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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經濟制度內涵范文1
縱觀我國，20世紀70年代后期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我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日趨成熟和定型。我們現在比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與此相應，“中國模式”、“中國道路”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日益增強，中國學者提出的概念、分析范式和理論觀點逐漸得到國際學術界的重視，學術話語權不斷提升。
與中國的綜合國力和發展階段不相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話語體系建設存在滯后問題，中國學術思想和學術范式的影響力沒有達到應有的高度。一是對“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的分析主要是在西方經濟學的框架內進行的，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尚沒有形成比較系統和穩定的體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是政治經濟學的中國化、時代化，蘊含著經濟制度、經濟發展、經濟運行的一般規律，完全可以形成科學、規范的話語體系。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話語體系，應把握以下幾點。
第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話語體系要植根于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豐厚土壤，系統展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和發展經驗。馬克思認為，經濟學研究應當“從當前的國民經濟的事實出發”。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快速經濟發展是20世紀下半期以來的世界重大事件，基于中國經驗，完全可以提出新的分析概念和框架，并將其上升到經濟學理論的高度，形成新的經濟學和經濟政策思維。
第二，系統提煉、歸納改革開放以來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創新，形成基本理論命題。從經濟學領域看，改革開放以來的重大理論創新主要是提出了四個重大理論，它們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的內核。一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無論是傳統政治經濟學還是西方主流經濟學，都認為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不能相容。但中國的實踐表明，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能夠很好地融合起來，并發揮好各自的比較優勢，形成新的體制優勢。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迄今為止的一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創新。二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理論。十五大以來，我們黨提出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兩個‘毫不動搖’”、“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等論述，實現了所有制理論的一系列重要突破，形成了比較系統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理論。
三是科學發展理論。經典作家提出了未來新社會中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人類經濟活動與自然界之間的協調等經濟發展方面的基本思想。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在經濟發展目的、經濟發展動力、經濟發展道路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這些經濟發展思想具有普遍理論價值。四是對外開放理論。在馬克思所構想的政治經濟學體系中，世界市場以及資源的國際配置和利益的國際分配占有重要地位。改革開放以來，面臨著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我們提出建立互利共贏、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形成全球化條件下參與經濟合作和競爭的理論和政策思想，使我國經濟逐步融入到國際經濟體系之中。
第三，形成基本的概念和理論假設。思想、認識是通過概念、范疇和理論假設來凝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要有自己的概念、范疇、邏輯體系和基本理論假設，這是從具體到抽象的跨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重要范疇的形成有以下三種途徑。一是對政治經濟學中重要范疇的內涵進行豐富和發展，如勞動、剩余價值、資本等，經過豐富和發展，它們完全可以用來分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二是基于實踐的發展提出新范疇，或對已使用范疇進行規范化和科學化，如產權、混合所有制經濟、共同富裕等，這些范疇的內涵日趨清晰，對現實具有很強的解釋力。三是從西方經濟學中借鑒一些概念范疇，這些范疇反映了現代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除了形成一系列的核心范疇外，還要提出一系列的重要理論假說，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的骨架。這就需要把一些理論突破和重要理論共識上升為理論假說。諸如計劃與市場都是資源配置的手段、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有效政府、共同富裕等等，都可以上升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假設。
第四，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話語體系需要借鑒西方現代經濟學中的科學成分。西方現代經濟學對現代市場經濟運行規律作了比較系統的分析，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分析范式和理論觀點，有些是科學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完全可以借鑒和利用。這是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現代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在中國同樣會起作用。同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要講國際社會能夠聽懂的“普通話”，也需要借鑒西方現代經濟學中的科學范疇和分析范式。
基本經濟制度內涵范文2
［論文摘要］國家經濟安全是指一個國家經濟戰略利益的無風險或低風險的狀態，表現為基本經濟制度和經濟沒有受到嚴重損害，使得經濟危機的風險因素處于可以控制的狀態?；诖硕x，可以設計出國家經濟安全的兩級評價指標體系及其不同的權重確定方法。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凸顯了保證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準確地定義國家經濟安全概念的內涵是建立科學的評價指標體系的前提條件。國內已有的關于國家經濟安全的定義方式，混淆了國家經濟安全與國家經濟發展、國家經濟穩定以及產業安全、區域經濟安全等概念。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國家經濟安全問題再度成為經濟學界的研究熱點之一。然而，由于已有的評價指標體系存在著混淆國家經濟安全與國家經濟發展、國家經濟穩定等不足，使它不能在國家關于經濟安全的決策中發揮應有的作用。而混淆三種評價指標體系的原因首先在于國家經濟安全的定義方式不準確，這直接影響了對國家經濟安全的內涵和兩級評價指標的選擇。
一、對已有定義方式的比較分析
學術界關于國家經濟安全的定義尚未有定論，大致可以分為狀態說、能力說等幾大類。能力說側重于動態評價，狀態說側重于靜態評價。動態評價優于靜態評價之處在于，它不僅著眼于今天，而且著眼于未來；不僅評價現在的能力，還可以評價未來的能力即潛力。缺點是能力只是實現國家經濟安全的手段而非國家經濟安全本身，因為有無實現國家經濟安全的能力或能力大小，還要通過國家經濟安全的狀態來檢驗，具有強大的能力，只是具備了實現國家經濟安全的可能性，不等于國家經濟就安全了。例如，人們曾經認為美國實現國家經濟安全的能力是最強的，但2007年，美國卻不能預測和阻止次貸危機演變為全面的金融危機。當然，從靜態上說，能力表現為狀態；從動態上說，狀態也是一種能力。例如，現在國家經濟安全的良好狀態是實現未來國家經濟安全的能力之一。但未來國家經濟安全是否良好，仍然不能用手段來證明。
國家經濟安全的能力不僅是物質力，也包括變可能為現實的主觀力，因此，評價能力難以得到比較全面的客觀數據的支持，許多指標只能依靠主觀打分。例如，關于國家經濟安全“是指一個國家的經濟競爭能力，一個國家經濟抵御國內外各種干擾、威脅、侵襲的能力，一個國家得以存在并不斷發展的國內、國際環境”［1］的定義，其中，第二、三個指標就很難主要運用客觀數據進行評價。而狀態作為結果，大部分可以用客觀指標來反映，從而使建立定量評價指標體系更為容易，更能作出比較精確的判斷，而這對于國家經濟安全研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國家經濟安全是一個過程。例如，當我們對若干時間點的國家經濟安全狀態進行連續測度時，就可以得出某個時期國家經濟安全變化的走勢圖，從而把握其實現或者受損的規律。但是，過程說依然以狀態說為基礎，因為每個測度點都是對這個時期國家經濟安全狀態的評價。
二、國家經濟安全內涵和一級評價指標的再研究
