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務共享模式概念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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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共享模式概念

財務共享模式概念范文1

Total Responsibility Management TRM: Five Major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ew And The Old Enterprise Management Modes

在新古典經濟學的視野下,企業被理解為最大限度地實現股東利潤目標的生產組織。在這種理論假定下,教科書一直奉行“追求股東價值至上,實現利潤最大化目標”的企業管理模式。

企業社會責任,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學和管理學理論,對企業本質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解讀,認為企業是不同社會主體實現其多元價值追求的社會平臺。在新的理論假定下,教科書所奉行的企業管理模式必須從根本上加以重構?!叭嫔鐣熑喂芾?Total Responsibility Management,TRM)”就是在這種理論指導下對目前教科書所奉行的企業管理模式所進行的根本變革。

區別一:治理模式由單邊轉向利益相關方共同治理

全面社會責任管理框架從股東價值主導轉向社會價值主導,其核心表現是企業的治理結構由單邊(股東)治理模式轉向利益相關方共同治理模式,決策權力配置由一元主導模式轉向多元共享模式。

股東利潤目標管理模式下,股東雖然不行使日常性的職權,但他們通過權爭奪、機構投資者行動、股東訴訟和公司控制市場對公司事務行使最終決策權,確保企業追求單一的利潤目標,這本質上是一種單邊主導的(股東)一元價值(財務)治理的公司治理模式。

全面社會責任管理強調企業本質上是利益相關方合作創造社會價值的平臺,包括股東在內的利益相關各方都追求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多元價值,希望通過企業這一平臺實現各自的多元價值追求,并且不同的利益相關方對不同的社會價值(經濟、社會、環境價值)有著不同的相對優勢(資源、信息、能力、意愿),企業需要并也完全可能發現利益相關方創造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優勢和潛能。因此,公司治理是一種多邊共享(利益相關方)的多元價值(經濟、社會、環境)的公司治理模式。與之相對應,全面社會責任管理認為決策權力配置應遵循社會價值創造邏輯,按照利益相關方的相對優勢和社會價值貢獻程度的不同分享公司決策權,以充分發揮不同主體的社會價值創造潛能,最大限度地實現經濟、社會和環境的綜合價值。

區別二:管理目標轉向追求綜合價值最大化

全面社會責任管理目標從追求利潤最大化轉向追求經濟、社會和環境的綜合價值最大化。

現有企業管理模式著眼于追求所有者的營利為目標,都或明或暗地將實現利潤最大化作為企業管理的核心目標,企業治理機制、發展戰略、管理制度、管理流程、管理方法和企業文化都直接或間接地服務于這一核心目標,企業對其它利益相關方價值的關注也僅僅是實現這一管理目標的手段而已。

全面社會責任管理是從現實中的“人”出發,立足于對人的多元價值需求的深刻認識,深入考察內嵌于企業運營過程中的人與人的社會交往關系,從社會價值本位考慮企業的社會功能,堅持以人為本,把實現企業發展的經濟、社會和環境的綜合價值最大化作為企業管理的核心目標,并以此為導向對企業使命、治理機制、發展戰略、管理制度、管理流程、管理方法和企業文化等進行重構。

區別三:管理對象從內部拓展到外部

全面社會責任管理對象從企業內部的人、財、物拓展到內外部利益相關方的資源、信息、能力和潛力。

股東利潤目標管理模式關注重點僅限于提升企業內部的運營效率,只能看到和優化與創造財務價值相關的企業內部的人、財、物,而忽視了企業內外部利益相關方追求和創造經濟、社會和環境的綜合價值的愿望與潛能,對資源、信息、能力的理解和配置僅限于單純的財務價值,而看不到它們用于創造經濟、社會、環境的綜合價值的巨大潛能與優勢。

全面社會責任管理作為社會價值目標管理模式,大大拓展了企業的管理對象和范圍,全面深刻地洞察企業內外部利益相關方的多重價值追求和創造綜合價值的資源、信息、能力,從而有可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利益相關各方合作創造經濟、社會和環境的綜合價值的潛能。

區別四:管理價值從財務價值延伸到綜合價值

全面社會責任管理價值從財務價值延伸到經濟價值、環境價值和社會價值,從股東價值延伸到利益相關方價值,從關注自身價值延伸到創造社會福利。

股東利潤目標管理模式以“公司是股東的公司”以及“管理者是股東的受托人”假設為前提,把企業價值創造局限地定位于財務價值、股東價值、短期價值、自身價值,進而導致難以充分發揮企業發展的社會價值創造功能。

全面社會責任管理,作為社會價值目標管理模式,充分關注人的多元價值追求和社會福利的多重價值屬性,著眼于充分實現企業的社會功能,謀求創造企業發展的經濟、社會和環境的綜合價值,統籌平衡利益相關方的多重價值、長期價值,致力于提升社會價值(社會福利),從而協調推進企業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區別五:管理機制發展到注重社會資源更優配置

全面社會責任管理機制從注重實現企業內部資源的優化配置發展到注重促進社會資源的更優配置。

作為社會價值目標管理模式,全面社會責任管理在管理目標、管理對象和管理價值上的根本轉變必然引起企業管理機制的根本變革,即企業的發展以利益相關方的發展為基礎和前提,深刻認知社會資源的多種存在形態,努力激發和實現利益相關方配置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多種社會資源的潛力、優勢和意愿,著眼社會發展階段(市場和政府成熟程度)、國情和企業特性,充分發揮利益相關方的主觀能動性,加強彼此合作,有效彌補“市場失靈”、“政府失靈”和“社會失靈”,最大限度地創造企業發展的經濟、社會和環境的綜合價值,促進社會資源的更優配置。

財務共享模式概念范文2

[關鍵詞]公私合作;新常態;公共管理;風險

中圖分類號:F276.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4096(2015)04-0020-06

一、引言

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速進一步放緩。財政收入增速也進入換擋期。與此同時,城鎮化進程不斷加快,對于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需求隨之加大。在“土地財政”難以為繼、地方政府債務高企的背景下,如何緩解政府財政壓力,積極拓展新的融資渠道,成為化解新型城鎮化巨大的投資需求與財政投入不足之間矛盾的關鍵。因此,中國政府亟需改變長期以來作為公共建設投資主體的單一模式,引進社會資本參與建設公共基礎設施和提供公共服務。國外公共基礎建設方面廣泛使用的BT、BOT和BOOT等為代表的公私合作(PPP,PrivatePublic-Partnership)模式,日益受到中國政府的重視,正逐步成為“新常態”下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的主要模式之一。

隨著中國投融資體制改革和地方政府主導城市發展的需要,學術界對PPP模式的相關研究也逐漸增多。根據中國知網檢索發現,2005年以前,有關PPP模式的研究文獻每年不足1000篇,2005年以后,每年都在2000篇左右。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PPP模式的概念、特征、功能、分類及應用領域、風險分擔、效率評估等方面。大部分研究都是基于具體的項目進行分析,如交通基礎設施、農村基礎設施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等。這些研究對PPP模式在中國的推廣奠定了良好的理論基礎,形成了許多可以借鑒的實務經驗。但總體來看,對PPP模式在概念的界定方面仍存在多個認識,難以形成一致的觀點。研究內容方面側重于對項目風險評估和分配的理論探討,實用性和指導性不足。研究實例領域側重于橋梁和公路等工程投資領域,其他領域涉及較少。研究目的方面側重于發揮微觀領域的融資功能,而從公共治理角度的研究相對薄弱。本文從PPP模式概念的界定人手,分析其除了能在公共物品供給方面提高效率之外,對于推進公共治理同樣具有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同時,本文對影響PPP模式推廣的關鍵問題,即風險如何分擔做了進一步的探討。

