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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標語范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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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標語范文4
關鍵詞：并購目標公司；資源效應；信息不對稱
中圖分類號：F276.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7）01-0058-07
一、引言
盡管國內外有關目標公司特征的研究文獻較為豐富，但是鮮有文獻基于資源效應的角度深入探討。實際上，根據資源基礎理論，公司競爭優勢和績效往往取決于其擁有的戰略性資源，尤其是商標品牌、知識和專利技術等難以在短時期內模仿替代的無形資產（Barney，1991）[1]。而并購能夠為公司填補資源缺口，快速實現資源整合和核心競爭力提升，尤其是知識經濟時代，獲取目標公司高價值的無形資產或許是驅動并購參與的重要因素之一（Kumar et al.，2004）[2]。曹崇延 等（2013）針對2007年滬深兩市并購活動進行研究發現，收購公司通過整合運用自身及目標公司擁有的優質無形資產，將有助于釋放其原有無形資產的增值潛力，收購公司無形資產對并購績效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且隨著并購績效提高，正向作用不斷加強，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無形資產在企業并購決策中起到的關鍵作用[3]。
本文將以馳名商標作為優質無形資產的變量，研究其對并購目標公司選擇的影響：其一，無形資產具有種類繁多、形態不固定、價值評估困難、價值波動大、特定法律屬性等特點，導致賬面價值與實際經濟價值存在較大差異，為研究其經濟影響帶來計量難題。而馳名商標自1883年《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簽訂，已在世界范圍內受到公認的特殊法律保護和較高的認可度。我國于1984年加入該公約，由有權機關（國家工商總局商標局、商標評審委員會或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程序進行認定，馳名商標作為優質無形資產的典型代表爭議較小。其二，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競爭戰略的變化，軟實力和技g領先日益受到重視。據統計，自2003年國家工商總局頒布《馳名商標認定和保護規定》至今，我國馳名商標累計已超過6 000件，其中上市公司擁有馳名商標400件左右，且廣泛分布于各個行業，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基礎。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并購目標公司特征識別一直是并購研究領域的重要議題。一方面并購動機決定并購目標選擇，目標公司特征發掘有助于探尋背后真實的并購動機；另一方面識別目標公司特征后有助于尋找并購標的、開展并購預測、獲取并購套利等理論研究和實務應用，因而在并購研究中處于承上啟下的重要位置（林俊榮，2014）[4]?，F有文獻主要集中于并購目標公司財務特征考察，并注重與特定時期、特定國家和地區的宏觀環境條件相聯系。Ravenscraft（1987）[5]基于美國視角研究全球五次并購浪潮，認為不同經濟周期環境影響并購活動活躍度、并購動機以及目標公司選擇，各個階段的目標公司特征不盡相同，并對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美國并購研究進行綜述，發現價值被市場低估、處于快速成長產業和低負債、高流動性等財務表現穩健的企業更容易成為并購目標。而Sorensen（2000）[6]和Müslumov（2001）[7]的研究表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目標公司呈現出流動性差的特征。Gurvinder et al.（2009）針對1992―2003年歐洲及跨境并購目標公司特征研究發現，規模小、價值被低估、流動性差、營業收入成長低是其共同特征[8]。國內相關研究早期成果體現出明顯的“殼公司”特征，股權分散、規模較小和財務資源有限等（趙勇 等，2000[9]；李善民 等，2003[10]），這與我國企業上市相對困難、殼資源稀缺導致借殼上市行為較為普遍的特定制度背景有關。近年來的研究結論有所不同，雖然同樣呈現業績差的特征，但是目標公司規模較大（張金鑫，2012[11]；高振明 等，2013[12]）。