雖然傳統的狀態說在國家經濟安全定義方式上比較科學，但它在定義內涵的選擇上卻因為過于寬泛而缺乏可操作性。例如，狀態說的多數定義認為：“國家經濟安全是指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經濟利益不受內部和外部因素的破壞和威脅的狀態”［2］，或者“指國家的經濟發展所必需的內外諸要素的安全”［3］，這就把國家經濟安全與國家經濟發展的不同內涵混淆起來了。沒有國家經濟發展的確沒有經濟安全，然而僅僅有了經濟發展，并不等于就有了國家經濟安全。把國家經濟安全等同于國家經濟發展，其結果是，許多關于國家經濟安全的評價指標體系換個名稱就可以變成國家經濟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反之亦然。這種概念的混淆會影響到國家經濟安全評價的準確性。
國家經濟安全也不是國家一般的經濟利益不受內部和外部因素的破壞和威脅的狀態，而是重大特別是根本經濟利益沒有受到破壞和威脅的狀態。趙英認為：“能夠提到國家經濟安全層面來認識，并由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甚至采取強硬手段予以支持的，只能是國家經濟利益體系中的重大國家經濟利益?！保?］雷家骕認為：“國家經濟安全指一國作為一個獨立的經濟體的最為根本的經濟利益不受傷害”。［5］因此，如果把一般經濟利益受損也列為國家經濟安全問題，國家經濟安全研究就會因為漫無邊際而不得要領，或者因為負擔太重而影響其主要功能的發揮。
重大特別是根本的國家經濟利益主要是指那些事關一個國家的經濟前途和命運的戰略利益，而能夠對它們構成嚴重威脅的莫過于基本經濟制度、經濟受損和經濟危機發生這三個主要方面。
1．基本經濟制度
基本經濟制度是把國家經濟安全與國家經濟發展區分開來的重要一級評價指標。由于國家屬于上層建筑，使得國家經濟安全風險不僅來自于生產力領域，而且首先是一個生產關系問題。鄭通漢認為：“國家經濟安全問題是個制度問題”［6］。
西方制度經濟學家在研究國家經濟安全問題時，也按照他們的價值觀，把“自由在未來不會遭受侵害”［7］（P96）作為一個重要標準。經濟制度是占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的總和，而經濟體制是一定經濟制度所采取的組織結構和表現形式，反映的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資源配置方式。國家經濟發展屬于生產力領域，它涉及經濟體制而不涉及經濟制度。
2．經濟
經濟是國家在經濟領域的反映，對內主要表現為經濟發展方針政策的自主制定權、經濟活動的管轄權、重要資源和戰略產業的控制權等，對外主要表現為國際經濟秩序的平等制定權、國際市場的自由利用權等。
首先，經濟是把國家經濟安全與國家經濟發展區分開來的又一種一級評價指標。因為當一國經濟受到侵害時，該國經濟往往仍然在發展甚至因為外資大量涌入而出現一時的繁榮。臺灣地區的中華民國史以及西方《劍橋中華民國史》關于1927年到1937年是中國“黃金十年”的說法，主要根據就是這十年的國民經濟發展速度。但這十年恰恰是帝國主義列強與中國大買辦資產階級相互勾結瘋狂掠奪中國的十年，中國不僅經濟而且政治都受到了嚴重侵犯，其間先后發生了日本帝國主義企圖的“”和“”。20世紀80年代的拉丁美洲國家依附型經濟發展模式通過盲目引進外資發展經濟，一度取得了經濟增長的高速度，但卻付出了經濟受到較大損害的代價。這些情況表明，經濟發展不等于經濟安全，如果一國經濟受到嚴重損害導致經濟不安全，就遲早會影響經濟發展。
其次，把經濟作為國家經濟安全獨有的一級評價指標，也有利于把國家經濟安全與區域經濟安全和產業安全區別開來。因為區域經濟作為一國的地方經濟，它的安全一般不涉及經濟問題；非戰略產業安全較少涉及經濟問題，戰略產業安全涉及經濟問題但不能獨自維護它。例如，應對國際經濟禁運和封鎖就非某個具體產業或企業力所能及，它屬于國家經濟安全甚至國防安全的范疇。再如，糧食和石油在產業安全的視角下，主要是一般商品，但在國家經濟安全的視角下卻主要是公共品甚至是國防公共品。
3．經濟危機
經濟危機風險狀況也是國家經濟安全獨有的一級評價指標，因為經濟危機意味著經濟發展的暫時中斷。經濟危機風險狀況指標還把國家經濟安全與國家經濟穩定區別開來。國家經濟出現不穩定并不等于經濟出現危機。從兩者產生的原因來看，導致經濟不穩定的因素相對要多一些，但烈度要??；導致經濟危機的因素相對要少，但烈度卻要大許多。在兩者的應對手段上，治理經濟不穩定主要靠宏觀調控中的經濟、法律等措施，而治理經濟危機則主要靠宏觀調控中的計劃、行政等措施。在實現機構上，國家經濟穩定主要靠宏觀經濟部門，而國家經濟安全除了宏觀經濟部門之外，還需要有政治、外交乃至國防部門參加。
因此，國家經濟安全在內涵上指的是一個國家經濟戰略利益的無風險或低風險的狀態，主要表現為基本經濟制度和經濟沒有受到嚴重損害，導致經濟危機的風險處于可控狀態。這一定義及一級評價指標體系的再選擇，使我們能夠較好地把國家經濟安全的概念同國家經濟發展、國家經濟穩定以及區域經濟安全、產業安全等區別開來，從而為二級評價指標體系的再選擇奠定基礎。
三、國家經濟安全二級評價指標的再選擇
除了定義方式和內涵方面的原因外，國家經濟安全的評價指標體系容易與國家經濟發展或者經濟穩定相混淆，還同經濟安全狀況和經濟危機風險狀況下的二級評價指標與國家經濟發展或者經濟穩定之間存在著聯系有著直接的關系。
下面分別展開分析。
1．經濟安全狀況下的二級評價指標這些評價指標主要包括：
（1）經濟方針政策的自主制定率。它可以測度一國自主決定本國經濟發展方針的狀態。
（2）重要國際經濟組織的投票權重。它可以測度一國是否能夠平等地參與國際經濟秩序的制定。
（3）重要海峽無危險通過率。它可以測度一國自由利用國際通道的程度。
（4）重要資源的外資勘探率和開采率。它可以測度一國有效掌握自己重要資源的狀態。
（5）戰略產業中的外資比重。它可以測度一國有效掌握自己戰略產業的程度。
（6）被歧視性反傾銷率、被歧視性反補貼率、對外投資的非國民待遇率。它們可以測度一國自由利用國際市場的狀態。
上述指標中，有效掌握本國戰略產業的指標似乎與國家經濟發展或者經濟穩定中的壟斷程度指標相重合，但實際上，它們之間有較大的不同。因為反壟斷規范的對象不僅是外資企業，也有內資企業，維護的是國內市場的競爭秩序，而國內市場競爭秩序與國家經濟安全不是同等的概念。因此，盡管美國先后頒布了《謝爾曼法》、《克萊頓法》、《聯邦貿易委員會法》、《哈特·斯考特·羅迪諾反托拉斯改進法》等反壟斷法，但仍然于1988年通過了修正《1950年國防生產法》第721條的《艾克森－弗羅里奧國家安全法案》，2007年又通過了《外國投資與國家安全法》。
再如，自由利用國際市場的指標似乎與國家經濟發展或者經濟穩定中的進出口和投資、引資指標相重合，但細分下去仍然是不同的。國家經濟安全中的“自由利用國際市場”主要不是從進出口和投資、引資數額方面來評價，而是通過被歧視性反傾銷率、被歧視性反補貼率、對外投資的非國民待遇率等二級評價指標來判別的。而自由利用國際通道的二級評價指標更是國家經濟發展或者經濟穩定中所沒有的，因為從一般的進出口額上分析問題，能否自由利用國際通道的因素已經被抽象掉了。
也可以考慮將有效掌握自己的重要資源、有效掌握自己的戰略產業、自由利用國際市場這三個指標合并，設立GNP（國民生產總值）這個綜合性指標。該指標作為一國國民在本土內外的所有產值，可以較好地反映外資對該國重要資源、戰略產業的控制情況以及該國國民在國際市場遭受歧視的情況，而GDP指標在這里是無能為力的。2．經濟危機風險狀況下的二級評價指標這些評價指標主要包括：
（1）GDP負增長率。因為經濟危機本質上是生產過剩的危機，GDP負增長是其最重要的表現。
（2）采購經理指數、失業率。這兩項指標可以進一步測度經濟危機對企業和就業的損害程度。
（3）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負增長率。這也是經濟危機的重要表現，因此，擴大對社會固定資產的投資成為政府應對經濟危機的重要措施。
（4）財政赤字率。經濟危機爆發后，政府采取各種擴大公共開支的措施，勢必造成或者加大財政赤字率。相對于前幾個指標雖然有時滯性，但財政赤字率提高卻是經濟危機發生后的普遍現象之一。
（5）通貨膨脹率。財政赤字率增加、稅收減少，一般會促使政府采取通貨膨脹的措施。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全面爆發后，一些已無利率可降的西方發達國家中央銀行實行的所謂“定量寬松”政策，就是實施通貨膨脹的委婉說法。
（6）物價指數。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雖然不是同一個概念，但后者是前者最為直接的結果。（7）金融資產縮水率。在全球化時代，虛擬經濟迅速膨脹，經濟危機越來越表現為金融危機，因此，金融資產縮水已經成為現代經濟危機的最重要現象之一。
（8）貿易收支赤字率、資本收支赤字率。這兩項指標對一些加工貿易型的國家受國際經濟危機影響的程度具有很好的指示作用。
（9）外匯資產安全率、外債償付安全率。這兩項指標可以測度經濟危機對一些外向型國家的損害程度。
雖然上述評價指標與國家經濟發展或者經濟穩定有一些重合，但是它們之間的閾值是不同的。如果說經濟發展的閾值是“微起微落”，經濟穩定是“小起小落”，那么，經濟危機則表現為“大起大落”。因此，在指標方向設計上，經濟發展基本上是正指標，經濟穩定以正指標為主，而經濟危機則以負指標為主。另外，經濟發展或者經濟穩定除了重合指標外，也有許多經濟危機所不具有的評價指標。
四、小結和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通過對國家經濟安全定義和評價指標的再選擇，可以將國家經濟安全的兩級評價指標體系概括于表3。在表3的基礎上，還有以下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
1．國家經濟安全評價指標體系的完整性與全面性的關系需要進一步研究
完整性指的是面面俱到，全面性指的是涵蓋了評價指標體系的主要方面，但不是方方面面。表3中的二級評價指標不能說應有盡有，卻涵蓋了國家經濟安全評價的主要方面。未來應根據國家經濟安全實踐的需要，進一步補充能夠提高主要評價方面精確度的指標，但不應該追求面面俱到，因為“預警指標過多，不僅會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延長預警周期，難以及時預警，而且還會降低預警效率，降低預警的可行性，難以達到預警的目的”。［9］
2．國家經濟安全的兩級評價指標體系的權重如何確定需要進一步研究
現在大致有兩種確定多指標權重的方法：
第一，兩級評價指標體系分別采用不同的權重確定方法。第一級評價體系的指標少，可以采用主觀賦值法特別是專家打分法來確定它們之間的權重。一般來說，一個國家在未開放條件下，內源性風險大于外源性風險；在開放條件下，外源性風險則要大于內源性風險。因此，俄羅斯1996年10月公布國家經濟安全指標體系時，由于既沒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又深深陷入蘇聯解體后的經濟危機中，因此，24個指標中只有6個是外源性風險指標，其余都是內源性風險指標。
基本經濟制度內涵范文3
[關鍵詞]馬克思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比較
[作者簡介]林建紅，韓山師范學院政法系副教授，廣東 潮州 521041
[中圖分類號]F091.91；17091.3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08)12-0045-04
