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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關系范文1
（一）宏觀經濟學中概念抽象
宏觀經濟學研究的是一個國家整體經濟的運作情況，宏觀經濟學的鼻祖凱恩斯認為宏觀經濟不是微觀經濟的簡單加總，研究宏觀經濟要從宏觀經濟總量出發研究，這也就產生立一系列宏觀經濟的概念和指標。宏觀經濟的概念和指標比較抽象，多數學生感覺看不見、摸不著，容易造成誤解和困惑。
（二）教學內容體系難懂
宏觀經濟理論是一門有爭議的理論經濟學，流派頗多，每一個流派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論。我國流行的本科教材多以西方薩米爾森等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者主編的經濟學教材為依據。為了體現宏觀經濟學教學的完整性，我國教材在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理論體系基礎上，吸收西方其他宏觀經濟流派的理論內容，希望能夠把西方其他宏觀經濟流派的理論融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理論體系中，形成一套能夠全面反映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的教科書。但是這也增加了老師教學和學生學習的難度。宏觀經濟學體系龐雜，爭論頗多，雖然在本科生教學中教師主要講解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學理論體系，但是為了讓學生全面了解宏觀經濟學，還是會涉及到眾多經濟學派，由于學派之間的學術排斥和對立，造成學生的疑惑與費解。
（三）學生學習主動性較差
學生學習宏觀經濟學主動性較差，主要因為：（1）認為宏觀經濟學研究的是國家宏觀經濟問題，與自己以后的工作和學習相關性不強，學好宏觀經濟學對就業和生活關系不大，學習積極性不高。（2）在學習宏觀經濟學的過程中，由于沒有深入理解宏觀經濟理論，認為該學科對以后其他專業課的學習基礎作用不大，認為應付考試過關即可，故沒有下一番苦工奠定一個良好經濟學理論基礎的決心，學習過程草草了事。（3）由于宏觀經濟學理論概念抽象、體系龐雜、爭論頗多，學生對宏觀經濟理論理解混亂，更無法運用宏觀經濟理論來分析現實經濟問題，導致學生學習興趣不濃。（4）本科生宏觀經濟學一般在大學一、二年級開設，很多學生思維方法和學習習慣還停留在中學時代的上，不會自我學習。學習方法單一，僅限于課堂上聽教師講解。因為上述原因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表現為學習不努力，課前不預習，上課不思考，課后不復習和進一步閱讀相關書籍，被動地接收老師傳授的知識。
二、教學改革的方向和對策
1.教學的目的是讓學生較好的掌握知識，學習的興趣和積極性對學生更好地掌握知識起到決定性作用。
所以，教師在教授宏觀經濟學時，第一堂課應該把學好宏觀經濟學的理論意義和現實作用介紹給同學，以提高學生們學習的興趣和積極性。首先，宏觀經濟學是對一個國家宏觀經濟的理論分析，它提供了人們了解、研究和分析宏觀經濟的基礎工具，學好宏觀經濟學為以后學習財政理論、貨幣理論、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金融等理論打下良好的基礎。如果學生們宏觀經濟學基礎沒有打好，以后在學習涉及宏觀經濟的許多理論時會出現對這些理論認識不清、理解不了、難以進行更深入地學習和研究的情況。所以一定要讓學生們認識到宏觀經濟的理論基礎地位和作用。其次，宏觀經濟學研究的是宏觀經濟問題，仿佛對一般個人的經濟生活現實指導意義不大，學生們意識不到學習宏觀經濟理論對他們顯示經濟生活的指導作用，所以學習積極性不高；同時宏觀經濟理論較為抽象，學生們對宏觀經濟理論理解不到位，更談不上應用宏觀經濟理論分析現實經濟，所以學習興趣不濃。要想提高學生的興趣和積極性教師應該把宏觀經濟理論的應用簡要介紹給學生。告訴學生們現實生活中每一個人都生活在一個宏觀經濟范圍內，一個國家宏觀經濟和現實生活中每一個人息息相關，宏觀經濟是繁榮期還是衰退期將大大影響著學生就業情況，一個國家經濟增長速度將影響每一個家庭的收入增長速度，物價水平高低影響著每一個居民的生活等等。如果學生們能夠運用自己學習到的宏觀經濟理論分析現實經濟，對學生們的畢業后的就業、買房、結婚和理財等一系列經濟生活問題有重大的指導意義。通過介紹宏觀經濟學的理論意義和現實作用價值讓學生們了解宏觀經濟學，提高學生們學習宏觀經濟學的興趣和積極性。
2.宏觀經濟的概念和指標比較抽象，教師在開始講授宏觀經濟學時應該把為什么宏觀經濟理論要應用這些抽象的概念和抽象概念表達的具體經濟現實介紹給學生。
要介紹給學生宏觀經濟學研究的是一個國家整體經濟的運作情況，宏觀經濟學的鼻祖凱恩斯認為宏觀經濟不是微觀經濟的簡單加總，研究宏觀經濟要從宏觀經濟總量出發研究，但是宏觀經濟總量是無法直接在現實經濟中觀察到的，這就要求定義一些宏觀經濟總量的概念和指標，并通過宏觀經濟統計來求得這些指標，用以反映宏觀經濟總量。宏觀經濟學第一章國民收入核算講授的正是宏觀經濟理論中與產出水平有關的宏觀概念和指標，但本人在教學過程中認為這一章僅僅講授與產出水平有關的國民收入核算概念和指標是不夠的。本章的目的是為學生在接下來的理論學習中提供一個宏觀經濟概念基礎，應該把宏觀經濟中的其他概念和指標也放到這一章講授。教材如此安排是因為秉承了國外凱恩斯主義學者編寫教材的習慣，因為凱恩斯和早期凱恩斯主義學者在研究宏觀經濟時只討論產出問題，不討論物價等問題。他們的簡單國民收入決定理論和產品市場與貨幣市場的一般均衡理論只研究一個國家產出和國民收入如何決定，故沒有討論物價等問題，給出國民收入核算理論概念即可，沒必要給出與物價水平等宏觀總量有關的概念。但是，我們現在講授的宏觀經濟學包括討論物價水平和失業等問題，應該在講授宏觀理論之前，把這些概念都介紹該學生，并且這樣也有利于介紹清楚這些概念之間的聯系。具體做法如下：首先介紹給學生微觀經濟學主要討論的是價格和產量問題，宏觀經濟學同樣也討論產量和價格問題。但是微觀經濟學討論的是某一具體產品的價格和產量，價格和產量在市場中可以直接觀察到，但宏觀經濟討論的是總產量，它在現實經濟中無法直接觀測到，一個國家的總產量反映的是該國一定時生產產品的總和，但是由于產品各不相同不能簡單地在數量上加總，例如不能一個雞蛋加一斤豬肉，這樣就要求創造一個概念來反應一個國家的總產量，經濟學家們認為一個國家產出的產品雖然在數量上無法加總，但是可以在價值上加總，于是提出了國內生產總值等國民收入核算概念。在宏觀經濟理論中價格也是一個問題，微觀經濟學中價格反映的是某一個產品的價格，可以在經濟中直接觀測到，但宏觀經濟討論價格是所有產品的價格，這就要求創造一系列反應價格水平的概念和指標，于是有了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和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和GDP折算指數等概念和指標。與失業有關的概念也應該在這一章介紹，并且應該介紹失業和國內生產總值是相聯系的，因為一個國家在資本和技術短期內一定的情況下，國內生產總值主要有就業來決定，失業率高則國內生產總值小，失業率低則國內生產總值大。如果處于充分就業水平，則該國國內生產總值也就處于潛在國內生產總值水平，同時一個國家國內生產總值處于潛在國內生產總值水平，該國也就處于充分就業水平。那么研究國民收入的決定也就等于研究失業問題，即如果該國經濟決定的國民收入小于潛在國內生產總值水平，該國必然存在失業問題，解決國民收入向潛在國內生產總值水平收斂的經濟政策也同樣解決失業。
3.宏觀經濟教學內容體系繁雜，學生學習起來晦澀難懂，其原因在于宏觀經濟學教材中涉及的內容不是出自一個理論體系。
宏觀經理學流派頗多，各自有各自的理論體系。本人認為教師在講授宏觀經濟學理論內容時應該按照個宏觀經濟流派的各個體系來分開講解。
三、結語
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關系范文2
一、西方經濟學流派發展進程
（一）古典學派
古典學派誕生于1776年英國的工業革命，當時社會生產力獲得了極大提升，生產技術和經驗都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進步，并且在世界范圍內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市場需求也不斷增長，從而促使古典經濟學學派的誕生與發展。該學派遵從經濟規律，認為經濟規律會主導價格和要素報酬，認定價格體系可以很好地配置生產資源，十分信賴市場自身的調節能力，不需要政府給予任何干預，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李嘉圖和亞當斯密。古典學派有兩個比較著名的理論，一個是亞當斯密的國際貿易絕對優勢理論，一個是李嘉圖的相對優勢理論。
（二）新古典學派
新古典學派又稱劍橋學派，起源于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學派創始人是英國著名的經濟學家馬歇爾。新古典學派產生的重要經濟學理論，包括分配論和價格均衡理論，主張將供求論、邊際效用論、生產力論以及生產費用論等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完全競爭的前提。新古典學派的核心理論是均衡價格論，認為不同需求量和產品價格的構成是由邊際效應遞減規律決定的，并以均衡價格論替代了價值論。并在均衡價格論基礎上發展出分配論，對國民收入中各種生產要素所占比例的大小進行了分析，認為其比例大小由各自的供求關系主導的均衡價格決定，并認為經濟總量是由各種生產要素共同組成的。
（三）凱恩斯主義
凱恩斯主義誕生于資本主義世界大蕭條時期，失業率高漲、產出能力嚴重下降，社會經濟發展十分緩慢，甚至出現了經濟倒退。凱恩斯主義可以解釋為總需求管理，對經濟蕭條作出了科學解釋：“消費需求不足和投資需求不足”。所以需要政府發揮經濟主導作用，通過財政政策或者貨幣政策去拉動需求增長，促進經濟消費和投資，進而帶動經濟復蘇，恢復正常運轉。凱恩斯主義的核心內容是IS-LM曲線，是由凱恩斯主義者?？怂箍偨Y并寫出來的，是對凱恩斯主義最好的闡釋。但是卻受到了新古典學派的質疑與批評，認為凱恩斯主義將經濟學又重新拉回了古典經濟學領域中。
（四）新古典綜合學派
新古典綜合學派誕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凱恩斯的眾多追隨者在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背景下，對凱恩斯主義沒有解決的問題進行了重新研究，并試圖找到問題的答案，例如繁榮和通脹的分析等。新古典綜合學派的代表人物有薩繆爾森、托賓以及索洛等，學派理論觀念中比較著名的就是薩繆爾森所著的《經濟學》，強調了使用財政和貨幣政策去調節社會經濟總需求，促進就業、消除經濟危機。并且提出了混合經濟論，以此應對經濟制度方面的問題。
（五）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
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誕生于七十年代的美國，當時美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嚴重滯漲，失業率很高，并且通脹問題嚴重。由此引出了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分析模式，并由此演化出經濟發展體系。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相信并十分依賴個體利益最大化、市場出清、理性預期以及自然律假說四個假設，認為私人經濟能夠保持自身的穩定，貨幣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是中性的，貨幣在短期發展的過程中也是中性的。并對凱恩斯的經濟學理論作出了批判，認為其主張的積極干預經濟的政策手段，對于經濟發展是有害的。
（六）新凱恩斯主義
新凱恩斯主義是在凱恩斯主義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經濟學流派，其汲取了凱恩斯主義中經濟學理論上的不足，并在新古典宏觀主義的理論基礎上進行了進一步的發展，從而發展出新凱恩斯主義，誕生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建立了微觀經濟基礎，對宏觀經濟學微觀基礎問題的辨析奠定了良好基礎。
二、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問題
（一）代表個體分析模式問題
經濟學經典的分析模式是代表個體分析，可以將微觀分析和總轉化當作宏觀總量，為宏觀經濟分析提供必要工具。代表個體分析模式的問題主要有三點，第一是社會經濟個體數量多，并且個體差異大，代表性個體分析的工作量太大，無法準確把握每一個個體的行為和信息，容易出現誤差和失誤。第二是該模式的分析前提是假定個體本身存在缺陷，但是在現實社會中，代表個體的占比是一小部分，使其代表性遭受巨大的質疑。第三，在代表個體分析模式下，總量如果假定合理，其在分析時也會受到經濟市場中各種因素的干擾，使得加總行為出現問題，得到的結果并不是統一的和固定的。
（二）理性預期分析模式問題
在理性預期分析模式下，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之間的差異是很大的，新古典學派認為宏觀經濟的理性預期分析需要建立在個體行為最優化的基礎上，認為經濟主體的發展就是宏觀經濟理論覆蓋下的最優經濟行為。但是，在理性預期分析模式下，完全理性的經濟活動和行為是不存在的，個體的經濟行為受到宏觀經濟形勢以及經濟環境等因素的影響，會不斷發生變化，如果采取理性預期分析的方式去預測經濟形勢的變化和發展趨勢，必然會存在一定的經濟風險，無法做到完全準確的預測和分析。
（三）計量驗證分析模式問題
計量驗證分析模式在經濟學中使用比較多，并且相對常規的分析方法，首先要提出問題，并引入函數模型，然后提出假設，最后根據實證數據分析的形式去開展計量驗證分析。經濟學流派會根據自己對宏觀經濟微觀基礎問題的理解和研究成果，建立與之相對應的函數模型，進而對經濟系統開始假設，并使用數據工具去推理、演繹，得到經濟規律的數學表達。在計量驗證分析過程中，分析的結果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利用提出的問題脫離實際，函數模型使用不當等。分析模式的問題容易導致過于理想化的缺陷出現，并且分析過程中有很多關鍵性的因素是無法被準確量化的，使得分析結果存在較大誤差。
三、西方經濟學流派對宏觀經濟學微觀基礎問題的辨析
