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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經濟主導因素范文1
1.農業生產的主要因素、主導因素與限制因素
不同的區位因素對農業生產的影響程度不同，分析評價農業區位，要正確理解和區分“主要因素”“主導因素”“限制性因素”。
主要區位因素：指某區域農業生產所要求的所有區位因素，包括自然因素和社會經濟因素。
主導因素：指影響農業生產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說如果沒有這種因素，也就不會有農業生產在該區域的分布。如塔里木盆地綠洲地區的農業生產，水源即是其主導因素。
限制性因素：農業生產需要滿足許多條件才能進行，如果一個地區其它條件都滿足，唯有某一個條件不能滿足，這個缺乏的條件就是限制性因素。當限制性因素得到滿足，即成為主導因素。
我國主要地區農業生產的主導因素和限制性因素舉例：
2.區位因素的發展變化對農業生產的影響
農業區位因素是在發展變化的，自然因素變化相對較小，而社會經濟因素變化較大，如科技、市場、交通等因素的變化，并通過對地形、光熱、土壤的改造，將間接或直接影響農業生產，如圖所示：
3.小地域地區的農業區位選擇
在局部地區進行農業區位選擇時應主要考慮以下幾個方面：
4.區分農業區位因素與農業區位條件
農業區位因素是指區域影響農業生產的各種因素，包括自然與社會經濟因素，而區位條件是指區域農業發展中，各區位因素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包括有利條件（優勢條件）和不利條件（限制性條件），也就是對區位因素的優劣進行評價。
【答題構建】
高考題命題中，其答案緊緊圍繞區位因素，密切結合材料，要求學生提取有效信息，組織答案。農業區位問題的答題描述方式可構建如下：
1.自然區位因素描述：
（1）氣候：①有利條件：雨熱同期、光熱充足、晝夜溫差大、高溫多雨；②不利條件：氣候干旱，降水少，水源不足；陰雨天多，光照不足；熱量不足；旱澇災害頻繁。
（2）地形：位于山麓沖積扇、河口三角洲、沖積平原，地形平坦。
（3）土壤：土層深厚，土壤肥沃。
（4）水源：冰雪融水豐富，水源充足；臨河流、湖泊，水源充足。
2.社會經濟因素描述：
（1）地理位置：位置適中，靠近城市，市場廣闊。
（2）市場：市場的遠近、位置。
（3）勞動力：勞動力的數量、素質、價格。
（4）交通：陸路交通（鐵路與公路是否便捷）、海運條件、空運條件。
社會經濟主導因素范文2
1.1目前，由于各學者學科背景的差異性，針對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度評價的側重點不同，給出的相應指標體系并未達成一致看法.因而，在對不同區域環境與經濟協調度評價時，應避免盲目效仿，而應從研究區域實情出發，合理選取評價指標.為此，本文以協調發展理論內涵為依據，從區域環境與經濟發展特征出發，遵循指標科學性、系統性、可獲取性的原則，參考了近些年發表的關于環境與經濟協調度評價的具有代表性的指標體系，并對使用頻率較高的指標進行主成分分析和獨立性分析處理后［23］，最終選取了27個評價指標構成山東省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
1.2數據來源文章所采用的原始數據及相關計算主要來自《山東統計年鑒2013》［24］，部分數據來自相關年份《中國統計年鑒》.
2研究方法
2.1數據處理與指標權重賦值
2.1.1數據處理由于評價指標體系選取的指標較多，為了消除指標間量綱的差異，使數據之間具有可比性，需先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數據無量綱化通常采用極差標準化處理，用于計算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中不同指標的功效系數。
2.1.2指標權重的賦值不同指標在評價系統中的重要性不同，當前學術界對指標權重賦值采用的方法眾多，主要分為主觀賦權法和客觀賦權法.由于每種方法有不同程度的缺陷和片面性［26］，本文采用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分別求出指標權重后，再將兩種方法所得權重進行綜合處理，結果即為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各指標權重。
2.2協調發展度模型
根據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發展狀況，借鑒相關協調發展研究［3］的基礎上，從耦合協調發展定義出發，建立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發展模型。協調度只是反映f﹙x﹚與g﹙y﹚兩個子系統有序發展關聯性和互動耦合作用，并未體現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整體“功效”和“協同”效應.為此，在協調度的基礎上引入協調發展模型，以進一步反映區域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整體協調綜合發展程度。通過﹙4﹚、﹙5﹚兩式，測算了山東省2003年以來10a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綜合效益、綜合評價指數、協調度及協調發展度，協調發展度類型劃分標準見文獻［28］.
2.3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度預測
預測是進行決策與調控的基礎，現有的預測方法主要有回歸分析法、時間序列法等，這些方法難以適應系統復雜、數據量少的問題.灰色系統GM﹙1，1﹚模型不僅預測精度高，也能在數據有限、系統復雜的情況下有很好的預測效果［29］.為了深入探究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度在未來發展趨勢及演變情況，在協調發展度結果的基礎上，通過GM﹙1，1﹚模型對其未來協調發展度進行預測.
2.3.1協調發展度預測根據GM﹙1，1﹚預測模型，得出社會經濟預測模型為。
2.3.2預測精度檢驗為了檢驗模型預測精度是否符合要求，根據式﹙6﹚、﹙7﹚得到2003−2012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預測值﹙見表4﹚，并將預測值進行殘差檢驗和后驗差檢驗［30］，結果均滿足預測模型精度要求.根據表4預測值，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的誤差都較小，平均相對誤差分別為0.96%、2.19%.故在未來經濟波動幅度不大的情況下，本文所建GM﹙1，1﹚預測模型可以用來進行預測.
3結果與分析
3.1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效益時序變化分析從圖1可以看出，社會經濟效益與生態環境效益總體上呈現出明顯的上升的趨勢.從時序發展速度來看，社會經濟效益指數發展變化快，除2008−2009年稍有放緩之外，其他時間段均為均勻快速上升增長.與社會經濟相比，生態環境則呈波浪形緩慢曲折發展.生態環境效益除在2006−2008年發展較快外，其他時間段平緩發展，且慢于社會經濟.從效益指數值來看，生態環境效益初始值較高，但發展緩慢，且在2003−2006年為負增長，因而10a內變化量不大，社會經濟效益初始值雖較低，但發展速度快，效益指數與生態環境差距不斷縮小，自2010年超過環境效益后一直處于快速增長狀態.從效益指數變化幅度來看，社會經濟效益變化幅度大，平均年變化率為8.89%，生態環境變化幅度小，年均變化率僅為0.75%.這一方面說明經濟發展在生態經濟系統中占主導地位，另一方面也體現出環境對生態經濟系統發展的制約作用.山東省是環渤海地區的經濟大戶，也是受渤?？绾Ｍǖ澜ㄔO影響最明顯的地區之一.因此，在快速發展經濟的同時，山東省要積極做好環境保護工作，努力實現社會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的雙向促進和良性循環協調發展.
