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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管理論文范文1
論文關鍵詞：跨國公司；外派人員；管理本土化；國際人力資源管理
一、跨國公司管理本土化的全球趨勢和特征
管理本土化是指跨國公司在其國外子公司的關鍵管理崗位上任用東道國當地人員。因此，管理本土化既是一個過程，又是指管理本土化過程的一種結果，具有動態與靜態兩個方面。從其動態過程的角度來看，管理本土化是指跨國公司通過培養和開發東道國當地管理人員，并使其最終取代外派人員的過程；從靜態意義上講，管理本土化是指跨國公司在國外子公司的關鍵管理崗位上直接任用東道國當地人員。因此，我們便可以利用外派人員或當地人員在公司管理人員總數中所占比例來衡量跨國公司管理本土化的程度。外派人員所占比例越低或當地人員所占比例越高，則本土化程度越高。
在其國外經營的早期，跨國公司主要依靠母國外派人員經營管理其國外分支機構。一直到50年代基本上維持這一格局，從70年代后期開始，跨國公司管理本土化趨勢就開始顯露，近20年來，在跨國公司全球網絡迅速擴張的時期，外派人員不僅沒有增加，反而出現了減少的趨勢，跨國公司管理本土化已經成為一個不可逆轉的潮流。
二戰后，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出現并迅猛發展，與之相適應，外派人員的數量也直線上升。在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美國跨國公司大量使用外派人員。根據對268家美國跨國公司的一項調查，這些公司1972年共有3455名外派人員，但到1975年，僅3年時間就增長到5300名。但是，自70年代后期開始，美國跨國公司外派人員出現減少的趨勢。Kobrin(1988)對美國跨國公司的一項調查結果表明，在被調查的公司中，近半數公司在過去的10年中減少了外派，26%的公司沒有變化，23%的公司外派人員數量有所增加；而當問及今后10年的趨勢時，41%的公司表示將進一步削減外派人員，40%的公司表示維持當時的水平，只有18%的公司表示仍將增加外派人員。盡管美國跨國公司國外分支機構在不斷膨脹，尤其是近一二十年來更是如此，但是，美國外派人員非但沒有增長，反而表現出下降的趨勢。1992年，大約有15萬名美國管理人員在海外為美國公司工作，比5年前下降了25%而美國外派人員占就業總人數的比例，則從1982年的0．8%下降到1989年的0．4%隨著外派人員人數逐步減少，美國跨國公司越來越多地啟用東道國人員擔任中高層管理職位，管理本土化趨勢日漸明朗。
與美國公司相同，日本跨國公司國外分支機構的人員配備也不同程度地表現出管理本土化的趨勢。Beamish和Inkpen(1994年)發現，東南亞439家日資參與的制造業合資企業中，各家企業中的日本外派人員的數量從1989年的平均4．1名下降到1994年的平均3．46名，外派人員在合資企業雇員人數中所占比例也從1989年的4．35下降到1994年的3．07。與此同時，加拿大分支機構中的日本外派人員平均數量也呈下降之勢，從平均4．13名下降到平均3．02名，所占比例也從4．13下降到2．4％。
從上面我們可以看到，跨國公司管理本土化趨勢近年來已日趨明朗。但是，不同層次崗位的管理本土化程度并不相同，來自不同國家、不同行業的跨國公司以及不同的東道國在管理本土化方面也表現出不同的特征。
1、從本土化層次上看，職位越高，跨國公司越傾向于使用母國外派人員。一般說來，跨國公司在高級管理職位上總是大量地使用母國外派人員，在中級管理職位上較多地使用東道國人員，而在低級管理職位上則主要啟用東道國人員，基本上不使用或僅使用少量外派人員。
2、從職能部門上看，同一管理層次的不同職能部門的本土化程度不同。根據Harzing(2001)年對2689家跨國公司管理本土化問題的考察，總經理職位由東道國人員擔任的比例為59．2%，本土化程度最低。而在同一管理層次的職位中，東道國人員擔任財務總監的比例為82．8%，擔任營銷總監的比例為89．9%，擔任人力總監的比例最高，達到97．8%。人事管理職能是本土化程度最高的職能，因為人事工作需要遵守當地的雇用法律和規章制度，并且還要適應雇員的不同文化背景。營銷職能也是以當地市場為導向的，盡量使用當地人員也具有合理性。相對于營銷和人力資源兩種職能，有關當地情況和偏好的知識對財務職能而言重要性是最低的，而且是控制性最強的管理職能，所以，財務總監一般為母國外派人員。
3、從母國角度看，美國跨國公司國外分支機構管理本土化程度最高，日本跨國公司國外分支機構管理本土化程度最低，歐洲不同國家的跨國公司國外分支機構本土化程度差別明顯，但基本上居于美日兩個極端之間。根據NegandhiandBaliga的調查，美國公司國外分支機構的絕大多數高層主管職位都是由東道國人員擔任，在所考察的44家企業中，高層管理本土化比例超過一半的企業達到33家，只有1家公司在高層主管職位未雇用東道人員。而在所考察的19家日本跨國公司中，有15家公司(比例高達78．9)在高層主管位置根本沒有聘用任何東道國人員。相對而言，歐洲跨國公司國外機構高層管理人員的本土化比例雖然不如美國跨國公司，但顯著高于日本公司。
4、從東道國角度看，跨國公司在發達國家的本土化程度普遍高于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尤其高于亞洲和拉美地區。受諸多因素影響，跨國公司在不同的東道國表現出來的管理本土化程度也存在很大差異?？傮w而言，跨國公司設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分支機構的管理本土化程度低于設在發達國家的分支機構。
5、從行業角度看，多國國內戰略導向行業的管理本土化程度普遍高于全球戰略導向行業跨國公司。經營戰略可劃分為國際戰略、多國國內戰略、全球戰略以及跨國戰略。相應地，分別奉行這些戰略的行業可以劃分為國際戰略導向行業、多國國內戰略導向行業、全球戰略導向行業以及跨國戰略行業。目前，大多數行業奉行的是多國國內戰略或全球戰略。總體而言，多國國內戰略導向行業的管理本土化程度高于全球戰略導向行業。大部分全球戰略導向行業，如計算機、化工、家用電器、石油天然氣以及汽車業管理本土化比例都比較低，尤其以汽車業為典型。而大部分多國國內戰略導向行業管理本土化比例都高于平均水平，如食品和造紙行業。金融業管理本土化程度最低，其原因在于跨國公司希望通過母國人員對金融業實施有效的控制，而當地市場知識的重要性則促使跨國公司在廣告、商務和管理服務業大量啟用東道國人員擔任管理職位。