馬克思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都以制度為研究對象，它們之間存在著某些相似之處，但也存在著許多根本性的區別。研究兩種理論的異同，在堅持馬克思經濟學的同時，借鑒新制度經濟學的合理因素，對于我國的經濟建設和理論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理論體系比較
(一)邏輯起點和起始范疇
任何經濟學理論體系都有其邏輯起點和相應的起始范疇或概念。
1 《資本論》體系的邏輯起點
《資本論》體系的邏輯起點是商品理論，其起始范疇既不是資本，也不是產權，而是“商品”。當然，這個“商品”是資本主義的商品，不是前資本主義社會存在過的商品。馬克思認為，“商品”是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疇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最一般的范疇，在其中包含了能夠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矛盾的各種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這一邏輯起點是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歷史演變順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馬克思資本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也是資本關系發展、演變的現實起點。資本并非一開始就表現為資本，它經過勞動力的購買并實現了貨幣的增殖，才轉化為資本。資本主義的占有規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權規律演變而來的。所以，商品關系是資本關系的歷史演變的現實起點。
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決定商品二重性的勞動二重性，揭示了蘊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價值與價值的矛盾、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矛盾、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矛盾。從而建立了科學的勞動價值論，而資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這些矛盾正是資本內在矛盾的胚芽，是資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 制度經濟學的邏輯起點
制度經濟學的邏輯起點，是對企業性質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業”是其起始范疇。
“企業”是一種組織，是市場經濟中的主要的微觀主體或經濟細胞。正統微觀經濟學對企業的研究構成了其廠商理論，但它把企業視為一個既定的主體，一個既定的存在，一個與其他個體一樣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來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業如何運行以達到利潤最大化。至于企業的本質是什么?為什么會產生?企業內部的組織結構如何?正統經濟學沒有回答。科斯的理論構建，則從探討企業的本質及產生原因開始。
制度經濟學的核心是交易費用理論，“交易”是其對經濟活動分析的基本單元，又是現實經濟活動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動。科斯從企業分析開始切入，對企業本質、產生及規模變動原因的邏輯追問，直接引出了“交易費用”的存在，從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統經濟學的“零交易費用假設”，也開始了交易費用理論的構建?！敖灰踪M用”理論是整個制度經濟學的基礎，后面的分析都是圍繞著各種各樣的交易及其成本展開的?？扑拐J為，市場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最優的或最有效的。因為市場交易本身是有代價的，即存在交易費用。然而，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納入企業內部呢?因為企業內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間就有選擇的必要，企業規模與市場交易就有一個邊際均衡點。這樣就進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規則的選擇問題，也就是制度選擇問題了。
科斯在分析“企業本質”、“企業存在及規模變動原因”等問題時，已經將“交易費用理論”的基本框架建立起來了，后繼的其他產權經濟學家無非做了兩個方面的工作，要么補充和完善交易費用理論，要么是將這一理論作為分析工具，運用到其他具體領域。
(二)核心范疇
馬克思經濟學的核心范疇是“資本”與“剩余價值”。它們本質上是一個范疇。因為“資本”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剩余價值體現的關系就是資本關系。而對“資本”和“剩余價值”的分析也就是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即對資本產權制度的分析。
產權經濟學的核心范疇是“交易”與“交易費用”。不過，與“資本”和“剩余價值”的關系不一樣，“交易費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質，“交易”是人們從事的活動，“交易費用”是人們在活動中消耗的資源或代價?！敖灰踪M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這一事實而已。
(三)理論主線
所謂理論主線是指貫穿一個理論體系的邏輯主線，它將各個理論構件或組成部分串成一個整體。
《資本論》的邏輯主線是對剩余價值或資本增殖的分析，剩余價值理論是貫穿整個體系的主線。整個《資本論》，從頭到尾，都以剩余價值的分析為核心。從總體框架看，《資本論》第一卷研究資本如何增殖或剩余價值如何產生；第二卷研究剩余價值如何通過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實現；第三卷研究剩余價值如何在不同的資本家階層之間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價值理論的發展史。其不同卷、篇、章、節中的具體理論，也都貫穿這一主線。
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主線是產權的交易費用分析，交易費用理論貫穿在其理論體系中任何一個組成部分。
兩條主線各自在其理論體系中發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論構件聯系起來的方式是有差異的。
剩余價值理論是作為馬克思經濟學一切理論構件的內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個理論組成部分的實質。例如，勞動價值論是為剩余價值理論奠基的，揭示商品價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價值的源泉；對資本生產過程的考察，實際上是研究剩余價值生產的理論；對資本循環、周轉，對資本再生產的分析，是為了研究剩余價值實現的規律；對利息、利潤、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價值在資本家階層分享的轉化形式。
“交易費用”并非每個理論構件的實際內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業內部治理結構，構建企業產權理論；分析制度變遷，構建制度變遷理論，等等。
(四)主要理論組成部分
馬克思經濟學體系的組成有兩種劃分意見：一是按《資本論》四卷的邏輯順序，分成剩余價值生產理論、剩余價值流通或實現理論、剩余價值分配或分割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史；另一種則超越四卷的先后順序，將其劃分為勞動價值理論、剩余價值理論、再生產理論、資本積累理論、經濟周期和經濟危機理論、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理論等。兩種劃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經濟學的理論構件是松散的?！敖灰踪M用理論”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費用理論作為工具分析的理論，包括：(1)企業性質理論；(2)企業產權結構理論；(3)制度變遷理論；(4)法律經濟學等。
二、方法論比較
從整體上看，兩種理論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基礎上，有著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論邏輯。
馬克思經濟學的基本方法論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其含義和內容一般概括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上層建筑也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的變化都是由客觀規律決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終的決定因素是生產力，人類社會的不同歷史時期，生產力發展狀況不同，生產關系和支配分配、交換關系的規律也不同。這是一種唯物主義的和整體主義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哲學基礎是個人主義、功利主義和自由主義。三者合一，本質是自由地追求個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義的個體分析方法。這種方法認為，一切社會現象都應追索到它們的個人行為基礎，都必須從個人的角度來分析闡發；個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經濟學分析的出發點和基石，必須把個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為，個人根據他們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動，個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會行為的起因。
三、產權理論比較
