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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商業銀行利率范文1
關鍵詞 國有大型商業銀行 利率市場化 對策
中圖分類號：F830.33 文獻標識碼：A
我國利率市場化經歷了一系列過程，1986 年1 月7 日，國務院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管理暫行條例》，標志著中國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開始，上世紀90年代采取一系列舉措，放開債券市場利率，到2004年，除了存貸款利率以外的利率全部放開，2012年6月8日起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2013年7月20日起又全面放開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管制。利率市場化是一個國家金融市場化過程中的必由之路，也是十分重要的一步，銀行業作為金融市場的一大主體，對其影響可謂深遠巨大，而這其中，國有大型商業銀行作為我國銀行業的主體，將首當其地沖面臨這一系列影響，本文認為主要是涉及三個方面：
一、促進銀行調整信貸結構
國有大型商業銀行成立初期，由于具備一些政策性貸款職能，如原中國建設銀行的大部分貸款主要來源于建設行業的國有大中型企業，故貸款屬于重型結構，盡管經過政府的政策導向和銀行多年的貸款結構調整，但貸款基數過大，調整信貸結構成為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所以導致今天大部分國有大型商業銀行的貸款結構調整仍舊未達到較為合理的比例，仍舊存在信貸結構單一的問題，這樣既不利于銀行自身信貸規模的管理、還會造成銀行的信貸政策與國家產業、金融政策錯位。
國有大型商業銀行均已上市，那么作為上市公司就必須追求利潤目標、創造價值，實現股東價值最大化；同時要對客戶、商業伙伴、員工、社會群體等利益相關者負責，創造長期價值，履行應肩負的社會責任。因此，在貸款客戶規模上，國有大型商業銀行應采取更大的力度扶持中小型企業；在貸款品種上推動消費信貸，創新消費信貸模式；在貸款客戶行業上，加大對流通、服務業貸款的投放，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滿足新興產業融資需求；在貸款投放區域上，按照國家金融服務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中部崛起等重大區域經濟發展戰略，加大這些區域的金融支持和創新力度，推動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只有這樣，國有大型商業銀行才能使貸款結構趨于合理，使得經營更加穩健，分散由于貸款過于集中于某些行業，某些客戶帶來的系統風險。
二、促進銀行調整盈利方式
眾所周知，存款、貸款和中間業務收入是銀行的三大盈利方式，利率市場化使得吸收存款和發放貸款的過程更加靈活機動，盈利的測算難度加大，稍有不慎，吸收存款和發放貸款不僅不能夠給銀行帶來盈利，反而會帶來虧損，對于國有大型商業銀行而言，貸款的不按期回收是虧損形成的主要原因，但在貸款仍舊正?；厥盏那闆r下，由于部分貸款使得銀行資金流動緩慢低效運用，銀行貸款額度被長期占用，銀行為此付出大量的機會成本，固定資產貸款這種現象尤為明顯，固定資產貸款無論是發放還是管理難度都較大，且有些合同約定隨著金融市場而變化，長遠來看，發放這樣的貸款銀行并不盈利，甚至導致銀行虧損。
所以將盈利方式轉向不占用資本的中間業務勢在必行，中間業務可以使銀行以中間人或人的身份替客戶辦理收付、咨詢、租賃、擔保、及其他委托事項，提供各類金融服務并收取一定費用，這使得盈利顯而易見且便于測算，更重要的是帶來的服務性收入不會影響銀行表內業務質量，這使得經營風險大大降低。最為重要的是中間業務在全球現在處于一個蓬勃發展的時期，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可以借鑒的中間業務創新模式品種繁多，業務廣泛，這樣給國有商業銀行樹立了多個參照樣本，無形中大大降低了銀行自發創新中間業務模式的難度和風險，使得中間業務創新成功概率加大。
三、促進銀行提高風險管理能力
一直以來，國有商業銀行信貸資源都集中支持效益較好的大中型企業、重點基礎設施和重大項目的建設。這樣可以使國有商業銀行的資產質量良好，利息收入穩定。而利率市場化以后，大中型企業必然成為各家銀行的必爭之地，大中型企業在利率談判中將占更加強勢的主導地位，一旦談判破裂，那么國有商業銀行將不得不將一部分信貸規模投放在一些效益不那么好，或是規模不那么大型的企業，那么在這樣的情況下，銀行的風險管理能力顯得至關重要，尤其是銀行信貸風險的防范。
國有商業銀行利率范文2
在利率市場化改革過程中，我國銀行業存款成本開始上升，導致了全社會融資成本上升、銀行利差收縮、盈利能力下降和銀行存款表外化等問題。目前研究利率市場化下我國國有商業銀行非利差盈利模式的文獻也不少，主要涉及我國國有商業銀行非利息收入業務以及創新研究、非利息收入業務的風險研究和非利息收入與銀行經營績效的關系研究等方面。巴曙松（2012）在研究美、日等國利率市場化對銀行業市場結構影響的基礎之上分析了中國利率市場化推進過程中商業銀行市場結構可能出現的變化。金玲玲，朱元倩，巴曙松（2012）在研究20世紀80年代以后利率市場化的國際經驗基礎上，分析了利率放松對傳統的銀行業務造成沖擊，提出了促使銀行業尋找新的盈利模式、發展表外業務并加強綜合化經營的建議。王在全（2013）就利率市場化后銀行面臨的主要挑戰進行了分析，主要論述了利率市場化對商業銀行盈利能力和經營能力的影響，并就對應的問題提出了對策建議。本文從利率市場化不斷趨于完善的過程中，分析了利率市場化過程中國有商業銀行的利差主導型盈利模式受到的沖擊。在此基礎之上提出了我國國有商業銀行應對沖擊應該采取非利差盈利模式進行了論述和探討。
二、目前國有商業銀行的利差主導型盈利模式分析
（一） 目前國有銀行的盈利模式――利差主導型盈利模式
國有銀行的盈利模式是指置于一定經濟和市場環境下，銀行基于自己一定的資產負債結構基礎之上主導的財務收支結構，包括利差主導型和非利差主導型即多元化業務模式兩種。利差主導模式以銀行的凈利息收入為主要的利潤來源，對象是以公司為主服務群體，承擔著信息中介及信用創造的社會功能，通過吸收社會存款、發放貸款來實現利潤。
目前國有商業銀行盈虧的主要因素有銀行資產、負債規模與結構，固定成本和變動成本支出的高低以及貸款損失準備等。從各國有商業銀行財務結構來看，其盈利模式凸顯的問題主要是存在資金運用結構不合理以及模式單一。特征上具體表現在銀行過度依賴以存貸利差為主要利潤來源，業務形式上表現為吸存放貸規模的擴張決定了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盈利模式單一的利差主導模式。
總之，國有商業銀行的盈利模式是外部制度環境和銀行內部經營條件在其收支結構上的綜合表現，有效的盈利模式也是決定銀行盈利能力、創造價值能力及市場競爭力的前提。
（二） 利差主導型盈利模式下的利潤規模分析
