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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的民俗文化范文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992(2009)03-0173-01
摘要：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導致對語言理解方式的不同，因此采取何種翻譯策略才更有利于中國文化典籍的傳播，是迫切需要解決的一個現實問題。
關鍵詞：英語 典籍 翻譯
中華民族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博士認為：“中國在公元3世紀和13世紀之間，保持著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泵绹敶髮W教授保羅?肯尼迪也說：“在近代以前的所有文明中，沒有一個國家的文明比中國更發達，更先進?！?楊牧之。1999)中國典籍是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化的結晶，它們的對外譯介對于向世界人民介紹華夏文明，在全球化的時代一方面保持中國固有的文化身份，另一方面使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進行平等對話。促進中西文化的交融和互補，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重要的現實意義。在21世紀，隨著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的日益增長而來的，將是華夏文化的又一次輝煌。在這個大背景下，中國典籍在世界上將更加受到關注。它們的對外譯介也將愈益顯示其重要性。
1 物質生活民俗類(包括衣食住行、生產貿易等)
《紅樓夢》第24回有這么一句話：“即使是巧媳婦也做不出沒米的粥來?！?第二十四回)
楊譯：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
霍譯：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 “粥”作為我國居家飲食習俗的一部分。源遠流長，且雅俗共賞，俗稱“稀飯”、“水飯”等，并有藥粥、養顏粥、供粥等類別，主要以大米、小米、玉米、糯米等為主料。添水文火煮成，西方不曾有。楊將“元米的粥”譯作“a meal without rice,"基本傳達了做“粥”的要領，而霍譯處理成"bread without flour"，則把我國傳統飲食喝粥的習慣，歸化為西方日常生活中吃面包的習慣，前者保留了中國傳統民俗文化的內容，后者則因背景知識的缺乏，或因翻譯目的不同而影響了這一民俗的傳達。
2 特殊名詞類
在翻譯醫書等典籍方面，方夢之教授認為詞的翻譯應“譯意而不是譯詞”，中醫典籍書名翻譯的問題也主要是“譯詞”的問題。
只顧將漢字逐一翻譯成英文，忽視了由此而產生的重復或繁瑣，造成譯文不簡潔。例如：
《萬病回春》Curative Measures for All Diseases。
“回春”用Curative Measures翻譯，雖意義準確，但不及Cures簡潔。Cures可表示“用來恢復健康的藥劑、醫療方法或過程”。此外“萬病”并非是“所有的病(All Diseases)”，而應該是，VariousDiseases。所以，《萬病回春》不妨譯為：Cures for Various Diseases。
3 宗教類
由于佛經是從印度傳人中國，所以中國的佛教徒對印度有著極高的崇敬。而當時的譯者一部分是天竺人，一部分是懂梵語的虔誠的中國佛教徒，這兩部分譯者都對譯入語文化有著相當的了解并且深受其熏染，所以基于這種翻譯文化心理，在譯經時，基本上采用的貼近譯入語文法的直譯法，有些詞匯甚至都是音譯過來的，顯示了對印度文化的無比尊崇。紀元前的《七十子希臘文本》，是“公元前285年至249年間，有七十二名‘高貴的’猶太學者云集在埃及亞歷山大圖書館，從事這項翻譯。據傳，這七十二名學者來自十二個不同的以色列部落，每個部落六名?！彪m然《七十子希臘文本》是由猶太人翻譯的，但是“盡管希臘語已成為他們的日常用語。但他們畢竟不是在希臘，周圍非希臘語的語言環境以及祖先的語言無疑給他們很大的影響，”，可見在這七十二名譯者心中，古老的猶太文化還是占據著重要的位置，因而，他們的譯文“詞語陳舊，閃語結構充斥，由的地方譯得太直太死，簡直不象希臘語?！?/p>
4 格言體的翻譯
如《道德經》為格言體，文中大量采用排比或對偶形成整齊形態，古典漢語的含蓄精練以及語法規則的相對寬松使得“四字格”結構成為古漢語的一個顯著特征。典籍翻譯尤其應該處理好四字格的翻譯。在威利和許淵沖的譯本中都能看到工整句式和排比結構以及成對概念的翻譯。如《道德經》第二章翻譯如下：
原文：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盈。音聲相和，前后相隨。
Waley譯文：Being and Not-being grow out of one another,Diffucult and easy comp lete one another.Long 8nd short test one another；High and low determine one another.Pitch and mode give harmony to one another.
Front and back give sequence to one another.
