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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市場論文范文1
最早的審計市場結構研究出現在美國，上世紀七十年代，在美國民間審計市場上“”形成，引起了審計市場格局的變化，學術界希望對“”格局的形成是否形成行業壟斷的問題做出合理的分析與解答，Zeff和Fossum(1967)［2］認為要深入了解審計市場競爭情況，必須研究事務所的成長、發展和自身特性，從而了解其市場行為，他們以1964年美國639家上市公司為樣本，以客戶收入、資產等在總和中的占比推斷事務所市場份額，發現“”取得了壟斷地位，但各事務所都呈現出了一定專業化。后來又有學者在他們的基礎上進行改進，選取不同指標對不同事務所市場份額和專業性進行衡量，大多數研究都表明審計市場集中度在不斷地提高，表現出寡頭壟斷的結構，比如:Rhodeetal(1974)［3］、Tomzyk和Read(1989)［4］、Pong(1999)［5］等。我國也有許多學者對民間審計市場結構進行了衡量，夏冬林等(2003)［6］以2001年上市公司披露的支付給事務所的費用為標準，使用行業集中度、利潤水平和勞動生產率三個因素評判審計市場競爭度，我國審計市場競爭激烈的結論。審計行業自身的激烈競爭是造成我國事務所獨立性不高，違規操作頻頻出現的原因之一。易琮(2002)［7］通過會計師事務所的收入資料對其市場份額進行分析，認為盡管我國審計市場集中度相比西方國家仍然較低，但在1997－2000年，集中度有不斷提高的趨勢。周紅(2002)［8］通過分析認為我國大事務所太小，小事務所太少，建議在扶持大所發展的同時應鼓勵小所發展，2005年通過分析發現國際審計市場的集中度有降低趨勢，并從理論上說明了審計市場集中度應與股票市場集中度相適應。胡文霞、逄俊(2005)［9］用“貝恩分類法”對2002年業務收入排名前4、10、30位會計師事務所的業務收入、注冊會計師人數占全行業總收入、總人數的比重分析，認為我國審計市場集中度較低，我國當前審計市場應屬于競爭型。葉豐瀅(2007)［10］以審計收費為度量基礎，得出我國A股審計市場已出具多頭壟斷格局。王敏(2011)［11］對我國審計市場2005－2009的結構狀況進行了分析，發現相比于西方國家，我國審計市場集中度較低。陳璐(2013)［12］認為我國審計市場發展較晚，且有著一定的特殊性，我國審計市場以行政力量占主導、市場化程度不高、市場集中程度較低。她利用審計市場經驗數據對我國審計市場的結構和變化的誘因進行了分析，發現我國審計市場處于低集中寡占型的市場結構。國內外學者的諸多研究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基礎和借鑒，本文將收集最新的市場數據對我國審計市場結構進行評價和分析。
2.實證研究
由于證監會要求會計師事務所對上市公司進行審計后才能披露年報，在我國，上市公司審計需求占審計總需求的絕大部分，且只有具備證券期貨資格的會計師事務所才可能對上市公司進行審計。同時，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主要從2011—2013年上市公司審計的角度進行審計市場的結構分析。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公布的統計數據，數據處理使用了EXCEL2007。本部分先通過對民間審計數據、參與上市公司年報審計的事務所數量變化等，總體上分析市場結構變化;再以不同的指標為基礎，分析審計市場集中度，從指標角度衡量市場結構特征;最后按事務所規模進行分類劃分，分析何種規模等級的事務所效率高，對目前我國民間審計領域的競爭狀況進行研究評價。
2.1審計市場總體結構分析
根據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公布的會計師事務所綜合評價百強信息，整理得到了2011－2013分別綜合評價前十的會計師事務所名稱及其每年的業務收入情況。總體來說，會計師事務所的收入三年來呈遞增趨勢，入圍十強的會計師事務所總體變化不大。2011年及以前，國際“四大”的中國分所，在我國審計市場上穩居前四強，且與中國本土所拉開了較大的差距，2012年中瑞岳華會計師事務所與國富浩華會計師事務所合并為瑞華會計師事務所，瑞華在當年進入行業前四，改變了國際“四大”在我國的格局，2013年，立信也躋身前四。國際“四大”的壟斷格局被進一步打破。說明我國本土會計師事務所在近兩年發展較快。從表2中可以看到，從2011年到2013年，我國上市公司總數呈現增加趨勢，而參與上市公司年報審計的會計師事務所家數卻不斷減少，說明我國審計市場集中度在總體上呈現出不斷集中的趨勢。從注冊會計師協會公布的信息中可以看出，參與審計的事務所數量減少主要是由于事務所合并加劇。為了分析我國會計師事務所的人均產出情況，計算了師均產出率(師均產出率=事務所總收入/注冊跨及時人數)，發現“四大”的產出效率遠遠高于我國的會計師事務所，且有差距不斷加大的趨勢。