二、PPP模式的概念起源和界定

(一)概念的起源

PPP中文直譯為“公私合伙制”“公私合營”“公私合作”等(本文稱之為公私合作)。簡而言之,PPP模式是指一種為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合作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的方式。該模式興起于20世紀的西方發達國家,廣泛應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領域,如國防、交通運輸、能源、環境、衛生和教育等方面。

PPP模式起源于私人部門可以參與修路和供水等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這些領域一直被認為是私人部門不愿涉及的,原因是利潤低、不具排他性,投資大、回收周期長,只能由作為公共管理者的政府提供。然而,與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相比,政府提供這些產品和服務的能力有限。一方面,政府的財政收入來源于納稅人,其征稅的規模受到各種制度的約束;另一方面,政府難以滿足提供某些產品和服務的技術、管理要求,而私人部門更具優勢。對此,需要探索出一種新的模式,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可以通過合作,發揮各自優勢,實現互補和雙贏,既有利于前者為公眾提供質優價廉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又便于后者獲得穩定的利潤。

PPP模式最早由時任英國財政大臣的克拉克于1992年提出,他認為這種模式可以有效提升基礎設施建設水平,解決公共服務資金匱乏和公共部門缺少有效性和資金效率低等問題。1997年,英國出臺了相關法律,為私人部門參與政府融資消除了法律障礙,PPP模式在英國開始逐步推廣。隨后,PPP模式在世界各國得到廣泛應用,范圍涵蓋高速公路、海底隧道、港口、機場和體育場館等大型基礎設施建設。

(二)概念的界定

由于PPP模式存在多種表現形式和實踐方案,PPP模式的確切概念目前還沒有形成一個各方共同認可的表述。

1 國外的代表性觀點

聯合國培訓研究院認為,PPP模式涵蓋了不同社會系統倡導者之間的所有制度化合作方式,目的是解決當地或區域內的某些復雜問題。PPP模式包含兩層含義,其一是為滿足公共物品需要而建立的公共和私人倡導者之間的各種合作關系:其二是為滿足公共物品需要,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建立伙伴關系進行大型公共項目的實施。

歐盟委員會認為,PPP模式是指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之間的一種合作關系,其目的是為了提供傳統上由公共部門提供的公共物品或服務_3]。

美國PPP國家委員會認為,PPP模式是介于外包和私有化之間并結合了兩者特點的一種公共物品提供方式,它充分利用私人資源進行設計、建設、投資、經營和維護公共基礎設施,并提供相關服務以滿足公共需求。

美國民營化大師薩瓦斯將PPP模式分為三個層次:首先,它是指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共同參與生產和提供物品及服務的人和安排:其次,它是指一些復雜的、多方參與并被民營化了的基礎設施項目;最后,它是指企業、社會賢達和地方政府官員為改善城市狀況而進行的一種正式合作。

2 中國學者對PPP模式的認識

近年來在中國,隨著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和地方政府在財權事權不對等情況下謀求快速發展的需要,PPP模式成為地方政府融資方式的“寵兒”,得到了廣泛運用。

目前,國內學者對PPP模式的產生原因、表現形式、實踐應用和公共目標等方面,有較多的研究。從產生原因上,高鵬程認為,有限的財政資金投入影響了公共物品和服務的供給質量和效率,PPP模式是為了解決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中資金短缺和供給效率低下的問題而產生。從表現形式上,連認為,PPP模式是一個系統性架構,是由各種公共服務提供模式組成的大家族,其譜系包括服務外包、管理外包、租賃、BOOT類、特許權經營和合資等模式,近年還擴展到基礎設施戰略合作(Strategic InfrastructurePartnership)、整合(Integrator)和聯盟(Alliancing)等模式。從實踐應用上,賴丹馨和費方域認為,PPP模式是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在基礎設施建設中通過正式協議建立起來的一種長期合作關系,是具有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兩個主體各自特點的混合組織在公共部門的擴展。從公共目標上,葉曉d等認為。PPP模式是以合作方式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務,實現特定公共產品的公共效益。

此外,學者們還分別從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的角度對PPP模式產生的必要性進行了分析。從公共部門的角度看,學者普遍認為,公共部門可以有效利用私人部門在技術和管理方面的專業優勢,解決當前政府投資領域存在的一些低效率和投資不足的問題,提高公共服務供給數量和效率。從私人部門的角度看,孫潔認為公私合作在為政府提供融資功能的同時,也能為民營部門提供發展和生存的機會。此外,也有學者認為,政府通過為私人部門提供特許經營和財政補貼等優惠條件,降低了投資風險,可以吸引私人資本的參與。徐薇表示,PPP模式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的雙贏局面,并提高基礎設施建設的質量和效率。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各有其優勢和不足。通過合同和協議等契約方式,PPP模式將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聯系到一起,使公私雙方形成了權力的相互制約,有效推動基礎設施建設規范化和透明化。

從已有的研究可以看出,國內外學者普遍的共識是,PPP模式對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來說是雙贏之舉。對公共部門而言,選擇私人部門參與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投資,可以擴大融資渠道,激活社會投資活力,降低政府財政支出壓力;對私人部門而言,為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務與公共部門建立合作伙伴關系,有利于私人部門的長期發展。但是,已有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在概念界定上,缺少在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的契約中明確說明如何規范各自行為,如何共同分擔風險,如何共享收益,如何約束私人部門的逐利性和公共部門的官僚性等內容,這些問題會影響PPP模式的大規模推廣和規范化發展。

三、基于公共管理的PPP模式理論研究

(一)PPP模式提高公共產品的供給效率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城鎮化的推進,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在經濟發展中可以共享改革發展帶來的收益。最初,公共部門負責提供全國范圍或一定區域內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和服務,而私人部門只能提供公共部門不愿做、不屑做的產品和服務。但是,隨著私人部門的逐漸成長和能力的不斷提升,公共服務供給的來源突破了原有的界限,私人部門也積極參與其中。

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關系的演進驗證了公共物品理論的相關觀點,即公共部門應當提供涉及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有關公民最基本權利和利益的公共物品,而準公共物品則可以通過引入市場資源,借助私人部門的資本與技術優勢有效供給。公共選擇理論認為,如同經濟個體一樣,政府行為在某些方面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而這需要借助市場的力量來予以解決,并非所有的公共物品都必須由政府提供。因此,對于改善政府公共管理職能,提高公共服務效率而言。引人私人資本,借助市場力量是明智之舉。

從需求引發供給的角度來看,準公共物品的供給,為私人部門提供了發展機遇。而這也催生并提供了PPP模式廣泛應用的潛在可能。姚鵬程和王松江指出,PPP模式的實質便是通過市場價格調節機制增加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從而改進整個社會福利。劉大志綜合國外文獻的觀點,結合中國實踐分析后指出,即使能找到客觀標準區分公私產品,也不能得出公共物品必須由公共財政提供的結論。此外,傳統公共物品理論認為,搭便車問題導致市場機制失效,只能由政府通過強制稅收的方式提供公共物品。然而,所謂的搭便車問題并不能賦予政府強制提供公共物品的正當性。從中國的實踐來看,當代中國正處在持續轉型之中,隨著不同群體之間利益及價值的分化、沖突、互動日趨明顯,公民社會快速成長,公民參與逐漸擴大,對公共物品的界定與傳統觀點不同,由此導致需求日益多樣化,僅靠政府難以滿足不同的需求。

中國的實踐也表明,激發市場自身活力,為私人部門與公共部門的合作提供條件,通過公共服務市場化來提供公共物品,一方面提高了公共物品的供給效率和服務質量,另一方面也緩解了政府的財政壓力。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中國近年來越來越重視PPP模式在多個領域應用的原因。

