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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環境調查報告范文1
作為國際公認的刑事司法準則之一的審前調查制度，在考評犯罪并予以刑罰借鑒中的地位日趨明顯，其有利于促進刑罰效益的最優實現，被認為是量刑科學化、合理化的體現，是犯罪人處遇個別化的出發點[1]。我們雖不應盲目追崇所謂國際領域先進的司法制度，但理當遵循法治發展的客觀規律和國際司法的一般趨向，來審視審前調查制度的合理性，并為我國司法實踐借鑒推廣。
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處理中，審前調查制度已成為當今各國少年刑法中的通行制度，具有特殊的意義。盡管我國對這種制度沒有實現立法化，不過在相關的司法解釋中對這方面內容有所涉及。如2001年4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第21條指出：“開庭審理前，控辯雙方可以分別就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以及實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現等情況進行調查，并制作書面材料提交合議庭，必要時，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關社會團體組織就上述情況進行調查或者自行進行調查?！敝档藐P注的是，用司法解釋這樣的規范法律文件形式來確立審前調查制度在我國尚屬首次。當前司法實踐中常見的不同形式的審前調查報告、審前調查筆錄等，已在客觀上對刑罰裁量有一定影響作用，而對于審前調查制度的生命力如何體現，無疑還要作進一步的思考。
一、審前調查制度的一般解釋
審前調查制度，被我國許多學者稱作社會調查制度或者人格調查制度，是指在法院判決前，由專門機構或者個人對行為人的個人情況、犯罪背景等進行專門調查，并對其人身危險性進行系統的評估，然后將調查與評估報告提交法院，供法院在量刑時參考的一種制度。審前調查報告，即為審判前的調查報告，鑒于我國定罪量刑的程序沒有分開，那么審前調查報告自然應當包括足以影響犯罪事實認定和影響量刑適用的因素；當然，審前調查以刑罰個別化原則為理論基礎，既有利于有針對性的預防犯罪，也有利于保護犯罪人人權，其實質歸宿與量刑調查無異。從應然角度看，審前調查涵蓋入罪認定和量刑適用兩方面的內容；從實然角度看，我國目前的刑事訴訟模式將犯罪和刑罰緊密結合，以品格證據質疑犯罪構成的可能性前提并不存在，審前調查則與量刑前的調查無異。從美國的量刑前調查制度來看，審前調查報告包括犯罪人情況報告和犯罪行為情況報告兩方面的內容：以前的犯罪和少年違法情況、犯罪行為的描述、被告人職業和工作歷史、教育背景和其他相關資料，被害人是否對其有傷害、可能適用的量刑指南條款等。可以說，現代的量刑前調查，既是緩刑的重要依據，更是整個量刑考慮的重要依據；我國的審前調查本身就被廣泛用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尤其能在對未成年人刑罰處置的輕緩化上發揮特殊的功效。
審前調查制度的必要性，在刑罰原則的理論中也呈現了其必要的價值。未成年犯罪人“教育為主”的處遇理念已被各國法律制度認同，隨之引發的未成年犯再社會化的命題也是針對未成年人社會化進程的謬誤而來，而貫穿于整個刑事訴訟活動的刑罰個別化原則更是教育和再社會化理念演繹的結果，同時也是實現教育刑及再社會化理念的必由之路。審前調查制度正是配合實現刑罰個別化原則的重要支撐?，F代犯罪和刑罰的新觀念認為：犯罪原因既有社會原因也包括自身的原因，刑罰責任上有社會的責任也有個人的責任，各國的刑事政策上普遍表現為一般預防與個別預防并重。其中，刑罰的個別預防要求刑罰的個別化，要求刑罰應當與罪犯的個人情況相一致，法官在適用刑罰時，不僅要充分考慮行為人所犯罪行的嚴重程度，也要適當考慮其人身危險性大小。從我國刑法和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看，立法精神和司法運作來看實際上已體現了刑罰個別化的意蘊；對未成年人犯罪的特別處遇，正是刑罰個別化原則的具體展開。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審前調查制度，存在的價值可見一斑。
二、審前調查報告的審前形成
2006年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聯合公、檢、司四家單位出臺了《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審前調查實施辦法》（以下簡稱《辦法》），對審前調查的主體、職責、調查的內容、方法、程序等作出了詳細規定。2010年4月，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還專門會同江蘇省司法廳就《辦法》的修訂進行了座談，對主要問題深層次地予以剖析。
（一）法院對調查機構的選擇確定問題
《辦法》對調查主體明確為未成年被告人戶籍所在地或經常居住地社區矯正機構。此規定對本地籍貫的未成年被告人開展審前調查沒有絲毫影響，但對于外地籍未成年被告人的調查問題，矛盾比較突出。外地籍未成年被告人除流動作案的人員，多為隨父母來到本地工作、生活的，隨父母來本地的租住地容易變化難以確定經常居住地，選擇社區矯正機構來調查就形成了困擾；屬流動人員的又要其戶籍所在地出具調查證明。調查機構是否健全、調查人員是否專業、調查結果是否到位，都存在一定的憂患。
（二）審前調查評價結論的客觀性問題
《辦法》要求審前調查由縣（市、區）的社區矯正機構統一扎口，鄉鎮街道社區矯正工作機構負責具體調查，并形成書面調查評價報告和兩級量刑建議。這些結論意見的作出，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基層司法所工作人員的具體工作。因而這些人員的政治素質、政策水平、社會經驗以及基本的法律知識水平等方面的情況對其所作出的調查結論影響甚大。然而，基層司法所及其所屬社區矯正工作人員政治素質、法律業務素質參差不齊，在精力上、時間上、業務能力、敬業精神上往往不能適應《辦法》要求的相對專業化的需要。有的調查機構和人員根本未經認真、全面的調查而簡單、草率地作出結論；有的為減輕其今后需承擔對矯正人員進行矯治的工作負擔，不加區分，故意作出不宜適用非監禁刑的結論；更有甚者，某些地區極個別調查人員還可能與被調查未成年被告人的家長在是否適用非監禁刑的評價上存在金錢交易的嫌疑。審前調查結論的客觀性受到質疑，將直接影響到法院對未成年被告人的恰當量刑。
（三）委托審前調查制約法院正常審理節奏的問題
一般而言，法院審理刑事案件簡易程序審限為20日，普通程序為45日。按照《辦法》的規定，對依法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具有管制、緩刑條件的，法院應當在案件受理后3日內向相關社區矯正機構發出委托調查函，對適用簡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社區矯正機構應分別在接到委托調查函的5個和7個工作日內完成調查評價報告并提交委托法院。在等待調查報告回復的漫長過程中，案件審理的期限卻日日縮短，從業績考核以及對未成年人全面負責的層面說，都是回避不了的難題。
（四）審前調查報告結論當庭接受質詢的問題
《辦法》規定，人民法院要對調查評價報告當庭質詢的，應在開庭前三日將開庭時間、地點通知縣（市、區）社區矯正工作機構。社區矯正工作機構收到開庭通知后，應當指定調查人員出庭并做好出庭準備工作。同時《辦法》也對調查人員出庭接受質詢的程序作出了規定。作為法院量刑參考依據的調查評價報告，雖不屬于證據的范疇，但法院應當對其客觀性進行審查，而作出結論的人員當庭接受訴訟參與人的質詢，無疑是一種最好的審查方式。但調查人員當庭接受質詢卻很難進行實際操作。一是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受官本位觀念影響，一般不愿當庭接受質詢；二是外地調查人員因路途遙遠等客觀因素不能到庭接受質詢；三是受審理期限的限制，有時開庭審理時審前調查評價報告尚未提交委托法院；四是調查人員出于對自己人身安全的考慮，不同意當庭接受質詢。再因《辦法》規定可以當庭對調查評價報告進行質詢，在當事人或其人、辯護人向法院申請后，法院通知后調查人員實際未到庭，反而陷于被動。
（五）法院判決結果與調查報告結論不一致的問題
法院基于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全面審理，根據案件事實、對照相關法律和司法解釋的規定，依法定罪量刑，這是對案件審理的職權和職責。但作為量刑參考的審前調查報告結論有時與法院擬作出的量刑結果不盡一致，由此可能帶來的一些現實后果以及對法官的無形風險也不可避免。如調查報告結論建議適用監禁刑，法官作出了相反結論適用非監禁刑的，在刑罰執行時社區矯正機構的態度暫且不論，一旦該未成年被告人在緩刑考驗期內重新犯罪或有其他違法行為，社區矯正機構可能將責任轉嫁于法官。如調查報告結論建議適用非監禁刑，法官依法判處監禁刑的，則可能會引發被告人親屬無理糾纏的現象，給承辦法官造成不必要的麻煩和壓力。