并購動機決定目標公司選擇，在分析目標公司特征時理應追溯至并購動機的相關研究。并購活動不僅與企業微觀決策相關，而且與宏觀經濟環境密切相連，因而并購理論一般由微觀與宏觀兩個視角來探討。國外的微觀并購理論中一般可將并購動機歸納為三類：實現規模效應降低成本、擴大市場份額增加收益、實現多元化經營進入新領域（朱寶憲，2007）[13]。宏觀視角主要包括：經濟干擾理論（Gort，1969[14]；Weston et al.，1998[15]），認為經濟干擾因素比如新技術出現將導致落后產品淘汰和產業變革，并購活動隨之發生。市場驅動理論（Shleifer et al.，2003）認為市場對股票的錯誤定價是驅動公司并購的重要因素[16]。并購浪潮理論將宏觀經濟因素與并購活動結合起來研究，發現不同時期得出的研究結論不盡相同（Beckenstein，1979[17]；Shughart et al.，1984[18]；Lambrecht，2004[19]）。我國的并購動機理論主要借鑒西方的研究視角，其中張秋生（2010）進行了較為系統的闡述，將并購動機分為內驅力和誘因兩個方面，其中內驅力可視為微觀動機，除上述國外微觀并購理論提到的三類動機以外，另有獲取優勢資產和進行產業組織兩類，這與我國的自身環境特點相關，如獲取“殼資源”為目的開展并購活動，以及政府鼓勵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和實施產業結構調整等驅動的并購活動。誘因可視為前述國外宏觀并購理論，包括低價資產出現、有利的技術和經濟狀況、法律許可與管制放松、資本市場驅動等四類[20]。
綜上可見，現階段我國基于市場行為的微觀并購動機主要體現為四類：擴大規模追求協同效應、擴大市場份額追求市場勢力、多元化經營追求風險降低、獲取殼資源等優勢資產。資源基礎理論認為企業是其所擁有的有形資源和無形資源的組合（Wernerfelt，1984[21]）。無形資源是唯一滿足戰略資源屬性的異質性資源，是企業價值創造的源泉（Bontis，1998[22]）。大量的實證研究亦表明，技術創新、知識產權等壟斷性資源與企業績效之間存在顯著的正向關系（Griliches，1981[23]；Crepon et al.，1998[24]），聲譽、商標、專利等獨特資產是造成企業之間競爭優勢和業績差異的重要原因（Bosworth et al.，2001[25]）。商標作為重要的知識產權形式，是企業提升品牌價值和培育市場聲譽的基礎，也是企業技術優勢向市場競爭優勢轉化的主要載體（Millot，2013[26]）。但是，由于商標的特質性，長期以來在無形資產價值評估時常常被忽略，近年來隨著商標申請量大幅增加，逐漸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關注（馮仁濤 等，2013[27]）。Seethamraju（2000）基于美國企業1993―1997 年的商標申請活動分析，發現商標活動對企業銷售額、市場價值有顯著的正面影響[28]。Griffiths et al.（2005）針對澳大利亞企業1989―2002 年的統計研究發現，商標數量是利潤的重要決定因素[29]。
另一方面，以往的研究表明，并購雙方信息不對稱妨礙了并購交易順利進行，是導致并購績效較差的重要因素之一（Hansen，1987[30]；Aliberti et al.[31]；Faccio et al.，2005[32]）。信息不對稱可能帶來高昂的信息搜尋成本（Bruner，2004[33]），也容易致使收購方支付較高的并購溢價（Hansen，1987[30]）。陳仕華 等（2013）基于信息不對稱視角研究了并購雙方董事聯結關系對目標公司選擇和并購績效的影響，結果表明董事聯結關系有助于緩解并購交易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導致更高的并購目標公司選擇概率和更優的長期并購績效[34]。