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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評價計劃經濟體制范文1
1.計劃經濟管理模式:我國大學自主權落實的瓶頸
2.國防科研事業計劃經濟管理應遵守價值規律
3.中國計劃經濟時期計劃管理的若干問題
4.加強宏觀經濟管理 推動計劃體制改革——全國宏觀經濟管理問題討論會綜述
5.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計劃管理面臨的難點與對策
6.關于不同計劃管理形式下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研究
7.適應新的經濟情況 改進計劃管理體制——在計劃管理體制改革討論會上的書面發言
8.淺析資本主義國家對國民經濟的計劃管理——兼談計劃機制與市場機制兼施并用的必要性
9.略論社會主義宏觀經濟計劃管理
10.正確貫徹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搞好計劃管理工作
11.加強我國國民經濟計劃管理的幾個問題
12.不同計劃管理形式下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的結合
13.加強宏觀經濟管理 推動計劃體制改革——全國宏觀經濟管理問題討論會紀要
14.第四章 國民經濟計劃管理體制
15.計劃經濟的兩種宏觀控制理論——計劃管理體制改革的若干問題
16.論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在建國初期的歷史作用及其局限
17.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是價格管理的基本原則
18.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車材計劃管理
19.市場經濟中企業的計劃管理
20.電力市場環境下電力企業經濟活動分析及綜合計劃管理
21.國有林場經濟計劃管理存在的問題及對策探討
22.發展橫向經濟聯合與計劃管理體制改革淺探
23.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是一種管理方法
24.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宏觀經濟計劃管理
25.山東省縣(市)級計劃經濟管理研究會一屆一次年會在平度市召開
26.市場經濟體制下的計劃管理
27.淺談海洋石油開發項目經濟評價與計劃管理
28.政府在經濟轉型中的作用——“計劃經濟管理在全球的變化”國際研討會紀要
29.適應市場經濟形勢 搞好建筑企業內部計劃管理
30.第六講 經濟管理過程(三)——編制和實施計劃
31.正確處理經濟管理體制中的計劃與自由的關系
32.世界銀行經濟發展學院與我院聯合舉辦的中級干部一般項目計劃管理講習班結業
33.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是我國經濟管理的重要原則
34.計劃經濟理論在醫院經濟管理中的應用
35.宏觀經濟計劃在宏觀經濟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36.以企業資源計劃為核心構建經濟管理類專業綜合實驗平臺
37.國民經濟管理講座 第八講 國民經濟計劃管理
38.企業計劃管理與市場經濟
39.印度的計劃管理——印度宏觀經濟管理情況之一
40.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搞好計劃管理
41.電力市場環境下電力企業經濟活動分析及綜合計劃管理
42.國民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一個文獻回顧
43.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下的計劃管理工作探討
44.加強計劃管理 提高經濟效益
45.“計劃”必須緊隨“變化”——談新形勢下的企業計劃管理
46.堅持計劃經濟制度提高計劃管理的科學性——讀《中國財政問題》
47.關于《社會主義經濟管理學原理》中計劃管理部分的改寫思路
48.推行綜合計劃管理,實現電力企業持續發展
49.計劃經濟要求財政加強對宏觀經濟的管理
50.關于有計劃商品經濟的貨幣管理問題
51.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計劃管理
52.試論市場經濟下的生產計劃管理
53.從計劃到規劃:宏觀經濟管理手段的邏輯建構
54.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農業科研計劃管理
55.計劃和市場相結合是我國經濟管理改革的基本途徑
56.市場經濟條件下 必須加強企業的計劃管理工作
57.市場經濟與企業計劃管理
58.電力經濟發展中計劃管理的優缺點分析
59.論電力經濟發展中計劃管理的優缺點
60.在商業管理體制改革中如何堅持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
61.試論經濟合同在計劃管理中的作用
62.試論科研的經濟效果與科技計劃管理
63.在市場經濟中企業更要加強計劃管理
64.論慈善事業的管理方式及其轉型
65.適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 努力辦好《宏觀經濟管理》
66.社會主義經濟如何進行計劃管理
67.計劃經濟時期計劃管理的若干問題
68.計劃管理體制初探
69.總會計師制度遭遇人才瓶頸國家衛生計生委實施經濟管理領軍者培養計劃
70.計劃管理與經濟杠桿
71.民主德國的國民經濟管理、計劃和經濟核算
72.企業計劃管理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新視角
73.關于建立市場經濟下計劃管理新體制的幾個問題
74.華東經濟管理·青年學者培育計劃(Ⅳ期)
75.我院經濟管理系在省“挑戰杯”創業計劃大賽中摘得銀牌
76.推進與鞏固建設監理制的重要條件是改革計劃經濟建設管理體制
77.榮享副省級城市級格 譽享在國家計劃中單列模式 高享省一級經濟管理權限
78.我國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經濟管理方式
79.質量管理:“計劃經濟”或“市場經濟”
80.華東經濟管理·青年學者培育計劃(Ⅳ期)
81.華東經濟管理·青年學者培育計劃(Ⅰ期)
82.市場經濟與計劃管理
83.談談商品分類與價格管理
84.慈善事業的管理方式及其轉型
85.市場調節為基礎 計劃調節為主導——試論我國經濟管理中的計劃與市場
86.對衛生經濟計劃管理問題的探討
87.蘇聯新計劃體制下的農業經濟管理
88.關于法國控制通貨膨脹的幾個問題——中國計劃部門宏觀經濟管理研討團
89.建立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經濟管理體制
90.以利益機制協調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強化當前我國宏觀經濟管理的思考
91.更新思想觀念 轉入有計劃商品經濟的軌道
92.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改革運輸計劃管理模式
93.30年來國家計劃實踐與理論互動:從計劃到規劃
94.農業經濟管理專業教學計劃改革的幾個問題
95.印度的計劃管理體制及其改革趨勢
96.華東經濟管理·青年學者培育計劃(Ⅰ期)
97.建立計劃調節為主、自發調節為輔的市場經濟管理體制
98.轉變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
如何評價計劃經濟體制范文2
在中國自七十年代末期以來的以漸進式制度變遷為特征的市場化進程中，歧見紛紜的經濟學家們以其各自的知識背景和社會立場為我們展示了豐富精彩的經濟改革理論，形成了眾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經濟學成為中國社會科學中最為繁榮活躍的領域。這些思想，映射著中國的經濟學者在深刻反省傳統經濟體制和理論范式的基礎上所經歷的艱辛而勇敢的探索軌跡，攜帶著鮮明的時代轉折的印記；盡管這些思想家們也許并未形成縝密而成熟的理論體系，然而他們獨特的理論進路和富有創新色彩的思想必將在經濟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視的篇章。事實上，中國經濟學家在經濟發展理論、經濟增長理論、比較經濟體制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國際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如何對中國從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極具民族特色的變遷路徑進行合乎邏輯的理論闡釋，如何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尋求和選擇一種社會成本最低的推進戰略，一直是中國經濟學家們試圖解決的兩大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論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張上迥然相異的思想派別。其中有以強調價格體系的全面改革從而建立競爭性市場機制為理論核心的“協調改革派”，有從中國非均衡的經濟現實出發、強調企業改革優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觀管理體制作為研究重心、把轉換政府職能作為改革中心環節的“宏觀改革優先派”，有以穩健見長的、主張把雙重體制模式的轉換和雙重發展模式的轉換相互銜接有機協調的“寬松學派”，有以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兩權分離理論為其理論基礎的“經營權主導改革派”，有將如何明晰企業產權作為研究重點、主張通過產權制度變革改造傳統體制、重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機制需要的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派”，有借鑒西方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工具和范疇、從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視角來研究改革的“制度學派”，不一而足。這些極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論經歷了學術上的激烈紛爭和與現實經濟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選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論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論卻日漸被中國改革的實踐所證實和接納，從而奠定了它們在經濟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厲以寧先生著述宏富，視野開闊，在許多領域都進行了富于獨創性的研究，要對他的經濟思想進行一番科學梳理并進行恰當中肯的評價，殊非易事。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