綜上，從我省的實踐情況及我們所了解的其他省市的情況看，我國目前的審前調查報告具有以下特點：一是報告名稱不統一，如審前調查報告、社會調查報告、社會調查情況等；二是調查對象不完全，一般只適用于未成年人，如豐臺區法院等個別法院才有對未成年人的探索；三是調查目的不寬泛，更多是為了考慮適用緩刑的效果，便于非監禁刑犯進入社區矯正，對可能判處實刑的調視程度不夠；四是調查的主體不確定，有檢察、審判機關直接調查的，有基層司法所調查的，也有社區矯正機構或者委托社會調查員進行調查；五是調查內容不規范，一般涉及家庭背景、個性特點、案件情況、自我認識，除了北京門頭溝法院引入社區評價、蘇州平江法院考慮幫教條件外，對于沒有明文規定的酒精史、藥物史（吸毒史）和心理診斷等影響量刑的因素極少評判。為使審前調查報告更具有實踐操作性，就以上幾個方面，進行統一的論述。
1．調查報告的名稱
在我國有著各種名稱的審前調查報告。判決前的調查報告，對于法官決定是否適用緩刑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對這一制度，急需上升到立法高度進行規范化。[1]按照我國目前的狀況，應當說，有什么樣的制度名稱，就應該有什么樣的報告形式。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第九條規定，既要查明犯罪事實，又要對未成年被告人進行教育，讓其認識自身的犯罪原因及其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這就要求少年法庭需要掌握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點、家庭情況、平時表現、社會交往、成長經歷及其在訴訟中的表現。[2]如此看來，最高法院李兵所提出的“未成年被告人個體情況調查報告”名稱是能夠被借鑒和貼近實際的。
2．調查報告的對象
既然未成年人是需要被特別保護和關注的對象，雖然我國的審前調查制度在立法上未有強制，但司法解釋對審前調查已作出授權，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廣泛運用審前調查報告，就符合了法治發展的一般規律，也符合國際通行的做法。待審前調查制度已經日臻完善時，再在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推廣，現有形勢下的審前調查，應當對未成年被告人一律適用，對成年被告人鼓勵適用。
3.調查報告的調查主體
依據現有規定和做法，調查報告來源于司法機關、社區矯正機構、有關社會團體、社會調查員等多種渠道，究竟由誰來承擔審前調查的主體，也存在一定爭議。如有學者主張，調查報告的主體應該是法官。從法理上來說，調查結論對于量刑具有重大影響，委托他人調查難以確保其結論的真實性。法官作為刑罰裁量的主體，為保證量刑適當，應當對犯罪人的個人情況親自調查，這種調查本身就是形成量刑結果的過程。[3]但司法機關直接擔任社會調查主體有不少弊端：如在偵查環節的警官同時承擔社會調查任務的，其對犯罪主觀的判斷容易誤導調查報告的內容；如檢察官，社會調查制度要求其積極介入涉案未成年人的生活環境甚至內心世界，查明其中能夠影響法官定罪量刑的情節，這些要求似乎與其指控犯罪的首要職責不相協調。[4]調查過程的“先入為主”、“先定后審”的弊端，則有可能對法官公正判決產生影響。而由辯方擔當社會調查主體，調查內容可能有失偏頗，調查報告極易淪為脫罪的工具。由社會團體組織進行未成年被告人個體情況的調查,是各國審理少年刑案采用的常見形式。[5]社工等社會團體組織人員，不僅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點，具有親和力，且相對獨立于各方當事人，所做社會調查報告更具客觀性，還可彌補司法資源緊張等缺陷，是人民參與司法的具體表現。[6]所以，我們建議從立案起，調查工作就應伴隨刑事訴訟的展開而啟動，這樣可以減少批捕、的案件數量，也有利于提高審判的效率。
我們不妨參照一些法院嘗試的由未成年人保護組織聘請的社會調查員（審前調查員）來進行審前調查的做法。在案件移送到法院審理前已經先行形成調查報告，而法官在具體案件審理時再根據未成年人的悔罪表現等充分利用自由裁量的特點，也反映出對審前調查報告科學、客觀性的認可。另外，如果在未成年人犯罪案發進入刑事訴訟階段，調查活動就能伴隨辯護權的行使，無疑也是對未成年人權利保護的體現和尊重。社會調查員全面直接參與調查，選拔時應要求其具有法學、心理學、社會學等方面的知識背景，并掌握一定的審前調查技能，如面談與溝通的技巧、制作和分析人格調查量表、撰寫分析透徹的調查與評估報告等，再適當地對其進行培訓。為保證調查結論的科學性，在必要時，還應委托專業機構及人員對涉案未成年人進行醫學、心理學及精神病學等方面的鑒定。這樣做既解決了困惑我們的審限問題，也解決了調查員的出庭問題，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調查報告的質量。在逐漸建立完善相對獨立的量刑程序后，調查報告的正確使用也有益于教育、說服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使法官真正擺脫外界的干擾、專心辦案。
4.調查報告的具體內容
目前，審前調查報告中均涉及家庭背景、個人特點（包括個人經歷、生理、心理特征）、案件情況、自我認識、社區評價、幫教條件六個內容：
（1）個人情況和性格特征。
個人情況包括具體年齡、受教育程度、健康狀況、生活經歷，以及案發前的身份和社會經濟地位。性格特征上要注意是否有生理和心理疾?。òň癫。?、是否有吸毒、酗酒、賭博、網癮等不良表現，是否同具有不良表現的人進行交往等。
（2）犯罪情節和個人表現。
犯罪情節包括犯罪的起因、同被害人的關系、被害人是否有過錯，以及犯罪的目的、動機、手段，等等。個人表現包括平時的一貫表現、有無違法犯罪的前科或其他不良行為、犯罪后的認罪、悔罪態度等。
（3）家庭背景和教育環境。
家庭背景包括家庭成員的基本情況、父母的個性與和睦情況、父母對孩子的管教情況等。尤其要注意，涉案未成年人的家庭是否正常完整、父母自身的言行情況和對孩子是否存在管教不當等情況。教育環境包括學習成績、學習態度，學校的管理秩序和全面教育情況等。
（4）生活環境和幫教條件。
生活環境包括家庭遷移的情況、所在社區的治安秩序、鄰里關系等。幫教條件包括社區矯正機構的完善、矯正人員的配備、矯正措施的得當等。
三、審前調查報告的審判運用
長期以來，定罪量刑捆綁在一起成為習慣的方式，在立法沒有修改、現行訴訟程序不改變的前提下，審前調查報告在對未成年被告人的刑罰處罰上，占據著至關重要的地位。如何較好地把握審前調查報告，是體現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和謙抑刑罰的法律精神、并得以實現量刑均衡的重要環節。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1條第二款規定:“對未成年罪犯量刑應當依照刑法第61條的規定，并充分考慮未成年人實施犯罪行為的動機和目的、犯罪時的年齡、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現、個人成長經歷和一貫表現等因素?！蓖瑫r，隨著近年來非監禁刑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擴大適用以及社區矯正等非監禁處遇方式的發展，是否選擇非監禁刑，以及選擇何種非監禁處遇方式，均依賴于審前調查對涉罪未成年人個體情況的調查和分析。因此，在量刑階段突出審前調查報告的作用，對于對涉罪未成年人實施個性化矯治具有積極的作用。
（一）調查報告僅作為量刑的參考
在審判實踐中,審前調查報告主要反映導致未成年被告人犯被指控罪行的主觀與客觀因素，是少年法庭據以查明未成年被告人犯罪動機的重要依據。有人認為，根據調查報告本身的內容及其作用，從理論上而言，調查報告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具有英美法系證據規則中品格證據的屬性。[1]傳統觀念認為，證據必須與犯罪事實聯系在一起，也就意味著證據只能作為認定犯罪事實的部分，從庭審程序上說屬于犯罪事實的調查，只限于根據犯罪構成來判斷定罪與否。在這樣一個程序中，牽涉到大量的被告人品格的信息。而這些品格事實是在定罪即判斷被告人犯罪事實是否成立時所禁止的。例如有關被告人平時自私、愛占便宜的品格證據，不應作為被告人犯盜竊罪的根據。是否構成犯罪或者構成何種犯罪，都應嚴格按照犯罪構成要件來加以判斷，不能以不良品格“入罪”，同樣也不能以良好品格“出罪”。只有當被告人的品格證據能夠證明犯罪構成要件的事實，能夠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以外的其他犯罪事實，相關證據涉及品格問題，或者使用品格證據對污點證人證言的可靠性進行質證等情況下才能使用品格證據。[2]由于審前調查報告中涉及的內容有很多是與犯罪無關的，但是又影響量刑的，而這些量刑情節如被告人的品格和習慣，容易在事實問題的判斷上造成事實認定者的偏見。有學者提出將量刑程序從定罪程序中分離出來，保障法官既不會因為與犯罪無關的事實影響自由心證，又能適當量刑的前提。進入量刑程序、量刑聽證時，應當提交包括了與犯罪無關的信息的量刑調查報告。[1]伴隨時間的推移，定罪程序與量刑程序相分離的模式正被試行并有逐漸推廣的趨勢，審前調查制度將更大程度地為世人關注。
（二）審前調查報告在庭審程序中的出示