2.2市場集中度研究
2.2.1測算方法與數據選擇集中度能最直觀的體現市場的結構特征。行業集中率(CRn)①最為常用，但它不能反映出這個行業相關市場中競爭的企業的總數;赫芬達爾指數(HHI)②具有數學上絕對法和相對法的優點是較理想的市場集中度計量指標，它可以衡量企業的市場份額對市場集中度產生的影響。本文同時選用行業集中率(CRn)與赫芬達爾指數(HHI)反映市場的集中度。本文從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網站獲得了會計師事務所審計上市公司的數目以及事務所業務收入的數據，分別以這兩個指標為基礎衡量市場份額，對審計市場集中率進行了描述性分析。
2.2.2研究結果根據貝恩對美國產業的壟斷和競爭分析，我國審計市場目前呈現出中集中度寡占型的市場結構。以事務所業務收入為標準CR4三年來呈下降趨勢，說明業務收入前四強的會計師事務所所占市場份額有所下降。CR8在60%左右波動，CR20呈略微上升趨勢，總體來說以業務收入為基礎的市場集中度三年來變化不大。HHI指數輕微下降，根據美國司法部的《合并指引》給出的標準，HHI位于1000以下，市場集中度較低。以事務所審計上市公司數目為標準，CRn指標都呈現出逐年上升，尤其是2011年—2012年上升非常明顯，與2011年前十大事務所中中瑞岳華會計師事務所與國富浩華會計師事務所合并為瑞華會計師事務所，二者的客戶數得到合并有很大的關系。從HHI指數來看，市場集中度有所增加但仍然較低。經歷了長時間的發展的美國審計市場已經較為成熟，美國審計市場的集中度非常高，2013年CR8達到99%③，我國的審計市場集中程度與美國相比還存在很大差距。
2.3規模經濟變化分析
2.3.1測算方法與數據選擇產業組織理論中測定規模經濟的方法主要有:生存競爭法、利潤分析法、統計成本法和技術比較法(余東華，2004)［13］由于審計行業有成本、利潤等相關數據不易獲得的特殊性，故選擇生存競爭法測算審計市場的規模經濟。生存競爭法最早由施蒂格勒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他認為，不同規模的廠商會通過競爭促使行業篩選出效率最高的企業，進一步產生該行業的最佳規模經濟。具體測定過程為:先按照一定規模標準對目標行業的廠商分類，然后計算不同規模等級的廠商在不同時期內所占市場份額比重;若某規模等級廠商所占比重呈現增加趨勢，則該等級的廠商效率較高，存在規模經濟效應;若某規模等級廠商所占比重呈現下降趨勢，則該等級的廠商效率較低，規模經濟效應不明顯。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礎上，將會計師事務所的注冊會計師人數作為事務所規模的衡量指標對2011－2013年審計市場進行進一步研究。將對上市公司進行審計的會計師事務所規模劃分為:國際四大、CPA人數＞1000人、500人＜CPA人數＜1000人、以及CPA人數＜500人四個等級，通過是否連續3年對上市公司進行審計對事務所進行了篩選，共有40家事務所符合要求。
2.3.2研究結果表6和圖1對近三年我國審計市場上不同規模的會計師事務所所占市場份額的變化進行了直觀的描述，據此，得出以下結論:(1)國際“四大”對審計市場的占比最大，但呈現出比較明顯的下降趨勢。國際“四大”在審計市場上的占比從2011年的近50%，下降到了2013年的35.35%，下降近14%，效率下降，對市場的壟斷地位已一去不復返。(2)國超內大所發展迅猛，規模經濟提升顯著。國內超大所(CPA人數＞150人)隨著市場的發展，發展迅猛，市場份額日益提升，與國際“四大”的市場份額差距在逐年縮小，甚至有趕超“四大”的勢頭，呈現出了一定的規模經濟特征，這與我國近年推動事務所做大做強的政策引導密不可分，也體現出我國本土會計師事務所的競爭能力不斷加強，大型事務所見競爭加劇。(3)中小事務所規模效率較低，規模不經濟。中小事務所的效率隨事務所規模的減小而遞減，CPA人數在500—1000人的事務所所占市場份額略微上升但幾乎沒有變化，CPA人數小于500的會計師事務所所占市場份額在逐步降低，說明市場需求對事務所的規模要求不斷提高。