馳名商標不僅作為企業的技術優勢資產，更體現了企業良好的市場聲譽，聲譽對于提升企業競爭優勢和經營績效的積極作用已得到諸多學者的研究結論支持（Hall，1992[35]；Roberts et al.，2002[36]）。Fomburn et al.（1990）的企業聲譽理論表明，聲譽建立在公眾對企業所處行業相P信息之上，在信息不對稱市場中是社會地位的象征，是解決信息不對稱的一種手段[37]。馳名商標享有廣泛的知名度和社會聲譽，能夠發揮市場信號的作用，有助于緩解并購雙方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降低并購交易成本。總之，從微觀視角分析，馳名商標作為優質無形資產，有助于收購方資源整合，發揮協同效應，實現規模經濟、擴大市場占有和降低經營風險等并購目的。作為市場聲譽的信號傳遞機制，有助于降低并購過程中風險和不確定性，降低交易成本和提升并購績效。
從宏觀視角分析，并購活動受到經濟環境因素的直接影響。黃炎（2011）借鑒國外的并購浪潮理論分析了我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并購活動，指出并購動機逐漸轉向獲取核心資產、實現優勢互補和提高核心競爭能力，尤其是后金融危機時代，并購日益成為企業重要的長期發展戰略[38]。2008年美國次債危機引發全球金融危機以及歐債危機爆發，國務院同年11月推出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十項措施，即“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并連續下調基準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轉向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證監會《關于破產重整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股份發行定價的補充規定》，為并購重組定價做出更為靈活的安排，良好的政策支持促進了并購活動開展。與全球并購數量和金額驟減形成鮮明對比，中國企業海外并購規模空前，除了能源、自然資源以及進入海外市場驅動以外，一個突出特點便是獲取核心技術和研發能力，海外并購的強勁勢頭一定程度上對國內并購形成替代效應。另一方面，無形資產價值與經濟景氣程度、行業發展狀況密切相關，尤其是馳名商標不僅僅作為企業的產品標識，更意味著企業產品質量、企業文化及其在市場上的影響力，金融危機沖擊帶來的產業結構調整可能導致原有品牌價值的急劇下跌，經濟走向不明亦會導致收購方對品牌效應的質疑。因此，在后金融危機時代目標公司馳名商標的資源優勢可能減弱?；诖?，本文提出研究假設：
H1：相較于無馳名商標企業，擁有馳名商標的企業更可能成為并購目標公司。
H2：后金融危機時代擁有馳名商標的企業成為并購目標公司的可能性降低。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和數據來源
由于我國的馳名商標管理制度始于2003年國家工商總局頒布《馳名商標認定和保護規定》，可統計的馳名商標為2004―2013年數據，考慮到研究過程中采用相關解釋變量的一期滯后值，本文選取我國滬深兩市上市公司2005―2013年發生的并購交易事件作為初始研究樣本（共計46 541個交易事件），數據均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CSMAR）。本文進行如下初步處理：第一，篩選出“交易地位”為“標的方”的并購交易；剔除交易失敗事件；剔除資產剝離的重組類型；根據證券代碼與滬深兩市上市公司代碼進行匹配，剔除非上市并購標的，經過此輪篩選后剩余4 869個并購交易事件。第二，按年份合并滬深兩市上市公司，得到并購標的公司與非標的公司樣本觀測量共計18 393個。
在此基礎上，構造配對樣本進行假設檢驗。具體思路是：首先將2004―2013年認定的375家擁有馳名商標上市公司與上述篩選后的并購交易事件進行匹配；其次，參照學者們的普遍做法（Capron et al.，2007[39]；Bodnaruk et al.，2009[40]），將擁有馳名商標的目標公司處于相同行業（證監會2012年行業分類標準）、相同年份、規模最接近，且無馳名商標的上市公司作為配對樣本。配對過程中，對于擁有馳名商標但未配對成功的目標公司觀測值予以刪除，最終共計形成4 689個樣本觀測量。具體信息如表1。