一般均衡理論自1874年瓦爾拉《純粹經濟學要義或社會財富理論》發表以來，已經有一個世紀的歷史，到20世紀的50年代，阿羅和德布魯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論的現代化闡釋工作。一般均衡理論所要回答的，一是經濟均衡的存在及其穩定性，二是經濟系統的帕累托最優狀態以及經濟均衡和帕累托最優狀態的相互關系。一般均衡的哲學基礎是相信自由竟爭的市場機制是一個精巧的裝置，經濟主體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和效用最大化行為使得市場自動產生供求的均衡，分散決策的市場行為下面存在著一般均衡結構，均衡價格把市場秩序強加于可能發生的市場紊亂之上。這種以理想主義的完善的市場結構和靈敏的價格體系為基本假設前提的均衡理論是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基本起點。而非均衡理論在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以后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學假設逐漸得到了主流學派的關注和認同，非充分就業均衡和市場缺欠作為經濟學研究中的常識被人們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羅沃（Clower）和萊榮霍夫德（Leijonhufvud）有關宏觀經濟學的微觀經濟學基礎的研究開創了現代非均衡理論的新時期，并產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羅沃、萊榮霍夫德、巴羅（Barro）和格羅斯曼（Grossman）等人為先驅的非均衡學派，此后的經濟學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論從單一的市場經濟領域擴大到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領域，貝納西(Banassy)的非瓦爾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計劃經濟非均衡理論對社會主義經濟研究都有深遠的影響。與西方經濟學中非均衡理論發展演變的軌跡相似，在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研究中，以巴羅內和蘭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從一般均衡理論出發，主張中央計劃當局借助“試錯法”達到模擬市場的目的，形成均衡價格，以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源合理配置，這種烏托邦式的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被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F實運行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偏離瓦爾拉均衡狀態的非均衡經濟，著名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Kornai）甚至認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經濟體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經濟學》和《反均衡》中，他認為短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正常狀態，并從這個觀念出發試圖建立以說明現實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為基本內容的微觀和宏觀經濟學，他的開創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經濟學》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對處于深刻變革之中的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學家的思想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厲以寧先生是較早對非均衡理論進行系統研究的國內經濟學家，他在借鑒和吸收西方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尤其在汲取科爾內等現代經濟學家關于社會主義非均衡經濟運行的學說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的內在本質特征進行了深入獨特的解析，指出中國經濟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國經濟的基本出發點，也是探討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現實起點。早在80年代初期撰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時，厲以寧先生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的問題，即社會主義經濟中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失衡問題，并認識到失衡或者說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現實狀態。而社會主義經濟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種相對的動態的均衡，不是一種靜態的絕對的平衡；在此基礎上，他探討了社會經濟的動態相對平衡和社會發展戰略的動態相對平衡。根據動態相對平衡的觀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從我國現階段以及從更長遠的時間來看，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狀況是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而且為了實現預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為了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長率，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相對動態的失衡是對經濟發展較為有利和現實的狀況。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為分析的出發點，但不以平衡為必然達到和必須達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題。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標論”的理論基礎。
80年代末期撰寫的《非均衡的中國經濟》被厲以寧先生認為是最能代表自己關于中國經濟的學術觀點的著作，在這部專門論述中國經濟運行的體制特征的著作中，他從中國目前的非均衡經濟現實著手分析，以說明資源配置失調、產業結構扭曲、制度創新的變型等現象的深層次原因，并進而合乎邏輯地提出中國經濟改革必須構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觀經濟主體的政策主張。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的提出，是厲以寧先生對于非均衡理論的重要發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論的根基所在。何謂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論所考察的是市場不完善、價格信號不能起到自行調整供求關系的條件下的經濟運行過程，而厲以寧先生觀察中國的經濟現實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國固然存在著市場不完善以及價格信號不靈敏的經濟非均衡狀況，但是，中國非均衡經濟運行中隱藏的更為嚴重的非均衡現實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具有獨立市場決策權利的企業或者廠商。換句話說，經濟的均衡狀態固然以市場的完善和價格的靈活為前提，但是一個更為重要或更為基本的前提是微觀經濟單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厲以寧先生作出了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第一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但是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卻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有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自由選擇權，他們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第二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不僅如此，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并非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缺乏自由選擇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權利，也不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這樣的微觀經濟單位尚未擺脫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厲以寧先生認為，發達的成熟的市場經濟所出現的非均衡屬于第一類非均衡，而在傳統的和雙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之下，由于企業并沒有擺脫國家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所以這種非均衡屬于第二類非均衡。而經濟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種新型的經濟運行體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有投資與經營自并相應地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從而由第二類非均衡過渡到第一類非均衡。
厲以寧先生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時期雙軌運行體制的最核心的本質特征上的深刻洞見，澄清了人們在經濟改革路徑選擇的優先次序上的許多模糊認識，中國在舉步維艱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眾多經濟陷阱，諸如產業結構調整的遲滯，國民經濟的非正常劇烈波動，政府宏觀調控的效果微弱等，都與中國經濟所處的特殊的非均衡狀態有關。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狀態，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經濟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完成企業運行機制和企業產權關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場主體，而不是首先進行大規模的價格體系的調整，也就是說，中國經濟改革必須以現階段的經濟非均衡作為出發點，而不應當迷戀完善的市場體系和靈活的價格體系；從我國特殊的非均衡狀態出發所得到的有關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構想只能是，企業體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所在。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資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賴價格調節和市場調節，而應該將數量調節和價格調節、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加以有機整合，積極發揮政府在商品市場配額調整和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中的主導作用，從而使得商品市場配額均衡的實現對于經濟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類非均衡的過渡產生積極影響?？梢哉f，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是厲以寧先生全部經濟改革理論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優先理論和資源配置理論都是非均衡理論的合乎邏輯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和資源配置方式
