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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政法研究范文1
關鍵詞：酸雨污染；監測數據；污染現狀；污染特征；發展趨勢
收稿日期：2011-03-31
基金項目：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973課題（編號：2005CB4222）資助
作者簡介：王安群（1962―），女，江西吉安人，副教授，高級工程師，主要從事環境監測研究工作。
中圖分類號：X7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9944（2011）05-0001-05
1 引言
湖南省位于中國南方中部,居北緯24°39′～30°38′,東經108°47′～114°15′；面積21萬km2。因地處洞庭湖以南而得名“湖南”,又因境內最大河流湘江而簡稱“湘”［1］。我國對酸雨研究較晚,1972年開始了對酸雨的監測,1982年進行了酸雨普查,湖南省屬于酸雨的污染較嚴重的地區之一,對酸雨的成因研究以及防止酸雨的對策研究顯得十分必要,本文主要利用湖南省2000～2009年10年的降水常規監測數據,對酸雨污染、特征、分布及發展趨勢進行比較深刻的分析和探討。
2 布點、采樣與數據處理
酸沉降受許多客觀因素的影響,諸如氣象條件、地形地貌、地理位置、社會經濟狀況、大氣環境質量等,鑒于這一點和本課題要求,采取以代表性區域點為主,城市區域點和背景點為輔的網格布點法,同時兼顧以下要求和標準。從20 世紀90 年代初開始,湖南省設立36 個監測點［2］對酸雨進行了連續監測,自北向南分別為岳陽、常德、益陽、張家界、吉首、長沙、株洲、湘潭、邵陽、懷化、衡陽、永州、郴州、婁底。大氣降水的主要測點設立在市區,其中長沙、株洲、常德、懷化、益陽、衡陽6個城市設立了對照點。測點均按照國家環保局《環境監測技術規范》要求進行采樣,實施逢雨必測,2000～2009年共收集了16 871個降水樣品,本文引用的濕沉降數據主要是SO-4濃度、NO-3濃度、pH值和酸雨降水頻率；干沉降為SO2和NO2數據。
酸雨采樣分手工采樣和自動采樣［3］。從2004年開始長沙株洲、湘潭、岳陽、懷化、婁底和吉首7個城市配置了降水自動采樣器。衡陽、邵陽、常德、張家界、益陽、郴州、永州等地級市與有關縣級市為手工采樣。
監測結果處理，降水pH值的月、年均值計算采用氫離子濃度雨量加權法。SO-4、NO-3濃度平均值按雨量加權算術平均值計算。
3 2000～2009年湖南省酸沉降監測情況
3.1 2000～2009年湖南省降水pH值年均值和酸雨降水頻率情況
2000～2009年10年間,由表1可見,全省138個pH值年均值,pH值大于5.6的有19個,占13.77%,pH≤5.6的數據為119個,占86.23%。pH值小于4.0（含4.0）的占3.62%,pH≤4.5為25.36%,pH值在5.0～5.6之間（含5.6）占15.94%。10年pH值年均值均小于5.0的城市有長沙、株洲、懷化和婁底市,占城市的28.6%,10年pH值均值均小于5.6的城市除長沙、株洲、懷化、婁底外,還有邵陽、常德、益陽、吉首共8個城市,占城市比例的64.3%。
2000 ～2009年全省酸性降水頻繁,降水酸雨頻率（平均值）排序依次為懷化（91.25%）＞長沙（85.3%）＞益陽（77.6%）＞常德（77.3%）＞株洲（75.6%）＞吉首（71.9%）＞婁底（68.1%）＞張家界（60.7%）＞衡陽（55.1%）＞湘潭（52.0%）＞邵陽（51.5%）＞岳陽（48.9%）＞郴州（16.8%）＞永州（13.8%）。
表1 2000～2009年14城市降水pH值年均值及酸雨降水概率（%）數據
3.2 2000～2009年湖南省降水pH值月均值和酸雨降水頻率情況
2000～2009年全省每月酸雨頻繁。降水酸雨頻率20%～30%的占1.67%,30%～40%的占2.5%,40%～50%的占13.33%,50%～60%的占15.83%,60%～70%的占18.33%,70%～80%的占31.67%,大于80%的占16.67%,降水酸雨頻率出現較為集中的區域在70%～80%。2000～2009年10年全省每個月的降水都為酸性降水,其中pH≤4.5占42.5%,pH范圍為4.5～5.0占45.0%,pH＞5.0占5.0%（表2）。
