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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政策和金融政策范文1
關鍵詞：金融監管；貨幣政策；宏觀調控
中國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1)04-0192-02
1、后危機時代的特征及新形勢下金融監管和貨幣政策的取向
1.1后危機時代的特征
金融危機中，為了防止經濟衰退，我國政策部門采取了大量刺激措施，包括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存款準備金率、調整金融機構法定存貸款利率、放寬信貸環境等，這些措施有力地保證了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但同時也帶來了諸多問題，包括：
(1)過度寬松的貨幣供應，引發通貨膨脹。
增加貨幣供應量，為經濟提供充裕的流動性，是金融危機中各國普遍采用的防止衰退的手段，圖1是我國2007年6月至2010年6月的GDP增速和M2增速圖，從圖中可以看出，我國經濟在2008年年底步入了最低谷，而我國的貨幣供應量正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增加的，到2009年11月，我國M2同比增速達到29.7％，是近年來的最快增速。而與增長迅速的貨幣供應量對應的，是緩慢恢復的GDP，2009年第三季度，我國GDP累計增速為9.1％，過多流動性的注入，對后危機時代的經濟帶來通脹的隱患。圖2是我國2007年6月以來的CPI走勢圖。從圖中看出，自2009年11月起，我國的CPI步入了正向區間，并逐步上升，這一方面證明了我國積極宏觀調控政策的效應開始顯現，但是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今后經濟發展中的通脹風險。
(2)過度寬松的信貸環境，增加了銀行信貸風險。
在寬松貨幣政策的刺激下，各金融機構信貸規?？焖贁U張，到2010年6月底，我國金融機構各項本外幣貸款余額已達到474006.21億元，較2007年6月底的264899.33億元增加了約80％。
另外，我國金融機構信貸結構亦不合理，體現為新增貸款中中長期貸款占比較高，而且其增長速度遠快于短期貸款增速。盲目地發放貸款以及貸款結構的不合理將大大增加未來我國銀行業機構的信貸風險。
(3)整體寬松的貨幣環境，增加了資產價格泡沫風險。
在大量流動性被注入經濟的同時，實體經濟的復蘇和發展卻還需要一個較長的時期，在這個過程中，多余的流動性將進入房市和股市，推高資產價格，增加了資產價格泡沫風險。下圖是我國2007年6月至2010年6月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的變動情況。
1.2新形勢下金融監管和貨幣政策的取向
后危機時代的特點決定了在新的形勢下，我們應著加強對金融機構的審慎監管，關注系統性風險。理論界將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的深層原因歸結為監管的不力，因此，各國在危機得到一定的緩和后均對其監管體系進行了改革，改革的內容和手段各具特色，但是無一例外地強調了宏觀審慎監管的重要性，并加強了對系統性風險的關注，如美國的《金融監管改革白皮書》就強化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監管提出了十點要求，力求做到全面、無縫、高效的監管，并專門設立了“金融服務監管委員會”，負責對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進行監管，爭取對系統性風險做到預防為主，防控結合，避免由系統性風險引發金融危機。
我國目前實施的是“一行三會”的分業監管體制，這有利于對我國各類金融機構進行細致專業的監管，但是，同時也存在重復監管和監管真空并存，監管機構間缺乏協調等問題，在經濟步入后危機時代后，各機構應該借鑒國外先進經驗，結合本次危機中顯現出的自身不足，對我國的金融監管體系進行相應的改進，尤其要加強對各類金融機構的審慎監管，并且加大對系統性風險的監管和防范。
2、后危機時代加強金融監管和貨幣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后危機時代的特殊性，除了要求我們分別在金融監管和貨幣政策方面作出努力外，還要求我們積極探索實踐，加強兩者之間的配合。金融監管和貨幣政策是經濟調控中的兩種不同手段，二者既緊密聯系，又相對獨立，是辯證統一的。
根據本文第一部分的分析，后危機時代，我國經濟面臨著諸多甚為復雜的問題，要很好的解決問題，促進經濟繼續向好發展，在本階段，我們要做到對我國金融監管體系進行改進，加強監管，加大對系統性風險的關注程度，同時還要抓住金融監管和貨幣政策辯證統一的關系，加強二者之間的配合。
(1)貨幣政策約束效力較弱，傳導機制不暢，需要加強與金融監管的配合。
我國中央銀行自從將監管職能分離出去之后，一方面，它可以更專注于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為我國經濟的平穩運行提供保障，但另一方面，這也導致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約束力的下降，央行宏觀調控開始更多地依靠窗口指導和直接行政管制，而貨幣政策則更多地表現為一種導向性政策。
另外，貨幣政策的實施要通過商業銀行和金融市場等政策中介進行傳導，而我國的金融體系尚處于發展階段，還存在很多的不足，對貨幣政策敏感度較低，也就是說，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暢，直接延長了政策時滯，影響了政策的最終效應。
要解決以上問題，需要加強金融監管和貨幣政策之間的配合，由金融監管這種硬約束來加強貨幣政策軟約束的效力，同時，金融監管要為貨幣政策疏通傳導渠道，努力為貨幣政策創造一個安全穩定的實施環境。
(2)后危機時代的復雜性要求加強金融監管和貨幣政策在信息方面的配合。
后危機時代的經濟開始企穩回升，但是前景仍不明朗，這時，尤其要加強對金融監管和貨幣政策的配合，由金融監管為貨幣政策的制定提供數據資料依據，并快速準確地反映貨幣政策實施的效果，由貨幣政策為金融監管的內容和力度的確定提供可供參考的標準，通過這種及時高效的信息交流和反饋來適時對政策作出調整，提高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的針對性，實現二者的良性互動，共同促進，共同為我國經濟的發展作出貢獻。
(3)對后危機時代緊急情況的處理需要加強金融監管和貨幣政策的配合。
我們當前的經濟，有如剛剛經歷過一場暴風雨的小舟，雖然順利度過了最危險的時刻，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前方就一片風平浪靜，我們的前方，仍然充滿了危險。為了防止未來經濟發展中隨時可能出現的緊急情況，我們需要加強金融監管和貨幣政策的配合，提高危機預警和處理能力，嚴防由局部性問題再次引發大面積的經濟危機。
3、后危機時代加強金融監管和貨幣政策配合的途徑
(1)建立中央銀行和各監管部門之間的權力分配機制，明確分工與合作。
我國當前實施的是貨幣當局和監管部門相分離的體制，即由中央銀行負責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一行三會”共同負責對金融體系進行監管。后危機時代，要加強金融監管和貨幣政策之間的配合，首先就要加強部門之間的配合，而部門之間配合的前提是要明確分工與合作，做到全面而且沒有重復。
中央銀行和監管部門在貨幣政策的權利分配方面基本沒有異議，當前問題主要在于各監管機構之間的權利分配及相互間的協調方式。關于這個問題，我國三大監管機構曾在2004年的時候討論通過了《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管理委員會、中國保險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在金融監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備忘錄》，規定了相互之間的權利義務以及相互合作的方式方法，但是，這個備忘錄存在諸多的問題，首先，它的執行不具有強制性，其次，其只涉及到“三會”，沒有對它們與中央銀行在監管方面的權利分配作出規定，第三，隨著當今經濟金融形勢的迅速變化，當時的很多條款已經不能很好地達到全面且沒有重復的高效監管的目標了。
根據以上分析，在后危機時代，用法律法規的形式明確規定中央銀行和各監管機構的責、權、利以及相互合作的原則和方法，是加強金融監管與貨幣政策之間的配合的前提和基礎。
(2)建立中央銀行和各監管部門之間的信息共享機制，增加二者間的互動。
加強金融監管和貨幣政策之間的配合，就是要求二者之間要多多交流，而交流的主要內容就是信息。在中央銀行將監管職能分離出去之后，其掌握的信息只有貨幣政策方面的，而與之對應的，金融監管機構只了解監管方面的信息，但是，無論是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還是研究監管內容和方法，都需要綜合考慮以上兩方面的信息，這就為中央銀行與監管部門之間進行信息交流提出了要求。
建立中央銀行和監管部門之間的信息共享機制，是加強金融監管和貨幣政策配合的核心和關鍵。這可以通過加大政策透明度，舉行定期和不定期的高層聯席會議，建立統一的數據庫平臺等手段來實現。
(3)建立和完善危機預警和處理機制。
建立和完善危機預警和處理機制，是加強金融監管和貨幣政策配合的重要內容。首先，相對于危機發生后的救助成本及救助失敗后引起大面積危機而造成更大損失的成本，事前防御的成本顯然要小得多，所以在后危機時代，應該防患于未然，由監管部門通過考查各項先行指標對機構進行監管，及早發現問題；其次，在執行監管工作的同時，監管部門應注重對金融機構風險意識的培育，要求其建立健全內控機制，發現問題及時處理并上報；再次，對于初步判定需要救助的機構，監管部門應當會同中央銀行共同盡快成立危機處理小組，專門負責對問題機構的處理進行磋商，防止危機擴散，還要盡量減少中央銀行在執行最后貸款人職能過程中的道德風險。
參考文獻：
貨幣政策和金融政策范文2
全球金融危機使世界各國清醒地認識到,只有立足全球經濟發展和金融穩定的大局、切實加強貨幣政策國際的協調、共同承擔風險,才有可能度過難關,實現全球經濟的復蘇和恢復國際金融秩序的穩定,這是世界各國共同利益的根本所在。但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各國在貨幣政策協調上存在著巨大的分歧,應對金融危機的協調與人們的期望值相差甚遠,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獨立的矛盾也進一步顯現出來。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仍未緩解和全球經濟形勢變數增多的情況下,如何處理好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關系、把握貨幣政策的導向和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依然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問題。