根據國有四大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2010年到2014年的年報資料可以看出，四大銀行運行平穩，資產負債規模繼續增長，盈利水平持續較好。其利潤構從表2-1可以看出，2011年四大行全年凈利潤比2010年增加12450.5億元，同比增長24.62%；利息凈收入同比增長21.37%，凈息差擴大和生息資產增長一起推動了凈利息收入的增加；非利息收入同比增長34.06%，顯著高于同期凈利息收入的增幅；四大銀行營業支出同比增加14249.1億元，增幅22.92%；其成本收入比為31.81%，同比下降1.61%。
2012年四大銀行凈利潤比2011年增加9278.7億元，同比增長1472%，增速較2011年下降9.9個百分點；四行利息凈收入比2011年增加16227.4億元，同比增長13.91%，其中凈利息收入的上升主要受生息資產增長的推動；非利息收入同比增長10.72%；四大行營業支出同比增加8947.4億元，增幅11.71%；其成本收入比為31.33%，同比下降0.48%。
2013年四大行凈利潤比2012年增加8509.3億元，同比增長1177%，增速較2012年下降3.95個百分點；利息凈收入比2012年增加12279.3億元，同比增長8.96%，利息凈收入的上升主要受生息資產增長的推動；非利息收入同比增長14.39%；四大行營業支出同比增加7443.1億元，增幅8.72%；成本收入比同比下降0.51%。
2014年四大銀行凈利潤比2013年增加5320.2億元，同比增長658%，增速較2013年下降5.19個百分點；四大銀行利息凈收入比上年增加18924.7億元，同比增長12.68%；四大銀行非利息收入比上年增加4892.6億元，同比增長10.28%；四大行營業支出同比增加15967.2億元，增幅17.20%；其成本收入比同比下降1.52%。
（三） 利差盈利模式下的利潤結構分析
現在的利率市場化尚未全面開放，利差盈利依然是國有四大商業銀行的主要盈利模式，其經營的主要業務仍是吸收存款發放貸款的傳統信貸業務，利息凈收入一直是國有四大銀行主要收入來源，并且支撐著四大銀行的經營利潤。其利息凈收入占營業收入的比重從2010年到2014年分別為77.97%、76.20%、76.71%、75.83%、76.22%，在營業收入中占有絕對性的優勢。而對應的非利息收入占比較少。其利潤結構變化如圖2-1所示。
圖2-1 國有四大行2010-2014年度利潤結構變化情況
數據來源：國有四大行年報
（四）利差主導型盈利模式下的利潤變化趨勢分析
從上面的利潤結構分析可以得出，國有四大行2010年到2014年度利息凈收入、非利息收入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而利息凈收入和非利息收入的增長速度緩慢，凈利潤的增速更為平緩，如下圖2-2所示。
圖2-2 國有四大行2010-2014年度利息凈收入、非利息收入和凈利潤變化趨勢
數據來源：國有四大行年報
國有四大行2010年到2014年度的成本收入比表明了四大國有銀行單位收入的成本支出逐年降低，四大銀行獲利能力逐漸增強。其成本收入比如下圖2-3所示。
圖2-3 國有四大行2010年到2014年度的成本收入比變化情況
數據來源：國有四大行年報
（五）小結
國有四大商業銀行的凈利潤在逐年不斷的增加，仍然是以利息收入為主，其真實的原因是生息資產的增加，而在凈利潤中的利息凈收入增長速度逐年下降。而相對應的非利息收入卻在逐年的上升。非利息收入增幅大于利息凈收入，但在經營收入中比例較低。所以，單一以存貸利差收入的國有商業銀行的盈利模式的競爭力正在逐年下降。
三、利率市場化對國有商業銀行利差主導型盈利模式的沖擊
（一）平均付息率的上升
目前，國有四大銀行的主要業務仍然是信貸業務，存貸利差收入是銀行業利潤的主要收入來源。國有銀行在維持基本存貸利差條件下，廣泛利用選擇控制存、貸款利率上下限的方式保證獲取較高的利潤，中央銀行對基準利率的規定成為了銀行能獲得超高收入和利潤的根本原因。隨著利率市場化改革推進，客戶存款利率上浮比例有所上升，貸款利率可能會下降。銀行會選擇通過提高存款利率手段在市場上吸收資金，存款利率將會提高，必然造成銀行利息成本提高。從2010年到2014年度國有四大銀行的平均付息率來看已呈現出上升的趨勢，如下圖3-1所示。
圖3-1 國有四大行2010-2014年度平均付息率變化情況
數據來源：國有四大行年報
（二）利息凈收入的下降
利率市場化后，銀行間為了實現穩定收益將展開激烈競爭，主要是爭相實行貸款利率優惠措施來爭取客戶，這樣的結果會使實際存貸款利差不斷被壓縮。近年來，國有四大行的傳統信貸業務持續下滑，營業收入增長率逐年下降，利差縮小趨勢明顯，銀行間競爭壓力擴大，實際利息收入減少。從2010年到2014年國有四大行利息凈收入增長率來看呈下降趨勢，如圖3-2所示。
圖3-2 國有四大行2010-2014年度利息凈收入增長變化情況
數據來源：國有四大行年報
（三） 定價管理難度增加
利率市場化以后，國有商業銀行對利率進行如何定價存在著多重因素的影響。例如宏觀經濟形勢、資金流動性、市場的競爭程度、對手對利率的定價和銀行的經營管理水平等因素。具體表現在商業銀行對利率預期變化的趨勢進行有效準確的判斷，存、貸款如何確定價格，基于資產負債的管理方法和久期管理對資產負債的期限結構如何確定。以上的因素起著至關重要作用。利率市場化之后，以上因素的不確定性進一步加大，而且各因素之間有交叉相互作用，利率的市場化還增加了人們對利率的敏感性，利率的微小變化會引起較大幅度的負債和資產的變化，這樣自然而然使利率的定價更為復雜，定價考慮的因素更多，定價的管理難度增加。
（四） 利率波動風險會加大
利率市場化后的利率波動將是一種新常態，且波動幅度也有所增加，國有四大商業銀行因利率市場化可能面臨的利率風險有利率結構風險、選擇權風險和收益曲線風險三種。利率結構風險主要表現為銀行資產負債結構與長短期存貸利差波動幅度不一致而導致凈利息收入減少的風險。選擇權風險是在利率波動情況下客戶存貸方案不同選擇而使銀行被動承擔的利率風險，當利率上升時存款客戶會通過提前支取來套取較高利息，而當利率下降時貸款客戶會提前償還以前的高利率貸款和增加低利率新貸款來套利，這樣銀行會面臨很大的選擇權風險。收益曲線風險來源于銀行資產與負債期限結構不匹配所產生的收益不確定性，銀行會在利率經常性波動下而面臨巨大的收益曲線風險。
四、利率市場化下國有商業銀行向非利差盈利模式轉變的建議
隨著利率市場化的推進，金融市場競爭程度加劇，商業銀行傳統信貸業務每況愈下，許多國際大銀行通過多元化經營方式，將銀行服務與投資銀行業務等多種金融服務結合起來，創新出大量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務，使非利息收入在銀行總收入中的占比穩步提高， 積極推崇以非利差主導型為主的盈利模式，所謂非利差盈利模式是以零售銀行業務、中間業務和私人銀行業務為主要收入來源的模式，非利差模式的產生是依靠著商業銀行的中間業務不斷創新以及在金融混業經營下的資本運用等為基礎所產生的一種盈利模式，多元化業務模式多以低端的代收代付、擔保服務、理財產品及高端的金融咨詢、理財規劃乃至投行業務等為主。因此，面對利率市場化對銀行利差盈利模式的沖擊，國有商業銀行也應該從利差主導型盈利模式逐步向非利差盈利模式轉變。
（一） 利用互聯網和數字移動技術，大力發展零售銀行業務
零售銀行業務在當代國際銀行非利差盈利模式下的重要性日益提高。所以，走向國際化的國有四大銀行必須加快零售銀行業務創新的進度，國有四大行可以通過發展互聯網金融和數字移動金融把銀行服務與智能手機的應用結合起來，實現沒有時間和地點限制的在線金融服務。銀行在控制零售業務的成本上可以通過推廣自助服務和電子銀行服務客戶。在國家擴大內需的政策下，銀行應該大力拓展房貸、汽車貸款、大額消費品貸款等零售銀行業務市場。
