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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經濟范文1
1、前言
伴隨發達經濟體以及新興經濟體的交叉發展，令兩者更深入的互相依存以及依賴。同時發達經濟體以及新興經濟體互相競爭更加激烈。我國證券報消息報道，穆迪對新興經濟體的增速預測在2013年將達到百分之五點七。同時穆迪明確，新興經濟體的發展增長與發達經濟體發展增速的下滑、以及資本流動密切相關，各類新興經濟體的發展復蘇較發達經濟體更加快速。為明確兩者具體差別，我們可通過不同國家競爭力標準的制定選擇，進行分析研究。
2、國家競爭力反映標準
經濟學分析階段中，對于國家競爭力的定義較為抽象，從客觀層面來講，對國家競爭力形成作用影響的成因包含政治、文化建設以及經濟發展等眾多領域。對具體指標則可進行細分，首先制度層面，包含公共以及私人機構制度。前者對物權以及知識產權形成保護，將提升國家綜合競爭水平?；A設施指標包含兩類，即交通設施以及通訊交流與能源設施等。前者涵蓋總體交通運力狀況、里程總量、港口以及機場規模等。后者則涵蓋電力供應、電話業務、移動通信應用量等。
宏觀經濟也是反映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指標，涵蓋財政平衡、社會儲蓄量、通脹標準以及債務狀況等。該類因素影響宏觀經濟發展的可靠穩定，同時作用于政府經濟發展變化?；谑袌霾▌有圆荒苡行У倪M行資源分配，進而會引發供需失衡問題，因而需要借助財政以及貨幣策略進行有效防控。提升國家競爭力，做好健康以及初級教育尤為重要。健康指標包括疾病、預防接種、平均壽命等比率，初級教育則囊括具體的工作質量以及入學百分比等信息。
商業成熟度涵蓋國內供應商總量以及整體質量水平、集群化建設、競爭發展優勢、價值鏈水平、分布管控、生產工藝水平、營銷范疇等。發展創新指標涵蓋革新水平、研究開發機構總量以及投入研究總量、產學研應用結合狀態、科技人員配備總量等。該類指標對國家提升科技創新水平以及綜合競爭力將形成顯著作用影響。
3、發達經濟體同新型經濟體相關指標對比分析
就上述論證的指標內容以及不同發展時期各個國家競爭發展力附加的指標權重，我們通過對兩類經濟體的計算研究明確，發達經濟體涵蓋的效率指標、基礎要素、創新同綜合數據沒有明顯的差別。也就是說，發達經濟體不同指標數據水平較高同時呈現出了合理均衡性。而新興經濟體上述因素則同綜合指標繪制系列線形成了較大的距離，與發達經濟體相比呈現出稀疏性特點。這樣不難看出，新興經濟體指標數量水平呈現出一定的不均衡性。
4、有效應對策略
在科學對比分析下我們不難發現，新興經濟體呈現出相對較弱的競爭力，具體影響因素則包括制度層面、相關基礎設施、教育事業以及宏觀經濟發展等。新興經濟體持續擴充的人口總量需要較多食物以及基礎設施，對各類防護以及安全管理的重視漸漸提升，為此應由多層面入手，提升新興經濟體下國家的綜合競爭力。
基礎要素層面，應進一步優化政治體制以及企業管理制度。政治工作中應做好家庭財產以及知識產權的管理保護，體現法律效力以及獨立性，對各類犯罪腐敗行為進行全面打擊，提升政府單位實踐工作效率。同時，應有效節約商業成本，強化政治管理透明性。企業制度層面，應實現全面更新改革，提升財務報表綜合審計水平，做好小股東利益的科學保護，提升董事會實踐工作效率。對企業投資應強化保護，推進市場發育以及管理監督的合理配套。
另外，應做好新興經濟體各類基礎設施的管理建設，有目的做好優先管理安排，擴充就業機會，對消費形成有效刺激。應進一步優化各類通訊以及能源應用設施，提升電力供應總體質量水平。應進一步優化宏觀管理環境，確保社會的長久穩定，實現財政平衡預算，有效管控通貨膨脹，提升綜合儲蓄率，有效管控政府債務總體規模，提升我國信用等級水平，實現對外貿易的有效平衡。
應進一步優化健康教育，注重初級教育管理。在效率指標層面，則應做好高等教育管理，擴充投入，提升科技教育比例，豐富網絡資源。對在職員工應強化培訓管理，提升商品整體市場運行水平，管控地方競爭發展集中性，降低課稅影響。另外，應有效協調市場勞資關系，緩解個稅負擔，科學應用人才，實施按勞分配，推進人才的快速自由流動，完善收入分配管理。
金融市場發展管理中，應提升服務有效性，開創優質的金融服務系統，簡化企業銀行貸款流程，提升風險資本整體可用性，強化流動資本綜合管控，履行必要的債券互換管理制度，進而推動金融市場的深化發展與持續創新。應進一步做好技術儲備，實現技術消化以及成果合理轉讓，提升新技術手段綜合實用性。應不斷的吸引國外市場投資，引進現代化技術手段，加強新型通訊手段應用，提升實踐工作質量與效率。再者，可擴充市場規模，對消費形成有效刺激，推進市場的科學轉型，擴充對外開放程度，實現同國際市場的有效對接。
創新指標層面，應優化商業制度，擴充商品供給，加快商業集群建設發展，提升企業綜合競爭力，擴充價值鏈，完善分銷管理控制，強化專業化管控，降低壟斷特權。新興經濟體呈現出科技創新水平有限的問題，因此應繼續提升創新水平，擴充科學家以及技術工程人員總量，優化科研工作水平，增加研究開發經費支出。同時應實現校企合作，做好知識產權管理保護，暢通高科技產品提供獲取途徑，進而真正縮短發達經濟以及新興經濟體差距，獲取全面提升。
5、結語
為提升綜合國力，贏取市場競爭主動，我們只有針對國家競爭力衡量指標，做好發達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對比研究，制定科學有效的實踐策略，方能真正創設顯著效益，推進市場經濟的快速、持續、穩定發展。
