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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翻譯論文范文1
1、原文：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列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我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所以失天下也?！鄙显唬骸肮湟?，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張良字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供給軍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用，此所以為我所禽也?！?/p>
2、譯文：劉邦在洛陽南宮擺酒宴，說：“各位王侯將領不要隱瞞我，都說這真實的情況：我得天下的原因是什么呢？項羽失天下的原因是什么呢？”高起，王陵回答說：“陛下讓人攻取城池取得土地，因此來親附他們，與天下的利益相同；相與卻不是這樣，殺害有功績的人，懷疑有才能的人，這就是失天下的原因啊。”劉邦說：“你只知道那一個方面，卻不知道那另一個方面。(就拿)在大帳內出謀劃策，在千里以外一決勝負(來說)，我不如張良；平定國家，安撫百姓，供給軍餉，不斷絕運糧食的道路，我不如蕭何；聯合眾多的士兵，打仗一定勝利，攻占一定取得，我不如韓信、這三個人都是豪杰的人，我能夠利用他們，這是我取得天下的原因、項羽有以為范增而不利用(他)，這就是被我捉拿的原因?！?/p>
（來源：文章屋網 ）
散文翻譯論文范文2
關鍵詞：符號三角理論；華科大校訓；英譯原則
中圖分類號：H315.9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華中科技大學由原華中理工大學、同濟醫科大學、武漢城市建設學院于2000年5月26日合并成立。合并后的華中科技大學充分發揮教授治學的作用，在全校征集校訓，最后于2003年形成新校訓“明德厚學、求是創新”，而后該校外語學院提供了以下四種英譯：
譯文1：Illustrious virtue, Erudite, Practical, Innovation
譯文2：Be moral, be erudite, be true, be creative
譯文3：Virtue, Erudition, Truth, Innovation
譯文4：Illustrate virtue, advocate knowledge, seek truth, make innovation
另外，在2011年6月更新的維基百科上查到兩種譯文，分別是：
譯文5：Illustrious virtue, erudite, truth-seeking, innovation
譯文6：Morality, knowledge, truth and innovation （Illustrious Virtue, Erudite, Practical and Innovation）
誠然，這些譯文表意較清晰，都具有一定可讀性，而且有的還譯出了相當的水平。但根據校訓這種公示語翻譯標準來看，以上很多譯文不太符合譯語表達特征，沒有達到相應的翻譯目的。華中科技大學是國家教育部直屬的全國重點大學，是首批列入國家“211工程”重點建設和國家“985工程”建設高校之一，歷年在國內綜合實力排名前十，而其官方校園網上并無規范的英譯校訓，這與其身份極不相配。本文從符號三角理論和翻譯目的理論對以上譯文進行分析，并探討中文校訓英譯的基本原則，從而探討出能達到相應交際目的的英譯文。
二、相關理論
（一）符號三角理論及其翻譯原則
20世紀20年代，奧格登和理查茲提出符號三角理論，如圖所示：
圖中符號（Symbol）指語言成分，如詞語等；所指（Referent）指客觀世界中的事物；思想或所指（Thought or Reference）指人們大腦中的概念。符號的意義不是單一的，而是多重性的。要確定符號的意義，除了考慮其所指意義之外，還要考慮符號使用者的意圖（語用意義）以及與其它符號（語境）的關系。
根據符號學理論，翻譯的本質可闡釋為“翻譯是以符號轉化為手段、以意義再生為任務的一種跨文化交際活動”（許均，2009：41）。而語言符號的意義具有多重性，原語和譯語詞匯多重意義一般不對等。在實際翻譯活動中，應在譯語句法和慣用法規范以及譯語讀者能夠接受的限度之內，采用適當的變通和補償手段，以保證特定上下文中最重要的意義優先傳譯為前提，盡可能多和準確地傳達原語信息的多重意義，以爭原文和譯文最大限度的等值。而判斷最重要意義的根本依據是翻譯目的。
（二）翻譯目的理論
翻譯目的理論由漢斯?弗米爾（Vermeer）于20世紀70年代提出，是功能派翻譯理論的核心。翻譯目的理論認為翻譯是以原文為基礎的有目的和有結果的行為；翻譯必須遵循一系列法則，其中目的法則居于首位。也就是說，譯文功能取決于翻譯的目的（Nord，2001：27）。評判翻譯的標準不再是“對等”，而是譯本實現預期目標的充分性。弗米爾還提出了翻譯委任的概念，即應該由譯者來決定是否、何時、怎樣完成翻譯任務。也就是說，譯者應該根據不同的翻譯目的采用相應的翻譯策略，而且有權根據翻譯目的決定原文的哪些內容可以保留，哪些需要調整或修改。