（二）憑借國有銀行雄厚實力，開拓創新中間業務產品
目前我國國有四大行憑借著國家的隱形保障和自身多年的發展優勢。他們在過去的傳統信用業務中已經建立了良好的企業信譽形象、擁有了雄厚的經濟實力以及在多年發展中所積累豐富的經營經驗等是發展中間業務的良好基礎。中間業務的發展標志著國有銀行的市場服務功能增強。銀行應采取更專業化的服務方式，綜合考慮降低交易成本、改變交易方式將金融功能重新組合。在提升中間業務競爭能力方面應該以市場和客戶需求為導向，重視產品細分，以質取勝，以服務取勝。同時對中間產品應加大創新力度，積極開發金融衍生產品，轉移利率風險，確立自己的中間業務品牌，主動應用差異化的競爭策略，根據需求和特點提供有針對性的產品和服務。最終實現中間業務由勞動密集型向知識創新型轉變、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轉變。
（三）面向高端客戶群體，積極發展私人銀行業務
國有四大商業銀行在私人銀行業務的服務理念上，應采取從單純的產品銷售轉型到財富規劃。著重提高差異化服務能力，致力于私人銀行客戶的隱私保護和資產增值，建立面向客戶的投行、信托等綜合服務平臺，拓展增值服務領域。同時融合零售和資產管理業務，實現交叉銷售，增加業務規模。采用先進的模型和技術分析私人銀行業務存在的風險及潛在機會，嚴格防范欺詐和違規支用風險。
（四）加強銀行與證券、保險的合作，實現業務經營綜合化
國有四大銀行可以憑借其已有的優勢和服務質量，采取措施促使銀行、證券、保險等各項業務相互滲透，促進銀行在金融產品和服務上實現業務經營綜合化。銀行應針對大型企業客戶重點發展資本市場和投資銀行業務，抓住債券發行、股票承銷和并購重組、資產證券化等新機會，提供綜合金融服務，提升綜合定價能力。同時，以大型企業為核心，發展上下游客戶，帶動中小企業和個人客戶的發展。銀行還可以通過典型的產品和服務營銷方式提供便利、快捷和優惠的服務，拓寬業務經營范圍，從服務功能、服務質量和服務范圍的廣度和深度上重點發展附加值高的業務品種，爭取客戶市場領域，尋求新的利潤增長點，實現收益結構的多元化發展，降低由利率市場化對經營發展所帶來的沖擊，減少利率波動帶來的損失。
五、結束語
國有商業銀行利率范文3
【關鍵詞】利率定價機制;選擇;弱勢銀行
機構利率市場化是指金融機構在貨幣市場融資時的自主定價過程。資金價格是由市場供求決定的。在這個過程中它包括利率決定、利率傳導、利率結構和利率管理等環節。實際上，它就是將融資定價的自交還給了金融市場主體，由各金融機構，根據資金供需狀況和對金融市場發展變化的趨勢，來自主裁量利率水平的適宜程度，最終形成以中央銀行基準利率為基礎，以貨幣市場綜合利率水準為參照，完全依據特定金融市場區域狀況和特有服務對象需求，建立起科學完備的存貸款利率的定價機制及其運行操作體系。其本身就是金融市場化的重要標志。
一、農村信用社貸款利率定價現狀
（一）利率定價簡單粗淺，利率杠桿作用弱化1.對構建貸款利率定價機制的重要性在認識上比較膚淺。實際操作上簡單化，片面化。沒有意識到利率定價權的回歸，其本質是進一步激發企業內部活力，真正確立其自主經營地位，充分參與金融市場競爭，促其提高經營管理水平。把自主利率定價權狹隘地理解為成本與利差沖抵后確保盈利的自利行為。普遍在央行基準利率的基礎上簡單化的一浮了事，嚴重忽視了利率在金融與經濟活動中，乃至企業與客戶之間的杠桿作用，沒有形成完整的、科學的機制概念。思維陳舊，觀念滯后，對央行推行的貸款利率定價機制建設并未予以足夠的重視。在實務操作層面，限于被動接受和配合，在如何建立科學完善的利率定價機制方面，又存在著重當下輕長遠的短視現象，遠未形成清晰的認識和先進的理念。利率浮動“一刀切”和“一浮到頂”的現象較為普遍。2.利率定價機制不健全，定價目標模糊。目前農村信用社均制定有相應的存貸款利率管理辦法，對存貸款利率定價也實行了差別化區分。但是，利率一般都采取了基準利率＋浮動幅度，甚至是簡單的成本加減定價方法。盡管簡單明了，便于掌握，易于操作，但其定價依據有失偏頗，過分倚重成本要素。顯而易見地缺乏對客戶群體、信用評級、資金用途、產業政策、行業狀況及其項目營運狀況、資金使用情況、使用效果等一系列因素的細分、考察、評估。也沒有在上述基礎上對利率定價模板進行研究與分析，建立起事前調查、事中監督、事后反饋評價體系。因此定價帶有較大的隨意性和盲目性。在測算方法上，不能把自身資產負債、經營效益等內部要求和當地經濟運行和資金供求狀況、市場價格、行業平均利潤率等外部要求綜合考慮，在利率定價的靈活性和約束性兩方面沒有形成良好的契合，不能完全體現成本、效益和風險匹配的原則。不僅背離了利率市場化的初衷，還在金融服務體系不夠完備的現實中，讓利率市場化異變為掠去客戶利益的便利行為。3.著眼于實現自身利益，致使利率水平普遍偏高。利率水平要與經濟社會發展大環境相適應，應充分考慮物價、勞動生產率、經濟景氣、產業現狀等因素，還要與客戶的綜合情況相適應，如擁有的資產、經營狀況、項目的境況以及貸款在發放過程中的風險程度等諸多因素，充分體現“高風險高回報，低風險穩收益”的原則。但目前農村信用社貸款，在很大程度上利率均是在基準利率基礎上浮30～50％，整體貸款利率明顯高于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利率水平2～3個百分點。著眼于追逐自身利益，忽視了“三農”經濟的屬性及特點，忽視了信貸資金在農村經濟活動中對生產要素的引導作用，不僅無益于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還局限了農村信用社自身的營運空間，不利于長遠發展。
二、利率市場化凸顯出農村信用社面臨的挑戰
（一）利率市場化對農村信用社固有的發展模式和經營理念帶來了挑戰
放寬利率控制，利率必將成為貨幣市場上各金融主體之間的競爭手段。對農村信用社而言，就會面臨擴大市場份額（即擴大規模）優先，還是增加盈利優先的發展戰略選擇。在金融實務操作中，要做出這樣的選擇，使得擴大規模與保持盈利之間相互平衡，并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面對實力雄厚的國有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身處弱勢產業領域，服務于弱勢客戶群體，加之自身在人才、規模、經營管理水平等處于劣勢地位。實現規模擴張必然要經受優勢金融機構的挑戰。而一味維持高利差，片面追求盈利的做法，更會造成貸款客戶群體的流失，使生存發展之路越走越窄，直至難以為繼。
（二）利率市場化對尚未建立現代金融企業制度的農村信用社的制度挑戰
盡管農村信用社也經歷了與農業銀行脫鉤分離、恢復合作性質、建立“三會（董、監、理）”、完善內部治理結構等一系列動作，但與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相比，依然存在產權模糊、權責不清、制度缺失的問題。一是在利率市場化后，以行政區劃屬性為主的廣大農村信用社，面對千差萬別的“三農”情況，沒有建立起完備的利率管理體制和利率定價機制。沒有統一的利率定價管理部門專司利率形成的調查研究、分析精算、反饋評估、糾偏校正職能，造成貸款利率定價缺乏科學的利率預測和定價體系。二是缺乏富有實踐操作經驗的利率定價專業人才。利率定價簡單粗淺，利率管理縮水為簡單的利差管理，難以實現科學的風險控制和操作。與此同時，這種簡單粗淺的資金定價，又不能客觀的反映真實的信貸供需狀況，屏蔽了不同客戶群體差異化的信貸需求信息，不利于開發提供新的信貸產品，滿足多樣化的信貸需求。不利于進一步拓展營運空間，擴大經營規模。三是同一種信貸產品，A社與B社的利率執行標準都不統一，各自為戰，主觀性、隨意性較大。造成內部互斗，不僅喪失了市場競爭合力，還造成了競爭成本的增加。
