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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圍經濟和規模經濟區別范文1
內容摘要：“省直管縣”改革實質上是一個地方政府轄區最優規模的確定問題，也是一個地方財政體制的集權與分權問題，因而可采用西方財政聯邦制理論框架分析。省直管縣財政體制就是在市管縣行政管理體制下實行財政上的省直管縣，它實際上屬于基層財政層級問題的范疇，也是一個地方政府層級結構的制度安排問題，因而還可以用新公共管理理論分析。
關鍵詞：省直管縣 財政聯邦制理論 新公共管理理論 理論基礎
財政聯邦制理論
（一）馬斯格雷夫的“最佳配置職能”分權理論
美國著名財政學家馬斯格雷夫在《財政理論與實踐》中，從政府資源配置職能的空間維度，提出了“最佳配置職能”的財政分權理論。“最佳配置職能論”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公共產品與服務的提供究竟應當建立在中央集權制基礎上還是建立在分權基礎上？如果是后者，那么在空間上應建立什么樣的財政管理體制，才能有效地提供這些公共服務？”
馬斯格雷夫的回答是后者。他認為，要建立一個有效的多級財政體制，首先必須解決財政社區的最佳規模問題。最佳社區規模的設置必須綜合考慮以下兩個因素：一個是在既定公共服務水平下分擔成本遞減的有利條件；二是在既定服務水平下社區居民擁擠程度遞增的不利條件。馬斯格雷夫分析了兩種情形：在既定服務水平下最佳社區規模的選擇，以及在既定社區規模下最佳服務水平的選擇。在此基礎上，他將最佳社區規模和最佳服務水平兩個因素結合在一起，提出了財政社區的最佳結構模型。在圖1中，橫軸N表示社區規模，縱軸Q表示服務水平。當社區規模為N1時，要求服務水平為Q1；當社區規模為N2時，要求服務水平為Q2，依此類推。這一關系由直線QQ和NN加以表示，它表明了在各種社區規模下的最佳服務水平。其中，E是服務水平和社區規模兩者都達到最佳的結合點。在E點上，QQ和NN兩條直線相交，最佳服務水平為Q7，最佳社區規模為N7。馬斯格雷夫的結論是，高效率的財政體制模式要求有多級財政單位，它們在規模和地區范圍上都有區別。其中，全國性公共產品需要中央政府提供；而那些區域性公共產品，則應當由地方政府提供。
（二）布坎南的最優俱樂部理論
J•布坎南認為一個地方政體是一種俱樂部的形式，使用個人對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具有相同趣味的模型，探討了自愿形成俱樂部的效率性。對地方政府的最佳規模研究是從一個游泳俱樂部開始的。假定游泳池的總成本固定，而且俱樂部成員的收入和偏好也是一樣的。要解決的問題是俱樂部成員的多少問題。在排斥是可能的情況下，一個新成員的增加會降低所有其他成員的成本，也就是存在著規模經濟。隨著成員的增加，每個成員所負擔的成本不斷下降，但是同時也應該注意到因成員增加帶來的擁擠程度的上升。這就是增加的成員帶來的邊際成本。起初擁擠成本可能很低甚至是負值，但是隨著人數的增加，擁擠成本不斷上升，最終可能由于擁擠不堪而使俱樂部解散。俱樂部的邊際收益曲線和邊際成本曲線會交于一點。在這一點上，因人員增加帶來的分攤成本下降的收益與因成員增加所帶來的擁擠成本正好抵消。按照一般均衡原則，此時的俱樂部人數是最優規模。布坎南的俱樂部理論指出了確定地方政府最優管轄范圍的效率條件。就既定的俱樂部規模而言，新成員的增加一方面會帶來人均成本的節約，另一方面也會增加俱樂部的擁擠程度，降低原有成員的消費質量。最優的俱樂部規模就位于新成員的增加所帶來的邊際成本與邊際收益相等的那一點上。布坎南模型強調的是公共產品提供的規模經濟與消費擁擠狀況在決定地方政府最佳規模中的作用。
（三）奧茨的分權化定理
由于地方公共產品需要由地方政府提供，且這類產品存在外部性問題，還由于存在地方性自然壟斷問題，因此需要地方政府矯正市場失靈，干預地方資源配置。但是，公共經濟學的這一原理，還沒有就適合于轄區居民數量、服務職責和服務范圍方面的最佳地方政府規模進行分析。實際上，政府規模與轄區范圍及居民數量之間，是存在匹配關系的，理想的地方政府規模能夠使公共部門產出的供給與需求相互匹配。對此，奧茨的《財政聯邦主義》中作了開創性的經濟學分析，為地方政府最優規模的確定提出了一種新的理論。他認為，集權化的政府選擇將導致供給的同一性，而無法考慮到各個地方的不同偏好。相反，分權在這方面更加具有優勢，因為全國范圍內同一的服務有可能造成消費者剩余損失。因此，他主張最優的政府規模應該與其提供的公共產品的空間受益范圍相一致。每種公共產品的受益區域內應該有一個單獨的政府，每種公共產品應該由最小的政府來提供。沒有外部性的政府結構將是最優的政府結構。奧茨模型強調的是公共產品的成本與受益的外部性在政府結構形成中的作用。
（四）費雪的地方政府組織理論
費雪的地方政府組織理論同時強調公共產品的需求差異、公共產品成本與受益的外部性、公共產品提供的規模經濟效應以及政府自身的管理成本和附屬成本在最佳政府結構（包括政府層級、數量及規模）形成中的作用。這四個因素相互之間是不一致的，經常存在沖突。對于每種公共產品而言，最優政府規模將是使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政府。作為權衡外部性和需求差異兩種因素的結果，每種公共產品的最優政府規模將是政府規模擴大因消除外部性所帶來的福利收益與政府規模擴大因不能滿足不同個人對公共產品數量的不同偏好而帶來的福利損失之間的差額最大的那一個。如果按照這種程序決定最優的政府規模，可能每種公共產品的最優政府規模都是不同的，有多少種公共產品，就需要多少級次的政府。但是如果考慮到每種公共產品提供的規模經濟效應以及政府自身的決策成本的話，那么，這種政府規模就不再是最優的?？傊?，按照費雪的地方政府組織理論，最優政府規模的確定需要同時權衡這四種因素。
（五）財政聯邦制理論與省直管縣財政體制
從財政聯邦制理論可見，公共產品提供的規模經濟效應、公共產品成本與受益的外部性、政府本身的決策成本（政府管理的規模經濟效應）都應該成為現實政府體制結構優化設計的主要參考因素。雖然公共產品提供的規模經濟效應也可以通過政府部門之間、政府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的聯合提供、聯合購買協議來獲得，公共產品的外部性問題也可以通過政府間的轉移支付制度來解決。但是，作為一種額外的制度安排也必然存在額外的運作成本。與其如此，不如將新增制度安排的功能內含于現有的政府體制結構中加以完成更為合算。中國目前的省直管縣代替“市管縣”的一個重要含義就是淡化地市政府的財政職能，將地市政府的財政職能合并到省級政府，實行省直管縣。從形式上看，將地市政府的職能合并到省級政府，就意味著擴大政府的轄區范圍，無疑可獲得公共產品提供的規模經濟效應和解決外部性問題。淡化地市政府的財政職能，減少一級政府級次，就可以減少政府本身的決策成本，獲得政府管理的規模經濟效應。當然，省直管縣同時會增加原省級政府的管理幅度和工作負荷。而且在原省區不變的情況下，管理者離管理的對象越遠，管理效率有可能會降低，因而需要增加一些管理者或管理機構，從而又有可能出現規模不經濟。但是，原省級政府的管理幅度增加問題可以通過另外的制度安排比如劃小省區來解決。所以，這種規模不經濟效應不會很大。省直管縣所帶來的政府管理方面的規模經濟效應仍然為正數。
新公共管理理論
（一）新公共管理理論概述
新公共管理理論以現代經濟學和私營企業管理理論和方法作為自己的理論基礎。與傳統的公共行政理論相比，新公共管理理論具有以下特點：
一是新公共管理理論改變了傳統公共模式下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系，重新對政府職能及其與社會的關系進行定位：即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自我服務”的官僚機構，政府公務人員應該是負責任的“企業經理和管理人員”，社會公眾則是提供政府稅收的“納稅人”和享受政府服務作為回報的“顧客”或“客戶”，政府服務應以顧客為導向，應增強對社會公眾需要的響應力。