校訓是一所學校的教育理念、人文精神、辦學特色等內涵的濃縮和概括，具有激勵和訓導等功能。中文校訓引經據典，意蘊深遠，傳統現代，含義豐富。根據符號三角理論的重要意義優先傳譯原則，中文校訓英譯時應譯出校訓語言中最能體現其辦學理念及校園精神的含義。這個最重要的含義及其選詞，又是由翻譯目的確定的。根據翻譯目的理論，校訓英譯最重要的目的是達到預期宣傳目標，符合譯入語語言特征，使譯入語讀者能較容易地理解并接受原語學校的教育理念，否則其英譯就是失敗的。
三、中文校訓英譯原則
（一）英文校訓特征: 用詞通俗、結構簡約
西方國家辦學較有特色，校訓主要包涵一至兩方面內容，即追求真知或自由，部分學校校訓也宣傳信仰宗教。根據一份對國外37所著名大學校訓的統計，有八所學校校訓中包涵有“knowledge（求知）”，7所學校校訓包涵“truth（求真）”，2所學校校訓包涵“freedom（自由）”。英文校訓用詞都很通俗，這符合公示語特征，能增強其校訓的普及性。綜觀世界著名高校的校訓，按不同主題可列舉出以下關鍵詞匯（見表1）：
表1顯示各高校校訓所選用的均為通俗、大眾化的詞匯。除了與“上帝”、“神學”有關的校訓會用古英語（如哥倫比亞大學校訓“In Thy light shall we see light”中的“Thy”）外，其余均不會涉及古英語或是一些非常生僻的詞匯（龔曉斌，2007），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校訓從功能文體上來看，屬于公示語，傳播校園文化，宣傳辦學理念，激勵師生員工，因此，應選用師生群體所熟悉的通俗用語；其次，高校是面向社會、面向大眾的，要保持不與社會大眾脫節，其校訓也得選用大眾化的詞語。
除了用詞通俗，西方名校校訓多采用名詞性短語結構，其次為介詞性短語或簡單句，復合句較少。如耶魯大學“真理、光明（Truth and Light）”，愛丁堡大學“智者能看到表象，也能發現內涵。（The learned can see twice.）”。不過短句校訓一般選自圣經或名人題詞。表2為世界著名大學采用名詞短語校訓的代表。
（二）中文校訓特征及其英譯原則
中文校訓多源自古籍四書，因此用語正式，結構為對偶或排比形式的兩詞八字動詞短語，如清華大學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或四詞八字動詞短語，如武漢大學校訓“自強、弘毅、求是、拓新”，或四字結構，如浙江大學校訓“求是創新”。中文校訓一般包涵兩層以上的含義，如德育、智育、發展、創新等，講究美學效果。中文校訓英譯，旨在向英語世界宣傳該校，使該校走向世界。根據這一翻譯目的，譯文應選用符合英文校訓特征的詞語傳達出原校訓中最重要的含義，這是中文校訓英譯最基本的原則。因此，中文校訓英譯時不宜選用英文句子表述，最好選用英文短語表達。表2顯示，英文短語校訓主要用普通的名詞并列結構。由此可見，中文校訓英譯，詞性上應統一，最好選用平行結構、名詞性結構，而且應選用通俗名詞。英文中名詞為第一大詞性，表達能力較強。從譯文簡潔角度來看，名詞，尤其是由形容詞或動詞派生而來的名詞（如movement），詞化程度高，含義豐富，表達有力，兼具動作含義，可表達號召、訓導等功能，尤其適用于英譯中文校訓。
目前公認的最佳中文校訓及其英譯為清華大學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Self-discipline and Social Commitment。該英譯采取變通方式，傳達出了原文中的最重要的含義，同時也是上乘的英文表達，可以用神似標準來衡量。形式上忠實于原文，而且采用了頭韻修辭，Self-discipline一詞傳達出了該校要求學子努力向上的關鍵，Social Commitment不僅表達了該校希望其學子能夠向大地一樣擁有寬厚的修為以勝任將來的職業并承擔更重要的社會責任，同時也符合西方現代教育的宗旨，即培育合格的公民。
（三）“明德厚學、求是創新”及其英譯分析
華中科技大學校訓“明德厚學、求是創新”為排比形式的兩詞八字短語。根據該校第三次教代會的解釋，“該校訓合乎辦大學的理念，涵蓋德育、智育、發展科學、與時俱進等多方面的內容，具有現代高校校訓特征；雅俗適宜，具有一定的人文底蘊。其中，‘明德’意為彰明倫理，完善品德。具有理解、普及和恪守道德之義，包含與人為善、和諧相處的意義，語出《禮?君陳》‘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見《禮?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厚學’意為崇尚知識，學問淵博。轉義出自《易?坤》‘坤厚載物’?！笫恰鉃樽非笳胬?，發現規律。包含‘求實’的意義但不拘于‘求實’，在實中求學問。語出《漢書?河間獻王傳》‘實事求是’。‘創新’意為與時俱進，追求新高。與創辦一流大學的現代辦學理念一致。義出《大學》引湯之《盤銘》‘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華中大在線，2003.6.2）”
而以上六種譯文并沒有最大限度地傳達出這些含義，沒有達到宣傳華中科技大學校訓深邃內涵的目的，從結構到選詞上都有待改進。
譯文1“Illustrious virtue, Erudite, Practical, Innovation”和譯文5“Illustrious virtue, erudite, truth-seeking, innovation”屬于最差譯文。首先，沒有采用平行結構，“明德”譯為兩個單詞“Illustrious virtue”，而其他三個詞都譯為一個單詞。其次，詞性也沒有統一，平行結構中形容詞名詞混用，這是英文校訓結構一大忌諱。最后，選詞上也非常遺憾（下文再具體闡釋）。