資源配置是全部經濟學理論的最終指歸，也就是說，由于資源供給的有限性，經濟學研究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解決如何有效地把經濟中有限的資源配置于各種不同的用途，以便用這些既定的資源達到最大的社會物質產品和勞務的產出。自從古典經濟學時代以來，在資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兩種不同的趨向：一種趨向認為，市場機制是能夠完善地、合理地在社會有限資源條件下配置各種資源的唯一有效的機制，因此資源配置學說無非是一種市場經濟自發進行調節的學說，其實質是相信競爭性的市場價格機制能夠導致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另一種理論趨向認為，從資源配置過程和效果來看，市場機制具有相當大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對社會資源的利用不善，從而造成資源閑置或者浪費，或者反映于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間的不協調。這種理論趨向強調政府調節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張政府調節應當與市場調節在不同程度上結合起來以克服市場失靈的弊端。古典學派之后的新古典學派、凱恩斯學派、貨幣主義學派、供應學派以及理性預期學派，在資源配置的研究上，無不是這兩條理論進路的發展和演化，他們的理論分歧，實質上是對市場機制作用的估計程度的分歧，或者說對政府調節效應的判斷的分歧。厲以寧認為，盡管西方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資源配置的理論對研究我國資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是由于我國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西方經濟學的現有理論不可能成為適用于解決我國資源配置失調的現實可行的對策。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實質性問題是尋找一種合理的資源配置方式，這種資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的含義。宏觀層次上的資源配置是指資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門、不同地區、不同生產單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種資源能夠有效地配置于最適宜的使用方面。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是指在資源配置為既定的條件下，一個生產單位、一個部門、一個地區如何組織并利用這些資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們以達到最大的符合社會需求的產出。厲以寧先生指出，這兩個不同層次的資源配置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最關鍵的區別在于，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實現的途徑不同，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可以在不轉移生產要素的前提下，通過生產技術措施或組織管理措施來實現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實現，通常要涉及生產要素的流動、產權關系規范化、固定資產的轉讓、宏觀經濟調節手段的運用、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等問題。通過區分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和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厲以寧先生認識到，與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應的是兩個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較低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由此使得企業變得充滿活力，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將更加關注自身的經濟效益并更好地發揮經營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而較高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經濟地位，使企業由過去作為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轉變為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使企業的產權關系明確化，使企業成為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投資主體和利益主體。因此，經由對資源配置理論的研究，厲以寧先生順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關于經濟改革順序的基本選擇，即：要使資源配置由不合理趨向于比較合理，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必須以賦予企業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地位作為突破口，明確產權關系，實現政企分離，培育和完善市場，在此基礎上實現市場定價的格局和資源的有效配置，而價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為改革的突破口。經濟轉軌時期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這種路徑特征，是由我國經濟的非均衡性質所決定的，因此，厲以寧先生的資源配置學說的最大特色，或者說他對資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貢獻，在于他從中國的經濟非均衡的獨特狀態出發，從經濟體制變革的角度，從微觀經濟基礎和宏觀經濟調控相互協調銜接的角度來研究資源配置。
按照厲以寧先生從資源配置角度所設想的新經濟體制的目標框架，這種體制將是一個企業具有充分活力，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和重新組合的經濟體制，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已經完全不同于傳統經濟體制之下的情形，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將因企業對自身利益的關注而趨于合理；同時由于產權關系規范化和生產要素有可能在社會范圍內重新組合，資源在社會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間的合理配置亦將成為事實，于是較高層次的資源配置目標將得以實現。但是這種達到資源合理配置的新經濟體制的正常運作離不開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有機結合，離不開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在厲以寧先生關于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結合以及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方面的一個貫穿始終的基本觀點，可以歸結為一個準則，即：對于經濟運行（包括資源配置）來說，在運行目標上，宏觀目標優于微觀目標，而在運行機制上，市場調節優于政府調節。政府干預經濟的目的在于使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趨于協調，具體而言，政府調節就是在市場機制保證微觀經濟運行合理性的基礎之上，通過適度科學的政府干預去實現某些單靠市場調節所實現不了的宏觀目標。政府干預經濟的目標是要從資源配置的宏觀經濟視角來考慮資源投入的社會邊際收益，而政府干預經濟的手段或方式是盡力通過市場機制來影響微觀經濟單位的決策，通過微觀經濟單位的資源投入調整和資源轉移來達成資源配置的優化。這就是厲以寧先生著名的“二次調節論”的基本觀點。
對資源配置中政府行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為適度與優化的深入理論解析是厲以寧先生資源配置學說中頗具特色的篇章，他通過對政府調節局限性的剖析劃定了新經濟體制中政府干預的邊界。政府行為的理想化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之上：即假定存在一個理想化的政府，它作為經濟活動的主持者，擁有調節經濟的豐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夠通過及時科學的分析對客觀存在的經濟問題和政策實行的后果進行準確的預測和周密的考慮，并能夠針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一一采取適當的對策。這種政府行為理想化的假設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種非凡的萬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厲以寧先生認為，根據非均衡理論，由于經濟中存在的大量不確定性，由于政府所獲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應的滯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從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出發，才能正確估計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預在非均衡經濟的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紤]到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調節行為的優化應當以限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消極作用并促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為原則，政府調節應當通過對市場的影響而體現出來。
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
在中國當代經濟學家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優先次序的論戰中，厲以寧先生是一貫強調所有制改革對于傳統體制轉軌的決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業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優先論是厲以寧先生從他的經濟非均衡論和資源配置學說中必然推致的結論，從邏輯上來看，只有徹底改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構建真正具有獨立地位的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從而使企業成為真正擁有自主經營權利并承擔經營風險的商品生產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運行機制的真正轉軌。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派）之間關于經濟體制改革主線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思維側面和理論視角豐富和拓展了人們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認識，在中國當代經濟思想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