二是與傳統的公共行政理論只計投入，不計產出不同，新公共管理理論更加重視政府活動的產出和結果，即更加重視提供公共服務的效率和質量，如在計劃和預算上，重視組織的戰略目標和長期計劃，強調對預算的“總量”控制。因而新公共管理理論主張放松嚴格的行政規制（即主要通過法規、制度控制），而實現嚴明的績效目標控制，即確定組織、個人的具體目標，并根據績效指標對目標完成情況進行測量和評估，由此而產生了所謂的三“E”，即經濟（Economy）、效率（Efficiency）和效果（Effect）等三大變量。
三是與傳統公共行政排斥私營部門管理方式不同，新公共管理強調政府廣泛采用私營部門成功的管理方法、手段（如成本―效益分析、全面質量管理、目標管理等）和競爭機制，取消公共服務供給的壟斷性，如“政府業務合同出租”、“競爭性招標”等。政府的主要職能固然是向社會提供服務，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公共服務都應由政府直接提供。政府應根據服務內容和性質的不同，采取相應的供給方式。因此，新公共管理理論與傳統公共行政熱衷于擴展政府干預，擴大公共部門規模不同，它主張對某些公營部門實行私有化，讓更多的私營部門參與公共服務的供給，即通過擴大對私人市場的利用以替代政府公共部門。
（二）新公共管理理論與省直管縣財政體制
1.政府級次與國家組織形式存在著必然的聯系?；趪榈牟煌荒芎唵蔚貙⒅袊奈寮壵壌魏吐摪钪茋胰壵疄橹鞯恼蚣茏龊唵蔚膶Ρ?，不能簡單地套用西方的政府模式。單一制國家由于上級政府是通過行政控制來完成對下級政府的行政管理的，因而一級政府的有效管理幅度有限，所需層級較多；聯邦制國家由于上級政府是通過法律監督來完成對下級政府的管理的，在地方自治的原則下，一級政府的有效管理幅度可以擴大，所需層級較少。特別是在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承擔的職能較多，中國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的管理主要依靠行政計劃手段來實施，嚴重制約了一級政府本身的有效管理幅度，因而所需地方政府的層級就會較多。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政府職能將逐步歸位走向公共服務型，管理方式也將逐步轉變為以法律和經濟手段為主、行政和計劃手段為輔，以間接管理為主、直接管理為輔。同時，信息技術、通訊技術、網絡技術和電子政務的發展也大大增強了政府自身的行政管理能力，強化了政府管理效能，自然擴大了一級政府的有效管理幅度，客觀上使中國基于自上而下的行政隸屬關系構建起來的基層政府有了減少層級的可能。
2.少層級、大幅度的扁平化結構，應該成為現代組織層級結構的主導模式?，F代組織管理學理論告訴我們，信息傳遞鏈條越長，信息失真率就越高，信息傳遞速度就越慢；相反，中間環節越少，信息傳遞速度就越快，信息失真率就越低。在交通通訊便捷、信息技術發達的知識經濟時代，少層級、大幅度的扁平化結構應該成為現代組織層級結構的主導模式。因此，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公共行政體制都采用了扁平化的組織結構形式。從世界各國的政府層級來看，采用四級制及以上的國家僅占其中的約1/9，且多為發展中國家。同時，扁平化的組織結構意味著權力下移，基層組織的權力增加，有利于調動基層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特別是在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的今天，橫向經濟聯合普遍加強，區域經濟發展勢必要求更高層次上的范圍擴張。事實上，行政區域不可能完全與經濟區域相一致，但應該有利于經濟的發展，有利于經濟區域的擴張。顯然，過渡形態的“市管縣”體制只是意味著一種低層次的經濟區域的范圍擴張，而省直管縣則意味著擴張行政區域的范圍擴張，從而有利于經濟區域更大范圍的擴展，有利于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形成。
參考文獻：
范圍經濟和規模經濟區別范文2
一、市場國際化對市場結構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對外開放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對外開放主要包括引進外資、對外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其結果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逐漸融為一體。因此，對外開放過程實質上也就是市場國際化過程。而市場國際化對決定市場結構的規模經濟、進入壁壘和市場集中這三個主要因素的影響，集中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市場國際化為企業實現規模經濟提供了巨大的潛力。規模經濟要求企業的生產規模達到一定水平，并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使單位產品成本下降，收益增加。假如企業只在國內市場上追求規模經濟，就會受到許多因素的制約：
1．國內資源可供量的限制。因為一國的資源往往存在相當程度的稀缺性，企業擴大生產規模有可能因獲取資源的代價太高反而使產品的邊際成本上升，甚至有可能根本無法獲得所需的大量資源。企業進入國際市場后，就能以較低的價格得到所需的資源，以擴大生產規模，實現規模經濟。例如，目前上?！皩氫摗彼璧蔫F礦石90％以上來自澳大利亞等國，其規模經濟的實現對國際市場的依賴性很大。
2．國內市場需求量的限制。在特定時期內，一國對任何產品的需求都是有限的，企業若一味追求擴大生產規模，往往會造成產品嚴重供過于求，迫使企業又不得不縮小其生產規模。而在廣闊的國際市場上，產品的需求量就會大幅度增加，從而為企業實現規模經濟突破了產品需求的制約。
3．國內技術水平的限制。生產能力的擴大通常是以技術進步為推動力的，企業在擴大生產規模時總是要采用效率更高的新技術。而一國的技術水平不可能在每個方面都處于領先地位，在那些技術水平較低的產業中，企業追求規模經濟就會受到生產技術的限制。這對技術總體水平較低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更為突出。企業通過國際市場引進高效率的新技術，提高生產能力，就能較充分地發揮規模經濟效益?？傊?，市場國際化突破了國內市場的種種限制，為企業實現規模經濟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二）國際市場的進入壁壘具有多層次的特點。目前，世界上已存在許多不同規模和層次的區域性經濟組織，并大有繼續發展之勢，這意味著世界經濟將進入區域一體化、集團化新階段。歐洲經濟共同體于1993年1月就宣布建立在12個成員國之間的商品、資本、勞務和人員自由流動的統一市場，并設想在21世紀中期，把歐洲經濟區擴展到東歐和南歐的周邊國家，把歐洲建成“全歐洲經濟聯盟”；1992年12月，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國簽署了《美加墨自由貿易協議》，標志著“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建立。1989年11月，亞太地區12個國家的部長在澳大利亞的堪培拉舉行首次會議，組成了“亞太經濟合作組織”；1992年1月，東南亞國家聯盟（簡稱“東盟”）達成了“東盟自由貿易協定”，形成“東盟自由貿易區”。由于“東盟”成員國也是“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的成員國，因此，兩者是處于不同層次的區域性經濟組織。此外，還有不少新的區域性經濟組織尚處于醞釀或籌建之中。各種區域性經濟組織的一個共同特點是，在成員國之間降低甚至消除相互之間的進入壁壘，加強經濟合作，而對非成員國則形成新的區域壁壘，如歐洲共同體（歐盟）達成建立西歐統一市場協議后，先后制定了限制紡織品進口、保護西歐電子產品市場、提高進口產品關稅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同時，從70年代末開始，在80年代普遍化的國際貿易保護主義趨勢，在90年代將繼續發展，世界主要工業國家為擺脫經濟“滯脹”、高失業率和貿易逆差急劇上升的局面，紛紛制定各種國際貿易保護政策和措施，對外國產品進入國內市場設置很高的進入壁壘，從而在國際市場上便形成了“大區域進入壁壘小區域進入壁壘特定國家的進入壁壘”這樣一種多層次、復雜的進入壁壘體系。
