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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經濟學特征范文1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濟思想的提出極大促進了我國社會主義特色市場經濟的發展，并且對于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發展也產生著相應的積極影響。新時期，我國全面推進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基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需求探索的全新改革理念和改革發展思路，能提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發展的現實基礎，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新時代背景下進入到全新的發展階段。
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
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角度進行分析，我國全面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目標為實現經濟的高效增長和可持續增長，在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促進經濟增長效率和質量得到進一步增強，為經濟社會的發展注入不竭動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目標的設定涉及到多方面的任務，即對經濟增長潛力和活力的有效釋放，促進資本、創新、勞動力等資源實現多元化供給的目標，從而促使資本、創新、勞動力等資源逐步達到充分發展狀態，實現對生產要素價值的層層轉化，在釋放經濟活力的前提下保障能最大限度的激活市場主體的發展動能，增強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的綜合盈利能力。與此同時，重點進一步強化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促進經濟發展高效性和共享性能得到顯著的增強，促使人民群眾共享發展的成果，在供給和需求得到有效匹配的情況下，滿足群眾日益增長的消費升級需求。在此基礎上，要認識到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對生產結構實施科學化的調整，保障能激活產業發展活力，借助技術創新促進企業發展效率和水平得到進一步增強，加快經濟、生態等的整體性發展水平，促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進入到全新的發展狀態。
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需求側管理的協同創新
對于我國當前經濟社會的發展進程進行分析，在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指導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工作的科學化發展不是對原有的制度和秩序進行完全的摒棄，而是在對原有制度進行改革創新的前提下，針對一些在改革發展方面形成的經濟問題或者經濟危機等實現關鍵性的制度調整和優化，按照需求側管理需求的變化對現有制度結構進行優化和創新，保障管理效能得到顯著的提升。在全面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礎上，要堅持中長期的發展目標，有效推動多種改革要素的有機協同，從而提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發展效能。在實際工作中，一方面要發揮需求側管理方面的積極影響作用，支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科學化發展；另一方面要按照需求側管理要求的變化制定全新的管理方案，從而形成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帶動作用。