二、在華跨國公司管理本土化的發展
縱觀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發展歷程，進入中國市場的初期幾乎都是由母國派人擔任公司的中高層管理者，無論其是母國人員、港臺人士還是東南亞華人，隨著在華直接投資規模的擴大、投資戰略的轉變以及我國經營環境特別是人力資源質量的提升，跨國公司管理本土化程度隨之不斷提高?？鐕驹谌A管理本土化的發展是與跨國公司對華投資的發展緊密聯系的，中國大規模的利用外資應該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在20多年的利用外資發展歷程中，我國利用外資總額在不斷增長的同時，也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變化oD13以此相聯系，在華跨國公司的管理本土化也呈現出不同的階段性特征。
第一階段：1978至1992年以母國外派管理人員為主導為跨國公司對華投資的第一階段，跨國公司在這一階段的人員配備政策具有明顯的民族中心導向，即以母國外派管理人員為主導?？傮w而言，80年代跨國公司在中國市場主要是推銷其產品和技術，來華投資并不多。許多跨國公司還處于觀望階段，只有極少數著名跨國公司來華投資，而且多數是小規模的試探性投資。他們往往在中國成立代表處，或者建立合資公司，因此，在這個階段幾乎談不上什么管理本土化。跨國公司的中高層管理人員，甚至許多初級經理都由母國委派，或者聘用少量港臺人士或東南亞華人，而中國本土人員極少進入中高層管理職位。
跨國公司在中國設立分支機構的初期，主要是為了轉移公司的技術和經營訣竅、塑造特定的企業文化，惟有母國外派人員履行這種轉移媒介的職能。在與中國企業成立合資公司的情況下，從母國派遣總部信任并且熟悉部策略的母國人員可以有效地加強對合資公司的控制。此外，這個階段跨國公司在華業務普遍規模較小、人數少、機構簡單，少量的母國人員就可以滿足在華企業經營的需要，跨國公司本土化的愿望并不是很強烈。從另一方面看，當時我國的環境也限制了跨國公司的管理本土化。多年閉關鎖國使中國在高級管理人才市場上出現了人才斷層。中年以上的知識分子，由于在計劃經濟的環境中成長，其知識結構難以與當時的國際管理方式接軌，其經驗也拘泥于舊的管理模式。而改革開放以后培養的青年知識分子，雖然接受了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但缺乏實際管理經驗，也難以擔任高級管理職位的重任。同時，90年代之前，中國勞動力流動市場基本上處于封閉狀態，嚴格的勞動法規限制了人員跨單位、跨部門、跨地區的自由流動，這給跨國公司獲取人才設置了極大的障礙。中國管理人才的缺乏，人才流動機制的僵化，加上跨國公司缺乏對中國本土人才的認同感，使得中國本土人員在這個階段難以進入外資企業的中高管理層。
第二階段：跨國公司真正開始對華進行比較大規模的投資是在1992年以后，管理本土化初現端倪?？鐕驹谖覈耐顿Y開始走出“試探期”，進入“發展期”，他們憑借其雄厚的實力，開始大規模地進行制造業投資。至此，可以說跨國公司在中國步入了大規模、系統化投資的新階段。
在這個階段，跨國公司總部派遣的母國人員依然占據重要位置，但中高層位置港臺人士或東南亞人士所占比重越來越大，與此同時，跨國公司開始在人事、銷售等中層職位上開始聘用一些中國本土人員，管理本土化初現端倪，但是發展速度緩慢。港臺人士或東南亞華人之所以越來越多地占據重要位置，主要原因是亞洲新興工業國家和地區經濟從70年代開始起飛，培養鍛煉出了一批年富力強的管理和專業人才，他們在語言和國際視野上兼備東西方文化特質，適應了跨國公司在華投資企業管理的要求。出于成本方面的考慮，90年代跨國公司紛紛將制造中心從東南亞地區轉移到中國，伴隨這種調整，許多原先在跨國公司東南亞分支機構服務的中高層管理人員也相應地轉移到了中國。香港、臺灣以及東南亞許多地區都是華人為主的社會，對漢語和中國傳統文化都有一定程度的認識。更為重要的是，其成本遠低于西方跨國公司的母國外派人員。因此，在這個階段，許多港臺和東南亞的華裔管理人員取代了跨國公司母國人員的位置。與此同時，一批學歷高、知識新、眼光開闊、肯于和善于學習一切先進科學文化知識的優秀中國本土人才也逐漸涌現出來，許多人具有多年的跨國公司供職經歷，在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技術和管理經驗，他們逐漸進入跨國公司在華投資企業的管理中層，但真正進入核心決策圈的中國本土人員仍是罕見的。
第三階段：管理本土化漸漸進入。在這個階段，跨國公司明顯加快了管理本土化的步伐，管理本土化開始進入一個新階段。雖然母國人員依然把持了大部分中高層職位，但是逐步成長的中國本土人員已經成為跨國公司在中國經營管理的中堅力量，他們在跨國公司中級管理層中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同時，越來越多的優秀人才步入跨國公司的高級管理層。
跨國公司管理本土化戰略是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結果，也是跨國公司全球范圍內資源最優配置的體現。有以下一些因素推動了跨國公司在華企業實施管理本土化戰略：首先是跨國公司雇傭外派人員的投入過大。
高于中國本土員工(從表1可以看出，外派人員單是基本工資就比中國本土人員高出3～4倍)，而且一般也高于其在母國的水平，加上交通、住房、保險、休假等額外福利，綜合成本對跨國公司構成了巨額開支。這一點在全球競爭日趨激烈、成本因素成為一種主要競爭手段的今天顯得尤其重要。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后，跨國公司大大加速了管理本土化的進程，最直接的一個原因就是迫于成本壓力，招募和開發中國本土經理來取代成本高昂的外派人員。