3.結論與局限性
審計市場論文范文2
論文摘要：本文分析了審計聲譽與審計質量的關系，并且結合我國審計實務分析了我國審計市場的聲譽價值及其對審計質量的影響。研究發現：審計聲譽在我國審計市場沒有經濟價值，審計師可能沒有建立高質量審計聲譽的動機。
審計聲譽與審計質量密切相關，審計師作為一個理性經濟人，在提供審計服務時，必然會把審計聲譽的經濟價值作為提供審計質量決策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
一、審計質量
WattsandZimmerman（1981）andDeAngelo(1981)給審計質量下了一個經典的定義。他們把審計過程簡單二分為發現過程和報告過程。審計質量就定義為審計師發現客戶會計信息系統中某一違約行為并且對已經發現的違約行為進行報告的聯合概率。因此，審計質量可用公式寫為：
審計質量＝P(審計師發現違約｜存在違約)×P(審計師報告違約｜審計師發現違約)
第一個概率是在違約存在時，審計師發現違約的概率，這個概率依賴于審計師的努力程度、技能、能力等等，反映了審計師的專業勝任能力。第二個概率是審計師在發現違約時，他報告違約行為的概率。這個概率反映了審計獨立性。這兩個概率都必須非0，如果有任何一個概率為0。那么審計師就沒有價值。如果審計師被預期為不會發現已經存在的違約或者不會報告任何已經發現的違約，則沒有任何理由需要聘請審計師。
從上述審計質量的公式我們可以看出，公式的右邊以發現和報告這兩個審計程序來反映了審計工作的過程，而公司的左邊以概率的形式反映了審計工作的結果，其概率的含義就是對于含有重大錯報的財務報告，審計師不會發表標準無保留審計意見的概率。因此，WattsandZimmerman（1981）andDeAngelo（1981）的定義確立了審計質量的分析標準：首先，一個重大的錯報必須被發現，其次，被發現的錯報必須對外披露。
二、審計聲譽與審計質量
聲譽常指獲得社會公眾信任和贊美的程度，通常由知名度、美譽度和信任度構成。高質量審計的聲譽則可以認為社會公眾對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質量予以信任和贊美的程度。既然審計質量可以理解為審計師發現并報告客戶財務報告錯報的概率，如果一個會計師事務所想要獲得高質量審計的聲譽，他就必須提供高質量的審計服務，比如發現并且報告更多客戶財務報告的錯報。發現更多的財務報告錯報信賴于審計師的專業勝任能力和投入的審計資源。如果想提供更好的專業勝任能力就必須聘用更為優秀的人才，更為優秀的人才也必然會要求更高的報酬，從而會增加審計成本。
在一定的專業勝任能力前提下，如果想發現更多的錯報，審計師就必須尋求更多的審計證據，而審計證據又與審計成本成正比，更多的審計證據必然要求投入更多的審計資源進行審計，如更多的審計工作人員，更長的審計工作時間等等。
此外，發現更多的財務報告錯報僅僅是審計質量的一個方面，高審計質量還要求審計師報告所發現的錯報。但是，因為公司是財務報告的提供者卻不是財務報告的消費者，而審計質量又表示審計師發現并報告所審計公司財務報告錯報的概率，因此公司對審計服務的需求并不一定是對高質量審計服務的需求，也就是說公司可能不希望審計師報告所發現的客戶財務報告中的重大錯報。
但是，在審計師由所審計公司委托的情況下，如果審計師報告了客戶財務報告中較多的錯報，也就是說審計師保持較高的獨立性，拒絕與管理者合作，這時，管理者就可能會解雇這個不合作的審計師，轉向其它更為合作的審計師，此時，審計師就會失去與此客戶相關的審計收入。
因此，審計聲譽要求審計師提高審計質量，但是更高的審計質量對應更高的成本，這種成本包括更高的審計成本以及可能失去與客戶相關的審計收入。
三、我國審計市場聲譽價值與審計質量
審計師之所以愿意承擔高質量審計的成本，是因為高質量審計的聲譽能帶來更多的收益（更多的客戶、更高的收費）以補償其成本。
在西方國家，如果審計師提供的審計質量獲得了社會公眾的信任，那么他憑借高質量審計的聲譽價值，可以拓展更多的客戶資源或者提高審計收費。如在西方審計市場，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憑借其卓越的審計聲譽，占據了審計市場上的絕大部分市場份額，并且與非國際四大相比，收取了更高的審計費用。