西方經濟學流派經歷了數百年的發展與演化，經歷過迷茫，也獲得過成功，其對宏觀經濟學微觀基礎問題的辨析還是比較到位的。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具體劃分，應該從凱恩斯主義說起，但是其革命的根本目標是顛覆，并不是分立。當然，凱恩斯的顛覆思想也受到了很多質疑的，很多經濟學家認為宏觀經濟變量間的關系會受到經濟政策的影響，使得其相關的問題分析出現錯誤。以盧卡斯為代表的經濟學家認為，如果沒有微觀基礎，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是無法正常開展的，無法獲得正確的分析。另外，正是因為存在質疑，才會一直推動西方經濟學流派的發展與演變，引導經濟學者不斷探索著宏觀經濟學微觀基礎問題，致力于找到兩者的協調發展途徑，促進經濟持續發展，對經濟做出最準確的解讀和辨析。
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關系范文3
宏觀經濟管理目標是指一定時期內，國家政府對一定范圍內經濟總體進行管理所要達到的預期結果。宏觀經濟管理目標是宏觀經濟管理目標的出發點和歸宿點，也是宏觀經濟決策的首要內容。從我國社會制度、經濟體制和目前的國情出發，我國宏觀經濟管理目標總的概括應是：在有利于發揮市場基礎調節作用和企業自主經營、增強活力的情況下，通過正確發揮政府宏觀經濟管理職能，保證整個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地發展，以達到不斷取得較好宏觀效益、提高人民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的目的。宏觀經濟管理目標有四個方面的內容。
一、經濟穩定目標
（一）經濟總量平衡
主要是指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在總量和主要結構上的基本平衡。其中，總量平衡主要是指一定時期內國內生產總值和國外商品、勞務輸入與投資需求、消費需求和國外需求的平衡。結構平衡主要是指投資品與投資需求、消費品與消費需求的平衡。在宏觀經濟調控中總量能否平衡是一個主要矛盾。抓住這個主要矛盾把總量控制住，就不會造成大的經濟波動，以引導整個國民經濟健康運行，為微觀經濟創造一個合理順暢、公平競爭的宏觀經濟。從我國近些年的經驗數據分析，我國社會總供需差率一般要控制在5％左右。
（二）國際收支平衡
主要是指一國對其他國家的全部貨幣收入與貨幣支出持平或略有順差或逆差。貨幣往來是指經濟交易。國際經濟交易按其性質分為自主易和調節易。隨著對外開放政策的深入貫徹，我國經濟對外聯系日益擴大，使對外經濟關系出現了新變化，主要表現為國際收支平衡與國內經濟穩定增長。國內經濟平衡與國際收支平衡存在著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關系。國內經濟可以把不平衡的矛盾適度轉移到國際收支環節，以利于維持國內經濟在一定時期內的穩定增長。例如，當國內供給不足出現通貨膨脹時，從國外增加輸入商品和勞務，擴大進口，可在短期內通過國際收支渠道緩解國內經濟供不應求不平衡的狀況。國際收支矛盾也會反過來給國內經濟穩定增長帶來影響。例如，國際收支出現逆差，國家外匯儲備減少，出現赤字，必須大力縮減進口；國際收支出現較大盈余，國家持有的外國貨幣過多，會使本國貨幣、匯價有上漲趨勢，從而影響國內產品的出口，對國內經濟產生不利影響。
（三）物價穩定
物價穩定主要有三種含義：一是指物價總水平的穩定；二是指主要商品特別是某些主要消費品物價總水平的穩定；三是指物價上升水平穩定地低于居民平均收入增長的水平。保持物價總水平的相對穩定，其衡量的主要指標是物價總指數。我國市場經濟的價格機制決不是政府對價格撒手不管。物價總指數的上升趨勢，使各種商品的比價在動態中變化，有利于價格體系的改革，有利于經濟結構的調整，但價格改革必須在國家宏觀調控之下，以防引起通貨膨脹。只要物價上漲的幅度是在社會可容忍的范圍內，不超過3％－5％的年率，即認為物價穩定。
二、經濟增長目標
宏觀經濟管理不僅要穩定整個國民經濟，更重要的還要促進其不斷發展。
（一）適度投資規模
這是影響經濟增長的直接因素。所謂適度，就是既能滿足一定的經濟增長需要，又充分考慮一定時期內人力、物力、財力的可能。
（二）合理的產業結構
產業結構合理，經濟良性循環，經濟效益提高；反之，經濟運行阻滯，經濟效益下降。調整產業結構主要有兩條途徑：一是調整投資結構，通過增減對某種產業的投資而影響其發展速度；二是改變現有企業的生產方向，促使一些企業轉產。
（三）科學技術進步
要促使經濟增長，必須要重視科學技術的發展。
（四）資源合理配置
資源配置是指通過現有的人力、物力、財力等社會經濟資源的管理調配，實現資源結構的合理化，使其得到最有效的使用，獲取最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在一定社會中人們可以利用的資源總是有限的，要求人們必須合理利用所擁有的資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社會資源的配置采取兩種方法：市場和計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也存在某些缺陷。首先，許多社會公共需要不是經過市場來滿足的，其次，市場調節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盈利少或虧損的部門和行業就無法通過市場機制導入必要的資源。政府參與社會資源合理配置的實現主要由財政進行分配和調節。
三、宏觀效益目標
宏觀經濟管理所追求的效益是指宏觀效益。
（一）宏觀經濟效益
宏觀經濟效益既表現為一個國家一定時期內國民生產總值或國民收入的增加，又表現為一個國家一定時期內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總體提高。宏觀經濟效益是國民經濟各部門、各單位微觀經濟的綜合。因此，在一般情況下宏觀經濟效益與微觀經濟效益是統一的，但在有些情況下也存在矛盾。因為有些經濟活動在局部看來是合理的，但在全局看來是不合理的，因此其局部經濟效益的提高就不會促進宏觀經濟效益的提高。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政府就要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管理手段，引導其行為，使微觀經濟效益與宏觀經濟效益盡量達到統一。
（二）社會效益
指在經濟發展中，某些經濟行為如產品的生產、利潤的增加、技術的采用等，對整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所產生的作用和影響，主要表現在精神文明建設方面。如果某些經濟行為對社會發展和進步，對人類精神文明建設有積極作用和影響，稱為正社會效益，否則就是負社會效益。宏觀經濟管理不僅要追求較好的宏觀經濟效益，而且也要追求較好的社會效益。
（三）生態效益
指經濟發展對生態平衡、環境保護所產生的影響?，F代化生產為自然資源的合理開發創造了條件，但是也為環境污染和生態平衡的破壞提供了可能。環境保護、生態平衡是關系資源再生和人類生存的大事，因此在宏觀經濟發展中不僅要追求經濟的快速發展，先進技術的采用和勞動效率的提高，而且要注意生態效益，使經濟發展有利于環境保護和生態平衡。
四、生活水平目標
不斷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是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也是宏觀經濟管理的最高目標。在整個國民經濟發展中，經濟穩定、經濟增長和宏觀效益的提高都是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直接影響因素和前提條件。
（一）提高民族素質，適度控制人口
要使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必須要一方面通過發展經濟提高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的水平，另一方面也要控制人口的增長，提高民族素質。否則，如果人口增長速度超過國民生產總值或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那就意味著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或人均國民收入的下降，意味著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降低。
（二）充分就業
通常指凡有能力并自愿參加工作者，都能在較合理的條件下，隨時找到適當的工作。一般把失業率低于3％－5％看作該社會能夠充分就業。市場經濟下可以有失業，可以有下崗，優勝劣汰。但是，下崗不是目的，政府通過再就業工程，通過培訓，使下崗職工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并使其有競爭壓力。我國勞動就業問題比較突出，必須認真對待，它不僅關系到經濟的發展，而且是實現社會安定的重要一環。
（三）公平分配
市場機制不可能自動實現社會公平，它只能在等價交換意義上實現機會均等的平等精神。我們一方面是利用市場機制，把利益得失作為競爭的動力，鼓勵一部分人靠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推動社會進步；同時也要重視我國目前還處于低收入水平階段，必須把社會各階層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作為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體現。要通過稅收等政策手段消除由于客觀條件所造成的苦樂不均現象，防止地方、企業及個人收入之間差距懸殊，并通過社會保障體系解決低收入階層的基本生活。
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關系范文4
【關鍵詞】微觀經濟學；數量分析思想；新挑戰；發展趨勢
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共同組成了現代西方經濟學，宏觀經濟學主要是研究經濟資源的利用，包括就業理論、通貨膨脹理論、貨幣理論等，是從宏觀的角度來研究整個經濟體系的發展與走向;而微觀經濟學則是研究個體經濟和活動，比如獨立的生產個體戶如何合理分配資源，才能使得單位資源所創造的利益最大化或者獨立的消費者個體如何利用有限的收入條件購買到更多實惠的產品。研究顯示，微觀經濟學在發展過程中受數量分析思想的影響比較大，可以說兩者是相輔相成、共同發展的。
1微觀經濟學數量分析思想概述
微觀經濟學指的是以資源稀缺為前提，研究個體或企業的資源分配方式，并分析這種分配方式對整個經濟體系的影響。微觀經濟學的研究主要分成三個部分:經濟部分、市場福利部分以及策略部分。經濟部分主要包括消費者經濟理論以及企業經濟理論;市場福利部分主要包括市場局部均衡理論、市場一般均衡理論以及社會福利理論;策略部分包括信息經濟學、拍賣設計論、博弈概念論等。所以，微觀經濟學從內容上更多地體現了數字化趨勢，而非文字化趨勢，尤其是對于高級的微觀經濟學，基本是用公式和方程來進行假設和結論。方程公式相比幾何語言雖然不夠直白，但是其邏輯嚴謹性和推理實用性都比較強，得到的結論也準確可靠、有理有據。所以微觀經濟學在發展過程中所用到的研究方法一直都是數量分析方法，數量分析思想早已經慢慢融入到微觀經濟學研究當中［1］。
2微觀經濟學在現代遇到的新挑戰
微觀經濟學自創立發展到現在，理論已經非常豐富，其研究的內容也很復雜。如果抽絲剝繭，微觀經濟學可以分為兩個主要方面:(1)市場經濟方面:微觀經濟學主要包括供求關系理論、市場勢力分化和結構理論、市場核心理論、市場不確定性理論。這個系統中的市場均衡理論、市場失靈理論等都是高級微觀經濟學的研究范圍。(2)個體經濟行為:從個體經濟的角度來看，微觀經濟學主要包括消費者理論、企業經濟理論、企業競爭理論。這個系統中的個體決策理論、社會福利理論等都是在高級微觀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微觀經濟學發展至今，其理論內容已經非常豐富，但是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復雜程度也不可輕視，所以現代微觀經濟學也面臨著不小的挑戰。
2．1經濟理論的實際應用
微觀經濟學里面有許多種定理和公式，還有許多種經濟模型和經濟原理等，這些定理公式都是通過對多種經濟問題的研究總結出來的，是微觀經濟學的精華所在，具有非凡的學術價值。但是在研究這些經濟學定理公式時，都是預先設立了一個或者多個條件，只有滿足了這些條件，才能將定理公式運用于其中。如果條件不符卻強行使用，則會使結論發生較大的偏差，變得不準確。在實際情況中，由于經濟情況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響，具備的條件太過復雜，無法完全滿足定理公式的預設條件。有時候有部分條件滿足，可以使用設置變量的方法，對經濟模型進行改良，重新檢測數據，但是這樣還是會對研究的結論產生一定的影響。另外，有一些微觀經濟學的理論非常抽象，一般人很難理解，如果將這些理論投入到實際情況當中，很少有人能嫻熟地運用，所以難以解決實際經濟問題［2］。
2．2經濟理論缺陷的完善
由于現實生活中的經濟問題十分復雜，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所以微觀經濟學理論還沒辦法完美地解釋某些實際的經濟情況，這說明微觀經濟學理論本身還存在一定的缺陷。理論的研究是一個慢慢發展的過程，理論的創新與完善都是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逐步進行的。微觀經濟學中某些理論在社會發展過程中被逐漸完善，但是還是存在缺陷未被發現，所以缺陷被完善的過程就是理論發展的過程，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完善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2．3經濟行為的不確定性
在實際的經濟行為當中，存在著“不確定性”，即人們無法確定某一經濟行為是否會發生，也無法預知該經濟行為發生以后會引發怎樣的后果，對于該經濟行為的發生概率、事件影響一無所知。所以在對實際經濟行為進行研究時，永遠只能圍繞當前的研究目標展開，而無法確定下一個研究目標，這就使得研究進展受到了限制。
3微觀經濟學未來的發展趨勢
3．1微觀經濟學出現新的學科分支