希臘的民俗文化范文2
關鍵詞:張藝謀電影;藝術人類學;民族色彩
中圖分類號:J90-05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5312(2010)05-0042-01
從人類學的研究角度出發,張藝謀的電影蘊含這豐富的人類學內涵是他民族和他國家研究中國和中華民族歷史文化、人文風情、民俗習慣、民族心理等的重要素材。本文用人類學的方法對張藝謀的電影進行人類學研究和審視,這是一種多主體的、多指向性的研究,一方面從人類學角度給張的電影作一個全面的分析,提煉出當代中國社會在藝術文本中的社會和民族心理;另一方面總結出張藝謀此類電影的特點與不足,在人類學意義的框架下給中國的電影的發展給予一點思想性指導。
人類學視野下的張藝謀電影。人類學一詞來源于希臘文,是研究人的科學或解釋為關于人的研究。英文寫作“Anthropology”,最早見諸于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對具有高尚品質及行為者的描述中,貫穿人類學的兩個核心詞語是“文化”和“本源”,泰勒在《原始文化》中說:“人類學就是一門關于‘文化的科學’”,我國人類學家林惠祥指出,人類學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實現“人類歷史的‘還原’”和“文化原理的還原”。張藝謀的電影采用民俗文化的方式傳達了民俗風格和民族個性,使張藝謀的電影帶著人類學和民族志的特性,而民族志是了解一個民族一個地區的一種基本資料。本文從形式層面上對張藝謀電影進行人類學研究,通過對張藝謀電影的研究發現張藝謀的電影從四個方面實現了影片的人類學特色。
首先是影片的空間、造型:張藝謀的電影的空間、造型在很大程度上是對中華民族民族風情的豐富體現,電影里可以看到中國人的衣、食、住、行的風貌,如在《大紅燈籠高高掛》中所展現的中國古代的特殊居住方式――封閉的四合院,還有那沒有理由的封建的生活制度和習俗等等,這些都是張藝謀的影片從空間和造型上給予的視野,是人類學者們對中國社會生活研究的真實方便的素材。
其次是色彩運用:色彩是電影表現象征作用的的一個主要媒介,色彩也是一個國家精神靈魂得以闡釋的對象?！凹t色有其共通性,紅色代表革命。中國五千年文化中,在傳統意念上,紅色更多是代表熱烈,象征太陽,火熱,熱情,這亦是全人類共同的感覺?！睆埶囍\的影片中大量的運用了紅色,似乎紅色以成為張藝謀和中國影片的標志。張藝謀對紅色的運用加入了自己的思考,他用紅色闡釋了中國及中國人結婚等生活習俗等方方面面。紅色是張藝謀自己偏愛的色彩,張藝謀愛用紅色作為自己電影的底色,張藝謀的影片中的紅色,或許對于人類學研究者來說,紅色就是中國民族的一個象征,苦難與進步同在的象征。
再次是音樂的運用:中國樂器和豐富的音樂形式在張藝謀的影片中大量出現,體現了中國民族精神文化的音樂,張藝謀注重在電影中使用音樂符號的象征作用達到了一定的表意效果和影片表現力度。他所用的音樂帶著傳統的民俗味――老腔、秦調、皮影戲、陜北民歌等,在有點的時間和空間內展示了中華民族的精神面貌。如《黃土地》中陜北信天游的歌聲,《活著》中老腔的曲調和《秋菊打官司》中秦腔的曲調等對于人類學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文獻意義,同時也成為其他國家研究中國人文的一個重要素材。
最后是方言的使用:張藝謀在影片中運用的方言增強了民俗化和寫實化特征,《秋菊打官司》中的陜北方言,《一個都不能少》的河北方言,《千里走單騎》的云南澄江縣的澄江方言等。方言是中國文化的承載者,蘊含著優秀的文化底蘊,是中國文化的長久以來的精華所在,研究中國各地方言,也是認識和研究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另外,張藝謀的電影中也有涉及非物質文化遺產方面的東西,如《千里走單騎》中,加入了“儺戲”這樣的民俗載體,吸引了大批的人類學家進行對“儺戲”的研究?？傊?張藝謀的電影中運用的這些民族符號的實體或客體在一定程度上是對中國民族的一個縮影,對于認識中國的文化習俗和藝術形態等方面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當代美國人類學家S?南達在她的《文化人類學》一書中開宗明義地指出:“在研究人類變化中,人類學家壩注意力不是集中在人類個體的人差異上,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群體之間的差異上。他們研究的是在生存、發展中相互依賴并擁有同一生活方式的人群社會?！睆娜祟悓W研究的需求上來講,我們希望張藝謀的電影多挖掘自己國家的民俗,注重我國民俗文化元素的原型展現,這樣的影片會更加有著歷史的厚重感,也希望張導演的能夠把黑澤明的藝術和民族的風范相一致的去研究電影和藝術及社會的關系,創作出更優秀的電影來。中國文化的豐富性和多彩性為我國藝術的發展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對于文藝創作者要善于從不同的視角去研究和挖掘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深刻內涵,在實踐創作豐富多樣的前提下促進藝術理論的發展。
參考文獻:
希臘的民俗文化范文3