在拉動消費升級、促進供給創新的情況下，逐漸解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遇到的問題，促進投資效率得到顯著的增強，對社會經濟發展方面的短板性問題實施科學化的處理，從而為產品或者服務的創新提供更大的發展空間，增強改革的穩定性和長效性，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真正發揮出應有的價值和作用。
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內生變量
按照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指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踐中應將要素供給作為內生變量，并以此為基礎使經濟發展獲得持續增長的內在動力，尋求資源利用的最大化提升。在具體開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過程中，要注意從生產、分配等環節踐行所有制思想、競爭體系建設，并從全局著眼，全面分析涉及到的問題，協調推進各項工作的優化開展，從供給側內生變量角度制定建設措施，彰顯內生變量的作用，突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綜合發展效能。在工作實踐中，要將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作為首要工作，結合勞動力資源要素、技術資源要素和資本資源要素的提升需求，夯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動力源泉，并以此為根本出發點開展各項工作，實現對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使社會生產方面勞動力的參與度、技術支持度以及資本的協調度都能有所提升，實現產業高端邁進的目標。在此基礎上，優化資源配置工作，改善傳統資源配置情況，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效果。在工作實踐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發揮市場資源配置的作用，對資源的利用潛能進行充分的挖掘，實現對經濟發展活力的有效釋放，從而保持經濟發展的后勁動力。在組織實踐中，要將促進生產結構的調整、生產要素的重新配置等作為重要的措施，倒逼產能過剩企業改組和創新，發揮市場主體作用，實現企業經營自主化，促進企業發展競爭力得到不斷的提升，為新時期企業建設活動的開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工作機制
受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影響，我國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過程中，將主要工作機制定位于尋求經濟運行效率的高效化發展。在具體工作實踐中，要重點結合制度保障和機制的運行進行分析，形成結構供給、制度供給和政策供給的全新發展模式，在資源要素供給充分和市場配置優化發展的前提下，使經濟運行效率保持持續穩定提升的發展態勢。
1.結構供給。借助結構性改革有效推進經濟轉型升級，實現對體制矛盾問題的合理化處理。結構的優化和創新是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改革工作的科學化發展能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打造全新的發展空間，消解經濟發展方面涉及到的主要矛盾，避免資源要素市場割裂、中國轉變發展方式進程緩慢、產業發展不均衡等因素的影響，實現對資源要素價值的進一步釋放，從而有效推動資產供給和配置效率得到不斷的提升。
2.制度供給。即發揮制度作用促進政府職能的合理化轉變，突破市場束縛促進制度安排的貫徹落實。在工作中，要將資源要素有效供給市場制度以及資源要素有效配置市場制度進行完善，發揮市場經濟制度的支撐作用，提高市場經濟發展成效。