其次是中國管理人才的成長壯大。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一大批熟悉市場經濟和國際慣例、掌握現代知識并具有一定專業經驗的人才迅速成長和涌現出來，其中包括海外歸國人才，使得我國優秀管理人才嚴重供不應求的局面大大緩解。這就為在華跨國公司實施管理本土化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三是為了保持中國本土優秀人才和調動其積極性的需要，在華跨國公司內部已經造就了一批訓練有素經驗豐富的中國本土管理人員，他們期望發揮更大的潛力，在職位上有所提高，在責任上有所擴大，在薪金上有所增加。如果公司難以提供這種機會，他們就會感到公司內部職業發展前途渺茫，其積極性就會受到嚴重影響，就會尋求公司外部的職業發展機會，公司的人才流失率就會提高。因此，提拔中國本土優秀管理人員取代外籍主管便成為跨國公司挽留高層次中國本土人才和調動其積極性的一種重要手段。
跨國公司整體投資策略的重大調整是跨國公司實行管理本土化的深層次原因。跨國公司在華投資初期的主要目的是借助豐富的資源和廉價勞動力占領海外市場。9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越來越多的外國公司看好中國巨大的市場前景，希望通過直接投資占領中國市場，因此更傾向于雇傭熟悉當地市場，了解當地文化的中國本土人才，更強調融人當地環境。例如，摩托羅拉、諾基亞、愛立信、西門子所開發的中文手機等高科技通訊產品，基本上都是以中國本土技術人員為主，在研究和改進了原有的技術后，在中國本土開發的。沒有這些中國的人才，跨國公司產品就不會有如此之高的適應性，其市場決不會做得如此之大。同樣，大量深知當地文化、精通中文的中國本土中高層管理人員更容易與公司員工和外部溝通，建立融洽關系，有利于改善企業內部和外部環境，降低經營成本，從長遠發展來看，跨國公司逐步在些重要領域雇傭中國本土人才無疑具有長遠的戰略意義。
此外，中國人力資源市場的逐步形成為跨國公司管理和技術管理本土化創造了一定的機會，而人事制度的逐步寬松則提供了制度保證。信息革命也為跨國公司實行管理本土化提供了技術上的可能。網絡、通訊使人才信息溝通迅速準確，信息流通更加快捷，更使全國乃至全球的人才商業性操作成為可能。
從總體上看，跨國公司管理本土化大致經歷了以上3個階段，但是在這個發展過程中，不同國家的跨國公司也表現出不同的特點，其主要差別在于第二、第三階段不同來源的人員所占的比例。相對而言，美國跨國公司臺及東南亞華人擔任中高層經理人員的比例最高，甚至超過母國人員，而日本跨國公司依然表現出強烈的民族中心導向，母國外派人員在中高層職位上占有絕對數量，港臺及東南亞華人所占比重并不大，所以管理本土化往往表現為中國本土經理直接取代日本的母國主管。歐洲跨國公司則居于這兩端之間。此外，由于美國擁有豐富的華人資源，母國外派人員有相當比例是國外華裔管理者，再加上公司聘用的港臺和東南亞華人，所以外籍華人大量擔任中高層管理者成為美國跨國公司的一大顯著特點。據1998年對美著名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的60家企業和近20家公司代表處或者投資性公司進行的訪問，在85名外籍管理人員中有近3／4，即61名外籍華人。一些在華投資頗為成功的著名跨國公司在華最高領導者基本上是外籍華人。這些公司的外籍華人學貫中西，既具備中國文化背景，也了解西方企業文化，在美國跨國公司在中國經營管理過程中發揮著特殊的作用。
三、在華跨國公司管理本土化對我國的影響
跨國公司管理本土化戰略對我國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其中既有正面影響，也有負面影響。其正面影響主要表現在：
1、促使我國人才配置趨于合理以及國內人才市場趨于完善?？鐕竟芾肀就粱軌騼灮肆Y源配置，使人才能夠有更多的發展空間，使本土人員的價值得到實現?？鐕驹诒就寥瞬欧矫娴母偁帲偈蛊髽I實行更好的、反應員工實際貢獻的薪資福利待遇，否則員工就會因為不滿現有的景況而調離公司。此外，跨國公司管理本土化的需求也促使國內人才市場趨于完善，推進了人才流通體系和人才網絡化管理體系的形成和發展。
2、擴大了人才隊伍并培養了一批高素質的管理和技術人才。跨國公司人才本土化戰略帶來了我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員大規模培訓，這既提高了公司員工的素質，也為中國未來的發展儲備了豐富的人才。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的合資和獨資企業某種意義上已成為我國現代管理人員、技術人員以及現代化產業工人的搖籃。通過跨國公司正規的培訓計劃，以及與具有先進管理經驗的外派人員長期共事潛移默化的影響，我國新一代的企業管理人員正迅速成起來，他們不僅受過良好的教育，接受過先進經營管理方法的培訓，熟悉市場經濟的經營機制，而且眼界開闊，思維敏捷；既能從中國實際出發，又能按國際慣例辦事，并能夠熟練使用外語進行交流溝通。跨國公司的本土化戰略還為我國培養了大批技術人員和現代化產業工人。這支龐大的、訓練有素的人才大軍必將在我國現代化建設中發揮極其重要的作用。
3、有利于留住國內優秀人才并吸引留學人員歸國。以往去歐美留學，是許多富有才智的中國學子的夢想。而今，跨國公司豐厚的薪酬待遇、優越的工作環境、良好的職業發展前景對國內優秀人才構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不少人放棄了到國外留學的計劃，選擇到跨國公司在華分支機構工作，致力于在國內尋求事業發展。與此同時，不少學有所成的海外留學生們也紛紛歸國，除了自己創業外，相當部分歸國留學生加入在華跨國公司，從事高層次管理和技術研發工作，從而在整體上提高了我國人才的素質，對中國的未來發展意義深遠。
4、激勵潛在的就業人員投資于自己的教育和培訓，提高自身素質。跨國公司提供較高的報酬和員工福利，擁有健全的組織制度和科學的管理，成為青年一代擇業謀職的熱門。但跨國公司對人才的綜合要求很高，為了能夠進入跨國公司工作，這些潛在的就業人員不斷投資于自己的教育和培訓，以提高自身的綜合素質。
本土化管理論文范文2