2001年4月12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若干規定》第二十一條中指出了調查報告的提交者為控辯雙方、必要時由法院委托或自行調查。為此，在司法實踐中出現各類的調查報告，有關其認識和在法庭審理時的出示時間、方式、效果，都不盡一致。更有呼吁社會調查報告從理論上應當視為證據的觀點，[2]但同時又提出調查報告只能作為量刑的依據，不能作為定罪的根據。如果從證據角度來說，只能在法庭對犯罪事實調查時出示，且一般均為與訴訟程序有直接利害關系的人提供，這種方式的市場比較廣闊，值得深思。
根據最高法院三五改革綱要的要求，量刑程序要相對獨立，由此，審前調查報告作為影響刑罰裁量的重要因素，在未成年刑事案件審理的量刑程序中即大有作為。我們通過對當前一些定罪程序、量刑程序相分離的庭審觀摩，清晰知曉庭審調查的事實部分已經由單純整體的犯罪事實轉變至定罪部分的事實和量刑部分的事實。在定罪程序中，法庭調查的僅限是否構成犯罪、構成什么樣的犯罪；譬如自首、立功等量刑情節，都納入量刑事實部分加以調查，列舉證據，在這里審前調查報告便可以自然作為左右量刑的因素之一，從幕后走向臺前，在法庭調查階段作為量刑事實出示，接受控辯雙方的質詢，對審前調查報告的判斷也由法官的自由心證轉變為審判程序的合法環節。出示審前調查報告時，可以參照個別法院引入“適合成年人”出庭一般，鼓勵社會調查員參與庭審，作為一個類似專家證人的社會工作者，其僅對其調查報告所載未成年被告人成長經歷和生長環境的客觀、真實負責。在法庭辯論階段控辯雙方可據此作為從重、從輕的量刑辯論，從程序和實體上都能達到一種平衡。從效果上看，既闡明了未成年被告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和今后應注意的問題，也足以揭示了犯罪行為給社會造成的危害，更符合案結事了、息訴罷訪的訴訟要求。
（三）審前調查報告的量刑評析
由于通過審前調查所獲得的有關該被告人的品性、能力、性格等人格特征正是其人身危險性的表征，因此，審前調查是獲知犯罪人人身危險性，進而實現刑罰個別化的重要途徑。人身危險性“表現為犯罪可能性或犯罪以后再次犯罪的可能性，而這種可能性是以行為人的犯罪傾向性和人格為基礎的”，[3]對于不同的犯罪人，因其個人情況不同適用不同的刑罰，要實現立法上的制刑個別化、量刑個別化和行刑個別化。
審前調查能夠影響量刑的具體因素非常多，在此無法用所謂量刑基準來簡單說明。我們這樣認為，一是要查清楚犯罪原因，看是否有從寬或者從嚴處罰的理由。這些原因在犯罪學上整體概括為家庭、學校與社會環境的原因及在個案中被害人的原因。二是要查清楚適合何種處罰進行教育改造的條件，才能達到教育改造和保障人權的雙重目的，而與此相關的條件包括：自身生理、心理特征、工作技能，悔罪表現、家庭環境、社區環境、社會評價和容忍度。以上內容有些既是從寬或者從重處罰時需要考慮的理由，也是是否適合某種刑罰的理由，有交叉的地方，是兩者同時要考慮的因素。
在審前調查制度被落實、具有相當經驗的社會調查員公正獲取客觀資料，經法庭質證后由高素養的開明法官自由裁量，是能夠借助法庭審理教在場者信服，還可以借助文書制作讓公眾者認可的。
四、結語
社區環境調查報告范文2
（一）調查主體
調查主體以公安機關為主，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作補充調查，辯護人自行開展調查和司法行政機關以及其他社會團體參與調查較少。2013年1月至8月，林州市檢察院審查逮捕未成年人犯罪件23件31人，審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27件38人。按照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廳、司法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實施辦法》的規定，公安機關在提請批準逮捕和移送審查時均隨案移送未成年人社會調查材料和社會調查報告52份，檢察機關根據需要補充社會調查報告17份，人民法院根據情況調查9人次，辯護人自行調查2人次。其中，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全部為自行調查，人民法院為委托其聘請的專門調查員進行調查。另外，統計發現重復調查比例較高，檢察機關、人民法院的重復調查率分別達到32.7%和17.3%。在社會調查制度實行的初始階段，重復調查可以使社會調查報告逐步完善，但同時也造成司法資源的浪費。
（二）調查對象與方式
以涉罪未成年人的父母、鄰居、朋友同學、學校、社區（村委會）為主要對象，多采用訪談形式調查，沒有進行犯罪危險性人格的心理評估。林州市檢察院統計顯示，13%的社會調查報告有3個調查對象，87%的社會調查報告有4個以上調查對象；約90%采用訪談方式，并制作詢問筆錄裝入卷宗，另外10%采用調查問卷和書面證明等形式，作為面談方式的補充。調查對象的占比統計，均對涉罪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法定人進行調查；其他調查對象中，社區（村委會）、學校、同學較多，分別為調查對象的48%、32%、13%，朋友和其他人員較少，共占調查對象的7%。
（三）調查內容
調查材料數量和材料反映的行為事實較少，導致調查內容簡單空泛。林州市公檢法機關形成的社會調查報告主要包括未成年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條件等。在實際運用調查材料作出判斷時發現，向父母、鄰居、同學、老師了解情況時，有的因為人情關系，不能如實敘述未成年人現實表現；有的僅簡單敘述平時表現好或者不好，具體如何好或者如何不好沒有事實反映。犯罪原因多是“父母管教不嚴”、“家庭經濟條件差”，對父母如何管教、家庭收入數額等沒有深入調查。諸如此類過于籠統的調查材料放到任何一個人身上都適用，有的還存在邏輯矛盾，不能為最終出具評估意見提供客觀、充分的事實依據。
（四）調查報告使用
調查報告作為辦案參考使用的同時，缺乏對調查報告的審查、監督。偵查階段即對涉罪未成年人進行社會調查，使得社會調查報告能夠在審查逮捕、審查、量刑和法庭教育等環節作為辦理案件的參考，但普遍存在不核實調查材料，不審查報告內容的現象。林州市檢察院在出庭張某涉嫌搶劫罪時就發現：公安機關對張某進行社會調查后認為張某認罪、悔罪，庭審時張某向法庭提交一份悔過書。公訴人認為如果認定張某悔過，將會對其從輕處罰，建議張某當庭宣讀其悔過書。而張某當庭宣讀的悔過書，對查明的犯罪事實予以否認。隨提出不能根據社會調查報告認定張某認罪、悔罪，并得到了合議庭的支持。
二、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實踐現狀的解讀和分析
（一）調查主體不規范，導致調查工作流于形式或出現紕漏
我國法律規定的調查主體分為四類，即控訴方（包括公安機關和檢察院）、辯護方、社會團體組織、法院。具體而言：
1.公安機關和檢察院進行社會調查，會導致辦案人員工作量的大幅增加，通常沒有足夠時間進行細致調查。在案多人少、司法資源不足的現實條件制約下，辦案人員自行調查不可取。
2.律師進行社會調查，會因為職業自身的利益傾向性，以及進行辯護的需要，通常更加注重收集那些對未成年人有利的材料，忽視那些可能給未成年人帶來不利的材料，難以確保調查結果的客觀真實。
3.法院進行社會調查，不符合現代法治要求訴訟中法官中立的宗旨。法官參與調查，不可避免地會摻雜著個人的主觀色彩和先入為主，形成對案件的預斷，不利于對涉罪未成年人的公正審判。
4.社會團體組織進行社會調查，主要是司法行政機關社區矯正部門、共青團、婦聯等。由于這些工作機構及人員配備不完善，一般公民并不具備調查專業知識，對案情不了解，對訴訟也相對陌生。另外，在調查的規范性、客觀性、科學性等均缺乏制度保障的情況下，調查過程中經常遇到社會調查對象拒絕等原因，難以保障調查結論的科學性。實踐中，這些主體進行社會調查的比例亦較低。
5.多部門進行社會調查，很可能使社會調查工作走向兩個極。一是重復調查，各個調查主體基于其角色本能，在調查內容方面可能各有側重，造成調查結果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沖突的問題；二是相互推諉，使社會調查工作流于形式，出現適用率低、實效差的問題。
（二）調查指標不具體，不能科學反映涉罪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險性
1.缺乏具體的事實依據。原始調查資料是制作社會調查報告的基礎，而收集的材料應當是反映行為人現實表現的客觀事實，不是結論性意見。但這恰恰是調查內容的盲點。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經過近15年試點探索，各地具體做法不盡相同。目前，最具代表性且適用較多的是四見面制度。該制度要求，與涉罪未成年人見面，了解家庭情況和思想狀況；與監護人見面，了解性格特征和成長經歷；與學校、單位、社區有關人員見面，了解社會交往、學習、工作情況；與看守所人員見面，了解認罪、悔罪表現。上述人員中，除涉罪未成年人本人外，大多與涉罪未成年人是親屬、朋友關系，如果不隨機選取足夠多的調查對象、詢問詳細的行為事實，就很難得到客觀反映涉罪未成年人現實表現的依據。
2.缺乏犯罪危險性人格測量。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的功能是通過調查行為人的人格，查明行為人有無犯罪危險人格，發現其人身危險性的大小，并以此作為司法機關實施個別化處理的參考。因此，專業性的心理學人格測量是對人身危險性最為可靠的調查，應該是社會調查制度的核心內容。值得注意的是，對性格、氣質的判斷，屬于人格刑法學的范疇，需要從心理學角度分析判斷，其理論基礎是人格行為論和人格責任論，運用投射測驗、自陳量表、主體測驗、行為評估技術等人格測量方法。顯然，司法實踐中絕大部分社會調查報告對未成年人性格、氣質評估，是辦案人員憑借自身經驗、社會閱歷的樸素認識。