3.2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分析圖2為協調發展時序動態，從協調發展類型來看，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度處于0.660~0.852之間，即從初級協調發展階段向良好協調發展階段轉變，說明山東省當前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狀況良好.根據協調發展度類型劃標準，協調發展度可以明顯分為3個階段：2003−2004年為初級協調發展階段，2005−2009年為中等協調發展階段，2010年后開始轉入良好協調發展階段.在初級協調發展階段中，經濟發展一直滯后于生態環境，屬于初級協調發展類經濟滯后型，說明此階段山東省生態環境發展狀況較好.在中等協調發展階段，雖然經濟發展仍一直滯后于生態環境，但由于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二者之間的距離不斷縮小，到2009年時，生態經濟轉變為經濟環境同步發展型，反映了此階段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相互協調，比例配合得當.在良好協調發展階段，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的距離繼續縮小，協調度不斷提高，并在2010達到協調度最高點之后由于社會經濟繼續快速發展，生態環境開始滯后，生態經濟在2012年開始轉變為良好協調發展環境滯后型協調發展類型.在圖2中，生態經濟系統協調度、綜合評價指數和協調發展均呈平穩發展態勢，反映了各指數內在的互動關系和相互約束作用.生態經濟協調度一直處于較高水平，而綜合評價指數則相對較低，表征了在測度時間段內，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兩個子系統雖是協調有序、相互影響，但由于各子系統低水平效益，未能使系統整體功能增強，因而協調發展度未能達到較高水平.在此階段，協調發展的制約因素主要是綜合評價指數，反映了在一定時期內，生態經濟系統協調發展的主導方向是不斷加強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相互影響、協同共生、促進物質交換頻度的同時，努力提高二者的功效水平，增強系統整體功能.
3.3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預測結果根據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預測模型，通過式﹙4﹚、﹙5﹚計算得到2013−2030年生態經濟系統協調度和協調發展度發展狀況，其發展趨勢見圖3.按照現狀預測，生態經濟系統協調度和協調發展度發展趨勢將總體上處于先上升后下降狀態.在協調度中，協調度曲線自2010年達到最高點之后逐漸持續快速下降，并于2030年低于0.4.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是：由于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和生態環境保護的滯后，使得原本處于協調一致狀態的兩個子系統數量上比例失調，結構上缺乏有效的相互促進和協同一致的交換匹配，導致二者之間的演化趨勢背離系統整體的良性互動，從而引發對生態經濟系統的負反饋調節和約束作用，促使其協調度不斷下降.協調發展度曲線初期由于系統綜合評價指數的提高而在發展初期不斷攀升，并于2024年左右達到其最大值，但由于受生態系統協調度不斷下降的制約和瓶頸作用，使得協調發展度在達到最大值之后開始下降，并呈加速衰退下降趨勢.這種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促進生態經濟系統的協調發展不僅要體現系統總體功效的協調，也要達到系統內部結構的和諧有序.2013−2030年是按照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自2003年10a以來協調發展變化作出的預測，是在渤?？绾Ｍǖ馈傲闾娲桨浮毕碌玫降慕Y果.然而，渤海跨海通道的建設勢必會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山東省生態經濟的協調性，特別是對生態環境的負向影響.因而，這種只重視經濟的高速發展而以環境保護發展滯后為代價的發展模式，是難以維持區域的生態環境協調可持續，必須在當前及未來的發展中引起高度重視.
4結論與討論
社會經濟主導因素范文3
命題角度一 交通運輸站點的區位分析
【考情掃描】
關于這部分知識，2013年廣東卷考查了高鐵站選址的區位因素，2012年北京卷考查了地形對城鎮、交通的影響，2011年浙江卷考查了港口的人文區位因素等。主要考點可歸納為：
【重難點分析】
交通運輸網中的點，如港口、車站、航空港等，是客貨流的集散地，是完成交通運輸過程的重要環節。
1.影響港口布局的區位因素和選址原則
自然因素：入港航道要有足夠的深度和寬度;平原地形對港口提供淡水、平面布置有利，但航道往往容易淤積。社會經濟和技術因素：腹地條件和城市依托影響較大，腹地范圍越廣、經濟越發達，對港口建設越有利，此外還需要完善的配套設施和高效率運作服務。
選址要求：河港要求河寬水深，位于或靠近城市、陸路交通便利的地方;海港要求有背風、避浪、水深的海灣，與其他交通干道系統有方便聯系的地方。
2.影響汽車站、火車站布局的區位因素和選址原則
自然因素：受自然因素影響較小，但要求地面開闊平坦，位置適宜，利于排水。社會經濟和技術因素：數量、密度、規模受經濟發展水平制約。
選址要求：城市交通干線兩側，與市內干道系統和其他對外交通有方便直接聯系的地點。
3.影響航空港布局的區位因素和選址原則
自然因素：受地形、氣候、地質、水文等影響較大。①要有平坦開闊、坡度適當的地形，以保證排水;②要有良好的地質條件，以保證地基穩定;③應注意風向、風速，還有霧對能見度的影響，一般不宜布置在盆地和洼地。社會經濟和技術因素：人口稠密，經濟發達，人流、物流頻繁地區最為有利。
選址要求：地形開闊平坦，坡度適當，云、霧和暴雨較少，風速較小，地勢較高，地質條件好，機場周圍不應存在高層建筑物及其它障礙物，與城市應有一定距離，并有快速交通干道相接(航空港與城市距離取決于城市用地、交通聯系、環境等綜合因素)。
命題角度二：交通運輸線的區位分析
【考情掃描】
關于這部分知識，2013年福建卷考查了交通線的變化及其原因分析;2012年廣東卷考查了高速公路與城市發展的關系，江蘇卷考查了建設雅安一西昌高速公路的原因及意義;2011年新課標全國卷考查了青藏鐵路的相關問題，江蘇卷考查了建設高鐵的區位因素，上海卷考查了航線選擇及其原因等?？键c可歸納為：
【重難點分析】
按照現代五種運輸方式，交通運輸線可分為鐵路運輸線、公路運輸線、內河水路線、航海線、航空運輸線、管道運輸線。同學們做題時，一要明確所給交通線對應的交通運輸方式，理解和體會該種運輸方式所具有的特點;二要構建影響每一類交通線布局區位因素的分析模式;三要對照模式，聯系實際，組織語言，形成文字。
1.影響鐵路布局的區位因素分析
(1)自然因素
地形：地勢平坦對交通線限制少，山區修路比平原工程量大、造價高，鐵路選線要在兩條相同的等高線之間，盡量少穿過等高線;地質：在背斜上修路，避開斷層等;水文：水深、流速、流量、泥沙淤積等方面;氣候：影響施工，臺風、風暴和濃霧直接威脅運輸;此外，鐵路布局還受凍土、泥石流的影響。
(2)社會經濟因素
經濟水平：為交通基礎設施和線路興建提供不同程度的人力、物力、財力的保證;經濟需要：主要是人口、工業和城市的分布所產生的物流、人流，以及開發落后地區的經濟需要，要求建設或擴建交通線。