在公共管理研究前沿陣地美國，從1984年始就有學者評估公共行政學的研究質量①，繼之不斷有學者加入到這個隊伍，他們以博士學位論文和期刊雜志為分析基點，聚焦于公共行政文獻中研究方法的質量問題[1]62。國內張成福于1996年發文[2]拉開我國行政學研究的“反思之幕”②。2005年，繼中譯本《公共行政研究:對理論與實踐的反思》[1]出版后，國內學界紛紛借鑒其中的評估框架來檢視我國行政學研究存在的方法問題，從初始的描述性分析轉向量化評估。筆者認為，研究方法固然重要，亦是我國公共管理研究的“阿喀琉斯之踵”，但內容決定形式，研究主題是評估研究質量的一個更基本的因素，對學科知識的累積和內容體系的建構有著更根本的貢獻。而在具有代表性的反思文獻中，運用文獻計量方法來比較全面檢視我國公共行政學教材的論文僅有兩篇③：曾峻[3]通過檢視在國內9本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公共管理教材，提出我國公共管理學教科書編著存在的問題，但由于該文發表較早，所選書目偏舊，樣本偏少，所得結論局限于公共管理學（不包括公共行政學和行政管理學）教材；另一文[4]通過210本行政學教科書內容的研究，對行政學的范式轉換進行經驗檢驗，但是評估指標單一，未能充分挖掘教材所提供的信息，雖然210本教科書突破前述研究樣本量的局限，但是國內教材的質量參差不齊，無所限制的擴大樣本會影響研究結論的質量。基于以上考慮，本研究以典型樣本為主，并把范圍擴大到公共管理學類（包括行政管理學和公共行政學）的中外經典教材。
二、研究設計
一個學科的理論體系是否成熟，教材是其集中反映，而教材的章節正是這一學科研究內容的典型概括。因此，以經典教材為樣本進行分析，可以窺探這一學科的研究主題概貌。本研究選取中西經典教材為樣本，并佐以中西比較。西方經典教材主要從“公共行政與公共管理經典譯叢”（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經典教材系列中挑選，輔之“公共管理學科系列教材”（經濟科學出版社出版）和“公共管理譯叢”（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等譯介國外學術成果的窗口，結合北大、清華、復旦、中大、廈大等高校的博士參考書目，最終篩選出10本出現頻率較高的教材。樣本分布為其中5本來自美國，余下5本分別來自英、法、澳、和日本④。國內教材的來源有三：一是在公共管理學界具有相當影響力和知名度的學科帶頭人、或其著述入選中山大學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國內學人文庫的學者所編著的最新教材，力求每個獲得公共管理一級學科博士學位點的985高校各挑一到兩本教材，以反映這些高校的公共管理研究傳統和狀況；二是黃達強、夏書章等前輩早年編著的教材；三是臺灣學者的5本教材。這三類教材（共24本⑤）的選取有利于作縱向和橫向比較。基于評估需要，筆者從教材中提取以下指標制成統計量表，編碼錄入，以SPSS16.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1）出版年度。是指教材是哪一年出版的，若是國外的教材，則以版權頁的時間為主。設計這一指標可以了解教材的新舊程度。（2）版本。是指教材出版到第幾版，據此可以判斷教材的受歡迎程度。版本越高，說明該教材越是被廣泛使用。（3）國家。指教材在哪個國家出版，只要用于衡量國外教材選取的代表性。（4）寫作情況。指該教材是專著、合著、編著還是主編，共四類。（5）章數。指該教材共有幾章，把導論計算在內。（6）邏輯體系。指該教材的內容章節編排是否成邏輯體系，分別賦值1為是，0為否?？蓮慕滩牡哪夸浥袛?，或者作者的序言、譯者序中尋找，次之則根據教材的內容來判定。（7）特色。指該教材的與眾不同之處，例如《公共行政學：概念與案例》一書是經典理論和案例的匯編，通過案例闡釋概念理論；再如《行政科學》一書的行政法和比較行政的色彩濃厚等。（8）研究主題及其頻數。研究主題大體與教材的章節名重合，有些章節名出于統計的需要筆者做些改動，以便歸類。在所有樣本中加總各類研究主題的出現頻率和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9）頁數。指該章節在教材中所占的頁數，為了消減誤差，由下一章的起始頁減去本章的起始頁得出。頁數越多，表明該章節在教材中的分量越重。（10）重要程度。指該研究主題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分為三個等級（1為不重要、2為一般重要、3為比較重要）。通過計算該教材中所有研究主題的頁數的平均值、中位數、標準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據此來判斷。（11）變動情況。指該研究主題是否是新版教材中的新增加章節，或者是指該研究主題在修訂版教材中大幅度改動，分別賦值1為是，0為否。我們可以通過新舊版教材的對比，或者作者的再版序言中得知。
三、結果分析與比較
（一）教材命名與范式轉變所選樣本中從書名來看，國外沒有一本教材命名為“公共管理學”的⑥，與國內的教材形成鮮明對比，正如另外一項研究[5]所發現的，國外仍以傳統公共行政為主流，其他新興范式亦有反映。除老教材和該領域的前輩夏書章、黃達強、竺乾威等人，臺灣學者也偏好取名為“行政（管理）學”或者“公共行政學”外，國內的新版教材都命名為“公共管理學”。這一教材取名的不同，是否反映西方和國內學者關于公共行政學范式變遷的不同看法？有學者為此通過210本行政學教科書的內容研究，發現從傳統行政學到公共管理學，雖然在內容安排上有差異，但只是在相同的“管理主義”價值觀取向下進行的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技術設計，行政學范式沒有發生轉換[4]。國外學者似乎對在公共管理中應用“范式變遷”不太感興趣，只有歐文•休斯主張新公共管理不同于傳統的公共行政，但他同時指出范式變遷是一個漸進過程，“管理主義改革仍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6]筆者也試圖在國內教材中尋找編著者命名的初衷，發現公共管理學作為當代政府管理的研究新潮遇到了諸多的難題和大量批評,它并未形成統一的成熟的理論框架及范式；“公共管理”話語的生成與流行大概與1997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正式確立公共管理學為管理學門類一級學科有關，只能以此來解釋教材易名的原委。