譯文2“Be moral, be erudite, be true, be creative”和譯文4“Illustrate virtue, advocate knowledge, seek truth, make innovation”較譯文1有所改進，結構上統一了，都用動詞短語，但除了選詞欠缺（尤其是“求是”譯為“be true”為最大敗筆）以外，顯而易見，根據英文校訓的結構特征，這種表達不夠簡潔。
譯文3“Virtue, Erudition, Truth, Innovation”和譯文6“Morality, knowledge, truth and innovation”是較以上譯文有較大改進，都用了名詞平行結構，符合英文校訓結構特征，而且有些選詞也非常精到，如“求是”譯為“Truth”?！扒笫恰币鉃樽非笳胬怼l現規律，是中西方共同的教育教育理念，世界知名高校有相當學校校訓中包含“Truth”一詞，如耶魯大學“Truth and light”。但其他選詞就有待改進。
首先，詞義選擇不夠準確?！懊鞯隆币鉃檎妹鱾惱恚晟破返?，英文中與之相對的是virtue，而非morality。這兩個詞都是常用詞，均源于古拉丁語，但含義有區別：morality指個人或某文化群體中一種能判斷是非曲直的價值觀，它自身并無優劣之分（Morality is a sense of behavioral conduct that differentiates intentions, decisions, and actions between those that are good （or right） and bad （or wrong）. 而virtue指美德（Virtue is moral excellence. A virtue is a trait or quality subjectively deemed to be morally excellent and thus is valued as a foundation of principle and good moral being. Personal virtues are characteristics valued as promoting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well being.）與“明德”含義吻合。
“創新”意為與時俱進，追求新高。作為校訓用語來說，英文originality與之相對。Originality由動詞originate派生而來，強調原創性，符合現代高校教育理念，符合創新型社會對高校教育的要求：學生應該能獨立思考，有原創思維，而不是簡單地在原有基礎上稍作改進。Innovation意為“革新”，一般指能把新的思想技術等應用于社會實踐（innovation generally refers to the creation or improvement of products, technologies, or ideas.），一般在校學生還很難做到，這是教育的后續要求。臺灣云林科技大學校訓“誠敬恒新”中的“新”就譯為originality。所以，這里“創新”譯為originality是較好的。
其次，用詞不夠通俗?！昂駥W”意為崇尚知識，學問淵博，erudition和knowledge均有“學問淵博”這一含義，但在語體上有很大差異。Erudition源于拉丁語，屬于生僻詞語，而且學究味濃，不符合校訓這一標示語的用語特征，故在英文校訓中幾乎不用。Knowledge屬于大眾詞匯，由動詞know派生而來，具有動作含義，詞化程度較高。校訓大都倡導自由、追求真知，語言凝練，含義深邃，易于公眾接受。因此，Knowledge是常用校訓詞匯，芝加哥大學、華盛頓大學、英國皇家學院校訓都選用了“knowledge”一詞。由此，“厚學”譯為Knowledge并不會產生詞不達義的后果，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對這一詞匯的熟知，人們才會更準確地將其與大學所宣揚的精神理念結合起來。
綜合以上分析，華中科技大學校訓“明德厚學、求是創新”最好是譯為Virtue, Knowledge, Truth, Originality。這一譯文不僅傳達出了原校訓的所有主要精神內涵，而且符合英文校訓用詞結構特征，達到了預期翻譯目的。
四、小結
華中科技大學綜合實力國內歷年排名前十，其新校訓“明德厚學，求是創新”含義深邃，符合現代校訓特征，而以上六種英譯文都存在這樣那樣的缺陷，應改為Virtue, Knowledge, Truth, Originality。這一譯文符合中文校訓英譯原則。從選詞來說，這一校訓選用通俗詞匯譯出了原文中最主要的含義，符合符號三角理論的翻譯原則；從語法上來看，這一譯文所用的幾乎都是派生名詞，含有動作含義，符合校訓這一公示語文體的簡潔特征；從結構來說，這一校訓符合英文短語校訓中的平行結構特征?？傊@一譯文以符合英文校訓大眾化的平行短語結構，準確地闡明了華中科技大學有中國特色的辦學理念，符合翻譯目的理論。
當然，譯途漫漫，譯無止境，該校訓可能還會有更好的譯文，歡迎同行斧正！
參考文獻：
[1] Nord, Christiana. Translation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2] 龔曉斌, 蘭夏. 國外著名大學校訓的語言特點及文化內涵[J]. 安徽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7(3).
[3] 許均. 翻譯概論[M]. 北京: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09.