（二）模型設定與變量說明
為了檢驗研究假設，我們建立如下計量模型：
P（TC=1│WKT）=α+βWKT+∑γControl+δ
其中，TC（Target Corporate）為目標公司變量，取值0～1，若公司為并購事件中標的公司，取值1，否則為0。WKT（Well-Know Trademark）為馳名商標變量，取值0～1，若公司擁有馳名商標，取值1，否則為0。Control為控制變量，參照以往研究，本文選取如下指標：財務杠桿、資產規模、成長性（Palepu，1986[41]）；盈利性（Carponet al.，2007[39]）；行業和年份虛擬變量（Kang et al.，2008[42]）。同時，考慮到廣告宣傳對于提升馳名商標知名度和增值程度的作用（Joshi et al.，2010[43]），加入模型控制變量，并以銷售費用作為變量；考慮到公司上市年限越長，信息披露越完善，可能降低并購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將其一并加入回歸模型。相關研究變量及定義如表2。
四、實證結果與進一步分析
（一）變量描述性統計
表3給出了馳名商標與目標公司選擇所用樣本的基本情況及配對樣本均值、中位值差異檢驗。剔除所有變量缺失值之后，檢驗馳名商標與目標公司選擇的樣本共計4 401個觀測值，有馳名商標樣本觀測值2 209個，無馳名商標樣本觀測值2 192個。有無馳名商標樣本之間存在如下顯著性差異：有馳名商標企業成為并購目標公司的可能性顯著高于無馳名商標企業，均值與中位值差異均在1%水平上顯著，與本文的理論預期一致。相比無馳名商標企業，有馳名商標企業資產負債率顯著較低，盈利性顯著較高，資產規模顯著較大，廣告投入力度更大，IPO上市年限更短。兩組樣本在成長性方面沒有顯著差異。
（二）回歸結果
馳名商標與目標公司選擇的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方程1的回歸樣本包含了2005―2013年所有樣本觀測，結果表明：擁有馳名商標企業成為并購目標公司的可能性更大，且在1%水平上顯著，研究假設H1得到證實。并購目標公司具有較高的資產負債率，較低的盈利性水平和較小的資產規模。IPO上市年限越短，越容易成為并購目標公司。方程2和方程3的回歸樣本分別針對2005―2008年金融危機前以及2009―2013年后金融危機時期，解釋變量馳名商標WKT的回歸系數仍然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但是后金融危機時期的系數在10%水平上顯著低于金融危機爆發以前，證實了本文的研究假設H2。此外，廣告宣傳力度Lnse變量在金融危機之前顯著為正，廣告宣傳加大了馳名商標企業成為并購目標公司的可能性。而IPO上市年限越短，后金融危機時期越可能成為并購目標公司，金融危機前后并購目標公司選擇的影響因素存在顯著差異，印證了本文的理論分析，即并購活動與宏觀經濟環境密切相關。
（三）關于關聯方并購目標公司選擇的進一步分析
關聯方并購在我國上市公司并購中占有較大比重，其真實并購動機和并購績效一直是學術研究的重點話題。李增泉 等（2005）指出，我國上市公司并購中關聯性特征明顯，控股股東往往通過對上市公司的關聯并購對上市公司進行掏空或支持[44]。關聯方并購中，擁有馳名商標的上市公司更易于成為目標公司，基于如下兩點：其一，現階段我國商標權價值評估存在評估對象混同、評估方法隔離、評估制度不完善等問題（劉紅霞，2013）[45]，損害了評估結論的公允性和認可度，導致并購活動中增加了交易雙方的談判難度。而對于存在關聯方關系的并購雙方，對于馳名商標所體現的內在價值認知具有更高的一致性，有助于減少雙方基于無形資產價值計量的信息不對稱，促進并購交易達成。其二，馳名商標作為無形資產形態存在，其資產本身并不能獨立發揮價值，依賴于資源整合和協同作用，而關聯方企業大都在產業鏈經營、供銷關系、客戶市場等資源信息方面存在相近特征或密切聯系，有助于充分釋放馳名商標價值和提升并購績效。
表5中方程4～6分別列示了2005―2013年以及2008年金融危機前后并購事件中馳名商標與關聯方關系的回歸結果。正如上述分析，關聯方并購中馳名商標擁有公司成為并購目標公司的可能性更大，但這一關系在金融危機前后并沒有顯著差異。金融危機爆發后，關聯方并購更傾向于資產負債率較低、財務狀況較好的公司，這與整體經濟前景不容樂觀、企業經營面臨更大壓力的宏觀環境相吻合。