參考文獻：
新興經濟范文2
對全球各大經濟體來說，2008年~2009年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經濟蕭條。隨著2009年下半年和2010年的經濟迅速復蘇，多數新興經濟體都重新進入了經濟繁榮時期，此前的蕭條被復蘇所彌補。
在主要新興經濟體，貿易和外部需求越發旺盛，消費者和企業對經濟的信心都在提高，信貸資金流在增加，勞動力市場的供需關系在收緊，現有的政策和經濟形勢也刺激了資本項目的資金流動。在此環境下，仍然帶有經濟刺激作用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使得很多新興經濟體表現出越發明顯的經濟過熱信號。
由于經濟過熱、國內需求越發旺盛，主要新興經濟體都面臨著通貨膨脹的巨大壓力。高通貨膨脹率帶來了一系列問題，首當其沖是食品價格問題。在新興經濟體，食品消費占據了消費者日常消費的很大一部分。在這些國家的通貨膨脹過程中，食品價格的上漲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食品價格上漲最容易影響到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因此也很容易釀成社會。由于單個國家很難對高企的全球糧食價格采取有效的措施，對于新興經濟體來說，最迫切的是要加強社會保障制度，確保低收入家庭獲得足夠的生活保障，保證社會的穩定。
為了應對通貨膨脹的壓力、緩和速度過快的國內需求增長，許多新興經濟體的第一個反應就是通過提高利率來收緊貨幣政策。這一點在巴西體現得最為明顯。巴西在2010年進行了3次加息，使得其實際利率達到了全球大型經濟體的最高水平――其利率已經在2011年1月達到了11.25%。
巴西寬松的財政政策和快速增長的信貸使得其國內需求狀況出現了過熱跡象，從而導致了通貨膨脹。資本項目的明顯過剩進一步刺激了巴西國內經濟。
在把本國的利率水平推到一個令人驚訝的高點之后，巴西正面臨著高利率本身帶來的風險――這些風險也在警示其他新興經濟體。過高的利率不僅可能會損害實體經濟、導致所謂“經濟硬著陸”的發生，同時還會因為國內國外明顯的利率差而吸引更多的境外資本流入境內。如此就會對本國貨幣造成更大的升值壓力。有些新興經濟體的貨幣幣值已經偏離了國家經濟的基本面水平。
巴西央行顯然也意識到了這種風險，不得不在高通貨膨脹和高利率的夾擊下做出妥協。3月30日，巴西央行表示，如果要把2011年通脹率控制在5.6%以下，巴西要付出的代價可能會過于高昂。
巴西國內的利率遠遠高于其他國家的利率，巴西貨幣雷亞爾也一直呈現出升值的勢頭。這些因素導致巴西負擔的外部債務迅速增長。巴西的外債從2010年底的2568.24億美元增加到2011年2月底的2711.11億美元，新增外債142.87億美元，其中短期債務增加的速度遠遠高于中長期債務增加的速度。
巴西政府已經注意到了外債激增的情況。他們開始通過一些謹慎的宏觀措施去抑制這種國外貸款。當然，巴西的現狀還遠遠談不上外債危機或支付危機，巴西經濟也有足夠的彈性去應對來自外部的沖擊。盡管如此，當前外部債務迅速增長的趨勢必須得到有效控制。
除了提高利率之外，收緊財政政策、限制公共開支也有助于抑制經濟過熱。財政政策收緊是配合貨幣政策收緊的一項必要措施，如此才能給中央銀行以足夠的空間，從而避免將貨幣政策收得過緊。巴西政府已計劃在2011年削減財政預算500億雷亞爾。有人擔心，由于巴西要分別在2014年和2016年舉辦世界杯和奧運會，這兩項大型國際賽事帶來的場館修建等基礎設施投資會對其削減預算政策造成影響。不過，巴西是一個很龐大的經濟體，其公共支出大約占到巴西國內生產總值總量的40%，數目十分可觀。因此，在舉辦2014年世界杯和2016年奧運會的必要投資之外，巴西還可以有足夠的財政預算削減空間，使其理性地去應對各項公共開支。
新興經濟范文3
在全球經濟緩慢復蘇的大背景下，新興經濟體的強勁增長備受矚目。2010年，Ell經濟增長率達7.95％，是以G7＋AUS(指G20中除歐盟以外的發達國家)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率(2.53％)的近3倍，是世界經濟增長率(4.77％)的近一倍。
在此次危機中，新興經濟體與發達經濟體都經歷了經濟增長率的急速深度下跌以及復蘇期間的快速大幅反彈。2007～2010年，新興經濟體增長率分別為8.73％、6.04％、2.82％和7.95％，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率分別為2.24％、－0.06％、－3.44％和2.53％。四年來，這兩類經濟體的經濟增長態勢因而呈現出深“v”形狀。
受高失業率、產能過剩和私人部門消費和投資不振等因素影響，2011年發達經濟體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新興經濟體2011年經濟增長率將隨著政策刺激的逐步撤出以及發達經濟體增速放緩而降低。2011～2015年，新興經濟體將保持6.7％～6.8％的增長率，高于1980～2006年的平均水平(5.12％)；而發達經濟體盡管保持T2％以上的經濟增長率，但是其水平將低于1980-2006年平均2.62％的增長率。