散文翻譯論文范文3
論文摘要：本文著重討論文學翻譯中的語言變異及其產生的文體效果。人們在選擇語碼進行交際時會遵循一定的語法規則和語用原則。但是有時為了產生不同的文體效果以達到不同的交際目的，人們常常有意識地違背這些語言常規，形成語言變異，尤其是文學作品中，作者往往通過語言變異產生文體效果，繼而形成作者自己或某一作品的風格。
一、引言
嚴格的講，文學翻譯應該是原著思想內容、形式以及風格準確地再現.然而，現實并非總是如此.文學翻譯中出現了多種變異現象.究其原因，多種多樣。同時語言作為人們交流和表達自己思想的工具在不斷的使用過程中，也會產生各種非常規的使用形式。這些非常規的語言形式就被稱為語言變異。當這些變異現象出現在文學作品中時，時常會令人們難以揣摩，無從把握。
二、文學翻譯及其變異現象
文學翻譯首先必須明確什么是文學。綜合中外論者對文學一詞的闡釋，我們知道文學具有以下主要特性：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是用語言來反映生活、反映現實、表達思想、抒感的，是emotion-centered;它有審美價值，其語篇功能主要是用藝術的語言敘事、畫物、言情，達到感染人、娛悅人、教育人的目的。文學的這些特性也是它有別于其它文體的地方。要說清楚文學是什么雖然不易，但人們卻能很容易地告訴你：小說、詩歌、散文、戲劇、影視等是文學。如此說來，文學語言就該是這些文學作品的語言，文學文體也就該是這些文體的總和。盡管小說、詩歌、散文、戲劇、影視中又能分出各種流派、各種風格的作家作品，但我們的注意力這里主要集中在英語各體類之間的文學共性的東西，即小說、詩歌、散文、戲劇、影視的語言特征及其翻譯。
長期以來，文學翻譯一直被認為是派生的、模仿性的、第二位的文學形式，處于文學研究的邊緣，極少受到文學研究者和文學史家應有的重視。評論文學翻譯的標準大多是先驗性的，重原文文本輕譯文文本。20世紀70年代以后，人們開始對先驗性的“等值”標準提出質疑；描述性的、動態的翻譯研究應運而生。人們不再用“等值”、“正誤”、“好壞”、“對錯”等標準來評判翻譯文本，而是將翻譯文本中出現的“差異、謬誤、摸棱兩可、多元指涉，以及‘異質’的混亂”視作“文化意識形態直接影響特定文學抉擇的寶貴資源”。
研究文學翻譯的變異現象，首先要給文學翻譯的常規與變異下一個定義.從社會學的角度看，文學翻譯活動首先是一種社會性的活動，與社會學中行為規范的功能類似。文學翻譯的常規是用來辨別合適的或不合適的翻譯行為的準則和標準.它由具體的文學翻譯的原則、標準、過程、方法等理論組成.與社會學中的越軌行為一樣，文學翻譯的變異是指違背了文學翻譯常規的翻譯行為或活動和不恰當的使用翻譯技巧等行為.文學翻譯作品中的變異現象表現為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程度.由此更是增加了文學翻譯的難度。
三、文學翻譯中的變異現象及其文體效果
文體學和文學緊密相關，一直被用來分析和評價文學作品。同時它也是翻譯工作者的必修課，翻譯工作者具有文體學知識將有助于發現原文的特色，從而忠實地翻譯原文。
文體學理論認為，作者在藝術創作過程中所采用的任何符號，一個詞，一個句法，一種修辭手段或是某個敘事角度，都是作者獨具匠心的選擇，都是為了實現某種功能——或是突出主題，或是增強美學效果。因此，譯者一定要對每個對象的功能有清晰的認識，這樣才能忠實地翻譯出原文的韻味，使譯作讀者獲得與原作讀者相近的感受。
下面我們來看不同體類中的不同變異現象及其文體效果。
（一） 小說的翻譯
（1）人物語言的個性化變異
在一部小說中，尤其是在人物眾多的小說中，作家為了生動地再現形形的人物的個性，常常模仿他們各自的語言，使他們說出合乎自己身份、地位、教養、性格的話來，這是作家借人物語言塑造人物形象的一個重要手段。如馬克 吐溫的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小說的敘述部分即采用了經過錘煉的美國當代口語，書中的人物對話更是原原本本的生活語言的照錄，請看哈克與黑奴吉姆的對話：
"Hello， Jim， have I been asleep? Why didn't you stir me up?""Goodness gracious， is dat you， Huck? En you ain' dead-you ain' drownded-you's back agin? It's too good for true， honey， it is too good for true. Lemme look at you， chile ，lemme feel o'you…"
由此例可以看出，黑奴吉姆的語言充斥著訛讀、省音、不合語法、用詞不妥，這些極不規范的語言不僅僅只是傳遞了一種信息，透過它們讀者可以推測到有關這一人物更多的情況。
（2）敘述時空的混亂化變異
這一特點主要存在于一些現代派小說中。傳統小說的敘述總是時空脈絡清晰，要么依事件發生的先后順序描述，要么采用倒敘，即使多有場景變化，但時間和空間都交待得清清楚楚。而在一些現代派的作品中，由于作家對心理現實刻畫的追求，也由于作家的創作觀念及手法的緣故，如意識流手法的采用，常常使得時空變化模糊不清，作品中的人物思維、語言混亂無序，過去的、眼前的，想象中的人和事，紛亂一團，語言缺少了形式上的邏輯關連，變得毫無條理，不完整的句子很多，給理解帶來了較大困難。此時我們要引入一個文體學中的概念---前景化(foregrounding)。它是指通過一定的手法將需要表達的事物或現象突出地表現出來。通常它通過對標準常規的系統違反來達到，是引人注目的、新穎的。意識流小說往往描寫人物混亂流動的意識，因此在語篇上常常表現為詞匯組合、句法結構、語篇結構、敘述模式等多層面上偏離常規的前景化特征。。