馬克思經濟學的產權與新制度經濟學定義的產權有許多共同之處。(1)它們都認為產權是財產權，不是單一的權利，而是一系列權利的組合體；(2)它們都認為產權可以分解；(3)它們都認為產權是一種法權。
盡管如此，通過比較，我們還會發現二者有許多不同之處。
(一)產權的本質
馬克思經濟學認為生產資料的歸屬是所有制的本質規定，財產權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經濟上的所有制關系決定法律上的財產權利。而諾斯則認為“產權的本質是一種排他性的權利”，是一種私有權。產權是其制度理論的核心范疇，并認為法權(產權)關系決定經濟關系。
(二)產權的形成
馬克思經濟學認為所有制及所有權(產權)的形成與發展同社會生產力水平及變化相聯系。而諾斯則認為“產權的出現是國家統治者的欲望與交換當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費用的企圖彼此合作的結果”。
(三)產權的功能
馬克思經濟學強調所有制對社會制度的性質以及社會公平的影響。而新制度經濟學則強調產權的激勵功能與效率功能。
四、制度變遷理論比較
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仍然是建立在經濟人假設基礎上的。(1)經濟人是制度變遷理論的基點，只有個人才進行選擇和行動，集體是無法選擇和行動的；(2)與經濟人相聯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標準經濟學方法”，也是制度變遷理論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變遷取決于制度需求與制度供給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過程，是經濟人在成本約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趨利過程；(4)國家擁有利用暴力“規定和強制實施所有權的地位”，它以提供“保護”和“公正”的服務換取統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創新會使統治者私人收益超過私人成本，制度調整就勢必發生；(5)意識形態是個人與其環境達成協議的一種節約費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車問題，并在一定程度上解決資源的非市場配置及降低社會經濟運轉的費用。
馬克思經濟學認為：(1)人類的生產活動是“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因此，人類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變遷，主要應由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方式的變遷來解釋；(2)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引起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與激化，從而引起社會經濟制度乃至社會經濟形態的變革與革命；(3)人類社會的兩大基本矛盾，在社會經濟關系中，主要體現在不同社會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或不同階級之間的矛盾，不同的社會生產方式決定了不同社會制度變革的性質、方式和程度；(4)制度變遷的主體是代表生產力的社會集團或階級，階級斗爭在制度變遷中起著杠桿作用；(5)制度變遷的動力源泉在于現有的各種法權關系或社會制度不能適應潛在生產力的實現和發展，致使掌握新的生產力的社會集團為獲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潛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動制度的變革；(6)由于社會基本矛盾和不同社會利益集團矛盾的性質不同，決定了制度變遷的方式是不同的；(7)盡管國家、社會意識形態對制度變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異會影響到制度變遷的模式與方式，但起決定性作用的仍是社會生產方式，生產方式的差異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別與制度變遷模式差別的客觀根據與決定因素。
五、幾點結論
1 馬克思經濟學從人類社會歷史變遷的寬廣角度，研究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生、發展與滅亡的規律，著重分析資本與雇傭勞動、資本家與工人階級的對立，指明社會制度變遷的方向，為無產階級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經濟學則是在肯定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上，研究如何修補、完善私有產權制度，以減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經濟績效。前者是宏觀的、整體的、深刻的，對人類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的變遷具有很強的解釋力；后者是微觀的、個體的、精細的，對調整企業、個人和政府之間的關系，提高經濟效益，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2 馬克思經濟學從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歷史唯物主義出發，引入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范疇，分析了人們在歷史形成的生產方式中所處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關系，分析了由這種關系所決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團或階級，揭示這些集團和階級在生產力發展過程中相互關系的變化，從而較好地解釋了人類歷史上重大社會制度的變動。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點放在揭示資本主義制度的內部矛盾、發展規律和發展趨勢上，而對資本家之間、資本家的企業與企業之間以及像個人的心理活動、行為選擇等微觀個體的行動特征的揭示，沒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內，或者沒有作為自己研究的重點，因而，它對基本經濟制度相對穩定條件下的、日常的、微觀的企業制度變遷缺少針對性較強的分析。
3 新制度經濟學以個體主義的分析方法來解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解釋制度變遷的原因與機制，強調個人理性與個人選擇在制度變遷中的作用，把制度變遷歸結為個人之間相互博弈與相互交易的結果；但它沒有分析決定個人理性與個人選擇的社會經濟條件，以為個人可以隨意地進行選擇，這就難免陷入唯心主義泥坑，無法解釋社會經濟制度變遷的內在動因與實現條件。
不過，新制度經濟學對企業與企業之間的關系以及個人心理、行為特征及其對制度選擇和制度變遷的影響的分析，對于在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相對穩定情況下的企業制度和產權結構的微調，仍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基本經濟制度內涵范文4
公平是和諧社會的重要特征———“首都經濟學家論壇”第三次學術研討會述要
“首都經濟學家論壇”第三次學術研討會日前在首都師范大學召開。與會者圍繞如何看待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公平問題進行了探討。
與會者指出，公平是和諧社會的重要特征，只有正確地理解公平的涵義，才能明確和諧社會的目標。政治經濟學視角中的公平主要是指分配公平。要正確把握公平的科學內涵，就必須堅持以為指導。具體來說，應把握以下幾點：首先，公平是經濟關系的觀念化的表現，討論公平問題必須研究社會經濟關系。其次，公平是一個歷史范疇，公平的標準隨著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沒有一個適用于一切社會制度的統一的、亙古不變的標準，更不能用“永恒的公平”、“公平的分配”等臆想的標準去評價社會生活、制定具體的社會經濟政策，而必須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中去把握公平。第三，不能僅僅從倫理道德觀念出發去評判公平。由于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決定了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唯一公平的分配制度，因而既不能把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公平理解為平均，也不能放任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公平是在尊重絕大多數人利益的基礎上能夠保護困難群眾的公平，它承認差距的存在，但這種差距應是合理的、適度的。
與會者認為，維護公平需要解決兩方面的問題：一是積極推進改革，著力解決經濟社會生活中存在的阻礙公平實現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如失業問題、政府社會保障能力有限問題、土地征用帶來的失地農民問題、環境污染帶來的生態保護問題等。這些矛盾和問題從根本上說需要通過改革體制、健全機制來解決。有學者指出，在企業中建立由生產資料所有權、社會力量、勞動和知識等因素共同參與企業決策的現代產權制度，是維護公平的有效手段之一。二是正確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應按照經濟社會發展實踐的要求和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要求，切實把提高效率與維護公平有機統一起來。
基本經濟制度內涵范文5
雖然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共同治理已成為現代企業制度發展的普遍趨勢，但這并不等于世界各國的企業制度都必然會趨向于同一種模式。這是因為，企業制度是“嵌入”［1］在制度環境當中的，企業制度變遷不僅遵循了效率追求的邏輯，同時也是制度環境選擇的結果。這就是說在制度環境的異質性假設前提下，企業制度必然也是異質性的。據此，可以對中國制度環境條件下的獨特企業共同治理機制做某些前瞻性的思考。
一、企業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的一般原理
歷史地考察發現，在企業治理的角度，企業制度安排經歷了一個：
