkers”)邀請入新聞場共同進行話語生產,這種方式更多出自商業目的而非民主目的,換言之就是為了促進公眾的話語消費。由此產生的大批媒介人物既是媒介“產品”又是媒介話語的生產者,扮演著雙重角色。
針對這一現象,布爾迪厄指出,一個文化生產者越自主,專業資本越雄厚,只投身于除了競爭對手就沒有別的顧客的市場,那他就越傾向于抵抗;與之相反,越把自己的產品投向大生產的市場(如隨筆作家記者、循規蹈矩的小說家等)就越傾向于與外部權力,如國家、教會,黨派和今天的新聞業及電視等合作,屈從于它們的要求或指揮。⑿用他的話說,這些“電視‘快思手’,記者史學家,辭典編纂家或靠錄音機對當代思想進行總結的人,都毫無顧忌地利用社會學——或他們理解的社會學——以在知識場四處出擊,發動獨特意義的‘’”⒀,他們的目的不是生產而是再生產。布爾迪厄揭示了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緊張關系,揭示了傳媒話語生產的內部矛盾。
話題與話語開放表明:(1)話題與話語開放是傳媒話語生產的重要形式,話題與話語開放極大地促進了話語生產;(2)話題與話語開放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促進話語消費,增加收視率或發行率;(3)話題與話語開放促進了傳媒對日常生活的影響與滲透,形成以消費主義為語境的話語狂歡。例如,“納米技術”本是科學場的話語,但一經被傳媒話語化后,就制造了令公眾神往的幻象。在科學界宣稱破解了人類基因密碼后,傳媒就又借此大做關于人類壽命極限的文章,推論說(或曰想象)人可以活到1200歲。大到世界政治、經濟、戰爭、外交,小至日常生活的健康、時尚、消費等,傳媒不停地設計、調整欄目,版面,不停地尋找、發掘話題。面對這一切,人們常常六神無主。比如關于“健康”,傳媒給我們許多忠告,但很多是矛盾、混亂的,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們永遠關注這個話題。在這種話語世界中,大眾接觸到的是零散、矛盾的現實。
4.作為一種話語形式的“廣告”
加拿大學者加漢姆認為,“應該首先將大眾媒體視為實體,它具有兩重性:一是通過媒介商品的生產與交換,直接發揮生產剩余經濟的作用;二是通過廣告,在其他商品生產部門中間接發揮創造剩余價值的作用”⒁。廣告使消費主義無所不在,是傳媒的又一重要的話語形式。(1)廣告話語具有功能和文化意義,所謂功能是指其促進銷售的作用,所謂意義是指它是通過態度、情感、心理等方式影響公眾;(2)廣告話語的文化意義使廣告在空間和時間上得以遷延并影響著日常生活方式。(3)廣告的功能往往在其話語意義的掩護與隱藏下完成。布爾迪厄指出,新聞場機制是按市場要求,通過記者對司法場、文學場、藝術場、科學場等各種文化生產領域施加影響。這決定了傳媒話語可能的泛廣告化語境。如電視開辟了“讀書時間”,但這個“時間”很可能是由出版商控制的,僅由“排行榜”、“讀者最喜歡”等話語就可明白,這個話語場可供出售。其真正目的很可能是廣告而非知識。電視或報紙開設汽車、時裝、保健、家居生活等欄目、版面,充滿誘惑的圖像和說服性文本使生活審美化,其真實目的則是消費,新聞、廣告、藝術、文化等混合在一起,我們很難通過話語形式把它們分別開,惟一的區別就是看這些文本或圖像的刊載、播出是否收費。盡管一般來說,有關法律如廣告法,試圖限制新聞性話語與廣告性話語的混合,但操作上卻較困難。廣告主也樂意利用記者的權威或新聞性話語的信任,當你閱讀了一段很有吸引力的文章,它充滿了對于健康的關懷和嚴肅的科學理論,但最后進入你眼簾的卻是藥品推銷商、醫院或健身器材銷售商的地址。不管公眾是否樂意,他們只得接受這種話語和話語方式,抵制與反抗是十分困難的。傳媒自身也需要這種廣告性話語形式,比如,它定期向公眾收視率、“發行量”等信息,或評選觀眾、讀者最喜歡的節目與欄目,或公布讀者來信,表揚或者批評等,是推銷自己。國內一家報紙就曾以“一個城市和城市的思想”為自己作廣告,聲稱自己是“深受管理層和收入較高層讀者喜愛的報紙”來推銷自己。
三、傳媒話語生產的控制