一、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各國為應對金融危機的持續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經濟、金融領域國際協調的力度,拓寬了協調與合作的范圍。然而,在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面前,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博弈相碰撞現象的存在,是客觀現實的反映。
2008年11月和今年4月的G20倫敦峰會上,國際社會就加強國際協調共同應對金融危機、反對貿易保護主義、進一步提高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投票權和發言權達成共識。同時,中國提出的各國共同承擔責任應對金融危機,以及解決全球經濟發展的失衡問題,保證發展中國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得到普遍認同。因此,從世界各國共同利益層面看,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和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過程中,各國利益與權益的平衡,需要通過國際協調來實現。然而,在現實國際經濟與金融環境下,由于西方一些國家的國家利益被無限“放大”,各種關乎國家利益的重大分歧難以調和時,國際協調的難度進一步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國際協調的有效性,形成了國際協調同國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可否認,全球金融危機的蔓延,在客觀上給世界各國經濟與金融帶來了嚴重的沖擊,每一個國家的國家利益都受到傷害。在金融危機加劇和經濟衰退預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適度的措施和手段應對并不為“過”,也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國家利益對抗性競爭中運用轉移危機的政策手段,在損害他國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強烈保護主義色彩的金融貨幣政策,就另當別論了。
按照博弈論(GameTheory)理論的核心內容,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環境下各國貨幣政策的選擇是各國不同利益的博弈,同時也是在國際協調與合作下參與國際事務中各國共同利益的博弈行為。國際協調與合作是為了實現世界各國共同利益,而國家利益的博弈反映的是國家核心利益不受到傷害。從當前不同貨幣政策取向和摩擦引發的國家間利益博弈現象看,如果不同貨幣政策博弈波動面擴大,只顧及國家利益至上而不考慮世界各國共同利益,國際協調的難度就會越來越大,國際社會非均衡局面也會進一步擴大。由此,當前有關國家貨幣政策的主流導向引發的一些問題值得認真思考。
當然,從博弈論的觀點出發,在金融危機情形下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博弈的碰撞,并非金融危機特定的產物,其發軔的內在根源在于世界各國在通過相互協調與合作過程中為國家利益的實現而產生的普遍現象,體現的是國家利益與世界各國共同利益的深層次關系。因此,在國際社會中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僅由來已久,而且將永遠存下去。
自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全面爆發后,美聯儲便開始了直接購買商業票據的貨幣政策操作,并將其債權轉給美國財政部,再由財政部以減免企業債務的形式,向這些企業和金融機構注資入股。由此可見,美國“救市”計劃的部分是依靠貨幣和財政政策的聯合行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減免票據、券債等債務的形式推行“救市”計劃。特別是繼2009年3月18日美聯儲宣布購買3000億美元的長期國債和1.25萬億美元的抵押貸款證券后,3月23日美國又推出銀行“解毒”計劃,以處理金融機構的“有毒資產”問題,其目的均是為了進一步釋放流動性,貨幣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寬松”政策傾斜。美聯儲陸續出臺回購國債和回購“有毒資產”的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同時,歐洲央行、英國央行、日本央行等西方央行自行實施的購買公司債貨幣政策也已相繼出臺,由此美國等西方國家貨幣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寬松”政策傾斜更加明顯。美國等西方國家“定量寬松”貨幣政策,是通過擴大貨幣的發行量大規模增加對資本市場貨幣的供應,以及維持金融業表面的穩定和流動性,是典型的“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體現。這一貨幣政策的核心——即為緩解貨幣市場流動性緊縮“有限度”地對貨幣的發行“松綁”,增加貨幣市場上的貨幣供應量,擴充資本市場規模,加大流動性;政策的導向是在金融與經濟雙重危機情況下,通過貨幣政策手段“激活”資本市場,并以此帶動實體經濟的恢復;政策的實質是所謂“定量寬松”,就是貨幣當局“開閘放水”,開動印鈔機大量發行貨幣的一種借口,2009年以來美國等西方國家借用“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說辭來印鈔票購買國債行為的實質,正是這一貨幣政策最核心內容的體現。因此,“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被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是貨幣當局采取的一種“保護主義”政策,與貿易保護主義的性質有相近之處,同屬于經濟領域的“保護主義”,體現的是國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經濟與國際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寬松”貨幣政策,通常是在經濟和金融狀況惡化、降息空間沒有余地的情況下,利率調節難以發揮顯著作用時推行的一種政策。今年以來,西方各國通過購買各種債券,向貨幣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的干預方式與前期利率杠桿的“傳統手段”不同,是貨幣政策的“非傳統手段”。經濟學界普遍認為,當前西方國家的“定量寬松”政策是在前期“傳統手段”效果不顯著,甚至“失靈”的特殊條件下“極端”的選擇。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歐洲、日本等西方國家陷入了實質性的全面危機,連續降息的宏觀經濟調控“傳統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國頻繁使用,但不僅至今效果仍不顯著,而且降息的空間已經微乎其微了,降息這一宏觀經濟調控“傳統手段”已然使用殆盡。因此,利率杠桿的“傳統手段”在用盡后,西方各國政策的選擇余地越來越少,在極度困難的情況下西方推行的“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自然浮出“水面”,被多數專家和學者定論為當前西方經濟與金融環境的產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僅當前西方經濟與金融惡化狀況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選擇的刺激經濟和活躍市場的“良藥”已經不多,一旦連“定量寬松”政策都難以奏效,達不到政策目標,西方國家經濟與金融形勢將何去何從令人擔憂;另一方面表明當前西方國家經濟與金融政策并非協調一致,“定量寬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國根據各自的現實經濟與金融狀況采取的中短期行為,一旦形勢發生新的變化西方各國經濟與金融政策上的“搖擺性”將進一步體現,經濟與金融政策的導向將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國家將如何協調經濟與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達成共識令人懷疑。
在當前全球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尚未見底的情況下,西方國家經濟刺激計劃中的金融政策以及“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出臺,內容和性質具有一定的針對性和較強的保護行為的操作性,最為核心和耐人尋味的是國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取向。另外,如果美國等西方國家不適度掌握貨幣的投放量,極有可能會“培育”出新的資產“泡沫”,并引發新的類似于通脹、貨幣和信貸危機。事實上,美國等西方國家金融危機的蔓延過程更像是不斷“轉嫁”危機的過程。相繼出臺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和政策手段,既有“轉嫁”危機的貿易保護主義色彩,又有貨幣政策上不負責任的放任貨幣貶值的嫌疑,是國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充分體現,與世界各國不斷開展的國際合作背道而馳。