我們的祖先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了百多萬年，仰觀于天，俯察于地，橫觀人化，到了伏羲時代總結出了第一部大書《易》，即宇宙變易的大學問?！笆ト酥斓刈R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圣人因神而存之。”（《史記》）這就是因氣設聲律?！傲蔀榘偈赂狙??！惫省疤饭唬涸谛^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鐘律調自上右，建律運歷造日度可據而度也，合符節，通道德，即從斯之謂也。”中國人用樂所再造的自然世界，是相當復雜而又獨特的。先祖把捕捉不到的氣和流動變化的思維、情緒、無形的神韻等，都用數規定他們的律，再用測定的律鑄成有形的器（也就是藝術符號），然后運用這些符號編織成藝術樂章。
先人用樂舞進入的抽象自然世界，不僅僅是用來做娛樂的，主要是：“以律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方，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奔赐ㄟ^樂舞的作用，以求達到“天人合一”之最高境界，并用它組成人性、情緒、倫理道德、社會行為的有機調控系統。運用這種調控機制達到社會的安治和諧。這種讓人在快樂中自我完善的藝術構架，確是具有獨異思維特點的東方美學。不管樂舞的作用是否可以達到：“律呂唱和以育生成化”（《前漢書》。或：“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樂記》）但畢竟得承認祖先在數千年前尋覓出：以道中軸、以歌舞為載體的藝術調控機制，確實是值得自豪的一大創造，留給我們的藝術創作啟示、法則，以及藝術道德，仍然是一筆巨大的文化財富。
從制律作樂，循章捨?，诗歌以惯m呂純矗褐泄說拇醋髦魈逡饈妒竅嗟蓖懷齙?，所达到的規高度、規的科学思维，绝非“蟻y饈兜那繃鰲彼芰鞒傻奶咸匣坪游幕鰨卜恰胺搶硇浴彼芾淼們逄?、地、忍K飧鲆帳醮笫瀾緄摹U庵鐘貿橄蠓瘧嘀傻囊帳跏瀾紓狡鶉嗣嵌源笞勻緩蛻緇岬母兄蛻釗肴鮮?，显示了中国葼q叱囊帳醪拍芎投撈氐拇醋饕饈?，其主体茵}毒褪牽河杏胛薅旨捌潯韁す叵怠2喚鱸誒治璧男檳獗硌葜鋅梢鄖宄乜吹狡渲魈逡饈兜謀硐鄭詞故櫸?、诗画的创作覅⑥不灭嬀壺留加H胖泄舜醋韉鬧魈逡饈?，視炥表乡娦，译s寫嫫湮蕖R源鐨?、筛]姹?、兼脻表现橱c髡叩娜爍?、情绪和追求赖AV泄說鬧魈迨怯欣硇緣奈鎦侍?，中国日f囊帳跏竊詬叨壤硇災湎麓叢斕囊帳酢V劣凇壩行腦曰ɑú豢?，无恤[擦梢瘛鋇南窒?，抠犥正舒@陜瑯己希災亂醪鈦舸碓斐傻吶既幌窒蟆R俊笆刂甏謾比パ懊俅醋韉某曬?，謸]性凇懊巍崩镎業秸庵幀扒幣饈丁鋇穆懔恕V劣凇懊偽噬鋇暮妹?，臍J搶硇孕量嘌懊?，劳而获之的規财富。很膰离象一个脫]欣硇緣鬧魈?，攒]ブ圃焐嫻納緇岷腿說囊帳?！晤U塹淖嫦日怯墑智逍訓睦硇災?，才造除p蝦跆?、地、日f囊帳趵?，并成为讜炓完善和调理删l嶸貧竦睦鄭ㄏ罰┮帳跛嘉鬧魈濉?
自宥于自我中心。這一特點在中華民族生存的全部歷史過程中，都表現得十分突出。這是和我們民族的天圓地方的自然觀不可分的，也是與其“人”居天地之中、“人”頂天立地的生存意識和自信心分不開的。我們民族具有這種自尊、自愛、自信的積極意識，應該給予充分的肯定。
遠古有西王母族饋我白玉琯，西周有專門研究管理四夷之樂的鞮鞣氏，改夷補中。漢魏晉以后“胡馬度陰山”帶來了“吞刀吐火”雜技百戲。隋唐兩代西域音樂，胡旋舞蹈，已是風靡朝野，更為宋元雜劇積累了雄厚基礎。文化發展是個漸進和積累的長河，封閉意識是需要啟開的，吸收營養也可以加快速度，但我們必須明白文化中的民族獨異性是不可能湮滅的。像古代希臘與波斯的戰爭多么殘酷持久，誰又能把一種文明強加于對方？羅馬，土爾其都曾占領過地中海沿岸幾多世紀，奧林匹斯山上的文明印跡、文化價值消失了嗎？大不列巔占領印度多么長久，“阿彌陀佛”在次大陸失去了他的靈光了嗎？只要一個民族的人民還存在，它的“鄉音”、民俗文化，也包括它的美學獨異性就會滔滔流淌不息。這樣的洪流是永遠不會干涸的。我們要求的不是改變黃土地的顏色，只是把“君臨天中”舉向云頭的鼻臉俯向“四極八荒”，采風配律，奏出我中華“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的新樂章。筆者絕不贊成“斷割”“再造”等虛無者的高論。若按某些先生之論，將中國樂（戲）文化來次“割頭換血”，“全方位地再造”，豈不都造成了單一的“海派”色了嗎？
希臘的民俗文化范文4
文化是人類在社會歷史的偉大實踐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的總和。不同的文化對應了不同的觀念和審美情趣。翻譯是文化信息的傳遞，是一種涉及不同語言和文化領域的一種文化信息傳遞活動，在翻譯的過程中應該特別注意語言的社會環境。中西文化有著眾多差異，這種差異影響到我們對英美文學作品的理解、翻譯和鑒賞。所以，我們在對文學作品進行翻譯方面的研究時，不僅要研究語言，也要研究文學作品所誕生的社會、歷史和文化背景，了解文學作品反映的文化信息和思想內涵，很好地實現中西文化的對接。
一、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差異分析
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相比，存在著諸多方面的差異，這主要體現在價值觀、風俗文化以及思維方式等方面。
(一)價值觀方面的差異