表2 2000～2009年湖南省降水pH月均值及酸雨降水頻率（%）數據
3.3 2000～2009年降水中離子含量和主要影響因素
4 湖南省酸沉降特征
4.1 酸雨污染區域分布明顯
2000～2009年統計的湖南省主要城市pH值以及對酸雨控制區的劃分中,年均pH值在4.5以下的城市被列為重酸雨區,同時根據國家對于“兩控區”酸雨污染控制的要求,評價湖南省酸雨的污染情況,Ⅰ級平均值pH>5.6的少（無）酸雨污染的城市有郴州、永州市,占14.3%；Ⅱ級（pH5.0～5.6輕酸雨區）:衡陽,邵陽、岳陽、湘潭、張家界，占35.7%；Ⅲ級（4.5～5.0中酸雨區）:株洲、常德、益陽、吉首、婁底，占35.7%；Ⅳ（重酸雨區）:長沙、懷化，占14.3%。
從全省各城市降水pH等直線（圖2）分布及湖南省酸雨的空間分布看,pH略有下降,工業污染和生活污染排放大量的SO2及當地地形地貌特征等因素對酸雨污染的地區分布影響較大。酸雨污染尤以長沙和懷化嚴重,屬于酸雨嚴重地區。所以湖南省酸雨分布以長沙為中心的湘江谷地和以懷化、吉首為代表的湘西北地區。
4.2 降水pH值的季節分布,酸性降水季節差異明顯
全省酸性降水頻繁,一年四季均可能發生。春季和冬季的pH值相對與其他兩季值較低,pH較高值主要發生在夏、秋兩季,總體來說春季＜冬季＜夏季＜秋季。降雨量超過1 000mm/月的月份主要在5～8月,5月的平均降水量最大?？傮w上,1～7月份酸雨發生頻率和降水酸度呈逐漸降低趨勢,從8月份開始,酸雨發生頻率又逐漸升高。1月份的酸雨頻率最高達79.65%,7月份最低為43.48%,每年11月至次年3月城市酸雨污染較為嚴重,最嚴重的為12月份,其次是2月份；有9個城市的10年pH年月均值全部小于5.6。
4.3 10年間降水質量變化趨勢
為了衡量酸雨污染變化趨勢及其在統計上有無顯著意義,采用國家環保具推薦的Sperman秩相關系數法來檢驗湖南省酸雨的發展趨勢,運用連續10年的監測數據,選用降水pH值、酸雨頻率進行檢驗,分析結果表明10年期間,全省14城市中湘潭、衡陽、岳陽、益陽降水pH值呈上升趨勢,酸雨污染略有緩解,其他10個城市降水pH值呈下降趨勢,酸雨污染加重趨勢明顯,張家界酸雨污染加重趨勢明顯,呈顯著性下降趨勢。
4.4 湖南省酸雨為典型的硫酸型污染
降水的酸堿性是陰陽離子共同作用的結果,由年、月的離子統計值可知,全省城市降水中陰離子主要以SO2-4為主,陽離子則以NH+4和Ca2+為主,為典型的硫酸型污染。這是由煤煙型空氣污染所決定的。
全省酸雨具有分布范圍廣,降水pH≤5.6的等值面積大,酸雨頻率高和降水pH值等特點,為國內嚴重的酸雨區之一。
4.5 干沉降對降水酸度的影響
SO2濃度排名的是株洲、長沙、吉首、湘潭、張家界、懷化、常德和衡陽,這些也都是pH值較低以及酸雨頻率較低的城市。而永州和郴州SO2是全省最低和次低的城市,相應它們也是湖南省的無酸雨和輕酸雨地區。NO2含量前5名的是長沙、湘潭、株洲、衡陽和懷化。因此,空氣質量SO2和NO2濃度較高的城市,pH值較低。
4.6 湖南省酸雨面積變化趨勢
由圖2可見,2000年、2005年和2009年的pH等值線可知,在2000～2005年間,湖南省的酸雨面積由原來的以懷化、湘江谷底的重酸雨區,向西北方向擴展,面積上使整個張家界、常德的湘西北地區都為重酸雨區；而以邵陽為中心的輕酸雨區向西移動,出現了郴州非酸雨區、永州為輕酸雨區。從2005～2009年間,在維持以上的情況下,湘潭、益陽地區的降水pH值有所提高,酸雨污染情況有所緩解,總的來說10年間的酸雨面積有明顯擴大的趨勢。
5 湖南省未來酸雨的發展趨勢預測
10年來湖南省不斷加大經濟結構和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力度,國民經濟將保持穩定增長的態勢。在此期間,交通運輸條件將得到進一步改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將繼續加強、能源消費構成中煤炭的比重略有下降,但仍然為主導地位,并且雖然煤炭在總能源中的比例下降,但是總量在增加,見表4。