新古典經濟學將市場機制歸結為價格機制，認為市場配置經濟資源的核心是均衡價格向量的確定；而這種論點的基本前提是，經濟當事人的行為是合乎理性的，經濟當事人的交易界區和產權界定是極其明確的，因此交易行為發生過程中的交易成本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從而資源按照市場經濟原則的配置就只取決于均衡價格。誠然，帕累托最優是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條件和理論前提是相當苛刻的，事實上，如果引入市場機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經濟生活中的當事者是分散決策的，這種分散決策不僅應當成為整個社會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應當有制度保證其決策的獨立性；（2）決策者之間必須是平等的，相互之間的決策不能發生直接的影響，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決策的行動結果事先誰也無法掌握，否則便無公平競爭可言。然而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須以產權界區明確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國的市場經濟機制真正建立和運轉起來，必須首先創造這樣一種制度條件。在我國特有的經濟非均衡的現實條件之下，經濟當事人尤其是企業由于尚未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而使得均衡價格的形成遭遇阻礙，因此試圖以放開價格為先導從而建立一種競爭性市場機制的觀念是不切現實的。實際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業的性質》一文中就指出市場機制賴以運轉的微觀基礎是完善的企業制度，只有在企業產權制度確立、企業之間的財產權利界區明晰的基礎上，企業與市場之間以及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聯系才是明確的，才能夠最大限度地節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從而市場價格機制才能有效運轉。厲以寧先生從中國在經濟轉軌時期所處的第二類經濟非均衡的現實狀態出發所得出的結論同樣印證了科斯的理論。
蘭格和哈耶克之間關于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持久的論戰對于中國經濟改革理論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
五、六十年代的經濟理論界曾經普遍接受蘭格的通過試錯法建立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這種經濟運行模式，不同于經典作家所設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貨幣關系的產品經濟模式，也不同于蘇聯高度集權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模式，而是一種試圖以計劃模擬市場的經濟運行方式，這一模式以取消消費者為前提，中央計劃當局只是被動地反映消費需求和生產成本的變化，制訂模擬的市場價格，并通過這種價格調節資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時代的厲以寧先生同樣認同和服膺蘭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會經濟現實迫使他重新審視和反省傳統經濟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體制缺欠，他認為，在傳統經濟體制下，由于國有企業在政府行政的強大約束之下喪失獨立自主的商品生產者地位和決策權力，由于存在嚴重的政企不分產權不明晰的體制頑疾，國有企業既不能實現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實現資源的有效率的配置。這樣，厲以寧先生由對蘭格模式的推崇轉而對蘭格模式的質疑和批判，并從自己的理論框架出發，確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須從企業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國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和關鍵環節，在沒有進行企業改革從而企業尚未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條件下，在改革并不觸及計劃經濟體制的產權基礎和產權結構的前提下，中國真正的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制就不可能穩固建立并有效運轉起來。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學“五四”科學討論會上，厲以寧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個性的語言表述了他對于經濟體制改革路徑選擇的基本觀點：“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于價格改革的失敗，但經濟改革的成功卻并不取決于價格改革，而取決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業體制的改革”。這句在理論界被廣為傳播的名言集中體現了厲以寧先生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觀點，可以說，所有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最為核心也是最為艱難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線論由于觸及最為敏感的產權問題的“”而在實踐過程中倍受磨難，厲以寧先生在強大的壓力面前始終以一個誠實謹嚴的學者的姿態闡揚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論，充分表現了一個經濟學家巨大的理論勇氣和科學精神。
以厲以寧先生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主線派）和以吳敬璉先生為代表的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主線派）的論爭的焦點在于對市場機制的理解的差異。在厲以寧先生看來，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內容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的市場主體的存在，在獨立的產權明晰的商品生產者缺位的情況下，以價格為調節資源配置基本信號的市場機制就不會真正起到引導資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業的靈敏反應為前提的政府宏觀調控也不會達到預期的目標，只有通過所有制改革徹底改造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一個有效率的市場機制才會最終建立并正常運行。在吳敬璉先生看來，市場經濟是一個有機體系，這個有機體系由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競爭性的市場體系、主要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宏觀管理體系三個要素組成，三者相互制約缺一不可，但是競爭性的市場機制是以完善的價格機制為基礎的，在價格改革大大滯后、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尚未建立起來的條件下，協調改革派更強調價格改革在構建市場經濟體系中的作用，認為只有理順價格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才有可能進一步推進所有制改革從而構建整個市場體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之間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視角為中國經濟改革總體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義的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恰是選擇了一條中庸的路線，在重塑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構建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和完善政府宏觀調控體系三個方向上同時展開全面推進。實際上，價格改革主線論和企業改革主線論只是分別強調了市場機制的兩個不同側面，前者強調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環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則強調經濟運行主體和微觀基礎方面的改革，而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是極為必要的：沒有獨立的產權明晰的企業就不可能有真正競爭性的市場，同樣，企業也無非是市場關系的總和，沒有競爭性的市場也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經濟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從系統論的觀點來看，無論是企業改革先行還是價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實際的，只有將經濟體制改革的諸方面協調推進配套進行，注重多種路徑選擇和目標取向的折中和諧，才能夠實現經濟體制的真正轉軌。
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
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往往被視為一種具有嚴格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性質的社會科學，因而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經濟學應該處于一種完全超脫的摒棄“價值判斷”的“道德中立”狀態。在馬克斯·韋伯看來，所謂“價值判斷”，即是指研究者“宣稱他接受從某些倫理原則、文化觀念或哲學觀點中所推演出來的實際價值判斷”，而“道德中立”，是指兩種極端的狀態，或是認為“應把純粹從邏輯上可推演的斷定和經驗事實斷定與實際的倫理價值判斷或哲學價值判斷區分開來”，或是“主張即使不能用某種邏輯上的完整方法作出這種區分，但還是有希望把對價值判斷的斷定堅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個經濟學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區分經驗事實的陳述和價值判斷是如何艱難。這就產生了一個令所有學者都感到尷尬的悖論：一方面：“科學經濟學”的鼓吹者們總是頑固地維護經濟學本身的純潔性和道德中立姿態，認為經濟學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學意義的在邏輯上和事實上正確的結果”；另一方面，所有經濟學賴以存在的理論預設卻又與“經濟科學不能把主觀性評價作為其分析的主題”這種貌似公允的判斷相左。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經濟學非但不能摒棄和回避價值判斷，不能完全擺脫或忽視價值觀念在經濟學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為一門社會設計和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應該將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對客觀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與對人的行為的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現實社會經濟狀態與經濟學家經由自我的價值判斷而形成的對理想社會的科學設計結合起來，將經濟學的科學目標和道義目標結合起來。作為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的最終目標是要通過科學研究告知人們對經濟行為和經濟事實的肯定與否定的客觀標準，從這個意義而言，經濟學不是超越階級的純粹抽象的數理科學和邏輯哲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經濟學將告訴人們，如何進行經濟建設，如何制定發展目標并且把目標實現的可能變為現實，如何促進國民經濟的協調，以及如何把人們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用于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經濟學的社會啟蒙作用和社會設計作用在實質上是統一的。經濟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如果不能在明確經濟中的是非的前提下進行設計，不能對一種社會設計的經濟運行后果作出恰當的科學的價值判斷和是非辨別，那么經濟學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發展目標實現的作用，其社會設計功能的道義上和科學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樣，盡管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啟蒙的科學能夠告訴人們如何評價一個目標和經濟政策，但是如果不發揮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設計的科學應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標可能變為現實，那么即使是構想科學并且符合道義標準的目標，它也不會自動實現。厲以寧先生將經濟學的本質界定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強調價值判斷和規范研究在經濟學中的作用，但是這并不表明他不重視實證研究在經濟學中的地位，相反，他認為實證研究所獲致的成果將會豐富規范研究的內容，使得經濟學中有關社會評價、政策探討的判斷建立在更有實證根據、更有說服力的基礎之上。