3.缺乏統一操作標準。新刑訴法對調查的內容進行了列舉，如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由于要求比較寬泛，所有各地根據自身情況進行了細化和補充，同時也造成了社會調查報告在客觀內容方面不統一。如林州市人民法院《失足少年調查表》把“對書指控被告人已構成犯罪有無意見、對法院審理本案有何看法和要求”設定為調查內容。
（三）調查人員不專業，導致調查方法不科學和調查結論不可靠
1.調查人員權利義務不明確。一是沒有賦予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之外其他機關、組織進行社會調查所必須的權利。其中，反映較多的問題缺乏相應的會見權、調查權。如，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被羈押的犯罪嫌疑人在判決前除承辦案件的警察、檢察官、法官和辯護律師外，其他人員不得會見。如果調查人員沒有會見涉罪未成年人，就不可能全面了解未成年人的性格特征和犯罪背景。二是調查人員身份不統一。參考各地的社會調查操作規程可見，司法行政機關、共青團、婦聯、學校、聘請的社會調查員，以及其他多類社會組織均可以成為社會調查的主體。根據刑法規定，這些組織、人員分別屬于不同性質的主體，如果對其違法調查行為進行處罰，則會存在同種違法行為不同種處理的情況。三是違法調查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沒有明確規定。我國各地運行的社會調查制度對于調查人員除了形式上的客觀、中立強調外，并沒有具體的措施來保障其客觀、中立。一般而言，在國外，擔當社會調查員普遍具有客觀、中立的職業要求，而且對其工作還有司法監督和公眾監督，調查中的舞弊行為一旦查實，不但其調查報告將失去參考價值，而且調查人員還可能按偽證罪論處。[1]
2.調查人員不具備相關知識。我國當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的立法與實踐，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機關、共青團組織、志愿者以及其他社會團體組織均可進行社會調查。但是目前，無論由誰進行社會調查，調查人員專業化不足、素質欠缺的問題比較突出，直接導致社會調查方法不科學、結論不可靠。部分報告只是對事實的列舉；部分行文語言含糊、邏輯混亂；部分報告不必調查只需要用一般認識就可能得出，如將性格特征簡單地歸結為內向和外向，將涉財犯罪的動機習慣概括為缺錢花、抵制不住錢的誘惑等。
三、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探索
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一方面要從制度本身入手，細化原則性規定，增強其司法可操作性；另一方面要從機構設置、司法理念以及協調機制方面努力建構適合的制度運行環境，從而保證制度在司法機關正確處理和教育、感化、挽救涉罪未成年人時順利實施。
（一）樹立科學的少年司法理念，指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
1.樹立雙向保護理念。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注意對未成年人保護和對社會保護的有效結合。調查必須實現對未成年的實體保護，要求調查主體合法、調查形式合法、調查采取的具體方式合法，不能用不正當或者非法的方式。調查報告內容必須客觀真實，調查人員在進行調查時應避免先入為主的思想，必須堅持客觀公正，既不能為打擊犯罪，收集不利于涉罪未成年人的材料，又不能遷就涉罪未成年人，盲目輕刑化。
2.樹立客觀、中立理念。社會調查人員應當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質，堅持客觀公正的態度。調查報告應當事實求是，客觀全面了解涉罪未成年人的基本情況和犯罪背景材料，理性判斷分析受調查者所陳述內容的真實性，避免受到其他人、社會輿論等的影響帶有偏見性調查。如同情或者痛恨的態度，必然影響調查結果的客觀和真實。
3.樹立全面調查理念?；诮逃炀鹊哪康?，考慮未成年人犯罪的特點，對于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狀況及其生活環境進行全面的調查。查清未成年人犯罪的主客觀原因，導致其實施犯罪行為的直接誘因，以及影響其選擇行為方式的條件因素。
（二）細化社會調查制度，增強其可適用性
1.規范調查內容。社會調查報告作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辦案和教育的參考，必須具有統一調查指標。
2.引入心理學人格測量。專業性的心理學人格測量是對人身危險性最為可靠的調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需要正式引入人格測量。同時注意，在運用人格測量結論時不能因為負面的測量結論作出對涉罪未成年人不利的處理。即，如果涉罪未成年人人格比較健康，應當作為減輕、從輕處罰的依據；如果涉罪未成年人人格不健康，不宜作為加重、從重處罰的依據。
3.合理界定調查對象范圍與人數。向監護人、親屬了解情況，應當詳細詢問能夠反映涉罪未成年人表現的具體事情，并通過調查鄰居、同學等予以印證。向同學、同事、朋友、鄰居等了解情況，應當隨機選取3至5人以上進行調查。特別需要避免的是，不能僅向涉罪未成年人及其其監護人提供的人員了解情況。
4.加強對調查報告審查監督。加強對調查報告真實性、合理性、邏輯性審查力度。對收集的書面記錄、書面材料、調查表等原始資料，重點審查材料數量是否充分、反映事實是否客觀、調查內容是否全面。對調查結論，重點審查判斷方法是否科學、對涉罪未成年人的評價與調查的原始資料、涉罪未成年人的的供述、相關證明能否相互印證，是否需要補充調查。
（三）促進調查主體階段式發展，在組織制度上保證社會調查適用
1.社會團體組織的調查能力不能滿足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需求，社會調查的首要主體應為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及司法行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部門、共青團組織以及其他社會組織應為社會調查的補充主體。檢察機關、人民法院如果認為公安機關的社會調查不夠詳盡，可以補充進行調查。
2.逐步建立專門的組織機構，承擔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職能。鑒于節約司法資源，提高司法效率，切實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需要，應當由中立第三方作為社會調查的主體，接受司法機關委托開展社會調查。
（四）建立跨部門合作機制，確保調查報告制度良性運行
社會調查報告在整個刑事訴訟過程中都有重要意義。一是公安機關在偵查階段需要啟動社會調查程序，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可以補充調查；二是社會調查主體包括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辯護人、共青團以及其他組織機構；三是取得調查報告的原始材料，需要向涉罪未成年人的親屬和所在社區、學校、單位調查取證；四是社會調查報告要作為審查逮捕、審查、教育和量刑、刑罰執行、社區矯正的參考。因此，需要建立跨部門合作機制，使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的各個環節緊密銜接，讓參與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的多個部門既各司其職又協同配合，可全程可分流，資源共享，保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良性運行。
社區環境調查報告范文3
[關鍵詞] 未成年被告人；社會調查；法理考察；司法實踐
[中圖分類號] D917.3[文獻標識碼] A
一、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社會調查制度的法理考察
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社會調查制度（以下簡稱社會調查制度），又稱為判決前調查制度或人格調查制度，是指在法院判決前，由專門機構對被告人的個人情況、家庭環境、犯罪背景等進行專門調查分析，并對其人身危險性進行系統評估后，將調查評估報告提交法院，供法院在量刑時參考的制度。社會調查制度因其有利于達成量刑的科學化、合理化和準確化，促進刑罰效益的最優實現，而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審理中被賦予特殊的關注，目前已成為各國少年刑事法中的通行制度。