（二）版本、編著與經典國外教材版本的均值為3.7，其中《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已是第八版，其次《公共行政學：概念與案例》是第七版，均是經典之作。相反，國內的教材82.6%都是第一版，雖教材名目眾多，且是新近出版，然多是相互抄襲，鮮有新意。只有夏老主編的《行政管理學》已出版四次，其它影響較大的教材如陳振明主編的《公共管理學———種不同于傳統行政學的研究途徑》，竺乾威主編的《公共行政學》(已出版三次)，張國慶主編的《公共行政學》(已出版三次)，陳德禹編著的《行政管理》(修訂2版)等。版本越高，表明該教材越是受到讀者歡迎；出版越早，多被譽為經典。究其原因，國內的行政管理專業學科建設八十年代才起步，雖處于快速發展中，但知識體系的積累緩慢，學科理論體系的構建更是任重道遠；與美國將近一百年的公共行政學科發展史相比，仍屬年輕后輩的學習階段。經典教材是多方面的因素鑄就，更需學科歷史文化的積淀與傳承，“新”是建立在“舊”的基礎上。教材的編著情況也印證這一點，所選樣本中國外的教材60%是專著，30%是合著，只有一本《公共行政學：概念與案例》是主編。而國內的71%為主編，2本為編著，只有5本為著⑦，而這5本中只有一本是大陸的，另外4本是臺灣的。一般來說，主編的教材很難保證教材整體的質量，因編寫者的素質而良莠不齊，很難引為經典之作（除非是學科的開山之作，譬如夏書章、黃達強主編的教材，即使這樣，也只能堪稱國內經典）。這種“知識生產方式”即幾個人、十幾個人寫一本教材，東拼西湊，“洋為中用”，內容充斥著相互“借鑒”、相互克隆的東西，結果只能停留于低水平重復的狀態。這也可解釋為什么國內教材短短幾年間雨后春筍般的涌現而經典甚少，主編的教材往往寫作周期較短，有如飲食中的快餐，而經典教材則如燉品，需文火慢慢烹制。
（三）章數、頁數與邏輯體系國外教材的章數均值為14，眾數為13和14，最大值20（西尾勝的《行政學》）和最小值8（德巴什的《行政科學》）；國內教材的章數均值為13.47，眾數為13，最小值8（張國慶主編的《公共行政學》），最大值24（江明修著的《公共行政學：理論與社會實踐》）。從以上統計值來看，結論比較一致，教材一般13到14章為宜（包括導論），而每章的篇幅多大呢？以國外教材為例，總頁數均值為480.4，如按14章來算，則每章占34.31頁，和每本教材章節的頁數均值36.92大體相當。而教材的章節編排是否成邏輯體系？分析結果表明，國外教材70%有著內在的邏輯體系，而國內教材章節的前后邏輯關系不明顯，對行政環境、行政職能、行政組織、行政領導、人事行政、財務行政、行政決策、行政執行、行政監督、行政改革與發展以及機關內部事務管理等傳統模塊內容進行任意取舍編排，似乎誰先誰后無關大礙，走近了所謂的“教材叢林”。恰如某學者所言，“教材篇章安排依舊延續了過去模式的做法，至于這些模塊之間的有機聯系是什么，語焉不詳，結果給人一種零亂的感覺，現有研究更沒有自覺去尋找整個知識體系的邏輯起點，缺乏一條紅線，一個核心把來自各方面的知識串聯起來”。[3]雖然國內教材章節的邏輯體系不明晰，但其編排套路仍可歸為三種：其一，多數教科書（54.17%）因循以往行政學模塊式做法，在教材編寫體系上主要是以政府管理過程為主線，篇章安排沿襲懷特《行政學概論》（1930年）的基本套路，杰出代表者為夏書章、王樂夫編著的《行政管理學》，竺乾威主編的《公共行政學》。其二，受休斯的《公共管理導論》影響，按照當前流行的西方公共管理范式進行編著，注重將工商管理的技術、方法與工具如績效評估、人力資源管理、戰略管理等引入到公共部門管理中來。這類教材（占到33.33%）近年陸續出版，典型代表為陳振明主編的《公共管理學———一種不同于傳統行政學的研究途徑》。其三，將傳統公共行政學與公共管理模式相結合進行編著，試圖在公共行政管理的過程中融入公共管理的相關內容。這類教材居少數，只有12.5%，以張國慶主編的《公共行政學》為代表。
（四）特色從編寫方法、行文風格、取材構思、理論視角等方面來評價國內外的經典教材，筆者發現國外10本教材各有特色，異彩紛呈，生動活潑，可讀性強。除了前述兩本外⑧，比如羅森布魯姆的《公共行政學》從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徑描述、闡述和分析公共行政。又如《行政過程的政治：公共行政學新論》用大量現實資料及案例對公共行政學的原理進行深刻的闡述和剖析，突出新公共行政學的政治視角。再如西尾勝的《行政學》以制度論、管理論和政策論構建全書的體系，以一般的理論為前提演繹分析日本的行政，日本的本土化色彩濃厚。還有《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梳理了美國公共行政的百年發展與困境。如此種種，不勝枚舉。相比之下，國內的教材則體裁單調，內容趨同，結構呈板塊式或要素排列式，許多版本沒有明顯的特色。正如薄貴利所言，“行政學的一些著作和教科書,相互模仿和抄襲的比較多,在理論體系上和邏輯結構上鮮有突破和創新。讀了這本書,再讀另一本書,許多人都有一種似曾相識之感”。[7]從教材的編著取向看，臺灣的教材則反映公共行政作為一種公共部門管理方式、方法和工具的特性，呈現出濃厚的管理主義取向，樣本中陳德禹的《行政管理》最為明顯，內含了管理學中的組織、計劃、決策、授權與分權、領導、人事等主題。大陸早期如黃達強、夏書章等編著的教材，也是一種以提高行政效率為核心的管理主義取向。從內容寫作看，多數教科書停留于泛泛而談的水平,對于中國行政管理原則、特點的概括分析大多局限于學理和法律文本，沒有直面現實的問題和差距，公共管理學的實踐性與操作性沒有充分體現。具體說來，教材每一“板塊”或“要素”的內容,大致都是含義、特征、分類、地位、作用等幾個方面,各篇章基本如此,無大差別。這種“標準化”現象緣于多數教材編寫者缺少從事公共管理的經驗和感性認識，所以簡單歸納概括、理論演繹的情形比較多，無法為公共管理實務者提供切實的指導。從敘述論證看，過于宏大敘述，缺乏事實資料支撐。翻閱國內樣本教材，幾乎很少看到來自行政管理實踐的調查、統計、案例、數據。比如關于中央與地方關系的內容，大多停留于理論演繹，大多闡述西方政府間關系的歷史與現實和我國政府間關系的現狀與改革，而中央、省、市、縣、鄉鎮等各級政府到底在干什么？職權到底是怎樣劃分的？這些問題卻得不到解答。再如行政決策,現行教材中所介紹的決策程序都是四個步驟或三個步驟,內容比較空洞，反映不了黨委領導下的民主集中制。