在當前經濟環境日趨復雜的情況下，傳統的微觀經濟學理論分析方式已經無法很好地滿足現代社會經濟的需求。經濟數據分析是一項很精確的數據分析工作，需要對結論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做出保證。傳統微觀經濟學的理論運用于實際經濟問題時，可能會由于假設條件的不滿足，使得理論分析所得到的結論與實際情況有所偏差。所以，需要對微觀經濟學的理論進行細化，創立新的學科分支，使其精確度提高，適應更多類型的經濟問題［3］。
3．2微觀經濟學研究領域更廣泛
隨著微觀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微觀經濟學已經不僅僅研究經濟學問題，還能對其他領域的問題加以分析，比如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產生活研究，根據家庭每個成員的日常消費活動和生產活動來進行有效的資源分配，做出合理的決策等。
3．3微觀經濟分析與計算機技術結合
計算機技術與微觀經濟分析的有效結合可以使得微觀經濟的結論更加準確，且具有科學性。計算機在對經濟數據進行分析時是按照特定的程序運行，期間會產生更少的錯誤，分析結果比較準確。
4結語
微觀經濟學發展至今，理論體系已經非常成熟，但是現代經濟體系也是十分復雜，所以微觀經濟學理論的運用遇到了許多新的挑戰。對于這些新挑戰，微觀經濟學家要加強學術研究，增強微觀經濟學理論的實用性，為微觀經濟學的發展打下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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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關系范文5
關鍵詞：匯率不完全傳遞；價格；通貨膨脹；貨幣政策
中圖分類號：F830.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428(2009)06-0069-04
本文簡單回顧匯率和國內價格關系的研究成果，從一價定律和購買力平價理論開始簡述以傳統古典經濟學為基礎的匯率完全傳遞機制及其背后的邏輯。然而許多經驗研究表明，現實生活中不存在完全的匯率傳遞機制，而且匯率傳遞的程度是受多種因素影響的。而且近年來各國的匯率傳遞程度出現進一步下降的趨勢，即匯率對于國內價格的影響力在進一步減弱，貨幣政策的制定和操作勢必根據這種趨勢進行一定的調整。
一、傳統觀點：一價定律和購買力平價理論
根據傳統的開放經濟下的宏觀經濟學理論，匯率的變化不僅影響一國的外部收支平衡，而且匯率對于進口價格的影響是完全而且即時的。這個分析是基于一價定律(LOP)，或者說是基于購買力評價理論(PPP)的。
一價定律認為相同的產品在不同的國家應該以相同的價格銷售，但該理論的假設相當嚴格，比如利潤最大化以及忽略商品運輸和流通的成本。假設一價定律適用于兩個國家的所有商品，我們得到P=EP*，其中P和p*分別表示兩個國家的物價水平，E表示兩個國家之間的匯率。該等式被稱為絕對購買力平價理論。根據絕對購買力平價理論，匯率的變化會完全反應在一國的價格水平上，或者說，一國貨幣的升值將導致本國的貨幣緊縮，而貨幣貶值則會導致該國價格以相同比例上升。這就是匯率的完全傳遞。根據購買力平價的假設，匯率對于國內價格的傳遞總是完全而且即時的。
根據該邏輯，名義貨幣的貶值是和高通貨膨脹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我們可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英國，以及拉丁美洲國家發現類似的現象。比如，在1977年到1995年之間，墨西哥比索對于美元平均每年貶值31％，而該國的年均通貨膨脹率比美國高了30％。
二、匯率不完全傳遞的事實
盡管我們可以從世界經濟史中找到貨幣貶值和高通貨膨脹之間存在密切聯系的例子，但是，我們同樣可以找到許多有名的例子來說明貨幣貶值和通貨膨脹之間的聯系并不是那么緊密，這些矛盾的例子刺激了經濟學家們對于匯率傳遞的持續不斷的研究。匯率不完全傳遞最有名的例子就是20世紀80年代日元的走勢與日本產品的價格變動之間的松散關系。1985年簽署廣場協定之后，日元對于美元大幅升值，人們原以為在美國銷售的日本產品價格將出現大幅上漲。然而事實是在美國銷售的日本汽車和電子產品只是略微漲價甚至價格保持不變，甚至還出現了降價的情況，這說明將產品出口至美國的日本公司可能自身吸收了匯率變化的大部分fG01dberg＆Knetter,1997)。美國自從2005年開始的美元大幅貶值卻沒有改變美元貿易赤字的矛盾現象，大概只能通過美國較低的匯率不完全傳遞程度來解釋。
相對于匯率完全傳遞理論，匯率不完全傳遞更能解釋現實的經濟世界。許多案例和計量研究都支持了匯率不完全傳遞理論，發現高度開放的經濟體在其貨幣大幅貶值之后只受到一點通貨膨脹壓力。比如，在1992年12月瑞典和英國退出歐洲貨幣體系的匯率機制之后，兩國貨幣均出現較大貶值，但并沒有遭受較高的通貨膨脹。在1993年到1994年盡管瑞典貨幣名義貶值9％，但這兩年瑞典物價水平年均僅上漲3％：英國則在英鎊貶值15％的情況下維持了2％的年均通貨膨脹率。根據Gagnon和Ihrig在2004年的研究，1971到2002年之間，主要工業化國家的匯率傳遞率僅為0.2，即名義匯率貶值10％僅導致消費價格長期上升2％。
三、產生匯率不完全傳遞的原因
從理論上，有若干因素可以解釋匯率的不完全傳遞，我們把這些原因劃分為兩類，一類是微觀的，一類是宏觀的。
從微觀的角度進行分析，首先，從絕對購買力平價理論出發，由于產品運輸和流通成本為0的假設在現實中是不可能的，匯率變動而運輸和流通成本不變，只導致進口產品的成本出現部分變動。其次，一價定律和絕對購買力平價理論是建立在完全競爭的假設之上的。在存在不完全競爭時，公司會調整商品價格以維持市場份額，此時公司就要考慮許多微觀經濟的定價因素，比如市場結構、需求彈性、成本函數、生產替代性等等(Dombusch,1987)。第三，不完全競爭涉及到市場分割。在國際市場上存在著價格歧視，外國出口商調整其利潤成數而非將匯率波動完全傳遞到價格上，這種現象被Krugman(1987)稱為“看市定價”?？词卸▋r被采用的程度越深，匯率傳遞的程度越低。
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看，定價策略和通貨膨脹環境都可以解釋匯率的不完全傳遞性。首先，Obsffeld和Rogoff(1995)率先嘗試用廠商定價策略從宏觀經濟的角度分析這個問題。在生產國貨幣定價策略下，名義匯率的變動會1:1地體現在用消費國貨幣衡量的外國商品的價格上，也就是說，匯率傳遞是完全的。如果采用消費國貨幣定價的策略，消費者面對的短期價格不會有任何改變，也就是說，匯率完全不傳遞?，F實中匯率傳遞的程度取決于廠商采用生產國貨幣定價和消費國貨幣定價的比例。第二種宏觀解釋，是由Tay－lor在2000年提出的，非常具有影響力的解釋，即考慮到定價的滯后性以及廠商的壟斷競爭行為，一個可信的較低通貨膨脹的宏觀環境將導致較低的匯率傳遞性。
四、匯率傳遞程度的影響因素
考慮到匯率不完全傳遞是國際經濟中的一個常見的現象，匯率傳遞的程度就愈加需要仔細研究。影響匯率對物價(含消費價格指數和進口價格)傳遞程度的影響因素有許多。
從理論角度分析，匯率傳遞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決定因素是，一個國家的貿易開放程度。兩者之間的聯系顯然是正向的。一個國家越開放，越多的進口商品進入該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進口市場對于綜合物價的影響就越顯重要。消費物價指數的籃子里進口商品的比重越高，匯率傳遞性就越強。類似的，生產投入品中進口品的比例越高，匯率對于生產者價格的影響就越大。因此，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越開放的經濟體的匯率傳遞程度越高(Ghosh＆Rajan,2007)。
匯率傳遞的第二個決定因素是外國出口商在國內市場面臨的競爭程度。如果在市場上有許多供應商銷售類似的商品，國內消費者面對著許多選擇，這時外國出口商只賺取少量利潤甚至零利潤，銷售價格接
近銷售成本，廠商不會采取太多的“看市定價”的策略，反而對于價格十分敏感，匯率的變動直接影響出口商的利潤，出口商盡可能將匯率變動反映在價格上，否則他很可能虧本或者失去市場，因而匯率傳遞程度也較高。如果市場高度分割，外國出口商面臨較少的競爭，他們更多地采取“看市定價”策略，因而進口商品價格對于匯率變動的傳遞程度將較低(Krug－man，1987；Froot＆Klemperer,1989)。
第三個決定因素是匯率變動的方向，即匯率是升值還是貶值。當一國貨幣貶值時，外國出口商更愿意部分吸收匯率變動，以保證其產品在該國價格的穩定，以此維持其市場份額。在這種情況下，匯率傳遞性就較低，或者說匯率不完全傳遞(Mann,1986)。然而，如果一國貨幣升值，進口商品顯得更加便宜，外國出口商就愿意降低價格而獲得更大的市場份額，這時匯率傳遞程度就較高。換句話說，生產商對于匯率變動的反應是不對稱的。
第四，如果匯率變動的幅度較小而且匯率波動是暫時性的，外國出口商很可能因為頻繁改變價格可能影響廠商的聲譽而不對價格進行改動，此時匯率傳遞程度就較低。當然如果匯率變動幅度較大或者表現為永久性的變動，出口商就很可能將匯率變動傳遞到價格上，以避免其利潤空間的大幅縮小(Krugman,1987)。
第五，外國出口商的定價貨幣直接影響匯率傳遞性。如果外國出口商用消費國貨幣進行定價，匯率變動對其市場價格的影響就較小，相反，如果外國出口商用生產國貨幣進行定價，匯率變動對進口國的價格影響就較大(Betts＆Devereux,1996；Devereux＆En－gel,2002)。
第六，匯率傳遞性從根本上說是一個微觀現象，與貿易商品類型息息相關。由于不同種類商品的匯率傳遞性各不相同，進口商品的組成將影響總體的匯率傳遞性。一般來說，工業制成品價格對于匯率的敏感性，低于原油、能源、原材料等商品(王瓊、曹偉，2008)。因此工業制成品在進口品中份額的上升和原材料等商品進口份額的下降會導致總體匯率傳遞性的下降，即使各種商品的匯率傳遞性保持不變。
第七，關稅和數量限制等貿易限制可能帶來較低的匯率傳遞(Branson,1989；Menon,1995)。貿易限制帶來的貿易扭曲，成為在國家之間商品流通的障礙，而商品不能自由流通則了一價定律的基本假設，因而不能適用于以購買力平價理論為基礎的匯率完全傳遞機制。
第八個可能影響匯率傳遞的因素是跨國界的生產分割，指的是生產過程分散在不同的國家進行。一個國家在出口最終商品的同時，也在進口相應的零件，該國貨幣貶值將使進口零件價格上升，因此匯率變動使廠商成本上升必須提高價格，一定程度抵消了貨幣貶值帶來的出口價格下降(杜曉蓉，2006)。
其他，諸如收入水平和運輸成本之類的因素也會對匯率傳遞帶來反向的影響。一個消費者收入水平較高的市場一般是高度分割和高度競爭性的市場，匯率傳遞程度一般較低，而較高的運輸成本將導致生產成本僅是進口商品成本的一小部分，由于運輸成本是由消費國貨幣計價的，只有生產成本是和匯率相關的，因此匯率傳遞程度較低(Frankel，Parsley＆Wei，2005)。
最后，也是本文所要強調的，貨幣和匯率政策的表現和公眾對其的信心會大大影響匯率傳遞性，這是宏觀經濟學視角下非常重要的一個影響因素。通貨膨脹率較高而且波動較大的情況下，匯率傳遞程度較高，這是因為在此種經濟環境中，廠商認為生產成本的上升是永久性的。相反，隨著貨幣政策可信度和有效性的提高，通貨膨脹率被控制在一個較低的水平時，匯率傳遞程度會降低。廠商面對成本沖擊時不急于提高銷售價格，因為他們相信貨幣政策將成功降低通貨膨脹率(Taylor,2000；孫立堅、李安心、吳剛,2002)。換句話說，在通貨膨脹持續時間和匯率傳遞之間存在著正向的關系。通貨膨脹持續得越久，越多的廠商認為匯率的變動將是永久性的，他們越傾向于修改價格以適應永久性的匯率變動。一個國家的貨幣政策越穩定，通貨膨脹率越低，該國的匯率傳遞程度就越低，而這進一步鞏固了物價的穩定，使貨幣政策更加有效，這就形成了穩定貨幣政策與較低匯率傳遞之間的良性循環。
五、低水平并且呈下降趨勢的匯率傳遞
一般來說，匯率對于進口商品價格的傳遞程度要高于對于消費者價格指數(CPI)的傳遞。這是因為后者還包含對匯率不敏感的不可貿易的商品。然而不論采用哪一種價格指數，許多研究都發現匯率傳遞程度較低而且在近幾年呈現下降的趨勢，這對于貨幣政策有著較大的影響。McCarthy(1999]在對9個工業化國家在1983-1998年以及1976-1982年這兩個時間段的匯率傳遞進行研究時發現，匯率傳遞隨著時間推移而出現了下降。而Gagnon和Ihfig(20041也得到了類似的結論，他們估計1971-2002年期間匯率傳遞率約為0.2，而在20世紀80年代初之后的這個期間的匯率傳遞率僅為0.05，需要指出的是，后面這個時間段為貨幣政策較為穩定的時期。
正如計量研究指出的那樣，20世紀90年代工業化國家的匯率傳遞程度出現了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零售市場的重組，貿易壁壘的取消，或者是全球特別是新興國家工業制成品供應量的增加對工業化國家的物價水平產生向下的壓力。這些因素難以用計量的方式衡量，然而工業化國家匯率傳遞程度下降的趨勢確實存在，而且需要分析和解釋。在之前討論的影響匯率傳遞的因素中，有三個因素可以解釋匯率傳遞率下降的現象，一個是從微觀經濟的角度，另外兩個是從宏觀經濟的角度。
微觀經濟學的解釋是市場分割的加劇。我們可以認為越來越多的廠商采用“看市定價”的策略，或者說越來越多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采用了價格歧視的定價方式。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一種解釋是可信的貨幣政策和良好的物價環境。在過去的10年間，許多工業化國家成功降低了他們的通貨膨脹率并且進行一個物價相對穩定的時期，同時匯率傳遞程度也較低。Tavlor(2000)研究認為許多國家物價的穩定導致了較低的匯率傳遞，匯率傳遞取決于匯率和價格沖擊的持續時間，因此在通貨膨脹率較低和貨幣政策可信的環境里，匯率傳遞程度不高。對于發達國家匯率傳遞下降的另一個宏觀經濟解釋是，國家的進口組成發生了變化，原材料和能源進口的比例下降，而工業制成品的比例上升，Campa和Goldberg(2005)驗證了這種假設。
六、下降的匯率傳遞趨勢對于貨幣政策的影響
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關系范文6
在關于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眾多經濟學思想流派中，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關鍵詞：
經濟非均衡 二次調節 所有制改革 轉型發展 道德調節
一． 引 言