3.政策供給。即為了能實現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問題的合理化處理，應構建整體協調的政策體系，從宏觀層面、微觀層面發揮政策支持作用，在科學財政政策、活力政策、產業發展結構引導政策、市場主體導向政策、政府公共服務政策、防范風險政策等的共同作用下，發揮政策供給的效能，推動政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取得顯著的成果。
社會經濟學特征范文2
關于犯罪率的一份法律經濟學研究報告表明，中國轉型期社會的犯罪率，隨人均收入的增加而降低，并且隨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上升而上升（羅煜、馮玉軍，“犯罪與現代化”，提交給2005年“中國法經濟學論壇”的論文）。而近期公安部通報的2006年全國社會治安形勢數據，似乎也在支持這一判斷。
比法經濟學思路更復雜也更有說服力的思路，典型地，由桑塔費學派的英國經濟學家奧墨羅德提出（參閱他的著作《蝴蝶效應經濟學》，李華夏譯，中信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3章）。借助于生物學模型，他解釋了各國犯罪率隨犯罪高發人群缺乏社會經濟保障的程度而變動的情形。假設法律懲罰的效率不變，被剝奪了社會經濟保障的人群的犯罪率將逐漸上升。不過，在一個具有穩定的核心價值觀的人群當中，僅當社會經濟條件惡化至某一極端程度并繼續惡化時，犯罪率才呈現迅速上升的趨勢。
另一方面，在一個不具有穩定的核心價值觀的人群當中，犯罪率隨社會經濟條件的輕微惡化，甚至僅僅是相對惡化――即引發更多嫉妒的社會經濟狀況的改善，就可導致犯罪率迅速上升。一般而言，當社會經濟狀況有足夠改善時，中產階級及其核心價值觀將成為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從而，犯罪率將逐漸下降。奧墨羅德的模型同樣適用于刻劃對犯罪行為的法律懲罰力度與犯罪率之間的非線性關系。
在社會經濟狀況與犯罪傾向構成的平面內，中國社會尚處于漫長的價值轉型期（根據常識，核心價值的轉型需要三代人以上的時間）。舊的核心價值觀瓦解，新的核心價值觀遠未確立。價值觀念的缺失，使犯罪率敏感依賴于人們想象中的社會經濟狀況的惡化（嫉妒）程度，哪怕事實上他們的社會經濟狀況是不斷改善的。在“”后期和“后”時期，舊的核心價值觀尚未被市場生活瓦解，故而，犯罪率多年在一個較低水平上徘徊。然而，這一徘徊大約在2000年以前結束，犯罪率以年均15%或更高的速度攀升，迅速趨同于這一指標在市場經濟各國的平均水平。
關于“無嫉妒”的收入分配的經濟學研究，在我看來是一條沒有希望的思路，盡管這一思路的許多研究報告是富于啟發的。因為，如舒爾克所論，嫉妒是人類社會最深層心理結構的一部分，無嫉妒的人類社會很可能不再是“人類”的社會（Helmut Schoeck，《Envy: A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Liberty Press，1966）。這一看法意味著，在犯罪行為的經濟分析中，我們寧可假設“嫉妒”為一最重要的因素，從而對各人群之間的社會經濟狀況的“相對惡化”給予更多的注意。
就中國社會而言，首先，與各國犯罪人口社會學的分析一致，中國人口也存在按年齡與社會特征劃分的風險類別：（1）犯罪風險最高的，是15歲至25歲的年齡組；（2）犯罪風險最低的，是55歲以上的年齡組；（3）與男性相比，女性犯罪率顯著較低；（4）與主流社會相比，被排除在主流社會之外的所謂“邊緣群體”，有較高的犯罪率；（5）在犯罪高風險群體內生活的未犯罪者，與不在高風險群體內生活的未犯罪者相比，有較高的犯罪可能。
其次，與中國社會的轉型期特征密切相關，對預期的社會經濟狀況越是不確定，當前行為的各種可能后果的折現因子就越高，從而犯罪的機會成本就越低（假設懲罰力度不變）。在這一視角下，已婚男性的群體，可能與西方各國的情況一樣，保持較低的犯罪率；也可能與西方各國的情況不一樣，由于生活壓力和社會經濟保障的惡化而有較高的犯罪率。類似地，我們的公務員群體，可能與西方各國的情況一樣，保持較低的犯罪率；也可能非常不一樣，因核心價值觀的缺失，更因政治人格的分裂而比普通人更嚴重地喪失了道德底線，把監獄與辦公室看做完全無差異的棲居地――只要存在足夠多的金錢補償，從而有了比其他群體更高的犯罪率。近年來國內頻發的各級官員腐敗案件，可為注腳。