（五）研究主題通過對各研究主題的頻數統計，國外教材排名靠前的研究主題如表1所示。再根據該研究主題的頁數的平均值、中位數、標準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據此來識別該主題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這十大主題，我們不能只看其頻數的高低，更要結合其重要程度，比如“導論”這一節，雖然是90%出現率，在教材中卻屬于一般重要的位置；而“公共組織理論”雖然頻次略低，從所占篇幅來看在教材中卻屬于百分之百重要的位置，這也反映了公共組織理論作為公共行政學的理論基石得到學界的一致認同?！翱冃Ч芾怼弊鳛樾屡d的政府管理工具受到熱捧，出現頻率高于其他的政府工具，這反映了西方教材的與時俱進、貼近政府改革實踐。國內教材的研究主題按其頻率的高低依次排列如下：公共政策、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管理、公共組織、行政領導、法制行政、政府職能、績效管理、政府改革與治理、政府倫理與責任、公共財政等等。兩相比較，國內外教材的研究主題大體相近，如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管理、公共政策分析、公共組織理論、責任與倫理、績效管理、政府改革與治理等主題受到學者的共同關注。此外，國內教材保留了一些傳統的行政學研究主題，如行政領導、機關管理、行政溝通與協調、行政權力等，還根據政府管理的變革突出一些新主題，如政府職能轉變、危機管理。但是“公共預算與財政管理”這門“顯學”還處于相對邊緣的地位；同樣地，對于政府間關系、戰略管理等公共管理的重要主題仍顯研究不足。
筆者認為，好的教材要能指導學者的研究和研究生學位的教育，因此筆者通過以下的兩個比較分析來檢驗現有的經典教材是否能很好的指導學術研究和學位教育。一是與中美兩國的公共行政學博士學位論文的研究領域比較。因為博士論文是研究生教育的質量和成果的集中反映,亦是其所在學科研究的現狀與水平的直接體現。據學者的研究成果[8]，中美博士論文的核心議題如下（其排列次序隨著國別、年度浮動）：行政理論、比較公共行政、雇員行為及發展、財政及預算、政府間關系、管理科學、組織理論及行為、人事管理、政策分析和其他。兩相比較發現，國內的博士論文聚集于行政理論、管理科學和政策分析，較大部分論文集中在對策性的管理方法研究,較少涉及理論探索、檢驗和論證等基礎性研究,而對美國90年代博士論文新近出現的雇員行為及發展、財政及預算、組織理論及行為等核心議題關注不夠，研究不足。這印證了以上教材分析的結論，國內的教材不能很好的指導研究生學位的教育，教材的編寫和博士論文的寫作脫節為“兩張皮”。而組織行為的研究，筆者認為將是公共行政學邁向科學研究的突破口，助推我國博士論文從類似工作報告的對策研究走向強調理論驗證或推導,更為強調定量技術的科學研究。二是與學術界的研究主題比較。
學術研究成果主要呈現形式是期刊論文，通過統計分析中國公共行政代表性期刊近10年的論文，大體可以獲知學者們關注的研究領域。何艷玲[9]的一項研究表明，我國行政科學的研究主題依次如下：行政改革（28.5%）、行政哲學(包括行政倫理、行政文化)(13.2%)、公共財政(9.8%)、行政組織職能(8.8%)、公共政策(8.6%)，其余有行政決策、公務員制度與人力資源、績效評估（行政效率）、政府間關系等領域。兩相對照發現，學界的研究主題大體與國內教材的重合，但期刊論文更注重實效性，緊跟“行政改革”，探討“政府間關系”，研究NGO回應社會問題，同時兼顧傳統的研究領域如政府倫理與責任、行政文化等。統計分析也有力所不逮的軟肋。數據資料的定量分析只能說明過去，解釋現在，或能一定程度上預測未來，卻難以前瞻性的規劃未來。正如登哈特所言，“從某種意義上說，社會科學家們之所以無法產生恰當、適用的知識，是因為他們對實證主義的信奉，是他們把自己的學術活動局限在資料收集和統計處理上，從而只能得出經驗主義取向的理論”。[10]119基于研究主題頻數統計分析的結論也只是說明了學界過去和現在在做哪些領域的研究，卻不能指出我國行政學者在未來應該做哪些研究。根據轉型期中國公共管理的實踐發展和現實需要，筆者認為公共企業、發展中國家的公共行政、非營利組織與第三部門管理、社會政策與管理、公共信息資源管理、司法行政等這些出現頻率較低的研究主題恰好是我國公共管理研究的薄弱環節，尤其是公共管理視閾下的國有企業研究幾近空白，這是未來應該加以重視的研究主題。
四、公共管理教材的編著途徑
本土化管理論文范文3
現代財務理論的開端一般被認為是馬科維茨于1952年發表《證券組合選擇》（PortfolioSelection）一文。隨后，歷經50年代末60年代初資本結構理論和股利無關論，60年代至70年代的資產定價理論、期權定價理論、理論，以及80年代的市場微觀結構理論和現代公司控制理論，至今財務理論和財務實踐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80年代以后，財務學在研究中吸收心理學、行為科學、決策科學等的相關成果，注重對財務主體決策過程的探索，促成了一門新的科學--行為財務學。
一、行為財務理論的提出與發展
行為財務理論是在對"有效市場假說"（EfficientMarketHypothesis，簡稱EMH）的質疑和挑戰中提出來的。EMH是標準財務理論的基礎性假設。EMH宣稱金融資產的價格全面反映所有可獲得的相關信息，并給出了三種形式的市場有效性：弱型有效、半強型有效和強型有效。EMH提出之后，得到了眾多學者的響應和大量實證數據的支持，并在經濟、金融、財務等領域的研究中得到了迅速的推廣。但進入八十年代以后，大量股票市場異?，F象，如"小公司效應"（Banz，1982）、"星期一效應"（French，1980；Gibbons和Hess，1981）、"反向投資策略"（Fama和French，1992）等的出現，表明市場可能并非有效。而且，大量的心理學和行為學的證據顯示，投資者在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并非都是理性的，投資者的實際決策往往會系統性的偏離標準財務理論所設定的最優決策模式，而且這種偏離對金融資產價格的影響不能因統計平均而消除。諸如此類的現象和非理是EMH所不能解釋的。
事實上，現代財務理論要解決兩個問題：（1）通過最優決策模型解釋什么是最優決策；（2）通過描述性決策模型探討投資者的實際決策過程。標準財務理論很好地解決了第一個問題。但在第二個問題上，標準財務理論與實際情況有很大的差別。誠如上所述，投資者的實際決策并不一定是最優決策。為更好地解釋和預測財務主體的實際決策過程（而不是最優決策模型）以及金融市場的實際運行狀況，財務學研究者們發展了一個新的研究范式，即行為財務（behavioralfinance）。