在中國自七十年代末期以來的以漸進式制度變遷為特征的市場化進程中，歧見紛紜的經濟學家們以其各自的知識背景和社會立場為我們展示了豐富精彩的經濟改革理論，形成了眾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經濟學成為中國社會科學中最為繁榮活躍的領域。這些思想，映射著中國的經濟學者在深刻反省傳統經濟體制和理論范式的基礎上所經歷的艱辛而勇敢的探索軌跡，攜帶著鮮明的時代轉折的印記；盡管這些思想家們也許并未形成縝密而成熟的理論體系，然而他們獨特的理論進路和富有創新色彩的思想必將在經濟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視的篇章。事實上，中國經濟學家在經濟發展理論、經濟增長理論、比較經濟體制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國際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如何對中國從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極具民族特色的變遷路徑進行合乎邏輯的理論闡釋，如何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尋求和選擇一種社會成本最低的推進戰略，一直是中國經濟學家們試圖解決的兩大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論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張上迥然相異的思想派別。其中有以強調價格體系的全面改革從而建立競爭性市場機制為理論核心的“協調改革派”，有從中國非均衡的經濟現實出發、強調企業改革優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觀管理體制作為研究重心、把轉換政府職能作為改革中心環節的“宏觀改革優先派”，有以穩健見長的、主張把雙重體制模式的轉換和雙重發展模式的轉換相互銜接有機協調的“寬松學派”，有以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兩權分離理論為其理論基礎的“經營權主導改革派”，有將如何明晰企業產權作為研究重點、主張通過產權制度變革改造傳統體制、重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機制需要的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派”，有借鑒西方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工具和范疇、從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視角來研究改革的“制度學派”，不一而足 。這些極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論經歷了學術上的激烈紛爭和與現實經濟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選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論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論卻日漸被中國改革的實踐所證實和接納，從而奠定了它們在經濟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厲以寧先生著述宏富，視野開闊，在許多領域都進行了富于獨創性的研究，要對他的經濟思想進行一番科學梳理并進行恰當中肯的評價，殊非易事。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
二．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
一般均衡理論自1874年瓦爾拉《純粹經濟學要義或社會財富理論》發表以來，已經有一個世紀的歷史，到20世紀的50年代，阿羅和德布魯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論的現代化闡釋工作。一般均衡理論所要回答的，一是經濟均衡的存在及其穩定性，二是經濟系統的帕累托最優狀態以及經濟均衡和帕累托最優狀態的相互關系。一般均衡的哲學基礎是相信自由竟爭的市場機制是一個精巧的裝置，經濟主體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和效用最大化行為使得市場自動產生供求的均衡，分散決策的市場行為下面存在著一般均衡結構，均衡價格把市場秩序強加于可能發生的市場紊亂之上。這種以理想主義的完善的市場結構和靈敏的價格體系為基本假設前提的均衡理論是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基本起點。而非均衡理論在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以后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學假設逐漸得到了主流學派的關注和認同，非充分就業均衡和市場缺欠作為經濟學研究中的常識被人們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羅沃（Clower）和萊榮霍夫德（Leijonhufvud）有關宏觀經濟學的微觀經濟學基礎的研究開創了現代非均衡理論的新時期，并產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羅沃、萊榮霍夫德、巴羅（Barro）和格羅斯曼（Grossman）等人為先驅的非均衡學派，此后的經濟學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論從單一的市場經濟領域擴大到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領域，貝納西(Banassy)的非瓦爾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計劃經濟非均衡理論對社會主義經濟研究都有深遠的影響。與西方經濟學中非均衡理論發展演變的軌跡相似，在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研究中，以巴羅內和蘭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從一般均衡理論出發，主張中央計劃當局借助“試錯法”達到模擬市場的目的，形成均衡價格，以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源合理配置，這種烏托邦式的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被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F實運行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偏離瓦爾拉均衡狀態的非均衡經濟，著名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Kornai）甚至認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經濟體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經濟學》和《反均衡》中，他認為短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正常狀態，并從這個觀念出發試圖建立以說明現實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為基本內容的微觀和宏觀經濟學，他的開創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經濟學》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對處于深刻變革之中的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學家的思想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
厲以寧先生是較早對非均衡理論進行系統研究的國內經濟學家，他在借鑒和吸收西方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尤其在汲取科爾內等現代經濟學家關于社會主義非均衡經濟運行的學說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的內在本質特征進行了深入獨特的解析，指出中國經濟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國經濟的基本出發點，也是探討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現實起點。早在80年代初期撰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時，厲以寧先生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的問題，即社會主義經濟中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失衡問題，并認識到失衡或者說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現實狀態。而社會主義經濟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種相對的動態的均衡，不是一種靜態的絕對的平衡；在此基礎上，他探討了社會經濟的動態相對平衡和社會發展戰略的動態相對平衡 。根據動態相對平衡的觀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從我國現階段以及從更長遠的時間來看，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狀況是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而且為了實現預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為了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長率，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相對動態的失衡是對經濟發展較為有利和現實的狀況。 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為分析的出發點，但不以平衡為必然達到和必須達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題。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標論”的理論基礎。
80年代末期撰寫的《非均衡的中國經濟》被厲以寧先生認為是最能代表自己關于中國經濟的學術觀點的著作，在這部專門論述中國經濟運行的體制特征的著作中，他從中國目前的非均衡經濟現實著手分析，以說明資源配置失調、產業結構扭曲、制度創新的變型等現象的深層次原因，并進而合乎邏輯地提出中國經濟改革必須構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觀經濟主體的政策主張。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的提出，是厲以寧先生對于非均衡理論的重要發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論的根基所在。何謂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論所考察的是市場不完善、價格信號不能起到自行調整供求關系的條件下的經濟運行過程，而厲以寧先生觀察中國的經濟現實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國固然存在著市場不完善以及價格信號不靈敏的經濟非均衡狀況，但是，中國非均衡經濟運行中隱藏的更為嚴重的非均衡現實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具有獨立市場決策權利的企業或者廠商。換句話說，經濟的均衡狀態固然以市場的完善和價格的靈活為前提，但是一個更為重要或更為基本的前提是微觀經濟單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厲以寧先生作出了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第一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但是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卻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有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自由選擇權，他們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第二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不僅如此，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并非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缺乏自由選擇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權利，也不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這樣的微觀經濟單位尚未擺脫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厲以寧先生認為，發達的成熟的市場經濟所出現的非均衡屬于第一類非均衡，而在傳統的和雙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之下，由于企業并沒有擺脫國家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所以這種非均衡屬于第二類非均衡。而經濟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種新型的經濟運行體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有投資與經營自并相應地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從而由第二類非均衡過渡到第一類非均衡 。