從經濟學的博弈論(也稱為對策論)含義看,不同政策的出臺是帶有一定的對抗性,在現實經濟生活不同政策的博弈無處不在。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應對金融危機不同貨幣政策的博弈,在當前金融危機的環境下經濟領域的博弈更為盛行,其中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傾向,就是經濟學博弈論的典型理念,在國際社會引起強烈反響。由此可見,盡管全球性金融危機超越了國家范疇,國際協調的加強顯得更加必要,但在共同應對金融危機的國際協調中,由于牽扯到各方利益問題以及錯綜復雜的國際關系,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現實國際社會中表現得更為突出。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當前的國際環境下將如何演變和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國際金融與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如果國際金融與經濟形勢繼續惡化,特別是如果西方國家遲遲不能從危機中擺脫出來,西方國家將有可能進一步擴大金融與貨幣政策保護主義的范疇,加大國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力度,由此在全球范圍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將更加激烈,甚至有可能在國際金融危機進一步深化的情況下“升級”。
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是貫穿于國際社會各個領域的普遍性和綜合性現象,是較為隱性和富有彈性的范疇,需要從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各個角度去加以思考,對錯綜復雜的國際經濟關系進行更深層次的揭示。因此,既要反對國家利益的無限“膨脹”和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實現世界各國共同利益,又要最大限度地維護本國利益,這是當下世界各國不可回避的重要選擇。
二、不同貨幣政策下國家利益的博弈
與此同時,同樣是應對金融危機和刺激經濟的貨幣政策,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性質,當前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與中國“適度寬松”貨幣政策,不僅在實質上有著本質的區別,而且也是國家利益博弈戰略不同貨幣政策的選擇和取向。
“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與“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最大的區別在于四個方面的不同。一是實質上的不同?！岸繉捤伞必泿耪呤秦泿女斁轴槍κ袌隽鲃有晕s注入的一劑“強心劑”,是應對經濟和金融危機過程中任何舉措都難以發揮作用的無奈之舉,所謂的“定量”是發行貨幣的“定量”,貨幣發行的變量是依據貨幣的發行能否緩解危機的惡化,而不考慮潛在通脹的風險;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是從宏觀調控的貨幣政策角度適度增加貨幣供應量,是擴大消費,為經濟的復蘇注入活力,力度的調整是可控的,貨幣供應的變量是依據市場的發展變化而定的,適時把握潛在通脹風險的因素。二是政策導向的不同?！岸繉捤伞闭呤秦泿女斁滞ㄟ^印鈔票擴大市場投放量,政策的導向是加速貨幣貶值,貨幣的發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數量,貨幣的貶值在一定的期間內將難以控制;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導向是,推動貨幣信貸的積極性和消除貨幣投放存在的障礙,從而促使加快貨幣投放的規模和速度,并從銀行自有資金或財政收入中拿出適量的資金有計劃地向市場注入資金。三是最終效果的不同?！岸繉捤伞闭咦罱K效果的側重點往往體現為經濟的“虛擬”擴展,對實體經濟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最終效果的側重點是體現在實體經濟,具有較強大長期性和穩定性。四是潛在風險程度的不同?！岸繉捤伞闭邼撛诘娘L險體現在貨幣市場貨幣供給大于貨幣實際需求,必然導致貨幣市值或購買力下降,風險的性質是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通脹風險,其潛在的風險有可能在全球范圍擴散;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雖然也存在著潛在的通脹風險,在財政方面通常表現為財政收入下降和財政支出上升同時出現,在銀行方面通常表現為信貸投放增長過快,但在通脹下行趨勢已經確立和財政積累充分的情況下,只要政策力度適當和靈活調控其通脹風險相對較小。因此,當前西方國家盛行的“定量寬松”政策是一種不負責任的短期行為,而現階段,中國采取的“適度寬松”政策與“定量寬松”政策有著實質性的區別,這種不同性質貨幣政策的博弈將有可能延續一段時間。
由此可見,在全球金融危機和西方經濟狀況持續惡化的環境下,不同貨幣政策的博弈關,最大限度地維護國家利益和實現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是當前各國面臨的、不可回避的新問題。因此,處理好國際協調與合作同國家利益的關系,維護本國利益的同時加強必要的國際協調,不僅是國際社會和世界各國利益的訴求,也各國利益的所在。從國際關系的角度看,國際協調與合作同國家利益存在著相同的利益對立與依存關系,國際社會中的每個國家利益主體與共同利益都離不開雙方的存在與合作,共同利益是通過國際協調與合作實現的,也是通過博弈來完成的。特別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各國之間的經濟、金融相互依賴程度進一步深化的情況下,經濟、金融領域相互協調、合作與日俱增。人們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事實,沒有廣泛的國際協調與合作就不可能創造出最大限度的價值,世界各國在追求和實現國家利益的同時,必須學會從全球整體角度審視國際協調與合作同國家利益的關系問題,維護國家與人類的共同利益。
三、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博弈
兩次G20倫敦峰會提出,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國際金融機構體制,使它們符合世界經濟發展現狀并加大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發言權。這一觀點的提出,使改革當前國際金融機構體制的呼聲再次高漲。而回顧以往的歷史,每次重大的國際經濟、金融危機的發生,必然醞釀著國際經濟、金融的重大變革,導致國際經濟、金融體系和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甚至是重組。
2009年4月初召開的G20倫敦峰會上,各國承諾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增加5000億美元的“可貸資金”,這一方面是為共同應對金融危機采取的舉措,另一方面是為今后推動IMF特別提款權(SDR)構成進行改造的重要步驟。G20倫敦峰會前夕,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現有的SDR基礎上構建“超國際儲備貨幣”的建議,一方面是針對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回應,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對IMF現有SDR改造的構想。與此同時,G20倫敦峰會上中國承諾向IMF增資,這是中國為實現與國際金融機構建立良性互動的體現,也是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博弈的體現。
當前,國際經濟、金融正經歷著全面危機,對于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國際社會普遍給予了極大的關注,而提高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發言權和地位成為改革的焦點。但美國、歐元區與新興市場國家也必將在救市的風險和成本分擔,刺激經濟增長的貨幣政策,以及國際金融機構體制變革等方面展開激烈的博弈。
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并觸動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在國際金融領域的主導地位。因此,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爭論也逐漸演化成國際間的博弈。另外,從當代國際金融體系的建立及其演變過程看,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內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賴經濟和金融的實力,換句話說,誰擁有強大的經濟和金融實力,誰就擁有更多的發言權,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并主宰國際金融體系。正是基于上述的現實情況,當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博弈主要體現在三種力量和三個方面的較量:一是長期主導國際金融體系的美歐發達國家內部的權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經崛起的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要求改變現狀和維持原有秩序不變的博弈;三是在國際協調中各種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實上,由于各國國情有所不同,金融危機帶來沖擊也各不相同,因此,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關注點也不盡相同。如美國就對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相對“冷漠”,美國最關注的是如何推動各國進一步聯手擴大市場資金投入以刺激經濟復蘇,而并非金融體系的改革;德、法等歐洲各國與美國不同的是,他們較為熱心于國際金融體系和全球經濟結構的改革,強調加強金融監管,對國際金融體系中美國方式的自由資本主義模式進行全面改革;中國、巴西、印度、俄羅斯等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國家,則對提高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發言權和地位、改善國際金融和經濟環境、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刺激經濟恢復等現實問題更為關注。
