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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貸款季度總結范文1
本文從資產支持證券供給方的角度出發，基于對上市銀行財務數據的梳理，分析商業銀行對信貸資產證券化的內在動力，從而解決商業銀行要不要做資產證券化的問題。
信貸資產證券化未現井噴
一季度信貸資產證券化市場回顧
2015年一季度，銀監會主管的信貸資產證券化共發行17期，發行規模507.87億元，其中，商業銀行發起了14期工商企業貸款證券化和1期個人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共計468.03億元。信貸支持證券的發行并未出現井噴，而2014年11月銀監會公告對資產證券化采取備案制后，市場普遍對2015年的發行有很高的期待。
從發起人構成看，2015年一季度城商行、農商行和股份制銀行的發起的期數較多，匯豐、渣打、華商三家外資銀行也開始進入國內信貸資產證券化市場，但是發行規模普遍較小，大多集中在10億～30億元之間。國有大行參與度的不足，使得2015年一季度的發行規模相比2014年四季度有明顯萎縮。
五大行參與不足的原因
2015年一季度，除工行外，其他大行均未發行信貸資產支持證券，應存在幾方面的原因。首先，信貸資產支持證券發行成本居高不下，導致產品的發行利差很小，目前優先級證券發行成本仍在5%左右，而大行轉出的均為優質信貸資產，加權平均貸款利率僅在6%左右，考慮到需要支付評級、信托、會計師、律師等中介機構的費用，在整體只有1%利差的情況下，大行從證券化中很難獲利，甚至還會虧錢，而中小銀行信貸資產池的加權利率普遍在7%以上，證券化的積極性更高;其次，信貸資產的流轉，既可以是存量資產，也可以是增量資產，大行通過理財、資管通道，以及最近很熱的產業基金等方式，均能實現新增信貸資產的表外化，各類影子銀行的存在，部分替代了標準的資產證券化業務;第三，一季度央行的定向投放使得大銀行的流動性較為寬松，短期內也減少了國有大行通過信貸資產證券化獲得流動性的需求。
商業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的動力
商業銀行發起信貸資產證券化，有著諸多內在動力：（1）盤活存量資產，釋放貸款額度，降低存貸比;（2）緩解資本監管壓力，提高資本充足率;（3）加快信貸資產周轉速度，提高銀行經營績效;（4）增加中間業務收入，促進商業銀行業務轉型;（5）調節資產負債久期錯配，主動調整資產配置結構;（6）分散銀行過度集中的信貸風險。
本文從信貸資產支持證券供給方的角度出發，基于對上市銀行財務數據的梳理，分析商業銀行對信貸資產證券化的內在動力，從而解決商業銀行要不要做資產證券化的問題。
基于數據的證券化動力分析
存貸比
存貸比，即銀行資產負債表中的貸款資產占存款負債的比例，根據我國《商業銀行法》的規定，存貸比不得超過75%，為了避免觸及政策紅線，商業銀行需要擴大存款規模，或者控制貸款額度，也可以通過資產證券化，將信貸資產打包后真實出售給SPV，從而將信貸資產移出資產負債表，降低存貸比，釋放貸款額度。
從一季度上市銀行數據看，招商銀行、中信銀行、北京銀行、民生銀行的存貸比均已超過75%，建設銀行、華夏銀行、浦發銀行、交通銀行、光大銀行、中國銀行的存貸比也在70%以上。上市銀行一季度末的平均存貸比為70.24%，是2012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隨著利率市場化進程的加快，商業銀行可能面臨著金融脫媒和存款外流的壓力，余額寶之類的產品對商業銀行存款的影響就是一個例子。2014年二季度開始，上市銀行的平均存貸比經歷了一段快速的上升過程，從2014年二季度末的65.88%上升到2015年一季度末的70.24%，從季度的環比增速看，除每年一季度存款會有大幅增長外，貸款的增速大多都高于存款增速，因此，商業銀行具有通過信貸資產證券化降低存貸比的內在需求，截至2015年一季度，上市銀行的存款總額約為79萬億元，存貸比每降低一個百分點（降到70%以下）就對應著近8000億元的信貸資產證券化規模。
值得一提的是，對于存貸比存廢的爭論一直以來就未停歇，尤其是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寬信用政策需要銀行信貸投放的配合。2014年6月和2015年1月，銀監會和人民銀行分別出臺了調整貸款和存款統計口徑的通知，銀監會的《關于調整商業銀行存貸比計算口徑的通知》將涉農貸款、小微貸款等從存貸比分子中扣除，分母增加大額可轉讓存單和外資法人銀行吸收境外母行一年以上的凈存放額，人民銀行的《關于調整金融機構存款和貸款口徑的通知》則將非存款類金融機構存放在存款類金融機構的款項納入“各項存款”統計口徑，將存款類金融機構拆放給非存款類金融機構的款項納入“各項貸款”統計口徑。這些調整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商業銀行的存貸比，根據我們測算，調整統計口徑后，絕大部分上市銀行的存貸比均降到70%以下。
如果不考慮監管機構對商業銀行存貸比的限制，從資產證券化最發達的美國市場看，并沒有單純的對于貸款和存款比例的規定，20世紀80年代以后，美國商業銀行的存貸比一直在100%以上且不斷上升，同期資產證券化的發行規模也是快速增長，其背后的邏輯是在利率市場化的大趨勢下，金融機構普遍出現加杠桿的過程，而資產證券化能夠解決加杠桿過程中的期限不匹配問題，成為商業銀行流動性管理的重要工具。
資本充足率
資本充足率是一個銀行的資本對其風險資產的比率，是保證銀行等金融機構正常運營和發展所必需的資本比率。各國金融監管機構對商業銀行監管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對資本充足率的管制，以此監測商業銀行抵御風險的能力。通過證券化將貸款出售，可以減少對資本的消耗，提高資本充足率。
美國次貸危機后，我國監管當局出于審慎的原因，暫停了信貸資產證券化的審批，直到2012年才重啟試點，但是在《關于進一步擴大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有關事項的通知》里，要求信貸資產證券化發起機構應持有其發起的每一單資產證券化中不低于全部資產支持證券發行規模5%的最低檔次資產支持證券，由于最低檔次資產支持證券的風險權重為1250%，此規定使得商業銀行通過證券化減少資本占用的效果大打折扣。
2013年12月31日，央行和銀監會聯合下發《關于規范信貸資產證券化發起機構風險自留比例的文件》，盡管仍要求風險自留比例不得低于單只產品發行規模的5%，但是對于發起機構持有最低檔次資產支持證券的比例的規定降低到該最低檔次資產支持證券發行規模的5%，其余風險自留部分可以持有最低檔次之外的資產支持證券。這項規定大大降低了發起機構的風險權重，使得通過資產證券化降低資本占用成為可能。
從數據看，上市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比較穩定，2012年以來的平均資本充足率一直在12%以上，平均一級資本充足率也維持在9%以上，整體上壓力不大。但是根據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要求商業銀行應當在最低資本要求8%的基礎上計提儲備資本。儲備資本要求為風險加權資產的2.5%，由核心一級資本來滿足。這意味著商業銀行的新規下的資本充足率要達到10.5%，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要達到8.5%，從上市銀行一季報看，各銀行目前都能滿足監管規定，但是南京銀行、平安銀行、光大銀行、興業銀行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都比較接近10.5%的監管要求，未來還是可能存在一定的資本壓力。因此，商業銀行除了通過增發、優先股、混合資本債、次級債等途徑提高資本充足率外，也可以考慮信貸資產證券化這種模式盤活存量，釋放資本占用。
經營凈利率
長期以來，我國的銀行業在資產規模的粗放式擴張中發展，對資本消耗很大，隨著經營成本的上升和行業競爭的加劇，銀行業的經營凈利率出現了下降的趨勢。從最近三年的季度數據看，盡管由于銀行經營的特點會出現季節性的比率波動（四季度會做撥備），但是ROE和ROA的下降趨勢已經形成，上市銀行的平均ROE由2012年一季度的22.62%下降到2015年一季度的18.02%，平均ROA由2012年一季度的1.37%下降到2015年一季度的1.29%。
依據財務管理中的杜邦公式，商業銀行的資本回報率=存貸息差×資產周轉率×杠桿率，其中，存貸息差隨著利率市場化和激烈的商業競爭逐步收窄，杠桿率由于巴塞爾資本協議III的監管要求而日益受到限制，因此資產周轉率就成為較為可行的提高資本回報率的變量。
除了息差的收窄和新資本管理辦法的施行，經濟下行周期下不良貸款余額的快速提高也嚴重影響了商業銀行的經營業績和風險，上市銀行的平均不良貸款比率由2012年一季度的0.93%上升到2015年一季度的1.33%，其中股份制銀行的平均不良率上升更為明顯，由2012年一季度的0.58%上升到2015年一季度的1.22%。
通過信貸資產證券化，一方面可以將流動性較差的信貸資產轉換成現金和證券，另一方面不良貸款的證券化也給商業銀行提供了一種處置不良資產的途徑，兩者都能加快信貸資產周轉的速度，從而提高商業銀行的經營效率。
中間業務收入
調整業務結構，提高中間業務收入比重，改變對存貸息差收入的依賴是我國商業銀行近年來的重點發展目標之一。據統計，美國的大型商業銀行（資產規模大于10億美元）的非利息收入占比在45%以上。近年來，我國商業銀行在中間業務收入方面有了長足的進步，上市銀行非利息收入的比重由2012年一季度的22.47%上升到2015年一季度的25.37%，但與國外尚有一定差距和發展空間，還有三家上市銀行的非利息收入比重不足20%。在資產證券化業務中，商業銀行可以擔任貸款發起人、貸款服務人、托管人、證券投資者等角色，可以為銀行帶來貸款服務、財務顧問、托管、自持資產支持證券等中間業務收入，推動資產業務從傳統的“發放―持有”模式向投行化“發放―分銷”交易方式的轉變，在有效提升資產運用效率同時，增加非利息收入。