表4 單位GDP能耗（標準煤/萬元）與每年的耗煤量［4］
同時石油、天然氣需求旺盛,電力在終端能源消費中的比重將進一步加大,能源供應的緊張狀況將有所緩和,能源節約和環境保護任務依然艱巨繁重。
隨著公路路網的不斷完善和經濟快速發展,各類民用車輛迅速增長。至2009年底,全省民用車（汽車、電車、摩托車、拖拉機、掛車和其他類型車等6類車）擁有量為583.24萬輛,比2008年底增加124.32萬輛,增長27.1%；機動車駕駛員671.91萬人,增長20.4%。2009年,全省平均每天新增民用車3 406輛。
隨著煤炭消費量的增加,未來湖南省的大氣SO2 濃度和S 沉降亦呈現增加態勢,同時隨著汽車擁有量的增大,NOX的濃度和N的沉降同樣呈增加態勢,而兩者又是影響湖南省降水pH值的主要因數,因此,湖南省的降水酸雨有加重的趨勢。
參考文獻：
［1］ 華夏經緯網絡信息中心.湖南概況［R］.長沙：湖南省人民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2008.
［2］ 湖南省環境保護局.2000～2009年湖南省環境質量報告書［R］.長沙：湖南省環境保護局，2009.
［3］ 許 晶,萬小卓.湖南省酸雨普查現狀、污染控制對策及監測工作建議［J］.湖南有色金屬，2004（6）：33～36.
西南政法研究范文2
【關鍵詞】并購重組 事件研究法 累計超額收益率
一、引言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企業的并購重組已成為我國企業戰略的重要一部分。中國企業并購重組的步伐不斷加快，而軌道交通裝備制造業作為“中國制造”的重要行業，也開始嘗試并購重組這項改革。
此次并購是世界最大的兩家軌道交通裝備制造商――中國南車和中國北車合并，意義不單單在于有利于企業自身的發展，而是上升為把高鐵“走出去”的國家戰略。本次整合高鐵資源被認為是落實高鐵走向國際市場過程中的重要舉措。因此，對中國南車和中國北車并購重組績效進行評價研究，分析并購重組對績效的影響顯得尤為重要。
文章采用事件研究法對并購重組進行績效評價，事件研究法由Ball& Brown（1968）創造，主要被用于檢驗事件發生前后價格變化或價格對披露信息的反應程度。國內外學者對此進行了大量的實證檢驗分析，比如國外的學者Jensen和Ruback（1983），Neely（1987），Conn和Connel（1990）和Masulis，Wang和Xie（2007）；國內的學者余力、劉英（2004），宋希亮、張秋生（2008）和李青原、陳曉（2011）。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
文章采用事件研究法，它以特定事件日為基準，通過研究事件日前后股票收益的變化，通常采用累積超額平均收益率（CAR）指標來衡量標的股票價格因為該事件所受的影響。
（二）模型構建
1.事件定義
關于事件日的確定，本文選擇國資委同意中國南車和北車并購的公告日2015年3月5日；其次確定事件窗口，本文以公告日前后30天作為事件期；最后確定估計窗口，本文以公告日前150天至公告日前30天為估計期，共120天，以此來估計期來估算標的股票的期望報酬率。數據主要來源于招商銀行即時交易軟件。
2.CAR的估計
為觀察標的股票是否因并購重組而有顯著變化，需對事件期內CAR進行統計檢驗，本文將采用T檢驗。CAR值顯著大于零，說明并購效益為正，市場參與者認可這次并購重組活動。
三、實證分析
根據上述方法計算出中國南車和中國北車的CAR，如圖1所示，兩股在區間[-29，-25]天CAR已有上升，且CAR值均顯著大于0，這并不能完全說明存在“信息泄露”問題，主要原因可能是兩公司2014年12月30日已宣布兩者并購重組的消息，投資者已根據此消息建倉，拉高股價。在整個區間內，兩股的CAR曲線圖基本一致。圖1顯示[-1，1]天CAR變為負值，說明市場對國資委宣布同意兩公司并購重組價值提升的反應趨于穩定，在此案例中利好消息反應可能存在2天滯后。在區間[-21，13]天CAR變化平緩，基本均為正值，說明并購重組提升了企業價值，市場對公司價值的增加給予肯定。自14天起CAR波動加大，出現明顯的正超額收益，CAR逐漸增加，22天達到最高至9.72%，說明市場普遍看好中國南車這次收購重組能帶給企業的價值增值。據圖1所示，中國北車亦是在公告日后兩天CAR值有所上升，說明并購的利好影響可能存在滯后性。在[15，25]區間內CAR顯著提高，說明投資者將上市公司的并購重組視為股價利好消息，紛紛買入公司股票，進而導致了成交量和收益率顯著放大。