（三）利率定價思維和做法形成慣性
對金融市場風險缺乏敏感使利率風險意識逐漸淡化，即使因利率調整形成利率期限結構錯配造成損失，也不會從利率制定方面去尋找原因。當出現利率敏感性缺口時，唯一措施是吸收新增存款填補缺口，易釀成利率風險。缺乏對利率變化趨勢的預判，不能依據經濟環境變化情況定期對利率風險評估研判，因利率與資金錯配帶來的市場風險將會更加突出的表現出來。
三、完善農村信用社貸款定價機制的政策建議
（一）以反映信貸資金供求關系為著眼點建立利率定價體系
一是按貸款對象所屬行業，貸款期限方式、抵質押物與擔保、信用記錄、承受能力及其可變現資產等，結合國家宏觀調控要求、產業政策、行業景氣、產品市場前景等，匡算出各要素權重，加總形成完善的利率形成體系，為科學合理的利率定價提供依據；二是建立權責對等的利率定價權限制度?；鶎有庞蒙绾涂蛻艚浝硖幵谵r村信貸工作的第一線，熟悉客戶情況，便于開展事前調查和事中監督，要充分發揮他們在利率定價過程中作用。三是利率定價要以歷史經驗數據為參照，將歷年的各類貸款規模、利率水平、貸款違約率及違約損失等數據信息，加以收集整理、歸類分析。并參考國有商業銀行的定價方式和利率水平，參考資金拆借市場與民間借貸等反映資金供求狀況的數據信息。要注重對歷史風險數據的價值，使利率制定涵蓋相應的貸款風險。四是試行利率定價聽證制度，將廣泛社會成員對利率的預期引入到利率定價之中，增強利率制定的社會參與度和透明度。優選各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成員參與聽證，參考他們對利率的意見和建議，修訂校正存貸款定價模板，使農村信用社制定的執行利率具有廣泛的社會認同。
（二）人民銀行和金融監管當局要在利率定價機制構建中發揮督導作用
人民銀行要加大窗口指導的力度，從宏觀層面適時信貸資金定價指引。引導農信社在所屬經濟區域內，參考總體利率水平和農民客戶的實際承受力，建立科學靈活的貸款利率定價機制。引導支持農村信用社進一步深化改革，逐步建立現代金融企業制度，從根本上實現科學的信貸資金定價?；鶎尤嗣胥y行要加大利率指導工作力度，嚴密監測農信社利率形成與執行情況。確保貸款利率制定有據，授權有度，執行有序，防止人情利率，主觀定價等現象產生。
（三）為農村信用社建立完善的風險補償與分擔機制
1.完善中小企業融資擔保風險補償機制，重點解決農戶和涉農企業貸款擔保難的問題。鼓勵建立專業涉農信用擔保體系，設立商業性和政策性金融擔保機構。大力發展面向農業、農村和農民的保險業務，提高農民應對市場風險的能力?？刹扇《喾酵顿Y入股、農民互助合作、政策性保險與商業性保險結合、政府扶持等多種形式，建立多層次的農業、農村、農戶的保險與再保險體系，在面臨各種災害時及時得到經濟補償，增強抗御風險的能力。2.對農村金融機構進行必要的財政扶持。處于絕對弱勢的農村與農業和相對弱勢的農村信用社，亟需給于必要的扶持。在利率市場化后，農村信用社的客戶群體仍分布在比較低效的農業產業。要保證農村金融與農業農村的同步發展，除繼續完善目前的涉農貸款財政貼息、擔保制度和稅收優惠政策外，還要對農業產業和農民給予貼息、擔保，用財政手段來引導農村信用社到農村開拓金融服務業務，增加“三農”貸款的積極性。同時要鼓勵國有商業銀行對重大農業產業項目提供有效信貸支持。
作者:段小萱 單位:遼寧對外經濟貿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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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商業銀行利率范文4
關鍵詞：困境 對策 利率市場化
一、中國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障礙與困境
利率市場化作為我國金融改革的方向，在現階段還存在許多阻力,不同研究學者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具體為：
薛冰（2002）、李揚（2003）認為由于中國體制的特殊性，利率市場化的推進卻可能遇到一些頗具“中國特色”的體制約束。其中，在微觀層面上，實體經濟部門特別是國企改革和政府經濟功能調整的不到位，預算約束軟化的問題并未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基于此，它們的經濟行為是缺乏利率彈性的；而國有商業銀行治理結構的缺陷是最為突出者；在宏觀層面，認為我國利率市場化的推進步伐，還因為貨幣當局宏觀調控機制的不完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缺陷以及基準利率的缺失而受到約束。
趙尚梅（2002）、馬彥波（2006）認為目前我國市場化利率體制有效運行的受三大要件的約束：一是金融市場的利率雖然已經基本放開，但是，由于金融市場不夠發達完善，能夠及時準確反映市場資金供求狀況的市場基準利率無法產生，中央銀行宏觀調控能力受到一定的限制；二是中央銀行制度不健全，影響了對市場利率進行宏觀調控和有效監督的效果；三是經濟主體規范的市場化行為遠未確立 ,金融交易主體沒有能力面對市場化利率做出理性的符合市場規則的定價選擇。
楊德勇（2002）根據在我國資金供應者依然主要由居于壟斷地位的國有商業銀行及其變種組成和資金需求者依然主要由國有企業及其變種組成的情況,得出壟斷與產權是我國利率市場化的制度，在此障礙下利率市場化會使得資金價格扭曲和變形,理論上推演的利率市場化預期效果在很大程度上無法實現。從而認為我國利率市場化的時間表只能視微觀經濟主體市場化的進程而定。
王會妙、苗巧剛（2003）從麥金農和肖提出的利率自由化對經濟促進的傳導機制存在三個隱含前提條件（即儲蓄對實際存款利率富有彈性、儲蓄能夠暢通地轉化為投資以及利率市場化能夠改善投資質量）入手，經過實證分析得出我國的利率市場化存在如下的障礙：儲蓄的實際存款利率剛性，我國利率市場化產生“儲蓄效應”的障礙；儲蓄難以轉化為投資，我國利率市場化產生“投資數量效應”的障礙；資金的逆配置，我國利率市場化中投資質量提高的障礙。總結即為，金融堵塞和資金逆配置現象是阻礙我國利率市場化傳導機制的制約因素。
顧杰、曹棍生（2003）吳戈、張玉雙（2005）認為我國利率市場化的主要障礙在國有商業銀行，原因是我國商業銀行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缺乏利率定價機制；第二缺乏利率風險管理經驗，利率風險計量與監控系統；第三銀行內部管理層次多、委托鏈條過長，控制風險難；第四國有企業和國有商業銀行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仍不到位，預算軟約束，對利率變動不敏感，國有企業賴賬行為依然存在。
二、存貸款利率市場化的對策
針對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的突破口問題，有以下幾種觀點：