政治：政策支持、資金投入，維持穩定與團結;民族：促進少數民族與漢族團結;國防：鞏固國防，保衛祖國邊疆。
(3)科技因素
科學技術支持，運輸工具向大型化、高速化方向發展，經濟聯系擴大;改造自然的能力加強。
2。影響公路布局的區位因素分析
(1)自然因素
地形：要求地勢低平，山谷中應避開陡坡，山區公路一般沿等高線修筑，呈“之”字形;地質：要求路基堅固，應避開斷層、塌方、山崩、泥石流處;水文：盡量少通過河流、湖泊，避開沼澤地、洪澇地，以減少施工量。
(2)社會經濟因素
宏觀上：要考慮自然、社會經濟、科技等因素;微觀上：在交通量最大、路線最短、占用耕地最少三者之間尋求平衡。
國道選線：以直達運輸為主，并適當照顧沿線重要經濟點，盡量縮短線路長度，以節省運營時間;地方性公路選線：以滿足地方經濟發展和居民的需要為主，可以盡量多地通過當地的居民點、鐵路車站、碼頭等。
3.影響管道布局的區位因素分析
由于管道運輸物資的特殊性(石油、天然氣、煤漿)，管道布局首要考慮能源產地和能源消費市場，并照顧沿線地區經濟發展。受自然因素影響較大，但是社會經濟因素是決定因素。
4.影響水路、航空運輸線布局的區位因素分析
水路運輸包括內河航運和海洋運輸。自然條件主要受內河通航能力(河流或運河水量，河道寬窄)、海洋航道是否適合、天氣狀況、運輸安全、洋流運動、風向等因素影響;社會經濟條件主要受港口發達程度(決定客貨流)、沿線經濟狀況、線路長短、資源狀況等因素影響，社會經濟條件是影響水路、航空運輸線布局的決定因素。
在對交通線和交通站點進行區位因素分析和評價時，同學們要知道區位因素分為有利與不利兩種。因此，要結合具體實際，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解答這類問題時，同學們首先要審清題目，弄清是要求分析區位因素還是分析優勢區位因素。無論哪一種類的交通線和交通站點，在分析區位因素時，我們都從自然因素和社會經濟因素兩方面進行分析，把握答題方向，這樣可以讓我們少走彎路，答題也會更準確全面。
【跟蹤訓練】
讀某島嶼圖，回答1、2題。
1.圖中最適宜建港口的是 ( )
A.① B.②
C.③ D.④
2.⑤處建飛機場的有利條件是( )
A.離海港近，便于客貨的中轉
B.該島風景優美，游客多，經濟效益好
C.地勢較高，云霧少，降水少
D.地形平坦開闊，利機的起降
3。下圖為我國東北某城市中心道路圖，圖中公交車站點布局合理的是 ( )
A.甲 B.乙
C.丙 D.丁
4.某區域規劃圖中，兩種公路選線方案的說法，正確的是 ( )
A.方案一因采用了直達運輸的方式，運輸價值比方案二高
B.方案二在a、b、c、d四處拐彎中，有一處是不合理的
C.方案二比方案一更能滿足地方經濟發展與居民的需要
D.省道因等級高，一般采用方案一這種直達運輸的方式
【參考答案】
1.A 2.D 3.D 4.C
社會經濟主導因素范文4
關鍵詞:農村金融;農村經濟;創新;改革
中圖分類號:F832.3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06)08-0054-04
一､我國農村經濟制度的特殊性
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分析,農村金融是根植于農村經濟土壤之上的制度安排｡基于金融發展的一般規律:經濟發展及其結構決定金融發展及其結構,因此只有從我國農村經濟制度的特征分析入手,才能找到農村金融創新動力的邏輯起點｡由于我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農業社會,而且歷史比較漫長,超過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國家,這本身就蘊含著我國農村問題的特殊魅力｡迄今為止,應當說,研究我國農村經濟問題的文獻已比較豐富,但是涉及我國農村經濟制度深層次的探討,特別是立足于歷史長期演進視角者依然鮮見(張杰,2003)｡[1]正是因為如此,今天,大凡涉及農村金融改革的制度安排,依然無法擺脫“摸著石頭過河”的困境,這一點在目前進行的農村信用社改革過程當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因此,選擇適當的分析視角就顯得十分重要｡
談到農村問題,不得不研究農村經濟的細胞――農戶,宏觀層面――農村經濟運行正是微觀層次――農戶行為的有機組合｡國外歷史文獻對于農戶行為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強調農戶的理性動機,可稱之為“理性小農說”｡例如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認為,農戶相當于資本主義經濟當中的企業,小農的行為準則與企業的行為準則沒有什么區別,因而改造傳統農業與企業追求利潤過程當中獲得創新激勵的路徑是一致的｡[2]另一類側重農戶生存邏輯,可稱之為“生存倫理說”｡蔡亞諾夫(Chayanov)認為,在農業社會當中,農戶與資本主義條件下的資本家是有根本區別的,由于農戶不是資本所有者,因而其行為特征不可能與企業主一致,如果說企業家考慮的是利潤最大化,農戶首先考慮的則是溫飽問題,因此他不可能像資本家那樣去進行所謂的成本――收益比較｡[3]為此,農戶的行為模式是無法簡單套用市場化的分析套路的｡以上兩種思路僅僅是就一般意義上的農戶行為進行分析而得出的結論,其研究藍本畢竟是立足于西方社會,如果將視角移至我國農村,會發現這個問題更為復雜､內涵更為豐富｡黃宗智教授對我國農戶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貢獻,在對我國小農經濟進行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之上,他提出了獨具特色的“小農命題”｡[4]
與西方學者的觀點不同,黃宗智認為,我國農民的“半無產化”狀態決定了我國小農經濟的獨特屬性:農戶除了不多的土地之外再無其他資產,因而是一種“半無產”狀態,這種半無產狀態又形成了農戶獨特的收入結構――農業收入與非農傭工收入,以兩者之和維持生計｡這種狀態在過去表現為農民在種地的同時,還要經常外出扛長工､打短工,在當今的社會中則演變為以“鄉下農民”與“城市農民工”雙重身份來參與經濟活動｡這一格局之所以能長時間延續,首先是基于我國農業人口“過密化”的特殊原因,無論是單純務農收入還是單純的非農傭工收入,都無法保障農戶的生存,只有同時以兩者支撐,才能保證生計之需｡黃宗智教授進一步認為,這兩種收入的地位不是等量齊觀的,務農收入雖然不高,但是一種“生存保險收入”,非農傭工收入盡管可以從形式上超過農業收入,卻只能是一種“補充收入”｡之所以如此,不僅是因為務農收入具有相對穩定性,還因為對農民而言,與那片生于斯､長于斯的土地具有無法割舍的文化､習俗與情感聯系,土地除了維持生存之外還有確立家庭尊嚴､維系家庭社會地位等厚重的內涵因素｡而這些因素是不能以簡單的量化分析來說明的｡因此,資本主義企業的行為范式對于小農經濟條件下的農戶非但不適用,而且相去甚遠｡由此可以看出,盡管黃宗智的分析與蔡亞諾夫的分析結論相似,但從過程與層次上看,黃宗智教授的觀點顯然要更深入一步,因為他的分析并沒有僅僅停留在一般經濟因素分析的層面上,而且涉及到了歷史人文因素等更為深刻的層面｡根據“小農命題”的邏輯,不難得出推論,我國農村的小農經濟具有一種“超穩態”的社會結構,即便是到了當代,外部的市場因素也很難迅速瓦解小農經濟的格局｡
按照經濟決定金融的一般邏輯,我國農村經濟制度的特殊性必然要影響到農村的金融結構及其性質｡由于小農經濟具有天然的自我封閉屬性,這種經濟模式與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的信用活動是相互排斥的,因而在農村所見到的被稱為“非正規金融”的交易活動常常都與血緣､親情､鄰里關系相關聯,而且交易過程都是人格化而非匿名化的,這種金融交易顯然與市場經濟條件下金融活動的開放性､匿名性､廣泛性相去甚遠｡正是因為如此,農村金融內部的創新過程就會表現得遲緩且與外部市場經濟的發展不相協調｡