對于價值觀體系，在西方文化中，個人是核心。而在中國，文化是群體文化，價值觀當然也是代表群體性的價值。中國人總是在關心別人在干什么,卻常常忘了自己在干什么;相反，外國人卻不管別人在干什么,但卻能清楚地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中國老百姓往往側重于集體利益和整體價值,識大體、顧大局，集體利益始終高于個人利益，個人利益應服從集體利益。而傳統的西方文化非常推崇個人英雄主義,有時候甚至是犧牲他人和集體利益以謀求自身價值。個人英雄主義是西方社會文化價值觀的本質。中西方在價值觀上的這種差異表現在許多方面。我們可以從大量英語詞匯中得到驗證,如“self-confidence、self-dependence、self-esteem、self-made”等。英語習語中也有“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等。相對而言，漢語中則有“眾人拾材火焰高”“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等。
(二)風俗文化差異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風俗習慣,因此也傳遞著不同的民俗文化信息。在中國,紅色最為普遍，除了表示物體的顏色外,還被看作是喜慶、吉祥、勝利、好運的象征。例如，“開門紅”指工作一開始就取得了好的成績;“走紅運”指走好運;“大紅人”指受領導器重的人;“事業紅火”指事業興隆。在文學作品中，“紅”也用于指年輕女性,如“紅妝”(女子盛裝),“紅顏”(少女)等。然而，英語中的“red”和漢語中的“紅”有所不同。例如,“go into red”意為“出現赤字”、“發生虧損”,“see red”指“氣得發瘋”、“大發雷霆”,“paint it red”意為“把某事物描繪成駭人聽聞的樣子”、“把某事物弄得引人注目”。再如，在中國，“老”在漢語中可用來表達尊敬、敬仰的意思,如“老先生”、“張老”、“王老”等都是表達尊敬的稱呼。而在西方,“old”一詞卻意味著趕不上潮流，過時等含義。
(三)思維方式的不同
由于各國的文化背景、風俗習慣、人文條件等不同，造成了中西思維方式在客觀上存在著許多差異。西方民族的分析型思維方式使得西方人注重分析方法，句子結構以主語和謂語為核心，由主到次，遞相疊加，形成“樹形”句式結構。而東方民族的綜合思維方式，使中國人注重整體和諧，句子結構以動詞為中心，橫向鋪敘，層層推進，形成“竹形”句子結構。
二、西方文化對英美文學的滲透
西方文化的形成和發展不僅繼承了古希臘、羅馬文化傳統，同時也深受基督教思想的影響。羅馬、古希臘是歐洲文學的發祥地,古希臘文明一直在影響著西方文明的發展和進步。而基督教思想則經過漫長的歷史變遷,早已深深地滲入到西方人的文化方式和價值觀念之中,并以哲學、信仰和文學藝術的形式影響和促進著西方文化的發展。
(一)古希臘羅馬神話與英美文學
文化的代表是文學作品。因此,為了更好地了解西方文化并對其進行傳播和發揚,就必須對孕育了西方文化的那一片沃土有所了解——古希臘羅馬傳統文化。例如，不斷地涉獵一些古希臘羅馬神話故事,多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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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神話傳說中的神祗和歷史典故,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作家在其作品中所蘊含的深刻寓意。英美文學和古希臘神話關系深遠,其主要表現為神話故事對英美文學作品的影響。許多西方文學藝術家們都曾從古希臘羅馬神話中汲取創作的靈感和素材。如莎士比亞、雪萊、尤金奧尼爾等。 眾多詩人、劇作家及小說家無一不采用古希臘羅馬神話來豐富他們的題材。由此可見,希臘羅馬神話極大地豐富了英美文學作品。倘若對于這些神話故事的了解不夠深刻或根本就不了解，就不能更充分地欣賞和理解這些名作,因而也不能更深刻地理解作者的主旨和意圖,當然，對其翻譯也就會感到難以下手或表達不出原語所承載的文化信息。因此，了解古希臘和羅馬神話的故事及其淵源,是掌握典故內在涵義的重要手段之一 。
例如:“shyness is her achilles’heel.”要想完整的翻譯此句,就必須了解與之相關的一段神話故事。achilles是古希臘神話中的一位英雄人物,他的母親在生他之后手握他的腳踵讓他在冥河中浸了浸,除了未受到浸洗的腳踵部以外,他身體的其他部位都變的刀槍不入。結果,他卻被對手用箭射中腳踵而死。因此“achilles’heel”后來就被用來代指一個人的致命弱點。所以,“shyness is her achilles’heel”這句話就可譯為“害羞是她的致命弱點”。倘若不了解這些神話故事,在理解和翻譯的時候就會感到不知所措，無從下手。
(二)文化根基《圣經》與英美文學
作為西方文化根基的 《圣經》一直被人們視為生活中所遵循的道德準則。它不僅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對英語語言文化也很有很大的影響。“《圣經》不僅是基督教的經典著作,同時也是一部，題材多樣，內容豐富的文學作品,它以小說、詩歌、歷史、戲劇、書信等不同體裁,記述了不同人物的困惑、祈望與朝圣的心路歷程。”許多英美文學作品中,源于《圣經》的典故不計其數。作者們在進行文學創作的過程中,經常會巧妙地引用《圣經》里的詞句和典故、人物。例如,英國著名詩人彌爾頓的三部杰作《失樂園》、《復樂園》及《力士參孫》分別取材于《圣經舊約》故事中的《創世記》、《士師記》和《圣經新約》中的《路加福音》?！妒ソ洝返恼Z言,尤其是其中的典故和成語故事早已在各國文學作品中廣泛的被引用，更有甚的是有的作品中甚至直接的對《圣經》進行整段的引用。同時,《圣經》中又有許多典故慢慢變成習語進入到英語語言之中,成為被廣泛使用的英語詞匯,例如“noah’s ark (挪亞方舟)”、“judah’s kiss(猶大之吻)”、“solomon (所羅門)” “the apple of the eye”(掌上明珠)等。而這些來自《圣經》的文化對英漢文學翻譯者來說,往往就容易成為一個文化盲點,從而造成理解上偏差；如果對《圣經》了解的深度不夠,就無法理解并翻譯出英美文學作品中帶有此類宗教色彩的語句。