盡管自2000年以來新興經濟體與發達經濟體增長率波動的趨同性越來越明顯，并且這一趨勢在目前還將延續，但是同樣顯著的是，從長期看(1980～2015年)，兩者間經濟增長率的差距在加大。在危機影響最為深重的2009年，新興經濟體與發達經濟體增長率的差距甚至超過6％，這再次表明，新興經濟體相對強勁的經濟增長是本次金融危機中世界經濟能夠較快觸底反彈的重要原因。
長期的相對高速增長使新興經濟體占世界經濟總量的份額不斷增長，并且在2002年后速度明顯加快，這一趨勢在金融危機期間也未被中斷。1980年，發達經濟體占世界GDP總量的63.8％，新興經濟體僅占13.9％。2010年，發達經濟體的份額下降至53.2％，新興經濟體增長至24.6％。預計至2015年，發達經濟體所占的比例將進一步降低至48.5％，新興經濟體占29.3％。這意味著26年間，兩者占世界GDP份額的差距由原來的近50％縮小至不到20％。
國際貿易：新興經濟體進出口強勁反彈
在國際貿易領域，新興經濟體進出口的強勁反彈與發達經濟體的疲軟復蘇形成鮮明對照。如果將2006年12月的出El／進口額設定為100，截至2010年12月，Ell的出口指數已經高達161，而G7＋AUS僅為114；同期E11進口指數達到173，G7＋AUS僅為114。
從國際貿易增長中獲益的主要是兩類國家：大宗商品出口國與經濟走勢良好的新興經濟體聯系緊密的國家。拉美、中東、俄羅斯和南非等大宗商品出口國出口迅速增長，其動力主要來自于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所導致的貿易條件改善以及新興經濟體對于大宗商品的旺盛需求。新興經濟體在依靠出口增加實現經濟快速復蘇或強勁增長的同時，其持續高速的增長又通過貿易渠道外溢至與其聯系緊密的伙伴國，促使這些國家的產出相對較快增加。例如中國的經濟增長就有力帶動了澳大利亞、印尼、新西蘭等大宗商品出口國，以及德國、日本、中國香港、韓國、新加坡和中國臺灣等資本品出口國經濟的增長。
同時研究顯示，新興經濟體間的內部貿易正在快速增長，并且尚存在巨大的發展潛力。以“金磚四國”為例，巴西、中國、印度和俄羅斯等四個BRICs組成國均已經發展成世界性的貨物貿易大國，相互間的依賴程度也明顯提升。相應地，BRICs各組成國對主要發達國家市場的依賴性降低。我們在HS六位碼基礎上對1999年和2009年BRICs各組成國出口至不同市場商品種類和數量的變動情況進行了對比分析，發現這四個國家之問的出口商品種類和數量增加最多，對G7＋AUS次之，對世界其他地區出口商品的種類和數量增長最少，甚至在個別國家還有所減少。在HS六位碼基礎上我們對BRICs各組成國與其主要貿易伙伴相互間的競爭互補情況和競爭壓力情況進行更深入的研究顯示，總體而言，BRICs各國與新興經濟體之間的競爭性大于與主要發達國家的競爭性，但從發展趨勢看，BRICs各國與主要發達國家競爭性提升的速度遠遠超過與新興經濟體競爭性的提高。并且，BRICs各國感受到的來自內部貿易的競爭壓力遠小于來自外部世界的同一壓力。
全球資本流動：新興經濟體面臨巨大挑戰
與國際貿易類似，全球資本流動格局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新興經濟體作為全球直接外資目的地和來源地的相對重要性將不斷上升。同時，大量資本持續流入也使新興經濟體面臨巨大的挑戰。
通貨膨脹高企是關于資本流入的主要擔心之一。然而，如果以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衡量，幾乎所有E11國家的通貨膨脹都處于十年來的較低位。通脹壓力比較大的是印度，2010年預計通貨膨脹率高達13.2％。即使是在危機最嚴重的2009年，印度的通貨膨脹率也高達10.9％，甚至高于2008年的8.3％。仔細審視可以發現，新興經濟體CPI權重構成主要包括，食品、飲料、煙草、服裝、鞋類和家具等生活用品和能源，以及交通、通訊、文化、娛樂、教育等服務。CPI的相對低位說明，資本流入沒有引起上述商品與服務價格的上漲。原因有兩個，一是新興經濟體匯率的變動使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對本國物價影響相對有限；二是資本流入了CPI指數未涵蓋的領域。更多的證據表明，資本大量流入影響的不是消費者物價水平，而是新興經濟體的股票和房地產市場。
如果將2006年12月設定為基期(即當月股票指數為100)，到2010年12月，Ell股票指數為168，相對于基期上漲了三分之二；G7＋AUS股票指數為94，相對于基期下跌了7％。自2007年1月以來，EII與G7＋AUS股票指數的最低點均出現在2009年2月，當時E11股票指數為64，G7＋AUS股票指數為59?？梢郧宄乜吹?，在此后一年半的時間里，E11股票指數上漲了兩倍，G7＋AUS股票指數僅上漲了不到60％。而2009年和2010年E1 1的經濟增長率為2.8％和7.9％，也就是說相對于2008年，真實產出增加了11％。G7＋AUS的經濟增長率為－3.4％和2.5％，真實產出減少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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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掀起頁巖氣革命
頁巖氣開發將使全球天然氣資源量增加40%。頁巖氣是從頁巖層中開采出來的天然氣。2011年4月，美國能源信息署公布了對全球頁巖氣資源的評估結果：全球頁巖氣技術可采資源量達187.4萬億立方米。2010年，世界天然氣技術可采資源量為453萬億立方米。如加上上述評估的頁巖氣資源量，世界天然氣資源量可提高40%以上。