（四）穩健性檢驗
為了保證本文研究結論的穩健性，我們還做了如下穩健性測試：
第一，樣本選擇和研究方法上，除采用配對樣本進行回歸分析外，同時還采用所有上市公司及并購事件的全體樣本進行回歸分析，研究結論保持不變。
第二，在_定馳名商標企業范圍時，將并購發生年份早于馳名商標認定年份的企業視為馳名商標企業進行回歸分析，同時僅就并購發生時已獲得馳名商標認定的企業視為馳名商標企業進行相同的樣本配對和回歸分析，或采用全體樣本回歸分析，研究結論仍然一致。
第三，控制變量設置過程中，參考已有研究文獻，設置資產負債率、資產規模、成長性、盈利性等變量之外，基于馳名商標無形資產屬性考慮，增加廣告宣傳費用、無形資產總額、無形資產占比變量，研究結論基本一致。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基于資源效應視角，研究了馳名商標特征在并購目標公司選擇中的作用。采用2005―2013年同行業、同年度及規模相近的公司配對樣本進行Logit回歸分析，主要結論總結如下：
1. 從企業并購的微觀動機出發，馳名商標特征意味著目標公司具有優質資源，并基于聲譽機制向市場傳遞積極信號，降低并購交易雙方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促使并購交易達成，擁有馳名商標的上市公司更易于成為并購目標公司選擇對象。
2. 在現階段我國無形資產價值評估體系尚不完善、企業無形資產管理意識和管理水平整體不高的情況下，馳名商標由于價值計量難度和價值波動較大，其在并購目標公司選擇中的影響作用受到宏觀經濟環境的密切影響。2008年金融危機后，由于海外并購替代以及經濟前景受挫，馳名商標公司并購吸引力明顯下降。
3. 關聯方并購過程中，由于信息優勢和資源聯系更為緊密，有助于促進并購雙方就無形資產價值評估結果達成一致，且更利于資源整合和發揮協同效應，目標公司選擇更傾向于擁有馳名商標的公司。
本文對于并購目標公司馳名商標特征的研究豐富了這一領域的研究：首先，雖然無形資源在企業經營及并購過程中的重要性已被一致認可，但限于價值識別與計量等困難鮮有深入、規范的研究文獻，本文以馳名商標作為切入點探討并購目標公司特征豐富了這一領域的理論研究。其次，本文采用同行業、同年度及規模相近的公司配對樣本進行實證分析，研究方法更為嚴謹，更加契合無形資源特質性，研究結論更加客觀。以是否擁有馳名商標作為切入點雖然規避了無形資產價值計量的爭議，但僅僅探討了企業資源特征的冰山一角，尤其是知識經濟時代企業競爭重點以技術、人才等軟實力為主導，如何更有效率地運用并購重組手段整合優質資源、培育核心競爭力，仍是學術研究和實務探索的重點。鑒于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1. 完善知識產權價值評估制度體系和運行管理體系。雖然企業會計準則對于無形資產價值計量已有原則性規定，但尚未有更高層面、統一規范的商標權、專利權等知識產權價值評估制度體系。由于商標權等知識產權估值涉及法律和經濟等領域（Torres，2007[46]），因此該評估體系應在科學界定知識產權法律屬性基礎上，融合財務、經濟學等理論體系和思想，形成一套科學完整的評估理論及方法體系（劉紅霞，2016[47]）。實行知識產權價值評估和中介機構執業的歸口管理，使評估行業由分散管理向集中統一管理轉變，提升評估結果的客觀、公允性。
2. 企業并購績效不僅與微觀主體特征、宏觀經濟環境相關，而且與并購雙方的產業周期相關（劉笑萍 等，2009[48]）。因此，企業選擇并購目標企業應做好戰略規劃，立足長遠，尤其是涉及知識產權等無形資產，應選擇產業成長性好的目標公司，避免無形資產價值波動帶來并購業績受損。
注釋：
①對于并購發生以后年度才獲得馳名商標認定的上市公司視作馳名商標企業；實際上，由于馳名商標基于企業連續穩定的經營業績及市場占有等情況綜合評定，在獲得馳名商標認定以前，該項商標資產也將在一定程度上對企業績效和市場聲譽形成正向影響。為了保證研究結論的穩健性，我們同時將并購發生年份早于馳名商標認定年份的上市公司視為無馳名商標公司進行同樣的回歸分析，具體見穩健性檢驗部分。