（二） 詩歌的翻譯
一般說來，語言形式服務于內容，并具有一定的意義。就詩歌而言，形式的意義遠遠大于散文類作品中的語言形式。詩之所以成為詩，怎樣說與說了什么同樣重要，所以譯文中追求形似是譯者的重要任務之一。
現代文體學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風格是對常規的變異?！保⊿tyle is deviation of the norm）反過來講，語言常規的變異就是語體風格的意義。變異是超常規，超常才能引起人們的關注、才能吸引人，超常才能體現語體風格。變異是手段，通過變異造成“突出”（foregrounding）?！巴怀觥币鉃椤安宦渌滋住?、富有新義，新義構成語體風格之意?！巴怀觥蓖ㄟ^語言變異來實現。如果把變異的語言現象看作“突出”，語言常規就是構成“突出”的“背景”（backgrounding）。有“背景”有“突出”才能勾勒出作品的整體美貌。將此觀點應用到詩歌的翻譯當中將會使譯者和讀者更好地把握作者的意圖。
如美國現代詩人E.E.Commings曾寫了這樣的詩句“you pays your money and you doesn’t take your choice”(1950)。他勇敢地沖破了約定俗成的語法規則，在一般現在時第二人稱后的謂語動詞和助動詞詞尾加了-s和-es，給語體風格以新義。
（三） 舞臺劇及影視劇本的翻譯
劇本與小說、散文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通篇都是用對話寫成的。它們之間的另一個差別是小說和散文通常是供人默讀（當然也可以朗讀），而劇本卻是最終要訴諸聲形的（當然也可以拿來默讀），由此它構成了與其他文體絕然不同的變異。劇本中的對話（對白）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一種是經過作家精煉后的詩句，如莎士比亞的詩劇中，人物語言多是詩的語言，正式程度較高，辭格也較多。第二種是經過作家加工后的較為正規的、完整的語言，它來自生活，卻又高于生活。再一種就是未經加工的生活語言照錄，多停頓，多不完整句，多不合語法規范句，多重復。當然，上述三種只是大致分類，在每一種類型中，語言的正式程度或用語特點又會因人物的年齡、性別、性格、身份、地位等方面的不同而不同。有的人話語單調乏味，有的人則出語機智幽默，有的人言語矯柔造作，有的人則語言樸實自然……總之，有多少種人就會有多少種語言。
翻譯舞臺劇劇本和影視腳本，要充分考慮其上述特點，譯好人物語言，充分體現原劇整體語言特色和具體的每個人的語言特色，使語言連同人物一起"活"起來，"動"起來。就舞臺劇劇本的翻譯而言，其目的不外乎有兩個：一是為該劇在另一個國度用另一種語言演出服務，二是譯出來供人閱讀。但不管是出于哪一種目的，譯者都應考慮原文作為劇本的特點。如朱生豪在譯莎士比亞劇本時，常常要讓自己扮作劇中人物，拿譯出的句子讀一下，看一看是否上口。影視翻譯與普通小說翻譯的不同之一在于它受制于口形及時間。屏幕上演員說話時間如只有五秒鐘，那譯文的字數也就不能太多，不能是演員已經閉嘴，而配音卻仍在說話，這對于譯者是一個考驗。同時，譯文還必須照顧到演員說話過程中的停頓。如Memories are wonderful…and the good ones…stick to you like glue. （回憶是美好的…好的回憶……將伴你終身。）如要將stick to you like glue譯為"將象膠一樣始終粘著你"，那就太長了。配音要想逼真，還要考慮選詞的口形與屏幕口形的一致。一般來說，嘴巴張得較大，譯時應選擇開口呼的漢字，反之則選用閉口呼的漢字。此外，譯者必須關注屏幕人物的動作神情，了解人物性格特征，用性格化的語言反映人物的喜怒哀樂、粗俗高雅。
（四） 散文的翻譯
翻譯散文，首先要準確把握原文的內容與風格，因為內容與風格是統一的。譬如英國早期的散文多為說明性文字、教育用文字和勸諭性文字，用古英語寫成，以簡潔樸實見長，且有明顯的口語化傾向。另外要認真體會散文的時代風格與作家風格，如培根的散文多用排比并列句式，形式工整，而這同時也是英國十七世紀散文的一大修辭特點。十八世紀的散文，初中期口語化盛行，代表作家是艾迪生（Joseph Addison）和斯梯爾（Richard Steele），但到了末期卻又轉向典雅華麗。到了十九世紀，雖然一部分作家仍堅持散文樸實無華的特點，但在整個文學藝術界浪漫主義思潮的影響下，浪漫派散文似乎一直占據上風，作家常直抒胸臆，表現自己鮮明獨特的個性。這類散文句式靈活、語言新穎，富有極強的感染力。其生動的比喻、強烈的節奏感、飛揚的文采形成了散文的時代特色。但進入二十世紀后，英國散文的主流又回到了以正規口語為基礎的樸實自然語言。翻譯英語散文時，對上述語言風格的變異不能不察。
四、結語
綜上所述，文學翻譯中的確存在著許多語言變異現象，并由此產生了一系列的文體及其他效果。由于產生這些變異現象的原因復雜多樣，其表現特征也會很難把握，這就要求譯者和讀者能從多方面多角度來思考和分析這些語言現象和文體現象，促使文學翻譯工作更順利地發展下去。
參考文獻
[1]Susan Bassnett and Andre Lefevere， Translation， History， Culture [M] (London: Cassell， 1990).