單邊治理雙邊治理三邊治理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
的拓展過程。（1）所謂單邊治理，主要是就古典企業所遵循的物質資本邏輯而言，個人業主制和合伙制企業是其典型代表，企業契約中物質資本所有者對于雇傭工人的絕對優勢和支配地位是其顯著特征。（2）所謂雙邊治理，是就企業作為物質資本與（異質性）人力資本的合約性質而言。人力資本職能開始從古典企業家當中分離出來而開始成為企業的重要制度性要素是其顯著特征。（3）所謂三邊治理，主要是就企業“員工參與”亦即“同質性”人力資本擁有者參與企業的治理以及剩余的分享而言?！皢T工參與”的邏輯起點，是企業員工對其自身人力資本的產權；“員工參與”的現實狀況，取決于企業契約中其人力資本所決定的談判實力。三邊治理的顯著特征，是企業員工、經理人員、股東之間的博弈制衡關系。（4）所謂共同治理，是就企業利益相關者共同參與企業的治理而言。共同治理已成為現代世界各國企業制度演進的共同趨勢。
企業不同制度形式之間并非全然的縱向替代關系，也大量并存于現代經濟社會當中。結果，在企業治理結構的爭論中，形成了以物質資本邏輯為核心的委托理論和以利益相關者博弈均衡邏輯為核心的共同治理理論兩種主要觀點。一般來說，在現代社會，人力資本構成企業的制度性要素已成為不爭的事實，純粹的物質資本邏輯已經不能解釋現代企業的治理結構。另外，事實上如科斯所說的，影響他人損益的行為也可視為生產要素和權利［2］，結果凡是能給企業帶來損益或其行為受企業行為直接影響的行為人均有可能參與或影響企業契約、企業所有權的分配進而企業制度的設定，也就是說成為了企業的利益相關者。因此，單從理論邏輯上推斷，企業制度就是在企業所有利益相關者之間對企業所有權（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的合理配置；進而，企業治理也就應當是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共同治理。當然，企業利益相關者也有“潛在”與“真實”之分［3］，在一般情況下，對企業投入了專用性資產的產權主體可視為企業的直接利益相關者，而其他利益相關者角色如顧客、其他企業等則具有一定的派生性質，往往處于潛在狀態。
現代企業理論把企業看作為一系列契約的聯接，其內在遵循的是博弈均衡的原則。這就是說：企業制度安排的具體情況取決于企業利益相關者之間的談判實力對比格局；企業的技術性特征、以及企業生產要素各自的特性是決定利益相關者談判實力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礎上，從理論上說設計企業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機制必須遵循同權原則、均占原則、市場原則和邊際調整原則。［4］所謂同權原則，是說企業各利益相關者均擁有企業的剩余控制權；所謂均占原則，是說企業各利益相關者也都擁有企業的剩余索取權；所謂市場原則，是說企業制度的達成應該堅持通過談判達成不應有不合理的人為干擾；所謂邊際調整原則，則是就企業的再談判機制和企業所有權的“狀態依存性”而言。
二、制度環境變量的引入及其對企業共同治理機制的影響
“共同治理”并不等于按照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對等的原則在企業利益相關者之間對企業產權進行“平等”的分配，甚至也不等于“所有”利益相關者的企業治理權利都可以在現實當中得到實現。這是因為企業的技術特征以及生產要素的特性決定了企業利益相關者各自具有不同的談判實力。但是，考察各國的企業制度發現，即使企業在技術特征和生產要素特性等方面幾乎完全一致的情況下，企業制度之間仍可能存在顯著的差異。西方發達國家公司存在的兩種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英美模式和大陸模式就是一個例證。這種現象如何解釋？
有學者對美國、日本等國的公司治理模式進行了歷史比較制度分析［5］發現，企業制度是效率追求和制度適應的統一。［6］這就是說，企業制度不僅僅是在效率追求邏輯下對自身內在因素的調整，而且還要同外在的制度環境盡量達成高度的“契合”；或者說企業制度不僅是（狹義）效率原則的體現，而且也是制度環境選擇的結果。由此可以推論，在對企業制度進行價值判斷的問題上應該堅持“存在即合理”原則；制度環境必然會給其中的企業制度打上自己獨特的烙印，而任何一種企業制度模式也只有在相應制度環境下才有意義而不可能具有普適性。由于技術特征和生產要素特性對企業制度的影響一般不以國別而不同，并且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技術和生產要素的高度流動性已經大大減弱了其在國家之間造成企業制度顯著不同的可能，因此可以說不同國家制度環境的“異質性”是形成多樣化企業制度模式的真正根源?？梢姡斜匾貙捯曇耙胪庠谥贫拳h境變量的因素，以使我們對企業制度的研究進而對企業共同治理機制的設計更加趨近真實。
盡管制度環境的異質性是企業制度多樣化的真正根源，但現代企業理論作為西方企業理論所本來固有的“一維性”色彩，以及眾多國家迷惑于西方發達國家企業經濟績效的眩目光環而對其制度安排的盲目追隨，卻嚴重影響了經濟理論對制度環境與企業制度安排之間的契合關系以及異質性制度環境條件下企業制度不同模式的關注和考察。經濟學領域的這一缺陷，被新經濟社會學（TheNewSociologyofEconomicLife）敏銳的感知并捕捉，并運用“嵌入性”和“社會建構”理論對其進行了修正［7］。
新經濟社會學認為，從宏觀方面看，經濟組織都是“嵌入”在社會網絡之中的，經濟制度本質上是“社會建構”的；從微觀方面看，現實的人都是帶有歷史和社會屬性的經濟人。可見，如果說傳統經濟學主要遵循了個體主義的方法論的話，那么新經濟社會學則依據現實整合了整體主義的方法和個體主義的方法。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使企業研究更加逼近現實。
總體上，新經濟社會學和經濟學的結合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新經濟社會學首先提供了一個宏觀制度背景的維度，這正是對經濟學自身所固有一維色彩的揚棄或有益補充；其次，修正經濟學的理性選擇理論，整合經濟學的“經濟理性”和新經濟社會學的“社會理性”，以“效用最大化”替代狹隘的“利益最大化”，實現人的選擇集或效用函數的多元化，就可以對現實人的選擇過程展開微觀分析；再次，在新制度經濟學和博弈論的平臺上，在對經濟生活的分析中把社會性變量納入進去，就可以對現實的多樣化制度安排作出合理解釋。就是說，與傳統經濟學出于個體主義的方法論和對經濟人的單維度界定而對制度創新的：
單維度經濟人唯一的博弈均衡最優制度安排
的特定路徑不同，現實經濟組織制度創新的路徑事實上是：
多樣化制度環境不同經濟人行為特征多重均衡樣式多樣化次優制度安排
這就是說，給定不同社會制度演進路徑和制度環境的異質性區別，經濟主體之間交易的博弈可能會存在多個均衡點或者多重的均衡樣式，從而形成各自不同的制度安排，并且雖然不一定臻至那種理想的最優效率的境界，但在相應的制度環境下也都是最具有“適應性效率”[8]的，也就是說特定情境下“次優選擇”即是“最優選擇”。
對于西方社會而言，由于其制度變遷的自然演進性質，也由于其許多國家都具有相同或類似的文化淵源，其制度創新過程一般不涉及“異質性”制度環境之間的碰撞和摩擦問題。因此，雖然事實上其制度安排僅僅代表了特定制度環境下的特定制度均衡樣式，其企業制度也僅僅意味著“企業制度特殊”，但在其發達經濟的眩目光環之下，由其自身“致命的自負”以及后發國家的盲目崇拜，卻被不恰當地賦予了普適性和一般性的色彩。而對于許多后發轉軌國家，一方面其制度演進路徑就與西方社會存在很大的不同，因此其企業制度建設必然是一種“過程”的創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其制度環境與西方社會存在巨大的差別，與此適應，企業制度創新也必然是一種“目標”的創新，也就是說只可能有一種與特定制度環境高度契合的企業制度形式是最有效的，而決不能把西方的某些經驗和做法不加分析地拿來為我所用。事實上，雖然后發國家企業制度建設對西方經驗的借鑒不可避免，但是引進來的制度安排要想真正有效發揮作用，其一般也要經過一個特定的制度創新過程：首先，附著其上的那些與西方制度環境相適應的制度特征將被逐步剝離；其次，引進制度也必然會逐步打上本國特定制度環境的烙印從而逐步實現企業制度安排的“適應性效率”。
具體來說，不同企業制度模式的宏觀制度根源，主要是通過對企業內部利益相關者博弈格局的影響來體現出來的。這也就是說，在不同的制度環境下，企業的真實利益相關者及其談判實力和博弈均衡狀況會有顯著的不同，并進而體現在企業契約和企業制度安排當中。一個典型的案例，是在東南亞一帶普遍存在著的家族制企業。東南亞各國或地區的家族制企業與一般所說的家族制企業并不完全相同：后者主要體現了一種純粹的交易成本節約的邏輯，世界任何地方的初創企業都可能會采用；而前者則主要是一個文化地理上的概念，其后潛藏著特殊文化背景的深層根源。這就是說，在家文化傳統根深蒂固的東南亞一帶，經濟行為人所擁有的家族、血緣關系以及忠誠、信義、情感這些特殊“人力資本”的“質”和“量”，是判定其是否企業真實利益相關者的重要標準，也是決定其在企業利益相關者博弈格局中地位和作用的重要因素，并體現于企業契約、企業制度以及企業治理結構的方方面面當中。這一邏輯也可以對其他的企業制度模式作出合理的解釋。
三、中國制度背景下企業共同治理機制的若干特征
考慮到中國基本經濟制度的穩定性和文化傳統的深遠歷史淵源，中國企業的共同治理機制可能會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社會主義的和諧競爭理念與企業利益相關者“共贏”的利益格局
同一般而言制度環境“決定”企業制度特殊的“消極”含義相比，社會主義條件下中國特色的企業制度建設應當內涵一種特定的“積極”意蘊。就是說，居于后發轉軌國家的位置，在現代企業制度的建設過程中，我們應當也可以用社會主義的價值追求和政府主動的制度創新，來盡量避免馬克思所嚴厲批判過的，那種資本主義發展初期曾嚴重存在的種種緊張、矛盾、沖突所付出的巨額交易成本甚至由此造成的災難，比如說古典企業當中勞資雙方之間的種種斗爭現象，而應當反過來主動地倡導一種和諧的理念，通過相關的制度設置，在中國現代企業當中形成一種各利益相關者共贏的利益格局。這是因為，在傳統經濟學那里，由于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私利，因此“每個人都妨礙別人利益的實現，這種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沖突所造成的結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9］。這種自斯密以來逐漸形成的“競爭”的經濟學體系，在較大程度上包含著霍布斯所謂“個人永遠處于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之中”的悲觀主義理念。而事實上，不僅在現實生活中人們之間的“合作”同“競爭”同樣的廣泛，而且由于合作是人們之間展開可持續性競爭的普遍基本框架，“合作”更加符合人類的終極價值追求。［10］
第二，我國基本經濟制度與企業治理的“勞動者參與”