第三，我們的法律也處于價值轉型期內，故而，關于“罪過”的所謂“立法初衷”（legislative intent）十分模糊甚至不可預期?；蛘?，更可能的情況是，由于司法者的腐敗，由于立法者的“策略性模糊”，也由于執法者的低效率，我們的法律傾向于最廣泛地界定“罪過”。極端而言，一切行為都是罪過，于是，法律就最可能成為“權力游戲”。在這一視角下，現有的關于犯罪率的數據和調查變得十分可疑。因為我們不能辨識，由于法律概念的迅速變化，哪些人在哪些時期屬于高風險人群。
有了上列三項基本看法，我們可以再回到犯罪的流行病學模型：在核心價值觀缺失的社會里，合法行為與犯罪行為之間的界限變得十分模糊。此時，人們之間的相互影響成為一項關鍵因素。對現實社會的網絡結構的考察表明，人們之間的相互影響有強弱之分并可據此而形成“群體”。在每一群體內部，第一，當社會經濟狀況的惡化超過某一閾值S1時，犯罪率迅速上升；第二，當犯罪率已經很高時，社會經濟狀況的改善（即惡化程度的降低）并不立即導致犯罪率下降，除非這種改善達到某一閾值S2；第三，S2遠小于S1。
社會經濟學特征范文3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社會科技得到進一步發展，汽車制造業在歐美國家迅猛發展，這導致了汽車運輸方式開始進入社會，并向鐵路運輸產生沖擊與挑戰。同時，航空、管道運輸也興起。各種運輸方式得到迅速發展。隨著運輸方式的多樣化及社會經濟的發展，交通運輸對國家經濟的影響力已經被人們重視。經濟學家開始全面討論包括鐵路、水運、公路、航空、管道各種運輸方式的經濟問題。交通運輸業也已經成為獨立的新型產業受到人們的關注。二戰以后，各種運輸業的發展、變化和經濟學理論在宏微觀理論方面的進步，吸引了更多的經濟學家逐漸加入運輸經濟研究。從二戰前夕到50年代，運輸經濟理論開始形成，并得到一定的發展。
這一時期，交通運輸業已經得到較為全面的發展。由于世界工業化程度的不斷提高，世界經濟發展迅速，雖然受到二戰一定影響，但是在二戰后歐美國家迅速復蘇，推動經濟發展。國民經濟發展必然對作為國民經濟的流動載體的交通運輸業提出更高要求；同時，國民經濟的增長也為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了保障。各國鐵路、公路建設里程大幅提升，各種運輸方式之間在競爭中開始出現一定合作機制，交通運輸業形成了初步運輸化模式。
這一時期，交通運輸業已經成為社會經濟增長所依賴的重要基礎產業、基礎結構、和條件設施之一。隨著工業化發展，社會經濟體系前進必然需要進行更頻繁的人與物的空間位移，交通運輸業為這些需求提供支持和保障，從最基礎的方向確保社會經濟的發展，由此可見這一時期的交通運輸業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一時期的交通運輸業主導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這就使得對運輸經濟理論研究變得尤為重要，促進了運輸經濟理論的系統形成與發展。
二、運輸經濟理論的繁榮期
60年代以后，西方國家各種運輸規劃方面的可行性研究和環境影響研究，吸引很多工程專家參加工作，這使得運輸經濟學在投資和成本———效益分析方面取得了較快進展。這填補了運輸經濟理論研究的空白，運輸經濟理論研究進入繁榮時期。這一時期隨著物流業的產生與發展，一體化運輸的重視，城市交通與區域經濟理論的發展，運輸業在國民經濟中地位進一步凸顯。經濟學家對運輸經濟理論的研究更加細致全面，產生了一體化運輸、運輸化理論、運輸成本的閥值理論等。這一時期運輸經濟理論可以說是百家爭鳴，國內外經濟學家對運輸經濟問題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提出各種運輸經濟理論。隨著一體化運輸、運輸化、城市交通與區域經濟理論等理論在這一時期產生。
但就我國而言，學者近年來對運輸經濟問題研究已經不斷深入，產生了多種運輸經濟理論。這些學者對運輸經濟理論的觀點可以從“2007年運輸經濟理論與政策暨產業經濟學發展”學術論壇會議上的報告體現。北京交通大學榮朝和教授《重視基于交通運輸資源的運輸經濟分析》的報告中指出，運輸資源理論強調交通運輸資源的數量與質量對運輸業及社會經濟運轉體系的影響。運輸資源理論與運輸產品理論及網絡經濟理論一起，構成了運輸經濟分析框架的內源性基礎內核。國家發改委郭曉培研究員在《綜合運輸發展政策》中指出，建設綜合運輸體系有利于減少字眼占用和節約消耗，提高運輸效率、降低成本。強調各種運輸方式協調發展、綜合利用，運輸技術的綜合進步。從運輸業的成本消耗及內部協調方面闡述運輸經濟問題。其他學者分別對運輸業與社會經濟發展關系、區域運輸經濟等方面進行研究。