三、英美文學作品翻譯策略
近二十多年來，翻譯研究逐漸轉向文化間的比較。一般而言，翻譯中文化的轉換有兩種基本的策略：以目的語文化為歸宿的歸化(domestication)和以源語文化為歸宿的異化(foreignization)。歸化與異化這一對概念,最早是1995年由美國學者venuti提出的。而他的這種思想又是受德國哲學家和古典語言學家schleiermache的觀點的啟發，即“翻譯只有兩種方法,不是譯者不打擾作者,盡可能讓讀者靠攏作者,就是譯者盡量不打擾讀者,讓作者靠攏讀者”。mona baker認為：“看一個翻譯是歸化還是異化,往往取決于文化形態的重構，只有在考慮到改變譯入語文化的價值關系時才能得到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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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中國學者劉英凱的《歸化——翻譯的歧路》一文,拉開了對此問題的論述的序幕。其中葛校琴指出:“當前在對‘歸化’問題的認識上,譯界同仁應該區分歸化法的兩種前提:其一是忠實原則下的歸化;其二是非忠實前提下的歸化。前者總體上來說是規定性的,而后者則是描述性的;前者是原語中心論的,后者則是有譯語和譯語文化取向的。”王東風認為:“歸化和異化也可看成直譯和意譯概念的某種延伸,但這并不完全等同于直譯與意譯。……直譯和意譯之爭的靶心是意義和形式的得失問題,而歸化和異化之爭的靶心則是處在意義和形式得失漩渦中的文化身份、文學性乃至話語權利的得失問題。”但是歸化和異化也不是徑渭分明的兩個對立面。由于文化本身的各種特性,絕對的歸化和絕對的異化,即使從理論上講也是不存在的。因為歸化和異化無論從共時還是歷時都是相對的,所以無論采用歸化或是異化策略,其所用翻譯方法都會出現不同程度的相互覆蓋,因此,歸化和異化從表面上看只是兩種大的方向,其具體程度則是隨著不同翻譯方法所占的比重而各有不同,并由此延伸出策略上的不同傾向。具體來講,歸化的主要手法包括省譯、替換等;而異化則主要通過音譯、直譯和注釋等手法來實現。歸化、異化并不對立,二者相輔相成，相互補充，相互滲透,為不同的翻譯目的和讀者服務。
例如，張谷若先生在譯哈代作品《德伯家的苔絲》的時候,為了向譯文讀者介紹原語文化知識,增進他們對原文的了解,就采用了直譯的方法,但同時又用腳注解釋說明了許多基督教的知識和英國的風俗習慣,以幫助不熟悉該作品歷史文化背景的讀者更好地理解原作。很多學者已經通過考察各類作品的不同譯文,指出沒有哪一部譯作單純采用一種翻譯手法,而是采用了歸化異化互補的多元化譯法。作者還認為異化與歸化在文學作品翻譯的過程中也需要考慮到適度的問題。適度的歸化可以增強譯文的可讀性,而適度的異化則可以使讀者更加充分地了解原語文化,進而加強文化的交流。過分的歸化和異化都會阻礙對原作的理解,多元互補才是做好文學翻譯的關鍵。
希臘的民俗文化范文5
關鍵詞：客家文化;數感形成;影響
■問題的提出
數感屬于數學直覺問題，較早是在關于數學估算的研究中被發現的，近年來在國外成為神經心理學的一個研究內容. 對于這個詞匯筆者有一種理性的沖動，收集了一些國內外關于數感的研究，仔細地揣摩一個“感”字，它讓筆者感受到了嚴謹的“數”的研究中也充滿了非嚴謹性，充斥著人文色彩.
民俗數學的研究表明，數學教育研究者應該關注教育對象的生存環境以及各自的文化背景. 數感作為一種直感，它可以理解為一種文化產物，或者說一種文化行為. 筆者從數感研究者之前所做的研究中認識到，以民俗數學研究的角度去看待學生數感的形成和發展，能夠很強烈地感受到教育對象數感的形成與其生活的文化環境有極大的相關性. 民俗文化可以說是教育個體生活環境中所特有的，這樣具有特性的文化對于教育個體“直感”的影響舉足輕重. 筆者以一位數學教育者的目光去關注客家文化，同時筆者選擇了一個相對封閉的客家文化區域作為觀察和研究的場所，希望在一片自己熟悉的土地上對于“數感”的文化相關性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
■研究對象與方法
1. 研究對象
2013年5月至6月，筆者選取了江西省贛州市管轄的南康市鳳崗中心小學四年級一個班、章貢區章貢中學及南康市鳳崗中學、赤土畬族中學七年級各一個班為主要調查研究對象. 除了對上述班級學生進行數感測試外，筆者依據學生在數感測試中的表現，分別在章貢中學、鳳崗中學及赤土畬族中學中，一共抽取五名居住村莊分散、本村方言有差別的學生作為個案研究對象，并用縣市（鄉鎮）、年級、班級、學號和性別（g代表女，b代表男）編號，如FG070512b表示鳳崗中學七年級5班學號為12的男生，編號后對每個個體進行跟蹤觀察、訪談與實物收集. 觀察、訪談的主要內容包括了學生的家庭生活環境、學校生活環境、日常生活中的語言習慣與數字使用習慣和技巧.