[2]侯維瑞. 英語語體[M].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8
散文翻譯論文范文4
關鍵詞：我與地壇 英譯漢 主語 轉換
1 引言
本篇論文翻譯部分選自著名作家史鐵生的散文《我與地壇》的前五部分。這篇文章極富感彩與文采。作者在遣詞造句的過程中，沒有一味拘泥于刻板的句子結構，而是使用了豐富多變的句型，來營造出散文的美感。特別是在主語的使用問題上，作者在不同的語境下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但由于英漢思維及表達習慣的不同，這一點在英譯的過程中就成為了難點。要尤其加以注意。
2 漢英句子主語的比較
七十年代末，美國語言學家李納（Charles N.Li）和湯普生（Sandra Thompson）提出新的語言類型學的觀點，按注重主語和主題的不同程度，將語言分為“注重主語”（Subject-prominent Language）、“注重主題”（Topic-prominent Language）、“主語和主題均注重”（Both Subject-prominent and Topic-prominent Language）、“主語和主題均不注重”（Neither Subject-prominent nor Topic-prominent Language）四種類型，認為英語是“注重主語的語言”，漢語則是“注重主題的語言”。
3 漢譯英過程中主語的確定策略
在漢譯英的實踐中，對主語的確定可以采取三種策略：以原句主語作譯文主語；轉換主語；增補主語。
3.1以原句主語作為譯文主語
英語句中的主語只能是名詞、主格人稱代詞或名詞性的詞語。當漢語原文中有明確的主語，而且該主語由名詞或主格人稱代詞充當時，我們可以以原主語作為英譯文的主語。
把漢語原文的主語直接翻譯為英語的主語，是一種最簡便、最可靠的對應方法，因此也是我們做漢譯英確定主語時首先考慮的方法。在《我與地壇》的譯文中，為了不影響作者意思的表達，很多主語的確定都選擇了以漢語原文中的主語作為譯文主語。如：
一個失去差別的世界將是一條死水，是一塊沒有感覺沒有肥力的沙漠。
A world without difference will become a puddle of backwater and a desert without feeling and fertility.
該句的主語為名詞“一個失去差別的世界”，英語中最常見的就是名詞或名詞性詞語，因此翻譯成英文時，可采用同樣的主語。
3.2轉換主語
主語的轉換在漢譯英中非常重要，因為在很多情況下，漢語中原句的主語并不能與英語譯文中的主語相對應。這時我們就需要轉化主語，重新選擇和確定主語，以保證譯文邏輯通順、行文流暢、語一言自然地道，行使與原文相似的功能。同來替換原主語的，可以是句中其它成分，也可以是句外的詞語。
在《我與地壇》一文的翻譯中，出現了類似的問題，如：
他的衣著過分隨便，走路的姿勢也不慎重，走上五六十米便選定一處地方，一只腳踏在石凳上或土埂上或樹墩上，解下腰間的酒瓶，解酒瓶的當兒瞇起眼睛把一百八十度內的景物細細看一遭……
形式上看，該句的主語是名詞“衣著”和“姿勢”，但再往下看去，作者描寫的是喝酒老頭在院子里喝酒是一系列卓爾不群的動作，這一系列動作的發出者都應該為“他”，而不是“他的衣著”或“他的姿勢”，因此，在譯文中，應把“he”作為主語，鑒于本句中接下來喝酒老人的動作很多，因此把“衣著”和“姿勢”處理成介詞短語形式，可以適當減少句子的累贅。因此譯文為：
With excessively casual clothes and indiscrete walking gesture， he chose a certain place after walking fifty or sixty meters， go to one foot on the stone chair， earth bank or tree stump， unshipped the bottle around his waist and at the same time squinted through the scenery around in a 180-degree perspective carefully...