四、結論與缺陷
本文選取國資委同意中國南車和北車并購重組的事件為研究對象，以并購重組公告日前后30天為事件窗口，運用事件研究法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公司在并購重組后的績效得到了顯著提高，產生持續的累計超額正收益，然而可能由于事件窗口期的選取，在宣告日并未出現明顯的累計超額收益的增加或減少。本文的缺陷在于事件期的選取，由于兩公司宣布合并日無相應股價數據，所以采用國資委同意兩者并購的宣告日，可能造成一定誤差；運用的檢驗方法較少。在今后的研究中，將采用相應數據運用更全面的檢驗方法進行研究。
參考文獻
[1]宋希亮，張秋生，初宜紅.我國上市公司換股并購績效的實證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08（7）.
西南政法研究范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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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政法研究范文4
本刊記者（以下簡稱“記者”）：李院長，您好！我們知道，2010年西南政法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更名為“全球新聞與傳播學院”，這是在您擔任院長后的一次重要改革，那么學院更名后與之前在發展的目標及教育模式上有怎樣的變化？
李院長：您好，很高興接受貴刊采訪。2015年是西南政法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建院20周年。我們學院是重慶市第一所經教育部正式批準建設的新聞學院，籌建于1994年，1995年開始面向全國招生。在我國法科大學里第一個開設新聞學專業，是全國第一家以法制新聞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特色新聞學，在重慶市具有填補學科空白的開創性意義。我院在辦學之初，就明確地提出了“主新輔法”的培養模式，形成新聞學和法學相結合的獨特學科交叉優勢，并整合了西南政法大學的法學、哲學、文學、管理學等學科資源。提出以培養具有“媒介視野、法律正義、社會責任”的高素質法制新聞應用人才為目標，并逐漸形成“媒介視野、法律正義、社會責任”三者并重的辦學特色。
學院2010年更名為“全球新聞與傳播學院”，這是我們保持發展法制新聞特色辦學15年之后的一次理性拓展。經過全院師生的努力，2010年12月，我院成為重慶市高等學校實驗教學示范中心;2010年，新聞學專業被確立為教育部財政第六批高等學校特色專業建設點;2011年，新聞傳播學學科成為重慶市“十二五”重點學科;2013年12月，新聞學專業入選重慶市“三特行動計劃”特色專業建設項目;獲得中央財政支持地方高校發展專項資金支持，先后建成了新聞演播實驗室、新聞編輯實驗室、新聞節目制作實驗室、數字媒體制作實驗室、5.1數字環繞聲實驗室，擁有重慶高校新聞傳播學類實力最強大的實驗教學平臺。
與此同時，學院成立了“法治新聞研究中心”、“世界與中國議程研究院”、“廣電與新媒體研究院”，這三駕馬車成為學院科研的創新高地，每年產生大量的科研成果，并反哺到教育教學之中，同時也為地方政治文化發展服務。堅持“法治新聞”與“國際視野”的研究特色，形成了明確的研究方向：新聞與法治、國際新聞、影視與新媒體、政治傳播。經過20年發展，新聞傳播學科已成為重慶領先、西部一流、全國有影響力的新聞傳播學科。2013年，教育部第三輪學科評估中，學院新聞傳播學科位列全國第二十三位、西部第三位、重慶第一位。