國際金融體制改革取決于主要大國相對實力的變化。而在現有國際經濟、金融格局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的前提下,特別是美國經濟及其對金融市場的影響力沒有失去的情況下,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仍將面臨重重困難?；仡櫄v史,自二戰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以來,國際金融領域也曾有過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補補或是改良,并未觸動體系的根基。與此同時,國際金融領域不止一次因各種原因爆發金融危機,令世界各國都深受其害——西方國家并沒有因資本主義優越性而擺脫繁榮與衰退輪回的“宿命”,也沒有因主導國際金融體系而避免金融動蕩,相反,金融領域卻問題成堆,甚至到了難以維持的境地。而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也沒有因西方體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沖擊,相反卻一次次受到傷害。其實,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問題很早就曾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尤其是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更是引起了有關國家和地區以及國際金融機構的重視,并多次呼吁對現有國際金融體系進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國家卻反應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機,西方國家受到重創,才真正感受到現有國際金融體系弊端的嚴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終于被提上議事日程。但是,要進行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就離不開對國際金融權利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中發言權和地位的調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變維持了半個多世紀的不合理與不協調狀況,這無疑會觸及到各方的實際利益,困難可想而知。正因如此,盡管目前有關國際金融會議和有關國家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發言權和地位需要進行調整已達成共識,但可以預見,未來一旦改革進入實際性的操作階段,各種力量在權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將會更加激烈。
目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遇到的難點依然是解決失衡問題,其中包括兩個重要方面。
一是全球經濟、金融失衡。全球經濟、金融失衡是一種常態,這種失衡的主要表現就是各國國際收支出現不平衡。一個有效的國際金融體系必須解決的問題就是,當國際收支出現根本性不平衡時,調整責任的認定及調整責任的分配。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乃至“牙買加體系”之下,調整責任都是由不平衡的雙方國家共同承擔的。不同之處在于,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國作為不平衡的一方,經常實質性地承擔了部分調整責任,到了“牙買加體系”時,美國就從來沒有承擔過這種責任。
二是國際金融體系中發言權與地位分配失衡。在現有的全球經濟、金融管理機構中,特別是作為國際金融體系重要管理機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里,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的意見始終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得到公平的體現,導致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在歷次金融危機中處于極為被動的境地,甚至不得不任由發達國家“擺布”,或者在國際金融機構“援助”條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條件。因此,目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中,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希望建立一個以民主原則為基礎的金融體系,通過增加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分量,改善國際金融體系中發言權與地位分配長期失衡狀況。
另外,還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當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產品過度創新增大了金融風險,使金融體系出現了更多新的不穩定因素。各國政府在進一步完善本國金融管制、維持金融秩序穩定的同時,也必須加強國際合作與協調調整,推動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因此,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應該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各國的協調與合作需要找到一個各國利益的平衡點,使國際金融體系的重新構成相對合理,而不是一味強調誰來主宰國際金融體系。
四、我國貨幣政策的導向與責任
在國際經濟與金融關系領域中,國家利益博弈戰略的選擇成為當前國際經濟關系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有清醒的認識和積極應對的能力,否則就有可能成為國家利益博弈競爭中的犧牲品。當前金融危機的不斷蔓延和對實體經濟的沖擊,既有全球性危機的性質也有國家安全與利益范疇的現實,應對金融危機政策選擇上的國家利益博弈在國際間已然浮出“水面”。
對擁有超過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中國來說,由于外匯資產儲備幾乎都是西方主要貨幣為單位的債券和資金,甚至還在繼續增加,風險自然大于其他經濟體。目前,中國僅持有美國證券類資產金額就已然超過1.2萬億美元,其他西方國家的證券類資產金額也有一定的規模。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是客觀現實,但并不等于沒有回旋的余地,中國將如何應對西方風險“轉嫁”帶來的沖擊,適時選擇中國長遠國際金融戰略,無疑是最現實的挑戰。鑒于當前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推行與西方貨幣的泛濫,中國貨幣當局正處于安全與收益之間權衡的兩難選擇。如何從外匯儲備的存量、流量管理和構成三個層面擺脫困境,既保證外匯資產儲備的安全,又可通過購買西方國家債券獲得較好的收益,需要從存量、流量管理和構成三個方面入手。其一,在外匯資產的存量上采取靈活的調整,保持存量的合理與適度;其二,由于我國金融市場的投機性“熱錢”具有一定的隱蔽性,“熱錢“的載體既多樣化又很難監測,其規模和走向不明難以判斷,增大了我國資本市場的不確定性,因此對外匯資產流量管理的力度亟待加強;其三,外匯資產儲備構成的多樣性、穩定性與靈活性之間的權衡選擇需要多方論證。同時,我國的外匯儲備戰略應當與現實的國際經濟與金融環境相適應,政策導向應主要體現在國家經濟與金融安全領域,加強對西方國家經濟與金融政策變化的評估和論證,最大限度地保障國家現實和長遠利益。受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帶來的輸入性貨幣擴張和通脹的影響,以及我國現行的“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已在國內貨幣市場發揮作用,在目前國內市場上貨幣供應量相對充足的情況下,需要加強對輸入性貨幣擴張和通脹以及自身潛在貨幣擴張和通脹風險的防范。因此,在現階段需要適時調整“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
貨幣政策和金融政策范文3
關鍵詞：窗口指導；溝通；貨幣政策傳導；透明性；預期
中圖分類號：F82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08)07-0007-04
一、典型“窗口指導”和溝通型“窗口指導”概述
(一)典型“窗口指導”
典型“窗口指導”是指中央銀行利用自己的地位與聲望，使用口頭或書面的方式，向金融機構通報金融形勢，說明中央銀行意圖，勸其采取某些相應措施，貫徹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下面具體介紹英美日三國的做法。
1.英格蘭銀行的“請求”(request)。是指英格蘭銀行在實行其貨幣金融政策時，對各金融機構提出的一種“勸說”?！罢埱蟆辈痪邆浞尚ЯΦ话愣寄艿玫阶袷?，已成為對金融系統的直接控制方式在英國金融界運行。請求通常采用兩種方式，一是“數量性”請求，即英格蘭銀行要求各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不要使他們的貸款超過某一規定的最大限度，即“最高限”；二是“質量性”請求，即要求各銀行對某些種類的貸款給予優先權，或要求銀行削減某些種類的貸款。請求作為英格蘭銀行一直都在使用的政策技術手段，具有較大的靈活性，它可以很快改變其內容和所管理的機構而又無須變更法律，有時還會使金融市場上的利率發生戲劇性的變化。
2.日本銀行的窗口指導(Windows advice)。是日本的中央銀行對金融業進行直接調控的一種質量型工具。日本銀行通過對各種金融機構日常存貸款的接觸，在了解其籌資計劃及用途的情況下，對主要金融機構的貸款增加額進行業務指導，使其不超過日本銀行認為的適當范圍與規模。日本銀行窗口指導多在金融緊縮時期，有時是貸款增加額限制，有時是資金地位指導，同時，指導對象不斷發生變化。