資產負債結構
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表的資產部分包括貸款、投資、存放央行款項、存放和拆放同業款項、買入返售等項目，負債部分包括存款、同業存放和拆入、賣出回購款項、已發行債務證券等，資產負債表的各個項目具有不同的期限和風險收益特征。
從資產端看，上市銀行貸款和投資的期限主要集中在3個月以上，3個月以上的貸款占83.18%，3個月以上的投資占90.51%，但是從負債端看，作為商業銀行主要的資金來源，短期存款占了較大比率，3個月以下的存款占比67.01%。此外，上市銀行整體的同業資產期限也要長于同業負債的期限。商業銀行用較短期限的負債支撐較長期限的資產，存在一定的期限錯配風險和利率風險。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的利率市場化過程中，短期利率快速上升，金融機構普遍持有收益較低的長期資產（住房抵押貸款）和成本較高的短期負債，紛紛陷入了財務困境而破產，由此爆發了儲貸危機，而資產證券化正是幫助美國金融機構走出儲貸危機的重要工具，因此從流動性管理角度看，商業銀行同樣有內在的動力盤活存量資產，降低資產和負債期限的不匹配。
除了調節資產期限，信貸資產證券化也是商業銀行主動調整貸款行業投向和大類資產重新配置的重要手段，通過將特定行業的信貸資產打包出售，可以調節該行業在銀行整體貸款投向中的比例，有利于商業銀行在總體上把握不同經濟環境下銀行貸款的行業風險，由所轉讓的特定行業貸款所釋放的信貸額度，可以投放給適應未來經濟發展的新興行業或者風險較低行業，達到調節貸款行業配置的目的。
此外，商業銀行可以根據不同資產的風險收益特征，將證券化后所收回的資金根據實際需要在公司貸款、個人貸款、長期貸款、短期貸款、投資、同業等方面進行組合配置，提高資產負債管理的靈活性。
總結
證券化能改善財務指標
資產證券化本質上是一個商業模式，重點在于把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左邊的信貸資產出售進行融資。通過將信貸資產證券化，可以降低商業銀行資產端的久期，證券化后，資產負債表更加健康，現金和證券（發起機構自持）取代了原來的貸款，總體資產的風險度降低，相應的資本要求也會降低。同時由于資產銷售收入的實現，未分配利潤增加了股東權益，權益回報率也會提高。利潤表中，信貸資產銷售收入的確認使當期的利潤得以增加，因此，資產證券化對于銀行財務指標的改善是較為明顯的。
未達預期是預期太高
一季度信貸資產證券化發行并未出現一些市場人士預期中的井噴之勢，508億的規模確實并無亮點。但是我們認為這符合資產證券化的業務特點和目前的市場狀況，首先，去年一年發行的信貸資產支持證券超過2005年來發行規?？偤?，一些過去儲備的項目得到了釋放，一部分新參與者（主要是城商行、農商行、外資銀行）在IT系統、業務流程、會計處理、外部合作等方面做了初次嘗試，需要在流程理順后再發起新的項目。信貸資產證券化從項目準備到招標發行通常需要3～5個月時間，去年信貸資產支持證券大量發行也是從8月開始，到12月出現井噴，這些機構需要時間去準備再度發行產品。其次，資產證券化的相關法律法規仍在完善之中，如2015年3月央行宣布注冊制和上周交易商協會出臺關于資產支持證券信息披露的征求意見稿，目前離完全常態化的發行還有一段距離，商業銀行根據自身的資產負債情況擇時發行是比較能夠理解的。再次，對于資產支持證券的需求方而言，證券流動性的缺乏，需要更高的流動性溢價，這要和以低成本融資為目的的發起機構進行博弈，投資者的缺乏，尤其是次級投資者的稀少也制約了目前的資產支持證券的發行節奏。
銀行貸款季度總結范文2
關鍵詞：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傳導機制；有效性；貨幣供應量；物價；產出
中圖分類號：G64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3）18-0269-03
The analysis of the effectivenessof the reserve requirement in China
Abstract：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reserve requirement from three parts.The first part analysis and expound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requirement reserved；The second part is the reserve requirement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mediate target.Through the qualitative analysis，we make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influence of the supply money on output and price is not significant.Frome the two part forehead，we make the conclusion on the influence of our country reserve requirement on currency ultimate goal.The third par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final conclusion，and analyze reasons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Key words：the rate of reserve requirement transmission mechanism effectiveness supply of money CPI output
一、引言
法定存款準備金制度，再貼現，公開市場操作作為調整貨幣供應量的三大工具被廣泛使用，而在我國法定存款準備金制度被使用的頻率最高，運用最廣泛。但法定存款準備金制度是否達到了預期的目標，是否符合市場對貨幣供應量的需求即法定存款準備金的有效性是值得研究的問題。通過對法定存款準備金制度有效性的研究，進一步得出我國是否該采用其他政策工具來調節貨幣供應量從而達到更好的效果。
二、文獻綜述
根據貨幣政策影響的金融變量和作用渠道不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可以劃分為四個渠道（Mishkin，1995）：一是傳統凱恩斯主義強調的利率渠道；二是后凱恩斯主義強調的匯率渠道；三是貨幣主義強調相對資產價格效應，包括投資方面的托賓Q效應和消費方面的財富效應（前三種渠道又可統稱為貨幣渠道）；四是信貸渠道，強調銀行貸款在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的重要作用，認為銀行貸款作為銀行資產負債表中資產方的一個重要項目，對經濟活動產生重要的影響，其作用甚至超過貨幣（Thomas，1995）。信貸渠道傳導理論源于信用可得性學說。該學說認為，銀行貸款市場是不完善的，金融機構的流動性管理使得貸款供給更依賴于借款者的資產負債狀況、擔保等非價格條款的作用，同時銀行負債又缺乏可完全替代存款的其他資金來源。在此基礎上，Bernanke和Blinder（1988）摒棄了IS-LM模型所假設的銀行貸款和債券可替代的假設，建立起CC-LM模型。該模型將金融資產區分為貨幣、債券和銀行貸款，且假定它們是不完全替代的，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信貸市場、貨幣市場和商品市場三市場均衡的模型，從而奠定了信貸渠道的理論基礎。Bernanke和Gertler（1995）總結了信貸傳導渠道的兩個主要途徑：銀行貸款渠道和資產負債表渠道。從世界各國貨幣政策實踐來看，準備金政策的傳導過程可以由銀行貸款渠道加以說明（KashyapandStein，1993、1995、2000）。在信息不對稱的環境下，銀行貸款和其他金融資產（如債券）是不能相互完全替代的，特定借款人的融資需求只能通過銀行貸款得以滿足。
從中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來看，盡管近年來貨幣渠道在貨幣政策傳導中的重要性顯著提高，但信貸渠道仍然是貨幣政策傳導的主渠道（周英章和蔣振聲，2002；蔣瑛琨等，2005；索彥峰和于波，2006）。事實上，由于中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是貨幣供應量，而貨幣供應量決定于基礎貨幣和貨幣乘數兩大因素。因此，中央銀行的多數政策手段，都是圍繞著對這兩大因素的調控而設計的。單從政策傳導過程來看，中國準備金政策也是通過信貸渠道發揮作用的。
三、法定存款準備金傳導機制
（一）法定存款準備金政策的內涵
法定存款準備金政策是指中央銀行在法律規定的權力范圍內，通過制定和調整金融機構繳存中央銀行的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以改變金融機構的準備金數量和貨幣供應乘數，達到控制金融機構信用創造力和貨幣供應量目的的手段。
（二）法定存款準備金的傳導機制
法定存款準備金政策的傳導機制從兩個方面調節貨幣供應量。一是通過直接影響商業銀行手持超額準備金的數量，調節其信用創造能力，間接調控貨幣供應量。法定準備金率的變動同商業銀行現有的超額準備金，市場貨幣供應量的變動成反比，同貨幣市場利率，資本市場利率的變動成正比。當經濟增長過快，社會需求膨脹，通貨膨脹壓力增大時，中央銀行可以調高商業銀行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使商業銀行手持的超額準備金減少，信用創造能力減弱，貨幣供應量收縮，反之亦然。二是通過改變貨幣乘數，使貨幣供應量成倍的收縮和擴張，達到調控的目標。傳導機制如圖：