但是，我國高質量審計的聲譽價值可能不大。從審計收費來說，高質量的審計應當收取更多的審計費用，以體現優質優價的原則、彌補其增加的審計成本。審計的定價理論上也應遵循成本加成的原則，反映在審計收費的價格制定上則是各會計師事務所主要考慮自身的成本加上預期的利潤就初步構成了產品的價格。
但是，以我國目前的審計收費現實來說，不管是監管部門還是企業都認為審計產品是一個無差異的產品，反映在價格理念上就是對于無差異的產品適用的是統一的收費標準，因此大多數城市的監管部門都曾經為會計師事務所制定了所謂的收費標準，該標準一般以資產或資本總額等等指標為參照，而很少考慮客戶的復雜程度、審計風險等因素。
為此，筆者專門去查詢了一下部分會計師事務所公布的審計收費標準，發現各地的會計師事務所公布的審計收費標準都是沿用以前各地物價局核定的審計收費標準，歸納起來大概有二種，一種是以資產規模的一定比率作為審計收費價格，一種是以審計人員的工作小時數來核定審計費用，其中又以資產規模的一定比率作為審計收費標準的占大多數；而筆者在走訪實務中的審計人員和企業后發現，實際的審計市場競爭非常激烈，審計收費與上述規定的標準相比都打了很大折扣，并且會計師事務所與企業之間審計費用的商定往往依賴于個人的關系而不是會計師事務所供應的審計質量。
劉峰、張立民、雷科羅（2002）對中天勤會計師事務所被撤消以后的客戶流向進行分析后發現，就連大名鼎鼎的國際五大會計師事務所在中國審計市場都沒有顯著收取更高的審計費用，除了長安汽車（有B股）以外，從中天勤事務所轉向國際五大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收費水平和轉向國內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收費水平沒有顯著差異。
因此，我們似乎可以認為在目前中國審計市場中，高質量審計并不能帶來更高的審計收費，如果事務所執行更高質量的審計標準，那么對事務所來說，就意味著成本的增加和利潤的減少，所以從審計收費的角度來說，高質量審計沒有聲譽價值。
如果說高質量的審計聲譽不能體現在優質優價上，那么高質量審計的聲譽能不能有助于會計師事務所獲得更多的客戶資源呢？
從我們國家目前的情況來看，答案明顯是“不能”。李樹華（2000）研究了我國審計市場獨立性和會計師事務所市場份額的關系，發現獨立性的提高與審計市場呈現出明顯的背離關系，隨著會計師事務所獨立性的提高，其審計市場份額反而明顯減少，“獨立性高”成了會計師事務所獲取客戶資源的障礙。
審計師獨立性越高，就越有可能報告他所發現的客戶財務報告的錯報，但是審計師的委托人是所審計的公司，如果審計師保持較高的審計質量標準，拒絕與所審計公司合作，那么誰愿意委托這種審計師呢？劉峰、張立民、雷科羅（2002）對原中天勤會計師事務所的客戶流向進行分析時發現，客戶對會計師事務所的選擇與審計聲譽無關，原中天勤的客戶中有三分之二選擇了審計聲譽不高的本地事務所，而本地事務所的獨立性更容易受到影響和干預；超過三分之一的客戶選擇了原簽字會計師加盟的新事務所，即與其簽字會計師“共進退”。這說明“人脈關系”而不是事務所的聲譽，是影響上市公司事務所選擇的重要因素。
總之，從事務所開拓客戶資源來看
，高質量審計的聲譽沒有價值，反而會妨礙審計師發展新的客戶。
綜上所述，在我們國家，如果審計師選擇追求高質量審計的聲譽，那么他不僅要面對審計業務利潤的減少，還要面對客戶的流失，并且審計聲譽沒有什么經濟價值，它既不能幫助它開拓新的客戶，又很難據此提高審計收費。此外，審計市場禁止廣告宣傳，高質量審計的聲譽只能通過口碑相傳這種形式建立起來，那么，就算是高質量審計的聲譽具有經濟價值，這種聲譽的形成也將是一個極其漫長的過程，但是從長期來說，我們都將死去（凱恩斯，1935），在急功近利的今天，我國審計市場誰愿意去建立這未來經濟利益遙遙不可及的審計聲譽呢？因此，國內審計市場審計質量普遍較低的現狀也就不足為奇了！
參考文獻：
1.李樹華.2000.審計獨立性的提高與審計市場的背離.上海三聯書店
審計市場論文范文3
關鍵詞：景觀設計；地域文化；文化景觀；場所精神
中圖分類號：TU2 文獻標識碼：A
基金項目：
立項者：范寅寅
項目的類別：2012年度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專項項目――青年教師基金
項目名稱：文化景觀中場所精神再現的設計方法探索
編號：12NZYQN02
一、引言
在全球化時代，城市間聯系日趨緊密，城市規模隨同城市經濟快速增長，城市面貌日新月異。相對于發達國家的城市發展已進入“成熟期”而言，我國的城市發展可以說還處于“成長期”，而成長的過程，往往又是一個喪失的過程。[1]在“大拆大建”的開發建設中，全國城鎮普遍出現“千城一面”、“偽”地景等現象。雖然設計完成了形式和功能兩大要素的結合，然而，城市形態特色越來越模糊，人們走進家園的感覺也越來越淡薄。