二､政府介入狀態下金融創新的格局
小農經濟的存在與延續,與社會化的大生產顯然是不兼容的,由此產生的社會經濟的二元結構也必然成為制約經濟均衡發展的一個障礙｡在這樣一種格局下,政府介入金融創新的邏輯思路必然是:運用政府主導之下的信用力量,使小農經濟迅速向社會化大生產融合｡無論是從時期將信用社由民辦強制轉化為官辦,還是1994年將中國農業銀行的部分政策性業務劃出成立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以及1996年的農業銀行與信用社分離,2003年農村信用社改革方案的推出等一系列舉措無不體現這一基本主導思想｡
從宏觀層面分析,這種主導思想與政府的理性預期目標是一致的｡在一個以農業為基礎的國度里,農業發展緩慢,農業向工業化轉變的過程滯后,對國民經濟整體發展的制約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政府介入,實施“強制型”或通俗地稱為“政府主導型”金融創新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一般而言,政府主導的金融創新屬于宏觀制度層面的創新,盡管其中也可能包含一些十分具體的微觀層面產品與服務的供給,但制度供給一旦確立,相應的微觀層面創新內涵與外延也就基本確立了｡
如果將這種創新路徑與西方國家金融創新的路徑相比較,就會發現其中的典型差異｡市場經濟國家的金融創新主動力來自于微觀主體,來自于市場活動,正是由于微觀的創新,導致原有的金融制度規則不再適應新的金融交易過程和新的金融活動程序,最后導致一國金融制度､監管規則的調整,整個創新路徑體現為先微觀､后宏觀;我國農村金融創新則是先有制度供給,然后出現新的金融產品､服務､交易方式等,整個創新路徑體現為先宏觀､后微觀①｡為何會出現與其他國家截然不同的相反路徑,一些學者從我國社會經濟的“二重結構”角度予以解釋,認為在縱向社會結構之下,政府的權威可以降低制度變革成本,至少可以節省創新過程的時間成本｡[5]為此,我們不應當簡單地否定“政府干預”之下的各種農村金融制度安排｡事實上,1979年中國農業銀行恢復以來,農行在我國農村金融體系中曾一度居于核心地位,起著主導農村金融的作用｡此后的一段時期內,農行一直是農業信貸資金的主要供給者｡自1980年以來,農行和信用社的貸款總額逐年增加,由1980年的589億元,增加到2000年的24986億元,增長了41.4倍,年遞增20.6%｡農行的農業貸款也在逐年增長,由1980年的128億元,增長為2000年的4877億元,增長了37.1倍,年遞增18.9%｡從客觀上講,這一階段在政府主導之下的農村金融制度安排,無論是對農業發展還是農村經濟的增長,都起到了相應的推動作用｡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后的一個時期,鄉鎮企業如雨后春筍般大量涌現,對“超穩態”小農經濟是一次不小的沖擊｡這里,有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就是,沒有政府安排下的農業銀行､信用社的金融支撐,很難想象大量的鄉鎮企業會有一個迅速成長階段｡
但從農村金融改革的整體績效而言,改革開放以來歷次由政府主導的制度變遷還不能令人滿意,目前社會各界對農村金融改革最大的非議集中于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滯后性與非均衡性｡關于農村金融改革滯后與非均衡的問題,筆者已專門做過論述(2006),茲不贅述｡[6]在此,僅結合我國農村經濟結構做一簡要分析｡如前所述,我國的縱向社會權力結構決定了其推行制度創新的效率,同時也蘊含著制度長期被扭曲的可能性｡
政府作為創新的主導者,要保證制度供給的充分有效性,首先要盡可能大量地占有信息,但由于信息不對稱的存在,事前完全徹底了解情況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而只能是采取先試點,后推廣,通過“在改革當中不斷完善”的方式來不斷調整改革參數與各方經濟利益關系｡前面已經談到我國的小農經濟“超穩態”的社會基礎,小農經濟具有自給自足､自我封閉的屬性,因而天然地排斥與外部世界交往(準確地說應當是排斥與血緣､宗族､親屬以外社會圈層的交往)｡因此,政府在主導改革的過程當中,要想獲得更加充分信息的難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農村金融制度供給與農村金融服務需求不相耦合的情況就會經常出現｡其次,縱向社會權力結構之下制度創新的效率(特別是時間成本方面的優勢)是建立在“政策一刀切”基礎之上的｡而我國農村如此之廣袤,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人文地理環境､社會風俗､歷史積淀極不相同,統一化的政策措施顯然無法“包治百病”｡在2003年的農村信用社改革方案當中,盡管其靈活性比以往的方案已有所增加,但依然沒有走出“政策一刀切”的基本套路｡對于這一問題,政府實際上處于兩難抉擇過程當中:實施整體劃一的變革,節省時間,節省決策成本,有利于排除各方干擾(這也是縱向社會權利結構的最大優勢之一),但一旦方案不結合實際,制度創新的供給與需求不相匹配,就會導致改革受挫;而采取“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的方案盡管有利于制度創新的供給與需求相匹配,但決策成本大,決策時間長,而且還容易出現實施過程中的“倒逼機制”(亦即縱向社會權利結構的優勢難以發揮)｡如何擺脫這種困境,是未來一個時期農村金融發展與創新過程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三､從宏觀角度再度審視農村金融制度改革與創新
對于我國農村金融制度的創新問題,國內理論界大致形成兩大思路,一種是堅持政府主導,充分運用現有農村金融的組織體系､存量規模,對之進行必要整合與功能創新,使之適應不斷發展變化的農村經濟結構,充分發揮其在金融體系與農村經濟體系當中雙重主力作用;另一種觀點是要注重發揮“非正規金融”在農村金融制度創新過程中的作用,由于非正規金融與農業､農村､農民具有天然的親和力,其制度安排及其形式更為農戶所樂意接受,這種金融活動更容易嵌入農村經濟的各個層面與過程當中,從而形成推動農村經濟發展的內生因素,隨著時間的推移最后由農村金融活動的主體――農民來決定最終選擇什么樣的金融上層建筑｡[7]
整體上看,持第一種觀點的學者占據主流地位｡從我國目前正在實施的農村金融改革過程來看,實際上也體現的是第一種觀點的思路｡通過前面的分析得知,我國的農村金融制度改革與創新選擇第一種思路具有客觀必然性,這不僅僅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整體布局的要求,也是充分發揮金融功能,促使小農經濟走向開放,與社會化大生產相互交融的要求｡誠然,非正規金融在我國農村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目前東南沿海一代的民間經濟能夠在全國率先走過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昔日的非正規金融活動是做出了貢獻的｡然而,相對于存量巨大､覆蓋面廣泛的正規金融而言,非正規金融的力量畢竟是有限的｡因而,重視非正規金融在創新當中的作用不能等同于非正規金融取代正規金融的作用｡