3.美聯儲的道義勸告(Moral suasion)。是美國聯邦儲備系統管理全國金融事業的一種手段。含義是聯邦儲備系統運用其特殊地位通過勸告方式影響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行為，這種勸告往往寓于聯儲官員的言談或其他公開聲明中。雖然各金融機構并不負有按聯儲當局意圖辦事的法律責任，但由于聯儲的特殊地位，即掌握對商業銀行提供貸款的權利，批準有關金融機構業務申請的權利等等，使得聯儲官員的話非常有分量。同時金融機構也認為，聯邦儲備系統的利益往往和它們自身的長遠利益相一致，掌握的信息多，對經濟形式及發展趨勢的預測要比一般金融機構準確，故而一般情況下樂于聽從這種勸告。聯儲的勸告不僅有“道義”上的意義，在“道義”背后還藏著行政和法律的威嚴，是聯儲掌握的強有力的武器。美聯儲官員正在考慮如何改善“道義勸告”并使其盡可能在更大范圍內有效。
(二)溝通型“窗口指導”
溝通型“窗口指導”是在典型“窗口指導”定義基礎之上，為了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責任性，[1]中央銀行向公眾和市場提供決策相關信息、制定政策所采取的程序、所使用的數據及考慮的因素，并就當前經濟形勢與公眾進行有效的溝通，以使中央銀行措施更加接近于被社會接受的最優貨幣政策。溝通型“窗口指導”是中央銀行宏觀調控的具體手段，是貨幣政策工具的延伸，是間接控制工具。
事實上，因為公開溝通的作用，貨幣政策傳導的幾個方面已經發生了十分顯著的變化。中央銀行的溝通方法，已經從較少讓人們了解他們所要達到目的以及為什么要這么決策的做法，發展到今天日益增多的透明性，并且主動地促成溝通。雖然中央銀行過去常常在政策時很少做出說明，只是讓政策本身說話，但是現在中央銀行的言詞都已經遠遠超過政策自身表達的聲調。
從根本上講，政策措施一旦，中央銀行要按照所內容予以執行，否則就是空談。另外，除了宣布所實施決定之外，還要有貨幣政策的解釋，這樣做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必須將溝通作為整個貨幣政策架構有機整體的一部分，而不是隔離開來進行探討。[2]
當前，公共制度必須要具有透明性和責任性已被廣泛接受。更多事例說明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都在確保其獨立性。毫無疑問，貨幣政策的透明性和責任性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獨立要素。中央銀行的溝通作用通常要超出其僅履行法定義務的基本要求。因為，溝通也是提升貨幣政策有效性中的重要要素。[3]
二、溝通是貨幣傳導中的重要工具
正如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所言：“貨幣政策應該更透明，更可預期，同時與社會公眾及業界取得共識?！背浞终f明了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需要貨幣當局與市場參與者及其公眾進行溝通。從理論上講，傳統經濟理論在分析貨幣政策問題時，通常忽略了政策制定者(中央銀行)與政策調控對象(社會公眾)的決策行為之間的相互依賴和相互影響。實際上，貨幣政策調控是政策制定者與政策調控對象在主客觀條件制約下進行的一種博弈行為。[4]一方面，社會公眾期望了解貨幣當局如何確保實現現行的貨幣政策目標；另一方面，市場和公眾對政策的響應也是貨幣當局進行決策的重要反饋信息。對于中央銀行來講，為了保持低的、穩定的以及可預測的通貨膨脹目標，溝通就是一個在策略上需要考慮的事情。有效的溝通已經成為貨幣政策實施中的關鍵工具。
1.像所有公共政策一樣，貨幣政策同樣可以從公眾的理解和支持中獲得利益。通過對政策目標的緣由以及措施合理性的清晰解釋，中央銀行就是要贏得公眾支持他們想要達到的目標。只要合適的溝通能夠成功，中央銀行就可以著手對符合政策結果的預期和影響表現作出合適的設計。
中央銀行具有清晰的目標陳述，是有效溝通的關鍵。當對貨幣政策通脹目標水平都可以達到共識，經濟人包括消費者、投資者、企業和金融市場的參與者，就開始依照同一個預期：未來通脹將會穩定地與通脹目標保持一致，并以不同的方式調整他們的行為。而且價格、工資和金融市場都將會傾向于和這個目標保持一致，最終會使宏觀經濟環境更加穩定，維持低而穩的通脹水平就能更加成功。[5]
2.責任性。判定中央銀行表現的一個基本標準是中央銀行的可信度和獨立性。理性預期不僅指導著經濟主體的投資和消費行為，而且對各種宏觀調控政策形成了動態反饋機制?，F代貨幣政策通過理性預期傳導已成為中央銀行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不可忽視的因素，而政策的可信度將通過引導公眾預期影響政策的效果。如果政策的可信度高，該政策對公眾理性預期的形成和決策行為的引導作用就大，其政策效果就好；反之，政策的可信度低，政策的效果就差。對于實施通脹目標制的中央銀行，明確的通脹目標就是測度其責任性的標準。簡單地說，公眾可以依據中央銀行是否成功地達到了既定的通脹目標，例如2%，對中央銀行進行評估。若中央銀行已經在這個方面獲得成功的表現，自然就增強了可信度，并且公眾對中央銀行將會繼續保持或接近通脹目標水平就更具有自信。
中央銀行除了具有完全的責任心外，必須要使公眾理解他們的政策目標以及滿足目標的整個過程，另外，由于經濟波動引發的問題以及政策制定者決策所考慮的因素，都是需要公眾了解的?？傊?，與此相關信息的溝通已經成為中央銀行主要活動之一。[6]
三、中央銀行需要清晰的溝通策略
貨幣政策策略變得日益重要。根據當前經濟運行環境并結合長期目標而制定的一系列短期貨幣政策措施，客觀上要求中央銀行分析架構必須有一個清晰的策略。一個清晰的、基于規則的策略框架可以履行許多重要任務。它可以使人們理解經濟數據是如何分析，并由此轉變成中央銀行對目前政策姿態和風險的評價。同時，這樣做有助于減少溝通的頻度。此外，清晰的策略有助于貨幣政策框架去個人化作用，并可為決策過程提供連續性的保證。因此，相比于“勉強作為”含糊型策略，具有明顯的優勢。
1.貨幣政策目標的溝通。實證研究顯示，在已經采納明確通脹目標制的國家，通貨膨脹水平較低，通脹持續也會被減少，并且長期通脹預期并不與滯后通脹關聯( Mihov and ARose ，2006 )。另外發現，長期通脹預期對宏觀經濟信息和貨幣政策公告做出的響應，要比沒有宣布實施明確通脹目標的國家要少(Gürkaynak， Levin and Swanson，2006)。
對于歐元區國家來講，關于這方面的研究，因歐洲貨幣聯盟時間跨度較短，不允許進行深度實證分析。但是，實證工作已經發現，在那些具有獨立性的中央銀行和明確的價格穩定目標的國家的通脹持續水平，相比于貨幣聯盟之前已經被降低(Coenen and Levin，2004)。對歐元區調查結果進一步顯示，歐洲中央銀行的價格穩定定義具有很好的理解性、可信度。但是，對貨幣政策策略總的理解需要進一步提高。
因此，金融政策體制應該首先穩定價格，它還應讓給予中央銀行獨立操作權，使金融政策的實施透明而負責，展現預測通貨膨脹的能力，并實行與穩定價格一致的政策。而且，如果金融政策是固定于一個中介目標法則上，而該法則又是建立在通貨膨脹預測和正規的金融政策制定程序之上的話，比如定期舉行金融政策委員會議，會議之后舉行新聞會，而非采取特別的決策和溝通程序，則金融政策就有更高的可信度。
2.貨幣政策姿態的溝通。發達國家中央銀行對溝通進行巨大的資源投入，不僅是解釋他們的目標和總的策略性框架，而且是表達當期的政策姿態。通過各種不同溝通工具，已經達到了這個目標，但一個重要方面是溝通只是發生在政策決定執行后的幾天時間內。由于歐元體系和美聯儲具有很高的可預言水平，在會期間，主要市場不會因為公告本身反應，而是對所公告的信息，特別是公告中給定的不可預期要素或未來政策路線暗示做出響應。
雖然，美聯儲和歐元體系在那幾天里都附加性的信息，但是在解釋過程具體細節上不同：美聯儲只是簡短解釋性的注解；歐元體系則要出版介紹性報告，并要通過歐洲中央銀行主席的新聞會，進行現場溝通。歐元體系采用的方式能夠使人們及時消化信息，必要時可以澄清一些問題。
在過去的幾年里，人們反復要求歐元體系它的會議紀錄，因為這樣常常被看作是提高透明性的做法。Weber(2007)認為，在美國和英國市場對會議記錄的響應是源于所提供信息的及時性。這樣的觀點被以下事實支持：當出版計劃更改之后，市場對會議記錄響應程度明顯增加。
對最近經濟信息如何被傳導至決策部門的相關表述的及時評價，市場表現出更多的興趣，而不是推測貨幣委員會成員個別的意見。就這樣一種情況而言，目前歐元體系，通過引導性報告和新聞會提供實時的透明性實踐做法，表現出了對這個特別需求的精心安排。
3.提供未來信息的溝通。關于貨幣政策未來路線的信息，在過去幾年日益受到重視。許多中央銀行最近開始對未來利率提供了指導。如此披露的潛在好處有助于貨幣政策日益增加的可預測性，進而因預期的強烈作用最終提高政策的有效性。
目前有幾家中央銀行采用的方法是，一個量化的未來利率路徑，也包括與其相關的不確定性。這個中央銀行“自有的工具設計”就是假定的利率路徑，通過某些模型和對經濟的判斷假設，利率路徑可以最好地達到中央銀行的目標。此方法具有與中央銀行目標及其他方面要求完全保持一致的特點。但是，它也產生了幾個問題。它高度依賴于特定分析框架，從模型不確定性和必需的預測過程判定角度來看，最優利率路徑會遇到相當大的挑戰。特別是在傳達政策利率的未來主觀性路徑時，可能會被認為是一種無條件的承諾，會導致貨幣政策必需的靈活性的降低。因此，對利率路徑有條件性這一特征，是溝通時所要考慮的至關重要的事情。
至于前瞻性指導，有的中央銀行是選擇“讓策略自己說話”的方法。溝通能在改善貨幣政策有效性中的最大作用，就是在于提高中期到長期的可預測性和可信度。在此，中央銀行清晰的策略起到關鍵作用。
四、結論
針對目前我國實際情況，典型“窗口指導”的實際作用比1998年前實行的“信貸額度”體系要弱。在目前我國銀行管理體制下，中央銀行向商業銀行發出指令，要求停止放貸，并不能發揮很好的作用。因此，中央銀行只能依靠定向發行中央銀行票據進行道德勸說，而不是采取下命令的方式。由于越來越多的銀行成為上市公司，有著擴展業務的強大動力，這種道德勸說方式的作用大多是片面的、暫時的。因此，為了改善和提高傳統意義上的“窗口指導”作用，建立溝通型“窗口指導”十分必要。從目前情況看，我國貨幣信貸政策的制定權在貨幣政策委員會，每季度貨幣政策委員會“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分析一定時期貨幣政策執行情況，分析經濟金融形勢，提出后一階段貨幣政策取向。然而，公眾對我國政府貨幣政策的決策過程仍然是霧里看花。[7]因此，加強政策宣傳解釋，提高信貸政策和典型“窗口指導”的社會認知度和公信力必須加強溝通型“窗口指導”。通過加強靈活多樣的政策宣傳解釋，建立中央銀行與地方政府、金融機構和社會公眾的信息交流互信機制，使全社會在更大范圍內理解央行的貨幣及信貸政策導向，切實地感受到央行貨幣政策的調控效力。[8]
參考文獻：
[1] Geraats， P. M.， Central bank transparency. Economic Journal 112， F532F565，2002.