陳桂珍、魯勝林（1993）認為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最佳突破口宜選擇利率主體市場化，即現實中的專業銀行企業化和企業的企業化。
陳志祥（1999）、姚騫（2004）、祁振榮（2005）認為在當前的實際經濟形勢下，各種宏觀財政金融條件仍有待完善，故利率市場化改革只能以同業拆借利率作為中介目標利率為突破口來付諸實施，已經開始運行的同業拆借市場也為此提供了可能。
周昆平（2000）、王世偉、趙保國（2005）認為進行利率市場化改革，尋找合適的突破口非常關鍵，這種突破口應具有聯結自由市場利率和管制利率的功能。一般來說，先放開銀行同業拆借利率和國債利率，再過渡到貸款利率，最后才放開存款利率。而且往往從長期利率、大額交易開始放開，逐步過渡到短期利率、小額交易。
胡振、童浩林（2000）、趙懷勇（2000）認為我國的金融市場不完善，市場分割的狀態還存在, 難以像成熟市場經濟國家那樣，通過一個突破口就能引起其他利率的聯動，達到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效果，因而必須同時在不同的金融市場或層次中選擇利率市場化的操作目標，實現立體推進的戰略。我們可以將利率體系分為：中央銀行利率、金融市場利率和商業銀行利率三個層次，在三個層次中，利率市場化的突破口分別為：中央銀行的基準利率、金融市場的債券利率和同業拆借利率、商業銀行的貸款利率。
黃峰（2003）認為應該針對我國國情來選擇突破口，對于選擇同業拆借作為我國利率市場化的突破口作者認為是很符合我國自身情況的。因為利率市場化特別強調貨幣市場作為基礎，還在于貨幣市場利率是商業銀行決定存貸款利率的基礎，貨幣市場利率是眾多市場主體競爭易的結果，貨幣市場利率的形成是透明的，貨幣市場利率本身就是市場化了的利率，而經過統計匯總的貨幣市場平均利率則反映整個貨幣市場資金供求狀況。在貨幣市場的眾多利率中，同業拆借利率是貨幣市場的基準利率之一，所以同業拆借利率的率先市場化為其它貨幣市場以及今后的資本市場的利率的自由化創造必要前提。
銀劉彥（2004）提出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步驟以股份制商業銀行作為突破口，因為在銀行沒有完善的治理結構、市場化程度不高的情況下，實行利率市場化將會產生很大的風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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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趙懷勇，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應有備而行_當前若干重要觀點綜述[J].國際金融研究，2000年第6期.
[3]陳桂珍、魯勝林，利率市場化_趨勢_內涵_突破口[J].上海金融，1993年第3期.
[4]姚騫，我國利率市場化面臨的難點及對策[J].前言，2004年第9期.
國有商業銀行利率范文5
一、不良貸款的成因分析
一直以來，不良貸款問題是制約國有商業銀行進一步加快發展速度、提升市場綜合競爭能力的關鍵所在，由于不良貸款率一直居高不下，不良貸款消化難度大、成本高的現實，使得國有商業銀行在資金運用上捉襟見肘，這一點在基層國有商業銀行尤其明顯?；鶎訃猩虡I銀行本身的存貸款規模不大，依靠自身力量消化不良貸款的能力又有限，一旦貸款無法正?；厥招纬刹涣?，這勢必給基層國有商業銀行的發展造成嚴重障礙，減弱對縣域經濟乃至鄉鎮經濟發展的支持力度。不良貸款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資金體制變革的影響。
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過程中，隨著“撥改貸”政策的逐步實施，國企不再得到國撥資金的補充，以致企業虧損等財政性支出被擠入了銀行流動資金貸款，因此造成企業資金捉襟見肘，周轉失靈，這對國企最終無力償付貸款本息是有相當影響的。
第二，投融資體制約束了銀行自主經營。
我國的投資體制長期以來，形成一種“政府立項、計委審批、財政與銀行買單（撥款和貸款）”的模式，銀行只作為一個現成的貸款人。一旦投資結果使得貸款到期無力歸還，形成不良，對項目有決策權的部門一般不承擔經濟責任，而銀行被動提供貸款資金，卻承擔了項目投資的全部經濟責任。
第三，會計核算處理上的弊害。
流動資金貸款原是填補國企自有資金不足、由銀行發放的短期貸款。但“短貸長用”的現象經常出現，相應的會計核算處理方法一直為“借新還舊”。隨著短期貸款到期申請展期期限，累計不得超過原貸款期限，經批準展期后的貸款，如到期無力還款，次日起即屬逾期貸款等規定的出臺，堵住了沒完沒了的展期，貸款的逾期情況得到了真實反映，這是不良貸款快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四，通貨膨脹造成企業虛盈實虧，影響資金周轉。
第五，商業銀行業務與政策性銀行業務仍有混同不清。
第六，經濟轉制、結構變化，企業經營風險增大，帶來貸款風險。
第七，社會信用環境惡化，借機逃廢銀行債務。
第八，銀行經營管理不善，風險意識和防范措施不強，人員素質不高。
第九，利率調整，利差縮小，商業銀行利率風險增大。
有幾次存貸利率調整，對商業銀行財務收支和經營成果的影響很大，最終也導致處理不良貸款存量的財力被削弱。這主要包括存貸款利率倒掛、存貸款利率風險和定期儲蓄存款利率與中長期貸款利率不對稱三個方面因素。自1996年以來連續調低貸款利率，而按儲蓄存款章程規定，各種不同存期的定期儲蓄存款均以存入日的掛牌利率為準，由于1996年之前存入的定期存款利率較高，甚至幾倍于貸款利率，使得商業銀行提存的“應付利息”全部付罄，余額變成了紅字（超額），這些巨額的虧損只能由商業銀行被迫承受，造成存款進來利率高、貸款利率負擔低的不平衡的局面。上述九個方面的原因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國有商業銀行缺乏一個有效風險定價機制，整個風險的價格完全在政府的管制下；二是國有商業銀行的產權結構和政府角色定位的失衡，這一點在本文第三部分會進一步分析。
二、基層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現狀及瓶頸分析
本節選擇蘇南地區某一縣級城市的一家國有商業銀行作為研究對象，從貸款余額和不良貸款消化情況兩個方面來分析基層國有商業銀行發展所面臨的問題所在。
以某市基層國有商業銀行為例，可做出以下幾點分析：
第一，從2002年1月到2003年6月的18個月內，該銀行的不良貸款余額絕對數從3.11億元減少至1.65億元，消化不良貸款1.46億元，占2002年年初的46.95%，成績明顯。
第二，在過去的18個月內，該銀行的貸款業務發展非?？?，貸款余額絕對數大幅度提高，月度間增長速度較高，尤其是進入2003年度后，月均增幅達到16.54%，2003年6月增幅更是接近30%，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當地經濟的發展。
第三，在不良貸款余額絕對數持續下降和貸款余額絕對數持續快速上升的雙重作用下，該行不良貸款率也呈現快速下降的特征，從2002年初的37.42%回落到2003年6月末的6.02%.但即便如此，該行的不良貸款率在當地的金融機構中仍屬較高水平。