（三）國際市場的競爭將是跨國公司寡頭主導型競爭。由于國際市場為企業充分實現規模經濟提供了可能，同時，在國際市場上形成了多層次的進入壁壘，這就使僅靠對外貿易很難開拓國際市場。因此，80年代以來，經濟發達國家紛紛以跨國公司為載體，通過對外直接投資，設立境外子公司，利用當地資源組織生產，并實行就地銷售，從而使對外直接投資取代了長期以來占統治地位的對外貿易，跨國公司成為國際市場競爭的主力。就市場集中度而言，據美國《幸福》雜志的有關資料，早在1990年，世界500家最大跨國工業公司的銷售額為5萬億美元，相當于整個西方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的1／4左右。1992年在全球2萬億美元的對外直接投資中，跨國公司占主體，僅占1％的大型跨國公司，其對外直接投資額就占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50％以上。而世界最大的幾百家跨國公司分布在各主要產業中，特定產業被少數幾家寡頭企業所壟斷，這就意味著國際市場的競爭將是跨國公司寡頭主導型競爭。
二、中國市場結構與市場國際化不適應性分析
市場國際化把我國企業逐漸推向國際市場大舞臺，而從國內市場競爭到國際市場競爭的轉變，要求相應地調整我國的市場結構。但就企業自身而言，有一個相當時期的適應過程；就國家宏觀管理而言，有一個探索、總結、不斷完善的過程。在此過程中，我國市場結構存在著與市場國際化不相適應的問題，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企業規模偏小，難以形成規模經濟。這突出地表現在那些規模經濟明顯的重化工、電子等產業中，例如，根據目前的國際標準，汽車工業中單個整車生產企業的最小經濟規模為40萬輛以上，而目前我國整車生產企業有120多家，超過美國、西歐和日本廠家的總和，但年產超過10萬輛的只有一汽、二汽和上海大眾3家。據統計，90年代初我國有鋼鐵企業1598家，約占世界鋼鐵企業總數的1／3，而我國的鋼產量只占世界鋼產量的1／10。這些都反映了我國企業分散、規模偏小的現實。不僅如此，我國參與國際化經營的企業又以中小型企業為主，企業的總體平均規模很小。例如，在1990年我國500家最大的外貿企業中，進出口額在1500萬至1億美元的就有357家，占71．4％。這同經濟發達國家的情況相比較反差很明顯，這些國家為了保證企業擁有足夠的國際競爭力，非常重視“企業規模效應”，其跨國公司的規模往往比國內其它企業的規模大得多?？梢?，我國企業的規模本來就較小，而參與國際化經營的企業又大都是中小型企業，這兩重因素必然導致我國企業在國際市場競爭中，因企業規模小，難以實現規模經濟而缺乏國際競爭力。
（二）國內企業間的競爭度過高，內部摩擦大，交易費用高。隨著對外開放的發展，我國的外貿經營權逐漸下放，這對加快我國市場國際化進程的推動作用本來是無可非議的，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約束機制，國內企業之間競爭激烈，造成很大的內部摩擦。這在出口方面表現為，同類產品在向同一國家或地區出口時，多頭對外，為了搶奪生意而對外競相削價；在進口方面，則多家進口企業競相抬價，相互爭奪貨源，其結果是讓外商從中漁利。在引進外資和對外直接投資方面也存在類似情況，過度競爭現象十分嚴重。同時，由于我國許多剛開始從事國際化經營的企業，過去同國際市場基本處于隔絕狀態，不了解國際市場行情，缺乏國際化經營的基本知識和技能，這些企業單槍匹馬進入國際市場，需要花很大的代價去熟悉市場環境，收集國際市場信息，尋找顧客，簽訂并執行交易合同。而且，由于單個企業的貿易批量小，單位產品的運輸費用和購銷費用就高，因而一筆交易的交易費用很高。
三、市場國際化條件下優化中國市場結構的基本戰略
基于對市場國際化給市場結構帶來的影響和中國市場結構現狀與市場國際化不適應性的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市場國際化要求我國從事國際化經營的企業具有相當的經濟規模，并降低國內企業間的市場競爭度，形成協同競爭格局，以實現規模經濟與競爭活力相兼容的有效競爭；另一方面，我國企業卻規模偏小，企業間存在過度競爭，內部摩擦大，與有效競爭相差甚遠。因此，在市場國際化條件下，優化我國市場結構的基本戰略思路是：培育一批經濟實力雄厚、具有國際水平的大型企業，作為跨國經營的主力，以充分發揮國際市場所提供的規模經濟潛力；適當提高進入壁壘和市場集中度，降低國內企業間的競爭度，減少內部摩擦與交易費用，以協同競爭力，沖破國際市場上的多重進入壁壘，增強與國際寡頭壟斷企業的競爭能力。為此，需要研究以下兩個具體戰略問題：一是我國如何形成大型企業；二是在特定產業如何確定國際化經營的核心企業，以協調產業內各企業間的關系。
（一）形成我國大型企業的主要戰略及其途徑。借鑒當代經濟發達國家大型企業的成長經驗，我國可采取水平一體化、垂直一體化和混合一體化戰略以形成大型企業。這三種一體化戰略不僅存在各自的經濟性，而且具有層次性。作為大型企業的發展戰略，水平一體是垂直一體化的基礎。通常，企業規模的擴張是從水平一體化開始的，由于企業可利用原有技術和管理經驗，在原來的業務范圍內擴大其規模，故成功的可能性較大，但企業通過水平一體化達到一定規模后，要進一步發展成為大型企業，就需要進而實行垂直一體化。如美國，大型企業形成的歷史就是把大規模生產過程和大規模流通過程結合于單一企業中的歷史，到1917年，在資產額為2000萬美元以上的美國企業中，將近90％的企業是經由垂直一體化而形成的。而在經濟波動幅度和頻率日益增加的今天，企業要保持原有的市場地位并持續發展成為大型企業，就要求企業努力分散經營風險，穩定企業收入流量，這就迫使企業采取混合一體化戰略。同時，當今跨國經營的迅速發展，要求實行跨國產業經營的大型企業作為物質載體，這也刺激企業采取混合一體化戰略，以最終形成經濟實力雄厚的國際化大型企業。
就實行各種一體化戰略以形成大型企業的基本途徑而言，主要有以下三種可供選擇：一是通過企業自身積累以增強經濟實力，逐步擴大其生產經營范圍，實行各層次的一體化戰略，以形成大型企業；二是憑借其經濟實力，通過兼并產業內橫向、縱向企業以及不同產業的企業，以形成大型企業；三是突破部門、地區界限，組建大型企業集團。顯然，前兩種途徑（特別是第一種途徑）形成大型企業需要較長時期，而通過第三種途徑則能在較短時期內形成大型企業。更為重要的是，目前我國企業在國際化經營中，還受“條條”和“塊塊”限制，造成分散經營、多頭對外的過度競爭局面，而通過組建跨部門、跨地區、經營多個產業的大型企業集團，則有利于消除這種混亂現象。因此，這一途徑體現了我國今后形成大型企業集團的發展方向。
范圍經濟和規模經濟區別范文3
重慶使中國這艘東方巨輪找到了西部支撐點，上海是箭頭，重慶是箭尾，京津與廣州為弓箭的兩端，以上海、南京、武漢、重慶四大中心城市托起的長江經濟帶猶如箭在弦上，蓄勢待發。
思路決定出路