(二)PPP模式推動公共治理機制的創新

公共治理理論認為,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公共事務管理變得更加復雜,這使得處于全能型管理地位的政府面臨眾多挑戰,參與治理的主體逐漸趨向多元化。公共治理的主體未必是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不一定必須由國家來實現。治理的主體可以是公共部門,也可以是私人部門,還可以是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的結合。公共治理理論強調政府與其他主體在公共事務管理過程中的交流與合作,共同應對日益復雜的社會經濟活動。也就是說,政府在一些公共管理領域中加強與私人部門的協作,是多元主體治理條件下實現良好公共治理的必然選擇。在現代社會治理中,私人部門已是公共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成為公共治理的重要力量。公共治理理論打破了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政府和市民兩分的桎梏,使社會各利益主體通過“共同參與、溝通對話、互利共贏”的理念形成一個有機整體,其最終目的是實現社會的“良治”。而這也為私人部門與公共部門展開合作,共同參與公共物品和服務的供給提供了理論依據。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PPP模式也是一種新型的管理模式,除了具備一般意義上的融資、管理等功能,還具有多組織管理創新、治理機制創新等功能。杜亞靈指出,公共基礎設施是為滿足社會公眾的需求而建設的,所以,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的治理目標不能僅僅為了實現某一方的利益,而應盡量滿足各方利益,從而最終實現項目的建設目標。賈康和孫潔認為,PPP模式不僅是一種項目融資方式,更是一種項目管理模式。徐薇也認為,PPP模式不僅為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提供了資金支持,還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在公共基礎設施供給領域引入社會資本參與,提升公共基礎設施的管理水平。

總的來看,從公共管理的角度探討PPP模式的意義,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非純公共物品供給的理論層面,而且更加側重于微觀層面如何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很少上升到宏觀經濟政策層面以及實證層面。然而,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PPP模式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注重的是公平與效率的有機結合,即在社會公平和提高經濟效率特別是公共部門資源的使用效率方面尋求平衡。此外,該模式的應用,從公共治理的角度而言,如何克服公共部門效率不高、“有心無力”,私人部門的激勵不足、“袖手旁觀”的困境,實現兩者完美結合,高效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務,是PPP模式在中國當前發展面臨的最大問題。PPP模式的研究,應更多側重于宏觀經濟政策、管理機制創新和政府職能轉型等角度,而不僅僅局限于提供公共物品這一個層面,這是今后研究亟需加強和深化的方向。

四、基于風險考量的PPP模式實踐研究

在PPP模式中,公共部門的目的是借助私人部門的資本和技術,更好地實現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和管理,而私人部門則是為了獲得項目的最終收益,具有明顯的趨利性。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合作的各自目的不同,這就需要在設計PPP模式時協調好兩者之間的平衡關系,使雙方能成為利益共同體,合理分擔公共基礎設施建設風險和收益。

(一)PPP模式風險分擔原則

風險分擔是PPP模式的一個重要特征。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因為存在共同利益而合作,必須要分擔風險。劉新平和王守清系統地闡述了PPP模式風險分擔原則是為了使項目參與方的整體滿意度達到最大,風險應該由風險偏好較大的一方承擔,實現風險和收益的對等化分配,在這一原則基礎上設計了風險分配框架,即風險初步分配、風險全面分配以及風險追蹤和再分配。涂銘和汪宵認為,合理的風險分擔機制應具備以下兩個功能:首先,為吸引各參與方參與項目的建設,應盡量降低風險發生的概率,減少風險造成的損失程度和風險管理成本:其次,各參與方有能力控制和分擔風險,保證有效實現項目目標。杜瑩冰認為,在PPP模式中,私人部門應該承擔建造、運營和技術等風險,公共部門應該承擔政治、法律和政策等風險。張平也認為,在PPP模式中,合理分配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各自承擔的風險較為困難,基本原則應該是誰對哪種風險最有控制力,誰就承擔相應的風險。公共部門既不適宜承擔過多風險,也不適合將風險過多轉移給私人部門。學者們普遍認為,PPP模式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項目風險的合理分擔,應該按照風險管控最佳的原則,確定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各自承擔的風險,并按照一定的模型進行分配。從中國的實踐來看,于本瑞等認為,PPP模式在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中的運用并不罕見,既有奧運場館“鳥巢”、北京四號地鐵線路成功的案例,也有福建橋梁建設項目、吉林污水處理項目等失敗的教訓,總體來看還是以失敗居多,而失敗案例更多的是風險分配與收益不對等造成的。

(二)PPP模式如何分配風險

科學合理的風險劃分和風險分擔機制是PPP模式能夠有效推廣的重要前提和原則,也是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采取長期合作、實現各自利益的基礎條件。但是,面對PPP模式建設項目投資規模大、建設周期長、融資結構復雜和政策法律不足等情況,存在的風險因素較多,如何科學分配既是理論重點,也是實踐難點。在如何分配風險方面,學者們基于傳統項目評價模型和博弈模型,使得項目的風險分配更加有效、合理。程述和謝麗芳根據工程項目風險分擔的基本原則,運用并改進獎勵合同的風險分擔模型,使分擔的結果更有效、合理。該模型不是根據風險收益大小確定風險主體,而是根據風險承擔的意愿和能力確定風險分攤率。吳艷霞等首先對項目融資風險進行分類,然后運用模糊層次分析法確定各參與方的風險分配比例,以確定各類風險的最佳承擔者。學者們還通過模型對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的風險承擔比例進行了研究,楊秋波和侯曉文在馬科維茨模型的基礎上進一步對項目風險進行了分析,確定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風險分擔的最優比例。韓亞品和蔣根謀運用合作博弈理論,通過Shapley值確定PPP模式中多參與方相應的最終收益,進而確定各自所需承擔的風險。安麗苑認為,風險量的承擔應該更多地取決于相關決策者的主觀意愿,即風險分擔是由參與方對風險的主觀溢價決定的,而風險最終是由參與方中給出主觀溢價最高的一方承擔。學者普遍認為,風險分配的目的是彼此取得信任,一旦風險分配不合理,其中一方承擔過多的風險,往往會降低各方參與的積極性,消極履職問題便會產生,整個項目風險就會增大。

目前來看,隨著PPP模式實踐的增多,國內對風險的評價和分析從理論和應用方面均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在實踐中,公共部門往往錯誤地認為采用PPP模式就是把項目中存在的所有風險都轉移給私人部門,而私人部門則試圖通過承擔更少風險的方式獲得高額的回報。在這種利益獨享和不擔風險的心理下,往往導致雙方未能考慮對方及項目整體的利益,將PPP模式共贏的理念蛻變為零和博弈,失去成為合作伙伴的基本信任。從有效化解準公共物品供給風險的角度來看,追求整個項目風險最小化的管理模式,要比公、私雙方各自追求風險最小化更能化解項目潛在的風險。對此,今后的研究應該更多側重于整個PPP模式管理機制的創新,尤其是政府監管政策的創新,要廓清政府與市場的職能界限,深刻認識到PPP模式的本質是更高效地滿足社會對公共物品和服務的訴求,更有效地利用好公共資源。要從公共部門的公益性和私人部門的效率性方面尋求平衡,而不能局限于公私雙方從各自的角度考慮風險。

五、總結性評述

PPP模式在中國的研究和實踐已經有了一定的基礎,越來越旺盛的生命力和逐漸增多的研究成果已經充分說明該模式有著廣泛的應用前景。公共物品的私人參與供給是中國現代化發展與市場化改革的必然選擇。尤其是在中國處于新型城鎮化發展的關鍵期,要轉變政府主導的依賴土地財政的投資模式,優化政府的公共管理職能,克服地方政府公司化傾向帶來的債務風險,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PPP模式可以發揮其高效獲取、分配和使用資源的優勢。從2015年4月21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到5月22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財政部、發展改革委、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在公共服務領域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足以表明在中國經濟進人“新常態”后,中國政府對PPP模式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作用的重視。正如《意見》指出,在PPP模式下,政府以運營補貼等方式作為社會資本提供公共服務的對價,以績效評價結果作為對價支付依據,并納入預算管理、財政中期規劃和政府財務報告,可以在當代人和后代人之間公平地分擔公共資金投入,有效彌補當期財政投入不足,減輕當期財政支出壓力,平滑年度間財政支出波動,防范和化解政府債務風險。