2. 研究方法
質的研究法：質的研究認為知識是由社會文化所建構的，與現實情境有著密切關系. 個體數學能力的形成過程是一個自然進化與文化進化交互作用、不斷修飾我們先天具有的數感的過程. 學生的數感是在人類進化基礎上的一種文化產物，在豐富的民俗文化現象中凸顯其本質與地域性的特征.
研究對象的真實性可以通過物化的圖象與語言的描述顯露，在研究過程中，筆者收集學生數感的描述性書面表達的同時配合訪談，并且還收集了學生平時數字學習的實物資料與行為圖象.對于贛南客家地區的客家文化現象的資料收集，筆者主要采取文獻資料收集、客家專家學者訪談、實地考察等形式.
■研究內容
■研究結論及建議
1. 研究結論
（1）學生數感形成的生理因素與文化因素緊密相關
在前面的研究中，來自五個不同村落的學生在手指表示數字的方式上具有差異，對于現實情境中的數量的理解以及數量問題的抽象有差異，數字知識的結構在不同的生活習慣中也具有差異性. 這些差異存在的本原是腦神經的生理機制，但是我們不可否認在肢體與空間對數字的影響上，文化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生活的環境、生存的需要讓他們選擇一只手或者兩只手表示十個數字;民俗事象的內斂性或開放性影響了他們是以“直指為數”或“屈指為數”，甚至是手勢表示的“一對一”思想或是“代數”思想;客家文化的歷史傳承性又促成手勢的傳襲，這些文化因素讓有限的肢體空間――少量的手指，表示出盡量多的數與數量關系，同時也讓空間中的數字在肢體中找到了依存.
在數感的神經心理學分析中，我們知道，左、右大腦都可以對數字進行控制，但是只有左大腦具有數字的語言表達與口訣的記憶. 而我們知道，語言的產生與發展讓人們脫離了肢體語言的依賴，具有“代數”的思想――用肢體名稱來表示數. 從此，語言與數字之間就有了千絲萬縷的關系. 各種文化中，語言的發音長短、數字表述結構、語言中的數字選擇傾向等等都成為學生在數感上發展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
鳳崗客家小鎮上多種相互獨立的村落文化使得多種語言在鎮上存在并流通，它們對學生的記憶有重要的影響. 筆者發現接受研究的學生在回答數感的問題中突出地表現出：語言影響其記憶長度和回憶速度. 這可能不僅是鳳崗鎮上學生的特點，甚至是全國范圍內學生數感的主要特點.
（2）客家文化背景是影響學生數感形成的基礎性因素
“人類的大腦在十萬年前現代人首次出現后，基本上并無改變. 人類的基因進化十分緩慢且微小，相反地，文化演進的腳步則快得多. 任何種類的構想、創新與進步，只要一開始在肥沃的心田著床，便能借助語言與教育的管道，散播至全人類. 這是數學在幾千年前誕生的源頭.數字的觀念，經由巴比倫人暗示、希臘人界定、印度與阿拉伯人純化、德國數學家戴德康（Dedekind）與意大利數學家皮亞諾（Peano）的公理化、法國數學家伽羅華（Galois）的普及化，從一個文化至另一個文化，數學從未停止演進.愛因斯坦的大腦與石器時代晚期人類的大腦并無不同，生物有惰性，而文化演進速度卻電光石火.從某方面說來，數字是一種文化的發明”.
贛南客家縣市的研究顯示，基于不同文化背景的村落，用以表示數字的手勢各不相同. 生活在南康畬族文化背景下的CT070209g、CT070216b，他們的手勢里體現的是“一一對應”的數學原則，沒有組合的思想，而生活在鳳崗客家村落的FG070123b和FG070134g，他們的手勢系統中體現的是“一一對應”以及“加法組合”的思想 .生活在章貢區沿江的漁民之家的ZG070318g，她的數字手勢則集百家之長，構成一套混合型實用性符號. “一一對應”原則下的手勢表示數，隱含的是對量的原始體驗，這種對于“數”與“量”的理解體現了畬族原居民文化中的原始數量觀. 在客家人的表示數字手勢中我們就可以更加深刻地體驗到這點. FG070123b手勢里面一個基數“5（大拇指）”的出現，還有數“10”由“5（大拇指）+4（食指）+1（小指）”的組合表示，都顯示了客家人悠久的文化. 文化的進步與發展已經使客家人不滿足于最原始的“一一對應”原則，“代數”思想的引入顯得自然而充滿智慧. 而漁民這個社群的文化具有包容性、實用性，卻不具有系統性，ZG070318g對于表示數字的手勢系統就已經顯示了這個特點.