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對我國企業制度將會有非常重要的影響。雖然我國社會主義尚處于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還不能達到經典作家所設想的個人在全社會范圍內實現對生產條件的社會的直接的結合，勞動還是人謀生的手段，而不是人生存的第一需要，但是，畢竟我國的社會性質是社會主義的，在生產力還不夠發達的現階段，企業制度即使不能臻至勞動者主導的理想境界，也必然會因由公有制主導的基本經濟制度，在相當程度上關心勞動者的訴求、關照勞動者的命運、關注勞動者的地位，從而促進勞動者對企業治理的參與，形成“勞動者參與”的鮮明企業制度特色。
第三，我國文化傳統與企業制度的家族色彩
家文化體現了中國文化傳統的突出特征，幾千年文化傳統的社會心理積淀作為一種非正式制度環境對嵌入其中的經濟行為人進而企業制度都產生著重大影響。一方面，在不同制度框架下活動著的經濟人其選擇集是不同，對于侵家文化傳統幾千年的中國人來說其選擇集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內容就是信任、忠誠、情義，或者說是家族范圍內部的利他主義世界觀，這是一種內化了的精神效用；另一方面，嵌入家文化非正式制度之中的企業，其經濟行為人所擁有的家族關系，以及所擁有的信任、忠誠、情義這樣一種特殊人力資本的質和量，是企業據以判定自身真實利益相關者的一條重要標準，也是一種據以分配物質資源、經濟利益和企業剩余的重要標準，由此成為影響企業利益相關者談判格局和博弈均衡格局的決定性因素，使企業治理打上鮮明的家族烙印。顯然，這種意義上的家族企業和一般所理解的在企業發展初期階段為了節約交易成本而采取的家族式管理具有本質的不同，也更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不可否認，家族式企業治理方式在成功地避免企業成員的機會主義行為、節約交易成本、提高企業績效等方面的同時，也存在不少內生性的制度缺陷。但是，這只是說明我們需要根據新的情況對既有的家族制度進行創新以提高其“適應性”，而決不意味著我們對家族式企業制度模式的有效性視而不見甚至否定。我們認為，從總體上講，在正處于新舊制度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在由于制度真空因而以一種異化了的方式引進西方那種個人主義的價值觀結果形成社會普遍信用缺失的情況下，家族式企業制度模式可能更主要地發揮著一種積極的作用。
注釋：
①⑦參見：張其仔，《新經濟社會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
②科斯：《社會成本問題》，載《論生產的制度結構》中譯本，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p191。
③楊瑞龍，《企業的利益相關者理論及其應用》，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p132。
④參見：《企業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機制設計》，張立君，載《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02年第三期。
⑤參見：王東，《美國日本企業的歷史比較制度分析》，載《經濟評論》2002年第二期。
⑥參見：孫早，《現代公司治理結構：經濟效率與制度適應的統一》，載《湖南社會科學》2000年第六期。
⑧“適應性效率”是說，當某一種制度能在不同的環境下得以生存和發展，那么該制度就是有效率的；假定生產費用不變，一個具有適應性能力的制度從投入來看就是最能節約交易費用的制度。由于一種有效率的行為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環境下作出的；同一種制度安排在不同的制度環境下會有不同的效率表現；制度安排只有“適應”制度環境才能最大限度地節約交易成本，因此動態地看，制度安排只有同制度環境高度契合才有效率。本文對制度的“適應性效率”作此理解。
基本經濟制度內涵范文6
關鍵詞：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創新
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是經濟學學科建設的基礎。長期以來，我們在政治經濟學教學研究中受蘇聯范式的影響，恪守傳統政治經濟學的教條，強調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忽視政治經濟學的建設性。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發生了重大的時代變遷，新經濟的出現，“使知識經濟成為新的社會經濟形態，虛擬經濟成為經濟活動的新模式，網絡經濟成為新的經濟運作方式”，同時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也使社會生產力、生產關系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發生了變化。因此，在新時期和新的時代背景下，我們必須在堅持理論指導的前提下，適應時代變遷，推進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
一、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應處理好的六個關系
“政治經濟學必須發展，任何科學的理論都是時代的產物，政治經濟學也不例外”，“科學的理論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夠反映實踐和時代的要求，隨實踐和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只有能夠不斷從實際出發，不斷創新和發展的理論才是能夠指導實踐的理論”。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需要立足于新經濟帶來的現代社會形態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新階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經濟學能夠與時俱進，增強政治經濟學對現實問題的解釋力，追求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態。因此，在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中需要處理好六個方面的關系：
(一)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實現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都要研究市場經濟問題，但在市場經濟問題的研究中政治經濟學側重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研究，通過人與人在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中的關系的考察來解釋經濟的本質問題。而西方經濟學側重于經濟運行分析，研究資源配置及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中，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要以市場經濟為中心，既要研究生產關系，又要研究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重視經濟運行分析。因此，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要以經濟學為主體，吸收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份，“借鑒西方經濟學從資源配置角度研究生產方式”，實現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互補，提高政治經濟學的學術生命力和對現實問題的解釋能力。
(二)處理好改革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是在一定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從經濟改革的角度講，在理論的號召和指導下，可以使人們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識”，增強人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從而推動改革的深入進行。盡管30年來，中國改革的實踐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我國的改革理論仍處于滯后狀態。為促進改革理論的發展，應在對實際應用性問題研究的基礎上，加強理論研究，把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與改革理論的創新結合起來。一是提升改革理論研究水平，不斷加強對基礎理論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論的創新激勵機制，提高人們對基礎理論的研究積極性。二是處理好改革與實踐的關系，一方面要善于從改革的實踐中及時地總結、提升改革理論；另一方面要善于將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用理論來指導實踐，并通過實踐驗證和修正理論。
(三)處理好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這兩種方法，它們之間既有區別也有聯系。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應是統一的，相互補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沒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種盲目的、毫無價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定性更加科學、準確，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廣泛而深入的結論。從當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來看，定量分析占據主導地位，忽視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中要處理好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加強政治經濟學的思想創新。