厲以寧先生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時期雙軌運行體制的最核心的本質特征上的深刻洞見，澄清了人們在經濟改革路徑選擇的優先次序上的許多模糊認識，中國在舉步維艱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眾多經濟陷阱，諸如產業結構調整的遲滯，國民經濟的非正常劇烈波動，政府宏觀調控的效果微弱等，都與中國經濟所處的特殊的非均衡狀態有關。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狀態，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經濟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完成企業運行機制和企業產權關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場主體，而不是首先進行大規模的價格體系的調整，也就是說，中國經濟改革必須以現階段的經濟非均衡作為出發點，而不應當迷戀完善的市場體系和靈活的價格體系；從我國特殊的非均衡狀態出發所得到的有關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構想只能是，企業體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所在。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資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賴價格調節和市場調節，而應該將數量調節和價格調節、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加以有機整合，積極發揮政府在商品市場配額調整和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中的主導作用，從而使得商品市場配額均衡的實現對于經濟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類非均衡的過渡產生積極影響。可以說，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是厲以寧先生全部經濟改革理論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優先理論和資源配置理論都是非均衡理論的合乎邏輯的延伸和拓展。
三．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和資源配置方式
資源配置是全部經濟學理論的最終指歸，也就是說，由于資源供給的有限性，經濟學研究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解決如何有效地把經濟中有限的資源配置于各種不同的用途，以便用這些既定的資源達到最大的社會物質產品和勞務的產出。自從古典經濟學時代以來，在資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兩種不同的趨向：一種趨向認為，市場機制是能夠完善地、合理地在社會有限資源條件下配置各種資源的唯一有效的機制，因此資源配置學說無非是一種市場經濟自發進行調節的學說，其實質是相信競爭性的市場價格機制能夠導致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另一種理論趨向認為，從資源配置過程和效果來看，市場機制具有相當大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對社會資源的利用不善，從而造成資源閑置或者浪費，或者反映于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間的不協調。這種理論趨向強調政府調節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張政府調節應當與市場調節在不同程度上結合起來以克服市場失靈的弊端。古典學派之后的新古典學派、凱恩斯學派、貨幣主義學派、供應學派以及理性預期學派，在資源配置的研究上，無不是這兩條理論進路的發展和演化，他們的理論分歧，實質上是對市場機制作用的估計程度的分歧，或者說對政府調節效應的判斷的分歧。厲以寧認為，盡管西方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資源配置的理論對研究我國資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是由于我國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西方經濟學的現有理論不可能成為適用于解決我國資源配置失調的現實可行的對策 。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實質性問題是尋找一種合理的資源配置方式，這種資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的含義。宏觀層次上的資源配置是指資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門、不同地區、不同生產單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種資源能夠有效地配置于最適宜的使用方面。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是指在資源配置為既定的條件下，一個生產單位、一個部門、一個地區如何組織并利用這些資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們以達到最大的符合社會需求的產出。厲以寧先生指出，這兩個不同層次的資源配置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最關鍵的區別在于，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實現的途徑不同，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可以在不轉移生產要素的前提下，通過生產技術措施或組織管理措施來實現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實現，通常要涉及生產要素的流動、產權關系規范化、固定資產的轉讓、宏觀經濟調節手段的運用、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等問題 。通過區分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和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厲以寧先生認識到，與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應的是兩個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較低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由此使得企業變得充滿活力，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將更加關注自身的經濟效益并更好地發揮經營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而較高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經濟地位，使企業由過去作為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轉變為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使企業的產權關系明確化，使企業成為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投資主體和利益主體。因此，經由對資源配置理論的研究，厲以寧先生順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關于經濟改革順序的基本選擇，即：要使資源配置由不合理趨向于比較合理，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必須以賦予企業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地位作為突破口，明確產權關系，實現政企分離，培育和完善市場，在此基礎上實現市場定價的格局和資源的有效配置，而價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為改革的突破口。經濟轉軌時期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這種路徑特征，是由我國經濟的非均衡性質所決定的，因此，厲以寧先生的資源配置學說的最大特色，或者說他對資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貢獻，在于他從中國的經濟非均衡的獨特狀態出發，從經濟體制變革的角度，從微觀經濟基礎和宏觀經濟調控相互協調銜接的角度來研究資源配置 。
按照厲以寧先生從資源配置角度所設想的新經濟體制的目標框架，這種體制將是一個企業具有充分活力，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和重新組合的經濟體制，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已經完全不同于傳統經濟體制之下的情形，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將因企業對自身利益的關注而趨于合理；同時由于產權關系規范化和生產要素有可能在社會范圍內重新組合，資源在社會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間的合理配置亦將成為事實，于是較高層次的資源配置目標將得以實現。但是這種達到資源合理配置的新經濟體制的正常運作離不開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有機結合，離不開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在厲以寧先生關于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結合以及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方面的一個貫穿始終的基本觀點，可以歸結為一個準則，即：對于經濟運行（包括資源配置）來說，在運行目標上，宏觀目標優于微觀目標，而在運行機制上，市場調節優于政府調節。政府干預經濟的目的在于使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趨于協調，具體而言，政府調節就是在市場機制保證微觀經濟運行合理性的基礎之上，通過適度科學的政府干預去實現某些單靠市場調節所實現不了的宏觀目標。政府干預經濟的目標是要從資源配置的宏觀經濟視角來考慮資源投入的社會邊際收益，而政府干預經濟的手段或方式是盡力通過市場機制來影響微觀經濟單位的決策，通過微觀經濟單位的資源投入調整和資源轉移來達成資源配置的優化。這就是厲以寧先生著名的“二次調節論”的基本觀點。
對資源配置中政府行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為適度與優化的深入理論解析是厲以寧先生資源配置學說中頗具特色的篇章，他通過對政府調節局限性的剖析劃定了新經濟體制中政府干預的邊界。政府行為的理想化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之上：即假定存在一個理想化的政府，它作為經濟活動的主持者，擁有調節經濟的豐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夠通過及時科學的分析對客觀存在的經濟問題和政策實行的后果進行準確的預測和周密的考慮，并能夠針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一一采取適當的對策。這種政府行為理想化的假設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種非凡的萬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厲以寧先生認為，根據非均衡理論，由于經濟中存在的大量不確定性，由于政府所獲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應的滯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從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出發，才能正確估計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預在非均衡經濟的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紤]到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調節行為的優化應當以限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消極作用并促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為原則，政府調節應當通過對市場的影響而體現出來。
四．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