新技術革命在最近幾十年的突飛猛進給經濟學研究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這不但是經濟學研究方法上的創新的挑戰，而且更是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內容上的創新的挑戰。以新技術革命為出發點，作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的經濟學，就必然將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學技術對人類經濟行為和社會經濟運行方式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方面，這種影響在三個主題上同時展開：就“體制”而言，什么樣的經濟體制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以促進和適應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科學技術的新發展又對經濟體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標”的研究為例，考慮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發展目標方面應當如何把經濟上的要求與社會上的要求聯結在一起？微觀經濟單位和宏觀調控主體在制定目標時，應該如何趨于現實化和合理化以適應科學技術發展的形勢？從“人”研究層面來說，在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方式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人類福利的含義和度量標準發生何種變化？如何使得科學技術的發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和總體福利的增進而不會成為科學技術發展的犧牲品？由此，厲以寧先生認為，經濟學研究要在新的時代面前回應挑戰，就必須在三個層次上進行全新的探討：第一個層次是對現行經濟體制以及該種經濟體制條件下的經濟運行的研究，第二個層次是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的研究，第三個層次是對人的研究，也就是對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個層次的經濟學研究在邏輯上有相互關聯和相互滲透的關系，但是其內容各有側重：經濟體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種比較經濟體制研究，即在現存的世界各國的經濟運行體制中，從集權體制和分權體制各自的優劣比較出發，尋找一種既能夠實現較高的經濟效率又能夠有利于宏觀經濟調控的經濟體制，即探求一種將微觀經濟的管理與宏觀經濟的管理有機結合的經濟運行機制；發展目標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理論預設，在摒棄最優經濟原則的前提下，將現實原則而不是理想原則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指導原則，在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決策中使得目標的確立走向現實化、多元化、綜合化，追求多種發展目標之間的均衡和諧的實現方式；對“人”的研究建立在經濟學的終極人文關懷的觀念之上，在這種觀念中，對人的研究被置于經濟學研究的最高層次，對經濟體制和發展目標的研究都是為了人的總體福利的增進和人的全面發展，在經濟學研究的這個層次上，經濟學的視角與倫理學的視角往往產生相互的交叉與認同。
厲以寧先生將“體制、目標、人”作為經濟研究的三個層次，而他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正是從這三個層次的研究的角度出發去構建的，他的較早期著作《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反映了他試圖以自己獨特的理論框架來對傳統經濟理論進行重新闡述的積極而有意識的努力，即使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我們仍可以明顯覺察這本著作在體系創新方面的開創性貢獻。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重點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而經濟運行總是在一定的經濟體制條件下實現的，因此，必須將一定的經濟體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前提。在厲以寧先生的設想中，理想的目標經濟體制應該包含以下特征：（1）這是一個建立在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礎之上的、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的、以市場經濟為基本框架的經濟體制；（2）這是一個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從而擁有獨立法人的經濟體制；（3）這是一個在資源配置中以市場為主要調節方式的、市場調節和國家宏觀調控有機結合的經濟體制；（4）這是一個有著基本合理的靈活的價格體系從而價格能夠比較靈敏地反映社會勞動生產率和市場供求關系變化的經濟體制；（5）這是一個依據按要素分配和按勞動分配相結合的原則促使社會成員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經濟體制；（6）這是一個基于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為趨于合理化從而在政府的宏觀調控和戰略指導與微觀經濟主體的自主行為之間尋求協調平衡的經濟體制。在這樣的經濟體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從國民經濟運行、企業經濟活動、個人經濟行為三個層次分別考察，探討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和經濟改革的基本路徑。在發展目標的研究中，兩個最為關鍵的問題是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給定的經濟體制之下研究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兩大社會經濟目標。由給定經濟體制條件下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實證分析轉入有關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確定的規范分析，反映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探討的深化。社會主義發展目標是一個包含社會發展目標和經濟發展目標的綜合體系，這種目標體系的動態相對平衡性要求在制定發展戰略的時候注重多種目標的統一協進，并考慮到在目標的變動中社會承受能力的強度。在對“人”的研究中，厲以寧先生始終以一個關注民生的經濟學家的姿態，主張“對人的關心和培養是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認為在理想的社會制度中，人應該成為全面發展的人，他們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潛在能力，不斷深化自身歷史使命的認識，社會生產發展的最終目標與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達到統一。以這種人文關懷的理念為出發點，厲以寧先生對平等與效率問題、社會福利的基本含義問題、人的地位的社會評價標準問題、社會主義民主問題等進行了廣泛深刻的探討。
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
發展經濟學作為經濟學領域一門新興的學科，在最近幾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學術界公認的成果。但是發生在中國的廣泛而深刻的制度變遷卻給發展經濟學提出了嶄新的挑戰，這種挑戰不是對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對發展經濟學基本研究對象所提出的挑戰：中國制度變遷中面臨的轉型和發展的雙重使命是傳統發展經濟學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題。所謂轉型，是指中國的經濟體制要從初始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逐漸過渡到與國際主流社會相一致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所謂發展，是指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要從不發達的狀態逐步走向繁榮富強的發達狀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這種轉型發展的雙重背景之下，中國經濟所面臨的許多命題諸如資本形成、人力資本培育、市場化、企業家成長等，都與傳統發展經濟學有著不同的內涵。由于傳統的僵化的經濟運行機制和長期積淀的傳統社會結構的合力影響，強化了中國轉型發展的特有的路徑依賴特征，逼使許多經濟學家在正統發展經濟學的教條之外尋求中國獨特的轉型發展之路。厲以寧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講演中，一直關注于轉型發展問題的研究，堅持“在轉型中發展，在發展中轉型”的基本觀點：所謂在轉型中發展，就是要在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創造經濟發展的條件，而在這種體制變遷中，最為核心最為關鍵最為艱巨的使命是重新構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所謂在發展中轉型，是指通過經濟發展增加社會對劇烈的體制轉軌的承受力，增加整個社會力量對改革事業的支持和理解，從而更加深入地推進以市場化為根本指歸的經濟體制變革。