[2] Axel A Weber， Monetary policy strategy and communication. Dinner speech at the Deutsche Bundesbank/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leveland conference on “Monetary policy strategy： old issues and new challenges” in Frankfurt am Main，6 June 2007.
[3] Sylvester C.W. Eijffinger and Petra M. Geraats，How Transparent Are Central Banks? .January 2005.
[4] 黃建鋒.美聯儲利率政策對中國的啟示[J].中國貨幣市場， 2004，(9).
[5] Jan-Egbert Sturm， The Role of Communication in Monetary Policy. 7th International Agenda Setting Conference 2006 Bonn， Germany， October 2006.
[6]Paul Jenkins， Communication： A Vital Tool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Monetary Policy，FMAC/FMA-USA Joint Conference ，30 September 2004.
貨幣政策和金融政策范文4
1.此債危機概述
引起2007年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市場危機的直接原因是美國的利率上升和住房市場持續降溫。利息上升，導致還款壓力增大，很多本來信用不好的用戶感覺還款壓力大，出現違約的可能，對銀行貸款的收回造成影響的危機。這場次債危機也迅速形成了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機，并且很快從金融領域蔓延到了實體經濟。
2.美國在危機中體現出的監管漏洞及以往政策的不當
在過去近十年美國的發展，受益于全球化的大趨勢，經濟不斷繁榮，但這種繁榮的基礎其實比較脆弱。由于其自身的儲蓄相對不足，消費不斷增長，經濟的金融化趨勢不斷加強，其集中的表現就是家庭利用已有的金融資產，尤其是房地產為抵押，向銀行借款來支持其日益高漲的消費。這一格局發展的必然結果就是消費信貸鏈的破裂，集中表現在美國的次級房貸危機。危機根源于三個方面：一是美國政府不當的房地產金融政策為危機埋下了伏筆；二是金融衍生品的濫用，拉長了金融交易鏈條，助長了投機；最后是美國低利率的貨幣政策推波助瀾。
二、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
1.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的一致性
貨幣政策目標和金融監管目標的方向具有一致性。我國的貨幣政策目標是保持幣值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而金融監管的目標是為實現金融穩定，維護金融安全，保護公眾利益，促進金融健康有序發展而采取的各項政策和措施，兩者之間并沒有實質性的沖突，兩者目標的方向具有相同的致性，都是為了社會的穩定，經濟的發展和公眾的利益。首先，金融機構的穩健運行是保證實現貨幣政策的必要條件。其次加強金融監管目的之一是為貨幣政策的實施“保駕護航”的。沒有金融監管的“保駕護航”，在我國現有市場機制尚不完善的條件下，僅僅有貨幣政策，是無法達到宏觀調控的目的。
2.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的矛盾性
可以看出，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是緊密聯系的。但同時，二者也是存在一定的矛盾。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既緊密聯系又相對獨立，主要體現在經濟周期中操作方式的矛盾性。貨幣政策是逆經濟周期而動，而金融監管則具有順周期運行的特點。由于二者操作方式的不同，使得二者必然產生目標沖突。如近年我國緊急持續高速增長，為防止潛在的通貨膨脹，央行采取了提高存款準備金的貨幣政策，導致銀行流動性資金吃緊，周轉出現困難而出現風險，與金融監管目標沖突。所以，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必須相互協調并且要建立二者相互協調的制度。建立協調機制是調和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矛盾的重要手段。只有建立緊密的協商聯系制度，才有可能將貨幣政策的政策意圖和金融監管的重點有機結合，從而實現微觀主體和宏觀經濟的同步發展和雙向互贏。
三、我國經濟形勢及調整
在這次金融海嘯爆發后，泡沫破滅。我國也因此凸顯了以前被經濟過熱所掩飾的問題。泡沫破滅以后，大眾意識到持有的財富其實沒有真正增加，股市房市暴跌，各種金融產品的低迷，使財富縮水，但是物價卻并沒有隨著人們資產的縮水而下降，因此人們的消費大幅減少，而人民幣的升值和國外消費的減少使得我國的出口貿易遭受到了嚴重打擊。我國也從原來從緊的貨幣政策轉為適當寬松的貨幣政策，這是正確的調整?？墒且驗槲覈鹑诒O管存在的問題漏洞，以及它和貨幣政策之間的不適應使得一些個體能夠操縱股市，而國外投資者也可以利用這些漏洞使用直接投資的錢做著間接投資，大量熱錢流入國內證券市場，使得股市暴漲暴跌。因此，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不是完全相互獨立的兩方面，是需要互相適應與協調才能達到最好的效果，實現國家宏觀經濟政策。
1.貨幣政策的調整
在世界金融危機日趨嚴峻、我國經濟遭受沖擊日益顯現的背景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作出了重大調整，將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并在安排資金強力啟動內需，促進經濟穩定增長。這是中國10多年來貨幣政策中首次使用“寬松”的說法。適當寬松的貨幣政策意在增加貨幣供給，在繼續穩定價格總水平的同時，要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
2.金融監管的調整
次貸危機表明，要減少金融機構的道德風險，必須構建完善的市場紀律約束機制，加強市場化監管。以存款保險為核心的金融安全網在強調金融安全的同時也加大了金融機構經營上的道德風險。必須根除金融領域“不破產、無風險”的傳統觀念，并充分認識到金融破產制度的重要價值和意義。為了防范和化解國際金融風險，必須加強金融監管的國際合作。
3.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的協調
對二者各自調整后，還要將其有機結合在一起，既要嚴格監管，防止金融市場的發生混亂，使各個監管部門發揮強有力的作用，同時還要減小對貨幣政策的抑制作用，調動起各企業部門的積極性，各部門相互促進，才能使貨幣政策的作用得到發揮，早日擺脫金融危機的困擾。
4.調整的效果
政策的調整從一定程度來說對經濟的復蘇起到了作用。我國上證指數的自2008年10月28日的最低點開始反彈。
貨幣政策和金融政策范文5
【關鍵詞】金融政策 貨幣政策 宏觀調控 【中圖分類號】F82 【文獻標識碼】A
當前，我國貨幣政策正處于轉型期，由過去單獨運用數量型政策工具的調控方式，逐漸向同時使用數量型政策工具和價格型工具過渡，由直接調控向間接調控轉變。貨幣政策調整的最終目標是轉向以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為主，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為輔。而轉變過程的實現需要一系列條件，現階段要創造條件為宏觀調控方式的轉變提供保障。
首先，要疏導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F在我國貨幣政策正在進入“雙錨”時代。資金價格信號通常是由利率和匯率表現出來。利率是人民幣對內的價格，匯率是人民幣和其他貨幣的相對價格。單從利率角度來看，目前存款利率的市場化改革已經取得了實質性突破。但是我們的基準利率體系還并不完善，特別是還沒有形成連續、光滑的國債收益率曲線。這反映出當前我國的貨幣傳導機制還不通暢，導致價格型貨幣政策的宏觀調控效果大打折扣。這些因素決定了目前還是以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調控為主要調控手段。