公共選擇理論主張將政府的一些職能讓渡給市場,在政府公共服務領域引入市場機制。將政府不善于做、也做不好的事交給市場完成,著重解決政府主導下公共物品提供低效率問題。從更深層次來看,推動公共物品供給的市場化,也有利于培育公眾的社會協作觀念,通過利益共享機制實現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的良好合作。從公共治理的角度而言,對于當下中國具有更重要的現實價值,有利于構建契約精神,有利于增強治理各方參與、分擔、合作和共享的意愿,有利于構建整體性的治理模式。對此,認識PPP模式,不能僅僅是從融資模式的角度進行理解,而是要上升到管理模式創新的層面進行思考。

財務共享模式概念范文3

【關鍵詞】商業模式 核心資源 運營模塊 盈利模式 戰略定位

一、商業模式理論基礎

(一)商業模式的概念

早在1939年,奧地利政治經濟學家、創新經濟學之父約瑟夫?熊彼特就已經提出:“產品和價格的競爭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來自供應源、企業和技術之間所具有的商業模式的競爭。這也是商業模式一詞最早的來源。

關于商業模式的簡單定義,現在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所謂商業模式,其本質就是企業創造價值、實現價值增值的方式;第二種觀點認為商業模式的根本在于盈利,因此它是企業獲得利潤的盈利模式;第三種觀點認為商業模式是企業自身的一套完備系統,是企業諸多因素有機地結合。

關于商業模式的具體定義,《中國商業評論》曾給出過這樣的說法:企業所處的經營環境、企業要達到的財務目標,以及在給定的經營環境中實現既定的財務目標所需要的所有內部活動和能力。而當前學術界公認的商業模式具體定義是:企業為了實現價值增值的最大化,整合企業內部外部所有要素,形成具有企業自身核心競爭力的一套高效的商業系統,并通過該系統輸出產品或提供服務,最終實現持續盈利目標的一整套組織設計的解決方案。通過這一定義我們可以看出,商業模式中,實現價值增值的最大化是商業活動的根本目標,系統、高效、整合是必備元素,核心競爭力是基礎,持續盈利是商業模式的最終目標,將這些因素有機的結合起來,就構成了檢驗商業模式的唯一標準。

商業模式涉及企業的全部業務流程、企業的產品、企業提供的服務及實現方式、企業的收入模型、銷售模型、客戶模型以及物流管理模型等一系列關鍵環節,其中至關重要的有一下兩點:

(1)商業模式與企業的發展戰略是不同的。簡單地說,商業模式是有機組合能夠創造最高效益的各種要素;而企業發展戰略則是服務于企業的發展方向與愿景的,它是在市場競爭中企業對自身發展方向的選擇。商業模式偏重于企業的實際運營,包含更多的企業運營要素,而企業戰略卻包含了更多的遠景規劃,是在企業競爭層面中的優勢選擇。

(2)商業模式與盈利模式是不同的。盈利模式是指企業的利潤獲得方式,它是企業在運營過程中,涉及企業利益相關方的各種成本、收入、利潤結構、甚至包括相應的利潤指標在內的一種反映。盈利模式是企業維持生存的根本,而商業模式是企業生存的平臺。

(二)商業模式的構成要素

基于各位學者對于商業模式的構成要素理解不同,筆者在現有文獻的基礎上對于國內外學者的的觀點進行了整理,基本有以下幾種:①戰略資源、消費者界面、價值網絡、核心戰略(Hamel,2000年);②價值創造、目標顧客、參與主體、價值端口、價值目標、價值交換、價值界面(Gordijn等,2001年);③市場定位、產品和服務組合、成本收入定價、核心競爭力、投資模式、市場范圍(Morris,2005年);④目標顧客、網絡形態、成本管理、價值內容、伙伴關系、隔絕機制、業務定位、收入模式(原磊,2007年);⑤企業價值、定位、關鍵資源能力、業務系統、自由現金流結構、盈利模式(魏煒、朱武祥,2009年)。

通過進一步研究我們可以發現,盡管各位學者對于商業模式要素的細分各有不同,但大多包含了如下幾項:產品、服務、定位、業務模式、盈利模式、客戶關系等。本文將以這些主要構成要素為基準,結合數字出版理論,最終對數字出版產業商業模式做出相應分析。

二、數字出版商業模式

(一)數字出版商業模式的概念及構成要素

數字出版商業模式是以將用戶價值實現最大化,整合內外部各運營主體后,形成一個擁有核心競爭力的高效商業系統,并通過產品和服務,最終實現持續獲利的一整套運營解決方案。

筆者結合商業模式構成要素,也將數字出版商業模式分為核心資源、運營模塊、盈利模式、戰略定位等四個主要構成元素。

(1)核心資源。核心資源具體指代數字出版企業所具有的各種資源,可通過這種資源進行某些重要的商業活動,這種資源可包括產品或服務。

(2)運營模塊。運營模塊是指企業為獲取盈利所進行的生產及商業活動,其中包括產品的生產流程、重要的客戶關系以及核心業務等內容。

(3)盈利模式。盈利模式是指在確定運營模塊中各個價值鏈所有權及分配權的前提下,通過企業各相關方利益分配格局的整合與分析,使企業最終獲得盈利的方式,其中包括收入方式、成本結構、利潤分配等。

(4)戰略定位。戰略定位需確定數字出版企業在市場上的主要業務、提供的服務及產品、所針對的客戶群,以及企業的品牌及形象等。

(二)數字出版商業模式的分類

在《2007-2008中國數字出版產業年度報告》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課題組將數字出版商業模式分為教育出版、大眾出版、專業出版等三個。

傅芐的數字出版商業模式將其分為數字圖書館、在線網絡出版、電子書、移動教育、數據庫、在線教育、在線工具書、電子雜志訂閱、手機書、按需出版、多媒體在線電子書、圖書搜索等12種。

在探索數字出版商業模式時,國內外學者分析了很多商業模式,如網上銷售電子書的模式、數字圖書館模式、專業平臺互動銷售模式、原創模式、手機閱讀模式、硬件捆綁銷售模式等等。但這些商業模式之間界限模糊,尚不清晰。

按照企業利潤來源,尚瑩瑩將數字出版盈利模式分為基于服務與產品兩種?;诋a品交易的盈利模式是目前中國數字出版企業最常使用的商業模式,是指間接或者直接銷售數字產品獲利的方式。基于服務的盈利模式是指企業通過提供按照客戶某些需求定制的服務以實現盈利的模式。

數字出版企業商業模式的選擇決定于企業自身的戰略定位、內外部環境及核心資源所歸屬的領域,并非任何模式都能帶來真正的盈利,在我國的數字出版產業中燒錢的不在少數,但終歸只有成熟的商業模式才能給企業帶著真正長久穩定與發展。

數字出版的盈利,不能只把著眼點落點眼前的利益上,而更應注重在流程中減少成本及在運營過程中各個環節中增加盈利點的可能。數字出版企業實現真正的盈利必須要發散思維、大膽設想,才能在市場競爭中形成具有較好發展前景的商業模式。