針對中國在轉型發展初期所面臨的特殊社會經濟背景，厲以寧先生提出了中國轉型發展的三個基本命題：以構造市場經濟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相比于價格改革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的失業問題相比于通貨膨脹問題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增長分析相比于貨幣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這三個命題之外，厲以寧先生還對與轉型發展密切相關的宏觀經濟調節、社會協調和觀念更新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對關系中國轉型發展的重大課題諸如區域經濟發展和反貧困、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等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關于第一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以產權改革為中心的改革既是實質性的，又是漸進性的，“實質性”意味著產權改革將徹底改造深受傳統體制束縛的微觀經濟主體，從而實現中國真正的市場化改革，而“漸進性”意味著中國產權改革的路徑選擇將擯棄激進論者的路線而采取較為謹慎的推進戰略，以最小的社會震蕩成本換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厲以寧先生在產權改革上的這種立場，一方面將自己與以維護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為依據而對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態的保守人士區別開來，另一方面又與那些主張效仿蘇聯東歐的經濟轉軌模式從而對中國實施大規模徹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進人士劃清了界限。以股份制為新企業體制的目標模式促進中國盡快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現代企業制度，以股份制改造為突破口完善和促進中國企業的管理模式變革和體制創新，是厲以寧先生產權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張，經過十幾年的改革實踐的檢驗和學術界的長期論爭，股份制已經成為我國企業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關于第二個命題，厲以寧先生歷來主張“就業優先兼顧物價基本穩定”的經濟發展戰略，在政府宏觀政策目標體系中將就業目標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強調，認為惟有將就業置于突出地位即把發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準，使社會得以穩定協調發展，除非是在物價急劇上漲而引起社會強烈動蕩的特殊情形之下。而產權改革和就業優先這兩個政策主張在邏輯上是相輔相成的：產權改革的順利進展帶來的企業發展將為就業問題的解決提供寬松的環境，而就業目標的優先策略帶來的良好就業態勢又可以減少產權改革引發的社會震蕩，降低產權改革的社會成本。關于第三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盡管貨幣流量分析是現代宏觀經濟分析中常用的說明經濟增長與波動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國在經濟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分析對象的特殊性，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具有較大的局限性，而經濟增長分析比較適宜于研究轉型發展中的中國經濟。中國不但是一個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而且是一個處于非均衡狀態的發展中國家，在這種特殊的轉型發展背景之下，體制的非單一性、市場的不完善、非經濟因素對經濟運行的有力干擾、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狀態長期存在、隱蔽失業和隱蔽通貨膨脹的公開化等，都使得傳統的貨幣流量分析方法無法對困擾中國轉型發展的諸多問題進行有說服力的準確的闡明，而更為嚴重的是，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對中國轉型發展的扭曲解釋會使我們的戰略決策受到相當的誤導，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和轉型戰略的制定。具體而言，貨幣流量分析無法說明通貨膨脹、失業和經濟中的短線部門“瓶頸”制約背后真正的體制與結構根源，而由這種分析方法所導致的將治理通貨膨脹置于首位的經濟政策選擇會嚴重忽視就業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同時貨幣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長戰略在處于特殊轉型發展時期的中國是缺乏現實意義的。
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道德問題并非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命題，經濟學的核心命題是資源配置和效率增進。然而經濟學并不是不涉及道德問題，相反，在對經濟學的許多命題的最終解答中，價值判斷和道德判斷似乎總是難以回避的。但是經濟學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給定的道德規范和價值體系下進行分析，它把人們的“偏好”、“價值觀”、“生活目標”、“社會公德”等等當作外生的經濟學體系之外決定的變量來看待，當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條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種給定的道德準則、社會規范范圍內，進行經濟學分析，告訴人們如何行為、如何選擇、如何決策、如何配置資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目標，增進自己的幸福。經濟學和道德哲學的這種學術分野并未成為經濟學家關注道德問題的阻礙，事實上，每一個嚴肅的有著人文關懷的經濟學家必然懷有道德憂患意識，在20世紀末中國學術界有關道德問題的饒有興趣的論爭中，許多經濟學家以其精彩的論述和獨特的理論視角引起倫理學家們極大的關注。經濟學家“不務正業”介入道德研究領域，在世紀末的中國似乎具有某種象征含義：在中國由傳統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變遷的進程中，經濟學家對倫理道德問題的普遍的強烈的關注不僅反映出學者的強烈的道德憂患意識和社會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個社會在制度轉型期面臨道德規范的混亂與道德意識的迷茫時對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喚與強烈渴求。
厲以寧先生是國內經濟學界較早關注道德倫理問題的學者之一，從他許多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試圖從倫理學的視角對經濟學的諸多范疇進行規范分析的努力，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其理論進路與倫理學家的相異之處在于，他并不將眼光貫注于有關道德的是非判斷與善惡評價，而是將道德置于整個經濟運行體制中去考量，探討道德在經濟發展和經濟轉型中對經濟運行的調節作用。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由于存在著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情形，因而單純依賴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就不能達到預期的經濟運行目標，而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所遺漏的空白，應該由習慣和道德調節來填充和彌補，在交易活動中如此，在非交易領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厲以寧先生提出，道德調節和習慣調節是超越市場和超越政府的一種調節，它的社會整合和經濟調節功能介于作為“無形之手”的市場調節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調節之間，作為第三種調節起作用，共同維系和引導著整個經濟的和諧有效的運轉。習慣和道德調節的力量來自于經濟中的行為主體內部，即來自每一個行為者自身，它表現為各個行為者按照自己的認同所形成的文化傳統、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則來影響社會生活，使資源使用效率發生變化，使資源配置格局發生變化。因此，習慣和道德調節的約束力和有效性取決于社會成員對群體的價值觀念和傳統信仰的認同程度的高低，取決于社會成員建立在共同價值譜系基礎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換言之，道德作為維系社會運行的一種手段，是通過各個行為主體自身的道德約束和相互之間的道德約束從而形成一種滲透于社會生活的道德風尚，它使得經濟行為主體對他人的行為和社會前景形成穩定的預期，以此為整個社會經濟運行提供一種道德坐標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為我們探討經濟學中的一些規范問題諸如效率與公平等提供了新鮮而有說服力的視角。厲以寧先生認為，效率具有雙重基礎，即效率的物質技術基礎和效率的道德基礎，單純用物質技術因素來闡釋效率是不夠的，事實上，物質技術因素只能產生常規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夠真正挖掘效率增長的潛力從而產生非常規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這個結論已經被經濟史中無數例證以及管理學的現論所證實。道德視角的引入同樣可以加深我們對于公平的標準的理解。從收入的絕對或相對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個客觀統一的尺度，類似的，用機會平等來測度公平同樣會遺漏下許多難以解釋的空白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公平以對群體的認同為基礎，在一個群體內部，成員對群體的認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強，當社會中的成員從其處于超利益的考慮而參與的群體中普遍感到一種受到尊重和和諧的氛圍，其公平感就會增進社會的協調的效率的提高。
厲以寧先生強調道德力量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個“道德烏托邦主義者”或“道德萬能論者”。第一，他一直強調道德激勵與利益動機的相容性。社會成員的道德的自我激勵使他們激發起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標的實現而努力的熱情，自愿地在個人利益和公共目標沖突時將公共目標的實現置于個人利益之上，但是，社會群體對于個人正當利益動機的尊重是社會成員實現自我道德激勵的必要前提，而社會成員的持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既來自自我的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也來自自我的正當的利益動機。第二，他始終重視現代社會運行中法律的作用。從制度經濟學角度來看，習俗或道德傳統屬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屬于正式制度，在現代社會中，社會習俗和道德文化傳統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與政府的法律規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確立著社會成員的行為準則。習慣和道德調節在社會經濟運行中起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協調功能，但是，習慣和道德調節必須以法律的規定作為邊界，不能違背現行的法律規范。第三，他關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張建立一套嚴密的篩選機制、保障與激勵機制、約束與監督機制，以此規范政府的行為。政府是一種通過自己的立法行為為社會經濟運行提供強制性秩序的組織，政府的成員需要有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調節行為必須建立在符合法律規范的基礎上，需要建立一種由公眾實施的監督和約束機制，促進政府行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濫用權力而對社會秩序造成的破壞。