在中國當代經濟學家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優先次序的論戰中，厲以寧先生是一貫強調所有制改革對于傳統體制轉軌的決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業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優先論是厲以寧先生從他的經濟非均衡論和資源配置學說中必然推致的結論，從邏輯上來看，只有徹底改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構建真正具有獨立地位的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從而使企業成為真正擁有自主經營權利并承擔經營風險的商品生產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運行機制的真正轉軌。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派）之間關于經濟體制改革主線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思維側面和理論視角豐富和拓展了人們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認識，在中國當代經濟思想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
新古典經濟學將市場機制歸結為價格機制，認為市場配置經濟資源的核心是均衡價格向量的確定；而這種論點的基本前提是，經濟當事人的行為是合乎理性的，經濟當事人的交易界區和產權界定是極其明確的，因此交易行為發生過程中的交易成本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從而資源按照市場經濟原則的配置就只取決于均衡價格。誠然，帕累托最優是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條件和理論前提是相當苛刻的，事實上，如果引入市場機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經濟生活中的當事者是分散決策的，這種分散決策不僅應當成為整個社會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應當有制度保證其決策的獨立性；（2）決策者之間必須是平等的，相互之間的決策不能發生直接的影響，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決策的行動結果事先誰也無法掌握，否則便無公平競爭可言。然而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須以產權界區明確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國的市場經濟機制真正建立和運轉起來，必須首先創造這樣一種制度條件。在我國特有的經濟非均衡的現實條件之下，經濟當事人尤其是企業由于尚未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而使得均衡價格的形成遭遇阻礙，因此試圖以放開價格為先導從而建立一種競爭性市場機制的觀念是不切現實的。實際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業的性質》一文中就指出市場機制賴以運轉的微觀基礎是完善的企業制度，只有在企業產權制度確立、企業之間的財產權利界區明晰的基礎上，企業與市場之間以及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聯系才是明確的，才能夠最大限度地節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從而市場價格機制才能有效運轉。厲以寧先生從中國在經濟轉軌時期所處的第二類經濟非均衡的現實狀態出發所得出的結論同樣印證了科斯的理論 。
蘭格和哈耶克之間關于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持久的論戰對于中國經濟改革理論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五、六十年代的經濟理論界曾經普遍接受蘭格的通過試錯法建立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這種經濟運行模式，不同于經典作家所設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貨幣關系的產品經濟模式，也不同于蘇聯高度集權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模式，而是一種試圖以計劃模擬市場的經濟運行方式，這一模式以取消消費者為前提，中央計劃當局只是被動地反映消費需求和生產成本的變化，制訂模擬的市場價格，并通過這種價格調節資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時代的厲以寧先生同樣認同和服膺蘭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會經濟現實迫使他重新審視和反省傳統經濟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體制缺欠，他認為，在傳統經濟體制下，由于國有企業在政府行政的強大約束之下喪失獨立自主的商品生產者地位和決策權力，由于存在嚴重的政企不分產權不明晰的體制頑疾，國有企業既不能實現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實現資源的有效率的配置。這樣，厲以寧先生由對蘭格模式的推崇轉而對蘭格模式的質疑和批判，并從自己的理論框架出發，確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須從企業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國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和關鍵環節，在沒有進行企業改革從而企業尚未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條件下，在改革并不觸及計劃經濟體制的產權基礎和產權結構的前提下，中國真正的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制就不可能穩固建立并有效運轉起來 。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學“五四”科學討論會上，厲以寧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個性的語言表述了他對于經濟體制改革路徑選擇的基本觀點：“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于價格改革的失敗，但經濟改革的成功卻并不取決于價格改革，而取決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業體制的改革” 。這句在理論界被廣為傳播的名言集中體現了厲以寧先生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觀點，可以說，所有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最為核心也是最為艱難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線論由于觸及最為敏感的產權問題的“”而在實踐過程中倍受磨難，厲以寧先生在強大的壓力面前始終以一個誠實謹嚴的學者的姿態闡揚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論，充分表現了一個經濟學家巨大的理論勇氣和科學精神。
以厲以寧先生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主線派）和以吳敬璉先生為代表的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主線派）的論爭的焦點在于對市場機制的理解的差異。在厲以寧先生看來，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內容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的市場主體的存在，在獨立的產權明晰的商品生產者缺位的情況下，以價格為調節資源配置基本信號的市場機制就不會真正起到引導資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業的靈敏反應為前提的政府宏觀調控也不會達到預期的目標，只有通過所有制改革徹底改造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一個有效率的市場機制才會最終建立并正常運行。在吳敬璉先生看來，市場經濟是一個有機體系，這個有機體系由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競爭性的市場體系、主要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宏觀管理體系三個要素組成，三者相互制約缺一不可，但是競爭性的市場機制是以完善的價格機制為基礎的，在價格改革大大滯后、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尚未建立起來的條件下，協調改革派更強調價格改革在構建市場經濟體系中的作用，認為只有理順價格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才有可能進一步推進所有制改革從而構建整個市場體系 。所有制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之間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視角為中國經濟改革總體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義的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恰是選擇了一條中庸的路線，在重塑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構建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和完善政府宏觀調控體系三個方向上同時展開全面推進。實際上，價格改革主線論和企業改革主線論只是分別強調了市場機制的兩個不同側面，前者強調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環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則強調經濟運行主體和微觀基礎方面的改革，而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是極為必要的：沒有獨立的產權明晰的企業就不可能有真正競爭性的市場，同樣，企業也無非是市場關系的總和，沒有競爭性的市場也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經濟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從系統論的觀點來看，無論是企業改革先行還是價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實際的，只有將經濟體制改革的諸方面協調推進配套進行，注重多種路徑選擇和目標取向的折中和諧，才能夠實現經濟體制的真正轉軌。
五．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
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往往被視為一種具有嚴格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性質的社會科學，因而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經濟學應該處于一種完全超脫的摒棄“價值判斷”的“道德中立”狀態。在馬克斯·韋伯看來，所謂“價值判斷”，即是指研究者“宣稱他接受從某些倫理原則、文化觀念或哲學觀點中所推演出來的實際價值判斷”，而“道德中立”，是指兩種極端的狀態，或是認為“應把純粹從邏輯上可推演的斷定和經驗事實斷定與實際的倫理價值判斷或哲學價值判斷區分開來”，或是“主張即使不能用某種邏輯上的完整方法作出這種區分，但還是有希望把對價值判斷的斷定堅持到最低限度” 。然而每一個經濟學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區分經驗事實的陳述和價值判斷是如何艱難。這就產生了一個令所有學者都感到尷尬的悖論：一方面：“科學經濟學”的鼓吹者們總是頑固地維護經濟學本身的純潔性和道德中立姿態，認為經濟學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學意義的在邏輯上和事實上正確的結果”；另一方面，所有經濟學賴以存在的理論預設卻又與“經濟科學不能把主觀性評價作為其分析的主題”這種貌似公允的判斷相左。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經濟學非但不能摒棄和回避價值判斷，不能完全擺脫或忽視價值觀念在經濟學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為一門社會設計和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應該將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對客觀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與對人的行為的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現實社會經濟狀態與經濟學家經由自我的價值判斷而形成的對理想社會的科學設計結合起來，將經濟學的科學目標和道義目標結合起來。