行為財務研究的起源可追溯到20世紀初心理學研究中的行為主義流派。1951年和1969年，Burrel分別發表了《投資研究實驗方法的可能性》和《科學的投資分析：科學還是幻想》，將行為方法和定量投資模型結合起來。1972年，Slovic發表的《人類判斷的心理學研究對投資決策的意義》開啟了行為財務研究的先河。而這時，以EMH為基礎的標準財務理論已被人們所廣泛接受，因此，行為財務未能引起太多的關注。1979年，Kahneman和Tvensky提出了著名的期望理論，為行為財務的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到1985年，Thaler發表了《股票市場過度反應了嗎？》一文，學者們逐漸開始重視和研究行為財務這一新的領域，取得了一些新的進展，包括Delong、Shleifer、Summers和Waldmann（1990）提出的噪聲交易理論模型DSSW模型，Barberis、Shleifer和Vishny（1997）提出的BSV模型，Daniel、Hirsheifer和Subramanyam（1998）提出的DHS模型，Hong和Stein（1999）提出的HS模型，羊群效應模型（herdbehavioralmodel）等。而且，對行為財務理論的實證檢驗也隨之展開：Herskey和Schoemaker（1980）用實驗心理學方法驗證了期望理論中個體在面對收益和損失時態度是不同的；Shefrin和Statman(1985)發現在股票市場上投資者?鑰魎鴯善貝嬖誚锨康南坌睦?，荚~瞧梅縵盞模謨媲扒饗蚧乇芊縵?，愿绎傦@緶舫齬善幣運ɡ?；Lakonishok和Vermaelen（1990）、Ilenberry（1995）指出市場對由股份回購所傳遞的信息反映不足等。我國學者也開展了對行為財務理論的經驗研究：孫培源和施東暉（2002）通過對中國股市的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和回歸分析，驗證了在不同的收益和損失狀況下，投資者的風險偏好是不同的。①
行為財務的興起有幾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期望理論的提出；二是行為經濟學的發展，并逐漸溶入主流經濟學。
二、行為財務理論的內容
（一）行為財務的理論基礎
1、期望理論（prospecttheory）。1979年，Kahneman和Tvensky（以下簡稱KT）《期望理論：風險下的決策分析》，給出了解釋人們在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行為的模型，不同于傳統的預期效用理論，KT稱之為期望理論。通過實驗調查，KT把違反傳統預期效用理論的部分歸納為三種效果：確定效果（certaintyeffect）、反射效果（reflectioneffect）、分離效果（isolationeffect）。此外，KT也提出理論模型來解釋個人在面對不確定性時是如何決策的。他們定義了兩種函數來描述人的選擇行為：一種是價值函數V（x），替代了預期效用理論中的效用函數；另一種是決策權重函數π（p），用決策權重替代了預期效用函數中的概率。然后，KT通過模型的設計和推導，給出了期望理論的幾個要點：（1）個人在不確定性條件下的決策是以相對于某個參考點的利得或損失為依據，而不是傳統理論所認為得期末的財富或消費，即以結果和開始設想的差距為基礎，而不是結果本身；（2）價值函數或個人的效用函數是S型的。在面對損失時是凸函數，面對利得時是凹函數，這表明投資者每增加一單位的損失，其失去的效用低于前一單位損失所降低的效用；每增加一個單位的利得，其增加的效用也低于前一單位利得所增加的效用；（3）價值函數中，損失的斜率比利得的斜率陡。即損失一個單位帶來的效用降低要大于獲取一個單位利得所帶來得效用增加，也就是說個人是厭惡損失的；（4）個人對極端但概率很低的事件會過度重視，卻容易忽略例行發生的事，KT把這稱為"小數法則偏差"。隨后，KT繼續他們的研究工作：1980年，KT提出了期望理論中"參考點"的概念；1992年，KT針對概率轉換的問題，提出了累積期望理論（cumulativeprospecttheory）。此外，Thaler（1985）、Lopes（1987）、Shefrin（1988，2000）等也在KT的基礎上，對期望理論進行了補充和發展。
2、心理學。行為財務學的發展與在財務理論中引入心理學的研究成果是分不開的。心理學家們通過一系列的實驗證明，個人在面臨不確定條件時會表現出如下心理特征：（1）損失回避（lossaversion）。個人對利得和風險的態度是不一樣的，損失帶來的影響是同樣大小的利得的2.5倍；（2）心理賬戶（mentalaccounting）。所謂心理賬戶，是指每個人皆根據自身的參考點來訂出一個決策的方案。例如，不同的股票，在買進時有不同的價格，投資者面對這種現象，會根據自身的心理賬戶做出適合自身的決策；（3）過度自信（overconfidence）。心理學家們發現人們對自己的知識和能力都表現出過分自信。例如，對一項關于司機對于駕駛能力的自我判斷的調查顯示，有65%到80%的司機都認為自己的能力是"超過平均水平"（aboveaverage）的；（4）傾向于確認偏差（pronetoconfirmationbias）。人們往往只是重視條件概率（即所直觀到現象），而忽視了先驗概率（以往存在的知識）。例如，如果你在電視中看到壞人中30％面貌丑陋，那么以后你看到這類面孔的人一定會認之為壞人。這個實驗說明，在人們的認知過程中，夸大了按"常識"得到的條件概率，也就是夸大";典型"的作用。
（二）行為資本資產定價理論和行為投資組合理論
標準財務理論的基礎是和馬科維茨的投資組合理論與夏普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相聯系的，二者皆以投資者理性為前提。行為財務學認為，部分投資者因非理性或非標準偏好的驅使會做出非理性的行為，而且具有標準偏好的理性投資者無法全部抵消非理性投資者的資產需求?；诖耍琀ershShefrin和MeirStatman（1994）提出了行為資本資產定價理論（behavioralcapitalassetpricingtheory，簡稱BCAPT），對傳統的CAPM進行了調整。BCAPT指出金融市場上除了嚴格按照傳統的CAPM進行資產組合的信息交易者外，還有一部分投資者并不按傳統的CAPM行事，他們信息不充分，會犯各種認知偏差錯誤。金融市場上資產的價格由這兩類投資者共同決定：當前者在市場上起主導作用時，市場是有效的；當后者在市場上起主導作用時，市場是無效的。BCAPT還指出，傳統的資本預算中的貼現率是按以CAPM為基礎計算出來的，這個貼現率是以市場有效和管理者理性為前提的。但事實并非如此，按行為財務的觀點，應以BCAPT為基礎來重新計算貼現率。