R'REKMSrI，MDmMS
圖中R'為法定準備金率，R為商業銀行的法定存款準備金，E為商業銀行的超額準備金，K為信用創造量，MS為貨幣供應量，MD為貨幣需求量，I為投資需求，r為利率，m為貨幣乘數。
四、法定存款準備金效率分析
（一）法定存款準備金對中介目標影響
（1）法定存款準備金對貨幣供應量影響。操作工具與中介目標較與最終目標關系更密切，操作工具需要經過中介目標最終傳導到最終目標。所以可先定性分析我國法定存款準備金對中介目標的影響，中介目標中的最重要的一個目標是貨幣供應量。我國于1984年建立并實行法定存款準備金制度標志著存款準備金政策成為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之一。1984～2006年間進行了多次改革，所以選取2006年以后的M2及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作分析。
由圖一可以看出，M2增幅在2006～2009年間比較穩定，維持在15%～20%之間；2009～2010年有上漲，從2010～2011年顯著下降；2011年到目前為止比較穩定。而從圖二可知2007～2008年我國存款準備金率不斷上升，從08年到09年顯著下降，09～10年基本不變從2010～2011年顯著上升，2011年到2012顯著下降。通過對比分析，可見調節法定存款準備金對供應量是有一定影響的。在頻繁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的2007～2008年，M2增幅穩定；2009年基本不調節存款準備金率，M2增幅上漲；2011年開始上調存款準備金率時，M2增幅又下降直至穩定回到正常水平。
（2）法定存款準備金對信貸量影響。2008年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但我國的信貸量沒有減少反倒在持續上升。而2010年開始的多次上調也并未取得預期效果，信貸規模雖未上升，但依舊維持在比較穩定的狀態，并未如預期中那樣下降?？梢姺ǘù婵顪蕚浣鹩行圆蛔?。
（二）法定存款準備金對最終目標的影響
從1995年頒布《中國人民銀行法》，我國確定了“保持貨幣幣值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2003年修改后的《中國人民銀行法》對貨幣政策要求依然不變。所以在評價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對最終目標的影響是，主要應從貨幣幣值穩定，經濟增長兩方面評定。貨幣幣值穩定主要反映在物價穩定，但可以用CPI作為指標量化分析，而經濟增長可以通過GDP數據進行分析。
從物價角度看：圖三給出了從2008年到2012年每月的CPI和PPI數據，由圖可以看出2008～2009年CPI和PPI都在大幅下降，可見這期間人民銀行持續上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是有效果的，但從2010年起，人民銀行再次進行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但CPI和PPI沒有下降反倒出現了小規模上揚。2011年6月CPI達到了106.5的高位，而PPI出現了107.31的高位?？梢婎l繁上調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并沒有抑制物價上漲的趨勢。
如果說單從整體看是不全面的，我們再看一下國家重點調控的單項物價，主要是食品物價指數和房價指數。從圖四，圖五可看出，2007年到2008年食品的零售價格指數在不斷上升房價指數基本穩定，而這期間持續上調了存款準備金率，可見并未產生一定效果。2010年人民銀行再次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而食品零售價格指數依舊上揚，且房價銷售指數雖有小幅下降卻依然維持在高位。2010年4月甚至到了112.8的高位。
以上分析表明，無論是從總體看即CPI和PPI，還是從具體的項目食品零售物價指數和房價銷售指數上看，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作用都比較微弱，甚至有時并無效果。可見法定存款準備金的調控對物價穩定最終目標的有效性并不鮮明。
②從產出看：我國的貨幣政策另外一個最終目標是促進經濟增長，經濟增長主要通過GDP進行反應。由圖六我們可以看出2006～2007年GDP增幅在高位，且增幅在增加，而這期間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利率來抑制經濟過快增長，可見效果并沒達到。而2007～2008年央行繼續不斷上調準備金率，GDP大幅下降，經濟波動明顯，并沒有達到穩定經濟的目的。2009～2011年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起到了一定效果，但并不顯著，經濟依舊不是很穩定。由此我們發現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并未對經濟穩定的目標產生顯著性的有效性。
五、總結與建議
（一）法定存款準備金有效性不足的原因
（1）金融機構超額準備金。當央行上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時，商業銀行首先會減少超額準備金，而存款總量并未改變，只是改變了法定存款準備金與超額準備金的比例。商業銀行的超額準備金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央行緊縮貨幣政策的作用。
（2）金融創新的影響。金融創新是融資證券化趨勢日益強勁。一方面，大量資金從銀行流向非存款性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繞開了存款準備金率的約束；一方面，創新改變了金融機構尤其是商業銀行的負債機構，存款在其負債中所占的比例逐漸下降，而通過國內外貨幣市場的短期借入款和其他較長期負債卻穩步增加。這兩個方面的變化導致整個銀行體系的存款大為減少，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作用范圍隨之縮小。
金融創新降低了實際提繳的法定準備金。存款貨幣銀行通過創造出新型負債種類減少甚至逃避法定準備金的提繳，許多商業銀行還通過不受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約束的子公司和新型附屬機構轉移資金以逃避提繳。
（3）微觀原因。貨幣政策要達到效果，還依賴與公眾反映，2010年起，央行上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期望以此遏制通貨膨脹，CPI過快增長。但在之前人們已經形成了物價上漲的預期。這使得預期效果無法達到，大打折扣。
（二）關于法定存款準備金政策的建議
（1）我國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一直維持在比較高的位置，比起一些零準備金率的國家，我國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需要穩定下調。
（2）實行差別存款準備金率，對資產負債狀況良好的金融機構實行比較低的存款準備金率，對資產負債狀況較差的金融機構實行較高的存款準備金率。以此促進商業銀行對流動性的管理。增強法定存款準備金政策有效性。
銀行貸款季度總結范文3
引言
選題背景
在現代經濟社會中，金融業占據著無比重要的地位，金融業的穩定與否極大地影響著整體經濟的運行。而在金融業中，商業銀行是經濟市場化的產物，是在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下形成的一種金融組織。
自2004年以來四大國有銀行陸續上市開始，我國已初步建立起一個多層次、競爭性和市場化的商業銀行體系。經過十幾年的發展，中國的商業銀行在平均資本上已經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工商銀行更是在2013年英國《銀行家》雜志的全球銀行排名中位居第一，標志著我國的商業銀行發展進入了嶄新的階段。
然而，在我國商業銀行的資產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資本質量卻沒有明顯的改善。根據中國銀監會的數據，2016年第三季度，我國銀行體系不良貸款余額已達到14937億元，其中農村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最高，達到2.74%，已大大超過銀行業風險2%的警戒線?？傮w來看，我國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已創七年來新高，并仍有不斷攀升的趨勢。
縱觀全球曾經發生過的金融危機，大多都與銀行貸款違約相關。以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為例，這場蔓延全球，引起多家金融機構倒閉、被收購的金融風暴，最初就起源于美國次級房屋信貸行業違約劇增。盡管美國政府采取了多種措施，試圖降低這場危機的破壞力，但仍舊無法阻止這場危機升級、擴散。甚至直到今天全球經濟依然沒能完全從這場風暴的陰影中走出來。
在不良貸款率不斷升高的今天，我國的金融秩序也面臨著巨大的威脅。因此，探明不良貸款率的影響因素無疑是迫在眉睫的重要議題。
由表1可以看出，占據總不良貸款余額之比最大的是大型商業銀行，超過了半數。而在大型商業銀行中，中國農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始終處于最高水平。（見圖1）作為我國重要的國際化商業銀行，農業銀行的不良貸款水平將很大程度上影響我國的整體金融秩序，為了緩解我國的不良貸款壓力，解決農業銀行的不良貸款問題將是一條必經之路。