(四)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分支學科的關系。改革開放之前，傳統政治經濟學居于中國經濟學的主導地位?！案母镩_放以后，由于傳統政治經濟學與改革開放的實踐在一定程度上相脫節，其解釋和預測能力難以滿足實踐的需要，傳統政治經濟學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進行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論創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經濟學分支學科的思想。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首先要處理好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借鑒和吸收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分。其次，要處理好與經濟史學的關系，從經濟學說史中吸取養分，繼承政治經濟學說史上的先進成分。同時從經濟史的演化過程中總結、提煉經濟思想，特別是要從中國改革30年的歷史事實中總結提煉經濟思想，以推進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發展。最后，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社會學、經濟哲學、經濟倫理學的關系，通過與經濟社會學、經濟哲學、經濟倫理學等經濟學分支學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經濟學的解釋力。目前經濟學的學科劃分太細，肢解了整體性，在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其他分支學科關系的過程中，要加強與其他分支學科的緊密聯系。
(五)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關系。一是處理好經濟學與歷史學科之間的關系。經濟學家托賓指出經濟學走到極致，將無限地接近于歷史學，因此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需要從史學中吸取養分，提高其創新力。二是處理好經濟學與哲學之間的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需要價值判斷，價值判斷和價值主張對政治經濟學而言顯得尤為重要，而政治經濟學的爭端也往往歸結為價值論的爭論，“任何純理智的作用都不能決定關于最后價值的判斷”，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需要處理好與哲學之間的關系，在與哲學的交叉中獲得正確的價值判斷，建立政治經濟學的倫理基礎。三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心理學之間的關系。心理學與經濟學有著特殊的親緣關系，心理學與經濟學互涉的歷史發軔于近代英國經驗主義哲學，隨后經歷了一個從相互分離到再度結合的過程。隨著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政治經濟學自身的研究領域逐漸擴張，從而與心理學的研究領域產生了日益增多的交疊。所以在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的創新過程中，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心理學的關系。
(六)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學科的創新過程中，不僅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社會科學的關系，而且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的關系：一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關系。數學是研究現實世界的空間形式與數量關系的科學。其最鮮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嚴密的邏輯性和廣泛的應用性。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結合開始于邊際主義，數理方式是現代經濟學方法論的標志，數理方法的運用不僅為經濟學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過數理的方法還可以發現規律，使經濟學具有科學的形式。保爾·拉法格在《憶馬克思》一文中提到馬克思對數學分析的評價，馬克思認為：“一種科學只有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完善的地步?！倍翘幚砗谜谓洕鷮W與物理學的關系。經濟學很早就從物理學中吸取思想方法，經濟學中所使用的機制、均衡、熵定律都是來自物理學，盡管經濟學不能和物理學一樣進行試驗，但是其研究方法對經濟學產生了重大影響，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中，需要處理好和物理學的關系。三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關系。在經濟學說史上，經濟學從社會生物學的發展中獲得大量好處，追究經濟學與生物學的相互關聯，就會發現兩者一直都是相互影響的。美國舊制度經濟學家將生物學上的演化引入經濟學，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論。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馬歇爾將生物學上的達爾文進化論引入經濟學，強調經濟的“連續原則”，篤信自然不能飛躍的格言，肯定經濟世界是不斷變化和緩慢成長的。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過程中，也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關系。
二、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要突出八個創新
新時期推進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在堅持對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傳承，尤其是對政治經濟學繼承的基礎上，要突出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的八個創新。
(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疇體系是區分理論范式的兩個最重要標準，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關鍵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疇體系，需要從現實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將其增補進來，以使政治經濟學具有更強的時代特色。新時期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需要以政治經濟學理論為主體，吸收各種經濟學流派的科學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動政治經濟學學科本身的概念創新。結合變化了的新形勢和時代的新特點，賦予政治經濟學這門學科新的內涵，把它的性質界定為：研究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關系及其運行機制的學科?！疤貏e是在資本、勞動力、剩余價值、剝削等問題上要有創新發展，從而提高經濟學的科學性”。二是引進新概念。如，“科學發展觀”、“利益和諧”、“現代財富觀”、“民營經濟”、“經濟全球化”、“社會主義新農村”、“幸福指數”、“和諧社會”、“發展方式轉變”、“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等，增強政治經濟學的生命力。
(二)拓寬新范圍。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為主體，吸收各個流派的科學觀點，在時間和空間上擴展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和解釋范圍。從時間看，理論闡述不只是從馬克思理論講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講勞動價值論時，要反映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觀，使人們從歷史演化的角度認識勞動價值論。從空間上來看，在分析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基本理論時，既分析資本主義，又分析社會主義，同時重點結合中國的現實。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探索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態：一是要反映現有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又要反映每一個理論形成的歷史、重大事件，還要闡述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既體現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深刻性，同時又體現歷史的厚重感。二是從變化了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出發，建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新范式。進入21世紀以來，信息化的發展使世界現代化進程進入二次現代化過程，社會也由傳統社會向信息化社會轉型，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需要從變化了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出發建立新范式。
(四)確立新對象。關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學術界一致認為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它的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而且政治經濟學不能孤立地研究生產關系，它要聯系生產力和上層建筑進行研究。在馬克思關于生產關系論證的基礎上，不僅要研究生產關系，而且要研究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中的關系。其研究對象是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中的關系及其運行機制；任務是探討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及其關系的一般規律。