我們可以看出企業核心產品的價值鏈必須在整頓流程、完善機制、健全組織、促進競爭、發現資源的基礎上才能轉換為穩定的價值流,最終得以實現企業的盈利。忽視了流程中任何一點,數字企業盈利都能成為空中樓閣。在下面的章節中,我們會從數字出版發展較早的歐美數字出版企業商業模式談起,總結他們的經驗,提出他們的不足,并最終探討出我國數字出版企業的商業模式。

三、美國數字出版發展現狀

1971年,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學生哈特把部分版權過期的圖書錄入為電子文檔,這在歷史上被稱為“古登堡計劃”,為美國數字出版產業的開端。但由于受到技術條件制約,數字出版產業一直以來發展得相對遲緩。2000年3月,史蒂芬?金發表在亞馬遜網站上的一本定價只有2.5美元的電子圖書《騎彈飛行》,最終獲得了超過100萬美元的銷售收入。至此,傳統出版企業便對電子書引起了極大的興趣,蘭登書屋成為這方面步伐最快的人,先后成立了電子重印出版社、現代叢書重印出版社,并收購了兩大數字出版公司,希伯里斯和“聲頻”公司的股份,涉足到電子圖書市場的商業模式;時代華納公司推出了自己的網站,小說以及少量電子圖書為其主營業范圍;巴諾書店則采用了可以方便讀者采用多終端下載的清晰版式軟件圖書。

美國傳統出版單位隨著這股浪潮也都開始數字化轉型的嘗試。一方面,對數字化設施的建設以及數字技術的應用提高了重視,提升資源的利用效率;一方面展開新的數字出版業務,一些大規模出版企業開展數字出版項目、成立數字出版部門,數字化傳統出版物并宣傳推廣延伸至互聯網,以探求新的利潤空間。

2006年底,據相關資料報道,湯姆森出版集團69.2%、培生教育集團50.4%、愛思唯爾集團70.3%的收入都來源自數字出版,并且美國出版企業80%以上都進行了電子書方面的業務。以約翰?威立為代表的數據庫模式及以培生為代表的教育服務模式的商業模式逐漸成熟。

隨著科技與內容的日漸融合,技術提供商也開始了內容資源的創造,并且為讀者提供個性化、多樣化的服務。這方面的表現以亞馬遜kindle電子閱讀器最為突出,筆者將在下一部分詳細論述這一方面的發展。

本章主要介紹了美國數字出版產業的發展現狀以及最為典型的三種電子圖書商業模式。

從運營模式上看,亞馬遜和Apple采用的是“終端+內容資源平臺”的模式,而Google采取的是一種為用戶提供圖書搜索以及付費下載服務的數字圖書館模式,從內容平臺的開放性來看,亞馬遜Kindle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系統,只通過Kindle或安裝Kindle應用的終端下載Kindle格式的數字文檔,iBookstore也僅供支持ePub或PDF格式的電子書,蘋果用戶可以通過iBooks購買電子書,也可以通過出版企業開發的App進行閱讀,還可以從互聯網瀏覽器獲得文字信息,Google 則未推出自己的閱讀器軟件,但差不多每種提供互聯網瀏覽的數字設備都可以支持登錄谷歌圖書;從內容上看,Google電子書的內容資源最多,不過主要是版權過期的公版書,所以在電子書店里是免費的,擁有版權書數量最多的是亞馬遜Kindle電子書店,而蘋果在線書店的內容資源種類是最多的,包含游戲、電影、軟件、音樂、圖片等等。從盈利模式上看,亞馬遜的銷售收入主要來自內容產品和kindle終端,蘋果的收入來自于iPad、內容產品以及其他服務產品收入,而Google的收入則主要來自于收費的廣告服務,其次是內容產品和平臺管理費用收入。如果把電子書店看作是一個實體的商店,Google更像是一個購物中心,收納獨立書商和出版商在其中開店經營,宣傳和推廣他們的品牌產品,蘋果和亞馬遜亦可以進入其中成為它的商戶。

美國的數字出版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已形成了成熟的產業鏈,并顯現出“術業有專攻,聯合推動發展”的特點。就電子書產業結構而言,其包括:內容提供商(麥格勞?希爾、培生、湯姆森等出版商)、電子圖書銷售平臺(亞馬遜Kindle電子書店、英格拉姆電子圖書批發商、巴諾Nook電子書店等)、硬件生產商(Nook、Kindle為代表的E-ink閱讀器和以iPad為代表的平板電腦設備)、圖書數字化技術提供商(以Adobe等為代表的數字版權保護技術提供商)、移動運營商。產業鏈的各個主體根據在產業鏈上的不同定位進行有效分工協作,在商業模式上也各有其不同側重,呈現多元客戶價值而非單一模式,例如谷歌、亞馬遜、蘋果等企業都具有其獨特的商業模式創新,培生、英格拉姆、麥格勞?希爾、愛思唯爾等企業的商業構建都源自的各自的優勢而非一種模式。我國電子圖書相對國外而言,產業鏈結構較不清晰,數字出版產業還持續著“上游冷、下游熱”的局面。由于尚未開創出可以顛覆傳統業務的商業模式,目前國內只有少數大型出版集團對電子商務平臺和硬件終端商的合作做了大膽的嘗試。

四、美國主要的數字出版商業模式分析――以電子書為例

亞馬遜Kindle模式、蘋果iPad模式、Google數字圖書館模式在美國的數字出版商業模式中具有非常典型的意義,這三種模式我們將在下文中逐漸展開。

(一)亞馬遜Kindle模式――資源整合平臺+Kindle終端

亞馬遜作為一個美國最大的資源整合平臺,憑借著kindle閱讀終端,在走過了漫長的業務拓展與并購重組之后,現已擁有龐大的消費人群及數十萬數字圖書內容。數字圖書出版業務在亞馬遜公司的推動下走向了一個快速發展的通道。憑借著優良的配送及結算系統,亞馬遜公司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數字圖書銷售平臺。在亞馬遜公司20年的快速發展史中,它被世人公認為是一家勇于擴展、具有戰略發展眼光、擁有執行魄力及清晰思路的公司。

貫穿亞馬遜整個運營版塊的每一個經營環節都貫穿了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實現客戶價值的最大化這一理念。首先,技術創新以提供更好的購買及閱讀體驗為出發點。在Kindle的發展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亞馬遜關注消費者的閱讀體驗,在消費者的使用舒適度方面不斷改進,采用電子墨水技術,閱讀體驗更近于紙質書;內存達到16G,提供支持3G聯網和Wifi聯網兩個版本。

其次,內容多樣。目前亞馬遜已經與多家出版社、報社、雜志社以及獨立作者簽訂了合作協議,積累了大量的內容資源。同時,亞馬遜提供很多增值功能服務,如方便讀者多種文本格式相互轉換的服務、方便閱讀未加密格式電子書的服務以及個人上傳制作電子書等服務。再次,個性化服務。只要是在亞馬遜網站注冊并消費的讀者都可以終身享有購買的該本圖書,就算是更換了閱讀設備,只要登錄賬號就可以繼續免費下載閱讀該圖書。另外亞馬遜還提供了一系列服務,如消費者商品評價、推薦書目、章節部分預覽、圖書搜索等。

最后,考慮到消費者對于定價的接受程度。盡管Kindle比起Sonyreader功能更加先進,但是其定價也僅僅比Sonyreader高出59美元,從而以物美價不高的商品特質搶占市場。在圖書定價上,均低于紙質出版物的價格,使消費者在選用時不會為高定價而糾結。

亞馬遜更為重視與代工廠、運營商、提供商之間的關系。它為內容提供商特意設置了一套數字出版流程,使得傳統出版企業能夠迅速跨進數字出版產業。它還與Sprint公司(網絡技術)和E-ink公司(顯示屏技術)建立了長期合作伙伴關系。亞馬遜還對零部件更新情況非常關注,只是為了提供給讀者良好的閱讀體驗,及更好更全面地控制硬件的成本。