2010年美國頁巖氣產量為當年總產量的17%，超過1000億立方米。預計到2030年，頁巖氣將占美國天然氣總產量的50%以上。美國HIS劍橋能源研究會的報告指出，按美國目前對天然氣的需求計算，北美地區可開采頁巖氣儲量可供美國使用211年至690年。頁巖氣開發正在改變世界的天然氣格局，被稱為“頁巖氣革命”。
“頁巖氣革命”主要依賴于開采技術的突破。其關鍵技術包括含氣頁巖層識別技術、水平井鉆完井技術、多段壓裂技術及復合橋賽技術等。目前美國和加拿大為頁巖氣主要產區，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南非、德國、英國、法國、瑞典、波蘭等10多個國家在進行頁巖氣前期評價和勘探開發先導試驗。
美將成天然氣第一生產國
國際能源機構（IEA）近期發表預測稱，由于在地層頁巖氣開采技術方面的突破，近年來，美國的天然氣生產急劇擴大。到2017年美國的天然氣產量將有望超過俄羅斯，成為全球天然氣生產第一大國。
國際能源機構的報告稱，盡管天然氣市場價格存在變數，但是到2017年美國的天然氣產量仍將超過目前居世界第一位的俄羅斯。除了原油價格的走高推高了天然氣的產量外，堅挺的國內需求以及新的出口機會，也是拉動美國天然氣生產持續擴大的主要因素。
報告預計，美國的天然氣產量將由2011年的6530億立方米增長到2017年的7690億立方米。由于國內市場需求的增加，到2017年，預計美國將成為天然氣純進口國，屆時，天然氣有望成為替代過去100多年來主要依賴煤炭發電的能源。
根據BP統計，常規天然氣儲量的全球分布極不平衡，其中北美地區僅占世界的5.3%，儲采比不到10年，大大低于世界其他地區。然而從能源消費結構來看，北美地區對天然氣的依賴程度則非常高。
頁巖氣開發導致石油價格下跌
源自美國的“頁巖氣革命”所帶來的頁巖氣增產，已成為亞洲汽油價格下跌的因素之一。頁巖氣副產品丙烷正從美國流入歐洲市場，而歐洲市場富余的石油產品流入亞洲市場導致石油價格下降。
據媒體報道，歐洲石化工廠主要以石腦油和丙烷兩種石化原料為主，便宜的原料自然受到青睞，歐洲市場石腦油現貨價格為每噸750美元左右，而美國南部蒙特貝爾維尤港的丙烷現貨價格（美國指標）僅為每噸380美元左右，比石腦油便宜5成，加上運費也便宜3成多。據美能源信息署（EIA）統計，美丙烷庫存量（截至5月下旬）受頁巖氣增產影響，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成。
美國致密油開發前景良好
致密油是從致密砂巖、致密碳酸巖鹽和頁巖中采出的原油。美國的北達科他州、南德克薩斯和西德克薩斯已成為致密油的主要產區。2006年美 國地質調查局預測其國內致密油地質儲量達590億噸?！鞍涂稀眳^目前日產近50萬桶石油占美國石油產量的1.7%。據估計，到2020年美國致密油產量將達到每天300萬桶，相當于美國日產原油總量的1/3。
近年來，頁巖氣、油砂、致密油以及鹽下油的開發皆集中于北美和拉美地區，使世界能源版圖的中心逐漸從中東轉移到西半球。這不僅使美國的能源供應獲得新的保障，并且將影響美國的能源政策和經濟政策，進而改變地緣政治和整個世界格局。中國的非常規油氣資源亦非常豐富，借鑒國際經驗和先進技術，加快非常規油氣資源的開發利用，對提高中國近期和中長期油氣資源保障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美“去中東化”鉗制中國
由于“能源獨立”戰略的實施，據媒體數據，美國能源供應的約80%已由本土解決，從中東進口石油占其進口總量的比例已降至15%以下。依托“去中東化”、“能源獨立”戰略和非常規油氣的大規模開發，北美地區已成為全球能源高地，世界能源、經濟乃至地緣政治版圖正在發生微妙變化。
2001年，美國從中東進口原油達到歷史最高值266.4萬桶/天，在總進口中的比重為28.6%。此后，美國從中東進口的原油數量及其占總進口的比重均呈現下降趨勢。2011年，美國從中東進口的石油比例繼續下降，為15%左右，10年間下降超過10個百分點。
美國能源署數據顯示，2011年美國原油產量比上年上升3.6%，至每天平均570萬桶，為2003年以來最高。天然氣產量從2007年的20.2萬億立方英尺，上升至2010年的22.4萬億立方英尺，一度成為天然氣凈出口國。
美國在降低對中東石油依賴的同時，卻在3月末再度施壓，堅持對仍大量進口伊朗石油的國家進行制裁，并拋出了12國黑名單。黑名單中，中國排在前列。2011年全年中國近六成的石油消費依賴國外進口，包括來自伊朗的石油。
“去中東化”與“能源獨立”不僅增強了美國能源政策的自由度和在中東問題上的發言權。這種趨勢還將大幅改善美國的經常賬戶收支，進而支撐美元走強，使美元與油價之間的負相關關系得到改善，影響美聯儲的超寬松貨幣政策。
全球能源需求東移
一邊是美國逐步擺脫能源束縛，一邊是亞洲經濟體的能源需求逐步增多。隨著亞洲新興經濟體的快速崛起，全球主要能源需求正在向東轉移。以20世紀90年代日本從中東的進口量超過歐洲為標志，東亞和南亞伴隨其經濟的持續較快發展，石油消費量和進口量猛升。
2000~2010年，世界基礎能源—包括石油、天然氣、煤炭、水電和核電（未計入新能源）消費總量的年增長率為2.67%，其中，北美、歐洲和獨聯體地區的年均增長率僅為0.20%，而亞太年均增長率則為6.34%。特別是中國和印度，占世界能源消費量的份額由2000年的9.02%和3.44%分別提高到2010年的20.82%和4.38%。