②控制變量中，除上市年限、行業和年份虛擬變量之外，其余財務指標均進行1%水平縮尾處理，并取一期滯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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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標語范文5
首先,傳統公共管理專業人才培養模式的教育目標相對滯后與單一。雖然很多高校已經意識到時展對公共管理專業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大部分高校在實際的教育體系設計與執行中卻很難真正及時轉換觀念、轉變教育模式,跟上時代的發展。而且,傳統公共管理專業人才培養偏重于儲備政府公共部門的管理人員,強調對學生行政素質的培養,卻缺乏對學生進行公共服務精神的塑造。這是由于我國公共管理教育沒有完全擺脫長期以來的官本位思想,公共服務理念未得到應有的重視與體現。
其次,傳統公共管理專業人才培養模式的教育內容上存在問題。(1)專業設置不規范且有些雷同,人才培養特色不明顯。公共管理專業英文名為PublicAdministration,在國內相關專業有公共行政學、行政學、行政管理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等。不同的名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國內高校公共管理專業設置不規范的事實?，F行本科教學設計中的“寬口徑、厚基礎”的特點又在客觀上導致了不同高校人才培養的高趨同性。(2)課程體系不科學,專業內容比較狹窄。我國公共管理教育體系的建立時間較短,一些院校的公共管理類專業直接是從政治學、法學、哲學、經濟管理等學科分化或轉變而成。這導致其專業教育底蘊不足,學科基礎薄弱,專業課程設置較亂。而且,傳統公共管理人才培養的專業內容主要局限于培養政府管理人員,缺乏對非政府公共部門所需人才的針對性培養。(3)能力培養重視不夠,專業技能訓練不足。從目前國內公共管理本科教育的課程設置上看,基本原理類的課程所占的比例達50%~60%,而培養學生行政能力和技術方法方面的課程不到20%,后者比例明顯偏小。
再次,從教育方法上看,一方面,傳統公共管理專業人才培養模式重課堂理論教學,輕社會實踐教學。應用性和實踐性是公共管理專業的顯著特點。然而,現有公共管理專業人才培養的實踐性教學主體地位仍不突出,學生的專業實踐技能得不到有效訓練。另一方面,課堂教學方法單一,教學效果不理想。現行公共管理的課堂教育以抽象的理論講解居多,優秀的案例研究和教學極為欠缺,傳統的“滿堂灌”、“填鴨式”的單向溝通方式還十分常見。
一、新形勢下公共管理專業人才培養的基本原則與目標定位
高等學校人才培養歸根結底是“人才培養模式的選擇問題,即‘培養什么樣的人’和‘怎樣培養’的問題”。如何科學、準確地定位公共管理人才的培養目標,構建合理的公共管理人才培養體系,搭建有效的培養平臺,是現代公共管理專業人才培養中所必須解決的問題。構建新型的公共管理專業人才培養模式應秉持幾個基本原則。第一,必須真正適應社會的需求。建立高校適應社會需求的人才培養機制是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的根本前提。第二,以學科內涵為導向,遵循學科發展的規律。正確認識學科涵義與特點,充分利用學科優勢,合理配置教育資源,擬定人才培養規格,是建立新的公共管理人才培養模式的重要依據。第三,堅持知識、能力和素質的協調發展與綜合提高。在傳授多學科知識的基礎上,注重學生綜合素質與能力的提高,尤其要加強對學生實踐能力和創新意識、創新能力的培養。第四,堅持因材施教的個性化原則。在努力保證人才培養質量的前提下,更加注重學生個性的培養,盡可能滿足學生不同的發展要求。
在社會建設背景下,公共管理專業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要樹立新的教育理念,瞄準復合型、應用型、創新型的本科人才培養目標,建構起一種新的以能力培養為核心的、多層次個性化人才培養模式。該模式的目標定位于著力培養學生具有與時代精神相適應的公共管理理念、創新公共管理的知識素養、別具一格的公共事務管理運作技能,使他們成為能在政府機構、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及其他非政府公共機構以及企業行政管理部門從事相關管理工作的高素質的復合型、應用型、創新型的本科專業人才。