在媒介社會,似乎傳媒具有空前的話語生產的權力和自主性,但實際上,傳媒話語生產中的主體僅具有非完全的自主性。?？碌脑捳Z理論認為,話語是受內在控制、外在控制以及主體控制的,其理論也適用于對傳媒話語生產的認識。傳媒話語生產具有明顯的外在控制特征,它也通過“排除原則”中的“禁止”、“區別和拒斥”以及真與假的對立而體現出來,暗合了所謂說什么、怎樣說、為什么說。比如極權社會中的政治、保守文化中的性等話語都有嚴格的禁忌范圍,傳媒可以用“新聞價值”等標準對話語進行“區別和拒斥”,無新聞價值的話題往往被排出在傳媒之外,至于“求真意志”,本是人類文化史或文明史創造的一種信念標準,在傳媒話語生產中,這個標準可以理解為“真實”、“事實”,其中自然也包含“追求真理”的含義。從這個意義上講,現代或前現代的革命家都十分重視傳媒,很多人親身投入傳媒話語生產工作,以此作為啟發民智、宣傳革命或改良社會的重要手段。
傳媒話語與具有嚴格學科性話語的區別在于,前者是生產出來,后者是建構出現的(比如哲學、科學、文學、藝術等話語)。另一個區別在于傳媒話語對所有人開放,任何人都可以對各類報道或節目發表自己的看法。而學科性話語只對部分人開放。
傳媒話語生產的外部控制因素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法律因素:美國是所謂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十分強調言論自由,但這種言論自由包括傳媒的話語生產自由,也得受“明顯而即刻危險”的法律原則限制。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有關于言論自由包括傳媒話語生產自由的法律和規范。
2.政治因素:政治因素對傳媒話語的生產與操縱是明
顯甚至直接的,因為傳媒本身在現代社會里就是一種政治力量(有些獨立,有些不獨立)。在西方國家,傳媒號稱三權之外的“第四權力”。各種政治力量都力求通過傳媒話語來顯示自己的存在并施加影響。因此,我們看到,政治人物成為傳媒的?？?他們頻頻在電視上亮相并發表演講,以求獲得公眾的好感和支持。傳媒的某些“提法”也往往受到政府的密切關注甚至控制。 3.社會因素:存在于一定社會中的各類組織,包括宗教組織、工會組織、女權組織、少數族裔組織以及其他大量的民間社團都試圖利用各種方式對傳媒話語生產施加影響,有的甚至通過自己主辦雜志、電臺、報紙、電視臺等來維護自己的話語權。
4.文化因素:文化因素是話語控制的一個復雜因素,它包括宗教觀念,道德、倫理、審美、及風俗習慣等。譬如在前阿富汗,拒絕電視機、收錄機等傳播工具,聲稱《古蘭經》是他們惟一的法律,宗教話語占有絕對地位和控制權。道德因素則主要通過公眾的態度、情感及輿論起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傳媒在傳播文化的同時又對地方文化和邊緣文化進行消解,反應出傳媒話語生產的文化矛盾。因此,通過傳媒話語場可以發現,各種話語或文化形式間進行著影響、滲透、控制與反控制,以至于在某種程度上出現了傳媒話語生產的危機。
5.專業因素:這里所謂專業因素,是指傳媒用自己的一套話語生產標準來進行話語控制,比如新聞傳播觀念、價值理念等,當然也包括傳媒話語吸引力、沖擊力等這類打動讀者觀眾的策略要求。一個高水平的學科話語建構者,不一定適合傳媒話語的生產,凡不符合專業或職業標準的傳媒話語生產者,都要通過實踐訓練來達到要求。
意識形態發言材料范文6
關鍵詞：新課程 辯論式教學 高中政治
面對新課程改革， 政治教師必須改變傳統的政治課教學策略， 真正將個體生命發展的主動權還給學生， 讓學生親身參與探究， 提高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分享合作學習的成果，具備社會責任心和使命感。當前我國普通高中新課程改革的主題是讓高中生在學習中學會選擇，在主動學習中實現有個性的全面發展。面對新課程改革，政治教師必須改變傳統的政治課教學策略，而高中思想政治課經常采用“辯論”這一學生喜聞樂見的形式，既能鍛煉學生的口頭表達能力和思辨能力，又能在辯論過程中讓全體參與者接受到與教材內容相關聯的大量信息，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啟迪。