因此,如何發揮政府主導之下農村金融創新的效率,實現改革的預期目標,就成為問題的一個關鍵｡眾所周知,目前我國農村金融的市場化程度很低,而且資本高度稀缺,若采取類似于城市經濟當中“國有股減持”方式將政府對農村金融產權控制力度削弱或取消,放手由市場調節農村金融服務的供給與需求,其后果將是不堪設想的｡因此,在政府主導框架之內,通過制度供給的方式激勵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的創新將是一個必然的選擇｡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在建設新農村的過程當中,政府的一個重要歷史使命就是要不斷弱化千百年來我國農村經濟當中業已形成的“超穩態”的小農經濟結構而不是保留它或者固化它｡這也是政府主導之下農村金融創新所要實現的目標之一｡
而難點在于,如何保證政府主導創新過程的充分理性,如何克服政府主導創新決策成本過大的問題?根據張杰等人的研究,在我國二重結構(1996)的社會制度之下,社會的運行過程直接體現為“官”與“民”的對立｡這種社會結構的優勢在于政府的意圖能夠迅速地傳遞到社會下層｡[8]在現實生活當中,這種運作特征體現為,一旦某個問題引起政府的高度關注,該問題就會立刻進入“解決”的程序當中｡然而,這種社會結構的效率要依托于一個全能型的政府以及政府必須事事過問,一旦對某件事情“關注”不夠,就會導致制度安排嚴重滯后,同理,政府調查研究不夠深入,掌握信息不夠全面,其決策也會造成制度供給的扭曲｡目前,我國正在實施過程當中的有關農村金融改革的措施就正在面臨這一問題困擾｡
相比之下,歐洲的社會經濟結構呈現“三重化”的特征,即在政府與貧民之間,有一個商業中產階層,這個中產階層并不是政府的幕僚或者人,而是具有獨立經濟地位及與之相適應的政治地位的社會階層｡這個中間層存在的意義在于,他們既與下層貧民之間形成了一種相互支撐､相互制衡的關系,同時也與政府存在著相互支撐､相互制衡的關系｡這樣一來,政府就有可能退出全能型政府而轉向功能型政府,這也是西方社會提倡小政府､大社會的社會經濟基礎之一｡而在我國的社會經濟結構當中,正是由于缺少這樣一個連接宏觀與微觀的“緩沖帶”,結果必然導致最高當局事必躬親｡以正在進行的信用社改革為例,改革過程當中的每一個細小環節都離不開中央銀行､銀監會這樣的高層決策部門過問｡在這樣的社會框架當中,即便是決策當局有時間､有精力面面俱到地關注改革的每一個側面,也會極大地限制甚至是泯滅微觀主體創新的主動性｡通過以上的分析,是否可以提出這樣一種思路,在今后農村金融體系重構過程當中,應當通過明晰產權､完善治理結構的方式,將現有的農村正規金融機構甚至包括一部分非正規金融組織體系塑造成為農村社會經濟結構當中的中間階層,使之充當聯結宏觀制度創新與微觀產品､服務創新的橋梁｡如果這一思路是可行的話,那么無疑將會揭開我國農村金融發展新的一頁｡實際上,這樣一種中間階層在我國的某些地區､某些領域已經初現端倪｡例如前面提到的“溫州商團”,他們即不是社會上層幕僚,也不屬于社會下層民眾,而是形成了一股可以影響宏觀經濟的不可小視的力量｡盡管從目前來看,這股社會力量行為模式還有一定的非理性特征,但隨著我國社會經濟體制的不斷演進,其理性化的成份正在不斷加深,這樣一個階層成長的過程,實際上也就是匿名經濟與市場規則內生的過程｡信用活動的匿名化,社會信任的邊界突破血緣､宗族､鄰里關系的限制,這些都是未來農村金融深化改革的核心內容,如果外部制度供給有利于這一深化過程,則解除金融壓抑,實現金融發展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在邏輯上是成立的｡
注釋:
① 在我國農村金融發展過程中,也曾出現過局部的微觀創新超前的情況,但這些創新通常不被歸入正規金融創新之列｡例如改革開放中期“三會一部”的出現,這些金融活動就很快地被界定為“不合法”并加以整頓治理或者取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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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經濟主導因素范文5
關鍵詞：社會經濟演化；拉馬克主義；意向性；學習與模仿
中圖分類號：F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0169(2012)03010406
一、導 言
19世紀中后期以來，許多學者認識到，社會經濟的動態過程呈現出了與生物演化(進化)相似的特征\[1\](P65)\[2\](P115-116)\[3\](P3)，他們因此也稱社會經濟的動態過程為社會經濟演化，還提出了構建社會經濟演化理論的任務\[4\]（P373-397）\[5\](P18-19)，并提出了累積因果循環說\[4\]（P373-397）、創新推動的非均衡演進說\[6\](P73-74)、遺傳結構主義的制度變遷說\[7\](P15,99)\[8\](P7-8)\[9\](P46)、演化理性的自發秩序說\[10\]（P211-221）\[11\](P44-63)、基于關聯反饋的路徑依賴說\[12\]（P331-337）\[13\]（P116-131）等社會經濟演化學說，但直至當前，規范化的、具有理論說服力和解釋力的社會經濟演化理論尚未構建出來\[14\](P8)。
演化廣泛地存在于物理現象、化學現象、生命現象、經濟與社會現象之中，但科學研究至今仍未構建出一般演化理論，為諸領域中的演化分析提供理論指導。生物演化研究由于可獲得大量的古生物化石作實證，加之分子生物學的發展揭示了生物遺傳的微觀實現機制，因此，率先構建起了相對系統與完善的學科層級的演化理論——綜合了達爾文進化論和孟德爾遺傳學說的新達爾文主義，這一理論也成為了相關演化研究借鑒與比較的對象。社會經濟學者如哈耶克、諾斯、納爾遜和溫特等，生物學者如赫胥黎、梅達沃、多布然斯基等，以及哲學家如波普爾等，均對生物演化與社會經濟演化作了比較研究，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在總體上得出了社會經濟演化與生物演化間存在廣泛而深刻的機制差異的結論。例如，赫胥黎認為文化演化是一個和生物演化極為不同的過程，有自己的規律、機制和模式，不能單純從生物學基礎上加以解釋\[15\](轉引自\[18\](P23))。波普爾也認為“文化演化通過另一些方式繼續著遺傳演化的過程”\[16\](P48)。哈耶克、諾斯、納爾遜和溫特則明確地斷言，經濟演化是拉馬克主義的\[17\](P15)\[18\](P24-25)、意向性支配著經濟演化\[9\](前言)、經濟演化難于貼切類比生物演化中基因突變和性別重組機制\[9\](P61)。的確，社會經濟演化是由有意識的人參與的，而長久以來我們總試圖把“人”置于一種宇宙殊的地位上，這當然會潛在地指引學者們刻意地找尋社會經濟演化與生物演化的差異，以及將一些細節層面的差異放大到機制層面。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蒙指出，人類認知的發展已使我們認識到，人，包括人類的意識，并不是游離于自然規律之外的特殊事物①。這啟示我們，生物演化與由有意識的人參與的社會經濟演化的同一性應是相當廣泛的②。而且，在認知邏輯上，生物演化與社會經濟演化作為在現象特征上呈現出了廣泛同一性的兩種子類演化現象，應能在本質上作同一性的理解。雖然以上兩點尚不足以推斷出社會經濟演化與生物演化在本質上是同一的，但審視那些將社會經濟演化與生物演化嚴格區隔開來的諸觀點還是必要的。特別是，那些將社會經濟演化與生物演化嚴格區隔開來的觀點多由一些著名學者提出、宣揚及反復強調，它們已為社會經濟演化研究設定了。但如果這些觀點存有差誤，就會成為社會經濟演化研究發展的沉重理論包袱，阻礙我們對社會經濟演化機制的深入理解。
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2年5月第12卷第3期 雷國雄：社會經濟演化研究中三大共識的再審視 二、社會經濟演化是拉馬克主義式的嗎?