城市出現這樣的現象，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設計形式背后的文化薄弱。人類賴以生存的每一塊土地都有它的內涵特質，這種內涵特質是在自然與人文歷史的進程中逐漸形成的。設計背離了文化基礎，必然導致地域文化的喪失。
現今我國的城市依然面臨地域文化磨滅的危機，甚至愈演愈烈。地域文化的喪失已是不回避和擱置的問題，而地域文化的保護是城市長遠發展的必要前提。那么，在具體的景觀設計中，應該如何更有針對性的實現地域文化的保護？
二、城市的文化景觀
任何一種文化都是由多種要素按一定方式或結構組成的有機整體。其中，物質文化屬于文化的表層結構，行為文化和精神文化屬于文化的深層結構。[2]在文化的相互作用中，文化的表層結構具有顯性特質，易于改變；而深層結構具有隱性特質，難于改變。然而，在特定的情況下，表層結構的變異會導致深層結構的瓦解。
就設計層面而言，能夠作用的更多的是文化在空間中的物質形態，即文化的表層結構。設計通過人們對文化表層結構的感知，影響其深層結構。因此，忽視地域文化的景觀設計，盡管目前只是改變了文化的物質形態，然而這樣的改變正在侵入人們的生活方式，甚至可能危及文化的本質。
設計是通過“物質”作用于“精神”，對于這些物質形態，可以嘗試以“文化景觀”的概念進行理解。
“文化景觀”來自文化地理學。它探討的是人的活動與“原生”景觀間相互作用的結果。地理學家蘇爾（Carl Sauer）指出文化景觀是任何特定時間內形成一地基本特征的自然和人文因素的復合體；是人類文化與自然景觀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結果。此外，文化景觀區別于其他的景觀類別，具有更深刻的內涵。文化景觀具有延續性，體現了文化與自然相互作用的過程和結果；文化景觀具有象征性，是人們生活方式、民族身份和信仰系統的象征。
可見，文化景觀無論是概念還是內涵都更強調了人與自然的相互作用以及文化的深層結構。正因如此，在探討地域文化保護的時候，將“文化景觀”作為文化在空間中的物質形態進行理解，整個研究工作將更具地域針對性并更體現設計的人文關懷。
三、城市的場所精神
城市為人所用，是生活發生并具有特性的空間，它不僅包含著構成城市空間的一系列物質要素，還承載著人們的生活記憶與情感。在對城市的認知過程中，如果片面的強調城市的空間關系、功能、結構組織和系統等各種抽象內容，而忽視城市作為“家園”這一層面更深刻的意義，城市可能將會失去其可見、實在的具體性質，甚至包括不可替代的人文特性。因此，在地域文化保護的前提下，更應該將城市作為一個“場所”進行理解和分析。
場所不是一個抽象的地點，而是“由具有物質的本質、形態、質感及顏色的具體的物所組成的一個整體?！?/p>
城市作為場所，必然具有其自身的特性，及“場所精神”（genius loci）。場所精神的產生是依賴于環境客體與感知主體雙方相互建構的。一個有意義的場所的產生，是源于豐厚的文化積淀，精神的巨大張力通過物化的文化景觀以“冰山的一角”顯現出來。具體而言，城市通過其文化景觀，如建筑、廣場、構筑物等與人們的記憶對話。當提及某一建筑、或某一廣場時，便能喚起人們對此相關的全部記憶和情感。當然，不同的人對于城市的記憶也是不同的。但是，那些令人難忘的場所，給人印象深刻的文化景觀，對于多數人而言往往又是一致的。在那里承載著一些讓人感動的內容，也就是它的場所精神。[3]這些具有普遍性的集體認同是一個城市不可或缺的深層文化，它們顯現于那些人們所熟知的“核心”文化景觀，而這樣的“核心”文化景觀就成為了人們在城市中得到歸屬感的情感寄托。
地域文化是靠積淀而成的，不可能運用某種設計方式在短時間內創造出來；與此同時，地域文化涵蓋內容眾多，很難憑借某種設計手段對每一層面的內容進行同等力度的保護。因此，在景觀設計中，設計人員應該更關注現有的集體認同，并保存城市的特性（即場所精神）。通過人們對于城市場所精神的體驗，完成對于城市地域文化的感知，最終實現人們對于“家園”歸屬感和認同感的產生。
四、地域文化的保護需要彰顯和強化核心文化景觀中的場所精神
在城市的發展中，地域文化不是一種固定和永久的狀態，文化與時代的適應性發生碰撞，文化必然會受到一定的影響和作用，有時甚至非常劇烈。文化景觀作為文化的空間物質形態，也會隨之發生改變，這種改變不可避免，也是社會發展所需要的。