記者：全球新聞與傳播學院的特色是以全球新聞視角打造國內一流新聞學科，請您談談，貴院具體是如何去做的？貴院在全球化新聞教學方面，對未來還有什么思路和愿景？
李院長：我院在學科建設方面一直立足國內、放眼全球，實行國際化辦學，主要是從以下六個方面著手：
第一，每年舉行1～2次國際學術會議，這些會議的成果已引起國內外的重視，部分成果已寫入政府文件。2010年1月12日，我院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共同主辦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聞教育改革國際研討會”。重慶市市長黃奇帆、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主任趙啟正、巴基斯坦駐華大使、尼泊爾駐華大使以及中外新聞學院院長、教授等百余人參加了大會;2010年12月29日，主辦了“喜馬拉雅論壇暨喜馬拉雅研究所成立儀式”，尼泊爾副總理親臨會場;2010年7月舉辦了西部新聞教育師資培訓班，邀請了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中國傳媒中心4位專家進行授課，西部多所高校教師參加了培訓;2011年7月18日～19日，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清華大學聯合舉辦“新聞采訪寫作課”師資培訓班，來自全國30多所高校新聞學院的50名老師參加了此次會議;2012年12月1日，與聯合國文明聯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主辦了2012亞洲媒介素養教育大會，來自日本法政大學、東京學蕓大學、尼泊爾特里布汶大學、澳大利亞麥考瑞大學等高校院所的50多位學者、嘉賓出席會議，包括我院在內的國內外13所大學和院所被授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媒介素養與跨文化對話協同教席資質。
第二，鼓勵學院教師赴國外訪學。2011年以來，學院相繼有十余位教師前往加拿大渥太華大學、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美國華盛頓大學、美國布朗大學、美國西北大學、美國俄勒岡大學、美國蒙大拿大學等國外著名高校進修或訪學。
第三，鼓勵學院教師“走出去”參加國際學術會議。近3年來，我院教師赴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俄羅斯、日本、韓國、巴基斯坦、尼泊爾、土耳其、中國香港、中國臺灣等地參加學術活動25人次，參會人員均在會議上發表報告，極大地傳播了學科的影響力。
第四，將國際知名學者和專家“請進來”舉辦學術講座和學術沙龍。近年來，邀請了國際新聞泰斗Seymour Topping教授、澳大利亞麥考瑞大學副校長吉姆?派伯教授、澳大利亞麥考瑞大學Julian Knowle教授、澳大利亞悉尼麥考瑞大學軟實力研究中心主任Naren Chitty教授、美國內布拉斯加大學教授Joseph Weber教授、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新聞傳播學院Jock Lauterer教授、日內瓦大學政治學系主任Paolo Urio教授、日本東京東蕓大學和田正人教授、巴基斯坦大使馬蘇德?汗先生、國際記者中心主席Joyce Barnathan教授、香港城市大學李喜根教授等一批國家知名學者和專家來學院舉辦學術講座，召開學術沙龍，擴展了學科視野。
第五，學院更名后，不斷吸引海外學者和海歸博士加盟。近三年，每年都有2～3位海歸博士加入學院的教學科研團隊。與此同時，我們也請國外新聞傳播學界的專家到校作短期的教學示范。
第六，學生與世界聯系加強。每一年選派學生參加“大篷車課堂”，到斯里蘭卡、圖瓦、巴基斯坦實地采訪。每年夏天，參加奧地利薩爾斯堡全球學生論壇等。