社會調查制度以刑罰個別化原則為理論基礎，該理論由龍勃羅梭、菲利、李斯特等為代表的刑事實證學派提出?，F代刑罰個別化原則的要義在于：刑罰輕重不僅取決于犯罪人所犯罪行的大小，而且應充分考慮其人身危險性。但一個人的人身危險性不像犯罪罪行那樣易于把握，為避免量刑的偏頗，必須以一定的方式、手段準確地加以測定，而通過審判前社會調查所獲得的犯罪人的人格特征正是其人身危險性的表征。因此，社會調查制度是獲知犯罪人人身危險性，進而實現刑罰個別化的重要途徑。
隨著刑罰個別化觀念的深入人心，社會調查制度日益受到各國重視。美國、德國、日本、比利時等國均已實行這一制度，尤其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往往以對犯罪人進行社會調查作為審判的基礎。未成年人身體處于迅速發展階段，與此對應的是心理發展往往相對滯后，不能與生理發展完全同步。這種身心發展的不平衡，使得未成年人抵抗外部世界的干擾能力相當脆弱，一旦在家庭破裂，教育不當，受到不良朋友或黃賭毒等外界因素影響下，容易做出游離于社會規范的出格行為，甚至違法犯罪。如果不考慮未成年人的人格因素，而機械地依據犯罪事實施以刑罰，將可能使某些因偶發因素而犯罪的青少年被司法的草率斷送一生。因此，司法機關對待未成年犯罪人應盡可能通過社會調查方式，以廣泛的視角審視區別不同的犯罪人格，在刑罰個別化原則的指引下，準確定罪量刑，從而實現刑罰的個別預防功能。
我國現行法律中并無關于社會調查制度的規定，但這一做法卻與現行刑事法所蘊含的某些法律精神相契合。我國刑法第五條規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有法學家認為，該條文雖被稱為罪行相適應原則，但已與刑事古典學派所主張的罪刑相適應原則有著重大區別，其中已涵蓋了刑罰個別化的內容。根據這一規定，刑罰的輕重不僅應當與所犯罪行，即已然的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程度相適應；而且應當與承擔的刑事責任，即未然的犯罪的可能性（人身危險性）相適應。[1]因此，作為人身危險性表征的犯罪人個人情況及其人格特征，當然的包含于“犯罪分子所承擔的刑事責任”之中。只是由于我國法律并未將相關調查程序作為刑罰適用的前置程序，造成法院量刑時往往囿于考察犯罪人罪行的輕重，而忽視對其個人情況及人格特征的了解與考量。1985年通過（我國于1991年加入）的《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簡稱《北京規則》）則為我國構建未成年被告人社會調查制度提供了國際法層面的依據?！侗本┮巹t》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所有案件除涉及輕微違法行為的案件外，在主管當局作出判決前的最后處理之前，應對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環境，或犯罪的案件進行適當的調查，以使主管當局對案件作出明智的判決?！倍?001年4月12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若干規定》）第二十一條規定：“開庭審理前，控辯雙方可以分別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以及實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現等情況進行調查，并制作書面材料提交合議庭。必要時，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關社會團體組織就上述情況進行調查或者自行進行調查。”該規定為我國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理中設立社會調查制度提供了直接的司法依據。
二、設立社會調查制度的意義
近年來，人民法院在《未成年人保護法》及《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相關法律規范的指引下，針對未成年犯罪人主觀惡性與人身危險性小，具有極強的可塑性特征，積極探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理的有效模式，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在此背景下，社會調查制度的設立至少在以下方面顯現出其積極意義：
（一）宣示司法對未成年人犯罪主體性特征的關注以及教育、保護的刑事政策導向
對未成年被告人實行廣泛的社會調查，既表明司法部門在處置未成年人犯罪時，從以犯罪行為為本位轉化為以犯罪行為與主體特征并重，進而根據未成年人的身心特征、成長環境與條件、犯罪誘因等因素著手對未成年被告人進行矯正和治療的積極態度，同時也進一步向社會闡明司法機關以實事求是的原則處置、以誠懇的態度教育、以務實的措施挽救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力求維護和體現司法公正的決心。
（二）有利于實現刑事司法教育人、改造人、挽救人的目的
社會調查由熟悉社會工作和未成年人身心特點的社會組織成員擔當，相對獨立于各方當事人，其本身具有的工作經歷和在刑事訴訟中獨特的地位，造就其與眾不同的親合力，容易與未成年被告人溝通，獲得他們的信任，進而在接觸中潛移默化地對未成年人予以引導、教育、感化，達到挽救未成年被告人的目的。
（三）體現了刑罰個別化理念，是法治文明進步的標志
不同的犯罪人，由于其主觀惡性不同，成長經歷不同，其人身危險性也不相同，這直接影響到對其適用何種量度的刑罰才足以實現個別預防的效能。法治發達國家的司法經驗表明，將對犯罪人個體情況的調查作為法官裁量刑罰的參考，為有區別地采取靈活的刑罰措施，實現刑罰目的奠定了基礎。因此，這一制度不僅符合法治發展的非犯罪化、輕型化和非監禁化的趨勢，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從更大范圍、更長遠角度解決未成年人犯罪上升的態勢。
（四）體現了司法民主的精神，有利于維護司法的公正
調查員以訴訟參與者的身份介入未成年人刑事訴訟，是人民參與司法的具體體現，是司法民主的實現方式之一。這一制度不僅可以彌補人民法院因客觀條件的制約所導致的審判視野的局限、社會監督不足等缺陷，更可在法院與未成年被告人及社會之間建立某種渠道，實現監督和反饋司法公正的效果，提升司法的公信力。
（五）體現了在追求司法公正的同時，兼顧提高訴訟效率，節約司法資源的精神
隨著未成年人犯罪數量逐漸增多，人民法院本已較為緊張的司法資源更顯捉襟見肘。法官有限的精力不僅要投入日漸繁重的案件審判，還要介入繁冗的社會調查當中，往往導致顧此失彼，難以實現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目的。社會調查制度引入專業人員調查，使法官得以從社會調查工作中解脫出來，專心于案件審判，實現了法官的中立公正，提高了司法效率。
三、社會調查制度的構想與江蘇的實踐
雖然最高人民法院的《若干規定》為社會調查制度的設立提供了司法依據，但其僅是原則規定，在訴訟法層面并沒有配套以具體的程序制度來貫徹和保障。所以實踐中在社會調查開展與否，社會調查承擔的主體、調查的內容、運作程序等具體操作問題上均帶有很大的主觀隨意性，需要建立配套制度加以規范。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在充分調研論證的基礎上，積極借鑒吸收已有成熟經驗，結合部分基層法院的試點實踐，會同有關部門于2006年10月1日出臺了《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審前調查實施辦法（試行）》（以下簡稱《實施辦法》），對社會調查的主體、職責、調查的內容、方法、程序等作出詳細規定，經過一段時期的試行，取得了良好的法律和社會效果。
（一）社會調查的主體
社會調查主體的確定是制度設計的核心問題。根據社會調查的性質，調查主體的確定應具備三項條件：一是必須中立。二是必須專業。三是必須敬業。
《若干規定》第二十一條暗含了四類調查主體，即公訴人、辯護人、法院委托的社會團體組織的人員或其他社會工作者（如團委、工會、婦聯、機關工委、基層司法助理員、離退休老干部、老教師等）以及少年法庭的法官。以往江蘇各地做法不一，四類主體均有嘗試，有的基層法院還成立專門的社會調查員辦公室，聘請固定的社會調查員專司對未成年被告人的社會背景調查。公允地評價，上述調查主體確為人民法院正確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作出了巨大貢獻，但客觀分析，各自又均有弊端：由于各自身份及思維習慣的不同，律師的調查可能更關注有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材料收集，而忽略對其不利的因素；公訴人的調查則可能偏重于收集不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材料，而忽略對其有利的因素；法官調查的視角比較中立、全面，但法官精力有限，且自查自判又有違法官中立超脫的地位，給人以“先入為主”之嫌；委托社會團體組織調查，可能會因承擔調查任務的人員主業工作繁忙，經常換人等客觀因素而無法保證調查的質量和時效；聘請專職社會調查員效果雖好，但需一定經費和辦公場所作保障，使得大多數基層法院力有不逮。因此，我們在積極實施社會調查工作的同時，一直在探索尋找更為合適的調查主體。
（二）調查主體的地位及職責范圍