第四，通過嘗試運用回歸分析，發現不良貸款下降率和貸款增長率間并不完全具備線性關系，可見，該行貸款余額快速增長對不良貸款的“稀釋”作用僅是該行不良貸款率快速下降的一個因素，另一因素為核銷，僅2003年初該行核銷的不良貸款即超過一億元。在這兩個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該行不良貸款率呈現快速下降趨勢實屬正常，而不良貸款絕對數的下降則更多的依賴核銷。
從上面的分析來看，基層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雖有較大幅度的下降，但這是以貸款余額快速增長為代價。而從不良貸款的消化手段來看，核銷在基層國有商業銀行依舊占有主導地位，進一步在基層國有商業銀行展開不良貸款清收工作的難度和成本均較高。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時間的推移，新增貸款中勢必出現新的不良貸款，不良貸款余額必然相應出現反復，這一點在進入2003年度已經有所反映，不良貸款的消化正在逐步走入“瓶頸”。一方面，貸款增長速度和貸款余額不斷增加，雖然新增貸款最終形成不良貸款的比例很低，但由于基數較大，形成不良貸款的絕對數依舊不可忽視；另一方面，不良貸款的核銷按部就班進行，極有可能出現核銷數和新增數相抵，使得不良貸款率表面下降，絕對數不變的“困境”。下文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出發，進一步分析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產生的根本原因，并結合基層國有商業銀行的實際情況，提出基層商業銀行不良貸款化解的框架構思。
三、內部人控制和層級控制
目前，國有商業銀行分支機構按行政區劃設置，多級決策，一級經營，法人是惟一的受托人（假定這種體制合理），各級分支機構是人，人應為法人利益勤懇工作。但由于層次多、政令傳遞速度慢、管理路徑長、信息不對稱、缺乏有效的監控手段、不能對下級行績效進行及時甄別的問題依舊存在；掌握著本機構實際控制權的各分支機構也遠沒有樹立統一的法人觀念，在自身利益驅動下，有著強烈的自主性和不規范性。“內部人控制”在國有商業銀行的結構特點下，又衍生出了“層級控制”現象，這是國有商業銀行，尤其是基層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產生的直接原因。
行政選拔機制，較好的職位鎖定性，為“層級控制”奠定了組織基礎，它不僅嵌有濃厚的計劃經濟色彩，也給通過“尋租”行為獲取經營權提供了可能，經營者只要同上一級委托者搞好關系，即可一直壟斷職位。經營業績好壞、管理水平高低，不是獲取職位、保留職位的惟一依據，甚至不是主要依據。國有資產保值、增值與否也無人考察。信息不對稱，各種監管軟弱或無力，以經濟處罰為主的監管手段根本無傷經營者個人利益。無約束的權力難以抵制誘惑，無約束的權力難以拒絕錯誤，無約束權力難以不為所欲為，經營者完全可以通過手中的權力和法人的信用，來為小集團甚至自己謀取最大利益。所以，道德風險，層出不窮：“尋租”活動，也就成為必然。集中反映在信貸經營活動中，就是粗放經營、違規經營、繞規模貸款、關系貸款、越權貸款、反程序和減程序貸款、將不該轉貸或展期的貸款轉貸或展期來虛降不良率、利用五級分類定性比重大的特點來主觀意。分類、考慮個人或小集團與地方關系，發放“首長”貸款、為了年底虛增存款，突擊放貸、為了搶占份額，向上邀功而放貸，種種現象，不一而足，貸款風險不能防范，內控機制破壞殆盡。
同時，“層級控制”對法人治理有著天然的抵制對抗、內耗了國有商業銀行的法人控制。不可否認，國有商業銀行；加強法人治理結構和內控制度建設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往往得到各級經營者不同程度的抵制或將其異化，使內控機制建而不立、有名無實、政令不通、執行不一、各行其是等是典型的外在表現。任何措施的有效性都是建立在上傳下行、切實執行的基礎上，沒有有效的貫徹執行，幾級空文則會使這些措施和其機構陷入一個惡性循環的怪圈，其可信度、權威性與日俱下，而這個基礎就是健全的內控機制。
在這個怪圈作用下，信貸管理遭災最重：如高風險審查，起碼應包括三個方面，高風險行業、企業、品種，但實際上許多經營者只在高風險行業審查上敷衍了幾天，最后都以不了了之。以中國建設銀行為例，2000年建行貸款中仍有15%投向高風險行業。同樣，原意為了提高貸款透明度和科學性、防范風險、提高效率、抑制違規和不規范而大力推行的客戶信用評級工作也被一些機構經營者界定為對經營者放貸隨意化的一種束縛而遭到冷遇和抵制，評級工作形式化、實用化、隨意化。要不是規定了未評級、授信的客戶信貸權限上收一級，則效果也許更差。
由此可見，由于經營者在限制其行為、與其意志和利益相悖的規范、程序、制度、政令及一切內控制度上的不合作，法人治理結構和內控制度就形同虛設，在基層國有商業銀行內部人控制和層級控制尤其明顯。內部人控制和層級控制把國有商業銀行產權不明的危害性完全暴露，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產生的直接原因。不可否認，國有商業銀行龐大的不良資產有其外在原因，但不稱職的銀行經營者的問題也不容忽視。剝離和核銷是目前國有商業銀行，尤其是基層國有商業銀行消化不良貸款的主要方法。不良貸款消化之后，不應忽視其產生的根基，即所謂的內部人控制及其衍生的層級控制問題，只有從體制、機制上強化法人治理結構建設和內控制度建設，才能從源頭上遏制不良貸款的再次產生。
四、基層商業銀行不良貸款化解的框架構思從上面的分析來看，雖然當前基層商業銀行（包括農村信用社）不良貸款的化解工作取得了階段性成果，同時也面臨著更大難題，就是基層商業銀行不良貸款已經清收到了臨界點，剩余部分的不良貸款不符合核銷標準，再加上銀行自身制度上的“瓶頸”制約，依靠自身清收難度和成本相當大。如何面對這一難點問題，進一步挖掘基層國有商業銀行的內在潛力，使不良貸款消化工作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直至把風險降到最低限度，對于基層國有商業銀行而言，本文提出的辦法是實行公司化模式，走不良貸款專業清收道路。
提出這一想法的主要理由，一是在于傳統的分層（分級）責任清收模式的局限性。這一模式更多的采取行政管理的手段，采取層層下達任務、層層簽訂責任書的方式，完不成任務就扣工資，并且與考核和晉升掛鉤等等，行政管理色彩較濃。這種做法不能最大限度地調動員工收貸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由于收貸難度大，同樣是一行（農信社）職工，投入產出比的差距，使收貸者偏愛易收部分。對那些難度大的則不去理會，這樣難免出現挑肥揀瘦的現象，這一傳統的收貸模式不適于臨界點不良貸款的清收；二是臨界點不良貸款特性的制約。這部分不良貸款的形成原因復雜，甚至是一筆一個樣，多是人走樓空、破產關門的企業。個人貸款則是困難戶、釘子戶、賴皮戶居多，同時存在戶數多、平均金額小、點多面廣等問題。收貸難度比一般不良貸款清收難度要大得多。單靠行政管理手段去強行壓任務，逼迫式工作，難以奏效；三是形勢要求改革清收機制。迫于各自上級行（社）的層層考核壓力，以及風險管理的要求，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化解仍是經營工作的重中之重，但不良貸款占用過高，化解精力大，成本不斷增加，而效果差，與目前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競爭日益加劇，而競爭的著力點在于新業務的開拓和市場的擴大，形成一對矛盾。再把過多精力放在臨界點不良貸款清收上，意義并不大，新的形勢需要基層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改革傳統的清收模式。