處在制度轉軌關頭的中國既需要經歷經濟體制變遷的洗禮，又必然經受倫理道德體系和文化傳統更新的陣痛，對于一個具有長期集中計劃經濟傳統并擁有豐厚的歷史道德資源的國家來說，這種經濟體制與道德傳統的雙重變遷的使命注定是意義深遠而步履艱辛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時又具有長期性和漸進性。
結束語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那就是，我們有幸生活在一個中國偉大變遷的時代，我們目睹這個曾經飽受患難的國家重新以一種難以置信的勇氣和信心，向著民族復興的夢想靠近。而尤其令我們感到榮幸的是，作為經濟學的研究者，中國在當代經濟發展中所經歷的巨大變遷為我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無可比擬的豐富而生動的素材，這是時代賜予經濟學者的寶貴的際遇。而經濟學界諸多學派之間嚴肅的探討、論戰和爭鳴，不但促進了經濟學科的繁榮，也為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理論視角。厲以寧先生是同時代這些優秀的經濟學家當中的一個，假若以對中國經濟學術界和中國經濟改革決策的影響力作為衡量標準，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獨特的理論進路、勇毅的創新精神、堅實敏銳的現實感和嚴密宏大的理論體系，為中國經濟改革思想貢獻了豐富的思想資源，確立了自己在當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學家，他以深遠的憂患意識對國家命運和民生的關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著一種強烈的人文精神，充滿終極關懷的意味。當然，如同所有深受傳統經濟體制和傳統經濟學知識結構影響的經濟學家一樣，厲以寧先生的理論體系和論證范式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所遺留的深刻的印記，對此，厲以寧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歷史使命”，中國經濟學的繁榮昌明有賴于中國經濟學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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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厲以寧九十年代文選》，厲以寧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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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國經濟改革的思路》，厲以寧著，中國展望出版社，1989
14.《中國經濟改革與股份制》，厲以寧著，北京大學出版社、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92
15．《轉型發展理論》，厲以寧著，北京，同心出版社，1996
內容提要：
如何評價計劃經濟體制范文3
在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自高校擴大招生規模以來，隨著高校改革的深入，高等教育發展和改革的規律和現實對高校財務管理提出了嶄新的要求。如何做好高校的財務管理工作，怎樣對高校財務管理進行觀念、內容、制度及方法的改革與創新，是高校財務管理適應新時代和新形勢的必然要求，也是擺在各高校面前的一項迫切而重要的課題。
一、高校改革中財務管理的變化和發展趨勢
隨著高校改革的深入發展，高校由政府統一管理的公益利事業單位轉換成為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獨立法人，財務管理的任務也隨之有了很大變化。在國家頒布的《高校財務制度》第四條中明確規定；高等學校財務管理的主要任務包括：“依法多渠道籌措資金，以此解決高等學校辦學經費的來源問題”。國家財政投入、科研事業收入，學校向校辦產業投入獲得的收益，以及社會各方捐資助學收益等都屬于管理的范疇。因此，現在的高等院校相比較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高等院校有了自收自支的資金，資金來源和資金使用范圍有了很大變化，特別是在每個學期開學期間，學校要收取巨額資金，如何使用好這些資金，是財務人員必須考慮的問題。同時，為了高等院校的發展，如何做好與有實力的銀行、投資機構合作，在多渠道籌措資金的同時合理負債、合理理財，也是當前高等院校財務管理的新變化。
同時，高校財務也逐漸向理財型財務轉變，原有的財務核算功能――事后管理，也就是傳統的資金收付、出憑證、記賬和做報表等會計核算事務發生在資金支付以后，這個特點也正在發生著巨大變化，要求財務管理由事后核算轉變成事前介入，以實現資金價值的最大化。
此外，新的高校會計核算制度改革，新會計制度、會計核算方法的實施，也要求高校財務管理深化改革。如以高校為會計主體，采用國際通行的借貸記賬法，改資金來源、資金運用和結存為資產、負債、凈資產、收入和支出，采用新會計平衡公式等，都對高校每一位會計工作者、研究人員提出了任重道遠的新要求。由于高校在改革中面臨著巨大的財務風險，作為高校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原有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高校財務管理已日益顯現出其滯后性及不適應性，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高校改革繼續向縱深發展。
二、目前高校財務管理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分析
1 預算執行彈性過大
部門預算是財務工作的指揮棒，高校各項事業經費收支應按部門預算執行。但在實際預算編制過程中，各部門預算和高校內部預算脫節，編制的預算項目沒有盡可能細化，預算編制時間過短，造成了部門預算不準確、預算內容不全面。在預算執行過程中，有些校領導不按預算編制使用資金，隨意開口子、批條子，使得預算執行剛性不強：有些領導審批資金時不是從學校全局出發，只是著眼于自己分管的部門利益，隨意審批經費，從而造成預算執行中問題不斷，形成一年預算、預算一年的短期性狀況。同時，預算執行上沒有建立相應的追蹤評價制度，對各部門資金的使用效益難以做出正確、完整的評價。
2 資產管理意識淡薄
長期以來，我國高校固定資產購置經費來源于國家財政撥款，并不要求對學校購置的固定資產計提折舊，從而普遍存在“重資金輕實物”的管理問題，只重視社會效益而忽視經濟效益。對固定資產驗收不負責任，保管維護不力；對固定資產入賬，銷賬不及時，入賬價值不準確；固定資產不能實現在全校范圍內資源共享，以至于資產使用效率低下，浪費現象突出；各部門之間缺乏配合，缺乏溝通與協調；未設立統一歸口管理資產的職能部門，資產管理制度不健全，尚未形成具有一定體系的國有資產管理制度，資產的效能未能得到有效發揮，資產閑置現象較嚴重，流失現象較普遍。
3 內部控制制度欠缺
部分高校內部控制制度欠缺，監督制約機制不健全，沒有達到《會計法》規定的內部控制的有關要求。有些高校只強調對財政性資金的內部控制，而弱化了對預算外資金的內部控制；有些高校未將二級單位財務和校內結算中心納入內部控制的范圍，或監督不力致使校內結算中心出現非法集資、高息攬存、發放貸款等違規資金運作現象；有些高校沒有建立重大建設和投資項目論證制度，導致對外投資決策失誤，造成投資損失；有些學校雖建立有內部控制制度，但是形同虛設，沒有照章辦事。
4 財務分析有待完善
伴隨著高等教育的大發展，高校的辦學規模、可控資源發生了深刻變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加快了高校融入社會的進程，高校經濟活動內容日益廣泛，財務風險也在不斷加大，財務分析越來越成為高校財務管理的重要內容。目前，高校財務工作的范疇仍然局限于記賬、算賬、報賬，財務分析只是反映一定期間的收支狀況和資金結存情況，而對資金的結構、狀態、支出結構、效益缺乏評價體系和評價標準分析。
5 貸款風險估計不足
近年來，隨著高等教育的大規模擴招以及學校自身發展需要，高校整體發展以外延擴大為主。各高校普遍開始了大規模的校舍、新校區建設以及購置大量儀器設備。雖然高校收入總量在不斷增加，但遠不能滿足教育投入迅猛增長的需要，新建項目依靠大量的銀行信貸資金成為大多數高校的選擇，部分高校對貸款的風險認識不夠，責任意識不強，貸款規模大大超過了經濟承受能力，依靠貸款盲目擴征地、上項目。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貸款規模的增大，以及貸款資金的還本付息壓力，高校信貸風險日漸顯現，埋下了發展隱患。
6 財務人員素質不高
伴隨著高等教育的大眾化趨勢，高校財務管理的空間不斷拓展，高校財務活動的內容不斷豐富。然而目前，高校的財務管理是低層次的，高校財務人員結構也不合理，從事財會工作的高級崗位和具有高級職稱的人員較少，會計人員知識老化，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能力、溝通協調能力不強，更談不上運用新技術、新方法分析判斷問題，從而影響到財務工作的質量。
三、創新高校財務管理的對策研究
1 觀念創新
長期以來，高校一直處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是政府主管部門的附屬機構，不具有獨立的法人地位，在財務管理體制上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統收統支體制，教育投入依賴政府撥款，高校財務缺乏理財的主動性和創造性。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高等學校由政府機關的附屬機構轉化為面向社會自主辦學的法人實體，一個依靠政府撥款為主、多渠道籌措教育經費的格局已經初步形成。在市場經濟環境下，搞好高校財務管理工作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明確財務管理在高校諸多管理環節
中應處于核心地位，要把高校事業發展與財務管理統一起來，要從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核算型報賬制會計向管理型會計轉化，樹立效益理財觀，以經營理財的新思路，搞好財務管理基礎工作，逐步將辦學成本與效益掛鉤。要研究市場經濟對高校財務管理的影響和要求，努力探索和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符合高等教育工作規律的“利潤最大化”的財務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
2 制度創新
高校應該將會計核算基礎由收付實現制向權責發生制逐步轉換，正確核算高校財務成果、考核高校辦學效益，正確測算生均成本、制定收費標準。同時，計提固定資產折舊，合理分攤各種費用，使固定資產賬面價值與實際價值相符，如實地反映高校財務狀況。可以將資產負債表中的資產劃分為流動資產和長期資產，負債項目劃分為流動負債和長期負債，從而減少投資風險。借鑒企業的報表體系，編制現金流量表?，F金流量表通過現金的流動反映學?，F金流入和流出的全貌，來彌補權責發生制容易縱的不足，提供更加可靠的會計信息。深化預算改革，合理優化資源配置，改進預算編制辦法，取消“基數+增長”法，實行零基預算。
3 內容創新
學校的各項事業活動得到順利進行，既要強調校長統一領導，又必須實行分工協作，建立層層管理，層層負責的制度，各層次、各級領導應分別承擔起與其職能相應的經濟責任，使權利與責任相結合。在交易授權，責任劃分、獨立稽核等方面建立起完善的內部控制程序，以確保各項規章制度的有效執行。如：在材料、物資、設備的采購上，由有關部門提出采購控制程序，由使用單位做出預算，由學校授權專門部門實行公開招標、集中采購。加強國有資產管理，確保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各單位除教學、辦公用房外，統一收取一定比例的占用費；對儀器設備的收費部分提取一定比例的折舊費。內審人員要主動增強宏觀意識，拓寬審計視野，講究審計效益，要轉變傳統的為查賬而查賬的狹隘觀念，樹立內部審計以測試內部控制為基礎的抽樣審計的現代審計意識。
如何評價計劃經濟體制范文4