三、未來運輸經濟理論發展方向
社會經濟學特征范文4
一、什么是經濟社會學
經濟社會學是一門以社會學的視角觀察、闡釋經濟現象與經濟制度的交叉學科，需要明確的是，雖然他和經濟掛鉤，但是經濟社會學內在的理論進路和分析理路仍然遵循了社會學模式，它不會將經濟現象獨立于社會結構去看待。這門學科特色在于，它是社會學家以社會研究的視角對經濟學領域進行的介入，而這種介入可追溯到上世紀90年代的美國，可以說經濟社會學的出現，是對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的一種反思和挑戰。熊彼特被認為是最早倡導“經濟社會學”的人物之一，在《經濟分析史》中他提出本文由收集整理了“經濟社會學”概念，并將其定義為研究“經濟制度”的科學。但需要指出的是，熊彼特倡導的“經濟社會學”更多著眼于“經濟”，這就與現今我們所言的經濟社會學存在著一定的差異。
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是最早對經濟社會學學科地位的認定作出貢獻的人，在其著作《社會學方法的規則》中，他對社會學進行了三大類的劃分，分別是一般社會學、社會形態學和社會生理學，經濟社會學就被他劃分在了社會生理學之下，成為了社會生理學的一個分支。誠如前文所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思路和分析框架仍然是社會學式的，重點關注經濟過程中經濟因素與非經濟因素的相互作用，而經濟學則偏重于研究這一過程中的經濟因素。經濟社會學的理論體系尚無定論，一般認為經濟社會學的主要理論包括：經濟行動論、社會經濟結構論、社會經濟變遷論、社會經濟戰略論等。經濟社會學對消費的研究主要沿著三個方向展開，一是側重于研究消費者內在的購買行為以及社會結構、社會組織對于消費行為的影響；二是側重于分析消費行為方式發生所依賴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環境；三是對于消費文化的關注側重于研究符號的意義、消費文化的形成以及行為感受過程。一些經濟學家也開始把社會學的分析方法納入消費經濟問題的研究過程中。較早時期對經濟社會學的理論建設作出貢獻的學者就有韋伯、涂爾干、凡勃倫等，當代較有影響的經濟社會學家則有帕森斯、斯梅爾塞、熊彼特、杜森貝利、西美爾、布迪厄、理斯曼和鮑德里亞和富永健一等。
二、主要研究方法與理論
作為一門以社會學的視角觀察和闡釋經濟現象與經濟制度的交叉學科，經濟社會學的本身理論體系其實還尚無定論。有的學者將其理論體系概括為經濟行動論、社會經濟結構論、社會經濟變遷論、社會經濟戰略論幾大組成部分。其中的經濟行動是社會人一系列行為所產生的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作用的結果，并且這些行動的目的也并非僅僅著眼于最大利潤的獲得，而是一種對多層次需求的滿足。社會經濟結構論就主張作為社會系統子系統之一的經濟系統需要同其他社會內部的子系統達到互助的滿足效用，從而使經濟發展水平同社會結構相適應。社會經濟變遷論是當代經濟社會學關注的重點，它主要研究的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變遷所具備的心理特質、發展的指標體系、發展中的協調與失調等問題。而社會經濟發展戰略論則是社會經濟變遷論的理論延伸，主要是運用長遠的目光去分析一國經濟發展應有的道路，以便在聯系本國實際的基礎上，為經濟發展出謀獻策。
從具體內容來看，各國關于經濟社會學的研究其實是各不相同的，但依據其內在共性，可將其大致分為五個研究方面：（1）社會群體對經濟活動的影響。一般認為社會群體對經濟活動起著決定作用，不同的群體結構、活動會對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造成差異很大的作用。（2）經濟發展的各種影響因素及發生這些影響的諸多社會條件，具體就是社會當中政治、文化、人口、地域等與經濟發展的密切聯系。（3）經濟行為與社會行為。主要研究支配人們開展一定經濟行為的社會因素。（4）經濟過程的社會學分析，包括對經濟活動各環節的社會學分析，還會分析不同經濟集團帶來的經濟與社會效益。（5）研究經濟政策的實施，主要是著眼于實施經濟政策的社會依據和社會條件。