一、“辯論式教學”的內涵及在新課程高中政治教學應用的重要性
在新課程高中政治教學中應用的“辯論式教學”，是指教師根據思想政治課中的某一論題內容結合社會熱點、焦點問題，就某一方面擬定正反兩個觀點，引導學生進行討論，展開辯論、研討，使學生經過思考、爭論、交流、體驗等實現對理論知識的理解、認知、探索和創新，運用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一種課堂教學方式?！稗q論式教學”旨在探索如何將辯論引入課堂，使之轉化為適用于整個班級的學習活動，通過討論、質疑、資料搜集與小論文撰寫等訓練，達成讓學生提升思辨與表達能力、產生對社會問題的深度思考、建構有效的學習策略等教學目的。其重要性主要
表現在：
1、“辯論式教學”能夠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和能力
由于辯論式教學致力于發展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凸顯了學生的主體地位，能夠幫助學生實現自我導向、自我激勵、自我監控，使課堂教學過程建立在多邊互動基礎上，以導促學，以情激學，以教輔學。另外，短兵相接的辯論，有利于學生表現機敏的智慧、快捷的思維、沉著的應變和較強的表達等能力，進而通過自由聯想、橫向過渡、觸類旁通、不斷創新，使課堂教學多了活力與生機，多了觀點的碰撞與問題的解決途徑，多了主體的參與和探索的快樂，有效地提高了學生動手實踐、合作學習等綜合能力，使學生真正成為課堂教學的主體和學習的主人。
2、“辯論式教學”能夠優化教師的教學理念和教學風格
辯論式教學為教師優化教學理念和教學風格提供了學習的機會和實踐的平臺。在教學理念上，辯論式教學能使教師更進一步認清教師是學習的引導者、促進者、參與者的內涵，課堂是一個平等、開放、互動、生成的場所，教師的目光應著眼于全體學生，關注每一個學生的發展。同時，教師的教學風格也會獲得新的突破，諸如突出目標境界，實現三維突破；強調素質培養，達到樂于學習；強化大眾教育，提倡個性展示；同時可以大大提高教學的科學化、民主化程度。
二、“辯論式教學”在新課程高中政治教學應用的具體過程
1、精選辯題，作好課前準備
辯論式教學中，教師要依據教學大綱，結合教材中相關的內容要求和高中生的知識經驗、思想實際，在吃透教材的基礎上設計辯題，為調動學生的積極性，也可以讓學生參與辯題的設計。辯題的設計要遵循三個原則：一是現實性原則。辯題要緊扣教學的重點、難點，又能貼近社會、貼近生活、貼近學生實際，能引起學生的思想共鳴和情感觸動，引發學生深刻的思考。二是思辨性原則。辯題觀點分歧比較大，容易引發思維沖突，引領學生通過思考、推理、論證得出科學的結論。三是教育性原則。通過辯論，能夠促進學生開展科學研究和理論探索，澄清思想認識，明辨真偽善惡，明白什么事能做、該做，什么事不能做、不該做，有助于學生樹立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
作好辯論課前準備，不僅要圍繞教材重、難點確定論題，而且還需要許多資料支撐論點。這就需要對課前進一步進行組織，包括劃分辯論小組、確定中心發言人、查找資料、作好小組內交流等。
2、課堂辯論的實施及過程控制
課堂辯論可以參考電視里“大專辯論會”的形式， 但作為一種課堂教學模式的辯論又不同于比賽性質的辯論，課堂中的辯論指向于一定的教學目標，教師要適時地根據學生在辯論中出現的問題進行指導。
要確定好學生辯手，分成“正方”組與“反方”組去準備，在課堂上進行辯論；注意引導學生掌握辯論的方法、技巧和禮節，如尊重他人的發言，不對同學進行人身攻擊等。在辯論結束后，當場由臺下學生觀眾投票確定雙方的勝負。
一般來說，從時間上講，這種課堂小型辯論會在時間應控制在30—35分鐘以內；從形式上講，采用自由辯論較為合適，以讓更多的學生圍繞辯題參與其中；從內容上講，辯論者須具備扎實的書本知識，以保障探究和合作內容充實；從主導作用講，教師應成為辯論的組織者，以“主席”的身份調控辯論的氣氛和節奏，及時緩解辯手的緊張情緒， 可以適當引導，擴大學生的參與面，并控制局面。