(五)明確新主線。公平與效率關系是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問題，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要圍繞調整宏觀經濟的公平與效率關系、實現社會和諧這一主線。圍繞這一主線抓住以下三個核心：一是在宏觀上以公平與效率的關系為核心，通過宏觀結構平衡、價值平衡及其調節，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二是在微觀上以處理好企業利潤最大化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為核心，通過強調效率，在微觀上促進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又通過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實現社會的公平。三是在資源配置上以處理好效率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為核心，把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相結合。既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又實現和諧發展，并實現可持續發展，以促進和諧社會和資源節約型社會的實現。
(六)構建新體系。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正確處理“傳承與創新”的關系，構建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全新體系。在理論體系上，繼承傳統，立足現實，突破蘇聯范式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實現政治經濟學的轉型，建立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新體系。按政治經濟學的邏輯結構和理論的邏輯自洽性，理論體系應分為生產方式與基本經濟制度、生產理論、交換理論、分配理論、消費理論、宏觀經濟理論、經濟全球化理論等。每部分按歷史順序，按照從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邏輯，分為一般理論、資本主義理論與社會主義理論，最后具體到中國的現實。
(七)增加新內容。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堅持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的基礎上，結合變化了的世界經濟新形勢和新的時代特點，在內容上進行創新：一是根據情況變化，在角度上和內容上進行創新，如，將“對外開放理論”改為“經濟全球化理論”，主要研究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當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二是總結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30年來的經驗，把新理念、新現象和新問題加進去，增強政治經濟學理論對現實的解釋力。
(八)歸納新觀點。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系統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礎上，歸納出新的觀點。如，市場經濟發展的三個階段、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分類及目標、社會主義市場體系構成、經濟全球化中的兩種趨勢等。既使傳統理論得以繼承，又使各家觀點得以展現。
三、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抓住體系創新這一主線
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其邏輯自洽性的基礎上，緊緊抓住體系創新這一主線，以與時俱進為基本原則，以突破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蘇聯范式和實現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轉型為目標，針對當前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兩分法的局限性，借鑒政治經濟學史上政治經濟學體系的三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四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以及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的優秀傳統，以生產關系的四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為指導，建立由七大部分構成的理論新體系。
(一)生產方式與基本經濟制度。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首先研究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最后研究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壟斷資本主義到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演變，分析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特征；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的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社會主義經濟改革。
(二)生產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生產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生產和社會主義生產。在生產的一般理論中，研究生產要素與生產過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作為生產要素的勞動、資本、技術，生產的組織以及生產規模與再生產理論；在資本主義生產方面，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的條件(貨幣轉化為資本)、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的生產、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資本主義的再生產、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在社會主義生產的研究中，研究社會主義生產過程、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社會主義的生產要素、社會主義的生產效益、社會主義的再生產、社會主義生產組織、社會主義企業、社會主義農村的經濟組織與中介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協調發展。
(三)交換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交換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交換和社會主義的交換。在交換的一般理論中，研究分工與交換、商品、貨幣、市場及市場體系和價值規律及其作用；在資本主義的交換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商品交換、資本主義價值規律、資本主義競爭機制、資本循環與周轉以及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在社會主義的交換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經濟規律以及社會主義市場體系。
(四)分配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和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論中，主要研究分配的雙重含義及其相互關系、收入分配及其機制、初次分配及其決定、再分配及其調節、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及其實現；在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性質與特征、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資、利潤、利息、地租以及資本主義的其他分配方式)、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調節；在社會主義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收入分配的性質與特征、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形式、社會主義再分配及其調節、社會主義的社會保障。
(五)消費理論。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費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消費和社會主義的消費。在消費的一般理論中，主要研究消費的雙重含義及相互關系、消費及其決定因素、消費結構與模式、消費的變化趨勢、消費與社會福利的增長；在資本主義的消費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消費的性質與特點，資本主義的消費結構與方式、資本主義社會的福利制度；在社會主義的消費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消費的作用與幸福指數、社會主義消費的結構及方式轉變、社會主義的消費模式及合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