作為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的最終目標是要通過科學研究告知人們對經濟行為和經濟事實的肯定與否定的客觀標準，從這個意義而言，經濟學不是超越階級的純粹抽象的數理科學和邏輯哲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經濟學將告訴人們，如何進行經濟建設，如何制定發展目標并且把目標實現的可能變為現實，如何促進國民經濟的協調，以及如何把人們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用于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經濟學的社會啟蒙作用和社會設計作用在實質上是統一的。經濟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如果不能在明確經濟中的是非的前提下進行設計，不能對一種社會設計的經濟運行后果作出恰當的科學的價值判斷和是非辨別，那么經濟學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發展目標實現的作用，其社會設計功能的道義上和科學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樣，盡管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啟蒙的科學能夠告訴人們如何評價一個目標和經濟政策，但是如果不發揮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設計的科學應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標可能變為現實，那么即使是構想科學并且符合道義標準的目標，它也不會自動實現。厲以寧先生將經濟學的本質界定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強調價值判斷和規范研究在經濟學中的作用，但是這并不表明他不重視實證研究在經濟學中的地位，相反，他認為實證研究所獲致的成果將會豐富規范研究的內容，使得經濟學中有關社會評價、政策探討的判斷建立在更有實證根據、更有說服力的基礎之上 。
新技術革命在最近幾十年的突飛猛進給經濟學研究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這不但是經濟學研究方法上的創新的挑戰，而且更是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內容上的創新的挑戰。以新技術革命為出發點，作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的經濟學，就必然將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學技術對人類經濟行為和社會經濟運行方式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方面，這種影響在三個主題上同時展開：就“體制”而言，什么樣的經濟體制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以促進和適應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科學技術的新發展又對經濟體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標”的研究為例，考慮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發展目標方面應當如何把經濟上的要求與社會上的要求聯結在一起？微觀經濟單位和宏觀調控主體在制定目標時，應該如何趨于現實化和合理化以適應科學技術發展的形勢？從“人”研究層面來說，在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方式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人類福利的含義和度量標準發生何種變化？如何使得科學技術的發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和總體福利的增進而不會成為科學技術發展的犧牲品？由此，厲以寧先生認為，經濟學研究要在新的時代面前回應挑戰，就必須在三個層次上進行全新的探討：第一個層次是對現行經濟體制以及該種經濟體制條件下的經濟運行的研究，第二個層次是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的研究，第三個層次是對人的研究，也就是對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 。三個層次的經濟學研究在邏輯上有相互關聯和相互滲透的關系，但是其內容各有側重：經濟體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種比較經濟體制研究，即在現存的世界各國的經濟運行體制中，從集權體制和分權體制各自的優劣比較出發，尋找一種既能夠實現較高的經濟效率又能夠有利于宏觀經濟調控的經濟體制，即探求一種將微觀經濟的管理與宏觀經濟的管理有機結合的經濟運行機制；發展目標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理論預設，在摒棄最優經濟原則的前提下，將現實原則而不是理想原則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指導原則，在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決策中使得目標的確立走向現實化、多元化、綜合化，追求多種發展目標之間的均衡和諧的實現方式；對“人”的研究建立在經濟學的終極人文關懷的觀念之上，在這種觀念中，對人的研究被置于經濟學研究的最高層次，對經濟體制和發展目標的研究都是為了人的總體福利的增進和人的全面發展，在經濟學研究的這個層次上，經濟學的視角與倫理學的視角往往產生相互的交叉與認同。
厲以寧先生將“體制、目標、人”作為經濟研究的三個層次，而他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正是從這三個層次的研究的角度出發去構建的，他的較早期著作《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反映了他試圖以自己獨特的理論框架來對傳統經濟理論進行重新闡述的積極而有意識的努力，即使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我們仍可以明顯覺察這本著作在體系創新方面的開創性貢獻。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重點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而經濟運行總是在一定的經濟體制條件下實現的，因此，必須將一定的經濟體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前提。在厲以寧先生的設想中，理想的目標經濟體制應該包含以下特征：（1）這是一個建立在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礎之上的、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的、以市場經濟為基本框架的經濟體制；（2）這是一個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從而擁有獨立法人的經濟體制；（3）這是一個在資源配置中以市場為主要調節方式的、市場調節和國家宏觀調控有機結合的經濟體制；（4）這是一個有著基本合理的靈活的價格體系從而價格能夠比較靈敏地反映社會勞動生產率和市場供求關系變化的經濟體制；（5）這是一個依據按要素分配和按勞動分配相結合的原則促使社會成員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經濟體制；（6）這是一個基于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為趨于合理化從而在政府的宏觀調控和戰略指導與微觀經濟主體的自主行為之間尋求協調平衡的經濟體制 。在這樣的經濟體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從國民經濟運行、企業經濟活動、個人經濟行為三個層次分別考察，探討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和經濟改革的基本路徑。在發展目標的研究中，兩個最為關鍵的問題是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給定的經濟體制之下研究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兩大社會經濟目標。由給定經濟體制條件下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實證分析轉入有關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確定的規范分析，反映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探討的深化。社會主義發展目標是一個包含社會發展目標和經濟發展目標的綜合體系，這種目標體系的動態相對平衡性要求在制定發展戰略的時候注重多種目標的統一協進，并考慮到在目標的變動中社會承受能力的強度。在對“人”的研究中，厲以寧先生始終以一個關注民生的經濟學家的姿態，主張“對人的關心和培養是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認為在理想的社會制度中，人應該成為全面發展的人，他們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潛在能力，不斷深化自身歷史使命的認識，社會生產發展的最終目標與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達到統一。以這種人文關懷的理念為出發點，厲以寧先生對平等與效率問題、社會福利的基本含義問題、人的地位的社會評價標準問題、社會主義民主問題等進行了廣泛深刻的探討 。
六．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
發展經濟學作為經濟學領域一門新興的學科，在最近幾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學術界公認的成果。但是發生在中國的廣泛而深刻的制度變遷卻給發展經濟學提出了嶄新的挑戰，這種挑戰不是對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對發展經濟學基本研究對象所提出的挑戰：中國制度變遷中面臨的轉型和發展的雙重使命是傳統發展經濟學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題。所謂轉型，是指中國的經濟體制要從初始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逐漸過渡到與國際主流社會相一致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所謂發展，是指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要從不發達的狀態逐步走向繁榮富強的發達狀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這種轉型發展的雙重背景之下，中國經濟所面臨的許多命題諸如資本形成、人力資本培育、市場化、企業家成長等，都與傳統發展經濟學有著不同的內涵。由于傳統的僵化的經濟運行機制和長期積淀的傳統社會結構的合力影響，強化了中國轉型發展的特有的路徑依賴特征，逼使許多經濟學家在正統發展經濟學的教條之外尋求中國獨特的轉型發展之路。厲以寧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講演中，一直關注于轉型發展問題的研究，堅持“在轉型中發展，在發展中轉型”的基本觀點：所謂在轉型中發展，就是要在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創造經濟發展的條件，而在這種體制變遷中，最為核心最為關鍵最為艱巨的使命是重新構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所謂在發展中轉型，是指通過經濟發展增加社會對劇烈的體制轉軌的承受力，增加整個社會力量對改革事業的支持和理解，從而更加深入地推進以市場化為根本指歸的經濟體制變革 。針對中國在轉型發展初期所面臨的特殊社會經濟背景，厲以寧先生提出了中國轉型發展的三個基本命題：以構造市場經濟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相比于價格改革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的失業問題相比于通貨膨脹問題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增長分析相比于貨幣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這三個命題之外，厲以寧先生還對與轉型發展密切相關的宏觀經濟調節、社會協調和觀念更新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對關系中國轉型發展的重大課題諸如區域經濟發展和反貧困、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等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關于第一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以產權改革為中心的改革既是實質性的，又是漸進性的，“實質性”意味著產權改革將徹底改造深受傳統體制束縛的微觀經濟主體，從而實現中國真正的市場化改革，而“漸進性”意味著中國產權改革的路徑選擇將擯棄激進論者的路線而采取較為謹慎的推進戰略，以最小的社會震蕩成本換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厲以寧先生在產權改革上的這種立場，一方面將自己與以維護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為依據而對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態的保守人士區別開來，另一方面又與那些主張效仿蘇聯東歐的經濟轉軌模式從而對中國實施大規模徹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進人士劃清了界限。