另一方面，人們的生活與發展需要一種相對穩定的精神體系，給予人們認同感和歸屬感，而這種感受來源于人們對場所精神體驗的過程。場所精神是一種特質文化，即在一段時間里所保存的集體認同，個人認同性與社會認同性的發展是一種緩慢的過程，無法在連續的變遷中產生。[4]
終上所述，由于文化的可變性以及人們對穩定精神的需求，在景觀設計過程中，承載的集體認同的“核心”文化景觀是保護的重點，設計需要通過一系列的空間手法彰顯和強化核心文化景觀中的場所精神。
在重慶渝中區鬧市中心，矗立著一座世人皆知的“解放碑”。這座“紀念碑”的由來和發展歷程是典型地域文化保護的案例(圖1)。
“解放碑”的前身是抗戰時期的“精神堡壘”。1941年12月31日，當為了激發全民族的抗戰決心和鼓舞士氣，在曾數度一片火海、斷垣殘壁的民族路、民權路和鄒容路三條主干道交叉中心，修建了一座木質紀念建筑物，即“精神堡壘”?？箲鹌陂g，每當重慶經歷一次轟炸，人們都會聚集于“精神堡壘”周圍，慶祝自己的幸免于難，并鼓舞堅持抵抗的民族士氣?！熬癖尽痹趧倮?，被改建為“抗戰勝利紀功碑”，由于歷史原因，在20世紀50年代又被改名為 “人民解放紀念碑”（簡稱解放碑）。盡管，這座“紀念碑”在歷史的變遷中，經歷了名稱、建筑形式和紀念對象的改變，然而，“紀念碑”作為重慶“核心”文化景觀被保存至今，它所承載的場所精神也得到了彰顯和強化。因此，無論是“精神堡壘”還是“人民解放紀念碑”，都作為重慶的地標，作為群眾性活動與聚會的重要場所，一如既往的滿足著市民對于集體認同與歷史記憶的情感需求。
五、結語
城市的發展、現代化的進程對于地域文化保護而言，是不可回避的挑戰。而那些人們所熟知的生活環境，給予人們歸屬感的“家園”，不僅承載著人們大部分的生活內容，還記載著城市的發展歷程，它們更是成為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漠視城市的場所特性，削弱其場所精神，采用肆意拆除重建的景觀設計方式，最終的成果可能是無人問津的失落空間。景觀設計中，對于地域文化保護的倡導，并不是拒絕發展，也并不意味著盲目的保存所有的文化景觀。然而，對于那些承載著某種強烈感情、集體認同的“核心”文化景觀是應該給予重點的保護，它們所積淀而成場所精神應該得到充分的彰顯和強化。
參考文獻：
[1] 張松.為誰保護城市[M].北京：三聯書店，2010.p13.
[2] 戴代新，戴開宇.歷史文化景觀的再現[M].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9.p4.
審計市場論文范文4
【關鍵詞】 行為公司金融； 企業并購； 管理層過度自信； 股票市場估值
一、引言
傳統公司金融理論是以“理性經濟人假設”為前提的，借助的基本觀點有：市場是有效的，公司管理者和市場投資者是理性、信息充分、追求效用函數最大化和風險回避的，能獲得決策所需的全部信息并作出無偏估計，實現最優化決策。然而，這些基本假設在現實世界中是無法滿足的。行為金融的研究者認為心理因素會對傳統公司金融理論的假設造成影響，具體表現在：心理偏差使管理者很難完全理性地作出決策，證券的風險溢價并不完全取決于β系數，并且股票的市場價格通常會偏離它的內在價值。
在公司資本配置的過程中，市場投資者和公司管理者是影響公司決策的兩大行為主體，他們的理性與非理性對公司的資本配置有不同影響。行為公司金融理論框架下的公司投資決策行為研究主要關注的正是這兩種非理性對公司資本配置行為的影響：一是強調投資者非理性，將投資決策看作是公司管理者對于資本市場錯誤定價的理性反應；二是強調管理者非理性，研究管理決策偏差對公司行為的影響。這樣就形成了兩條不同的研究主線，從行為公司金融的角度研究公司的并購問題也沿著這兩個方向展開。
二、過度自信與公司并購
（一）過度自信的特征
心理學家通過大量的實驗和實證研究發現，人們普遍存在著過度自信的心理特征，往往傾向于過于相信自己的判斷能力，高估自己成功的概率，把成功歸于自己的能力，而低估機遇和外部力量的作用。在管理學領域，先前的多項研究證實了管理者過度自信現象的存在，且其過度自信的程度普遍高于一般大眾。Cooper等（1988）和Landier等（2009）分別通過對美國企業家和法國企業家進行調查，發現企業家存在過度自信的心理特征。Gervais et al（2003）認為由于選擇性偏差的存在，管理者可能比普通員工更容易過度自信，因為過度自信的員工更可能成為未來的管理者。這些研究發現為本文所要回顧的研究主題奠定了理論基礎。
（二）管理層過度自信與企業并購：理論研究