生物演化學說中有拉馬克主義③(Lamarckism)和達爾文主義(Darwinism)兩大理論傳統。拉馬克主義認為生物具有很大的可塑性，環境發生變化時生物就會發生相應的變異，以適應新的環境條件，并且獲得的性狀能夠通過生殖細胞直接傳遞給后代。達爾文主義則認為生物會發生自然的變異，在生存競爭中，有利的變異將較多地保存下來，有害的變異則被淘汰。從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前期，生物演化學說一直圍繞生物演化到底是拉馬克主義式的還是達爾文主義式的展開爭論。直到奧古斯特?魏斯曼明確地證明了拉馬克主義的“獲得性遺傳”不可能成立，以及結合達爾文主義與孟德爾遺傳學說，并以分子生物學為基礎的新達爾文主義提出后，相關的爭論才趨于平息④。達爾文主義勝利的結果之一就是強化了對生物特性之先天與后天的區分：能夠經由生物性機制遺傳的生物特性是先天的，反之則是后天的。這隨即就導出了一條判定拉馬克主義的延伸標準：凡是探討那些在達爾文主義看來的后天性生物特性的遺傳問題的學說，就是拉馬克主義的。
哈耶克在這一判定標準上作出了社會經濟演化是拉馬克主義式的判斷。他說：“生物進化論現在已排除了后天獲得特征的遺傳，但是所有的文化發展都是建立在這種遺傳上，即那些以指導個人之間相互關系的規則為表現形式的特征，它們并不是個人固有的，而是在學習中掌握的。按現在的生物學討論所采用的說法，文化進化是在模擬拉馬克主義。”\[18\](P48)納爾遜和溫特宣稱他們是毫無羞愧的拉馬克主義者時也說，他們所構建的經濟演化理論“考慮了獲得特性的‘遺傳’”\[17\](P15)。
但哈耶克等人并未意識到，將生物演化研究中的拉馬克主義延伸判定標準沿用到非生物演化研究領域已在邏輯上犯了忽略前提的錯誤，這一錯誤在完整的命題表述形式下即可呈現出來：社會經濟演化中傳遞的均是在達爾文主義生物演化學說看來的后天性事物。具體地說，在我們研究社會經濟演化如制度的演化時，我們并不能斷然地說制度對制度的演化而言是后天的，因為在邏輯上，在我們所構建的制度演化學說中，應該另有一個先天與后天的區分，而不是援引其他理論中的區分。
并且，更有可能的是，先天與后天的區分對社會經濟演化而言，是不完全的。在社會經濟演化中，文化、習俗與制度接受不斷變化著的社會經濟環境的選擇，進而經由學習與模仿在社會中向后傳遞，是社會經濟演化中的先天性事象；而隱默性知識卻不能通過學習與模仿在社會中傳遞，是后天性事象。除此之外，還存在著那些基于人的生物性的知識，即固化在基因中的知識，它們在生物演化理論看來是先天的，但在社會經濟演化慣常的數百年乃至數千年的視域上可以認為既沒有新元素加入進來，也沒有元素被淘汰出局，是給定的。比照生物演化學說中作出先天與后天區分的思維，應稱為先先天(Antenature)的。
哈耶克認為，一切演化，無論是文化的還是生物的，都是對不可預見的事情、無法預知的環境變化不斷適應的過程\[18\](P24)。按照這一理念，我們應能構建起人的知識演化模型，其中的人以其生物性知識、社會性知識和個人知識不斷地適應著不可預見的事情、無法預知的環境變化。的確，在高效地適應自然環境，如溫度、濕度、氣壓、光照、營養供給等方面，人類還主導性地依靠著那些固化在基因中的知識。例如，我國地區的居民有一種調節體內紅細胞數量的基因，因此適應于該地區稀薄的空氣?，F代人類也常用技術手段來應對這些問題，如安裝供氧設備、使用空調、藥物等，但這些手段的效率根本不能與那些生物性機制的效率相比擬。而在機敏地適應社會經濟環境方面，人類則主導性地依靠著手口相傳的文化、習俗與制度⑤。在這樣的人的知識演化模型中將只有區間：經由人的生物性傳承的知識區間、經由人的社會性傳承的知識區間和僅在個體內部傳承的知識區間，而無需作出先天與后天的區分。當然，在邏輯上我們并不能在該人類知識演化模型基礎上斷言，由于經由人的生物性傳承的知識區間是達爾文主義演化的，同一模型中經由人的社會性傳承的知識區間也應是達爾文主義演化的，但我們可斷言，研究者并不能根據社會經濟演化所分析的是在生物演化理論看來的后天性事物，就確定無疑地宣稱社會經濟演化是拉馬克主義式的。
三、意向性支配著社會經濟演化嗎？
彭羅斯指出，協商行為和計算行為是人的行動在經濟領域的特征，意向性是不能在經濟理論中排除掉的\[19\]（P804-819）。這一無可辯駁的觀點當然潛在地支配了學者們對于社會經濟演化的研究。赫什萊佛提出，人能有意識地進行優化——或者我們常常認為人是這樣的——而對除了少數高等生物的其他生物，選擇與戰略僅僅是隱喻的，這是要構建的經濟演化理論與社會生物學的一個明顯差異\[20\](P1-52)。阿爾奇安構建了一個依賴于機遇而不是最大化理性的經濟變遷模型，但他卻在同一模型中自相矛盾地提出，人類的適應——模仿與試錯搜索——是有意識地進行的\[10\](P211-221)。諾斯認為，經濟演化中的選擇機制不同于生物演化論中的優勝劣汰，是由人們對最終結果的信念支配的，參與者的意向性是人類演化變遷的關鍵\[9\](前言)。納爾遜和溫特則提出，經濟變遷中存在兩種選擇：一是對企業的選擇，是達爾文意義上的被動選擇；二是適應性學習，是一種反映企業意圖的選擇，是意向性的主動選擇\[17\](P14-15)。社會經濟動態自然是由具有意向性的人類活動推動的，模擬這一動態過程的社會經濟演化理論當然不能排除人的意向性，但這并不足以使我們如諾斯那樣斷言，“參與者的意向性是人類演化變遷的關鍵”。
在理論上，動態過程可以分為數種類別，演化只是其中的一種。社會經濟處于動態過程之中，我們識別出這一動態過程具有顯著的演化特征，并將其稱為社會經濟演化，但我們并不能斷言，這一動態過程是純粹的演化過程。社會經濟動態中也存在著大量非演化的變化，它應是一種由非演化與演化雜合成的復雜現象。同樣，人類的行為也是雜合性的，兼有理與非理。因此，我們在邏輯上就不能斷言，由具有意向性的人類活動推動的社會經濟動態中的演化過程是由意向性支配的，因為存在著如下的邏輯可能：人類的意向推動形成社會經濟的非演化性動態變化，而人的非意向推動形成社會經濟的演化。
事實上，意向并不能將一般生物與人區別開來。生物也有意向：蜜蜂會循著花香采蜜，雛鳥會喳喳鳴叫爭取食物，狗會搖尾巴招惹人的喜愛。但生物卻不能意向性地影響生物的演化，它們根本沒有這一方面的意向。人類好像有一種強烈的按照自己的意向左右社會經濟演化的沖動，并且人類也總是在意向性地規劃與設計著未來的社會經濟模式。但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是否存在這種意向，而在于這種意向是否能夠達成。門格爾指出，社會現象的起源與自然有機體的起源具有類似性，大量的社會制度對于整體的某種令人驚異的明顯的功用，并不是刻意追求此一目的的那種意圖的產物，也不是社會成員協定或實證立法的結果，而是自然的結果\[2\](P116)。哈耶克也明確指出，演化著的社會經濟秩序，如文化、制度等，是一種自發秩序，是福格森所謂的“人類行為的結果但卻不是人為設計的結果”\[21\](P458-468)。人類根本不能按意向性來設計社會的文化、制度，那樣的意向性都是“致命的自負”\[18\]（P73）。
社會經濟演化研究雖然尚未闡明演化的機制內涵，但不少學者已認識到，演化是不確定性變化下的一種適應性過程\[9\]（P17）\[10\](P211-221)\[18\]（P24），這在邏輯上也是明確的：不論社會經濟是由理性的行為者還是由非理性的行為者的行為構成的，如果其運行在確定性之下，就必然會陷入靜止狀態(包括熊彼特在《經濟增長理論》中描述的“循環流轉”狀態)，而不會呈現出演化的那種持續緩慢的變化特征。意向性對作為不確定性變化下的適應性過程的演化顯然不可能有意義，因為“不知道的也是不能計劃的”\[18\](P96)。可見，社會經濟中的演化事象并不是人們可以按他們的意向塑造的。