從最高人民法院的《若干規定》來看，調查人員是接受法院委托，從事特定任務的主體。其由于受法院委托從事專項調查而介入訴訟，故有別于證人；而其從事事項與審判相關聯，關涉對未成年被告人的刑罰處置，故需要其參與庭審，接受質詢。據此，我們將其作為一種較為特殊的訴訟參與人對待，賦予其類似于鑒定人的訴訟地位，并在法庭調查結束后設置獨立的聽審程序，由調查員出庭宣讀調查評價報告，并接受控辯審各方的詢問。此外從效果出發，還安排調查員參與合議庭組織的對未成年被告人的庭審教育。
關于調查主體的職責范圍，即接受人民法院委托，通過開展獨立的調查，就其獲取的未成年被告人家庭背景、個性特點、以往表現等關涉量刑的事實提出書面意見，作為法院量刑時的參考，并協助人民法院對未成年被告人進行教育、感化、挽救工作。具體包括：社會調查、制作書面報告、出庭宣讀報告并接受質詢、對未成年被告人進行庭審教育、對判處非監禁刑的未成年人進行監督教育挽救等延伸工作。
（三）社會調查的內容、對象和方式
與審理成年人犯罪案件相比，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更注重于對被告人個體情況的調查。即以未成年被告人為中心，對其身心狀況及周圍人員、環境等作全方位、多角度的調查評估，力求深入了解未成年被告人真實的內心世界，全面、具體、客觀反映其真實面貌。我們根據最高人民法院《若干規定》的精神，結合以往工作經驗，在《實施辦法》中將以下六項內容列為基本調查項目：“家庭背景”項目、“個性特點”項目、“案件情況”項目、“自我認識”項目、“幫教條件”項目、“綜合評價意見”項目。
基于社會調查的內容有別于查明犯罪事實是否存在的刑事偵查活動，其調查對象不能僅局限于與案件有直接關系的同伙、受害人及證人，而應將范圍擴展到與其生活、學習、工作相關的人員，包括家長、老師、同學、同事、領導、鄰居等。因此我們對調查對象盡可能廣泛地加以羅列，具體包括未成年被告人及其監護人、就讀學校（工作單位）、同學（同事）、案件被害人及其家屬，社區組織、社區居民、被告人戶籍地（經常居住地）派出所等。由于調查內容多，涉及人員廣，社會調查通常由調查人員直接到未成年被告人生活、學習、工作的場所以及其他關系地，針對不同的調查對象，采取談話、觀察、電話、書信、委托等多種方式進行，必要時各種方法可以交叉配合使用。調查的內容應當形成書面筆錄，并加以整理分析，以使內容完整、準確、詳實。
（四）社會調查報告
調查報告是社會調查內容的綜合反映形式，是全部調查活動和調查結論的載體。它反映未成年被告人的基本情況，揭示犯罪的原因和條件，發現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被告人的“感化點”，為人民法院準確適用刑罰提供依據。因此，對調查報告應有較為嚴格的要求。首先，調查報告應規范。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調查報告應固定為統一規范的格式，這不僅因為報告在性質上是一種法律文件，應以規范的形式彰顯其法律效力，而且規范的報告形式利于調查人準確制作，避免疏漏，同時便于法院正確參考適用。調查報告的規范化包括形式與內容兩方面，形式上可采用表格式或分段敘述式，內容上應將調查項目編列為數個較為統一的欄目，并保證其詳略得當，遣詞準確，分析合理，避免空泛或不恰當的描述。實踐中，我們設計了統一格式的《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審前調查表》，并針對六項基本調查內容設計了21個項目116個選項供調查人員選用，避免了制度施行初期因調查人員經驗不足或能力的差異而可能造成的報告內容混亂與疏漏。其次，調查報告應客觀、真實。調查報告將在法庭宣讀出示，其客觀真實性受到未成年被告人、監護人、公訴人、辯護人、法官等多方質詢，如果其中存在不實之處，不僅影響到法庭對未成年被告人刑罰裁量的公正性、準確性，而且會打擊未成年被告人對司法制度和社會的信任，產生許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因此，要求調查人員以公允的態度，通過細致周到的工作，確保報告的客觀真實。第三，調查報告的制作應根據案件性質的不同而有所側重。不同類型的案件，其犯罪誘因必然有所差異，與之相對應的法庭教育的切入點也就不同，所開展的社會調查及報告制作同樣應具有針對性。以盜竊案件與案件為例，前者應側重于未成年人消費、金錢觀念的變化、交友情況等進行調查，后者則應側重于未成年人行心理、家庭、學校性教育方面的調查。
（五）社會調查的工作程序及監督制約機制
1．啟動程序。人民法院受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后，應向承擔社會調查的機構發出委托調查函，并提供書副本，調查機構應及時指定所屬調查人員進行調查。根據目前江蘇省社區矯正機構的人員配備情況，我們在《實施辦法》中對受調查的未成年被告人范圍作了限定：“未成年被告人戶籍所在地或經常居住地在本省各市轄區內，依法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具有管制、緩刑條件的”。
2．調查程序。調查人員應于收到委托調查函后的一定期限內通過走訪未成年被告人的關系人，收集調查資料并制作完成調查報告提交法庭?！秾嵤┺k法》針對適用簡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案件，分別規定了五個和七個工作日的調查時限。為了強化社區矯正機構的內部把關機制，《實施辦法》規定調查人員完成報告后，應先提交所屬縣（市、區）級社區矯正機構，由其初步審核并簽署意見后再移交人民法院。此外，我們考慮到目前調查人員進入羈押場所對訴訟中的在押未成年被告人進行調查尚無法律依據，所以規定當調查人員不便到看守所調查時，調查報告中與案件有關的情況由法官及時提供。
3．審查程序。人民法院對調查報告進行質詢的，調查人員應在法庭調查結束后出庭宣讀調查報告，并接受控辯雙方及其他訴訟參與人的質詢，最終由人民法院在依據事實和法律的基礎上，參考調查報告決定對未成年被告人的量刑?！秾嵤┺k法》中關于此節的具體流程、環節，前文中已作介紹，不再贅述。
我們注意到，學者們在充分肯定社會調查制度積極意義的同時，也屢屢表達出對確保調查公正性，防范虛假報告的關注。為了保障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權益，防止社會調查不公正，我們在《實施辦法》中規定了一系列監督制約措施：（1）檢察機關全程監督制度，明確檢察機關應當對調查工作實施全程法律監督；（2）兩人調查制度，社區矯正工作機構必須指派二名以上專職工作人員進行調查，以確保調查過程的公正；（3）兩級把關制度，調查報告需經鄉鎮（街道）及縣（市、區）兩級社區矯正機構審核后方能提交人民法院；（4）回避制度，調查人員與未成年被告人之間存在親屬或其他利害關系時，應自行回避；當其在庭審中被申請回避時，由合議庭或獨任審判員決定是否采納其調查報告；（5）法庭審查和復核制度，調查報告一般需經庭審質證后才能作為量刑的參考；各方對調查報告發生較大爭議時，法庭有權作出復核的決定；（6）保密制度，調查人員不得泄露在開展調查、參與訴訟中獲取的案情及未成年人隱私等信息。
四、完善社會調查制度的思考
社會調查制度作為我國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領域中的一項有益探索，已為近年來的司法實踐證明具有十分積極的作用，它拓寬了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視野，探索出一條未成年人刑事審判的新途徑，體現了現代司法的人性化理念。但由于該項制度在我國還處于探索階段，現行法律體系尚未為其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據和準備，諸多問題還需通過立法加以明確。
（一）明確調查主體的法律地位
調查主體的法律地位關系到其在刑事訴訟中的身份、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涉及其履行職務時的職權保障，決定其制作的調查報告的屬性，影響其調查職能的充分發揮。因此，應盡快從立法層面明確界定調查主體的法律地位，賦予調查人員等同于鑒定人的訴訟參與人身份，以使調查人員能以正當的名份參加庭審，獨立自主地提出調查報告并接受各方質證。結合調查人員參與法庭教育的職能，還應為其在法庭上設立專門席位，以顯現其特殊的地位，保障其更好地履行職責。
（二）確立調查報告的法律屬性
調查報告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審判中的積極價值得到了司法實踐的充分驗證，并獲得學術界普遍認同，我們沒有理由再讓其因性質歸屬的爭論而備受爭議。立法上應在明確調查主體法律地位的基礎上，盡快將調查報告納入證據范疇，以徹底化解認識上的分歧，同時保證所有調查報告都能經歷庭審質證過程的檢驗而確保客觀公正。
（三）提前啟動社會調查程序
我國刑事訴訟法給予刑事案件的審理期限普通程序為一個半月、簡易程序為二十日，因此各地規定社會調查的時限普遍不超過十天，而社會調查必須通過走訪眾多單位和人員，進行深入細致地調查分析，才能出具高質量的調查報告，如此短的時限難以保證調查質量。因此，有必要將社會調查的啟動時間提前到偵查階段，這樣不僅能為調查的質量提供時間上的保障，而且能為偵查機關是否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適用強制措施提供客觀、準確的依據。
（四）擴大社會調查的案件范圍