經濟社會學的主要基礎理論有如下幾種：（1）理性選擇理論，即認為最大化的實現私利是決策者行為選擇的標準，純粹的理性在于人是為了目的理性的最大化而實現目的與手段之間的平衡。（2）交易成本理論，認為交易成本包括事前發生的成本和時候發生的為達成一項合同而發生的成本和事后發生的監督，貫徹該合同而發生的成本。（3）談判理論，以傳統的價格理論為基礎，認為自愿合作可以使得一項資源從股價低的主體轉移到股價高的注意中，從而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優化資源配置，也提高了合作雙方的福利水平。
三、對經濟法研究的助益所在
1、有助于揭示經濟法的社會性本質
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具有社會公共性的經濟管理關系，它的首要價值目標是維護社會的公共利益而非個人或某一團體的利益。這種社會性是對普遍而非特殊的強調，也是對全局而非局部的強調，它突出的是一種大眾性而非個體性?？梢哉f社會性在經濟法領域的凸顯，既回應了現實經濟生活的實際需要，又滿足了法律本身不斷分化和完善的要求。作為一門以社會學視角研究經濟現象和經濟制度的交叉性質學科，經濟社會學主張經濟法研究中運用經濟社會學的理論，對于經濟法社會性本質有著很好的揭示作用。
2、有助于為經濟法研究提供多種科學視角
經濟社會學主要依托的還是社會學視角，這種實證的學科手段對于經濟法的研究無疑具有很大的借鑒意義。前文中所提出的理性選擇理論、交易成本理論等，都為經濟法的研究提供了一種不同于一般法學研究的視角與方法，可以說這些經濟社會學基礎理論為經濟法研究積累了不少的理論基礎與創新方法。
社會經濟學特征范文5
幾乎沒有哪一門學科能像統計學這樣在學科性質界定上面臨著如此的分歧與沖突。統計學歸屬于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居于邊緣科學還是通用方法論科學隊列,屬于純粹的社會經濟統計還是數理統計范疇等一系列問題需要作出明確的回答。因此,從“大統計學”的思維角度厘清統計學發展中的諸多熱點問題,顯得至關重要。提出“大統計學”的關鍵點在于厘清學科歸屬問題。歸屬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領域,一直是統計學發展中的障礙性問題。統計學涉及到大量的社會經濟現象方面的觀察數據的收集和分析,也涉及到許多自然技術現象中的試驗數據收集和分析,這是否可以看作統計學分別屬于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領域的標志,“大統計學”思想的提出,是對統計學研究對象既存在于自然現象也存在于社會現象的認識深化,突出了統計學作為交叉學科的性質,強調統計學的復合性與綜合性,提供了從橫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通用方法論層面,界定統計學學科屬性的全新視角。提出“大統計學”的出發點在于實現認識方法轉型。
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統計學界圍繞“大統計學”學科建設展開了一系列的討論和研究,極大推動了統計學科的建設和發展。但從其提出的初衷分析,“大統計學”主要還是一種思想認識方法,是對長期存在的“小統計”思想的否定與完善?！靶〗y計”思想以社會經濟統計為主流,認為社會經濟統計屬于經濟學的分支,數理統計學屬于數學的分支,實質就是主張社會經濟統計與數理統計分立?！按蠼y計學”思想強調“收集和分析數據”這一統計學的共性與規律,認為統計學的各分支學科都是研究不同方面、不同應用領域的統計方法的科學,研究對象、目的和方法的不同不是也不可能成為分割統計學學科的依據。雖然“大統計學”思想還沒有將統計信息學或數量信息學納入到統計學的研究范疇,但在其認識方法上,主張統計學各分支學科互相融通又相對獨立發展的思維路徑是值得肯定的。提出“大統計學”的落腳點在于彌合發展方向差異。我國統計理論界長期存在以學科發展差異取代學科性質的慣性思維。主要表現在:
一是認為統計學是一門獨立的社會科學?？梢苑譃閮深?一種社會經濟統計學,它是關于搜集、整理和分析社會經濟現象的數量資料和方法論的社會科學;另一種是實質性的社會科學,目的是要找到社會經濟現象的發展規律在具體的時間、地點和條件下的具體數量表現。
二是認為統計學就是數理統計學,它以數學分支學科———概率論為理論基礎,目的在于研究隨機現象總體數量信息。