2007年2月27日，在重慶直轄十周年新聞會上，重慶市長王鴻舉格外嚴肅，突出的城鄉二元結構問題成了他的一塊心病。據資料顯示，主城區與地區的人口規模比為1∶4.7，高于北京的1∶0.62、天津的1∶0.77、上海的1∶0.96，農業人口占3/4，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高于全國平均的3.23∶1。重慶發展面臨的主要矛盾形象表現為“小馬難拉大車”，“大城市帶不動大農村”。同時，從主城區道路通達范圍看，北京、上海、天津3個直轄市主城區到最遠邊界一般不超過2小時，而重慶是一個面積達8.2萬平方公里的直轄市，市域通達時間需要8小時，這遠遠超出了主城的直接輻射范圍。產業競爭力不強，工業總量偏小，知名企業和品牌產品較少，增長方式較為粗放，仍然是影響重慶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
面對這樣的現狀，出路何在？重慶市委書記在年前全市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了“1小時經濟圈”的發展戰略。通過歷時半年調研，今年4月正式部署，提出要把建設“重慶1小時經濟圈”、打造以主城區為核心的城市群作為打好“直轄牌”、統籌城鄉發展的戰略平臺?！?小時經濟圈”戰略意義在于，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解決“三農”問題。
“一圈”率先實現城鄉統籌發展
根據重慶的建設規劃，“1小時經濟圈”將承擔構建合理、競爭力強的現代產業體系；構建功能完善、集聚輻射力強的現代城市群；構建樞紐型、網絡化基礎設施體系；提升社會事業發展水平4大任務。在西部地區做到經濟增長速度和質量、城市核心競爭力、城鄉統籌發展水平、社會和諧程度領先。
“一圈”是重慶經濟發展的火車頭，統籌城鄉發展的平臺。預計10至15年后，這一經濟圈內將新增1000萬城鎮人口，城鎮化率達75%，全市80%以上的GDP將在該區域產生。據相關部門透露，未來將在“1小時經濟圈”內合理布局100個重點鎮，發展特色產業和就近吸納農村人口，使經濟圈的工業化城鎮化提速。這些重點鎮將按“四沿”原則布局：沿大江大河、沿交通線、沿平谷、沿資源富集區。
重慶市長王鴻舉指出，“一圈”要率先實現城鄉一體化，一小時經濟圈建設首先要實現城鄉基礎設施一體化，城鄉產業發展一體化，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一體化，實現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實現城鄉戶籍管理一體化。
萬億資金打造四大核心產業區
重慶市發改委發展規劃處處長王青介紹，在產業布局上，“1小時經濟圈”擬規劃打造核心產業區，發展現代服務業、高附加值產業和都市工業。其中北部產業區，重點發展汽車、電子、生物醫藥等產業。東部產業區以茶園新區為中心，發展裝備制造業、會展業；南部產業區以魚洞為中心，布局摩托車、零部件、食品、機械產業；西部產業園則以西永、西彭為中心，發展軟件及服務外包業，芯片、加工、儀器儀表業。
同時，沿渝武、成渝、遂渝、渝黔四條高速公路打造四大產業帶，并最終在“1小時經濟圈”內形成六大產業集群，包括汽摩產業、天然氣石油化工、綜合性裝備制造業、材料產業、高技術產業、綜合性輕紡食品產業。
“6月份，我市將出臺‘1小時經濟圈’的詳細規劃，然后再編制‘兩翼’的發展規劃。”王青表示，從規劃正式出臺后到2010年，將有上萬億元資金投向“1小時經濟圈”。
15年幾百萬人口將融入圈內
重慶市委書記稱，“對于三峽百萬移民這個世界級難題，目前，重慶市已經遷移了102.4萬人，完成了任務的90%。”
重慶市開始計劃在10年到15年以后，集聚城鎮人口超過2000萬，城鎮化率達到75%左右。這意味著，未來10到15年該市其他區域將有400萬人口轉移到“一圈”內。盡管本次人口大轉移與三峽庫區移民有本質區別，但如何轉移比三峽移民多幾倍的這幾百萬人仍令人關注。
“我們現在計劃每年大概要轉移40萬，今后五年我們要轉移200萬?！敝貞c市副市長童小平說，這一轉移也包括“兩翼”里面的縣城、城鎮實行梯級轉移。目前正在就“1小時經濟圈”如何吸納“兩翼”(指渝東南地區和渝東北地區17個區縣)地區人口，向市民征集意見和建議。重慶市發改委官方網站日前掛出的一則“如何加強‘1小時經濟圈’對‘兩翼’地區的人口吸納作用？”顯示，該委目前正在向民間征求解決方案或建議。
“一圈”提速 兩翼齊飛
兩翼指1小時以外的重慶行政區域，即渝東北、渝東南兩個經濟帶。用“大馬拉大車”來表達這一構想。試圖構建的新格局是，通過“1小時經濟圈”的發展，發揮大城市輻射帶動作用，來解決“兩翼”發展問題。
在加快打造“一圈”的同時，要全面落實庫區移民開發等政策，促進渝東北地區“提速提檔”，努力建成長江上游特色經濟走廊、全國著名黃金旅游帶、長江流域重要生態屏障；要落實好扶持民族地區發展的各項政策，支持渝東南地區“做特做優”，努力建成武陵山區經濟高地、民族風情生態旅游帶、扶貧開發示范區，力爭“兩翼”的發展盡快超過西部地區平均水平。將全市生產力統籌布局在既相互關聯又相對獨立的三大區域上，將大城市帶大農村的戰略體現在“一圈”帶“兩翼”的發展路徑上，正是為了從根本上解決包括渝東南在內的“兩翼”發展問題。王鴻舉指出，要強化“一圈”對“兩翼”的帶動作用。要增強“一圈”對“兩翼”的反哺能力，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支持“兩翼”發展，提高“兩翼”公共服務供給能力。
“十一五”：完成5500億元工業固定資產投資
加快“1小時經濟圈”新型工業化進程,“十一五”期間，重慶“1小時經濟圈”將累計完成工業固定資產投資5500億元以上。到2010年，實現工業增加值2200億元，年均增長21%，銷售產值8500億元,年均增長25%左右。重慶市經委主任吳冰表示，實現重慶工業的“率先”發展、“加快”發展，必須加快“1小時經濟圈”新型工業化進程，加快極化效應和發揮擴散效應，并帶動兩翼地區協調發展。
重慶人們會不會更幸福
重慶的夜色很著名。這個一邊是有燈光的、高樓林立的魔幻星球，另一邊是沒有燈光的、低矮樓房的隱形城市。重慶要規劃的不是一個城市，而是一個城市群。重慶規劃局副局長邱建林說，根據政府的展望，2020年，重慶城市人口會超過2200萬，農村人口會下降到1000萬，城市化率會達到70%以上――要規劃的，是“一個城市群”的城市進化方向。
有個普遍的說法是，要考據這座城市的過去和未來，需要前后各10年的時間?！爸貞c是10年前的上海”，這是重慶市副市長黃奇帆的話，讓人思索重慶會否陷入上海式的發展邏輯中。重慶難以模仿上海――700萬農民離開農村到城里打工，400萬左右是到沿海打工，300萬左右是在重慶各個區縣的城市和主城打工。重慶地區廣大，“人均”包括更多偏遠地區，所有的根據數據分析都變得復雜。
上世紀80年代開發深圳、90年代開發浦東，珠三角、長三角躍升為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兩極”。如今，天津是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第三極”，重慶和成都的合作成為“第四極”的觀點，亦被更多的人迅速認同。三峽庫區、第四極，一個國家賦予了這個城市諸多使命，重慶的城市擴張理直氣壯。