選題意義
理論意義。目前已有的研究多是以不良貸款本身的影響和作用機制為著眼點，而分析不良貸款的影響因素的較少。本文將在總結、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從描述性分析和實證分析兩個角度出發，建立多元線性模型，深入剖析農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的影響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彌補這一研究空缺，具有理論意義。
現實意義。不良貸款的不斷攀升使我國的金融秩序面臨著嚴峻挑戰，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就必須要探明不良貸款的成因，了解各影響因素所在，進而有針對性地出臺相關治理政策，維護我國經濟正常運轉。因此，本文所探究的以農業銀行為代表的不良貸款的影響因素對于改善我國金融現狀具有現實意義。
文獻綜述
國外相關文獻綜述。在國外的研究中，Bernanke（1983）最早從外部環境的角度來探究不良貸款與宏觀經濟環境之間的關系，發現經濟運行的波動性是影響信貸成本增加或減少的重要因素，從而對企業還款能力產生影響，使得銀行不良貸款隨之惡化或好轉。自此，許多國外學者將目光投向這一領域，并作出了一些研究成果。
Vasicek（1987）運用單因素模型，探明了GDP增長率對不良貸款率具有顯著影響，這是首次在實證角度證實宏觀經濟對于不良貸款率的影響。
隨后，研究方向趨向于同時考慮多個因素對不良貸款的影響，以獲得更加豐富的結果。Salas和Saurian（2002）通^面板計量模型對1985-1997年的數據進行分析，以期探究西班牙銀行不良貸款率的影響因素，結果顯示經濟增長政策、管理激勵、信貸組合、市場支配能力對不良貸款率均有顯著影響；Barros c.P.等（2012）對日本銀行數據進行了研究，結果發現國內外的宏觀經濟因素均與不良貸款率有著密切影響。
為應對不同的寫作背景，許多學者還創造性地提出了不同的模型，例如麥肯錫于1997年提出了CPV模型，以研究宏觀經濟變量指標對不良貸款率的影響；Pesaran于2006年提出了GVAR模型，創新性地將全球經濟沖擊因素考慮在影響因素之內。
國內相關文獻綜述。相比較于國外，國內對于此問題的研究起步較晚，但仍取得了一定成果。
謝冰（2009）以2004年第一季度到2009年第一季度的數據為研究樣本，運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得出了宏觀經濟指標與不良貸款的余額存在負向關系這一猜想，并指出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總額一直居高不下已成為制約中國商業銀行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李美芳（2013）收集了中國農業銀行2008-2012年的數據，運用實證分析的方法，探明不良貸款率與GDP增長率負相關，與貨幣增長率正相關。
陳金媛（2015）運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分析了2008-2014年我國17家上市銀行季度數據，得出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在宏觀層面受GDP增長率、貸款利率水平、貨幣供應量M1和貸款總量影響，且呈負相關關系的結論。
陳奕羽（2015）則著眼于將微觀與宏觀因素相結合，采用2009年第一季度到2014年第二季度的數據，表明M2增長率、資本充足率及銀行資產規模對不良貸款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銀行自身的成本收入比、存貸比對不良貸款率的影響并不顯著。
文獻評述。由上文綜述可以看出，國內外學者雖然對不良貸款率的影響因素作出了許多分析，但仍存在如下問題：
首先，國外研究起步較早，較多地運用了數學模型，而國內學者則較多地著眼于定性分析和描述性分析，定量分析研究則比較少；其次，大多數研究都著眼于宏觀經濟因素對不良貸款率的影響，對微觀因素卻沒有過多考慮。
因此，本文⒃誚杓國內外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嘗試將宏觀經濟指標與銀行自身經營數據相結合，探究這兩者對不良貸款率的共同影響，以補充當前的研究不足，并為中國農業銀行下一步的發展方向提出一些建議。
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概述
不良貸款定義及分類
不良貸款定義。所謂商業銀行不良貸款，即銀行的不良資產，主要是指償還出現問題，無法按時支付利息甚至連本金都難以收回的貸款。貸款作為商業銀行的主要盈利業務，它的質量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行業銀行的盈利能力。因此，不良貸款成為評價商業銀行資產質量的重要指標之一。
相比較于不良貸款額，不良貸款率是一個相對值，能夠更好地反映出商業銀行的貸款結構。在不同規模的銀行中，不良貸款額會有很大差別，大型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額一般均會高于規模較小的商業銀行，但這并不能說明規模越大的銀行信貸質量越差。因此，在銀行規模不同時，采用不良貸款率作為商業銀行信貸質量的衡量值相對比較合理。
不良貸款分類。針對不良貸款的分類，普遍采用的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貸款風險五級分類法”的解釋，即為了貸款風險管理的需要，對未到期的信貸資產劃分為五類：正常（Pass）、關注（Specialmention）、次級（Substandard）、可疑（Doubtful）、損失（Loss），后三類貸款被稱為不良貸款（Non-performingloans），也稱為銀行的不良資產。各級貸款具體定義如下：
不良貸款成因理論
信用論。金融活動實質上是一種信用過程，信用是包括時間長度在內的一種預期。因此，任何一種金融活動中事實上都包含不確定性。信用是商業銀行賴以生存的基礎和保障，它既負有向公眾存款還本付息的義務，又擁有向借款人索要貸款本金和利息的權利。但由于金融活動存在不確定的影響因素，例如通脹、匯率、利率等的變化，導致這些指標的實際值偏離了借款人的預期，借款人的預期收益下降，最終導致其無力償還銀行貸款，導致違約。這種違約也就導致了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的產生。
可以說，不良貸款的存在是必然的，商業銀行貸款借出與償還之間的時間差距就足以證明這一點。現代經濟社會是用信用連接起來的整體，即使僅僅是某一個環節遭到破壞，也將會引起整個系統的混亂，信用不佳的企業將把信用良好的企業也拖入泥沼，從而導致整個金融系統的崩潰。因此，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本身就存在著蔓延的趨勢，需要盡快出臺調控措施。
金融脆弱性理論。金融脆弱性理論的觀點是金融脆弱性的根源是宏觀經濟，它的論證思路是探尋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與銀行不良貸款的變化之間的關系。
（1）明斯基的“金融脆弱性假說”。明斯基的“金融脆弱”理論認為，銀行不良貸款的產生涉及宏觀經濟周期、銀行和企業三方面因素。銀行是一個以吸收存款發放貸款為主要業務的特殊企業，自有資金少，資產負債率高是其一大特點，同時也是銀行風險產生的主要原因，具有天然的金融脆弱性。
當經濟處于繁榮期時，企業預期利潤上升，投機性企業和龐氏企業借款需求也隨之上升，使得銀行向高風險水平的企業發放貸款的比重加大，導致更嚴重的金融脆弱性；當經濟走勢趨緩走向反面時，此類高風險企業收入降低，將出現違約和破產的可能性，不良貸款不斷擴大將導致銀行破產，進而引發新一輪的金融危機。
（2）“安全邊界說”（Margins ofSafety）理論。商業銀行進行資金借貸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不良貸款，但一般都應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在及時解決存量不良貸款的同時，一般都會采取措施，控制不良貸款增量的上升。具體來講，遵循謹慎性原則的銀行，為了防止自身產生經濟損失，即防止發放給企業的貸款無法順利收回，往往會選擇采取一種安全措施，以保證銀行的經濟利益在一定的安全邊界范圍之內不受損失。
因此，當經濟繁榮時，借款企業大多信用較好，銀行所接受的安全邊界會隨之降低，那些本來不能通過審核的高風險企業也能獲得貸款；當經濟衰退時，那些高風險企業將無法償還貸款，從而導致不良貸款的增加，金融脆弱性加大。
貸款客戶關系理論。在70年代，JohnH.Woo提出了貸款客戶關系理論。該理論的內容主要是：銀行為了長期保持貸款的需求，追求其長期利潤最大化的目標，往往會降低貸款利率，擴大貸款規模，以保持與客戶的關系，由此導致銀行傾向于采取以擴張貸款量為特點的激進型貸款策略。這樣，首先銀行的貸款質量會受到影響，其次銀行的收益也會隨之降低，銀行的風險承受能力相對被削弱，因而，銀行不良貸款風險也就增加。
中國農業銀行不良貸款的影響因素理論分析
中國農業銀行不良貸款狀況
中國農業銀行不良貸款現狀。截止到2016年6月30日，中國農業銀行發放的貸款總額為人民幣2，253.89億元，比上年末增加125.22億。其貸款的五級分類情況見表3。
可以看出，2014-2016年，中國農業銀行的貸款總余額逐年上升，由人民幣7.661，924億元上升至8.778，451億元，不良貸款率也逐年上升，由1.54%到2.39%，再到2016年的2.4%。同時，不良貸款的內部結構也在惡化，損失部分相對占比上升。