亞馬遜Kindle作為其數字圖書唯一的下載通道,使得亞馬遜公司對于自己提供的內容具有很好的把控能力。一方面,亞馬遜掌控了kindle store的關鍵流程,使這一商務平臺的數字書刊上下架、營銷推廣、及客戶管理等一切盡在掌握。另一方面,kindle store中電子書刊的定價權也由亞馬遜公司定奪。為了爭取到更多的消費者,保持讀者購買閱讀服務的活躍度及對商務平臺的忠誠度,亞馬遜的定價從來都只是維持低端的水平。

(二)蘋果iPad模式――內容+iPad終端

2010年4月3日,美國蘋果公司生產的iPad產品在美國市場上正式發售,僅僅在發售當日便對外銷售了30萬臺,購買用戶在當天就下載了25萬余本電子圖書,根據相關情況,IPAD模式的優點在于:

(1)強大的終端功能。該模式的核心就是平板電腦,該產品的目標群體是讓用戶體會到不同的閱讀體驗,是閱讀變得更加娛樂化,基于此目的,蘋果公司機一部強化了該產品的閱讀效果,提升了相關的應用功能。IPAD注重多媒體的綜合使用,將圖片、食品和文字通過多種方式提供給閱讀群體。用戶可以通過IBOOKS程序將目前市場上最為暢銷的圖書置于IPAD的暑假之上,隨時隨地可以進行月度,最為貼心的是,IBOOK還允許作者對相關內容加注標示和添加書簽,另外,IBOOKS還能兼容PDF格式的電子書。此外,諸如一鍵開機、重力感應等設計也為IPAD取得市場競爭優勢提供了技術支持,這些不同于其他同類型產品的特殊體驗使得客戶更加具有偏好,及時IPAD售價將近500美元,客戶的購買數量也超過了亞馬遜推出的Kindle閱讀器,盡管亞馬遜的閱讀器要比蘋果IPAD低100美元。

(2)成熟的商業模式。Ipad+ibookstore是以音樂軟件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蘋果公司為iPad+iBookstore模式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也提供了較為成熟的商業模式。品牌也產生了良好的影響力,商業模式也漸漸成熟起來,通過iTunes,蘋果公司已經取得了較為豐厚的利潤,1.25億客戶成為了潛在的市場,IPAD的發展基礎是得天獨厚的。iBookstore、iTunes同屬半封閉性質的平臺,蘋果公司給予了出版商在定價方面的主動權,這對于出版商來說是充滿有活力的。而在蘋果公司之前,亞馬遜公司對于電子書定價則采取了獨斷獨行的態度,招致了大量出版商的季度不滿。而蘋果公司則與出版商定下了三七比例的分賬模式。

iPad既不支持USB連接,也不支持數據線上網,因此很難通過直接復制來進行數據傳輸,數據的傳輸必須通過APP Store中的相關軟件才能建立平板與電腦的聯系,如果要享受ipad強大的功能,就要求客戶前往蘋果商店購買軟件,這些軟件必然是正版的,在很多情況下需要支付費用。這種設計一方面提高了蘋果軟件商店的訪問量,培養了尊重知識產權的習慣,另一方面也保護了正版產品生產方的利益,因此蘋果公司同出版商之間形成了良好的合作關系。

(3)多元的盈利模式。蘋果用戶購買相關網絡產品只能通過APP STORE進行,價格參差不齊,當然蘋果也會提供一些免費軟件和免費游戲,但是這部分免費軟件僅僅是一個拋磚引玉的作用,吸引客戶通過付費享受相關服務。

蘋果公司為了快速搶占付費電子書市場,對于出版商的利益十分關注,也出讓了部分利益給出版商,保證了出版商的相關利益。根據蘋果公司與相關方關于定價的合同,定為12.99至14.99美元之間,相對于亞馬遜公司將電子書定價為9.99美元,雖然價格上具有優勢,但是其他的性能使得亞馬遜電子書在競爭正處于明顯的劣勢。蘋果公司同出版商之間按照三七比例進行分賬。近期蘋果公司增加了報紙訂閱的新服務,服務針對的人群就是電子出版商,蘋果公司的收益來自廣告收入,大約抽取三成到四成的利潤。

未來,蘋果IPAD還能實現3G上網的功能,網絡費用將會以年化收費的形式存在,這將是蘋果未來最重要的收入之一。

(三)谷歌電子書模式――數字圖書館模式

2010年12月6日為標志,電子圖書市場中出現了谷歌公司的身影,Google eBookstore是技術基礎就是云技術,已經向市場推出了超過4000家的網絡出版商,超過300萬種電子圖書與讀者見面,如此之多的圖書都可以為相關用戶進行下載和購買,其中公共版權圖書超過280萬種,與蘋果、亞馬遜、巴諾書店分庭抗禮。谷歌公司對于電子書店十分重視,認為該系統能夠成為一個溫室,或者一個生態系統,該系統的長遠目標是培養電子書的閱讀人群,以形成潛在市場,這種模式與美國目前最大的網絡閱讀平臺蘋果與AMZON在本質上就存在著很大的區別。

(1)基于云儲存技術的服務。谷歌書店的基礎是云技術,電子書不在是通過有形設備進行存儲,而是存在無形的網絡之中,注冊用戶自帶一個線上圖書館,通過注冊GOOGLE賬號便能夠使用配套的檢索裝置,快速找到到他們想找的圖書,在付費后就可以將相關書籍存儲在“在線圖書館”中。閱讀的方式也比較靈活,既可以在線觀看,也可以下載后進行閱讀。而閱讀可以實現跨平臺閱讀,即跨平臺的閱讀進度存儲。這種方式無疑增加了閱讀的方便性,這是蘋果以及亞馬遜無法比擬的,后兩種閱讀方式必須先行下載,之后才可以閱讀。云計算技術為讀者和創造者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不再受時間和地點的限制。

(2)海量內容開放。Google電子書店在內容上面的優勢更加明顯,受限是上線的超過300萬眾電子書籍,而在過去的流年時間里,Google公司借助圖書館計劃成功完成了1500萬冊圖書的掃描。但由于版權的限制,這部分圖書還不能完全進行線上閱讀,但是每年Google都將花費超過1個億的美元來進行知識產權的和解,而相關協議只要通過法院認證,那么Google eBookstore就將出現上百種已經絕版的珍貴書刊。

(3)具有較高的開放性的閱讀終端。谷歌并未生產屬于自己的閱讀終端,因此谷歌書店占有的大量資源可以在多大十余種電子閱讀終端上進行閱讀。亞馬遜的出版商無需考慮客戶的需求,只需按照協議來設定專門的格式,不僅如此其還設定了多項旨在觸及出版商控制權利的規定,反襯出GOOGLE的強大優勢。

(4)銷售渠道開放。GOOGLE BOOKSTORE,在市場開發的同時還在個性化定制方面做足了功課,出版商可以采用提成的方式賺取利潤。通過該項服務,谷歌利用搜索引擎的優勢有效地彌補了其在圖書銷售方面的經驗欠缺。而且另一方面,谷歌還節約了大量的平臺維護費用,有效地平衡了產品銷售以及產品成本之間的關系。截至目前,GOOGLE已經開展同Powell’s Store、Alibris和美國出版商協會之間的全面合作。消費者能夠從谷歌商店直接下載電子書,或者通過谷歌搜索進行圖書檢索功能,從合作商或者出版網站上直接購買相關圖書,這是與亞馬遜和蘋果明顯不同的地方。除此之外,谷歌還通過在blog或者門戶網站上添置電子圖書的快捷按鈕簡化購買的步驟,這些起到宣傳作用的blog和網站能夠獲得谷歌的利潤分成。