“1小時經濟圈”讓時鐘被撥快的重慶，城市空間的擴張按獨自的規則運行，市民階層和生活空間的裂變，重慶無疑是最快的成長之城。它是否也是一個樂活之城？一項全國31城市幸福感調查中，上海、北京的文明幸福感進入了前十強，重慶和天津則未進入前二十名。重慶被期待“率先小康”。重慶人會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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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書記為重慶勾畫了“三大定位、一個目標”的宏偉藍圖,其中一個定位是“努力把重慶加快建設成為西部地區的重要增長極”。重慶市正著手建立健全“1小時經濟圈”與長三角、珠三角、西部地區對接的政策，積極爭取國家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點，重點在土地制度、金融制度、戶籍制度、財稅政策上進行探索創新，爭取更多的政策支持，并將依托“1小時經濟圈”發展優勢產業，與四川共同打造成渝經濟區新的國家增長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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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時經濟圈”以重慶市主城為核心、1小時車程為半徑的范圍，涵蓋重慶23個區縣，幅員面積約3萬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600萬，接近全市的60%，其中城鎮人口接近1000萬人，城鎮化率接近60%，2006年GDP占全市的78%，經濟總量約為2700億元，占全市3/4以上。是目前重慶區位條件最好、資源環境承載力最強、城市化和工業化水平最高、最適宜人口和產業集聚的區域。著重打造一個具有明顯集聚效應、規模經濟和競爭優勢的城市群。目前，到2015年，“1小時經濟圈”將在重慶率先實現全面小康，并帶動重慶在西部地區提前3年率先實現全面小康。到2020年，人均GDP突破8000美元，常住人口達到2200萬，城鎮化率達到80%。主要經濟社會發展人均指標達到東部地區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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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成渝經濟區
進入21世紀，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成為國家戰略新取向，即由東部一枝獨秀非均衡式發展，形成東、中、西部及國家級流域經濟的大都市群聯動共同發展的格局。東部沿海的“長三角”地區有“上海1小時經濟圈”，“珠三角”地區有“廣―深―港1小時經濟圈”，華北“環渤海灣”有“京―津都市圈”。2007年6月7日國家發改委正式下文批準重慶和成都作為城鄉統籌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成為中國第三個“新特區”。
成渝經濟區占西部面積的3％，人口占西部的25％，GDP占西部的26％，實力高于大武漢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長（沙）、株（洲）、（湘）潭城市群、關中城市群等，資源聚集好、產業基礎好、城市基礎好、要素功能好、發展潛力比較大，到2020年，GDP總量可占全國GDP的8％，將僅次于長三角地區、珠三角地區、京津冀地區，將是最有條件成為中國第四增長極的板塊，大幅提升成渝經濟區在全國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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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圍經濟和規模經濟區別范文4
關鍵詞：城市群；可持續發展；市場定位；競爭力培育
中圖分類號：F2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06-0130-02
一、城市群相關的幾個關鍵概念辨析
（一）城市化與城市發展
城市群是城市發展中的歷史產物。據專家研究，人類社會的城市發展史已長達九千年左右[1]。值得一提的是，城市化的發展歷史不同于城市發展史，城市化發端于18世紀的英國產業革命，而城市始于人類世界第一座城市的產生。更重要的是，幾乎所有的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甚至包括某些相關的自然科學學科都走研究、涉及或關注城市化發展問題。伴隨而來的涉及城市的相關熱點研究，更是數不勝數。
關于“城市化” 這一概念最早由何時最先突出，目前比較一致的有兩種。一種是1859年由馬克思首先提出來的。他在其《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指出：“現代的歷史是鄉村城市化，而不是像古代那樣，是城市鄉村化。”[7]另一種是1867年西班牙工程師A.Serda在他的著作《城鎮化基本理論》一書中首先使用了urbanization的概念[8]。學術研究中，一般認同馬克思的第一種用法，到現在涉及到城市化的研究將近一百五十年。
城市化形態一般有三個層次：一是農村的城鎮化；二是大都市圈，比如大上海都市圈等；三是城市群。由于城市化現象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高度的產物，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景觀、人口等各種問題的綜合反映，是現代文明的象征之一，就必然會引起各界人士和相關學科領域的極大關注和廣泛興趣。
（二）城市群與城市綜合體
法國地理學者戈德認為，城市群(Urban Agglomeration)是城市發展到成熟階段的最高空間組織形式，是在特定的區域范圍內云集相當數量的不同性質、類型和等級規模的城市，以一個或兩個特大城市為中心而形成的龐大的、多核心、多層次城市集團，依托一定的自然環境和交通條件，城市之間的內在聯系不斷加強，共同構成一個相對完整的城市“集合體”。城市群憑借其集聚效應、規模經濟和競爭優勢，成為經濟發展最具活力的地區，成為全國和區域性的經濟核心地區和增長極，不僅經濟結構發生巨大而深刻的變化，而且城市群內出現了許多新興城市和產業區，發展潛力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釋放出來[2]。
“城市綜合體”就是將城市中的商業、辦公、居住、旅店、展覽、餐飲、會議、文娛和交通等城市生活空間的三項以上進行組合，并在各部分間建立一種相互依存、相互助益的能動關系，從而形成一個多功能、高效率的綜合體。
二、城市群競爭力的緣起與評價標準
“黔本無驢”，核心競爭力的概念也是“舶來品”。 在1990年5―6月的 HBR雜志上，Prahalad和HaMel發表的《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一文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核心競爭力”（Core Competence）這一概念。此后，人們對這一概念有多方面的擴展、理解和界定，甚至出現某種程度上的核心競爭力和競爭力的混用現象。以至出現了國家（國際）競爭力、區域競爭力和城市競爭力。城市群競爭力不同于企業競爭力、區域競爭力和國家競爭力，但是，他們之間有相互聯系又有所區別（見下頁圖1）。
城市群作為國家參與全球競爭與國際分工的基本地域單元，它的發展深刻影響著一個國家的國際競爭力，影響著一個國家城市化發展的水平和質量，對國家經濟社會持續穩定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就目前而言，國際上對城市群競爭力的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其中經合組織（OECD）以城市間交流頻繁程度和勞動力流動性這兩項為標準，在經合組織的27個國家中選取了78個城市群，給出了各個城市群人口、人均GDP、勞動生產率、就業率、占國家GDP比重、勞動參與率等指標數據，并根據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對其進行競爭力排名。
圖1幾種主要競爭力的關系
在中國，倪鵬飛等選取十大體系、35個指標；規模指標體系、中心城市指標體系、城際聯系指標體系、分工指標體系、產業發展指標體系、質量指標體系、效率指標體系、城市化發展指標體系、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等，首次對中國15個城市群競爭力進行了發展階段和影響范圍的評價[3]。