BP《2030世界能源展望》報告預測，到2030年，中國和印度將分別成為世界上最大和第三大經濟體以及能源消費國，兩國的能源需求總和將占全球需求總量的35%。未來圍繞石油的核心矛盾將從OPEC與OECD之間的利益沖突，逐步轉移到新興經濟體與OPEC之間的供需穩定問題上。
新興經濟范文5
關鍵詞：新興經濟體；互聯網技術；互聯網市場；基礎設施
基于新興經濟體國家龐大的人口基數和日益增長的收入水平，互聯網應用正在這一市場上飛速擴張和發展。2005-2010年間，25個新興經濟體中互聯網用戶增長了近177％，總人數達到了9.54億，c同期發達經濟體近26.7％的增長率形成鮮明對比。這25個新興經濟體分別為：阿根廷、巴西、智利、中國、哥倫比亞、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亞、哈薩克斯坦、馬來西亞、墨西哥、摩洛哥、秘魯、菲律賓、波蘭、羅馬尼亞、俄羅斯、沙特阿拉伯、南非、泰國、土耳其、阿聯酋、烏克蘭和越南，其中有六個國家隸屬拉丁美洲。
預計2011-2020年期間，新興經濟體的互聯網用戶年均增長率將維持在9.8％左右，至2020年底將可能達到22億人。其中，印度將成為這九年內互聯網用戶增加最快的國家，其年均增長率可能會達到22.1％。
雖然互聯網用戶增長速度迅猛，但是網絡技術的普及指標在新興經濟體國家則是差別迥異。由于缺乏相應基礎設施，多個國家的互聯網普及率還是相對較低，尤其是在農村地區。2010年，波蘭成為25個新興經濟體中寬帶普及率最高的國家，其家庭寬帶普及率達到了60.8％；緊隨其后的是匈牙利和阿聯酋，其普及率分別達到57.3％和45.6％。相比之下，印度尼西亞就顯得十分落后，同一時期僅有1.6％的家庭配備了寬帶網絡連接。
互聯網市場的強勁增長將會帶來相應的經濟發展，隨之而來的還有商業機會的增加和消費模式的改變。網絡購物的直接市場(不包括任何中間商)總規模在2010年已經達到了381億美元，而這一數額在2005年僅為880萬美元。中國更成為25個新興經濟體中網絡購物規模最大的國家，其份額占據了30％左右。
然而，不能忽視的是，無論在發達經濟體還是新興經濟體中，“數字鴻溝”仍然存在。在多個新興經濟體中，信息通信技術基礎設施的水平相對發達經濟體而言仍然很低，這無疑也成為未來幾年新興經濟體發展所面臨的重要挑戰之
未來的任務
發達經濟體在數字和生產力基礎設施領域具有更強的競爭力，在這一方面，新興經濟體盡管“數字鴻溝”已有所縮減，卻仍然任重道遠。2010年，在新興經濟體中，家庭寬帶網絡的平均普及率達到了21.2％，但相距發達經濟體67.5％的高平均比例仍相差甚遠。作為衡量各國有效利用信息通信技術成熟度的標桿，全球網絡就緒度指數(NRI)指出：在新興經濟體中，ICT的應用水平遠遠要低于發達經濟體。例如，2010年，俄羅斯的NRI為3.7，而相比之下，美國的NRI卻高達5.3。
新興經濟范文6
關鍵詞：新興經濟體 資本管制 有效性 實證研究
基本概念
（一）資本管制有效性
學術界對資本管制有效性并不存在一個普遍接受的定義。如何界定資本管制有效性存在的分歧造成了使用相同或類似的數據卻得到不同結論的現象，這成為資本管制有效性實證研究的瓶頸。比較有代表性的資本管制有效性定義中可以分為三類：其一，資本管制有效性是指實施資本管制能夠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對如利率、匯率、貨幣供應量、通貨膨脹、外匯儲備、財政余額等特定經濟變量產生較為重大的影響。在同一時期內是否實施資本管制的不同國家之間或者是同一國家在是否實施資本管制的不同時期之內，資本管制的這種影響將使得上述經濟變量的運行狀態表現出明顯的差異性；其二，資本管制的有效性應根據其預期目標加以衡量，即資本管制有效性體現在實現維護國際收支平衡、緩解匯率的壓力、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等政策目標上；其三，資本管制有效性是指資本管制應具備永久維持宏觀經濟政策不協調體制的能力（Dooley，1986）。
這三種定義從不同的角度界定資本管制的有效性。比較而言，第一種定義是按照是否持續影響某些宏觀經濟變量來判斷資本管制是否有效，只要存在影響就可以認為是有效的。這一定義不考慮資本管制是否實現其政策目標。第二種定義從資本管制的政策目標出發，以其是否達到政策目標作為評判有效性的標準。第二種定義和第三種定義也有不同：第二種定義的判斷標準偏客觀，是一種實證經濟學的方法；第三種定義判斷標準主觀性更強些，帶有規范經濟學的色彩。
從上述分析可知，第二種定義更具有現實意義。所以本文使用第二種定義，即從資本管制是否達到預期政策目標的角度評價新興經濟體資本管制的有效性。
（二）資本管制的政策目標
金融一體化的程度加深和資本賬戶的開放在給新興經濟體帶來收益的同時也加劇了這些國家的金融風險。這些風險可以歸結為以下四種：超過本國吸收能力的大量資本流入；熱錢風險；匯率升值風險；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喪失（Magud and Reinhart，2007）。所以資本管制想要達到的政策目標為：減少資本流入總量以阻止貨幣升值；改變資本流入結構，支持長期資本流入，防止資本流入的突然中斷和逆轉；減小匯率波動；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關于指標，主要研究資本管制政策對資本流入的總量和結構（期限、類型）、匯率（變化、波動）以及國內外的利率差的影響。