可見，文化背景已經蘊涵了許多祖先向我們傳遞的數字信息，它在無形中成為學生數感形成的一個基礎性因素. FG070134g與FG070123b在數感的各個指標中的得分明顯高于其他三位研究對象的平均水平，這表明不能忽略了客家文化對于他們數字理解的影響.
（3）語言習慣與語言環境是學生數感形成的內隱性因素
“運算”是數感指標中的一個關鍵詞，“運算的快慢除了語言的影響，還與教育、上課時數、家長壓力等等因素密不可分. 盡管是這樣，從一些學前兒童的語言能力研究中，我們知道類似的許多差異可以完全被忽略，所有的兒童都得面臨發掘他們母語句法與文法的挑戰. 根據美國語言學家的假設，人類大腦天生就具備一個語言器官，協助我們學習最為深奧的語言規則，讓它成為直覺的一部分，但是數字規則的形成卻不是一朝一夕，并且會因為語言的不同而不同”.
在中文里，一旦你在數字世界中學會了一至十，其他數字即可根據簡單的規則誕生，因為中文語法中，數字的表示是遵循位值原則的. 相反地，美國兒童則除了強行記憶一至十外，還得背誦十一至十九的名稱，此外還得加上所有從二十至九十的十進位名稱. 可見，語言環境與語言習慣在數字的認知中擔負起了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
語言，最直接影響的是記憶.各種語言的發音長短、句法的結構等問題都會造成記憶長度的各異. 在一項由美國與中國學生組成的兩組實驗背誦數字順序的實驗中，令人大感震驚的是，語言的差異竟然造成美國兒童在學習上落后中國同齡學生整整一年. 從上述的五位個案研究對象的身上，筆者更能觀察到這種語言的強大影響. 對于中國學生而言，要讓他們在20秒內背下隨機的7位數字成功率很高，筆者曾經讓FG070123b在20秒內嘗試記憶11 位數字，他輕而易舉地做到了，我們不要忘了，研究中顯示FG070123b使用客家話來進行數學思考與記憶.
更有意思的是，筆者在研究中發現研究對象在關于數感問題的回答過程中，他們的策略都是首先尋找記憶中可以使用的口訣、結論，在搜尋不到相應的信息情況下，數感測試中得分高的學生通常會轉移到數理推理或數字運算中，而得分低的學生一般會隨便在記憶中找一個自認為合理的結論或口訣去解決問題，而不進行合情推理. 筆者驚奇于學生對于語言記憶的依賴性. 但是，回想一下中文語言中“五分之二”的表達、“九九乘法表”的構造、“一千九百六十八”的位值體現、在問題“七百五十除以零點九八比七百五十大嗎？”解決中的數學結論詞句呈現……筆者似乎可以理解中國學生對于記憶的依賴性了.
中文句法中包含了許多祖先累積的數學知識，客家方言的簡短發音便于記憶，這些都讓學生無意識地弱化了他們在數字問題解決策略中的推理過程，而強化了記憶對于問題解決的優勢. 語言環境與語言習慣選擇性地成為贛南客家學生數感形成的一個內隱性因素.
（4）生活習慣是數感形成的策略性因素
生活習慣造成學生在獲取數字信息的渠道、處理數字信息的方式、對數字與運算的理解等等方面的差異. 研究表明上述五位學生的生活習慣造成他們在處理數字問題中的策略性差異，例如，FG070123b的活動場所一般限定在學校和村子里，經常接觸的人群是家人、老師和同學，獲取信息的途徑除了書本就是電視，性格內向，這些造成了他關注自身的內省知識，因此他很善于觀察，勤于通過記憶去獲取信息. 因此，在數字問題的解決中，他的策略傾向于記憶與觀察.而ZG070318g性格開朗，學習勤奮，語言能力強，每天接觸很多的買魚市民，日常生活中也在多種語言中轉換，因此她在解題策略上傾向于通過開口語言的協助進行合情推理，因此她在速度上總是少遜FG070123b和CT070216b一籌.
在數感指標的綜合體現當中，生活習慣成為學生問題解決的一個策略性因素.
2.？搖 若干建議
（1）學生數感的培養
數感屬于數學素養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具有良好數感的人對于數的概念清晰，對于數之間的網絡關系清楚，對于與不同的數概念相關聯的數學知識和方法能靈活、適當地調用.
數感的培養有利于學生對于數學知識的自我建構. 數概念的網絡結構形成并穩固是數感建立的關鍵，這樣的概念網絡結構是個性化的，并且是接受數學知識和提高數學化思考問題的一個平臺. 人根據自己的認知特點和認知傾向建立屬于自己的數概念網絡，然后可以通過這個網絡去網羅數學知識，提高自身對現實問題的數學化反應. 例如，中學生學習負數的概念，某學生對于負數的理解是與自然數相反的數，所以當他吃了一個蘋果時，認為被吃的蘋果的存在是-1;而某學生認為負數是在數軸上原點左邊的數，當他聽到天氣預報中所報的溫度是-4℃時，他就認為-4是一個負數.