中國農業銀行不良貸款發展狀況。由圖2可以看出，由2008-2013年，中國農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始終處于下降狀態。這是由于中國農業銀行在過去一直在政府的主導下對鄉鎮企業和農村基礎建設項目提供信用貸款，背上了沉重的歷史包袱，而近些年這種情況有所改善，三農金融業務的占比逐年下降。但截至2016年6月30日，中國農業銀行對三農金融業務款和墊款總額仍高達31，208.38億元，占發放貸款和墊款總額的32.44%，這部分的不良貸款率為3.04%，比總不良貸款率高0.65%。這也是中國農業銀行不良貸款率始終處于我國四大商業銀行之首的重要原因。
此外還可以看出，在2013年之后，中國農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開始逐年上升，并且上升速度越來越快。這種上升是在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導致的，為了找到究竟是哪些原因影響了不良貸款率，本文將繼續做出探究。
中國農業銀行不良貸款率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模型變量選取及結果假設
本文將采用多元線性回歸的方式來分析中國農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的影響因素和影響程度。
為了得出適當的研究成果，本文將農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作為被解釋變量，宏觀經濟指標選擇GDP增長率和M2增長率，微觀方面選擇銀行自身的資本充足率、撥備覆蓋率、凈利差、銀行規模（各年總資產的自然對數）作為解釋變量。
解釋變量1：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本文采用這一指標來代表整體宏觀經濟情況的代表。基于國內外的研究成果及前文的分析可知，GDP增長率與不良貸款率之間呈負相關關系。
解釋變量2：貨幣供應量（M2）增長率。本文采用這一指標作為宏觀經濟政策走向的代表。假設M2增長率對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的影響為負。
解釋變量3：中國農業銀行撥備覆蓋率。撥備覆蓋率能反映銀行貸款的風險程度和社會信用情況。假設撥備覆蓋率與不良貸款率為負相關關系。
解釋變量4：資本充足率。資本充足率是衡量銀行抵御風險能力的指標。假設農業銀行資本充足率與不良貸款率負相關。
解釋變量5：銀行規模自然對數。根據前文的分析，銀行規模對不良貸款率的影響還與銀行內部的管理結構相關，需要具體分析，因此在此先不作出假設。
解釋變量6：凈利差。凈利差是國內商業銀行也是農業銀行最主要的收入來源，體現了農業銀行的盈利能力和風險管理能力。假設農業銀行凈利差與不良貸款率負相關。
數據來源
文章研究的對象主要是中國農業銀行不良貸款率，此次實證分析考察的樣本期間為2010年第3季度至2016年第3季度的25組季度樣本數據，回歸中所用到的銀行數據均由中國農業銀行各年季報、中報與年報中搜集整理而成，GDP增長率和M2增長率則來源于國家統計局官網。具體數據見表4。
實證分析
多元回歸模型的設計。所謂回歸分析法，是在掌握大量觀察數據的基礎上，利用數理統計方法建立因變量與自變量之間的回歸關系函數表達式（稱回歸方程式）。社會經濟現象之間的相關關系往往難以用確定性的函數關系來描述，它們大多是隨機性的，要通過統計觀察才能找出其中規律。回歸分析是利用統計學原理描述隨機變量間相關關系的一種重要方法。
根據前文的分析，本文選取了6個變量進行分析，以此建立不良貸款率與GDP增長率（GDP）、貨幣供應量增長率（M2）、撥備覆蓋率（BBFG）、資本充足率（zBCZ）和銀行規模（sIZE）、凈利差（JLC）的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其回歸方程可以寫為：
Y=CI+C2*GDP+C3*M2+C4*BBFG+C5*ZBCZ+C6*SIZE+C7*JLC+U
其中，C1-C7為分別對應的各個變量模型的估計系數，u為殘差項。
變量的平穩性檢驗。為了使回歸結果是有意義的，首先需要對模型中的各時間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以確定其平穩性。將25組數據導入Eviews進行ADF檢驗，變量及其一階差分的ADFz驗結果如下：
從運行結果來看，各變量的P值均大于0.05，即在5%的置信水平下接受原假設，存在單位根，時間序列是非平穩的。將各變量進行一階差分后再做ADF檢驗，得出的P值除撥備覆蓋率大于0.05外，其余均小于0.05，即拒絕原假設，不存在單位根，時間序列平穩。對撥備覆蓋率進行2次差分后，P值降為0.0016，拒絕原假設，時間序列平穩。
因此，為了使回歸結果有意義，應當采用不良貸款率、GDP增長率、M2增長率、資本充足率、規模、凈利差的一階差分，以及撥備覆蓋率的二次差分進行回歸。
回歸分析。為了減少時間序列的異方差影響，在Eviews中用廣義最小二乘法對25組數據進行回歸，并檢驗了模型的擬合優度、模型顯著性和變量的顯著性?；貧w結果見表7。
從參數中可以看出，模型決定系數R2=0.962864，調整后的R2統計量為0.948938，也就是修正可決系數為94.89%，該模型對樣本的擬合程度較好，說明模型所選擇的解釋變量是被解釋變量的原因。
又可以看出，模型的F統計量為69.141171，模型通過了F檢驗，犯錯誤的概率僅為1.52乘以10的負10次方，說明所選擇的因變量總體上對自變量有顯著的線性影響。
回歸結果見表8。
表中可以看出，備變量回歸結果的P值均小于0.05，即說明各個解釋變量均通過了t檢驗。從第二列的各個變量估計值可以得出線性回歸模型為：
DY=0.001268-0.25809DGDP-O.039672DM2-0.038647DSIZE-0.076141DZBCZ-0.006064DDBBFG-0.776069DπC+u
由模型結果可以看出，中國農業銀行不良貸款率受GDP增長率影響，并與之呈負相關；受貨幣增長速度影響，并與之呈負相關；受其自身的規模大小影響，并與之呈負相關；受資本充足度影響，并與之呈負相關；受撥備覆蓋率影響，并與之呈負相關；受凈利差影響，并與之呈負相關?；貧w結果與前文理論分析結果基本相符。
降低不良貸款率的措施
觀察分析結果可以看出，規模大小與凈利差的T值較小，即與不良貸款率的關系最為密切。所以，農業銀行要想防范和化解不良貸款，首先要提高自身盈利能力和對風險的防控能力，增強中國農業銀行在金融市場的核心競爭力；其次要控制規模的盲目擴張，改善內部管理體系，提高行政效率。
此外，撥備覆蓋率對不良貸款率的作用也比較明顯，說明中國農業銀行應當適當提高撥備覆蓋率，增強對不良貸款的應對措施。
在所有的自變量中，GDP增長率變化的影響相對較小，這說明中國農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上升雖然與總體經濟下行有關，但這種下行并不是不可抗的，農行仍然可以從內部進行實施一些措施進行改善。
由于多種經濟因素的共同作用，農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高居國有商業銀行的首位，截止到2016年中期，中國農業銀行的不良貸款仍高達2，253.89億元，其防范和化解任務十分艱巨。
文章首先對不良貸款的定義和分類進行了說明，介紹了三個不良貸款的相關基礎理論：信用論、金融脆弱論和貸款客戶關系理論。緊接著，探究了中國農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現狀和發展情況，發現其不良貸款率呈現拋物線形，2013年之前逐年下降，2013年后逐年上升，而且從農業銀行貸款五級分類情況表中發現，不良貸款結構也在逐年惡化。2013年前的下降可以歸因于國家對于其支持三農金融業務的強制性要求，2013年以后的上升則將在后文中從理論和實證角度進行探究。
銀行貸款季度總結范文4
【關鍵詞】 銀行 資產 證券化 運作構想
一、銀行資產證券化的運作機理
商業銀行在競爭過程中，資產證券化可以說是一套較為創新的競爭運作機制。關于銀行資產證券化的運作，銀行以細致的分工、縝密的計劃，由發起者、服務者、發行者、投資銀行、投資者、資信評級單位、信用增級單位等，作為資產證券化的投資者，以銀行貸款為基礎上，進行深化的合作聯系，借助統計、預測、保證等運作手段，最終形成統一的運行機體。具體運作機理為以下幾點。
1、明確資產證券化的目標
常規的做法是：銀行選購資產后，在銀行設置資產池，銀行以發起者和原始權益者的名義，對資產證券化的融資需求展開全方位分析，進而以分類、估算、考核等手段，選擇風險比較小、現金流量比較穩定的銀行資產，確定待證券化的資產數量。在所有權方面，歸于發起者和原始權益者所有。
2、特殊目的載體的構建
銀行資產證券化的實現，涉及到貸款組合的概念。用于證券化的資產，往往是銀行本身的特定資產，SPV合法承接銀行的過戶資產，便于將銀行發起者破產風險的負面影響，降至可承受狀態。銀行以“破產隔離”的方式，為原始權益者的其他債券主體，提供發行者破產時合法的追索權利，側面要求構建特殊目的載體時，要在法律的范圍內，提出嚴格的經營行為限制條件，譬如債務限制、重組兼并限制、獨立董事維護等。
3、證券化結構的完善
在確定SPV之后，需要逐步完善資產證券化的結構，適時要涉及相關的法律文件，我們需要以此作為約束、規范、強調相關權益者權利、義務等的依據。就目前國內實施資產證券化的銀行情況來看，除了出售貸款組合的銀行，還有第三者的貸款服務合同，當這些貸款第三者，與銀行簽訂承銷協議之后，銀行必須在設計證券結構的基礎上，根據銀行資產池的現金流特征，以及結合投資者的偏好和信用等級等，對信貸資產進行包裝，使得證券化的結構趨向于完善。
4、本息償付和剩余現金的分配
銀行基礎資產證券化之后，現金流中包含了投資者的償付本息。在為投資者償付本息時，銀行將部分規劃好的現金流，委托指定的機構，以月度、季度、半年度等方式，直接為投資者償付本息。具體的償付時間，以資產證券化的具體情況而定，至于扣除本息后資產池的其他現金流，還需要支付相關的服務費，如果還有剩余，則由銀行、SPV按照協議合理分配，適時方可結束銀行資產證券化的運作流程。
二、銀行資產證券化的品種選擇