新興經濟體資本管制政策
20世紀90年代國際資本大規模流向新興市場時期，巴西（1993-1997）、智利（1991-1998）、哥倫比亞（1995-1997）、馬來西亞（1994）和泰國（1995-1997）為應對資本流動所帶來的風險紛紛實行資本管制，特別是對短期資本流動進行限制（Ariyoshi et al.，2000）。大部分國家實行以市場為基礎的管制形式，比如對資本流入直接或間接征稅以及配合使用其他監管措施。此外，巴西、智利和馬來西亞針對資本流動還使用了行政性的直接管制，比如禁止外國居民購買本國貨幣市場證券，禁止本國居民與外國居民進行非貿易的掉期交易，針對特定類型的外匯交易征收明確的進口稅（巴西），通過無息準備金（Unremunerated Reserve Requirement，簡稱URR）對資本流入間接征稅（智利和哥倫比亞）等（Ariyoshi et al.，2000）。另需注意的是，該時期各國實行資本管制的宏觀經濟背景并不相同。譬如，泰國實行盯住匯率制（1984年以來實行了14年的泰幣與美元掛鉤的一攬子匯率制），而其他一些國家大多實行有管理的匯率制度。又如，在某些國家，金融機構應對大量資本流入的能力存在不確定性（哥倫比亞、馬來西亞和泰國）。還有一些國家，比如智利，政策制定者已經意識到僅靠傳統的政策工具不能有效的應對大量的資本流入，必須結合資本管制才能有效應對其帶來的風險。
在亞洲，雖然資本管制實行的宏觀經濟背景因國家不同而不同，但各國所實行的資本管制政策有許多的相似之處。譬如，亞洲國家普遍實行更靈活的匯率制度和普遍運用對沖和外匯直接干預對資本流入進行嚴格限制，普遍更加重視資本流出自由化（McCauley，2008），普遍實行資本管制的同時注意配合使用審慎監管政策。在應對貨幣升值和資產泡沫時，與只使用資本管制相比，亞洲國家現在更傾向于使用政策組合（Maria Socorro Gochoco-Bautista、Juthathip Jongwanich & Jong-Wha Lee，2010）。
資本管制強度估算方法
相關文獻中有許多方法來測度資本管制的強度變化。Quinn（1997）采用《匯兌安排和匯兌管制年報》中對資本項目管制措施的具體描述，對資本流入和流出兩方面的管制強度分別計分，它們依次為0、0.5、1、1.5、2，分值越低，管制越嚴格。Reinhart & Montiel（1999）、Mary Kathryn Campion & Rebecca M. Neumann（2004）使用二進制指標對資本管制指數化。Clements（2009）、Coelho & Gallagher（2010）使用二進制指標的組合對資本管制進行指數化。Cardoso（1998） 計算資本管制制度的變化，即不區分資本管制制度類型，每出臺一項政策就加1。以上方法總體而言都是二進制指標方法，雖然該方法對于提供金融自由化的總體趨勢信息非常有用，但是該法太過粗糙以至于我們不能觀察到資本管制更微妙的變化。Mahir Binici、Michael Hutchison & Martin Schindler（2009）通過采用包含資本流動方向和資產類型的系統的數據集，重新探討資本管制有效性，部分的克服了該困難。在該文獻中，作者在將資本管制按照資產類型和資本流動方向進行劃分的基礎上進行指數化，與以前的方法相比，此方法將資本管制和與之相對應的資產類型配對研究，能夠獲得資本管制多方面的差異化信息。
在Michael Hutchison（2010）的研究之前，對資本管制進行指數化大多是針對法律文本上的資本管制，沒有考慮到資本管制的實際執行力，即沒有考慮到資本管制是可以被規避的。Michael Hutchison（2010）用兩套方法對資本管制進行指數化以期克服這種局限性，一種是將法律文本上的資本管制指數化，一種是對資本管制政策進行時間調整后再進行指數化，但是該方法比較抽象、晦澀、難懂，且數據不易得。
王國剛（2003）用被觀察期內資本賬戶處于開放狀態的年份數除以研究期間總年份數，得到一個指標，用以評判一國的資本開放度。該指標可體現一定年限內資本開放的程度，但沒有考慮到各國資本項目管制在程度上和特點上的差異，且無法反映具體某些年份的資本管制強度。桑颯（2007）運用定性和定量指標對中國的資本管制強度進行測評。張婷（2009）用跨境資本流動占實體經濟的比例來衡量資本管制強度，該指標的數值越大，表示資本賬戶開放程度越高。
資本管制有效性研究
關于資本管制有效性實證研究的早期結論是復雜的。一些新興經濟體在20世紀90年代運用資本管制主要的目的是保持國內外利率差和減少匯率壓力，早期研究發現資本管制運用初期是有效的，但是這兩個目標卻是不能同時達到的，即當保持國內外利率差時，匯率必須做出調整。早期研究還發現資本管制能夠延長外國資本流入的期限，但沒有成功地減少資本流動總量。
最近幾年關于資本管制有效性的研究結論基本上與早期的結論是一致的。許多文獻運用新的方法重新研究了以前已經研究過的早期經驗，還有一些文獻研究了一個或多個國家的最近經驗。總體而言，關鍵的結論是，相對于減少資本流入總量，資本管制在改變資本流入的結構和保持國內外利率差方面效果更加顯著。國內學者多是關于中國資本管制有效性的研究，有少數學者對經典國家資本管制效果進行了分析，比如馮曉明（2001）對智利模式的資本管制效果進行了評價與分析，馬超（2000）對馬來西亞資本管制效果做出了客觀全面的判斷等。
（一）資本管制對資本流入總量和結構的影響