4結語
總之，漢譯英是一種技巧和策略。在漢譯英的過程中，主語的確定很重要，在某種程度上，句子的主語一旦確定，整個翻譯也就有了眉目。在確定主語的過程中，有時是為了譯文行文結構上安排的方便，有時是為了強調句子的某一概念，而有時則是使句子更符合英語的表達習慣，我們要考慮英美人的思維，并結合原文，做出合理的選擇。在翻譯《我與地壇》的過程中，這一點也得到了深刻體現，只有合理地確定了主語，才能使翻譯的過程更加順利，也才能夠使譯文更符合英文的行文習慣和英美人的思維。
參考文獻：
[1] 陳宏薇，李亞丹.新編漢英翻譯教程.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03.
[2] 陳宏薇.漢英翻譯基礎.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1997.
散文翻譯論文范文5
《〈左手的掌紋〉自序》是實用序文，本身也是美文。余先生在序中談及自己的散文主張，數“彈性”兩字最閃眼，短短千字之中竟出現五次之多。他如是說：“我強調現代散文應該注意語言的密度、彈性與質料?！薄拔覈L試把中國的文字壓縮、槌扁、拉長、磨利、把它拆開又拼攏，折來且疊去，為了試驗它的速度、密度和彈性?！薄斑@些可‘變速’的彈性，都是中文未盡開采的‘能量’，只待巧于運‘力’的作家去奏‘功’。”“所以我更相信，至少對我而言，最有效的文體應該使用最多元、最有彈性的語言?！薄罢Z言有彈性，才能左右逢源，變化多姿?！庇嘞壬鷮Α皬椥浴敝畧讨纱丝梢娨话?，以至于我讀到文末，竟然很想在他最后一句“讓讀者相一相我左手縱橫的掌紋”后斗膽替他加上一句“品一品吾心宜的彈性中文”！
何謂“彈性”？我們可來參看他序中提及的文章《剪掉散文的辮子》里的原話：“所謂彈性，是指這種散文對于各種文體各種語氣能夠兼容并包容和無間的高度適應能力。”大家不妨佐以《聽聽那冷雨》來求證和體味。余先生的這種“彈性”散文是“白以為常，文以求變，俚以見真，西以求新”，是陽剛與陰柔并工，知性與感性兼濟，文言與白話交融，是眾體兼備，多語齊發，是松緊有致，收放自如；是五步一樓，十步一閣，步步蓮花，字字珠玉，左右逢源，絕無冷場。我想能夠駕輕就熟于這種“彈性”散文的，恐怕沒有像余先生那樣集“詩人、散文家、評論家、翻譯家”四種身份于一身，能在其生命的四度空間里如武俠高手般縱橫穿梭、來去自如的通才不能達到的吧。
至于怎樣的“彈性”，看余先生如何“彈”，那自然就應到他《左手的掌紋》里去一探究竟啦。所以說讀序，尤其是好的自序，就好比是那道“佛跳墻”的香味，它“勾”“引”你的魂循香而行，涉香而尋，縱使你是佛，也難以抵擋其香之誘，直至自覺主動地親近它，品嘗它，享用它――這文字的饕餮盛宴。
這道“佛跳墻”――《左手的掌紋》，可是集余先生數十年散文創作之功，囊括其50年間散文創作各個時期的重要代表作，“有短到數百言的小品，也有長逾萬言的巨制；有純粹的抒情文，也有夾敘夾議的雜文，有自己出書的序言，還有不折不扣的論文?！痹娦圆?，侵入文集；文情汩汩，透入論集；議論滔滔，滲入序言。篇幅揮灑自如，文體不拘一格，語言變化多姿。你不妨在《蒲公英的歲月》《憑一張地圖》《開卷，如開芝麻門》進入《日不落家》感受《落日故人情》，領略其《自豪與自信》之《幽默的境界》（文集之七輯），探尋這位“茱萸的孩子”“黃河的浪子”“華文之林的巨子”從浪跡天涯到譽滿中外的人生軌跡與心路歷程，更可在其“掌紋”里好好看看這位“金陵子弟江湖客”在“倉頡的風火爐里”對母體中文予以脫胎換骨而金剛不壞，巧于用“力”而富有彈性的奏“功”。
再次閱讀《〈左手的掌紋〉自序》，不禁對這位以右手作詩，左手寫文的老人心生向往之情，想他已是耄耋之年，卻仍充滿古典詩意、浪漫情懷、俠義柔腸，真想摩挲一下他溫潤厚實的手掌，相相他左手縱橫的掌紋里彈躍著怎樣不老的美麗中文！
散文翻譯論文范文6
關鍵詞:卞之琳;新詩結構;格律化;相對主義;戲劇化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2851(2012)-08-0181-03
一、當前卞之琳作品研究現狀
卞之琳是我國現代著名的詩人和翻譯家,也是散文作家,其作品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有不小的影響。國內學者對卞之琳作品的研究經歷了建國以后很長一段時間的空白期,最終在改革開放后的三十年間蓬勃發展起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國內學界對卞之琳的研究從宏觀探討轉向微觀分析,研究成果越來越豐富。而研究方向則主要集中于卞之琳的詩歌創作、詩歌翻譯和理論研究三個方面,其中詩歌創作的研究無疑是最重要的,也是成果最輝煌的。通過對卞之琳詩歌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新詩結構的特點以及發展歷程。