目前，即便是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的宏觀調控也存在一些問題。過去通過外匯占款來投放基礎貨幣的方式已經不靈了。過去采取的主要措施是通過提高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把人民幣升值導致的投放過多的基礎貨幣回籠到中央銀行賬戶上。現在要反其道而行之，人民幣對美元出現貶值傾向，資本出現外流傾向，導致銀行的外匯占款越來越少，這就客觀要求采取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來為市場提供流動性，以保證實體經濟發展對貨幣的合理需求。尤其是在目前經濟下行壓力比較大的情況下，保持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尤為重要。因此，在“十三五”期間經濟增長速度有望保持6.5%―7.0%平穩運行的情況下，相應的廣義貨幣供應量M2增長也不能太低，從近期看保持在13%左右是必要的。隨著經濟增長速度的逐漸趨緩，M2增長也會保持同步下降。到2020年GDP增長速度為6.5%的時候，M2增長速度將會從13%緩慢下降到11%的水平，這依然是比較高的增長速度，這是經濟發展所必需的，否則就有通貨緊縮的壓力。
其次，要著力降低企業的實際融資成本。實際融資成本主要是受到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下跌的負面影響。目前，我國生產者價格指數PPI已經連續45個月負增長了，而且從短期看，這一趨勢恐怕還要延續，這就導致企業實際融資利率非常高。實際利率=名義利率-通貨膨脹率，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是1.5%，11月份CPI同比上漲1.5%，實際存款利率接近0。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是4.75%，實際貸款利率已經超過了10%。如此高的融資成本是很多產業資本回報率難以覆蓋的?，F在很多社會資本對投資保持謹慎觀望的態度，這背后的深刻原因就在于實際融資利率太高了。如何有效降低企業的實際融資利率是目前監管部門面臨的挑戰之一。
第三，加大對新興產業的培育支持力度。當前，我國高端制造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嚴重滯后，應該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同時，也要對小微企業、“雙創”活動給予一定的金融支持，否則“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對符合未來產業調整方向的新興產業發展，比如現代服務業（包括生產業和消費業）的發展加大支持力度，還要對新興消費熱點給予一定的支持，比如文化消費、信息消費、健康養老消費、旅游消費、體育消費等，創造新的供給，引導新的需求形成。這些方面都需要金融的支持。
第四，擴大直接融資比重，優化金融結構，完善利率和匯率市場化的形成機制。首先，銀行信貸資金要保持14%-15%的增長。其次，直接融資比重要增加。這里涉及多層次資本市場發展，比如A股市場的新股注冊制改革要加快推進；新三板改革創新也要及時推出；要增加融資品種，擴大資產證券化試點，完善滬港通，推出深港通，積極探索資本賬戶對外開放、自貿區人民幣的可自由兌換等。在利率和匯率形成機制方面，要適當擴大債券市場和外匯參與主體的范圍。目前已經吸引了境外中央銀行參與，下一步可以考慮吸收國際開發性金融機構參與，包括有實力、符合條件的商業銀行機構和其他金融機構進入銀行間市場等。
第五，綜合使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貨幣政策在保持穩健的同時，其靈活性、前瞻性、針對性要充分體現出來，綜合運用多種金融工具，如公開市場操作、再貸款。綜合考慮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流動性，要保持流動性的相對穩定和金融穩定，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和局部性金融風險的底線，整體降低我國金融體系的風險水平。
第六，促進資本賬戶的穩步開放，擴大本幣直接結算。隨著自貿區（FTA）戰略的擴大實施，主要伙伴可以推行本幣結算，形成通暢的人民幣回流機制，把香港打造成海外人民幣離岸中心樞紐。香港在離岸市場方面有特殊地位，占到海外離岸市場份額的70%以上，因此要充分發揮好香港在離岸市場中的作用。同時，擴大海外人民幣支付結算的網絡覆蓋面和金融機構的海外網點。
貨幣政策和金融政策范文6
銀監會的設立是銀行業監管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銀監會的設立將會對中國銀行的管理產生十分深遠的，新成立的銀監會將有其相應的監管重點和對策。
一、“銀監會”的設立對中國銀行業的影響
1．銀監會的成立將促進央行的獨立決策和銀行業監管的進一步專業化
銀監會設立前，我國實行的是由中國人民銀行、中國證監會、中國保監會分別對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進行監管的分業監管模式，而中國人民銀行兼具監管銀行和制定貨幣政策的雙重任務。從現實來看，央行擔任的雙重角色(既是貨幣政策制定者，又是銀行業監管者)的預期目標有可能發生沖突，央行有可能在調整利率和制定貨幣政策時，站在銀行業監管者的角度去保護商業銀行的利益?，F在國有銀行利率市場化改革進程緩慢，導致資金流動不暢、金融運行與實體運行脫節，一個重要原因是國有商業銀行為了自身的利益，在某種程度上通過其在央行內部強大的政策影響力對某些改革的進行施加影響，這一點在利率市場化改革上最為明顯。這樣既影響了央行的監管能力，又制約了央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發揮。
目前，各國金融監管模式主要有四種模式：第一，歐洲中央銀行成立后，歐元區國家中大多數國家將銀行監管職能從央行中剝離出來。第二，英國、日本、瑞典、丹麥、澳大利亞將銀行、證券、保險監管等職能統一集中在單一的金融監管機構。第三，美國由美聯儲作為傘式監管者，負責監管混業經營的金融控股公司，銀行、證券、保險則分別由其他監管部門分別監管。第四，許多中國家的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仍由中央銀行統一負責。但從總的趨勢看，越來越多的國家金融監管采用了與央行貨幣政策職能相分離的模式。從這種意義上講，我國成立單獨的銀行監管機構，符合我國金融改革發展的實際情況，也和國際上銀行監管發展的總趨勢是一致的。
根據國際經驗，銀行業監管的分立與中央銀行的獨立往往同步進行。銀監會設立后，由于目標單一，銀監會將著重控制系統風險，進行更專業化的一體化監管，逐步由法規監管向市場監管過渡，有利于減少利益沖突、降低監管成本和提高監管效率，進一步增強銀行業務的透明度、提高銀行監管績效、防范金融風險，并逐步由法規監管向市場監管過渡。而且，由于銀監會獨立承擔銀行業監管的職責，不可能通過貨幣發行來掩飾監管責任，只能依靠自身監管水平的提高，因而，從長期而言，銀監會的設立將有助于真正維護金融安全。
另一方面，國際經驗表明，加強央行的獨立性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是中央銀行制度發展的客觀趨勢。例如，在美國，美聯儲只向國會負責，政府無權干涉，具有完全的獨立性：美國貨幣監理署則專事銀行監管，也具有完全的獨立性。因此，銀行監管職能的剝離，意味著我國在增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方面邁出了一大步。央行將專注于貨幣政策職能，不再局限于商業銀行的利益，開闊視野，更多地著眼產業部門和實體經濟，從而有助于制定正確的貨幣政策，創造一個穩定的貨幣環境，保持宏觀經濟運行的長期穩定。
此外，貨幣政策和銀行監管職能分離以后，中央銀行為了更好地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仍然擁有對商業銀行以及其他所有在中央銀行開戶的金融機構必要的“檢查權’，這種權力來源于中央銀行與其交易對象金融機構之間的商業合同。中央銀行只根據場內外檢查和實地調研得到的實際情況來決定宏觀的貨幣政策走向，而不對具體的金融機構承擔微觀的監管責任。這樣做，有利于中央銀行把握金融機構的財務狀況以及金融市場的實際風險。
2．銀監會的成立，有利于提高貨幣決策和銀行監管的透明度