在以上銀行資產證券化運作流程中，品種的選擇，是保資產證券化結構合理化的基礎條件，為滿足資產證券化的法律期望要求，同時吸引更多的投資者，我們可將銀行資產證券化的品種，劃分為基本產品和衍生產品。
1、基本產品
基本產品有三種：第一種是過手證券，當證券出售后，其金融資產池的所有權，會直接轉移至投資者，被證券化之后，金融資產等，會被移出資產負債表中，并由資產池中產生的現金流，作為償還來源，同時需要承擔提前償付而出現的再投資風險，一般以月度支付本息，至于償付期限，處于不固定狀態;第二種是資產支持債券，由發行者承擔債務契約，同時發行者享有所有權，被證券化的資產，保留在資產負債表內，現金流量中，也未必存在償付本息的份額，可能需要通過其他渠道償還，但不需要承擔提前償付產生的再投資風險，以季度和半年度的時間支付本息，具有超額擔保的特點;第三種是轉付債券，由發行者承擔債務契約，同時發行者享有所有權，被證券化的資產，保留在資產負債表內，由資產池中產生的現金流，作為償還來源，同時需要承擔提前償付而出現的再投資風險，以季度、半年度償付本息，擁有前面兩種基本產品的特點。
2、衍生產品
衍生產品同樣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擔保抵押債券，以償還時間作為債券組合的劃分，并按照組合情況，確定償還本金的方式，另外擔保抵押債券的期限、利率、風險和償還模式等，都要兼顧投資者的風險承受情況，一般以投資者的風險控制為核心，在歸類投資者的基礎上，選擇不同籌資成本的產品，能夠吸引不同類型的投資者;第二類是浮動利率債券，包括利息的償還額度和還款時間，都會隨著利率的改變而有所調整，這種類型的衍生產品，一般以中央銀行的利率指數為基準，在每個月度調整一次，同時衍生出“反向浮動債券”，以保證在利率變動后，依然能夠保證套期保值的作用;第三類是剝離抵押證券，用兩種利率不同的證券進行組合，兩類證券的持有者，享有抵押貸款產生的本息，譬如一級抵押貸款組合，可剝離為溢價證券和折價證券，兩種的息票利率分別為14%和6%。
三、銀行資產證券化的運作條件
除了銀行資產證券化品種的選擇，運作條件的明確，同樣是保證銀行資產證券化運作機制順利進行的關鍵。銀行資產證券化必然會面臨不同大小的交易結構風險，譬如違約風險、損失事件等，為此筆者建議按照以下的條件，實施銀行資產證券化的運作。
1、銀行現金流的穩定性，必須可預見
銀行資產證券化，風險大小很大部分取決于現金流的穩定性?，F金流的循環程度，以及所能產生的本息穩定性程度，都要在證券化流程中，一目了然的清晰反映，以此判斷證券化風險的大小，同時能夠使得現金償還更為科學合理。從借款人的視角，銀行資產的證券化，相當于用其償付給銀行的貸款現金流，作為投資者本息償付的來源，后者收益的高低，取決于現金流量的循環能力，因此銀行現金流的穩定，必須具有絕對的可預見能力。
2、保證資產所有權的完整性
這一點在銀行資產證券化運作機理中，已有初步提及，在此值得重申強調的時，當銀行以真實出手的方式，將資產的所有權進行轉讓，銀行應該按照既定的資產證券化目標，對資產池的組成情況進行檢查，提前做好破產清算準備工作，將資產池與破產結算內容進行隔離，這樣才能夠保證資產所有權的完整性，使得投資者的權益得到絕對保護。
3、明確法律規范條件和稅收待遇
被證券化的銀行資產，為確保交易結構的嚴謹性，筆者認為應該進一步明確法律的規范條件，為參與者提出更為權威的承諾，這一點與銀行證券化的順利運作息息相關。至于稅收待遇的商榷，要考慮SPV的經營行為，同時對發行條件進行改善，在保證有效控制融資成本和創造有利發行條件的基礎上，提出優惠的稅收待遇。
4、質量和信用等級具備可評估性
銀行資產證券化，在明確正式實施之前，風險和收益可以說是參半。我們將銀行資產進行捆綁組合，并組成了資產池，其質量和信用水平，與證券化的資產收益息息相關，只有具備可評估性，透過相關的數理統計數據，預測資產的壞賬風險和離散程度，方可讓證券化的資產更為貼近市場，并具備比較高的成功概率。
5、提高擔保業的專業化水平
參考其他發達國家的資本市場，擔保業是資產運行風險的重要基礎保障，我國銀行實施資產證券化，同樣需要借助擔保業的專業化力量，讓信貸資產的流動能力、變現能力更強。為此，我們需要進一步提高擔保業的專業化水平，以便在現金流出現問題后，能夠行之有效地承擔本息支付業務，助力銀行資產證券化成功運行。
四、銀行資產證券化的運作思路
銀行資產證券化的運作，所需遵循的原則，有“循序漸進”、“經驗借鑒”、“扶持參與”等。銀行資產證券化運作，并非一朝一夕就能促成，而需要在試點的基礎上，結合市場的需求和承受狀態等，再嘗試性擴大規模，在此期間，必然需要借助國外先進的經驗，并由政府出面扶持參與，提供銀行資產證券化的良好運行環境。至于運作的方法，首先嘗試將銀行的不良資產證券化，在盤活不良資產之后，針對銀行的盈利能力狀況，通過資本市場，招募有合作契機的投資者，中建信用關系，促使銀行資產負債管理水平的提高。其次是將銀行的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在發放個人住房抵押貸款之后，考慮到住房抵押貸款具有期限長、流動性差等特點，但未來有現金的流入，對此可嘗試將住房抵押貸款進行匯總組合，形成貸款群組，再以現金的方式購入，這樣就能夠從市場上獲得足夠的資金，以彌補住房抵押貸款流動性差的缺憾。再次是工商企業貸款的證券化，目前銀行所占的工商企業貸款中，占了銀行全部貸款中的70%，當經濟結構出現調整后，貸款的結構性也需要隨著調整，此時如果將貸款證券化，就能夠解決貸款規模化和期限長的問題，讓銀行在創造貸款來源的同時，提高資產的流動性和效益水平。
五、結語
綜上所述，銀行資產證券化，是商業銀行在競爭過程中一套較為創新的競爭運作機制，銀行以細致的分工、縝密的計劃，由發起者、服務者、發行者、投資銀行、投資者、資信評級單位、信用增級單位等，作為資產證券化的投資者，以銀行貸款為基礎上，進行深化的合作聯系，借助統計、預測、保證等運作手段，最終形成統一的運行機體。文章通過研究，基本明確了銀行資產證券化運作的思路，其中包括資產證券化運作的機理、品種選擇、運作條件明確和運作思路提出，但考慮到金融市場運行條件的復雜性和多變性，筆者建議除了在金融實踐中，靈活參考以上的銀行資產證券化運作方法，還需要不斷歸納和總結出其他的運作經驗，作為本文研究補充和完善的內容。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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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貸款季度總結范文5
關鍵詞：信用風險傳染 去產能 去杠桿
2008年以來，以房地產為核心、以重化工等上游產業為依托的地方平臺及企業加產能、加桿桿，國內形成債務擴張拉動經濟的發展模式。隨著增長速度放緩、經濟轉型和產業結構調整，部分產能過剩行業經營困難，信用品質下降，信用風險成為市場關注的焦點。
信用風險具備較強的傳染性，某一經濟主體因流動性危機或者破產而發生違約行為時，往往會影響其它經濟主體和相關行業的違約概率，對此應予以關注。
信用風險傳染的定義與影響因素
信用風險傳染是指在外部經濟環境變動情形下，某一經濟主體因流動性危機或者破產而發生的違約行為影響到其它經濟主體的經營狀況甚至違約概率，是信用風險的外溢效應。
信用風險傳染的影響因素可以歸結為宏觀和微觀兩方面。微觀因素指債務人因商業模式特征、地域、法律及其他特殊事件引發的信用風險負向傳遞。如，某一地區關鍵產業的凋零可能致使整個區域的企業面臨信用壓力；特殊事件的發生也會影響增強信用風險傳染，如次貸危機和雷曼兄弟破產等極端殊事件，會顯著加劇信用風險傳染程度。宏觀因素指企業經營面臨的外部經濟環境，研究表明債務人之間因宏觀經濟因素存在正的違約相關性，包括GDP、CPI、基準利率等指標及經濟事件因素，均對企業信用品質可能產生影響。如，我國房地產市場調整導致水泥、平板玻璃、鋼鐵、工程建筑等行業下游需求下降，行業產能過剩嚴重、虧損加劇，引發了上述行業信用品質惡化，發債企業信用等級頻繁下調。
信用風險傳染路徑與機理
從理論層面看，信用風險的傳染通常源于經濟體之間存在違約的正相關性。傳染路徑分為企業間的橫向傳染，以及行業間和產業鏈上下游之間的縱向傳染。橫向傳染和縱向傳染的機理各不相同；縱向傳染的機理更復雜，后果也更嚴重。
橫向傳染是指信用風險在行業內企業間的傳染，是行業內信用風險溢出“示范效應”和“放大效應”的結果。同一行業內某些沒有直接業務往來關系的企業，有可能會因為企業在財務管理模式和經營管理模式等方面的相似性，導致信用風險傳染。這種示范效應和放大效應源于行業內不同信用等級企業的相互影響，一方面表現為行業內其他債務人信用利差增加，甚至出現跳躍變化；另一方面通常由行業內資質較差的企業所引發。
縱向傳染的機理主要基于上下游產業聯動機制?，F代企業、產業之間分工更加細化，聯系更緊密，在產業鏈的作用下，上下游產業之間存在關聯影響，使得行業或企業的信用風險會沿著一定方向進行傳遞，這就是上下游產業聯動機制。當經濟衰退、市場需求疲軟時，商品滯銷導致制造型企業的產品大量積壓，迫使企業在一定時期內大幅削減生產甚至停產，同時可能伴隨裁員，企業信用風險迅速加大，且與其處于同一產業鏈的上下游企業生產運營情況也會隨之惡化。在上述過程循環作用下，更多的企業和行業可能陷入信用危機。
這種產業鏈的聯動可能是下游需求減弱傳遞至上游，也可能是上游供給端沖擊傳導至下游。需求端的信用風險傳染通常沿著產業鏈的順序依次發生，始于汽車、房地產、基礎設施建設、機械、裝備制造等下游行業，然后傳導至有色金屬冶煉壓延、黑色金屬冶煉壓延等中游的加工制造業，最后是上游的有色、煤炭等行業。需求端產生的信用風險對于下游行業中的機械和裝備制造等行業、上游行業中的鋼鐵、煤炭等行業沖擊更大。同時，資本密集型行業的違約率波動幅度大于勞動密集型行業。
我國信用風險傳染的現狀
我國產能過剩行業大多集中在重工業和國有企業部門，一般為資本密集型企業，資產負債率普遍較高。2013年以來，制造、鋼鐵、采礦等行業在產能利用率下降和凈資產收益率持續回落的同時，杠桿率不斷上升，其中重工業等資本密集型產能過剩行業杠桿率上升更快。據測算，目前四大產能過剩行業（煤炭、鋼鐵、有色和水泥）的存量有息負債高達5.4萬億元，其中銀行貸款2.8萬億元，公開市場債券1.6萬億元，信托等非標產品約1萬億元。