由于數概念的網絡結構是個性化的，所以數感的培養有助于發展學生的創新精神與實踐能力. 學生通過接觸體驗現實問題，表達自己對數問題的看法，用不同的方式思考和解決問題，對原有的數學知識結構進行網絡化的自我建構. 著名的德國數學家高斯小時候對于“ 1+2+3+…+100=？”問題的解決就是一個數感促進創新能力形成的優秀案例. 對于自然數概念及其相互關系的深刻理解，使得高斯具有良好的數感，當他遇到新問題的時候能夠創造性地解決.
筆者認為，數感的培養中需要結合民俗文化中的相關因素. 首先，鼓勵學生數字的肢體語言表述;其次，引領學生體驗地方方言與普通話在數字表達、運算上的優劣，分析自己在數字問題上所使用的語言;最后，在現實情境中尋找數字問題并解答.
（2）民俗文化背景下的校本數學課程開發新理念
從贛南客家地區個案研究中，我們發現，必須正視我國民俗文化在數學教育中的作用. 新的課程改革給我們搭建了一個客家文化背景下的課程開發平臺――校本課程開發. 校本數學課程開發以民俗文化為切入口的開發理念，必定可以打開我國校本數學課程開發的一個新局面.
首先，學生的民俗文化背景是數學學習的基石，掌握學生民俗文化背景中的數學知識呈現方式是校本數學課程開發的前提.
學生來自不同的社群、民族，他們在上學之前已經接觸到了不少的數學知識，這些數學知識應該是他們后繼學習的基礎，而作為教育者的我們不能輕視孩子在6歲之前的數學經驗. 因為6歲之前的數學經驗是一種在一定生理基礎上、傳統意義上的繼承性知識，是在遺傳、文化的影響下形成的，具有很頑固的生命力. 我們在研究中發現，一位八年級的孩子，他們是否喜歡使用開口語言來幫助自己的思維是在小學學習以前就已經形成.
其次，語言是數學學習的關鍵因素，注重方言對學生數學記憶的影響，進行地方數學語言的研究，提供學生數學語言交流的平臺是校本數學課程開發的關鍵.
希臘的民俗文化范文6
一、以廣場雕塑來體現
無論是哪一類型的廣場，雕塑都是其最為直接有效的點題標志物，城市廣場常常因為其雕塑而聞名，廣場雕塑也常常成為整座城市的標志和象征。廣場雕塑可選用物理性能良好石材和青銅等材料制成，能留存很久。廣場雕塑形象豐富，可具象也可抽象，紀念性廣場、集會性廣場的雕塑一般是具象的，且尺度一般做放大處理，并通過基座將其升高，形成主景，與所在地域聞名的歷史人物或特殊事件聯系緊密。而商業性廣場、休閑娛樂廣場的主要功能是滿足貿易、集會、社交、運動、休憩等人類活動，因此其中的雕塑并不一定作為體量龐大的主景，更多的是采用與人體比例尺度一致的，親切、活潑的小品雕塑，主題一般是表現當地的民俗習慣、飲食文化等生活化特色，同樣能體現地域文化，并能贏得當地居民的強烈共鳴感和自豪感。
二、以鋪裝拼花來體現
廣場因其承載著集會、觀光旅游、群體活動的功能，一般以硬質鋪裝的開闊場地為主，廣場的地面硬質鋪裝可選擇的材料非常廣泛，花崗巖、大理石、砂巖、板巖、卵石、廣場磚、文化石、防腐木等均可選用，這些鋪裝材料色彩豐富、肌理各異，合理搭配能形成各種拼花紋樣和圖案，裝飾性極強。若將地域文化中的風光景觀、民俗文化、、歷史事件等以具象圖案或抽象符號的形式表現出來，也能很好的點題，特別利于俯瞰的視角來欣賞。
三、以水景植物來體現
相對于雕塑和硬質鋪裝，水景和植物是軟質景觀要素，能起到調節城市氣候，改善城市生態環境的作用，同時也能豐富廣場景觀層次。在地域文化展現方面，山石水景和植物搭配，可將當地風光名勝等比縮小再現出來。植物的種類也應根據地域氣候的適應性為原則進行選植，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市花市樹，這也是地域文化的極佳體現。如果廣場選址范圍內有古樹遺跡，則更是寶貴的天然資源，應加以保護利用，作為廣場的標志。
四、以公用設施來現
廣場作為城市較為集中的公共活動用地，必須配備相應的公用設施，具體包含照明燈具、垃圾箱、休息座椅、飲水器、報刊欄、公用電話亭、公交站等。這些公用設施都是人造工業產品，其材質、外觀、色彩的自由度很高，完全可以體現地域文化特色，形成廣場整體形象。如濱海城市可設計與海洋生物相關的造型，風景園林城市可設計古樸自然的原生態造型，歷史古都可設計古典傳統的宮廷造型等。
五、以色彩音樂來體現
城市廣場的地域文化特色除了用以上具象的視覺要素直接展現以外，還能通過色彩聯想和音樂暗示等含蓄的方式來間接展現。利用色彩的聯想來表現城市的地貌環境或用樂曲的旋律來暗喻城市的文化和風光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如黃色代表沙地、黃土，綠色代表森林、植被，藍色代表海湖、江河，白色代表積雪、冰川，灰色代表山巖、峭壁等。而音樂的旋律則能巧妙的模擬任何一種自然或氣候的音效。用聯想和音樂能使人的心理空間無限延伸，體會更為廣闊的景觀意境。
六、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