為了引導學生創造思維的發揮，教師還必須具備一定的設問技巧，做到引而不發、講而不透，讓學生自奮其力、自求其果。
在辯論式教學中運用一些教學手段也是非常必要的。教師可以利用教學媒體提供一些激發學生思維的情景，如一段材料、一段音樂、一段錄像等等。直觀形象生動的教學手段可以充分發揮形、光、聲、色等信息功能，刺激學生的多種感官參與教學活動，引導學生的學習興趣，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創造性。
高中思想政治新課程中《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等四個必修模塊中有許多必須澄清“是”與“非”、“利”與“弊”的問題，此類問題就可以組織學生開展辯論。例如，筆者曾組織過題為“解決中國的就業問題主要靠黨和政府還是主要靠勞動者個人轉變觀念”的辯論，筆者在課前把全班學生分成兩組，每組由學生選出四位辯手。正方觀點是“解決中國的就業問題主要靠黨和政府”，反方觀點是“解決中國的就業問題主要靠勞動者個人轉變觀念”，雙方圍繞“解決中國就業問題主要靠誰”展開了辯論。為了解決問題，辯論雙方都努力查找能支撐自己觀點的資料和實例，駁斥對方的“謬誤”。課堂辯論階段依次為：正方主辯立論發言（3分鐘）；反方主辯立論發言（3分鐘）；正方第一副辯辯駁性發言（3分鐘）；反方第一副辯辯駁性發言（3分鐘）；正方第二副辯辯駁性發言（3分鐘）；正方第二副辯辯駁性發言（3分鐘）；雙方隊友（觀眾同學）自由攻辯（6分鐘）；反方結辯總結陳詞（4分鐘）；正方結辯總結陳詞（4分鐘）。通過辯論，學生的認識逐漸趨同，加之筆者的總結，學生深刻地理解了“就業問題的解決與黨和政府以及勞動者三者之間的關系”，辯論使學生獲得了新知識，教學收到了明顯效果。
3、作好辯論的點評和總結，5—10分鐘時間“點評”，作最后的總結陳詞
要注意的是，與一般辯論賽不同，總結陳詞既不代表任何一方的觀點，也不僅是分析賽情，而是對一節課的教學總結。因此教師的總結陳詞至關重要，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起著導向作用，關系一節辯論課的“收官”效果。
教師的點評包括以下兩部分：第一部分，對學生的課前準備是否充分、立論角度是否正確、論據支撐是否有力、論辯條理是否清晰、邏輯是否嚴謹以及學生的參與熱情、團隊協作精神、創新思維能力等進行點評，對辯論過程中的思維閃光點進行贊揚和鼓勵。第二部分，對辯論內容進行總結，這是一節課的關鍵。教師要對學生發言中的一些明顯的認識錯誤予以糾正，從深層次、全方位、多角度深刻剖析問題實質，深化學生對科學理論的理解與認同，把學生的思想統一到正確的認識上來，幫助學生樹立科學的觀點，明確真理的方向和正確的價值取向，使學生增強對主流意識形態的信賴和崇尚，從而堅定對的信仰、對社會主義的信念、對改革開放的信心和對政府的信任。課后，要求學生寫出辯論心得體會，進一步提升辯論課的實際效果。
經過實踐，筆者認為“辯論式教學”能澄清學生的一些模糊認識，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拓展學生的思維和視野，使學生思維模式由求同轉向求異；能將課堂預設和生成有機結合，使課堂變得更生動；能將教師主導與學生自主有機結合，提高學生的邏輯思妄辨能力和表達能力。總之，把辯論引進課堂，既豐富了高中政治課堂教學，又真正體現出“以學生發展為本”的教學理念，從而達到教學成績明顯提高、學生的整體素質明顯改善的目的，這對于培養21世紀的全方位人才具有積極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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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元授 《辯論學》.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4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