復合型人才的主要特征是基礎扎實,知識面廣,應用能力強,素質全面。復合型人才不僅要具有非常淵博的知識,而且還應具有很強的綜合素質以及基本能力、專業能力和專業技能。綜合素質是指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質,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具有維護正義、獻身公益、服務公眾的精神特質,以及健康的身體與心理素質等?；灸芰κ侵肝淖直磉_能力、口頭表達能力、組織協調能力、公關交往能力等。專業能力是指領導能力,政策規劃、制定、協調和決策能力。以及一定的科學研究能力。專業技能則包括計算機應用能力、調查研究和實證分析能力、文獻搜集與處理能力、處理實際公務的操作技能等。
培養應用型的人才,就是要根據社會經濟發展需要,以就業為導向設置應用型的學科和專業,以能力培養為核心,以實踐教學為手段,適應不同行業、崗位的需要。培養公共管理專業應用型人才的關鍵在于讓學生把學到的知識轉化為實際的需要,達到理論與實踐的有機結合。其重要方法就是加強實踐教學環節,提高學生的應用能力。創新型公共管理專業人才可以通過對不同學科知識和能力的轉換與融合,實現對自身原有知識和能力的超越,并能獲得一種更新的思維、方法和技能,即能用一種全新的思維方法來應對所遇到的問題并提出新的解決方法。對創新型人才的培養,就是要愛護和鼓勵學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幫助學生自主學習,獨立思考,鼓勵學生的探索精神、創新思維、競爭意識和批判精神。
需要說明的是,“復合型、應用型、創新型”這三個詞語所包含的內容并不是截然分開的,而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只是側重點有些不同。比如,具有復合知識與能力的學生更容易具有創新意識;復合型的人才必須把復合知識與能力運用到實踐中去,進而成為應用型人才;應用型的人才在實踐環節中比較容易激發出創新思維。
二、優化公共管理專業人才培養的途徑
在社會建設背景下,要培養出適應當前社會發展需要的公共管理專業人才,就必須優化人才培養的途徑。
1.優化培養方案,調整課程體系。
課程體系是人才培養模式的核心,也是培養方案的主要內容。公共管理專業課程體系應突出公共管理的特點和規律,體現素質教育和專業教育的有機結合,專業基本理論、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的有機結合,知識、素質、智慧、技能與社會實際情況有機結合,理論和應用有機結合,富于啟發與獨立思考有機結合,有利于人才全面成長。公共管理學專業的課程設置還需要保持工具性課程與價值性課程設置的動態平衡。公共管理專業人才必然要掌握和運用高精尖的科學技術和手段,但又不能片面強調效率導向的實用性的工具理性。因為公共管理專業承擔社會管理的責任,須維護和堅持公民社會的基本價值,即自由、秩序、正義和責任。如果片面注重開設工具性的課程,不但誤導學生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可能會導致公共管理內在價值的喪失。因此,公共管理專業課程設置必須把握好工具性與價值性的適度平衡?！捌胶狻辈坏扔谡n程的課時數量對等,而是把公共管理內涵的價值觀念滲透到所有課程中,喚起公共管理者神圣的職業倫理,即通過“追求卓越的專業技術而服務于公共利益”。
2.優化教學內容,改進教學方法。
公共管理專業的教學內容要密切聯系實際,關注學科發展動向。首先應反映出我國政府管理為適應市場經濟體制出現的新變化和新進展,并運用公共管理知識對我國部門行政和基層行政中存在的現實問題深入分析和研究;其次是關注國外公共管理學發展的新動向、新成果,在教學過程中給予概括總結。因此,要適時改造公共管理專業舊的課程體系,大量增加跨學科、前沿性和應用性的課程;要及時刪除或合并過時、重復、理論與實踐嚴重脫節的課程和教學內容,大量增加作為學科新基礎或反映學科前沿的實踐性、應用性強的課程。公共管理專業的教學內容涉及多門學科領域,相當一部分知識具有直接應用性和極強的實踐性,因此需要充分利用各種有效的教學方法。(1)研究討論式教學法,即教師按照教學要求從擬講內容中抽出若干重點作為討論題目,并指定相關參考書目,要求學生積極參與討論并發表自己的見解,老師最后歸納總結。(2)專題式教學法,即老師將本學科中最基礎、最核心或最受關注的內容以專題的形式進行講授,以突出重點,將內容講透。(3)開放式教學,如通過組織學生到政府部門進行調研,了解政府具體運作。(4)案例教學,即學生運用理論知識分析極具代表性的案例,或要求學生就某一知識點寫出相應的案例。(5)網絡教學,即利用信息網絡化,開設專業網頁和遠程教育教室以及公共管理專業模擬實驗室等。