目前因客觀條件所限，社會調查尚未普及到所有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往往僅限于犯罪事實較輕，具備管制、緩刑條件的案件。這不僅大大限制了社會調查制度優越性的充分發揮，對于那些不具備管制、緩刑條件案件中的未成年被告人無疑也是不公正的。因此，在條件成熟后應將社會調查的案件范圍擴大到所有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使這一制度的有益價值惠及所有未成年被告人，實現司法的公平。
（五）建立嚴格的制裁措施
根據目前我們掌握的情況，實踐中對于調查人員在調查工作中的失職、違規行為尚無相應的制裁措施。應當看到社會調查主要在社區環境進行，調查人員往往是基層社會工作者，與社區群眾交往密切，而調查對象又或多或少與被調查人存在某種關系，在沒有嚴格約束的情況下，難以保證調查報告客觀公正。應盡快在相關規定中設立嚴格的制裁措施，對于調查人員在調查中有不認真盡責、徇私枉法或者收受賄賂等情況，作出不實調查報告的，根據情形給予相應的懲罰。此外，對于故意向調查人員提供歪曲事實的人也應進行相應制裁。
社區環境調查報告范文4
關鍵詞：化學； 實踐性習題；活動方案；實施
文章編號：1008-0546（2015）07-0060-02 中圖分類號：G632.41 文獻標識碼：B
doi：10.3969/j.issn.1008-0546.2015.07.021
按照《高中化學課程標準》“習題類型要多樣化，要增加實踐題和開放題的比例”的建議和要求，新課程人教版化學教材在課后設計了一些具有較高開放性的實踐性習題。目的是引導學生深入生活實際，通過調查、咨詢或進行實驗最終解決化學問題，進而提升學生的綜合素質。
由于大多數一線教師已經習慣了以紙筆測試為主、試題答案標準唯一的現行教學評價方式，這類實踐性習題的實際使用率普遍較低。那么，教學中應該如何指導學生完成實踐性作業，更好地體現實踐性習題的價值功能呢？
一、精心設計活動方案
活動方案是學生活動的行動指南，應包括名稱、活動所涉及的對象和人數、活動指導者、活動時間、組織形式、活動分工、背景（需求分析）與目標、可利用的各類教育資源（場所、資料、器材等）、活動過程和實施步驟、可能出現的問題及解決預案、預期成果及表現形式等。
如：必修二P45第9題：“調查以下項目：常用化學電池的種類、名稱、形狀、電極、電解質、電壓、可否再充電、價格、存放期、特點、用途、回收途徑等。列表進行比較或寫成調查報告，然后全班展示（如墻報形式）或座談交流。
可采用以下調查形式中的一種或兩種：
①到圖書館或上互聯網查閱資料；
②到附近商場進行調查；
③在家庭或到附近單位及社區進行調查?！?/p>
布置作業時，曾嘗試將原題中的“常用化學電池”改為現在大家普遍關注的“手機電池”，設計了“手機廢舊電池的危害與天水市秦州城區回收現狀調查”方案。主體部分如下：
1. 活動內容
活動一：通過上網、查閱資料、訪談等方式了解手機電池的種類、構成以及對環境造成的危害；制定“手機廢舊電池的危害與天水市秦州城區回收現狀調查”活動計劃，編制所需表格。
活動二：走進市內社區和公共場所，調查了解人們對手機廢舊電池的認識和處理情況；對手機廢舊電池的危害和處理過程中的各種問題進行分類整理分析，寫出調查報告。
活動三：在校內外開展宣傳，使大家關注廢舊手機電池對環境產生的危害，并向當地環保部門提出意見和建議。
2. 重、難點與創新點
重點：手機廢舊電池對環境造成的危害與天水市秦州城區回收現狀調查分析。
難點：天水市秦州城區手機廢舊電池回收現狀的調查與分析
創新點：給當地環保部門提出處理手機廢舊電池的意見和建議
3. 活動過程與步驟
第一階段：調查準備
分類收集生活中常見到的各種手機電池，了解其工作原理和優缺點；上網查詢有關手機廢舊電池對人體的危害及污染環境的資料；了解國家和當地環保部門頒布的有關手機廢舊電池回收處理的法規或管理辦法；設計調查問卷，主要包括以下8個方面。（1）手機使用情況；（2）廢舊手機電池處理措施；（3）對廢舊手機電池的污染性認識；（4）對廢舊手機電池的處理意見；（5）隨意丟棄手機電池的主要原因；（6）對手機廢舊電池回收的意愿；（7）對處理廢舊手機電池方法的看法；（8）對廢舊電池的回收點設置的看法。
第二階段：調查分析
在市中心廣場、羅峪小區、長途汽車站、蘭天商廈和天水市一中校園5個區域，按居住條件、文化程度和職業背景，共選取100名調查對象。收回問卷后，統計結果并進行分析，寫出調查報告。
第三階段：廣泛宣傳并提出建議
宣傳口號：回收廢舊電池，建設宜居天水。
宣傳準備：（1）對宣傳人員進行手機電池相關知識的培訓。如手機電池的種類和型號、處理技術、國家政策法規等。（2）宣傳人員的分工和分組（其中一人為組長）。（3）制作傳單、海報等宣傳所需的物品。（4）落實宣傳活動和場地使用的申批事宜。
4. 活動目標
（1）通過宣傳，使大家了解手機廢舊電池的危害及對生存環境的影響。（2）圍繞活動主題，動員全校師生積極參與，提高環保意識。
5. 宣傳內容
（1）手機廢舊電池對人體的危害和對環境的影響。（2）回收手機廢舊電池的意義。
6. 提出意見和建議
（1）簡單介紹國內外回收處理手機廢舊電池的情況。（2）向當地環保部門提出回收處理意見和建議。
二、加強過程和方法指導
實踐性作業固然需要學生積極參與、自主完成，但由于受個體差異和教學資源的限制，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會遇到許多困難。從活動方案設計到信息處理整理、問題發現和研究、作業成果展示等，都離不開教師的幫助和指導。
1. 教會學生尋找實驗代用品的方法
基于“家庭小實驗必須充分發揮家庭的作用”理念，必要時可以指導學生尋找實驗所需的代用品。醫用安培瓶、一次性輸液管、小針筒和飲料瓶等經清洗消毒，可以代替燒杯、集氣瓶、試管、量筒、導管等儀器；食鹽、小蘇打、食醋等更是家庭現成的藥品，有些化學試劑也可利用廢棄物回收得到。
2. 教會學生獲取資料和信息的方法
除了實地考查外，電視廣播、報刊雜志、互聯網都可以成為學生獲取信息的途徑。如何運用互聯網獲取資料？開展調查前如何做好計劃？和誰一起去調查，需要調查哪些問題，準備什么器具，如何與被調查的人或單位打交道，這些都需要教師給予精心的指導。
3. 教會學生撰寫報告的方法
如撰寫調查報告，一般需要說明調查時間、調查對象、調查內容、結論和建議。在實施過程中，老師要讓學生明確完成這類作業的過程和步驟大致有調查準備（包括調查問卷的設計等）、調查過程（包括參與人數、分組與分工、調查時間等因素在內）；調查結果、分析和建議等。
4. 教會學生展示和交流成果的方法
實踐性作業完成后，可以通過小論文、圖表、實物模型、多媒體演示、調查報告、實驗報告或一次演講、一場辨論、一次實驗、一次活動設計等適當的形式把成果展示出來；也可以在教室設一個實踐性作業展覽角及時展示作業成果，供大家欣賞、交流和評判。
參考文獻
[1]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教育部.普通高中化學課程標準（實驗）[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2]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N].中國教育報，2001-7-27
社區環境調查報告范文5
關鍵詞:未成年犯;刑事司法;社會調查;法律建議
一、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社會調查制度運行現狀
(一)調查主體多元化
社會調查制度的調查主體無非是法院法官、公安偵辦人員、辦案檢察官、社會社工等人員。但是從司法審判實踐情況來看，社會社工成為了承擔社會調查的主要人員，而其他角色人員參與社會調查工作的積極不高，可行性也不大。然而，許多經辦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判的法院、檢察院、公安經辦人員都一致認為，社會調查由未成年人案件的經辦人員來啟動不是很合適，特別是法官們即要做裁判員依照社會調查報告情況來審理案件，又要作運動員積極參與到社會調查工作中去，這是有違于司法公正原則，而公安、檢察院經辦人員則會因為參與到社會調查工作中，而不由自主地對于少年犯的情況先入為主有了主觀判斷，很難始終保持著客觀中立的狀態，這對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司法審判是不利的，也難以保證社會調查制度設置之初的目的有效貫徹執行。
(二)調查專業化水平不高
在我國現行刑事司法社會調查制度中，除了調查主體為法官、檢察官、律師等，有以上不公允的情況，即便是社區工作者，多數也不是專業從事社會調查工作的，都屬于跨領域作業，這樣社會調查的專業化程度肯定不高。同時現行社會調查方法主要為訪談法、問卷法等，缺乏統一規范的調查分析體系，由于人力資源、精力有限，短時間、小樣本的調研走訪，深入調查的可能性幾乎為零，收集的材料信息與能否為法官對于少年犯的量刑之間不能有效銜接，這就直接導致了社會調查制度形同虛設、社會調查報告不能起到對于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的挽救矯正的作用。
(三)調查制度設計不嚴密
按照未成年人挽救矯正的立法初衷，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觀動機、客觀因素及其發展演變，未成年人的性格特點、家庭環境以及社交風險因素都應該成為社會調查的必須內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社會調查制度，現有了法律規定、有具體文件規定要求，但是沒有具體實施細則，制度設計的嚴密性不高，直接導致了社會調查制度執行不統一、調查內容不規范，大大阻礙了社會調查制度設計初衷的有效實施。