為了更具有操作性和現實針對性，實際運用中，城市群綜合競爭力是由其結構競爭力、功能競爭力、績效競爭力相互作用而產生的，用公式表述如下：
城市群綜合競爭力=F（城市群結構競爭力、城市群功能競爭力、城市群績效競爭力）
其中，城市群的結構水平、功能水平和績效水平，分別代表城市群的發育狀況、能力大小和運行效率。結構競爭力是城市群的根本性因素，城市群作為一個城市―區域系統，對結構競爭力的充分認識，往往決定了一個城市群競爭力的永久生命線，因此，在綜合競爭力和核心競爭力中的權重也最重。城市群的核心競爭力也往往由此展開[4]。
三、當前中原城市群發展中的突出影響因素
（一）發展規劃一直在變化之中
方向不對，努力白廢。中原城市群從誕生的那一天起，從昔日的中原城市群、鄭汴一體化，再到時下的“中原經濟區”，政策似乎缺少一種“一張藍圖繪到底”的堅持，總是希望通過新方案尋找區域競爭中的比較優勢，戰略出現定位模糊，方向出現偏差。
不過，在2010年5月，焦作新區、新鄉平原新區、許昌新區同時獲得國家批復，加上去年獲批的鄭州新區、開封新區、洛陽新區，中原城市群中已經有六大城市新區規劃藍圖獲得國家批復，這些政策因素又為中原城市群的崛起和發展提供有利因素。于是，在2010年6月8日至9日，在“中原經濟區發展高層論壇”上，又提出把原本由9個城市構成的中原城市群擴容，把18個省轄市全部納入中原城市群整體規劃布局，然后以“中原經濟區”的名義申請“國家戰略”。
（二）產業群和企業群的競爭力不強
河南省目前是經濟大省，但不是經濟強省。從目前上市公司來說，包括國內外的上市公司，近3 000家，市值大約是60萬億（高峰值）。雖然，目前的股票市場不景氣，而且，在產業上有一流的企業不上市，比如華為等，二流的企業要上市，三流的企業上不了市。但是，上市公司畢竟代表著有潛力和前景的企業和產業方向，一定程度上代表著市場經濟的晴雨表，而且，是一個企業，產業甚至是一個城市發展的有效助推器。在河南省，截至2009年，境內外的上市公司數為62家，累計募集資金509億元，資本市場已成為服務河南省經濟發展、支持中原崛起的重要力量，但這與河南省是全國人口第一大省的地位相稱還有相當長的距離。
（三）發展方向和定位模糊，造城“”
日益重視國際形象，是幾乎所有中國城市主政者的共識，也是中國城市不可逆的潮流。全國有655個城市正“走向世界”，183個城市要建“國際大都市”[5]。就中原城市群來說，遠景可以，但是“羅馬非一日所建成”，需要的是“潤物細無聲”的點滴之功，幾代人以上的努力和付出。
四、中原城市群的發展思路與建議
（一）準確定位，一以貫之
中原城市群，作為中國城市群中的后起之秀。必須起點準、方向對、步子穩、特色鮮明。在這一點上，中原城市群中，無論哪一個城市，也比不上京津冀城市群的首都北京，北京是一個集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科技、文化、教育、體育、信息等各種中心于一身的全能型城市。也只有北京，可以向世界城市邁進，成為該城市群的首要發展極，何況，目前國際上公認的世界城市只有紐約、倫敦、東京三個。
（二）利用好人口優勢，進行高質量的城市群建設
中原河南省，有接近1億的人口，而全世界人口超過5 000萬的國家才26個，龐大的人口資源，為城市群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和人才資源。另外，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斯隆商學院教授黃亞生教授的研究也表明，從1996―2007年，也即在中國的城市化突飛猛進的時期，中型城市的人口密度實際是在降低的（至少是戶籍人口） [6]。
（三）鏈型模式的無縫對接
鏈型模式是日本經濟學家提出來的一個概念。國家在進行工業化過程中，必不可少的進行產業的轉移和調整。作為工資成本的大幅提升以及在出口方面的種種限制，下一波就是向大陸的內地轉移和非洲等地轉移，作為內陸省份的中原，更有相對優勢，正好迎上了第二波發展的機會，發展中原城市群。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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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童中賢，等.城市群競爭力模型及評價體系[J].城市發展研究，2010，(5)：15-18.
[5]欲建國際大都市名人故里爭奪成風[EB/OL].，2010-07-06.
[6]黃亞生.中國特色的城市化[J].財經，2010，(13):5-9.
范圍經濟和規模經濟區別范文5
【關 鍵 詞】經濟空間規劃；小城市；空間。
【作者簡介】云淑萍，內蒙古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主要從事城市社會學研究。一、經濟空間規劃的理論闡述
“經濟空間”一詞是由法國經濟學家佩魯提出的。在《經濟空間：理論與應用》一文中佩魯把經濟空間定義為“存在于經濟元素之間的結構關系”。經濟空間分為內部經濟空間和外部經濟空間。根據佩魯的定義，城市內部經濟空間可以理解為城市內部各種經濟元素在空間分布上的結構關系。根據趙偉《城市經濟里理論與中國城市發展》一書對城市外部空間結構的定義，城市外部經濟空間可以理解為一個城市及其所在區域內其他城市共同構成的經濟元素空間分布的結構關系[1]。
對于內部經濟空間來說，雖然目前傳統以自然資源為基礎的分工發展為更多地以科技成果為基礎的分工，但在我國廣大的中西部地區，處于工業化階段，以資源稟賦和交通區位優勢為基礎進行城市分工定位仍然是城市經濟空間規劃的主流。我國又是一個人口大國，人均資源少，尤其是土地資源和水資源更是如此。所以，城市經濟空間規劃一定要在保護資源、環境的前提框架內進行。內蒙古的小城市經濟空間布局，要以內蒙古的資源、生態環境為前提進行經濟空間規劃。目前，隨著越來越多的煤炭、石油、天然氣等的勘測發現，內蒙古成為國家重要的資源大省與能源基地。如何處理資源利用與可持續發展、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工業發展與農業發展、城市發展與新農村建設、稅收增長與就業增加等關系成為小城市經濟空間規劃面臨的難題。
對于外部經濟空間來說，在所屬經濟圈的框架內進行城市定位和產業分工定位也是經濟空間規劃的題中之義，也是本課題組經濟空間規劃研究的重點。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區域一體化是全球一體化的前奏、實現地區協調發展的現實途徑，區域規劃一直是我國長期戰略規劃的一個薄弱環節[2]。實際上，區域一體化的實質是城市經濟圈的形成。以核心城市為龍頭的城市群、由若干中心城市為輻射源的城市圈、由眾多中小城市構成的城市帶是成熟經濟圈形成的標志。打破行政區劃，在所屬城市群、城市圈、城市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是各類城市尤其是小城市發展的關鍵。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認為，中國目前經濟圈存在的問題就在于“大城市不大、中城市不強、小城市不特”?！八^小城市不特”指沒有形成特色化的產業體系。
二、內蒙古小城市經濟空間規劃分析
內蒙古的城市帶有自己的特點，是以所屬經濟圈的中心城市為核心的，在公路、鐵路的節點上形成的小城市帶。所以，內蒙古的小城市帶呈以下特征：第一，交通指向明顯。第二，城市數量少。第三，資源依賴性強。與東南沿海的小城鎮企業多為出口加工型不同，內蒙古小城市的企業多為資源型企業，對當地資源的依賴性強。產業布局小而全。作為能源大省與農牧業大省，許多小城市的產業都烙上這兩個特征，造成了產業相似度高，導致內部競爭。
范圍經濟和規模經濟區別范文6
論文關鍵詞：滬港 服務貿易 比較