記者：隨著互聯網及移動媒體的發展、媒體的不斷融合以及信息傳播方式的改變，貴學院在教學上，包括對教師的要求以及對學生的培養等，是如何適應當前的新媒體環境的？
李院長：20年來，我院堅守“主新輔法”的教學特色，并融入全球化視角，探索一條契合當今新聞傳播教育變革發展理念、符合高等教育規律的教學改革新思路，確立了“堅守本體、融合開放”的新聞傳播教學理念：堅持以與法學學科優勢相結合的教育培養模式為根本，充分實現不同專業和學科、課內與課外、中心與媒體、學院與海外名校及機構之間的融合與交流，通過全面、立體、包容和開放的教學體系建設，培養具有“媒介視野?法律正義?社會責任”的高素質法制新聞宣傳人才和具有國際視野的新聞傳播人才。要求教授實務的教師要到實務部門掛職培訓一年，這項工作已經開展了三年;要求教師要有海外學習背景或海外訪學背景，這項工作已開展了五年。
為了適應新媒體對人才的要求，學院近幾年在人才引進上也進行了調整，除了引進國內外知名高校新聞傳播類的博士畢業生，同時也引進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學科的博士，形成科研團隊，進行交叉學科的研究。
在本科教學模式的改革創新中，提出向課堂要質量，組織了七個教學團隊，在教授、副教授的帶領下，對課程進行了大膽的設置，對教學方式進行了大膽的創新，融入更多實務教學的內容，一些課程采用雙師教學，本院和實務界教師共同授課。
記者：目前國內一些新聞院系存在理論與實踐脫節的頑疾，談談您是如何處理這一問題的？
李院長：在我國，一些院校的確存在理論和實踐脫節現象。我院在教學方式上，盡力為學生搭建實踐平臺，主要有六大方面：第一，與《重慶商報》聯合培養新聞傳播本科創新實務人才。2015年3月26日，與《重慶商報》聯合推出的培養新聞傳播本科創新實務人才――“藍鯨計劃”啟動。根據“藍鯨計劃”培養方案，學院選拔本科生進報社實習，雙方通過互聘方式實現校企雙方深度合作;第二，與CCTV社會與法頻道合作創建研究基地。CCTV社會與法頻道研究基地創建后，深度訪談欄目《崛起》《熱點面對面》等均在我們新聞演播實驗室完成節目制作，學生參與節目制作的全過程;第三，與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創建節目評估西部研究基地。2013年5月18日，學院承辦了“移動互聯與媒介創新高峰論壇”，國家廣播電視總局西部節目評估研究基地正式掛牌;第四，與零點研究咨詢集團簽署了《協同創新戰略合作協議》，共建“西政――零點媒介傳播基地”;第五，創建了29個校外教學實習基地，已覆蓋北京、上海、廣東、海南、四川、云南、貴州、廣西、重慶，初步形成立足重慶、輻射西南、北上南下東進的格局，滿足了學生實習的需要;第六，與國外名校合作辦學。學院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美國的北卡羅萊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美國俄勒岡大學、英國的倫敦大學國王學院、法國圖爾大學、法國巴黎三大新索邦大學等國外高校和科研單位建立了多種合作關系。
我院不斷嘗試創新教學方法和教學模式推進教學改革。第一，設立“大篷車課堂”。大篷車課堂的基本理念是“走在路上的新聞”，邊走邊思考邊采訪邊成稿，即“不斷思考+不斷實踐”。“大篷車課堂”由學院教授帶領本科生和研究生到國外進行實地采訪和實習，目前我們已到訪的地點包括巴基斯坦、圖瓦、斯里蘭卡、蒙古人民共和國、薩爾斯堡;第二，創建社區媒體平臺。我們創辦了重慶首張面向社會的《回興社區報》，每期30名學生全程參與，每期2000份，還形成了依托一份報紙、一個網站、一個微博和一個公共微信，構造了一個立體的《回興社區報》媒體平臺;第三，設立新生研討課。為新生開設新生研討課這種模式20年前始于哈佛大學，它是國內高校前沿的教學方法，這種模式2011年被引入新聞課堂，成為我院本科教學改革的重要舉措之一，新生研討課以講座形式為新生開設10堂新生研討課，全部由國內知名學者、實務界精英和本學院教授擔任主講教師;第四，堅持情景教學法。情景教學法在新聞學、廣播電視學專業的教學中廣泛運用，如定期舉行模擬新聞會、模擬公務員面試、模擬現場采訪等;第五，鼓勵學生創辦院報、院刊、院欄目?！缎聢蟆肥俏覀儗W生創辦的院報，《西政觀察》是院刊，《西政故事》是品牌視頻欄目。特別是《西政觀察》憑借其獨到理性的視角、針砭時弊的文風，在廣大同學中擁有很大影響力，連續多年榮獲“重慶市校園刊物研討會報紙類”一等獎;第六，每年舉行“新聞傳播杯”專業技能大賽，內容包括文章縮寫、改寫、新聞標題、新聞導語、電腦排版、數字攝影、網頁制作、文字錄入、電視節目制作等，夯實專業基礎;第七，每年舉辦記者節活動月。每年11月份是我們學院學生記者節活動月，一般分為 MTV大賽、PS大賽、法制新聞攝影大賽及以法治為題材的短劇大賽。