二、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社會調查制度建議
(一)完善社會調查配套規定
對于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審理設立社會調查制度，是刑罰個別化理念的體現。我國現有刑罰法律制度實行定罪量刑一體化程序模式，社會調查報告在法官定罪量刑中并非起到了直接相關作用，只是從挽救未成年人和矯正犯罪的角度，讓社會調查報告起到一定參考作用。在這個問題上，不妨可以借鑒一下國外經驗，適當引入對于社會調查報告當庭質證的程序，未成年人被告、檢察官、辯護律師都可以對調查報告內容的真實性進行質疑，而承擔調查報告工作的人員也可以適當接受詢問，這樣既可以保證社會調查制度的公開公正，又可以讓法官在審判過程中充分全面考慮到社會報告中提及的內容。
(二)設立社會調查專業機構
我國可以借鑒日本模式，設立專業社會調查機構，可以設置在社區矯正機構、或者建立未成人法庭這樣專門部門，并對專業從事社會調查人員進行培訓，提供社會調查中所需要的心理學、醫學、社會學以及法律知識，最終形成專業性高、嚴密完整有效的調查報告提供給法院。同時，有些地區的檢察機關通過購買服務的形式，將社會調查等工作交予一些有資質的社會服務機構，這種做法也是不失為有益的探索。許多社會工作者從事社工工作，本來就對社會學、心理學有一定的了解，同時通過參與社會調查實習，了解熟悉現行的刑事審判體系程序，學習必要法律知識，可以將社會調查工作與未成年人失足挽救、犯罪矯正等聯系在一起進行，更有利于降低未成年人犯罪的再發生概率。
(三)構建社會調查標準化體系
未成年人處于人的成長特殊時期，無論是生理情況還是心理狀態都屬于多變期，社會調查標準化體系就是要針對未成年人心理學幾種不同類型，分類開展社會調查，形成不同結論、不同類型的調查結果，從而能夠指導刑事審判。罪錯行為時未成年人成長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社會調查給了未成年人在成長中不斷改進蛻變的機會。社會調查標準化體系可以從心理學上的五種人格因素上去考量，就是五大人格維度:神經質、外傾性、開放性、適宜性、謹慎性，以此綜合評判未成人的心理成熟度，為進一步的司法量刑和社會矯正提供依據。
三、結語
未成年人是社會的明天，未成年人犯罪問題是社會焦點問題，社會、家庭、學校、司法機關都應當積極參與其中，在各自角色里積極發揮作用，凝聚全社會的力量，將社會調查制度做好、做實、做得更有效。
作者:李大宇 單位:江蘇省漣水縣人民檢察院
參考文獻:
社區環境調查報告范文6
【關鍵詞】 未成年人刑事社會調查；主體；啟動；社會調查報告
一、未成年人刑事社會調查概述
1、未成年人刑事社會調查之發展
未成年人刑事社會調查的發展過程漫長曲折，社會調查的設立目的不是殘忍地懲罰或報復，而是改造罪犯并預防犯罪。[1]人權保障運動的逐步升溫，社會調查漸漸演變成了“量刑前調查報告”，關于社會調查的適用域、社會調查的主體、程序以及社會調查報告的運用也在不斷細化。隨著未成年人犯罪問題的熾熱化，少年司法制度成為衡量國家法治文明與進步的重要標尺。未成年人刑事社會調查是少年司法制度中重要一環，如何完善各國仍在激烈探討中。
2、未成年人刑事社會調查之價值
未成年刑事社會調查不僅為制定更為合理的刑事政策提供一個視角，同時也為司法上更為有效率的應對犯罪提供一個思路、一個改進路徑。未成年人刑事社會調查不僅為法官正確定罪、合理量刑提供依據，還對后期相關機構的矯治工作提供參考資料：在定罪上，法官可以根據社會調查報告包含的成長、教育、生活背景等衡量未成年被告人的人身危險性；在量刑上，社會調查報告可以適當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并為公正合理量刑提供科學化的參考依據；在矯治上，可以考慮社會調查報告內容，確定未成年被告人的品格特征以及重返社會等因素，為制定有效的矯治方案提供參考資料。
二、未成年人刑事社會調查的國外考察
1、未成年人刑事社會調查的主體
國情的差異，有關未成年人刑事社會調查的主體規定也有所不同，社會調查程序主體職權主義化是國際上的一個普遍趨勢。美國設有專門的觀護官，他們根據職權走訪涉事兒童的家庭，并將家長、鄰居、老師等的觀點綜合起來，形成社會調查報告，然后依據實地調研的結果對承辦法官們提出處置建議；日本對少年問題尤為重視，不但頒布一系列的法律法規保護未成年人，還專門設有家庭裁判所對少年問題予以規制。就社會調查而言，日本專門設置有調查官，專門負責社會調查工作。[2]擔任社會調查員需要有豐富的知識儲備，單一的法律知識或社會經驗難以滿足專業化需求。社會調查員的選用也有嚴格的規定：在美國，觀護官需要進行職業資格考試，只有通過考試方具有從業資格，然考試內容涉獵十分廣泛，不僅包括法律、語文、數學等基礎知識，還包括相關的實務工作技能；而日本家裁所的調查官還需要了解心理學、社會學、社會福祉學、教育學等學科，最重要的是，在社會調查員任職后，還需要在實務部門實習鍛煉兩年方可擔任。[3]
2、未成年人社會調查的啟動
未成年人社會調查程序的啟動多設置在法院階段，原因在于法院享有少年刑事司法案件排他性的先議權，然調查員是主動進行調查還是被動進行存在不同。美國獨立的少年法院，在接到警察機關或社會民眾對于少年犯罪嫌疑人的控告后，直接由觀護官主動啟動調查程序，對涉案少年進行深入的了解，開展社會調查；日本的社會調查，采取的是典型的職權主義模式，[4]對于移送到家庭法院的案子直接步入調查和審判階段，法官下達調查命令后，調查官才能開始進行調查。
3、未成年人刑事社會調查報告的運用
社會調查報告的法律定位直接影響了社會調查報告的功能實現。在日本，社會調查員全程參與訴訟，社會調查報告作為證據由調查員在審判時宣布，并允許雙方進行認證與質證；在美國，定罪與量刑相分離，社會調查報告不得在事實調查聽證完成之前提交法庭，因此，社會調查員并不可以全程出庭參與庭審，社會調查報告盡在量刑方面起到作用。
三、我國未成年人刑事社會調查的發展
1、未成年人刑事社會調查的主體方面
對于社會調查員，法律規定模棱兩可，司法運用也各自為政，導致究竟由哪個主體擔任社會調查主體觀點不一。有人認為，由公安司法機關享有全面調查實施的決定權，自主決定何時、何人開展調查；有人認為，應整合資源，設立“多層次共存、專兼職結合”的社會調查主體設置模式，可以以未成年保護委員會為主體，結合社區矯正機構的工作人員協同完成；也有人認為，應該由獨立的第三方作為未成年人社會調查的主體，這樣有利于保障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的中立性和客觀性，充分發揮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的優勢。筆者認為，矯正部門應擔任社會調查主體，因為該部門處于中立地位，且組織權威、行為規范性、人員相對專業，另外，他們本身擔負著少年的矯治教育工作，節約資源。
2、社會調查的啟動方面
對于何時啟動未成年社會調查學界觀點趨于一致，即偵查階段啟動能夠更好地保護未成年的合法權益（盛長富、郝銀鐘認為應當在公安機關立案后，通知未保會，由未保會立即啟動）。這樣不僅能夠起到分流案件，節約司法成本作用，還給社會調查留出充足的時間，因為社會調查事項繁多，而與其他司法程序時間比較，偵查階段時間最充裕，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對其進行審查監督。
3、社會調查報告的運用方面
學界度對社會調查報告的法律屬性可謂眾說紛紜，歸納觀點，即證據、參考資料與雙重屬性三種。有學者認為社會調查報告的內容具有證據的客觀性、關聯性與合法性等特征，可以作為證據的“第八種”分類。[5]有學者認為，我們應該在尊重法律的現行規定下探討法律的精神和規定，社會調查報告雖然具有證據的相關特征，但是因不屬于證據七種分類的具體某類，故社會調查報告不具有證據的屬性。社會調查報告包含涉案未成年人的年齡、家庭情況、個人成長經歷以及犯罪前后的表現等，對量刑具有一定的參考作用，可以在法庭質證后作為酌定量刑情節進行采納。筆者認為，社會調查報告雖然不是法律明確規定的證據類型，但具有證據屬性。社會調查報告就是少年司法中的特殊制度，符合證據客觀性、關聯性、合法性特征，類似于診斷報告、治療方案。
四、結語
青少年犯罪是成年人犯罪的前奏，[6]是人類社會的一個特殊群體，無論是為家庭的幸福、社會的穩定還是人類社會的發展需要，對青少年犯罪都應極為重視。社會調查是指在未成年人刑事訴訟程序中，由專門機構的人員對涉罪未成年人的成長經歷、生活環境、實施犯罪的情況及悔改表現等具體情況展開的調查，是為涉罪未成年人定罪、量刑、教育矯正提供參考或依據的極為重要一環，理應得到理論與實務界的加倍重視。
【注 釋】
[1] 汪貽飛.論社會調查報告對我國量刑程序改革的借鑒[J].當代法學，2010.1.
[2][4] 尹琳.日本少年犯研究[M].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5.100-101.127.
[3] [日]田m裕，V|健二.注少年法改版.有斐w，2001.96.
[5] 康相鵬.“涉罪未成年人異地社會調查相關問題”研討會綜述青少年犯罪問題，2014.5.
[6] 姚建龍.青少年犯罪與司法論要[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