HershShefrin和MeirStatman（2000）以Lopes（1987）和KT的期望理論為基礎，發展出行為投資組合理論（behavioralportfoliotheory，簡稱BPT）。他們利用單一心理賬戶（singlementalaccount，BPT-SA）和多個心理賬戶（multiplementalaccount，BPT-MA）來推導BPT。BPT-SA投資者關注各資產間的相關系數，他們會將投資組合整和在同一個心理賬戶里，而BPT-MA投資者將投資組合分散到多個心理賬戶，忽視資產間的相關系數。BPT認為投資者的投資組合是一種基于對不同資產風險程度的識別和投資目的所形成的金字塔狀的投資組合，位于金字塔各層的投資與投資者特定的期望相聯系。而且，HershShefrin和MeirStatman發展了一個兩層的投資組合模型，每一層代表不同的風險偏好：底層代表避免貧窮和破產，規避風險；高層代表為了暴富，追逐風險。
（三）行為財務理論模型
1、DSSW模型。解釋了噪聲交易者對金融資產定價的影響及噪聲交易者為什么能賺取更高的預期收益。噪聲即市場中虛假或誤判的信息。模型認為，市場中存在理性套利者和噪音交易者兩類交易者，后者的行為具有隨機性和不可預測性，由此產生的風險降低了理性套利者進行套利的積極性。這樣金融資產的價格明顯偏離基本價值。而且噪聲會扭曲資產價格，但他們也可因承擔自己創造的風險而賺取比理性投資高的回報。
2、BSV模型。解釋了金融資產的價格如何偏離EMH。模型認為，投資者在決策時存在兩種心理偏差：選擇性偏差和保守性偏差。由于收益變化是隨機的，上述兩種偏差使投資者會作出兩種錯誤的判斷：判斷1和判斷2。根據判斷1，投資者認為收益變化是一種暫時現象，未能及時調整自身對未來收益的預期，即反應不足；根據判斷2，投資者認為近期股票價格的同方向變化反應公司收益的變化是趨勢性的，并對這一趨勢外推，導致過度反應。
3、DHS模型。解釋了股票回報的短期連續性和長期的反轉。模型認為，市場中的投資者分無信息和有信息兩類，前者不存在判斷偏差，后者表現出過度自信和自我偏愛兩種判斷偏差。過度自信導致投資者夸大對股票價值判斷的私人信息的準確性；自我偏愛導致對私人信息的反應過度和公共信息的反應不足。因此，股票價格短期內會保持連續性，但從長期來看，當投資者的私人信息與公共信息不一致時，股票價格會因前期的過度反應而回調。
4、HS模型。解釋了反應不足和過度反應。與BSV模型和DHS模型不同的是，HS模型把市場中的投資者分為消息觀察者和動量交易者兩類。在對股票價格預測時，消息觀察者完全不依賴當前或過去的價格，而是根據其獲得的關于股票未來價值的信息；動量交易者則把他們的預測建立在一個對過去歷史價格的簡單函數上。同時模型假設私人信息在消息觀察者中是逐步擴散的。HS模型認為最初消息觀察者對私人信息反應不足，動量交易者試圖利用這一點進行套利，但結果恰恰導致股價的過度反應。
5、羊群效應模型。解釋了投資者在市場中的群體行為及其后果。模型把投資者的群體行為歸因為效用最大化的驅使以及"群體壓力"等情緒的影響，有序列型和非序列型兩種模型。在序列型模型中，投資者通過典型的貝葉斯過程從市場噪聲和其他個體的決策中依次獲取信息，投資者一次只做一個決策，即決策的序列性。在非序列模型中，假設兩個投資者之間的仿效傾向是固定相同的，傾向較弱時，市場總體表現為收益服從高斯分布，傾向較強時則表現為市場崩潰，這與傳統的零點對稱、單一型態的厚尾分布不一致。
三、行為財務理論的啟示
在KT之前，經濟學和心理學在研究個人決策行為上有著極大的區別：經濟學認為外在的激勵形成人們的行為，而心理學認為內在的激勵才是決定人們行為的因素。通過KT以及后來一大批學者的努力，將心理學的研究視角和經濟科學結合起來，不再單純地僅用外界因素來解釋人們復雜的決策行為，而是考慮他們決策時的心理和行為特征，從而發展成了行為經濟學。行為財務是利用行為經濟學的分析框架，通過對行為主體在金融市場上真實行為的觀察，探索行為主體在決策過程中的心理因素和行為特征，并以此來解釋和預測其在金融市場中的真實行為。從行為財務理論的發展中我們可以得到如下啟示：
1、財務學是一門研究財務主體選擇的科學。而一直以來，財務主體的選擇過程都被視為一個"黑箱"，行為財務則試圖揭開這一"黑箱"。此外，社會經濟和文化的差異已被證實是影響財務主體決策的因素之一，在財務國際化的腳步越來越快的情況下，對人們的行為進行本土化研究就成了一個很重要的課題。行為財務注重從投資者的心理特征、資本市場的條件、政府行為等來分析財務問題，以更好地解釋和預測財務主體的實際行為。因此，行為財務應成為我們研究公司財務理論和實踐一個新的范式，這方面，已經有很多學者做出了努力。
2、行為財務理論的提出與發展得益于心理學、社會學等的研究成果，因此在研究中理所當然地要充分吸收這些學科的有關知識，來豐富和完善行為財務的理論體系。同時，應避免斷章取義地從一些投資者的行為片段去組合對投資者行為的假設，雖然可能得出令人感興趣的結論，但合理性卻不能保證（Shefrin，2000）。
3、盡管行為財務是在對標準財務理論的質疑中提出來的，但不能將兩者簡單的對立起來。從行為財務的發展過程中可看到，它是在標準財務的基礎上通過引入心理變量，對傳統的理論模型加以調整。而且，行為財務尚不能對金融市場中的各種現象做出普遍的解釋，再加上心理因素的不可度量性，因此，在研究和應用行為財務理論時，正確的態度是把兩者相結合，BPT，BCAPT就是很好的例子。
參考文獻：
1、HershShefrin，MeirStatman：《BehavioralCapitalAssetPricingTheory》，載《JournalofFinancialandQuantitativeAnalysis》Volume29，Issue3，Sep.1994
2、HershShefrin，MeirStatman：《BehavioralPortfolioTheory》，載《JournalofFinancialandQuantitativeAnalysis》Volume35，NO2，June2000
3、DanielKahneman，AmosTversky：《ProspectTheory：AnAnalysisofDecisionUnderRisk》，載《Econometric》，NO2，19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