此外,谷歌不吝惜出讓主導權和利潤分配權,出版商在定價方面具有較高的自,而且經營方面也能夠自己做主,谷歌按照一定比例同銷售商和出版商進行利潤分成。這些措施無疑會增加谷歌電子書店在市場上的競爭力。

五、我國數字出版商業現狀及存在問題

(一)我國數字出版商業現狀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互聯網技術和移動終端硬件技術的提高和普及,我國的數字出版產業產值屢創新高,實現了跨越式發展,數字出版產業的商業模式不斷創新,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產值屢創新高。數字出版作為新聞出版產業的新興力量,如今正彰顯出強大的生命力,2013年已突破2500億元。在從2006年至2013年的這八年中,我國的數字出版經歷了一個長足的進步,基本上呈現出直線上升的態勢。在我國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傳統型出版企業轉型升級更進一步加快,首批轉型示范單位的示范效應明顯且成效顯著,見圖3-2?;ヂ摼W企業在這場科技與內容融合的出版革命中發揮了全產業布局的魅力,成為數字出版的主要陣地。

據統計,2013年我國數字出版產業的總產值達2540.35億元,產業增長率繼續保持高增長速度,達到31.25%。其中電子書(含網絡原創出版物)達38億元,互聯網期刊收入達12.15億元,數字報紙達11.6億元?;ヂ摼W廣告、手機出版、網絡游戲成為數字出版產業名副其實的三巨頭,而電子書和在線音樂在版權保護未有開創性進展之前也仍保持著小規模的進步。

互聯網期刊、電子書、數字報紙這三個與傳統出版關系最密切的三個方向中,共實現產值達61.75億元,占數字出版全部收入的2.43%。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我國傳統出版轉型工作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卻仍需深入,需從內容上深挖掘,強化品牌效應,適當地在品牌方面進行設計與開發,方能在市場競爭中站穩腳跟。

進入21世紀以來,數字出版產業發展開始進入快速通路。據統計,2012年達1935.49億元,2013年為2540.35億元,遠遠超出其他行業增長率,為我國經濟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實現了數字出版飛躍發展。

(2)互聯網技術快速發展,閱讀終端設備不斷創新??萍紤门c創新是數字出版業不斷發展的源動力。近兩年來,以移動智能終端、搜索引擎、電子閱讀器等為主的創新技術日新月異,跨屏技術、4G、大數據等理論與技術不斷升級換代,使網民的應用體驗得以快速提升。移動智能終端不斷提高的閱讀體驗促進了以手機為代表的移動互聯網從pc端的逐漸轉移,同時也為智能手機在數字出版方向悄然孕育了一個具有極大消費潛力的市場。

伴隨著移動應用市場的高速發展,基于各種需求的移動互聯終端不斷出現,現已涵蓋了包括閱讀、娛樂、購物、導航、社交等等,改變著人們的工作、學習、生活的各個方面。這些對于傳統出版行業而言,移動互聯網的發展為其轉型提供了更為清晰的方向,互聯網提供的新技術以及開辟的新媒介,為商家與客戶之間的廣泛交流建立了更便利的條件,從而擴充內容與體驗,提供適合客戶們所需要的服務與產品。

(3)跨領域出版不斷實現,合作全面開花。產業協作是企業得到真正進步的重要標志,也是推動社會經濟有序發展的重要因素。當今,數字出版企業之間的合作力度不斷加強,協作的意識更為深入民心。一方面,其他企業隨著媒介的廣泛聯合,積極地投入到出版領域,數字出版涉及領域得到極大的擴大;另一方面,傳統出版企業之間合作共贏趨勢不斷深入,共建資源平臺,共享優質產品,集中力量抓大放小、挑優剔劣,以實現資源的充分利用??傊瑪底殖霭娈a業的整體規劃布局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因此,跨行業、跨技術、跨平臺、跨領域的合作進一步加強,實現了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在這樣的環境下,產業融合加劇、強強聯手局面不斷出現。許多傳統出版單位與技術公司不斷溝通,甚至于直接入股技術公司,達到出版社提供內容,技術公司提供軟件支持的最優效果,這種合作模式之下出現了不少經典之作。

(4)營銷策略有所突破,新興媒介助推企業轉型。如今,人們獲取資訊的形式多種多樣,其快捷與便利是任何從前的時代所無法比擬的,多媒體新媒介的出現對于出版企業進入全媒體時代起到了推動機的作用,并且改變著產品的宣傳推廣渠道、營銷傳播策略。如天貓的出版社官方網站、微信的訂閱平臺、微店的銷售模式等紛紛登上傳統出版企業推廣發行必修課名單。傳統出版企業利用微信進行推廣宣傳、樹立品牌效應、形成粉絲群體,將這一免費的宣傳平臺利用得淋漓盡致,并以開設微店的形式直接嘗試實現銷售的新渠道;許多的自媒體更是憑借微信這一平臺推送自己的作品,充分地實現了自由自主地積累有共同需求的信息群,乃至打造專為自身需求的定制行知識信息群,從而最終實現自媒體的商業化運作;更有甚者,是如今眾籌出版模式的出現,這更是充分體現出了互聯網的魅力,《社交紅利》這本書尚未出版就已在眾籌網上銷售3000余本,并最終實現了紙質出版,而這僅僅只是靠網絡傳播、吸引大眾資金而實現的。

總而言之,現今的傳統出版企業、互聯網技術企業,乃至是個人自媒體都對數字出版的推廣、銷售與營利模式進行了創新和探索,并不斷地展現出新的亮點,這些都與新媒介的發展不無相關,甚至于可說是齊頭并進。

(5)數字出版保障體系逐步升級,支撐著數字出版產業穩步向前。2013年,我國數字出版產業方面的版權保護與標準建設取得了很大的進步,獲得了較好的成績,具體事項如《電子書內容標準體系》等四項電子書新標準正式,正式實施《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著作權法實施條例》《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等三部修訂條例,成立中國網絡版權維權聯盟;成立首都版權聯盟等。

(二)我國數字出版目前存在問題

隨著我國數字出版產業的日益發展,我國出版社在發展數字出版產業的道路上遇到越來越多的問題,其中主要涉及版權合同問題(即知識產權問題)、數字出版社運營管理流程問題、內部分配問題、自身供血能力不足問題等。

(1)版權合同問題。在出版社由紙質書籍轉向電子書籍等數字出版的過程中,大部分都涉及了一個版權所有者的問題,在過去的紙質出版物合同中并無對數字出版物版權的詳細說明,只是一語代過,這些合同嚴格來講是不能夠包含數字出版物版權的。正式的數字出版物,應在單本圖書交易額巨大的時候,與版權所有者再簽訂附屬合同,而這一方面的問題在目前僅僅是剛剛起步,由于涉及圖書量達,跨越年代久遠,所以這看似是可行,實則很難實行。這方面的工作涉及面廣而布局凌亂,因此電子版權正規化的方案舉步維艱。

(2)數字出版物運營管理流程問題。對于出版社而言,大都有比較系統的比較有質量的紙質圖書存檔管理,但對于紙質圖書的電子存檔來說,可就是相當混亂且損失嚴重的,出版物電子存檔梳理工作相當煩瑣。

(3)內部分配問題。出版社大多未對數字出版物利潤有比較系統詳細且成熟的分配方案,而對于曾經策劃出紙質圖書的編輯而言無外乎都是關心這兩個方面的問題的:①出版電子圖書是否會影響其紙質圖書銷售利潤;②在出版電子圖書之后是否能夠獲得屬于自己的利潤分成。內部分配方案總是難以得到合理解決的原因卻也關系到多個層面:①數字出版物運營合作平臺眾多,它們雖大部分如今都已對出版社開放后臺,但涉及的圖書數量極多,若是以每本書為單位進行銷售利潤核算,這對于電子圖書方面有限的人員配置來說其工作量不可小覷;②數字出版物合作運營平臺雖多,但目前都是剛剛起步,其盈利大部分微乎其微,若再詳細加以細分,其投入與產出比是否合理有待商榷。