以股份制為新企業體制的目標模式促進中國盡快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現代企業制度，以股份制改造為突破口完善和促進中國企業的管理模式變革和體制創新，是厲以寧先生產權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張，經過十幾年的改革實踐的檢驗和學術界的長期論爭，股份制已經成為我國企業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 。關于第二個命題，厲以寧先生歷來主張“就業優先兼顧物價基本穩定”的經濟發展戰略，在政府宏觀政策目標體系中將就業目標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強調，認為惟有將就業置于突出地位即把發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準，使社會得以穩定協調發展，除非是在物價急劇上漲而引起社會強烈動蕩的特殊情形之下。而產權改革和就業優先這兩個政策主張在邏輯上是相輔相成的：產權改革的順利進展帶來的企業發展將為就業問題的解決提供寬松的環境，而就業目標的優先策略帶來的良好就業態勢又可以減少產權改革引發的社會震蕩，降低產權改革的社會成本。關于第三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盡管貨幣流量分析是現代宏觀經濟分析中常用的說明經濟增長與波動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國在經濟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分析對象的特殊性，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具有較大的局限性，而經濟增長分析比較適宜于研究轉型發展中的中國經濟。中國不但是一個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而且是一個處于非均衡狀態的發展中國家，在這種特殊的轉型發展背景之下，體制的非單一性、市場的不完善、非經濟因素對經濟運行的有力干擾、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狀態長期存在、隱蔽失業和隱蔽通貨膨脹的公開化等，都使得傳統的貨幣流量分析方法無法對困擾中國轉型發展的諸多問題進行有說服力的準確的闡明，而更為嚴重的是，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對中國轉型發展的扭曲解釋會使我們的戰略決策受到相當的誤導，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和轉型戰略的制定。具體而言，貨幣流量分析無法說明通貨膨脹、失業和經濟中的短線部門“瓶頸”制約背后真正的體制與結構根源，而由這種分析方法所導致的將治理通貨膨脹置于首位的經濟政策選擇會嚴重忽視就業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同時貨幣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長戰略在處于特殊轉型發展時期的中國是缺乏現實意義的。
七．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道德問題并非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命題，經濟學的核心命題是資源配置和效率增進。然而經濟學并不是不涉及道德問題，相反，在對經濟學的許多命題的最終解答中，價值判斷和道德判斷似乎總是難以回避的。但是經濟學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給定的道德規范和價值體系下進行分析，它把人們的“偏好”、“價值觀”、“生活目標”、“社會公德”等等當作外生的經濟學體系之外決定的變量來看待，當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條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種給定的道德準則、社會規范范圍內，進行經濟學分析，告訴人們如何行為、如何選擇、如何決策、如何配置資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目標，增進自己的幸福 。經濟學和道德哲學的這種學術分野并未成為經濟學家關注道德問題的阻礙，事實上，每一個嚴肅的有著人文關懷的經濟學家必然懷有道德憂患意識，在20世紀末中國學術界有關道德問題的饒有興趣的論爭中，許多經濟學家以其精彩的論述和獨特的理論視角引起倫理學家們極大的關注。經濟學家“不務正業”介入道德研究領域，在世紀末的中國似乎具有某種象征含義：在中國由傳統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變遷的進程中，經濟學家對倫理道德問題的普遍的強烈的關注不僅反映出學者的強烈的道德憂患意識和社會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個社會在制度轉型期面臨道德規范的混亂與道德意識的迷茫時對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喚與強烈渴求 。
厲以寧先生是國內經濟學界較早關注道德倫理問題的學者之一，從他許多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試圖從倫理學的視角對經濟學的諸多范疇進行規范分析的努力 ，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其理論進路與倫理學家的相異之處在于，他并不將眼光貫注于有關道德的是非判斷與善惡評價，而是將道德置于整個經濟運行體制中去考量，探討道德在經濟發展和經濟轉型中對經濟運行的調節作用。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由于存在著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情形，因而單純依賴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就不能達到預期的經濟運行目標，而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所遺漏的空白，應該由習慣和道德調節來填充和彌補，在交易活動中如此，在非交易領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厲以寧先生提出，道德調節和習慣調節是超越市場和超越政府的一種調節，它的社會整合和經濟調節功能介于作為“無形之手”的市場調節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調節之間，作為第三種調節起作用，共同維系和引導著整個經濟的和諧有效的運轉 。習慣和道德調節的力量來自于經濟中的行為主體內部，即來自每一個行為者自身，它表現為各個行為者按照自己的認同所形成的文化傳統、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則來影響社會生活，使資源使用效率發生變化，使資源配置格局發生變化。因此，習慣和道德調節的約束力和有效性取決于社會成員對群體的價值觀念和傳統信仰的認同程度的高低，取決于社會成員建立在共同價值譜系基礎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換言之，道德作為維系社會運行的一種手段，是通過各個行為主體自身的道德約束和相互之間的道德約束從而形成一種滲透于社會生活的道德風尚，它使得經濟行為主體對他人的行為和社會前景形成穩定的預期，以此為整個社會經濟運行提供一種道德坐標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為我們探討經濟學中的一些規范問題諸如效率與公平等提供了新鮮而有說服力的視角。厲以寧先生認為，效率具有雙重基礎，即效率的物質技術基礎和效率的道德基礎，單純用物質技術因素來闡釋效率是不夠的，事實上，物質技術因素只能產生常規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夠真正挖掘效率增長的潛力從而產生非常規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這個結論已經被經濟史中無數例證以及管理學的現論所證實。道德視角的引入同樣可以加深我們對于公平的標準的理解。從收入的絕對或相對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個客觀統一的尺度，類似的，用機會平等來測度公平同樣會遺漏下許多難以解釋的空白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公平以對群體的認同為基礎，在一個群體內部，成員對群體的認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強，當社會中的成員從其處于超利益的考慮而參與的群體中普遍感到一種受到尊重和和諧的氛圍，其公平感就會增進社會的協調的效率的提高。
厲以寧先生強調道德力量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個“道德烏托邦主義者”或“道德萬能論者”。第一，他一直強調道德激勵與利益動機的相容性。社會成員的道德的自我激勵使他們激發起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標的實現而努力的熱情，自愿地在個人利益和公共目標沖突時將公共目標的實現置于個人利益之上，但是，社會群體對于個人正當利益動機的尊重是社會成員實現自我道德激勵的必要前提，而社會成員的持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既來自自我的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也來自自我的正當的利益動機。第二，他始終重視現代社會運行中法律的作用。從制度經濟學角度來看，習俗或道德傳統屬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屬于正式制度，在現代社會中，社會習俗和道德文化傳統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與政府的法律規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確立著社會成員的行為準則。習慣和道德調節在社會經濟運行中起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協調功能，但是，習慣和道德調節必須以法律的規定作為邊界，不能違背現行的法律規范。第三，他關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張建立一套嚴密的篩選機制、保障與激勵機制、約束與監督機制，以此規范政府的行為。政府是一種通過自己的立法行為為社會經濟運行提供強制性秩序的組織，政府的成員需要有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調節行為必須建立在符合法律規范的基礎上，需要建立一種由公眾實施的監督和約束機制，促進政府行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濫用權力而對社會秩序造成的破壞。
處在制度轉軌關頭的中國既需要經歷經濟體制變遷的洗禮，又必然經受倫理道德體系和文化傳統更新的陣痛，對于一個具有長期集中計劃經濟傳統并擁有豐厚的歷史道德資源的國家來說，這種經濟體制與道德傳統的雙重變遷的使命注定是意義深遠而步履艱辛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時又具有長期性和漸進性。
八．結束語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那就是，我們有幸生活在一個中國偉大變遷的時代，我們目睹這個曾經飽受患難的國家重新以一種難以置信的勇氣和信心，向著民族復興的夢想靠近。而尤其令我們感到榮幸的是，作為經濟學的研究者，中國在當代經濟發展中所經歷的巨大變遷為我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無可比擬的豐富而生動的素材，這是時代賜予經濟學者的寶貴的際遇。而經濟學界諸多學派之間嚴肅的探討、論戰和爭鳴，不但促進了經濟學科的繁榮，也為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理論視角。厲以寧先生是同時代這些優秀的經濟學家當中的一個，假若以對中國經濟學術界和中國經濟改革決策的影響力作為衡量標準，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獨特的理論進路、勇毅的創新精神、堅實敏銳的現實感和嚴密宏大的理論體系，為中國經濟改革思想貢獻了豐富的思想資源，確立了自己在當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學家，他以深遠的憂患意識對國家命運和民生的關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著一種強烈的人文精神，充滿終極關懷的意味。當然，如同所有深受傳統經濟體制和傳統經濟學知識結構影響的經濟學家一樣，厲以寧先生的理論體系和論證范式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所遺留的深刻的印記，對此，厲以寧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歷史使命”，中國經濟學的繁榮昌明有賴于中國經濟學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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