公司標語范文6
一、本部門工作情況
今年作為十三五收官之年，也是我區實現五年基本建成的目標之年。作為項目建設推進的業務部門，一直把加快推進項目建設，完成全年目標任務當成首要任務來抓。在項目招標采購過程中一直秉承規范高效，成本節約的原則，按照既定時間節點加快推進項目建設。
部門至2019年成立以來，累計組織實施完成項目招標采購349項，招標采購金額達10190.99萬元。其中公開詢價240項，競爭性磋商102項，競爭性談判6項。基本實現招標采購零違規違紀、零投訴、零差錯。
同時，為促進文化集團及下屬子公司招標采購流程標準化、規范化管理，部門參照政府采購流程和制度，制定了相應的管理辦法。其中主要包括：《限額標準以下項目招標采購管理制度》、《工程招標管理制度》、《工程合同管理制度》、《招標機構管理辦法》、《評標專家管理實施辦法》等。在項目招標采購過程中，我們嚴格按照管理制度進行采購活動，并在實施過程中針對實際工作情況對制度進行不斷調整完善，抓好制度執行，促進部門規范管理。
二、2020年和“十三五”時期亮點工作
一是逐步建立了公開、公平、公正、透明的集團公司統一招標采購平臺，統一由我們部門統一監管，避免了之前招標采購各自為陣，標準不統一，缺乏有效監督的現象；
二是參照政府采購模式，創造性地將限額標準以下招標采購方式逐步調整為競爭性磋商方式，目前已實行競爭性磋商全覆蓋；
三是提前編制招標采購計劃，使招標采購具有前瞻性，系統性，正確處理好規范與效率的關系；
四是針對招投采購文件的編制，從集團公司層面明確統一要求，以此固化基本規定，規范招投標文件的制作，嚴格按照相關法律法規要求進行集中、合理、規范采購；
五是建立了集團內部評標專家庫，并與專家簽訂承諾書，組織培訓等方式確保評標專家嚴守工作紀律，對于評標專家的抽取使用嚴格按照《海司評標專家管理實施辦法》的要求執行；
六是對招標前現場踏勘、澄清答疑、專家隨機抽取、開標、評標等全過程進行全方位監管；
七是建立全程錄音錄像的標準化的開評標室，終身留痕，抽查回放，依據錄音錄像及相關招投標文件，對評標專家的評標行為進行動態核查，對發現有礙公平的言行按照慣例辦法嚴肅處理。招投標結束后對相關資料進行匯編存檔，建立電子臺賬，隨時備查。
三、2021年和“十四五”時期形勢研判
“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之后，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笆奈濉睍r期社會發展仍然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
對于我們部門而言，強化底線思維，樹立紅線意識仍然是主旋律。增強廉潔從業意識，提高拒腐防變能力，保證公司各項招標采購規范高效運行。同時要加強前瞻性思考，對招投標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風險挑戰進行總結，在現有制度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集團內部招標采購制度，保證每一個程序有制可循。逐步樹立集團公司規范化、標準化招標采購形象。
四、2021年重點工作安排
一是進一步完善各項管理制度。在現有的管理制度下，結合各項法律法規和文化集團采購過程中實際遇到的各類問題，聽取各采購部門及子公司意見，進一步細化招投標制度，為后續的招標采購工作提供更好的制度依據；
二是加強對內部評標專家的管理，對內部評標專家定期進行政策宣貫、評標紀律培訓，提高內部評標專家的綜合素質；
三是進一步加強第三方服務機構的管理。建立健全供應商考核及獎懲機制，嚴格按照相關管理辦法，結合各采購單位的意見，不定期對項目第三方服務機構履職盡責情況進行督查，并對第三方服務機構服務質量進行評價，實行獎懲制度，充分調動了第三方服務機構的工作積極性，提升服務質量；
四是完善異議投訴處理機制，暢通異議投訴渠道，公布異議投訴電話，設置意見箱，網上設立舉報信箱，接受市場主體和社會公眾的監督。
五、工作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