產能出清與債務出清疊加，提升了相關行業的違約概率，信用風險有可能在鋼鐵、煤炭等行業間傳染。去產能和去杠桿引發的信用風險體現為銀行資產質量的惡化，以及債券市場信用評級下調、債務違約等信用風險事件的增多。
銀行貸款不良率是觀測信用風險的領先指標，自2013年一季度以來，中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總額和不良率逐季上升，截至2015年三季度，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總額已接近1.2萬億元，不良率升至1.59%，四大國有銀行中的農業銀行2015年上半年不良貸款率已達到2.43%。從上市銀行不良率的行業分布來看，制造業和采礦業等產能過剩行業不良率增速顯著快于第三產業，發生信用事件的概率加大。以農業銀行為例，2015年上半年制造業和采礦業的不良貸款率分布為4.37%和1.56%，較2014年增長18.43%和95.00%，而第三產業的不良率上升趨勢則緩慢得多。
債券市場方面，2014年以來鋼鐵、煤炭、機械等產能過剩行業，信用風險事件明顯增多，制造業、煤炭、鋼鐵等發債企業主體信用評級頻繁下調，民企甚至大型央企均出現了實質性債務違約事件。據Wind資訊統計，自超日債違約至2016年3月底，全市場累計有44只債券違約，除去違約的中小企業集合債外，其余29只違約債券涉及制造業、光伏、煤炭、鋼鐵等產能過剩行業。按違約節奏來看，2014年有6只債券違約，2015年有24只，2016年前3月已有14只債券違約，債券違約頻率越來越高。
總結與建議
當前我國產能過剩行業融資已經出現了銀行惜貸、公開市場發債受限等現象，表現為銀行限貸、公開市場債務凈融資額下降、融資利率上升、融資期限短期化等。再融資難度加大容易形成“信用風險上升―市場惜貸―債務展期、借新還舊困難―信用風險上升”的惡性循環，需要警惕信用風險向上下游行業的擴散。
銀行貸款季度總結范文6
經亞洲開發銀行ADB授權翻譯并發表此文,本刊對原文有所刪節。ADBI對譯文及其使用免責。
關鍵詞: 金融危機銀行業亞洲地區
中圖分類號: F831.59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6-1770(2009)011-09-05
一、金融危機影響下亞洲銀行的現狀和前景展望
表1是穆迪對亞洲主要銀行平均資金實力的評級情況,其他主要信貸機構和投資銀行對亞洲銀行系統展望做出的結論也與此相似。該表反映出2008年、2009年一些活躍銀行的評級出現下降或下降趨勢。評級機構預期銀行貸款質量將面臨巨大壓力,這將成為該地區銀行的最大威脅。認為后續評級活動將主要依據銀行的信貸減損、低利潤和資本補充需求而展開。銀行信貸質量的惡化情況到底如何有待觀察,因為該地區公司利潤出現下滑,國有銀行系統仍在普遍實施大規模的財政刺激計劃。其他情況也會對銀行盈利造成壓力,如貿易融資量下降、財富管理產品銷售下降、投資銀行活動減弱等。銀行資本金的減少也可能導致貸款規模出現下降,從而影響銀行盈利。除非決策者能夠很好地控制住經濟形勢,這種現象將繼續存在。
本地區銀行系統的現有情況到底如何?以下將基于標準的CAMEL監管框架,加入市場風險的敏感性因素予以分析。數據主要來自IMF的全球金融穩定評論。
1、資本充足率
按照美國聯邦銀行管理機構對資本充足的定義,銀行控股公司的一級資本比率至少4%,混合一級和二級資本比率至少8%,杠桿比率至少4%。資本較為充足的定義為,銀行控股公司擁有一級資本比率6%,混合1級和2級資本比率至少10%,杠桿比率至少5%。如表2所示,亞洲地區銀行系統的資本充足情況尚屬良好。2008年銀行加權風險資產的資本比率在8.2%和16.8%之間。較高的為印尼(16.8%),菲律賓(15.5%),新加坡(14.3%)和泰國(15.3%),較好的澳大利亞(10.9%),香港(14.3%),中國(8.2%)。
由于中國和日本銀行系統的資本占該地區一級資本總量的84%,因此,對兩國銀行的情況需特別加以關注。中日兩國分別需關注的是:中國的信貸增長速度和日本銀行的資本質量。關注中國的原因在于2009年以來信貸規模增長速度過快,2009年前3個月,中國銀行系統新增貸款4.58萬億元――接近2008年全年總量,以及同期GDP的70%。貸款的猛增可能會以犧牲資產質量為代價,增加未來的金融系統風險。日本最大的三個金融集團――三菱、住友和瑞穗公司――均低于資本要求,資本質量的問題比數量更大。為了沖銷壞賬,提高一級資本到6%-8%,日本銀行至少需要增加數10億美元充實資本金。
2、資產質量
2003年以來亞洲銀行的資產質量有了大幅改善,截至2008年底,中國和日本的不良貸款率分別為2.5%和1.5%。評級機構預期銀行貸款質量將面臨巨大壓力,這將成為對該地區銀行的最大威脅。由于亞洲國有銀行系統在積極實施政府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信貸規模的受影響程度未定。中國和越南的銀行更是投放了大量的信貸資金以刺激經濟。以中國為例,政府在銀行信貸投放中施加了多大的壓力,將多少會導致未來銀行出現相應的信貸質量問題。中國的財政刺激政策是有風險的,銀行貸款頭寸比率在過去12個月內從2008年9月的14.5%到2008年12月增至18.8%,2009年2月達24.2%。一般來說,信貸快速增長的代價常常是貸款質量下降,會產生不良貸款。
3、撥備充足情況
大部分亞洲銀行目前面臨的最大威脅是,全球金融危機可能對其資產質量形成壓力。不良貸款增加將影響銀行利潤,較高的撥備可能導致一級資本受到侵蝕,影響未來的借貸能力。目前情況下,銀行面臨的問題不是要擔心現有的資本比率和不良貸款率,而是要為未來可能出現的損失做好準備。不良貸款比率的理想撥備率是100%。如表2所示,銀行撥備率較低的為日本、印度,較謹慎的為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新加坡和韓國較高。
4、銀行收益率
亞洲銀行的資產回報率相似,目前盈利一般,不突出。日本由于銀行業競爭激烈,邊際收益率較低,2008年股本回報率僅為1.5%,印尼銀行的收益相對較好,2008年為26%。菲律賓銀行的收益(2008年為9.6%)主要來源于政府債券的投資收益。
5、流動性情況
大部分亞洲銀行的盈利模式較為原始,即以存款為基礎,資金來源較穩定,未來估計仍是如此,這一模式比主要依靠基金提供資金的銀行經營模式要安全。后者只是在澳大利亞和韓國的銀行中充當重要角色。因此,流動性(貸款對存款的比率)在該地區大部分是有保障的,只有韓國是例外,其貸存比較高。
6、對市場風險的敏感度
1997年CAMEL引入了第六個要素,即銀行對市場風險的敏感性,使之簡寫變為CAMELS。歐洲和美國銀行由于采用“貸款并證券化”的商業模式,信貸風險和市場風險的暴露程度較大,現在正逐漸向風險較小的商業模式轉變。而大部分亞洲銀行的商業模式風險不大。表3對亞洲地區銀行系統面臨的風險進行了總結。
二、亞太地區對銀行系統的支持措施及其評估
與美國和歐洲一樣,2008年年中以來,亞洲地區的政府同樣采取了大量措施支持銀行系統――某些情況下支持力度可能更大――以減緩經濟下滑。主要經濟體,由于國內銀行對援助的需求不同,國內經濟在全球下滑中的暴露程度不同,政府對是否采取干預政策的態度不同,宣布的銀行支持措施和財政措施差別較大。韓國、澳大利亞、日本和中國對銀行系統的干預最為活躍。主要措施包括提供資本金支持、剝離不良貸款、流動性支持、對銀行存續或新發債務提供擔保等。
對銀行提供援助的最主要措施是對銀行債務,包括存款和借貸,提供擔保。澳大利亞、中國香港、馬來西亞、新西蘭、新加坡和中國臺北采用了綜合存款擔保手段。澳大利亞、新西蘭和韓國為債務提供擔保。到目前為止,對銀行直接注入資本的必要性尚未出現。但是韓國、日本、印度、中國香港,宣稱有意對銀行增加資本提供支持。政府希望借此增強公眾對銀行的信心,使其能夠維持借貸能力,特別是如果高信貸成本確已開始侵蝕銀行資本。一般政府不從銀行的資產負債平衡表上移開問題資產,另外,只有韓國對存在流動性問題的中小企業實施貸款擔保。隨著危機的發展,一些國家可能會采用額外的方法促使其銀行系統更加穩定,避免與其他國家相比出現劣勢。
亞太地區其他的監管容忍措施集中于為了增加流動性而放松謹慎監管標準,如降低最低流動比率、最低存款準備金要求等。一些地區提高了抵押貸款中貸款對抵押物價值的最高比例限制,以鼓勵借貸。證券估價(日本)、重組貸款分類(印度)的會計標準得以放松。未來對貸款分類、撥備需求、資本充足率的要求是否會繼續放松有待觀察。
監管寬容并非新出現的概念,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1980年代美國已經出現。美國與其他措施相配合,提高了存款保險的上限,放松資本充足率要求,以避免銀行破產。東亞采取了不同的寬容措施,包括全面擔保、資本要求、不良貸款展期等。這些措施可能有助于幫助銀行渡過難關,但是也可能會延長危機時間并擴大后續的影響。監管寬容能夠起作用,但并不是包治百病的工具。聯邦存款公司的有關報告比較了1980年代有利和有害的寬容計劃,批評了沒有特定項目的大規模寬容計劃,得出以下結論:
長期來看,聯邦儲蓄和貸款保險公司實施的大規模的寬容計劃是一項高風險的管理政策,因為其成功的機會在于經濟環境在儲貸機構的自身情況進一步惡化之前得以改善,或者新的風險投資力量得以加入。后一種情況特別會增加儲貸機構破產的成本。
在1990年代早期情況有所反轉,在1991年美國存款保險公司的改進行動計劃中,對垂死金融機構的救助提出了限制。
1、全面擔保
并非只有東亞地區在使用全面擔保措施,全球范圍的國家都在見證全面擔保的廣泛運用,蘇格蘭皇家銀行對全球使用這一措施的銀行進行了統計,發現大部分的國家都建立了擔保措施。然而,在亞洲金融危機和其他國家金融危機中全面擔保的運用有教訓可尋,全面擔保可能會對金融系統的穩定產生負面影響。盡管亞洲采用的擔保措施確實帶來了穩定,但也約束了處理金融壓抑的后續措施選擇范圍,并難以退出。