隨著服務業的迅速發展，服務貿易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逐漸提高。國際經驗表明，發展服務貿易對優化產業結構尤其是貿易結構并促進經濟發展、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就業水平、增加城市綜合競爭力等方面都具有積極的意義。服務貿易的發展實質就是一國或者一個城市服務業國際化過程，也是應對經濟全球化的必然選擇?，F代服務貿易的發展以一國或城市服務業的發展水平為基礎，其核心是信息、金融、電信等高附加值行業領域。服務貿易的發展情況逐漸成為衡量一國或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標志。因此，國際發達地區以及城市越來越重視服務貿易的發展，以此提升其綜合競爭力。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上海和香港的服務貿易發展也逐漸開始引人注目。
改革開放以來，上海的服務貿易從無到有，由小到大，行業領域不斷拓展，經濟總量有所提高。面臨國際服務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歷史機遇與挑戰，上海要以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現產業結構轉型和優化為指導方針，在加快貨物貿易發展的同時，提升服務貿易的質量和效益水平，不斷提升上海的競爭力和輻射力。香港作為國際區域經濟中心城市，不僅貨物貿易發達，而且服務貿易發展迅速，總量較大。CEPA 的實施也將為上海發展服務貿易帶來巨大的機遇，但同時也面臨諸多挑戰。在發展現代服務業的趨勢下，很多人提出要借鑒香港的發展經驗。其實比較分析滬港兩地的發展模式之后，上海與香港在服務貿易的延展上各有千秋，產業布局上也是既有梯度，又能互補。本文通過比較滬港兩地服務貿易發展的情況，以香港有益的經驗為借鑒，提出上海與香港服務貿易通過合作實現共贏發展的戰略構思。 區位經濟特征及城市定位比較
(一)港——對外依附，非獨立的經濟結構 香港土地總面積1098平方公里，總人口接近700萬。香港位于太平洋地區海、空交通要沖，北依內地珠江三角洲，是個典型的港口城市。香港是亞太航運樞紐，地理位置得天獨厚。香港交通發達，京九鐵路、廣九鐵路直達九龍車站，將香港和內地直接連通;區內地鐵、輕鐵貫穿南北，將香港島與九龍半島連成一片。公路、鐵路、水路和航空港構成香港四通八達的運輸網絡，是我國通向世界的重要樞紐。但由于自然資源缺乏，香港一直以來都以服務業作為經濟的支柱。而良好的區位優勢則使香港成為世界經濟、貿易、金融的集聚地。 從近幾年香港服務貿易的發展來看，主要是離岸貿易發展增值商貿服務模式。在香港服務輸出各主要服務組別當中，“商貿服務及其它與貿易相關的服務”組別最為重要。2003年，該組別中的89.5%是與離岸貿易(即“商貿服務”及“與離岸交易有關的商品服務”)有關。香港這種以離岸買賣貨品的形式對外輸出服務的方式，將各類商貿支持服務進行整合，促使提供高增值服務的貿易商發展。基于香港地理位置優越，基礎設施完善，強大的服務業與低稅率自由貿易政策，加上法律制度健全，熟悉內地和海外市場的香港貿易商可以在服務貿易中提供包括授權、、認證、設計、技術支持、融資等一系列商貿活動。這種轉變單純的以貨物運輸傳統的港口服務貿易模式，為基于離岸貿易提供更具增值性商貿服務的服務貿易模式，使香港成為更具國際競爭力的國際采購中心。
(二)滬——對外輻射，相對獨立的經濟結構 上海是我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城市，是我國最大的經貿中心，也是國際著名的港口城市。上海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近代上海開埠后，憑借其地理、經濟等方面的綜合優勢，取代廣州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第一大港和我國舉足輕重的經濟中心城市。上海是我國的工業重鎮，門類最齊全，工業總產值最高;而且一些跨國公司和國內企業的研發中心也設在上海，目前，上海正處在建設“四個中心”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關鍵的戰略機遇期，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越來越快，對加快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發展的呼聲也越來越高。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上海服務貿易的發展只處于起步階段。 但是，上海發展現代服務業的區位優勢仍是明顯的，具體體現在：地理位置優越，上海是當前我國最大的國際經濟中心城市，位于長江入?？凇⑽覈０毒€中部，是長江三角洲經濟區的“龍頭”， 地理位置得天獨厚;支撐腹地廣闊，上海擁有長江三角洲經濟區的廣闊支撐腹地，從更宏觀的層面看，我國廣大中西部地區也可視作其腹地，這為上海發展現代服務業提供了一個巨大的舞臺;國際區位優勢突出，從20 世紀下半葉以來，亞太地區正在形成一條由東北向西南傾斜的經濟長廊，上海正好位于其中心部位，而且在該經濟長廊的諸大城市之中，上海擁有完善的工業體系和發達的科技教育，市場容量最大，商業機會最多。 產業結構形成軌跡比較
(一)港——順勢而為 從經濟發展的軌跡來看，香港產業結構的演進帶有很大的隨機性。不但產業發展的總體戰略不明確，各個時期各類產業各個行業調整的主線也不清晰，處于自發的變動狀態中。一個突出的例子是，20世紀80年代世界掀起了發展高科技的浪潮，但香港卻顯得“漫不經心”或“力不從心”。香港政府仍然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無論對于主導產業或發展產業，還是衰退產業，都一律實行平等的財稅政策，對那些急需扶植的高技術行業，也仍然以“量入為出”的原則行事，乃至于1997 年之前，香港政府甚至從沒有動用財政撥款去支持科技開發。
(二)滬——政府作用 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上海制定了“三二一”的發展戰略，即最優先發展第三產業，把第三產業在經濟份額中的比重像很多國際大都市一樣提到70%以上。但在10多年的實踐之后，上海發覺自己還要考慮很多因素。于是，上海決定將產業重心向第二產業回歸。過去“三二一”產業發展的排序已轉變為目前的“二三產業共同推進”發展戰略。 2011年，上海市經濟委員會公布《2011年上海產業發展報告》，將上海市委、市政府關于工業和商業發展的戰略觀點、戰略重點、戰略決策和戰略部署公布于眾，目的為引導投資和企業決策。其中“優先發展先進制造業，推動裝備制造業升級。以電氣行業和船舶行業重組為突破口，形成一批投資主體多元化、具有核心競爭力的新型裝備集團”的發展思路赫然列在其中。上海的十一五規劃中，社會投資總量為1.5萬億至2萬億，而投資的三個重點之一就是制造業基地。“先進制造業”被定位為上海新經濟增長點。
進入2005年以來，上海服務業的發展又呈現出一系列變化：上半年服務業增長率上升到9.6%;服務業利用外資的數量超過制造業利用外資，說明經濟驅動發生變化，服務業迎來發展機遇;上海經濟亮點之一的高新技術產業中，很大一塊可歸入生產者服務業;從服務業產業結構來看，出現了多個新亮點，如信息服務業、專業服務業、會展旅游業、現代物流業等，服務業也開始形成特色產業、支柱產業;服務業空間結構發生變化，出現了產業聚集區、聚集帶，一些市郊的經濟開發區也開始向服務業轉變;服務貿易勢頭不錯，上海的服務貿易占全國服務貿易的18.2%。這些變化清晰地表明上海經濟在今后一個時期的產業架構、新增長點和發展趨勢，大力并且優先發展現代服務業是上海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戰略選擇。 從一系列上海政府官方文件可以看出，上海在不斷調整發展方向，從一開始的“三二一”產業發展的排序一度轉變為“二三產業共同推進”發展戰略，再轉變為目前的“大力并且優先發展現代服務業”。長期以來政府實施政策導向，而非企業自主、自發的要求推進二、三產業的發展，所以上海在發展了一圈之后，又重新提出了對現代服務業的重視來拉動上海經濟的發展，同時還要發展先進制造業。因此，上海在對第三產業的發展問題上，還有一個認識、摸索和調整的過程。 服務貿易發展制約因素比較