隨著中國加入WTO，中國的貨幣政策和銀行監管面對許多新情況，新問題。WTO遵循的一個重要規則就是透明度原則，首先就是決策機制和決策程序的透明度。所謂透明度，是指“在通俗易懂、容易獲取和及時的基礎上，讓公眾了解政策目標以及政策的，機構和經濟框架，政策的制定及其原理，與貨幣和金融政策有關的數據和信息，以及機構的責任范圍?！弊?0世紀90年代以來，提高貨幣和金融政策的透明度逐漸被越來越多的國家作為金融制度建設的重點。這不僅是為了實現中央銀行履行問責義務的目的，而且是為了避免公眾對中央銀行的政策制定和執行產生誤解或不當解釋，同時也是為了獲得公眾對中央銀行的貨幣和金融政策的支持。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目前中國的貨幣政策決策機制透明度較低，難以適應加入WTO的要求。
3．銀監會的成立有助于加強對外資銀行的監管
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金融業將面臨全方位對外開放的新格局。越來越多的外資銀行進入我國，使國內金融市場形成新的經營格局——國內金融界的分業經營和外資銀行的混業經營并存。但是，目前外資銀行的經營也存在許多的問題，如多存少貸、轉移利潤，違規經營、使用非價格手段進行不公平競爭等等。因此，這一格局在給我國金融業帶來發展機遇的同時，更多的是帶來了挑戰，尤其是給我國的金融監管工作帶來了大挑戰。
從目前來看，雖然我國《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對外資銀行的業務范圍和投資范圍、資本充足率、資產負債比例、對關聯的貸款比例、流動性比例和各項準備金的情況都作了規定。但是，對外資銀行監督管理的規定仍較為原則和簡單，缺乏可操作性。對外資銀行監管的手段和還停留在傳統的“經驗式”的管理階段，基本上以行政管理為主，在監管內容和監管手段上仍處于合規性監管階段，主要是事后合規性檢查，缺乏預防性的事前和事中檢查，風險監管處于起步階段，出現了重審批服務，輕監督管理的現象。例如，監管方式還停留在對報表的審核上，但一些外資銀行上報的報表卻不能完全反映其經營活動的真實情況，而且偏重定性，缺乏一個具體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監管參照系。對國際上通用的定性分析和定量考核相結合的監管方法，我國還沒有加以引進和運用，導致監管水平低，無力制約外資銀行的違規操作。
銀監會設立后，將努力實現對外資銀行合規性監管與風險性監管的協調統一。合規性監管是指監管當局對銀行執行有關政策、法律、法規情況所實施的監管。風險性監管是指監管當局對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程度、資產質量、流動性、盈利性和管理水平所實施的監管。以前的監管者認為只要制定好市場游戲規劃，并確保市場參與者遵照執行，就能實現監管目標。因此，監管當局過去一直將監管重點放在合規性方面。但是，隨著銀行業的創新和變革，合規性監管的缺點不斷暴露，這種方法市場敏感度較低，不能及時全面反映銀行風險，相應的監管措施也滯后于市場發展。銀監會將以合規性檢查為前提，以風險性監管為主題，改進和提高現場檢查的效能，同時充分借助審計力量，對有問題的外資銀行進行重點監管。在完善非現場監督體系方面，將謹慎原則和彈性原則結合起來，合規性指標和風險性指標結合起來，設置監管指導線和最低比率，包括資本充足性、流動性、大額風險、外匯風險等。并且在合規性監管的基礎上，加強風險監管。
二、銀行業監管對策
1．盡快制定和出臺有關金融法規，并與國際接軌，完善我國金融監管法律體系
依法監管無論用何種形式監管，都必須有監管的依據，也就是各種法律、法規，而中國目前顯然多種金融法規缺位。在這種情況下銀監會工作的開展將受到許多限制。首要的問題還是要完善金融法規，促進金融監管與法律法規的協調統一。對已出臺的金融法規，應建立本系統內相應的實施細則，增強現行金融法規的可操作性，解決當前金融監管中無法可依和有法難依的問題。
2002年以來，國務院、人民銀行總行先后頒布了《金融機構撤銷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貸款風險分類指導原則》、《銀行貸款損失準備計提指引》、商業銀行信息披露暫行辦法》等金融法規，這些金融法規充分體現了加入世貿組織后，金融業全面對外開放，中外資金融機構平等競爭的基本原則。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 《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等還要進一步修訂，以達到確立監管架構、規范監管準則、統一監管標準的目標。對金融機構的任何處理、處罰，都要有確切的法律依據、政策依據、制度依據。在監管工作中，要公正、公開、公平地處理監管中遇到的問題，做到依法監管，依法維護金融秩序。
2．盡快建立銀監會和央行之間的有效的協調機制
銀監會成立之后，將對商業銀行實施監管職能，但央行依然是商業銀行最后的貸款人，同時，央行對商業銀行仍擁有檢查權。這就涉及到一個銀行協調成本的問題。
從國外實踐來看，在英國，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金融監管局與財政部之間有一種三方小組會談機制，定期磋商，交換信息。 而在日本，中央銀行的職能由日本銀行擔任，金融監管的職能由日本金融廳執行。根據《新日本銀行法》規定，應金融廳長官的要求，日本銀行應向金融廳出示檢查結果并允許金融廳職員查閱相關資料。在實際工作中，金融廳和日本銀行的職員實際上經?；Q信息，形成相互配合的密切關系。此外，為了不加重被檢查金融機構的負擔，雙方經常通過協商機制協調對同一金融機構的現場檢查日程安排。
從我國實際出發，貨幣政策和銀行監管兩種職能分離以后，部門內目標沖突轉變為部門間沖突，因此，一方面要加強部門間的信息共享和協調合作，防止部門間扯皮現象，減少磨擦成本，提高辦事效率，另一方面，目前，我國的金融監督管理體制中的一些關系尚未理清。如金融監督管理體制與國家權力機構的關系、金融監管體制中的中央與地方關系等。從現實來看，獨立行使監管權力的證監會和保監會在決策時仍然要受到其他政府部門的影響，這使其獨立監管規范的程度打了折扣。因此，銀監會需要在體制上有所突破，盡量加強其監管獨立性。這就要求加大金融相關部門之間及與其他政府部門的協調力度，建立相對穩定的協調機制。
3．盡快建立存款保險制度，解決監管過程中出現的風險承擔問題
隨著我國金融業改革開放的深化，金融自由化程度的不斷提高，金融的風險累積也越來越大，同時加入世貿組織后，中國也面臨著國際金融機構的挑戰，必須盡快健全金融體制，特別是包括市場的退出機制，在此情況下，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就顯得日益重要。
存款保險制度是國際上銀行監管的通行做法，是維護存款人對銀行信心的保障手段，也是解決銀行市場退出的有效措施。實行存款保險，可以使小金融機構在乎等的條件下和大型金融機構開展公平競爭，可以有效地解決中小金融機構的支付困難，從而確保社會穩定，消除地方政府和儲戶的后顧之憂。與此同時，中央銀行也可以真正與存款保險公司和金融機構確立商業性融資關系，從而有利于貨幣政策體制的健全和健康運行。
目前，美國、日本和韓國等國家都通過加強存款保險機構的作用等方式來防范道德風險。我國應盡快建立存款保險制度，這樣，中央銀行作為“最終貸款人”在提供救助資金時，就可以會同(或轉貸)存款保險機構來實現，通過存款保險機構所特有的約束機制來達到防范道德風險的目的。
4．解決遺留問題
貨幣政策和銀行監管職能分離以后，為進一步完善我國的金融監管體制，下一步應著重解決央行大區分行改革的遺留問題。大區分行改革從根本上打破了人民銀行分支機構級次同構、地方割據的原有格局，使金融監管中心與地區行政中心相脫離，地方政府對貨幣政策的干預明顯減弱，但是，在監管方面仍存在一些問題，如跨地域監管成本高昂、監管工作得不到地方政府配合等。為此，要從技術上的可行性及經濟上的可行性出發，對金融監管結構做適當的安排，使金融監管當局以最低成本實現既定的監管目標。要繼續完善監管機構內部管理體制，逐步建立日常監管制度、舉報查處制度、監管責任制度、信息溝通制度、檔案管理制度、報告報表制度等一系列內部制度，使各部門職責分明，高效完成工作任務，要繼續加強與地方政府的溝通合作，使監管工作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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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黃燕君樓擁勤：“加入WTO后我國對外資銀行的監管策略”，《商業研究》，2002年第9期。
2．閻冶軍：“論我國中央銀行監管職能的有效發揮與完善”， 《甘肅》，2002年第10期。
3．王延春王銳：“金融辦呈破竹之勢暗含銀監會未來的‘雛形’”，《觀察報》，2003年1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