在納爾遜和溫特、諾斯等學者看來，人類意向性地支配著社會經濟演化還表現在，當人們對當前的制度、技術、慣例的績效不再感到滿意時，就會在壓力下創造出新的制度、技術與慣例\[8\]（P14-15）\[17\]（P157-176）。林毅夫甚至認為，激勵著意向性創新(在實驗室中作的系統性的試錯搜索)的制度的缺失是中國在元明以來落后于世界(即李約瑟之謎)的主要原因\[22\](P244-291)。這種主動性的機制在生物演化中顯然是不存在的，因為生物演化中的基因突變(即創新)基本上以固定的頻率發生著。即使社會經濟中存有這種主動性機制，它也不能將社會經濟演化與生物演化區別開來，因為在事實與邏輯上，我們并不能基于人類具有這種推動社會經濟演化向前的沖動就斷言其支配著社會經濟演化。首先，好奇心是人類的天性之一，門格爾稱之為閑散的好奇心，韋伯稱之為資本主義精神，熊彼特稱之為企業家精神。事實上，大多數人總是在可能的情況下進行著創新嘗試，只不過那些僅產生了較小的績效提升的創新嘗試以及那些數量更多的失敗了的創新嘗試往往未引起人們的注意并把它們記錄下來而已。也就是說，創新可能是社會經濟演化中常態性的人類行為，學者們稱道的意向性推動的創新只是選擇性觀察與記憶的結果，是幻象。其次，社會經濟演化中的諸多創新，特別是一些具有重大意義的創新往往是偶然間得到的，并非意向性創新嘗試的結果。例如，倫琴發現X射線，弗萊明發現青霉素，洛倫茲發現混沌現象等，獲得的均是他們意向性研究目的之外的成果。其三，人類意向性創新特別是一些在事后看來的重大創新受到創新能力的約束，這種約束與生物演化受到基因突變發生頻率的約束相同。例如，福特一直想找到提高汽車裝配工作效率的方法，但長久以來都想不出好的方案，只是由于偶然參觀郵購公司的傳送帶，靈感突現才創新出了汽車生產流水線。凱庫勒構思苯的結構、門捷耶夫探尋元素周期律、漢密爾頓構思四元數的運算法則等都經歷了反復的猜想與驗證，并且按照他們自己的說法，都受到了靈感的“扶助”。創新依賴于靈感的本質是創新依賴于時間，這在文化、藝術領域的創新中更為明顯。人類社會產生新宗教形式、新道德規范、新流派藝術作品的頻率是非常低的，并且可以大致認為是以固定的頻率“生產”出來的，激勵對此往往無效。這樣看來，在由創新活動推動的社會經濟演化中，即使人類具有強烈的實現創新突破的意向性，這種意向性也不是社會經濟演化的決定因素。自然地，我們也不能根據人類具有強烈的實現創新突破的意向性就斷言社會經濟的演化是由意向性支配的。
四、社會經濟演化與生物演化的
傳承機制不同嗎？ 在代際傳承形式上，生物演化與社會經濟演化表現出了諸多差異。例如，生物以有性繁殖(包括細菌繁殖中的基因片斷交換)的形式延續，DNA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機制作用，社會經濟則以學習與模仿的形式延續，并且不存在類似于DNA的有形事物；生物演化僅通過生理上的雙親傳遞信息，社會經濟演化特別是其中的文化演化則往往通過無數個“祖先”向后傳遞信息，并因此使得文化演化較之生物演化進展得更快\[9\]（P61）\[18\]（P24）。不少學者因此認為，社會經濟演化與生物演化在傳承機制上是不同的。那么，這些傳承形式上的差異是否足以支撐我們作出社會經濟演化在傳承機制上異于生物演化的論斷？
生物有性的代際遺傳機制是如下展開的。在一般生物體的正常細胞中，有兩套由DNA記載著的遺傳密碼，一套來自父本，另一套來自母本。例如，人類的一套遺傳密碼由23條染色體(DNA長鏈)組成，因此每個正常的人體細胞中有2套共46條染色體，或者說23對染色體，其中一半來自父親，另一半來自母親。代際遺傳的第一步從生殖細胞的減數分裂開始，每個生殖細胞減數分裂后生成兩個細胞，稱為配子，其過程包括兩個組合。一是兩條分別來自父本和母本的相同序號的染色體相互靠近，在一定的點位鏈接，再分開為兩條染色體。在這一鏈接與分開的過程中，將發生基因片段的交換，如圖1中三個連續的放大框所示，由abcde基因片段組成的一條父本
圖1 生物有性遺傳機制示意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相關生物學表述繪制。
染色體與同序號的由a′b′c′d′e′組成的母本染色體經過鏈接與分開過程形成了兩條新染色體ab′cd′e和a′bc′de′(也可能在某些鏈接點不發生交換，形成如ab′c′d′e和a′bcde′的新染色體)。二是基因片段組合形成的各染色體按序號分別進入一個配子細胞，即將各同序號的兩體染色體分別送入兩個配子細胞，組配成兩套遺傳密碼，如圖1中“過程二”箭頭指向的變化所示。經過這兩個組合過程后，兩個配子中各含有一套遺傳密碼，并且這兩套遺傳密碼與分裂前的生殖細胞中的兩套分別來自父本與母本的遺傳密碼均不相同。當其中的一個配子經由受精過程與來自另一減數分裂形成的配子融合為一個正常細胞并發育成新生物體后，新生物體表現出來的特征將既不同于其祖父(母)，也不同于其外祖父(母)，而是一個全新的個體。提及生物遺傳物質DNA，研究者就會聯想到其可縱向拆開的雙鏈結構，并因此萌生出將與DNA相關的機制均歸之于這一奇特結構的想法。但值得強調的是，在生物代際遺傳的核心過程中，DNA的雙鏈在縱向上并不拆開，而只是在橫向上斷開后再接上，這種在橫向上可斷開再接上的性質提供的對遺傳信息的組合創新機制才是生物代際遺傳機制的本質，這一點早在18世紀初即已被法國遺傳學家莫佩蒂烏猜想到，并在DNA被發現的近100年前由孟德爾通過嚴謹的實驗數據分析提出。可縱向拆開的DNA雙鏈可實現對其自身的精確復制(其間可能發生差錯，即突變)，也在生物代際傳承中發揮著通過復制形成多個后代的重要作用，但這一機制并不是生物代際傳承機制的核心。
社會經濟演化通過學習與模仿傳承的本質也是組合創新。哈耶克指出，學習在本質上是組合性的，它使得不同天賦的個體通過吸收不同的傳統形成了社會經濟的無限多樣性，而如果學習是對同伴的完全復制，社會經濟中廣泛存在著的學習將減少其多樣性而不是如現實中的那樣保持或增加著多樣性\[18\](P146)。阿爾奇安指出，模仿均是非完全的，模仿者所模仿的只是某些看起來有助成功的獨特因素，是對他者與己者因素的組合\[10\](P211-221)。例如，日本明治維新時期學習與模仿歐美，就不是一種完全的搬抄，而是結合日本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組合創新出了特色性的“神政的、家長式立憲主義”，既延續了日本傳統上的封建性因素，又引入了反映民主政治要求的立憲主義因素。
當然，學習與模仿并不是如有性繁殖那樣兩兩封閉的，個體在構思一種新方法時往往汲取著眾多他者的新奇因素，但這可能只是我們僅注意到了那些成功組合的構成而忽略了各具體組合過程產生的誤解。應該承認，人的關注能力是相當有限的，他們在每一時點上往往只能關注一個人，甚至只能關注到一個人行為的某一個方面(類似于DNA上的基因的單元)，他們在如此關注時，就在將其關注到的他者行為的新奇元素與己者的元素相組合，這個過程顯然是一種兩兩封閉的組合，甚至只是一種簡單到只變更一個單元的兩兩封閉組合。而且，人類還具有理性，他們能在信念知識的支撐下基本正確地判斷出諸多(但不可能是全部的)新組合方案的績效水平，這樣，不少績效水平較低的方案不經由顯性的執行過程就被排除了，而那些被我們注意到了的組合方案，則主要是理性不能確知其績效水平因而需通過顯性的嘗試來確定的方案，以及那些通過顯性與隱性試錯選擇出的績效水平相對最高并因此被反復執行著的方案。這些方案從構成元素來看有多個“祖先”，但若追溯其形成過程，仍是多輪兩兩組合的結果。