當代對卞之琳詩歌創作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張曼儀女士,其歷時八年,與1989年出版的《卞之琳著譯研究》可以算作是第一本對卞之琳進行系統研究的專著。該書主要是評價卞之琳的創作和翻譯,除了評論之外,還引用了豐富的史料,讓后人看到了詩人的生活經歷和心路歷程。除了評述之外,張曼儀針對國內存在爭議的一些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在流派歸屬上,張認為卞之琳是出于“新月”而入于現代,這種觀點已經被諸多后世學者所接受。更可貴的是,對卞之琳的作品,張曼儀并不是一味贊美,而是有所贊賞,有所批評,對其局限性也有深刻的分析。因為采用了史論結合、比較研究的方式,這本著作的結論相當有說服力。其后出版的影響較大的卞之琳研究的專著有三本:陳丙瑩:《卞之琳評傳》(1998年,重慶出版社)、江弱水《卞之琳詩藝研究》(2000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劉祥安:《卞之琳:在混亂中尋求秩序》(2006年,文津出版社)。這三本專著并不局限在研究卞之琳詩歌創作,還涉及散文和小說等其他文體的研究,分別聚焦不同問題,在張曼儀研究的基礎上作了進一步的探索。
在卞之琳具體詩歌文本的研究方面,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其《斷章》的研究和《無題》五首的研究?！稊嗾隆房梢哉f是卞之琳全部作品中的代表作,而《無題》則是其為數不多的愛情詩,因此具有代表性和特殊性,得到了更多的關注。卞之琳的早期詩歌是其詩歌創作的代表,以陳丙瑩為代表的學者對其早期主知詩的研究較為深入,其作品《卞之琳評傳》和論文《論卞之琳的主知詩》(《鐵道師院學報》1995年第2期)均對卞之琳的主知詩的哲理內涵作了深入的解析。
當前學界除了研究卞之琳的詩歌創作之外,還有許多學者對卞之琳的翻譯工作和散文、小說創作也有一定的研究探索。卞之琳主要致力于翻譯英國現代主義詩歌和莎士比亞劇作。研究卞之琳翻譯較有影響的論文有:武漢大學朱賓忠教授的《卞之琳的翻譯與詩歌創作的關系》(《學習與探索》2007年第5期)、四川外語學院李偉民教授的《百歲存勁節,十載慕高風——論卞之琳的莎學研究思想》(《四川戲劇》2001年第2期)、翻譯家江楓的《以似致信,形神兼備——卞之琳譯詩的理論與實踐》(《詩探索》2001年1-2輯)等等。對于卞之琳小說創作的研究較有成果的學者有卞之琳的學生袁可嘉、北大教授錢理群等等,而對其僅存的長篇小說《山山水水》的研究,比較集中的論述則存在于張曼儀的《卞之琳譯著研究》和劉祥安的《卞之琳:在混亂中尋求秩序》之中。
二、卞之琳詩歌結構的突出特點
卞之琳是以詩歌聞名于世的,因此目前對他詩歌創作的研究站全部研究數量的大部分,研究內容則主要集中在具體作品研究、早期詩歌研究、新詩詩藝及影響研究等幾個方面。通過對卞之琳詩歌的研究,可以看到中國新詩結構的鮮明特點和變化歷程。卞之琳作為一個承前啟后的詩人,他的詩歌反映了格律化傾向、相對主義在詩歌中大量運用以及戲劇化傾向這三個突出的特點,以下將分三部分進行闡述。
卞之琳詩歌所體現出來的中國新詩的結構特點首先是格律化。在新詩的發展史上,卞之琳是繼承了新月派的藝術風格的。新月派之前的中國新詩,面目是頗為慘淡的。因為自從、郭沫若推廣白話、主張自由開始,自由詩徹底地拋棄了中國詩歌的傳統,寫作方法上毫無限制,幾乎并不能稱作“詩”了,引起了諸多新詩倡導者的擔憂,于是新月派應運而生。新月派對于詩歌形式方面的試驗和摸索是對中國新詩的發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的。在新月派的主將聞一多那里,詩歌的格律化要求自述整齊與“音尺”整齊并重。而卞之琳則進一步發展了聞一多等前輩詩人對新詩格律的探索,提出將“頓”作為新詩格律的決定性因素,糾正了聞一多既要講究字數的整齊又要講究音尺的整齊,這樣的糾正是符合現代漢的特點的。在實踐中,卞之琳證明了這種修正的正確性,其詩歌創作以及翻譯基本是遵從其頓數整齊的主張。例如他那首非常有名的《寂寞》,既遵從了頓數的整齊(每行三頓),也遵從了字數的整齊:
鄉下小孩子怕寂寞,
枕頭邊養一只蟈蟈;
長大了在城里操勞,
他買了一只夜明表。
小時候他常常羨艷,
墓草做蟈蟈的家園;
如今他死了三小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