諸多制約因素，表現出臨界點不良貸款清收的巨大挑戰性，基層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實行公司化清收模式，一改傳統的責任清收模式，也就成為當前比較客觀而現實的選擇。建議成立清收公司，實行不良貸款公司化管理，把不良貸款作為一種資源進行經營和運作，通過機制的改變，最大限度地激發清收積極性和創造性，從而達到不良貸款“雙降”的目標。具體思路如下：
第一，在基層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內部成立不良貸款清收公司，作為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專業清收單位，實行商業化管理。公司經營產品為呆壞賬不良貸款，通過清收公司不良貸款的公司化運作。最大限度地挖掘清收潛力，促進不良貸款絕對額下降，直至達到規定的占比。第二，建立不良貸款清收比例收益機制，為公司化運作提供政策空間。本著“早活化，早受益；多盤活，多收益”的原則，根據不良貸款清收難度，分別確定收益系數，難度越高，收益相應增加，清收越多，收益越高。
第三，實行公開招標，確定最低化解額度。對公司經理人選本著“自愿、公開、透明、雙贏”的原則，向本行（社）員工進行公開競聘，在確定保底清收任務的基礎上，雙方簽訂聘任合同，在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授權范圍內，對不良資產進行運作。
第四，實行即收即繳，即繳即獎制。即當天收回的貸款最遲于一個工作日內上劃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嚴格按照既定的獎勵標準當場兌現現金。
國有商業銀行利率范文6
[關鍵詞]“雙反”措施；雙重救濟；非關稅壁壘
一、引言
據WTO統計，1995－2007年間世界各國共對中國啟動反傾銷調查500余起，反補貼調查10余起，保障措施調查30余起，中國連續13年成為全球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調查最多的家國。作為貿易救濟方式的“雙反”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歐美國家實現貿易保護主義目的的工具，變為一種新形式的非關稅壁壘。2010年以來，因為金融危機的影響，歐美在對華貿易保護措施的選擇上呈現出更加復雜和嚴厲的態勢。其中反傾銷措施是出現頻率最高的貿易保護措施，并且聯合反補貼形成的“雙反”調查更是屢見不鮮。美國對中國產標準鋼管、矩形鋼管、復合編織袋和非公路用輪胎采取的反傾銷、反補貼措施(以下簡稱“雙反”案)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
二、中美“雙反”案概述
美國商務部從2007年7月起，先后對原產自中國的圓形焊接碳素標準鋼管(circular Welded Carbon QualitY Steel Pipe，CWP)、薄壁矩形鋼管(Light－Walled Rectangular Pipe and Tube，LWR)、復合編織袋(Laminated Woven Sacks，LWS)、非公路用輪胎(certain NewPneumatic Off－the－Road Tires，OTR)四種產品發起反傾銷與反補貼合并調查，并分別于2008年6月和7月裁定對來自中國的這四種進口產品征收反傾銷稅及反補貼稅。
2008年12月9日，中國向WTO爭端解決機構(Dispute SeRle，ment Body，DSB)提出磋商請求，認為美國裁決與GATT1994、《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Measures，SCM Agreement)、《反傾銷協議》(Anti-dumping Agreement)，以及《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PROTOCOL ON THE ACCE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的部分條款不一致。
由于磋商無果，中國申請設立專家組，2009年3月4日，WTO總干事確定組成專家組。2010年10月22日專家組專家組報告。該報告首先肯定了美商務部的大部分原有判決，也承認了以非市場經濟國家標準計算存在“雙重救濟”的可能性，但同時又認為中國申請中所援引的SCM條款并不能成為否定美國商務部判決的依據。
2010年12月1日，中國針對專家組報告中關于“公共機構”、“專向性”、“利益基準”以及“雙重救濟”的某些法律解釋向世貿組織上訴機構提起上訴。2011年3月11日，上訴機構針對此上訴做出上訴機構報告。
三、中美“雙反”案上訴機構報告解讀
上訴機構裁決報告否定了專家組此前對“公共機構”做出的定義，認定美國商務部將中國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定義為“公共機構”，并據此采取“雙反”措施的做法與SCM協議不符。在“雙重救濟”問題上，上訴機構同樣了專家組此前的判定，支持了中方的主張，認為美國商務部對中國產品采取的“雙反”措施，構成“雙重救濟”，與世貿組織規則不符。
此次勝訴說明，針對歐美國家近年來對中國產品采取的帶有貿易保護性質的歧視性貿易措施，中國完全可以運用W3-O爭端解決機制維護自身合法權益。但是我們也應該清醒的認識到，上訴機構的裁決并不能從根本上消除“雙反”措施的濫用：相反。在中國國有企業和銀行是否屬于“公共機構”、中國的銀行利率標準能否作為可比基準、等諸多法律問題上，上訴機構作出的相關法律分析判斷對我國并非有利，有些論斷甚至存在巨大法律隱憂。
(一)中國國有企業是否屬于“公共機構”
SCM協定第一條規定了構成補貼的法定情形，根據SCM協定第1.1條的定義，補貼的主體既可以是成員方政府，也可以是除政府以外的“任何公共機構”。在中美“雙反”案中，為涉訴的生產四項產品企業提供原材料的中國國有企業(input suppliers)是否構成SCM協定第一條中規定的“公共機構”(public body)是雙方訴爭一大焦點。
在這個問題上，本案原審專家組支持了美方的觀點，同意美方的解釋：將SCM第一條中的“公共機構”解釋為“被政府控制的任何實體”。專家組認為，政府對企業的所有權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控制的肯定性證據。
上訴機構展開縝密的法律分析后，了專家組對“公共機構”的解釋。在上訴機構看來，“SCM第1.1(a)意義上的公共機構必須是擁有、實施或被授予政府權力的實體”，這需要調查當局詳細考察相關證據后才能認定，不能僅以政府對一個實體是否擁有所有權或股份簡單為之。
盡管上訴機構支持了中方的主張。但是上訴機構提出的“公共機構”認定標準在很大程度上已使我國國有企業面臨十分不利的局面!