(一)港——基礎薄弱 香港服務業相對膨脹，其它產業相對萎縮，使香港經濟結構出現了某些失衡狀態。1997年金融危機后，香港存在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暴露出來，導致了泡沫經濟的破滅和經濟的衰退，使香港的國際競爭力急劇下滑，由1998年的綜合競爭力排名全球第3位下降為2011年的14位。亞洲金融危機后香港經濟陷入衰退和通貨緊縮的原因可歸結為：20世紀80年代，伴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香港附加值低的制造業開始轉移到中國內地南部以降低成本和開拓 國內市場，在香港重點發展服務業，結果使當時在香港的制造業工人，由90萬人減少到25萬人，而香港企業在內地雇用人員則多達500萬。 制造業的北移，雖然使企業獲得更多利潤 ，卻造成兩種負面結果：一是使香港經濟在90年代出現了產業空洞化，不僅損害了過度依賴金融服務業和地產業的經濟增長潛力 ，也因香港產業基礎薄弱，服務業發展缺乏根基而 危害了服務業本身。二是內地制造業豐厚的經營利潤使企業從事科技創新的動力不足。同時香港又奉行對經濟的“不干涉”政策以及不重視對科技研發的投入，使香港制造業升級和經濟調整緩慢，整個經濟更加依賴服務業，尤其是地產業和金融業。服務業的迅速發展應以第一、二產業為基礎和前提，一旦服務業失去了服務對象，就會變成無本之末，表現出不穩定性和脆弱性，而以提供境外服務為主的服務業更易受到外部的沖擊和影響。
(二)滬——體制、人才制約 上海部分服務貿易產品價格市場化程度不高，雖有一定浮動但基本在國家行政管理控制之下。部分行業的準入限制較多， 通信、鐵路和航空運輸等，難以通過市場機制實現優勝劣汰，提升自身競爭力。另外，相對制造業而言，上海服務貿易的開放時間較晚，參與國際競爭的經驗不足。但隨著我國相繼履行加入世貿組織的各項承諾的實施，銀行、保險、證券、電信服務、分銷等服務貿易部門逐漸開放，將有助于我國的服務貿易企業學習借鑒國外先進經驗，打破部分行業壟斷局面，提高服務貿易發展潛能，增強國際競爭力。 法律法規不盡完善也制約上海服務貿易的規范化發展。中國大陸沒有制定涉及服務貿易的一般性法律，部分領域的法律法規仍是空白，目前主要依靠政府職能部門的規章和文件來對服務貿易的發展進行規范。這些規章和文件立法層次低，而且缺乏協調，影響服務貿易立法的統一性和透明度，制約了服務貿易的規范化發展。
近年來，隨著《海商法》、《商業銀行法》、《保險法》、《民用航空法》等法律法規的頒布，我國在涉及服務貿易領域的立法有所改觀，但總體來看仍有待完善，需做進一步的努力。 專業人才缺乏是上海服務貿易發展面臨的主要瓶頸。近年來，滬上服務業就業人數增長較快，但會計師、精算師、律師等高層次的專業人才仍然比較缺乏，這也直接導致上海在金融、保險、咨詢、計算機信息服務、廣告宣傳和電影音像等技術密集和知識密集型的服務貿易行業發展相對滯后，而這些行業是當今國際服務貿易發展的主要領域。上海要加快發展服務貿易，提高服務貿易出口附加值，首先要加快高層次專業人才培養。 服務貿易發展的驅動機制比較 對于一個城市服務貿易的發展，戰略定位和比較優勢都具有相當的外部性，而產業驅動機制則具有內生性，這其實也是滬港兩個城市服務貿易發展的核心動力。研究表明，如果要尋求上海和香港服務貿易發展最根本的不同點，研究驅動機制的不同點是最主要的。
(一)港——知識驅動 知識型服務業是香港競爭力的核心。知識型服務業是指主要依賴于專門知識和技能的公司和組織，為社會提供以知識為基礎的中間產品和服務的產業。主要由生產型知識服務業和消費型知識服務業所構成。其中生產型知識服務業主要包括會計服務、金融服務、保險服務、法律服務、咨詢服務、研發服務、通信服務、建筑設計服務、技術工程服務、物流服務等;消費型知識服務業主要包括房地產服務、教育培訓服務、出版和媒體服務、文化娛樂服務、醫療保健服務、環境服務等。 香港近期以來走的就是知識經濟驅動型的服務貿易體系。世界范圍內知識經濟的興起對香港的經濟發展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近幾年，香港的主要功能已開始轉到“知識引進”和“知識傳播”上來，而知識型服務業正是實現這些功能的載體。香港早就明確提出了以大力發展知識型服務業為主要內容的建立“知識型城市”城市發展戰略。截止2002年，香港服務業已占GDP的86%，并同時提出了要把發展知識型服務業作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引擎的構想?？梢哉f，知識型服務業的發展水平，已是當前衡量香港經濟活力和競爭力高低的主要指標。
(二)滬——生產驅動 上海具備生產業驅動型的服務貿易體系。上海城市定位和發展目標中，本身就蘊含著對發展生產業的要求。上海確立的建設國際四個中心的城市發展目標，其中金融、貿易、航運三個中心均屬于生產業的領域，主體是為生產發展服務的。與香港相比，上海發展生產業有著得天獨厚的有利條件和發展機遇。以生產業為主的驅動模式，是由上海特有的產業基礎所決定的，國際產業的全球轉移又為上海服務貿易的發展提供了重大機遇。這些優勢和機遇在前文所述整合效應的作用下，共同形成了上海區別于香港服務貿易戰略發展模式。 滬港服務貿易合作的動力和意義 通過對滬港各自服務貿易發展模式的比較分析，可以發現兩地在服務貿易發展上各具特點、優劣并存?？傮w而言，香港服 務貿易更發達、服務水平更高、市場制度更健全、更符合國際標準，在金融、銀行、保險、法律、會展、影視、廣告、物流等方面都具有很高水平;但是香港目前卻面臨著服務市場窄小、發展空間有限、且營運成本高的問題。
從理論上來看，服務貿易的發展必須依附于經濟的快速發展和較大的經濟規模。上海經濟已連續11年保持兩位數的增長速度，具有區域性金融、貿易、制造中心的功能，隨著大規模經濟建設項目的實施，重要基礎設施投資力度進一步加大，而這些大規模經濟建設的乘數效應將帶動現代服務業中許多行業的快速發展，這為香港服務業提供了巨大的發展空間，通過提供一系列的配套服務可帶動香港經濟發展。上海服務業目前還處于發展初期，雖然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002年已達到50.95%，但其服務層次、服務范圍以及服務品種都處于較低水平，所以，上?？山柚愀墼诂F代金融、商業、物流以及服務中心的優勢，加快整體軟件建設，以促進發展。
由此可見，滬港合作的動力和意義很大。由于兩地經濟特征具有互補性，可通過合作達到取長補短、優勢互補的作用;兩地在某些優勢領域的合作(如金融、貿易)，有助于兩地優勢領域總體水平的提高，形成整體競爭優勢;鞏固和提高其作為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龍頭城市的核心地位，成為兩大三角洲和全國經濟發展的引擎。隨著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開放程度的加深，上海與香港要想在日趨激烈的競爭中贏得優勢，必須摒棄傳統的“零和”競爭模式，吸收新的“雙贏”模式，通過加強合作，取彼之長，補己之短，充分發揮各自優勢。 通常，在開放經濟的環境下，任何一個地區的服務貿易都不可能在價值鏈的每個環節上都有優勢，也不可能都處于劣勢。服務貿易要實現利潤的最大化必須權衡考慮價值鏈中的每一個環節，保留和控制自己處于優勢的環節，對處于劣勢的環節則可以通過聯合、合作等形式發散出去，這樣有利于利潤最大化和經營目標的實現。按照上述觀點來看，滬港兩地可以充分發揮各自在服務價值鏈不同環節中具有的優勢，并通過合作取長補短，實現“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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