西南政法研究范文5
就在“川妹子”、“米脂婆姨”等品牌叫響全國保姆市場之際，2月29日，重慶江北區的雷先生也開始了包裝“重慶保姆”的系列行動：向重慶西南商標事務所遞交“好管家？渝妹子”商標注冊申請，同時向有關部門申請注冊與商標名稱相同的網絡實名和互聯網域名。業內人士稱，“好管家？渝妹子”將有望成為重慶第一例保姆商標，山城保姆從此將擁有自己的專門品牌。
據悉，“好管家？渝妹子”商標包括家政服務、職業培訓、職業介紹等10個項目，幾乎將35類服務類商標一網打盡。
對雷先生的舉動，西南政法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主任張玉敏教授表示，“涉外保姆”、“高級保姆”等現象的出現，說明保姆市場可開發和發展的潛力還很大，將保姆由“游擊隊”整合為“正規軍”，既可以按照民事法律關系來調整，還可以通過行業自律、培訓、競爭等手段來規范，而走品牌保姆之路則是規范和發展這一市場的當務之急。
西南政法研究范文6
西南政法學院1978年開始恢復招生，培養了一大批人才。作為78級大學生，梁治平回憶當時的情形說，“七十年代末有一種振奮的和向上的精神狀態。時代的轉變使每個人都覺得前途光明，社會也還沒有淹沒在物欲當中……終于有了機會重新辦學，老師和學生都很珍惜這樣的機會?！保ㄒ娫摃?47頁）
書中的一幅照片深深觸動了我，這張照片后來被用作《那三屆：77、78、79級大學生的中國記憶》一書的封面，拍的是清華大學77級學生上課的情景：上百人的階梯教室座無虛席，學生衣著樸素，帶著一種近似宗教般虔誠的態度在認真聽課。那個時代沒有多媒體，沒有PPT，更沒有微課、慕課、翻轉課堂，可是為什么老師僅憑一塊黑板、一支粉筆、一張嘴就能吸引學生呢？這不禁使我想到了教育規律。
研究教育理論的人都知道教育規律一說，教育規律還經常出現在領導講話中――“按教育規律辦事”。但是如果有人追問，教育規律到底有哪幾條，教育行政部門是否在按教育規律辦事，相信能給出滿意回答的人不會很多。一般認為，教育的基本規律有兩條，其一是外部規律，其二是內部規律。外部規律揭示的是教育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是說教育要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的制約，并對其產生反作用。教育的內部規律揭示的是教育和人的發展之間的關系，是說教育要受人的身心發展特點和需要的制約，并對人的身心發展起反作用。
從梁治平與馬國川的對談來看，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之所以成為教育的“黃金時代”，主要與當時的社會風氣有關。眾所周知，中國八十年代出現了所謂的“文化熱”，形成了多個有代表性的學術文化團體，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走向未來”叢書、“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中國文化書院、“新啟蒙”叢刊等。與“文化熱”互為表里，大學里人心向學，讀書、思考之風盛行。其時，人們久被壓抑的精神追求得到了釋放，走出文化沙漠的青年期待著用知識改變個人和國家的命運。可以想見，在那樣的社會氛圍中，教師歡欣鼓舞，學生求知若渴，師生目標一致，都想把荒廢的時光搶回來，教育事業遇到了千載難逢的良機。從這樣的時代背景看，“新三級學人”群體的誕生就不難理解了。