學術界的觀點是什么?學術界很清楚地將全面擔保與道德風險聯系在一起,認為政府的全面擔保措施將限制后續政策的選擇空間。更重要的是,危機造成的財政成本是內生的,該成本會因全面擔保而增加。財政成本的變化主要可解釋為較差的政策措施所致,如增加監管寬容、全面擔保、或兩者折衷。如果忽視內在問題,看似平靜的危機會引起軒然大波,增加后續成本。我對該問題的實證研究發現,全面擔保會增加財政成本、延長危機的持續時間、增加GDP的損失。學術研究傾向于對危機的處理采取強硬的回應措施,認為在全面擔保和其他寬容措施中采用的伴隨政策,會增加銀行危機的財政成本,無助于提升經濟復蘇的速度。盡管會產生較高的附隨成本和道德風險,但政府仍在危機中反復使用全面擔保的原因很明顯。政府在機構和政治意愿、必要的財政政策缺失之時,運用全面擔保以控制大規模的系統性金融危機。全面擔保不應被經常使用,只能適用于較小的目標,如對新債務提供保險而非覆蓋所有債務頭寸。對全面擔保應給予正確標價,嚴格加以遵循,成本披露充分。
2、剝離不良資產
政府機構既無專業能力也無動機對問題資產的解決做出最終決策。例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韓國成立資產管理公司,盡管在處理金融機構不良貸款中不斷獲得經驗,但進展緩慢。印尼的銀行重組機構在危機后的資產處置中并沒有提供令人滿意的計劃。主要原因是引入新的、又具有足夠經驗的機構在操作中存在困難。但是政府需要參與不良資產的處理過程,處理過程應該依賴市場力量而非政府力量,從而為金融行為提供正確的激勵。處理不良資產的措施可以是對獎懲比例的適當組合以引導金融機構逐步解決不良貸款,如將過多的不良資產轉移到專業的資產管理公司。如果資本充足率惡化的原因是為了處理不良資產,在一定時間內對資本充足率予以寬容是可行的。有關設計應達到以下標準,首先,必須將問題資產剝離至私人部門。其次,在提供政府流動資本時,應確保私人權益資本安全。應將管理者利益進一步與公眾利益聯系在一起。第三,應在私人部門中創造處理受損資產的競爭機制。
3、直接的資本支持
政府直接為銀行短缺資本提供支持,而不對銀行需達到什么條件提出要求,會形成相當大的道德風險。提供資本支持時應考慮以下措施:1、以市場為基礎對資本注入進行評估。2、與私人部門的配套基金相聯結。3、資本投入采用優先股或可轉債的形式,鎖定可能的損失。
三、亞太地區銀行系統的壓力測試
直到最近,國際金融機構對金融危機的關注主要集中在美國。然而,IMF最近的全球金融穩定評論指出,銀行危機是全球性的。在此背景下,分析亞洲地區銀行系統的現實情況以掌握資本短缺的情況是有指導意義的。本文采用Bankscope提供的數據,但存在三個問題。一是數據既非及時(2007年)也非全面。第二,由于各國管理體制、會計制度和稅收體制不同,跨國的資本、股權和不良資產的數據之間不具有可比性。第三,并非所有的金融機構提供全面的數據。因此,分析數據需要花費精力。結論只能被謹慎加以采用,僅是指導性的,而非結論性的。
對亞太地區銀行資本短缺情況的估算需要采用保守的假設:一級資本對資產的杠桿比率為5%,不良資產比率8%,對不良資產的覆蓋達到100%。結論如下:壓力測試顯示大部分的銀行系統能夠抵御沖擊,但需要更多的資本以達到此目的。這一擁有約1.2萬億元資本的最大的銀行系統,預期資本短缺約7580億美元。一級資本短缺最嚴重的是韓國(445億美元),中國(1091億美元),日本(5188億美元)。令人吃驚的是菲律賓和泰國并不需要額外的資本注入。
四、銀行業國際化的收益和風險
隨著電子通訊的發展,監管障礙減少,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加快,外資銀行正快速增加其跨境借貸,同時積極投資于發展中國家。外資銀行的存在構成許多發展中國家銀行系統的重要特征。外資的占比差距巨大,例如,拉丁美洲中的大經濟體如秘魯和墨西哥外資占銀行系統比重分別為95%和82%。歐洲、中亞、非洲、拉丁美洲的銀行部門中的外資占比要比東南亞的較高。
近期的金融危機顯示,外資參與既能帶來收益也能帶來風險。發展中國家通過向信貸壓抑的公司和個人部門增加貸款,提供高端金融服務,為應對外資銀行競爭而提升效率,獲得了大量的收益。外資銀行也可能將負的金融沖擊傳染到全球:大銀行可能因為銀行間市場流動性問題、信貸標準提升、資本壓力增加等問題而突然收縮發展中國家的貸款。
銀行的跨境融資活動近幾年在持續增加。同樣,跨境資本流動可以給國家帶來資本,但也會增加流動性風險。資金跨境流動與金融穩定存在聯系。一些新興市場的銀行系統正變得更加依賴外資銀行和批發性外國基金。外資銀行的子公司有時會向其母公司借款,如韓國;從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的批發市場借入資金,向居民提供外幣貸款,如東歐。
對外資依賴所造成的流動性風險在2008年9月和10月,市場去功能化時表現明顯。雖然以此評估對亞洲的影響為時過早,但由于中國、印度、哈薩克斯坦、韓國等國在國際銀行間市場中表現活躍,如果銀行間市場壓力持續上升,這些國家需要考慮其國內銀行是否會在國際市場中融資面臨困難。同樣,國際銀行疲弱的資產負債表將對發展中國家主要的借貸者形成負面影響。對一國應如何對待外資銀行的討論超出本文的范圍,但國際信貸中介的本質和特征將持續發生變化,新興市場需要采取措施正確對待國內的外資銀行。控制風險的同時獲得收益的努力應集中于,給外資銀行設置限制,小心獲取其帶來的益處。
五、金融危機的后續影響
1、金融部門前景展望
IMF在地區經濟展望:亞太(2009b)中指出,公司現有的壞賬違約風險處于偏高水平,但比亞洲金融危機時低得多。報告因此認為金融危機對公司和銀行部門存在較大影響但處于可控制范圍內。估計亞洲債權人(股東除外)在違約中的損失將達到GDP的2%,銀行損失將達到總資產的1.3%。風險可控的主要原因是遭遇金融危機時公司部門的財務狀況健康、杠桿率較低、盈利良好。這些發現基于這樣的預期,亞洲經濟出現穩定并將逐漸復蘇。不管怎樣,現在都需要開始著手處理銀行問題和公司重組問題。
2、全球信貸收縮
我們應該要認識到這場危機的影響仍將持續一段時間。例如,IMF預計亞洲今年的經濟增長率為1.3%,比上年明顯下降。此外也要深刻吸取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印尼、韓國和泰國的教訓。IMF的一份關于40個主要金融危機的分析報告指出,處理金融危機相關的財政成本約占GDP16%。比如,印尼不良貸款最高時達32.5%,危機的財政成本占GDP達56.8%,產出損失達GDP的67.9%,實際GDP增長率最少時僅為-13.1%,處理不良貸款的初始努力見效甚微。雖然本次危機與亞洲金融危機有很不差別,但這場危機注定會對亞洲產生重大影響。
將危機后私人部門的信貸演變分成三個階段:信貸恢復增長所需時間,名義信貸價值超過危機前水平所需時間,信貸對GDP比率恢復到危機前水平所需時間。見表4。平均來看,信貸恢復增長需要14.5個季度或3年半。在經選擇的樣本國中有8個國家信貸對GDP的比例再也沒有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美國花了60個季度(15年)使信貸對GDP的比率恢復到1990年第二季度的水平,即持續增長的最后一個季度。有關結果顯示,如果一國在危機期間遭受持續的經濟下滑,那么名義信貸將花費多個季度或年度恢復到危機前水平,信貸對GDP比率的恢復時間甚至更長。如果歷史可作為借鑒,那么全球信貸增長不會很快恢復。
3、非銀行金融部門難以彌補銀行部門蕭條
銀行是主要的融資者,但僅依賴銀行不能滿足長期融資的需求,股權和債務市場同樣提供長期融資。以下將對資本市場、共同基金、養老金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的情況進行分析。資本市場中,只有韓國可以為新資本提供較高比例的直接融資,其他國家的容量較低,難以為公司提供充足的長期融資。亞太共同基金市場與全球市場相比較小,僅泰國和馬來西亞尚可。而且這些地區對共同基金的管理存在不足,主要問題在于:對投資者保護不夠、信息披露不充分、基金凈值的計算存在問題、銷售渠道不暢、對聯結產品的估值缺乏管理規則、許多大基金并不遵守國家評估準則。養老金市場較小,如果政府有意改革并提振養老金基金,調動國內資源的潛力巨大。保險部門的容量同樣較小。見表5。因此,當銀行難以為市場提供資金支持時,較弱的其他金融部門也無法彌補這一不足。
4、公司面臨較高的違約風險
IMF(2009b)警告稱新興市場的公司壞賬比率有可能增加。新興經濟體擁有1.8萬億美元的公司債務,這一數值在2009肯定會上升,違約的威脅上升至“危險的程度”。IMF的報告指出,“處理公司的破產問題將是發達國家的主要挑戰,但是對于發展中國家可能是更大的挑戰”( IMF2009b),但是亞洲地區公司部門具體的受影響程度尚不可知?？傻玫臄祿碓粗?包括Worldscope和Amadeus未能及時對公司部門的影響情況做出評估。不過由于亞洲金融危機以后,該地區的許多國家對其公司進行了重大財務重組,從金融指標來看,這些國家的公司部門是健康的,東亞的金融活動有了很大的轉型。未來的后果不致于太嚴重。
記住過去是為了避免未來重蹈覆轍,但在所有關于全球銀行部門脆弱性的討論中,幾乎沒有涉及公司重組在實體經濟和金融部門恢復健康中應扮演何種角色的討論。然而這正是我們應從過去二十多年的金融危機中需吸取的一個重要教訓。在衰退中,總產出和公司利潤的下降可能會擴散,導致公司壓抑,甚至出現破產。銀行部門是公司部門的鏡像,銀行系統的資產質量不會比公司部門的負債質量更好。如果公司部門脆弱,比如,杠桿過度、盈利較差,銀行資產也會較差。因此,公司壓抑既是經濟疲弱的表象也是原因。銀行部門的重組要達到預期目標,必須采取措施解決公司壓抑等深層次問題。但是現有的銀行重組計劃似乎并未涉及這一深層次問題。
六、結論
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機發生時,亞洲經濟和金融狀態整體表現良好。銀行系統健康、公司部門遠比其他地區要健全、政府融資穩固。這些,伴隨著普遍的高額儲備,使亞洲金融可以快速恢復。長期來看,有理由認為亞洲仍將是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區域。
但是亞洲銀行系統的短期展望是負面的。預計未來12-18個月,銀行因經濟下滑將出現信貸風險,導致不良貸款增加、撥備增加、收益減少,損失增加?，F在許可的貸款損失量和一級資本水平不足以應對未來的信貸問題。建議這些地區的銀行應增加資本以沖銷壞帳損失、提高一級資本比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