而且，即使每一輪次的學習與模仿均發生在多名個體之間，也不足以使我們將其與兩兩封閉的有性繁殖式組合區隔開來。兩兩組合的組配成本當然低于多個體間的組配成本，但當個體之間差異較小時，兩個體間的組合將只能生成大量相同的個體，而多個體間的組合卻能保證組合出的新個體基本上是不同的。例如，如果DNA鏈僅由三個基因組成(或只有三個基因位上的基因不同)，兩個體間的組合則最多只能生成8種新的個體類型，這樣，當繁殖倍率大于8時(現實中的繁殖倍率往往是一個相當大的數)，兩兩封閉的組合模式就會產生出大量的重復個體，也就是說，其不能高效率地實現生產數量較多的差異性個體的機制功能。而在此情境下，多個體間的組合卻由于具有更大的組合空間，可保證新繁殖出的個體基本上是不同的，其支付較高的組配成本因而是值得的。在這一意義上，生物演化中的兩性傳承模式與社會經濟演化中開放的學習與模仿模式，就只是在不同情境下為有效率地達成產生出數量眾多的差異性個體的機制功能而選擇的不同形式而已，它們在機制層面上是相同的。
五、結論與啟示
按照許多學者的觀點，社會經濟演化研究已走過理論叢林階段，系統總結有關社會經濟演化研究的學派理論、基本觀點、一般認識等，構建包容多方面社會經濟演化現象的統一性理論，突破性地完成馬歇爾與凡勃倫提出的理論研究任務的時機已經成熟\[23\]（P1-6）。在這一理論發展背景下，我們有必要對那些有關社會經濟演化本質與機制的諸觀點作深入的再審視，去偽存真，破除教條，為實現社會經濟演化理論研究的突破奠定基礎。
誠如本文研究揭示出的那樣，社會經濟演化研究領域中的三大“共識”所依存的推斷邏輯均存在著差誤或漏洞，并不是確然成立的，其中，“社會經濟演化是拉馬克主義式的”論斷的推演邏輯犯了忽略前提的錯誤，“意向性支配著社會經濟演化”論斷的推演中存在未予考慮到的邏輯分支，“社會經濟演化以不同于生物演化的遺傳機制傳承”則屬認識狹窄，將細節層面的差異擴大到了機制層面。兩百余年的社會經濟演化研究產出了豐富的理論成果，也累積起了諸多的教條，只有以嚴密的邏輯分析為工具，不畏權威，敢于批判，才能揭示并破解這些教條，勘正社會經濟演化研究的方向，推動社會經濟演化理論的發展與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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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 西蒙在《管理決策新科學》一書中指出，“關于人的獨一無二性的定義，一直是人的宇宙和倫理系統的核心。有了哥白尼和伽利略，人，他不再是處于由太陽和星星圍繞著的宇宙的中心位置的人。有了達爾文，人，他不再是由上帝創造并特殊賦予靈魂與理智的人。有了弗洛伊德，人，他不再是其行為——潛在地——受理性精神支配的人。當我們開始生產能進行思維和學習的機器時，人即不再是唯一能對環境進行復雜地和有理智地操縱控制的人了?！?/p>
② 羅斯比就指出，拒絕生物學類比是愚蠢的，因為人類本身就是生物系統,見Selection Processes in Economics(2001)。
③ 霍奇遜和柯納森近來也撰文指出，將社會經濟演化視為拉馬克主義式的是誤導性的，見Dismantling Lamarckism:Why Descriptions of Socioeconomic Evolution as Lamarckian Are Misleading(2006)。但他們論證的邏輯并不簡潔，且未揭示出這一觀點所依存的邏輯中最關鍵的錯誤。
④ 但即使這樣，拉馬克主義并未完全敗北。寇普就提出，生殖細胞具有對生長力過去工作效應的記錄，就像和記憶相類似的情況，因此，某一器官如果在一新環境中變得更加有用，那么它的生長在每個世代中將會被促進，從而能更好地適應環境,見Edward Drinker Cope and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Evolutionary Theory(1977)。但在筆者看來，即使這一機制存在，其在生物演化中可能僅是次要的，而且這種記憶性機制也應是經由自然選擇留存下來的。
⑤ 不少學者認為，諸多生物性特征使得人類可以更好地進行社會交往，如低平的顴骨、暗紅的嘴唇等，但這并不意味著僅僅依靠這些生物性特征，人類就能高效地應對復雜萬變的人類社會。
（責任編輯 朱 蓓）第12卷第3期 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社會經濟主導因素范文6
【論文摘要】民間非正規金融機構在農村已形成巨大的力量，但由于非正規金融機構存在市場化程度低等缺陷，我國的農村金融制度改革與創新是一種必然，它將對我國農村經濟發展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
對于我國農村金融制度的創新問題，國內理論界大致形成兩大思路，一種是堅持政府主導，充分運用現有農村金融的組織體系、存量規模，對之進行必要整合與功能創新，使之適應不斷發展變化的農村經濟結構，充分發揮其在金融體系與農村經濟體系當中雙重主力作用；另一種觀點是要注重發揮“非正規金融”在農村金融制度創新過程中的作用，由于非正規金融與農業、農村、農民具有天然的親和力，其制度安排及其形式更為農戶所樂意接受，這種金融活動更容易嵌入農村經濟的各個層面與過程當中，從而形成推動農村經濟發展的內生因素，隨著時間的推移最后由農村金融活動的主體——農民來決定最終選擇什么樣的金融上層建筑。
整體上看，持第一種觀點的學者占據主流地位。從我國目前正在實施的農村金融改革過程來看，實際上也體現的是第一種觀點的思路。通過前面的分析得知，我國的農村金融制度改革與創新選擇第一種思路具有客觀必然性，這不僅僅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整體布局的要求，也是充分發揮金融功能，促使小農經濟走向開放，與社會化大生產相互交融的要求。誠然，非正規金融在我國農村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目前東南沿海一代的民間經濟能夠在全國率先走過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昔日的非正規金融活動是做出了貢獻的。然而，相對于存量巨大、覆蓋面廣泛的正規金融而言，非正規金融的力量畢竟是有限的。因而，重視非正規金融在創新當中的作用不能等同于非正規金融取代正規金融的作用。
因此，如何發揮政府主導之下農村金融創新的效率，實現改革的預期目標，就成為問題的一個關鍵。眾所周知，目前我國農村金融的市場化程度很低，而且資本高度稀缺，若采取類似于城市經濟當中“國有股減持”方式將政府對農村金融產權控制力度削弱或取消，放手由市場調節農村金融服務的供給與需求，其后果將是不堪設想的。因此，在政府主導框架之內，通過制度供給的方式激勵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的創新將是一個必然的選擇。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在建設新農村的過程當中，政府的一個重要歷史使命就是要不斷弱化千百年來我國農村經濟當中業已形成的“超穩態”的小農經濟結構而不是保留它或者固化它。這也是政府主導之下農村金融創新所要實現的目標之一。
而難點在于，如何保證政府主導創新過程的充分理性，如何克服政府主導創新決策成本過大的問題。在我國二重結構(1996)的社會制度之下，社會的運行過程直接體現為“官”與“民”的對立。這種社會結構的優勢在于政府的意圖能夠迅速地傳遞到社會下層。在現實生活當中，這種運作特征體現為，一旦某個問題引起政府的高度關注，該問題就會立刻進入“解決”的程序當中。然而，這種社會結構的效率要依托于一個全能型的政府以及政府必須事事過問，一旦對某件事情“關注”不夠，就會導致制度安排嚴重滯后，同理，政府調查研究不夠深入，掌握信息不夠全面，其決策也會造成制度供給的扭曲。目前，我國正在實施過程當中的有關農村金融改革的措施就正在面臨這一問題困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