基于管理者過度自信對企業并購的影響是從理論研究開始的，Roll（1986）在他開創性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了管理者“自以為是”（Hubris）假說，以管理者過度自信的心理特征為依據，提出了管理者過度自信的兼并報價理論。該理論認為由于過度自信的存在，管理者會過于重視自己的主觀判斷而輕視已披露信息揭示的客觀情況，對憑借個人努力取得成功過度樂觀。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低效率并購與管理層過度自信有關。
Ulrike Malmendier和Geoffrey Tate（2004）認為在公司并購活動中，公司管理者也經常存在過度自信傾向，從而提出了公司高管過度自信推動公司并購的理論模型和檢驗方法。通過該模型可以推斷：一是過度自信的管理者更有可能實施價值毀損的并購決策；二是當管理者擁有豐富的可動用內部資源時，過度自信的管理者更可能實施外部并購行為；三是資本市場對過度自信的管理者實施的并購行為會作出消極反應。
Xia等（2006）基于實物期權理論，建立了一個管理者過度自信的動態并購模型。通過該模型證明：一是管理者適度自信對并購績效有正向的影響，過度自信對并購績效有負向的影響；二是管理者過度自信對并購績效的影響與并購企業的規模和產品競爭程度有關。
（三）管理層過度自信與公司并購：實證研究
在公司并購決策中，管理層是否存在過度自信的特征，過度自信如何影響并購質量，國外作了大量實證研究。Malmendier and Tate（2005）以管理者股票期權組合的集中程度作為過度自信的替代變量，研究了管理者過度自信與公司并購行為的關系。研究結果證實了Roll的觀點，同時還發現內部資源豐富的公司，管理者過度自信傾向更為明顯。Brown和Sarma（2006）研究了管理者過度自信與公司并購決策的關系，發現管理者越過度自信，越易實施并購行為，特別是多元化的并購決策；同時，過度自信的管理者所發起的并購帶來的回報要低于非過度自信管理者。Malmendier and Tate（2008）以管理者過分集中自己的經理股票期權投資組合的程度以及主流媒體對他們的評價作為過度自信的替代變量，研究了管理層過度自信和公司并購的關系，結果表明：過度自信的管理者高估他們創造收益的能力，導致對目標公司支付過高的溢價和從事價值毀損的并購；外部融資依賴程度越低，管理者過度自信與公司并購的相關性越強；與理性的管理者相比，過度自信的管理者所發起的并購會引起更強烈的市場負反應。
國內學者在該領域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從研究成果來看理論研究較少，大部分都是實證檢驗。郝穎等（2005）對我國上市公司管理層過度自信的表現及其與企業投資決策的關系進行了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研究表明：在實施股權激勵的上市公司中，四分之一的高級管理人員具有過度自信的行為特征；在我國上市公司特有的股權安排和治理結構下，過度自信的管理層在公司投資決策中更有可能引發配置效率低下的過度投資行為。謝海東（2006）基于過度自信理論,通過建立模型對管理層過度自信如何影響公司并購過程和并購效率進行分析表明,管理層過度自信可部分地解釋我國上市公司并購事件的頻發以及并購效率低下的現象。吳世農等（2007）構建一個數學模型來說明并購公司管理者的過度自信行為和學習行為對連續并購績效變化的影響。
吳世農等（2008）設計了一套用于檢驗管理層過度自信和學習行為對連續并購績效影響的實證方法，并用我國上市公司連續并購事件為樣本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表明當過度自信的管理者具有學習能力時，管理者的過度自信效應和學習效應共同決定連續并購績效的變化。李善民，陳文婷（2009）從管理者行為角度出發，綜合考慮公司治理機制的特征，并考慮我國股權分置改革這一特殊制度影響因素，研究了管理層過度自信對并購決策、并購績效的影響，結果表明：公司治理水平與公司并購決策存在負相關關系，而管理層過度自信對并購決策有正向的影響，內部資源豐富的企業更傾向于實施并購決策；管理層過度自信與并購績效存在負相關關系，股權分置改革是否實現與并購決策呈現顯著負相關關系。雷輝，吳嬋（2010）研究表明管理層過度自信與上市公司并購行為顯著正相關，管理層過度自信是導致并購行為發生的重要因素之一；董事會獨立性的增強不能削弱管理層過度自信對并購的影響。史永東，朱廣?。?010）實證研究發現管理者過度自信是企業并購決策的重要動因，管理者過度自信的企業實施的并購決策比非過度自信企業高20%左右，內部治理結構和企業的并購行為不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唐蓓（2010）的實證結果表明上市公司的并購投資―現金流敏感性與管理層過度自信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說明公司并購決策行為同時受自由現金流量和管理者過度自信的雙重影響。