關于資本管制對資本流動總量和結構影響的現存研究比較多?？傮w而言，大多數研究發現資本管制沒有成功減少資本流入流出的總量，但是卻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資本流入的結構。
Reinhart & Montiel（1999）將資本管制和沖銷干預（緊縮的貨幣政策）政策指數化后，運用固定效應面板回歸方法分析資本管制對資本流動總量和結構的影響。Mary Kathryn Campion & Rebecca M. Neumann（2004）使用的方法和分析的問題同Reinhart & Montiel（1999）是一樣的，但是其更加側重于對資本流動結構的分析。Reinhart & Montiel（1999）只分析了組合證券資本流動和短期資本流動占總資本流動的比例以及FDI占總資本流動的比例，而Mary Kathryn Campion & Rebecca M. Neumann（2004）運用相當長一段（大樣本）的高頻數據，將資本流動劃分為股票資本流動和債務資本流動，分類更加詳細，所以在分析時我們也能回答更加具體的問題。Cardoso & Goldfajn（1998）、Goh（2005）、Carvalho & Garcia （2008）等運用VAR模型發現，實行資本管制后資本流動總量顯著減少，但效果持續時間比較短，資本流入結構明顯改變。Binici、Hutchison & Schindler（2009）運用資本管制面板數據，分析了資本管制政策對于資本流動的總量和結構的影響，這套數據覆蓋了1995-2005年的74個國家，將資本管制政策按照資產類型以及資本流入、流出進行劃分。他們發現通過法律限制不能有效地減少資本流入，但是，國家一旦宣布實行資本管制，政府好像有能力阻止所有資產類型的資本流出，潛在的使國家避免遭受資本流動的突然中斷和逆轉風險。他們還發現限制股票和債務資本流出沒有引起投資者的規避行為，所以在改變資本流動結構方面，資本管制政策是有效的。Maria Socorro Gochoco-Bautista、Juthathip Jongwanich & Jong-Wha Lee（2010）研究資本管制對資本流動總量和結構的影響時首次將視角對準亞洲國家或地區（中國、中國香港、印度、 印度尼西亞、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中國臺灣）。Bruno Coelho & Kevin P. Gallagher（2010）運用單方程模型（OLS）發現，哥倫比亞和泰國的資本管制雖沒有顯著地減少資本流動總量，卻延長了資本流入的期限。
邢毓靜（2000）通過分析認為，智利的無息準備金政策（URR）在實際執行過程中不可能充分覆蓋需要監控的資本流動類型。于是，許多受到URR政策監控和約束的資本流動就可能轉化為未受約束的資本流動類型。因此，URR政策此時僅僅是促使資本流入途徑的轉換，而并未有效達到預定的政策目標。例如，經常包含大量短期流動資本的貿易信貸就不受URR政策的約束。宋林峰（2001）通過觀察經驗數據認為，智利的URR政策對改變資本流入的結構產生了一定的作用，延長了流入資本的停留期限。但似乎沒有遏制住資本流入總量規模的擴大。智利放松資本流出限制政策的效果也不明朗。宋林峰（2002）對20世紀90年代巴西資本管制政策的效果進行了經驗性分析，他認為巴西的資本管制政策沒有減少資本的流入規模。何娟文（2005）運用經濟計量分析中最新的協整分析方法—邊界檢驗（Bounds Testing）和自回歸分布滯后模型（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 Model），對中國從1980-2003 年的資本外逃狀況進行分析的結果表明，無論是從短期還是從長期來看，資本管制對我國的資本外逃都有顯著的抑制作用。桑颯（2007）通過對資本流動總量、流向、期限以及結構的分析，觀察中國在限制資本流動方面的有效性。吳鳴（2007）運用Frenkel 等人的理論模型論證了資本流入外匯管制在降低大規模資本流入帶來的脆弱性時，也要付出投資下降、產出下降的代價。
（二）資本管制減小匯率波動的效果分析
Ariyoshi等（2000）運用經驗分析敘事方法，研究了14個樣本國家實施資本管制的有效性，發現管制最初似乎產生了一定的效力，但樣本中的5個國家都沒能將資本流入對匯率的壓力控制住。De Gregorio、Edwards & Valdes（2000）運用VAR模型對智利資本管制效果進行研究，發現智利的資本管制對資本流入實行無息準備金要求（URR），對實際匯率沒有影響。Gallego、Hernandez & Schmidt-Hebbel （2002）使用簡化形式的定量的開放經濟模型對智利資本管制效果進行研究，分析得出了智利URR沒有顯著改變實際匯率的結論。Rincn & Toro（2010）對哥倫比亞資本管制效果的研究以及Coelho & Gallagher（2010）對哥倫比亞和泰國資本管制效果的研究都是運用GARCH模型，研究發現哥倫比亞和泰國的針對資本流入的無息準備金要求（URR）對匯率波動沒有影響或只有很小的影響。Clements & Kamil（2009）運用GARCH模型對哥倫比亞資本管制效果進行研究，發現資本管制顯著增加了匯率波動。Edwards & Rigobon（2009）運用GARCH模型對智利資本管制效果進行研究，發現智利收緊的資本管制（URR）導致名義匯率的貶值。