(4)自身供血能力不足問題。數字出版由于大多涉及內容、技術與平臺等幾個方面,所以必然會涉及與方方面面的合作,這對于某個產業的有效建設與健康發展都是極為不利的,因此如亞馬遜等公司正在致力于這件事情,發展出數字出版的全產業鏈。在下一章中,筆者會就數字出版商業模式的特點,對于數字出版產業建設中出現的問題做出一個合理的對策以及商業模式的構建。

六、數字出版商業模式構建及對策

如前所述,商業模式涉及企業的業務流程、客戶流程、產品和服務、目標客戶、服務提供方式、分銷渠道、收入模型、物流管理模型等一系列關鍵環節,而在數字出版商業模式中四個重要的構成元素則包括核心資源、運營模塊、盈利模式、戰略定位。結合這些內容,針對前一章提出的數字出版存在問題,筆者在下文中就數字出版商業模式構建給出以下幾點主要建議。

(一)戰略定位――走差異化的競爭之路

戰略學專家邁爾?波特在20年前三大競爭致勝戰略法寶,包括成本領先、專注化、差異化。究其根本,這三點都可以歸結到差異化上來。戰略定位的差異化能夠讓企業迅速立足市場,將企業產品及服務與競爭者區別開來。

(1)內容的差異化。從數字出版的整體環境來看,決定數字出版發展未來的并不是終端或技術渠道,而是用戶的需求。用戶的需求牽引數字出版行業發展方向,多層次的受眾群體有著多元化的需求。數字出版不是簡單地轉化幾本電子書,建幾個數據庫,而應是滿足消費者閱讀需求而生的一個產業,包括所有已知的和潛在的需求。因此,數字出版企業應當將消費者分成不同的群體,并按照各群體的需求特點,提供更加符合其需求的內容產品。

以出版專業出版物為例,專業出版物往往具有如下幾個特點:①專業化程度高,出版門檻高,具有一定的剛性需求;②學術性強,讀者面窄,編輯校對質量要求較高,印刷成本高,印數少;③專業出版物不會因為時間的延續而失去它的價值;④獲利是圖書銷售的根本目標,因此圖書經銷商會努力追求圖書上架的動銷率、周轉率,而銷量不高的書籍將最早下架,這就造成了學術著作深受其害。專業出版自身所攜帶的特點,使得在傳統出版方式中專業出版有著很多不利的條件,但是在數字化轉型中,數字化出版發展為專業出版提供了很好的機遇,體現在具體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就國際上的出版局勢而言,專業出版銷售持續而穩定增長,占有全球前十大出版社銷售業務的43%,其次是貿易(31%)和教育(26%)。而與此同時,全球出版巨頭也已經逐漸探索出了數字出版的贏利模式,在專業出版業務遙遙領先的前提下,配套的數字出版也已經緊隨其后,快馬加鞭而來。而在我國,由于數字出版技術提供商具有技術優勢,先發占據了主體地位,因此專業出版企業就必須主動適應變化發展,盡早在市場上占據有利地形。專業出版企業所具有的專業性資源越是豐富,也就是在企業主營業務中,專業出版業務比重越大,通過數字化轉型后,形成的數字出版業務帶來的收入越大。正是基于對這種觀點的認可,國際上專業出版巨頭們已經給自己重新定位,淡化了“出版商”的身份,轉變成了信息服務提供商。

第二,數字化出版與專業出版的有機結合,即數字出版的專業技術與專業出版的專業性、學術性、不可替代性的出版內容相結合,將專業出版的資源通過數字出版的IT手段封裝再現,可以生成新型信息資源,例如專業信息數據庫、專業信息共享平臺和專業資源互動平臺等。在新型信息資源中,將專業化的信息進行分類、索引,所有信息可以實現同類的縱向鏈接,也可以實現異類的橫向貫穿,充分利用IT技術實現前所未有的資源調配,使得原來孤立的出版物可以按不同需求整合在一起,能夠挖掘出更深層次的應用價值,提升了專業出版創造價值的能力。專業領域的數字出版提供給用戶的不再僅僅是簡單的電子書,而是可以按照用戶的需求,提供某些問題的解決方案,特別是可以提供交叉領域內的綜合性的有價值的參考信息。數字化了的專業出版企業,其主營業務不僅提供電子書的銷售,更能夠提供專業性的查詢與咨詢服務,有著更廣泛的發展空間,能夠實現企業自身的價值增值。

第三,專業領域的數字出版是基于互聯網、IT手段來完成的出版活動。由于互聯網是虛擬空間,沒有物理空間的時空限制;又因將專業領域數字出版的產品“放在”互聯網中,產品的銷售成本和銷售效率可以忽略不計,這為“長尾理論”提供了充分必要條件。非主流產品即需求不多、銷量偏少的產品,在虛擬空間中獲得了幾乎無限制的存儲空間與流通渠道,可以進行無限制的銷售,這種銷售形式所占據的市場份額,可以持平甚至超過主流產品所占份額,其帶來的收入結果也類似。專業領域數字出版的產品多屬于非主流產品,但在遍布全球的網絡平臺上,所獲得的收益頗為可觀。

(2)閱讀終端的差異化。鑒于我國很多出版社是小型出版企業,因此大規模地研發閱讀終端對企業發展來說并不是一個理性的選擇。但針對某一具體內容或是具體課題的專項性研發還是有必要并且具有可行性的,提供閱讀終端是將數字產品盈利擴大化的最直接途徑。在具備合理研發條件的基礎上,我們要針對不同的客戶群進行閱讀終端的差異化建設。

(二)盈利模式――尋找多元化利潤空間

盈利模式是指企業的利潤獲得方式,它是企業在運營過程中,涉及企業利益相關方的各種成本、收入、利潤結構,甚至包括相應的利潤指標在內的一種反映。針對出版社的業務模式,筆者覺得還是有很多的利潤空間有待挖掘的,例舉幾種形式如下。

(1)成本的多元化。數字出版企業的成本可定義為:企業在生產數字出版產品和為用戶提供所需服務時,必然要消耗一定的資源,所費資源對應的價值即為成本。例如數字出版產品中的電子書,其成本主要由兩部分組成,內容成本和閱讀客戶端成本――硬件成本。

內容是數字出版的靈魂,內容成本包括支付給作者的酬勞及版權保護成本等。從支付給作者的酬勞上看,由于對電子書版權預期收益的不確定以及盜版的存在,國內很多版權擁有者對電子圖書版權的出售并不積極。

從支付運營平臺的費用來看,主要有一個是電子圖書的制作成本,由于目前我國電子書行業缺乏統一的標準,需要多種不同的圖書格式、流式、版式,因此就需要各個運營平臺根據自己的要求制作相應格式的電子書,這其中就要收取一定的成本,一般為收入的5%左右;支付運營平臺的費用中還有一部分是推廣運營以及銷售的成本,國內出版企業與運營平臺之間分成比例不確定,運營平臺大部分占收入的30%~60%之間。

(2)盈利渠道的多元化。從本篇文章之前的論述可以看出,目前數字出版幾種比較常見的盈利模式包括:①生產者直接銷售數字出版內容產品,包括電子書、電子文獻、電子期刊以及信息資源數據庫等;②銷售硬件設備,包括閱讀終端及相關配件;③提供數字出版服務,包括基本信息查詢、解決方案、專業化咨詢等;④廣告收益⑤其他服務收益,如平臺管理服務、信息服務、自動出版服務及自助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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