盡管在法律上我國的國有企業都是獨立法人，具有獨立的意志：但是由于目前我國絕大多數國有企業的領導系政府任命，其經營戰略又必須符合各級政府制定的產業政策和導向，甚至一些產品價格還要受到政府控制等，所有這些因素都可被視為國有企業被政府控制的證據。如果其他成員方調查當局掌握了政府對國有企業的控制真正有效實施的證據。這些企業就很容易被認定為是SCM協定意義上的“公共機構”。
(二)中國國有商業銀行是否屬于“公共機構”
在非公路用輪胎一案中，美國商務部認定中國國有銀行屬于SCM協定意義上的“公共機構”，依據的是“美國對華銅版紙反補貼案”(CFS Paper Case)中考察的證據。美國商務部認為，由于自“美國對華銅版紙反補貼案”至今，中國的商業銀行系統并無明顯變化，因此。在非公路用輪胎案中運用以上標準判斷國有銀行的性質并不過時。上訴機構認為，將一項裁決中的依據直接運用到另一項裁決對于一個合理、充分的解釋來說是不夠的，但是當兩項調查中存在時間極為接近、有實質上的重疊內容時是可行的。
同時上訴機構認為，與考察前述供應原材料的國有企業性質不同，在本案中，美國商務部并未僅憑借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所有權
來判斷其是否屬于“公共機構”，而是詳細考察相關證據之后做出的認定。對此，上訴機構予以肯定。
我們應該看到在現今的中國境內，絕大多數企業均或多或少地從國有商業銀行貸款，如果這些銀行都被認定為“公共機構”，那么，獲得國有商業銀行貸款的企業就意味著獲得了中國政府補貼，其出口的產品均會遭受反補貼調查，這勢必將對中國對外出口造成巨大沖擊。
(三)中國國有銀行的貸款是否具有“專項性”
在確定了中國國有銀行是“公共機構”之后。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中國國有銀行向涉訴企業發放的商業貸款是否具有“專項性”(specificity)問題便成為判斷補貼是否存在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美方認為，生產非公路輪胎的中國企業獲得的中國國有銀行貸款是有“專項性”的，理由是：中國政府通過國有銀行向輪胎業、特別是GTC(Guizhou Tire Co.)和Starbright(Hebei Starbright Tire Co.)兩家企業發放優惠貸款。美國商務部在調查中收集了中國制定的十一五規劃(2006－2011)中的有關內容和國務院于2005年11月實施的《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暫行規定》的決定中關于《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等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制定的規劃、決定和政策等多方面證據，最終認定輪胎行業獲得貸款的“專項性”。因此，上訴機構最終拒絕了中方的抗辯。
上訴機構支持了美方將中國政府制定的產業規劃、計劃、政策、指導意見等作為認定國有銀行商業貸款具有“專項性”的肯定性證據，這對中國政府進行經濟管理模式提出巨大挑戰。未來我國在制定和實施宏觀經濟政策、國家產業政策和經濟調控措施時如何防止這些政策和措施授人以柄、成為“專項性”認定證據，將成為我國政府不得不面對的一大課題。
(四)中國的貸款利率能否作為可比“利益基準”
根據SCM協定第14條(b)款，確定以何種“利益基準”(benefitbenchmarks)與涉訴四項產品的生產企業獲得的“補貼利益”進行對比對最終認定企業是否獲得“利益”十分關鍵。
美國商務部在反補貼調查中仍然依據“美國對華銅版紙反補貼案”中的調查依據，拒絕將中國的銀行利率作為“利益基準”，而是選擇中國以外的替代國銀行利率作為基準與上述企業從中國國有銀行所獲得的商業貸款利率進行比較，得出這些企業已獲得中國政府貸款利益的肯定性結論。
上訴機構同樣認為，在目前條件下，中國政府對這些商業銀行的貸款利率施加了巨大影響，扭曲了中國市場上的銀行利率，不能作為可比基準，調查當局有權選擇替代國利率基準。上訴機構支持專家組的裁決，認為美方的做法并未違反相關規則。
此次上訴機構報告雖只是中國國有銀行性質以及可比基準作出裁決，但這些裁決及其依據同樣可以被成員方作為反傾銷調查中的依據，調查當局可依據類似理由認為中國市場是扭曲的，從而在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之后繼續使用替代國價格作為認定中國產品傾銷的可比價格，很可能會使中國即將在法律上獲得的“市場經濟地位”變得毫無實際意義。
(五)“雙反”措施是否構成“雙重救濟”
中國認為在涉及中國四項產品反補貼調查中。美方同時采取反傾銷和反補貼的“雙反”措施構成了對其國內同類產品的“雙重救濟”(double remedies)，違反了SCM協定第10條、19.3條、19.4條以及GATT1994第6.5條等條款規定。但原審專家組支持了美方的立場，認為中國未能證明美方的“雙反”措施與相關規則不符。
上訴機構了專家組觀點，認為雙重救濟措施，亦即以非市場經濟方式計算并征收反傾銷稅、同時又采取反補貼稅措施兩次抵消同一種補貼的做法與SCM第19.3條規定不符。上訴機構發現美方在針對中方上述四種產品的反補貼調查中未考慮已經對這四種產品采取了反傾銷措施，構成了“雙重救濟”，認定美方的“雙反”措施與該條義務不符。
盡管上訴機構支持中方主張，認定“雙重救濟”違反SCM第19.3條，但它并未完全否定“雙反”措施的合法性?！半p反”措施仍然是中國企業可能面臨的一大隱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