對談中，馬國川提及西南聯合大學，梁治平認為兩者有一個相似之處，就是“大家都有理想，對未來充滿憧憬”。如果說西南政法的成功印證了教育外部規律的話，那么用教育的內部規律來解釋西南聯大的輝煌似乎更合理。教育要受制于人的身心發展特點，但是教育又能激發人的主動性，使人知難而進、自強不息。西南聯大雖然偏處西南一隅，且遭遇動蕩時局，但是師生在戰火中悲歌前行，弦歌不輟。他們為國讀書，讀書救國，期待“南渡北歸”，鳳凰涅。強敵入侵、多難殷憂反而令學人動心忍性、剛毅堅卓，面對斷壁殘垣他們精神不倒，人的積極性、主動性空前高漲。因此，在西南聯大艱苦的條件下，華羅庚的《堆壘素數論》、吳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結構及振動光譜》等開創之作完成，陳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等經典論著問世，聯大在簡陋的條件下培養了楊振寧、李政道、任繼愈、何兆武等一批大家。
教育對社會的發展無疑有著巨大的影響，但是教育不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也不能決定社會發展的方向。歷史告訴我們，“教育救國”行不通，而“科教興國”庶幾可行。教育的外部規律反復證明，教育發展受制于社會發展的狀態和水平，這正是“教育之痛”。
教育在人的發展過程中起主導作用，但是，人的發展還受生物、社會實踐和個人主觀努力等因素的影響，片面強調教育的功能將導致“教育萬能論”。學生身心發展有順序性、階段性、個別差異性等特點，教師必須充分尊重這些特點，努力做到循序漸進、學不躐等、因材施教。尤為重要的是，學習者的主動性是教育成敗的關鍵。愛因斯坦說：“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它可激發人的創造熱情、好奇心和求知欲。”教育效果的好壞，端賴學習者興趣之有無。對此，傳統文獻給我們提供了豐富的資源?！秾W記》《論語》等經典文本蘊含著“以學為本”“因學論教”的思想，《學記》通篇以學立論，強調對學習者“導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鬃觿t重視對學生的啟發誘導，提出“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的主張。王夫之也曾經說過，“有自修之心則來學，而因以教之。若未能有自修之志而強往教之，則雖教無益”。
中國傳統教育以自學自修為主流，兩漢經學教育、唐宋書院教育、明清私塾教育概莫能外。近代以降，廢科舉、興學堂，偏重于“教”，夸大了教師的作用。以至于，一提到教育首先想到教師的“教”，而非學生的“學”。于是，但凡教育出了問題，教育者首當其沖遭到責難。“教育之病”，其癥結恰恰在于夸大了教育功能，把教育看成了“萬應碇”。一本影響甚大的教育論著這樣寫道：“現代教育的功能，除了政治功能或作為階級斗爭的工具而外，還有經濟功能，文化功能，人類自我發展功能，改善人口質量功能，提高民族素質功能，保護生態環境的功能，甚至過好日常生活的功能……”其志可嘉，其文可議。
如果把教育功能分為選拔功能和發展功能的話，我認為，在一般性討論教育問題時，人們更看重發展功能而忽略了選拔功能。重視學生的發展是對的，可是認為“每個學生都應當發展，都能發展，都必須發展”而毫不顧及現實條件，那就走向了謬誤。從普及小學到普及中學，以至于倡導高等教育大眾化、普及化，諸多實踐皆以此種認識為基礎。其結果是，許多適合讀職業學校的學生進了普通高中，不適合讀大學的學生進入了大學校園。反思今日中國大學的種種怪現狀，或許可以從這里找到病因。
“教育之病”源自對教育的迷信――認為教育的功能無限，教育者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讓每個人得到發展。其錯誤在于，只看到了教育的反作用，卻忽視了教育受制約的一面。事實上，教育規律是統計意義上的規律，對于總體成立的事實，對于某一樣本則可能是例外。一個人不具備某方面發展優勢，缺乏興趣和進取心，在這樣的前提下要求他進步明顯是違背教育規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