三是承襲英美學派的主要觀點,認為統計學是一門研究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的方法論的通用科學。統計學界出現對統計學學科性質定位的混亂,主要是只關注于學科發展的差異,混淆了學科性質與學科發展的問題,將學科性質的普適性與學科發展的差異性等同起來,割裂了學科認識的整體性與學科發展的變動性的對立統一關系。
因此,在統計學學科發展差異的把握上,可以允許把社會經濟統計學作為研究社會經濟現象總體數量信息的方法論科學,把數理統計學作為研究隨機現象總體數量信息的方法論科學,進而將統計學表述為研究的各種統計方法既能解決自然科學中的問題,也能解決社會經濟中的問題,屬于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邊緣科學。這也是“大統計學”思想對彌合統計學發展方向差異的功能所在。綜上所述,統計學作為一級學科,不從屬于經濟學,也不從屬于數學或生物學。統計學的研究范圍廣泛存在于社會經濟現象和自然技術現象等領域。以前,我國曾照搬前蘇聯的理論,認為只有社會經濟統計學才是唯一的統計學,將數理統計學作為數學排除在統計學之外。近年來,又有一些學者照搬西方數理統計學派的觀點,欲將國民經濟核算等作為經濟學排除在統計學之外。
雖然不同的分類方法和分類結果,增加了統計學的學科歸屬的難度,但是統計學研究內容的廣延性、研究方法的多樣性、研究問題的復雜性都是建立在“大統計學”研究對象特點的共性基礎之上的,統計學的本質是圍繞總體數量信息這一核心問題而展開的,它是對現有統計學研究領域的綜合和系統化。
二、我國統計學發展的新任務
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匹配的統計學學科,是改變我國統計學弱勢學科地位的需要,更是統計學發展面臨的新任務。當務之急要從統計學研究對象的統一、學科體系的綜合、研究方法的完善等方面加大學科建設與發展的力度。
一要注重研究對象的統一。注重統計學研究對象的統一,既是遵循“大統計學”思想的需要,也是推動統計學發展的重要環節。隨著統計學在解決經濟學、數學相關問題上獨特地位的確立,它在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哲學等各個領域也嶄露頭角,贏得了一席之地。統計學正逐步成為貫穿于各學科范圍的一門橫斷學科。要不斷加強對統計學學科發展定位的認識1999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面向21世紀的中國院校高級統計人才培養及課程體系研究》提出,“統計學是以客體對象的數量信息為研究對象,是研究數量信息獲取、處理、顯示、識別和利用及其規律性的具有方法論特點的綜合性科學”。這里所提出的統計學的研究對象是“客體對象的數量信息”,它為我們整體認識統計學研究對象提供了很好的思路。要從統計學研究對象總體性入手,從研究對象中呈現的隨機性和確定性的對立統一展開,無論是數理統計學,還是社會經濟統計學,都包括由所有可能結果構成的樣本空間,以及由某次具體觀察結果的集合構成的實現總體兩個層面,研究對象的總體都是樣本空間和實現總體的統一體,這是對“大統計學”具有統一研究對象的理解與深化。
社會經濟學特征范文6
關鍵詞：空間結構；物流經濟；空間組織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得到了鞏固和確立，也走向了競爭激烈的全球經濟市場。在這種客觀大環境之下，物流經濟作為一個重要的平臺和媒介而成為了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此情景促進了我國的物流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各政府部門也逐步重視物流經濟對整個國民經濟的促進作用，不僅制定了相關規章制度保障其能夠正常、健康發展，而且許多地方政府采取了許多措施，將物流經濟確立為本地區的支柱產業。
一、空間組織在我國物流經濟發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物流經濟的長足發展已經成為了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的客觀事實，對于此點，經濟學界也將物流經濟作為當前形勢下研究、探討的重點學科，但是研究的重點卻主要集中于運輸和資金流通等純商業領域，有關地理學的研究甚少。