宋林峰（2001）通過總結前人關于智利的實證研究，認為智利的資本管制短期內對實際匯率產生了較小的影響，長期內并不影響實際匯率。宋林峰（2002）認為，20世紀90年代巴西的資本管制政策相對降低了實際匯率的升值壓力，但未遏制住實際匯率的升值壓力。李紹東（2006）運用姜波克的資本管制模型，分析了中國資本管制對匯率的影響。桑颯（2007）通過分析人民幣真實匯率走勢，得出中國資本管制對保持匯率穩定、減小匯率波動基本是有效的。但人民幣匯率預期通過影響資本的流動性，對中國資本管制的效力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降低了其有效性。
（三）資本管制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的效果分析
國外學者往往利用同種金融工具在國內與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差異，如利率差異，反映貨幣政策獨立性。當這個利差能夠維持時，說明貨幣當局保持了利用國內貨幣政策調節宏觀經濟的能力。資本管制在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即保持國內外利率差方面的效果也是復雜的。De Gregorio、Edwards & Valdes（2000）運用VAR模型發現，智利運用資本管制政策能夠在6-12個月內保持較高的利率水平，但并無證據表明這種影響會長期存在。Gallego、Hernandez & Schmidt-Hebbel （2002）使用一個簡化形式的定量的開放經濟模型得出智利資本管制在保持國內外利差方面部分有效的結論。Clements & Kamil（2009）運用GARCH模型，研究哥倫比亞的資本管制、匯率變動和國內外利率變化之間的相互影響，Clements & Kamil（2009）認為如果貨幣當局在提高利率的同時沒有引起匯率升值，則說明資本管制在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方面是有效果的，研究發現資本管制并沒有增加貨幣政策獨立性。Coelho & Gallagher（2010）使用GARCH模型，運用Clements & Kamil（2009）的研究方法，評估哥倫比亞和泰國的資本管制是否成功的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研究發現哥倫比亞和泰國的資本管制沒有帶來貨幣政策獨立性。佘曉葉（2009）通過觀察馬來西亞在實行資本管制期間國內利率和國際市場利率之間的利差變化，分析了馬來西亞資本管制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的效果。到 1998 年中期，馬來西亞國家銀行為了防止資本外逃，利率水平曾經到達最高峰的 11%，而國際市場利率當時僅不到 6%。佘曉葉認為，這充分證明了資本管制政策成功的將國內利率與國際金融市場波動隔離開來。這說明馬來西亞資本管制在消除資本外逃的潛在風險的情況下，使得國家銀行得以充分利用包括利率在內的貨幣政策工具刺激經濟復蘇。
宋林峰（2002）認為，20世紀90年代巴西的資本管制政策使國內外利差逐步下降。張斌（2003）通過觀察發現，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中期成功地利用緊縮性貨幣政策遏制了過于旺盛的總需求和通貨膨脹，這充分說明中國貨幣當局保持著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但是金犖和李子奈（2005）運用經驗分析敘事方法，觀察中國在1994-2003年的實際情況，最后得出結論認為資本管制在國際資本流動出現異常變動時，沒有很好的發揮維護貨幣政策獨立性的作用。桑颯（2007）從利差和貨幣供給中外匯占款的波動來分析中國資本管制在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方面的效果。通過分析認為，從總體上來說，資本管制是有效的，但有效性是下降的。尹佳璇（2005）通過引入套利資金供給彈性，建立中國資本管制的博弈模型，說明中國的資本管制政策不完全有效。秦菲菲（2005）運用一個簡單回歸模型證明，資本管制可暫時造成國內外利率分隔，暫時隔斷國內利率和國際利率的長期相關關系。
研究綜述評價
通過對上述文獻梳理可以發現，相同的研究問題不同的文獻得出的結論是不同的，所以，最重要的是充分地了解研究資本管制有效性的方法。
首先，通過對上述文獻梳理可以發現，資本管制有效性研究缺乏公認的一般性的分析框架。有些學者，如Jankov（2009）、Mohan & Kapur（2009）、Reinhart & Smith（1998）以及 Thaicharoen & Ananchotikul（2008）在研究資本管制有效性時沒有使用嚴格的計量分析方法，只是以個別國家經驗為基礎，通過觀察宏觀經濟變量和資本流動總量之間的關系僅憑主觀判斷得出結論。而在使用嚴格的計量分析方法時，測度資本管制有效性會因內生性問題容易產生聯立性偏誤，這是因為通常情況下，資本流入激增與資本管制收緊相伴而生，這會產生內生性問題。研究者運用諸多不同的計量方法來解決這一問題，包括工具變量的使用等。另外，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研究結論對模型設定也很敏感，尤其是控制變量的選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