三、股票市場估值與公司并購
在資本市場普遍存在投資者的非理時，這種非理性的一致行動有可能導致公司股票價格被高估或低估，股票的市場價格不能反映公司的內在價值，從而影響公司管理層的資本配置行為，在股票價格被高估的條件下，利用被高估了的股票去并購目標公司。
Rhodes-Kropf等（2000）提出了股票市場驅動并購的基本思想和理論模型，通過對該模型進行分析指出，當整個股票市場被高估時，收購行為更可能發生；主并方支付溢價越高、協同效應越大時，并購更可能發生。Shleifer和Vishny，R.W.（2001）提出了股票市場誤定價驅動并購的理論模型。模型解釋了股票價值被高估的公司為何傾向于使用股票作為支付手段收購低估的目標公司及并購浪潮的產生。
根據這一理論，實證表明與股市蕭條時相比，股市處于上升期時發生更多的并購活動。Jovanovic和Rousseau（2002）檢驗了并購活動中目標公司和并購公司的托賓Q值，發現托賓Q值較高的公司更傾向于采用股票作為并購支付方式，實際上這也是股票市場價值驅動并購的另一種解釋。James S.Ang和Yingmei Cheng（2003）采用并購前B/p（賬面市值比）和V/p（其中V表示通過留存收益計算的公司價值），兩個比率指標作為股票市場誤定價的衡量指標，對公司并購影響進行了實證檢驗。結論表明股票價值被高估的公司更有可能成為主并方，主動并購公司的股價越被高估越有可能采用股票作為并購支付方式；他們還檢驗了市場對公司并購的反應，在并購活動導致市場利好得到調整后，對目標公司股東的收益是負的，證明了目標公司股東存在短視行為。Imen Tebourbi（2004）的研究結果表明，目標公司、收購公司以及整個市場的錯誤定價影響了并購的數量、支付方式及支付的溢價率，與股票市場驅動并購的理論一致。Goel and Thakor （2005）也認為與在熊市進行的并購相比，在牛市的并購產生更小的協同效應，因此，并購的質量更低。Bouwman， Fuller， & Nain（2009）通過實證發現在股市蕭條時期發生的并購與股市上升時期發生的并購質量顯著不同。
國內的研究主要有佟家棟等（2007）應用剩余收益模型對美國近二十年企業并購活動進行實證分析，發現國際企業并購活動的時機、并購方式和支付方式，與資本市場上股票定價之間具有高度的依存關系。當股市處于牛市時，上市公司傾向于采用換股的支付方式來收購企業，收購活動的數量和金額會有提高。張戈，王美今（2007）針對我國股票市場特殊的市場環境、制度背景提出可檢驗假設，驗證了股票錯誤定價對我國上市公司實際投資的影響。研究發現：在市場反轉時期迎合機制起著主導作用。這與國外研究出發點不同，我國上市公司更多地出于操縱的目的迎合投資者的強烈情緒進行實際投資。畢婧（2008）研究發現公司市場賬面價值比對公司并購活動有顯著影響，目標公司市場價值偏離其基本價值的程度顯著低于并購公司。
四、評價與展望
從上述文獻可以發現，基于行為公司財務的角度研究公司并購的并購決策主要從兩個角度展開了研究，一是從投資者的非理對資本市場的有效性產生了影響，從而導致股票價格的誤定價，部分公司管理者充分利用公司股票價格對股票價值的偏離，發動了公司并購活動；二是部分公司管理者受自身過度自信心理特質的影響，從而影響了他們對本公司價值和目標公司價值的估價，以及對公司并購帶來的收益作了過高的估計，于是采取了擴張式的并購行動。在早期的研究中檢驗了管理層過度自信和證券市場股市估值分別對公司并購行為的影響，但對他們的交互作用效應卻鮮有研究。Baker，Ruback，Wurgler（2007）認為非理性的管理層和非理性的投資者對公司的決策行為可能存在交互影響。Rosen（2006）認為在牛市期間，管理者也許受到證券投資者過度自信的情緒感染而變得過度自信。管理者可能高估并購的潛在協同效應，很可能對并購質量產生不利影響。當過度自信的并購者在蕭條的市場中進行一場收購時，他們不能發現隱藏的問題，從而支付過高的價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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