但是，物流的本質便是商品在不同地域之內的流動，不僅被各種地理因素所左右，而且起到了極為重要的決定作用，所以，研究地理問題應當是研究并且運行物流產業的基礎?？梢哉f，物流基礎是現代經濟發展中最為重要的環節之一，那么其空間結構的前提就是空間配置，沒有了有關地理因素的空間配置，那么現代化、規?；?、效率化的物流經濟便無從談起。
二、空間結構和空間組織
1.空間結構。社會經濟和自然要素兩者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影響的結果便是區域空間結構，以各種對于社會經濟和自然等客體形式產生作用而形成影響，并且對于由地域而產生的空間形態形成了投影，從而使得各種客體之間的空間位置關系、相互作用的方向和強度、聚集程度等因素之間產生緊密的聯系，從而形成了空間結構。空間結構必須遵循客觀的演變規律，原始均值和未開發地域內的經濟要素活性強，而且其自身的存在和運行必須和其他要素之間發生真實的聯系和作用，從而使得社會經濟、自然等客觀條件在某特定區域集中，彼此之間最終發生凝聚，并且最后產生效益。
2.空間組織?？臻g結構的演變主要依靠合理的人為控制和管理，即是合理的組織行為可以對空間結構進行實施。對地域上各種要素進行布局，尤其是經濟因素的布局，可以極大的優化空間結構。所以，空間結構的本質，就是人類對于空間進行組織而產生的必然結果。
3.理論依據?？臻g結構和空間組織一直為地理學者研究、關注。在1960年，由于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赫格爾斯特蘭學者開始關注起物體空間之間的相互作用和社會經濟客體存在空間的擴張以及集聚作用。在此之前，法國經濟學家佩羅克斯在1950年便提出了增長極理論，其主要觀點在于區域中“點”的作用，即幾個企業的帶動作用。之后的經濟學家如拉蘇恩等人則對增長極概念進行了進一步的發展，著重強調了產業空間之間集聚這一特征。我國經濟學家在1996年根據我國改革開放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和發展的成果提出了雙核結構，即將區域中心城市的趨中性和港口城市的邊緣進行互補，以其能夠因地制宜、發揮空間組織和結構的最大優勢。
三、要素特征和運動規則
1.物流經濟要素?，F代學界對于物流的普遍認識為物流是一種物理性過程，是一種包括運輸、配送、倉儲、搬運、加工流通等環節在內的物體從供應者向需求者轉移的過程。眾多的微觀單元構成了整個物流經濟活動，包括生產領域、流通領域、銷售領域等。
空間結構是一種社會要素，那么經濟要素和自然要素等眾多要素之間便會形成一種相互作用形式和空間位置之間的聯系，其中經濟要素起到了主導作用，而物流經濟要素則恰恰是這種主導作用的基礎力量。
2.要素特征。能夠影響物流經濟和空間組織的要素有很多，但是大體而言，包括流動性、親和性、吸附性三大主要方面。
所謂流動性，即是指不穩定性較強和活性較大的要素，其在本質上能夠激活其他經濟、自然和社會要素，所以較其他要素而言更容易發生位移，在地域之間產生運動。這種流動性決定了物流經濟要素的根本特征，也是其他特性能夠存在的基礎。親和性是經濟要素極為容易和其他各種要要素之間產生相互的作用和影響，并且在相互的交流之后產生了復合效應。吸附性也是物流經濟的一種基礎要素，這是因為經濟要素作為物流經濟的基礎，所產生的流動性自然會吸引各種類型的經濟要素、社會要素和自然要素向經濟要素這個中心進行集聚，從而產生相互間的作用。
四、結論
物流經濟發展不平衡性在地域上的表現有物流中心城市、物流經濟帶、物流網絡和物流圈，這是一種物流經濟要素在空間進行配置的重要模式。從微觀角度進行分析，可以將聚集和擴散，點狀和帶狀及網絡等形式作為物流經濟要素集聚與擴散的主要形式，從宏觀角度而言，物流的各個環節將物流經濟活動主要集中到了少數城市和主要現狀地帶?？梢哉f，物流經濟活動在地域上的空間配置應當科學、客觀、合理、有效，采取物流中心城市、物流經濟地帶、物流網絡和物流圈等四種模式，以期能夠更好地影響和帶動其他要素，最終實現物流經濟的發展，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結構的全面優化和國民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王成金.我國物流經濟及空間組織研究.[D].遼寧師范大學.200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