黨的十四大與我國憲法修正案均確定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前，我國正處在由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社會轉型過程中。不論是對于如何順利地解決這一社會轉型過程中體制慣性和利益整合所引起的社會問題，還是對如何培育和完善作為一種新體制的市場經濟制度，人們都已經深深地認識到法制的重要意義。無疑，強調與重視法制對市場經濟體制之建構與運行的重要作用確是十分必要。但是迄今為止，在考慮我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之構建時，理論界和實踐中都明顯地表現出對實體法制度的過份側重，而對理應在現代法律制度中占據樞紐地位的程序法制度，特別是規范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中行政權利行使之方式、手段、步驟等問題的行政程序法制度，則缺之深切的關注和理解。例如，法學界一直在討論的市場經濟體系框架，幾乎僅限于市場主體制度、市場運行及監控制度的實體合法性方面，鮮有涉及專門的行政權與市場關系這一重大問題的程序法制度。以法律體系內部結構的協調性要求來看，缺乏完備程序要件的法律體系和法制系統是難以操作和運行的，其結果要么使法制流于形式化，要么使法制與先秦法家所主張的“令行禁止、正名定分”的嚴刑峻法同構化，法律史的考察已一再表明了這一點。[1]基于這種歷史教訓與現實狀況相結合的考慮，筆者認為，在構建我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時，必須對法律程序制度特別是規范“政府──市場”關系某些重要方面的行政程序法制度予以特別的重視。
強調構建市場經濟法律體系過程中對行政程序法的重視，首先是因為它是市場經濟體制中一項基礎性法律制度，同時又恰恰是目前最欠完善的一項法律制度。現代法律程序就其通常意義看，包括選舉程序、立法程序、審判程序和行政程序。其中選舉和立法程序直接與國家的政治制度相關；審判程序則主要是規范司法權活動的“程序正義”問題的規則體系。隨著我國民主與法律建設的逐步推進，上述程序法律制度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完善，如我國權力機關代表的選舉規則及其議事規則均已頒布，行政訴訟制度業已確立，民事訴訟法通過修改結束了其試行階段并得到進一步完善，刑事訴訟法也正在修改之中。但是作為規范行政權運行方式、步驟、順序、形式之規則的行政程序法，卻幾乎仍是空白。實際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行政程序的作用恰恰更為重要。因為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中最基本的關系即“政府──市場”關系，如何恰當處理好這一關系，特別是對這一關系中政府的行政權如何定位，不僅關系到市場經濟體制能否最終建立，也關系到其能否順利運行，而對行政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恰當“定位”，不僅需要實體法上政府與市場之間權利義務的合理配置，在一定意義上更依賴于對行政權運作程序的規范化。缺乏后者，極有可能造成如同計劃經濟體制下行政權行使對公民權利恣意與專橫的干預和處置的態勢，使市場主體的權利難以真正得到保障和落實。甚至，離開規制行政權活動過程的程序法制度，新舊體制的轉軌將倍顯艱難，規范市場經濟體制下諸多社會關系的實體法體系也將難以運行。對此，筆者稍后將予以進一步的分析。
強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行政程序法的重視，還因為現實中恰恰存在著行政程序法觀念極其淡漠的事實。這種狀況也是傳統法律文化的表象之一?？疾熘袊墒凡浑y發現，先秦以后的傳統法中一直缺乏程序形式的要素，程序法為實體法所吸收。[2]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民主與法制建設非常重視，先后完善了選舉、立法和審判程序，極大地推進了改革開放和民主法制建設。但對行政程序法卻仍然一直未予重視。比如，查我國權威的法學辭書，可見“程序法”條注曰：程序法，即訴訟法、審判法、助法，……為保障實體法的訴訟法律制度。[3]這就把程序法等同于訴訟法，完全排斥了行政程序法。這種行政程序法觀念淡漠的狀況，推根究源，是與我國長期以來的計劃經濟體制以及高度集中的行政權本位主義分不開的。計劃經濟本質上是一種權力經濟，其基本特征是行政權對社會經濟活動的全面干預和管理，這種行政權本位主義從根本上排斥要求行政權規范、民主、公正行使的行政程序法制度。從實踐中看，缺乏程序法規則的行政權在運行中固然具有了較高的靈活性，但同時也造成了其行使的恣意與專橫，這無疑與市場經濟民主精神和權利保障觀念相去甚遠，也不符合現代行政法治的精神。與此相反，現代行政程序法內蘊的行政權運行“公開、公平、公正”之要求，無論是形式上還是實質性均契合了市場經濟及行政法治的根本要求。西方法律傳統表明，行政程序所要求的“正當過程”，本質上具有防止政府專制，保證行政決定客觀、公正的作用，有助于改善政府與公民的關系，從而推動了西方市場經濟的發展。[4]因此，在構建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時，不論是從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還是從現代法治精神考慮，都應當轉變觀念，高度重視對行政程序法制度的建設。如果說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從而有必要建立完整、嚴密的法律體系對其予以調整和規范的話，則從某種意義上看，行政程序法制度恰恰應成為這一法律體系構建與完善的基礎，因為后者不僅有利于真正廓清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市場”這一基本關系，而且也是中國法制走向現代化的關鍵一環。
二、體制轉軌與行政程序法的意義
作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市場經濟之建構與完善需要經過一個較長的時期，即新舊體制轉軌的過渡時期。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能否順利地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不僅直接決定了后者能否最終建立和完善，也影響到社會能否穩定和發展。在這一體制轉軌過程中，政府職能及其實現方式的轉變，無疑是上述問題的焦點。
計劃經濟體制本質上的行政權本位主義，決定了行政權在這種體制中的三個基本特征。第一，范圍的廣泛性。行政權對國家經濟活動進行全面干預和控制，排斥市場的調節功能。第二，作用的單方性。行政權依行政機關意志單方面發生作用，限制和壓抑相對一方的意思表示，缺乏對相對人權利予以尊重和保護的機制。第三，權力行使的非規范性。行政權的行使過份側重于行政目的，而實現這種目的過程和手段則帶有任意性、封閉性和非公開性。從法律上看，前述第一點是行政實體法上行政主體與相對人的權利義務分配問題，后述兩點則是行政程序法關于行政權行使的方式、步驟、手段、形式等程序規則問題。市場經濟之建立對行政權提出了與此完全不同的要求，即行政權與市場保持一定的空間距離，承認并尊重市場主體權利的相對獨立性，從而必須轉變政府原有職能。行政權對市場的調控應遵循公平、公開、公正的原則。這樣，在新舊體制轉軌過程中，行政權在實體和程序兩方面均需發生相應的轉變。
就行政權與市場主體實體權利義務的配置上看，體制轉軌要求重新合理配置雙方權利義務，原來的行政權過多干預甚至吞并市場主體權利的狀況急需扭轉。對此，我國已著手轉變政府職能，使原來政府對經濟活動全面、直接的管理轉向服務、監督和宏觀調控等職能轉變。這一職能轉變固然有賴于行政實體法的規范，根據市場經濟的要求規定政府該管的管好，不該管的還權于市場，以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到，一方面，實體法上權利義務的重新配置，必然牽涉到社會多種利益的重新分配與組合，特別是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關系的重構，這種利益的重新分配和組合沒有一個公正并公開化的程序就不能保障公平，甚至有可能引發社會沖突并影響社會穩定，從而反過來不利于市場經濟之建立；另一方面，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轉變職能的結果并不意味著它只充當經濟活動的“守夜人”，政府仍然應擁有對市場運行進行評價、監督、調控的權力，如果對這些權力的行使缺乏程序法上的監控，則同樣有可能發生如計劃經濟體制下行政權行使缺乏規范性、公正性、民主性的情形，產生行政權的恣意行使，造成對市場主體權利的侵害。權力之行使必須有程序規制，而不論權力之大小，否則都會造成權力失控，實體法上權利義務的規定也就名存實亡，代之而起的是權力專橫。因此，政府職能的轉變能否真正得到落實，僅有實體法的規定是遠遠不夠的，必須依賴行政實體法與公正的行政程序法的緊密結合。
就行政權行使的方式、形式、手段上看，體制轉軌要求行政權克服其行使過程中的片面性、任意性及非規范性，在尊重與保障市場主體合法權益的基礎上，基于理性選擇而行使。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行政權管理經濟活動的方式主要是命令──服從模式，手段多為直接干預和管理，過程大多缺乏公開性，決策則欠缺民主參與機制，在整體上則缺乏有效的限制恣意的歸責機制和保障相對人權利的救濟制度。市場經濟要求行政權的運行實現公開化、民主化、科學化?？梢哉f，實現上述轉變直接取決于行政程序法制度的完善。通過構建嚴密合理的行政程序法制度，可以確立行政權行使的合理步驟、手段、方式、時限等程序規則，促使行政過程吸納民意，確立行政公開，設立行政權違法行使的歸責機制等，從而實現行政活動的科學化、民主化、公開化。因為首先，行政程序按專業主義原則而設置，專業訓練和經驗積累使程序操作者的行為更趨于科學和合理。無論是許可的頒發，還是稅率的確定，專家的意見當然較為中肯；[5]其次，行政程序一般都要求行政活動過程公開，從而使行政權的行使不僅受到到當事人的監督，也受到公眾監督，使行為過程中出現的錯誤容易被發現和糾正；第三，行政程序可以改變行政權行使的純單方面意志性，創造了一種根據證據和事實材料進行公正對話和討論的條件與空間，從而有可能使當事人的意見和要求在行政過程中得到充分考慮。行政程序法對行政權行使的上述調控作用，無疑有利于促進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
在新舊體制轉軌的過程中，行政程序法由于在上述兩個方面契合了市場經濟體制對“政府──市場”關系的內在要求，從而有助于舊體制的消解與新體制的建立。究其內在原因我們不難發現，現代行政程序一方面限制了政府權力行使的單方性和恣意，強調通過對話和合意而采取行為，另一方面則要求程序參加人都必須對通過程序產生的結果信守承諾，這在某種程度上與契約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它把自由選擇和信守承諾結合在一起，適應了重建社會結構的需要，[6]有助于構建一種“有節度的自由，有組織的民主，有保障的人權，有制約的權威，有進取的保守”之社會狀態，[7]而這種狀態恰巧與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國家──市民社會”關系相吻合。N·盧曼曾經指出，在西方舊的身份共同體關系解體與資本主義新秩序確立這一歷史過程中，有兩項制度起到了神奇的作用：一個是社會或私法領域中的契約，另一個是國家或公法領域中的程序。[8]而從行政法的發展歷史考察則不難發現，19世紀末20世紀初行政程序法的出現和崛起，恰與西方現代市場經濟的出現和發展在時間上相吻合，應該說這并非偶然，因為在自由競爭的商品經濟中，政府對經濟活動的權力被限制到了最低點，程序控制的作用尚不明顯和突出，而一旦到了政府不得不被賦予較大干預權的現代市場經濟制度中，行政程序法的作用就顯得非常突出了。
三、市場經濟與行政程序法的作用
現代市場經濟的運行并不僅僅依賴市場機制自發的調節作用，也需要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宏觀調控。從世界各國的市場經濟制度來看，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市場經濟體制下的一對基本關系，也是現代經濟運行中最核心的問題。[9]筆者認為，在調整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市場”（行政權──市場主體權利）這一關系上，行政程序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對行政權而言，行政程序為其設置了嚴密、合理的操作規程，既可以限制行政恣意，又可以防止行政權的推諉和消極無為；對市場主體而言，行政程序法則可以保障其權利與自由，增強其在行政活動過程中的民主參與程度等。前述作用有助于“政府──市場”關系的有序化與和諧，從而為市場經濟體制之運行提供良好的條件。
據此分析，筆者認為，市場經濟條件下行政程序法的作用具體可以歸結為以下四個方面：
1.行政權行使的規范化功能。市場經濟既要求政府對經濟活動進行某些宏觀上的管理和監督、同時又要求這種管理和監督應當規范化、科學化。行政程序法從兩個方面實現上述目標。一方面，它通過規定行政主體行使權力的一系列程序規則，如行政公開制度、說明理由制度、行政權違法的歸責機制等，從而限制行政權的專橫，保證行政權運行的民主化和公正化，防止政府權力對市場的過多干預；另一方面它又通過規定行政權行使的條件與對相對人程序權利的規定，如時效、期間制度，不履行法定職責的歸責制度等，防止行政主體推諉法定職責，避免權力行使的消極和無為情形。應當指出的是，程序法對行政權行使的規范化作用在一定意義上比實體法要好，因為實體法對行政權的規范和控制，主要是通過法律規范的細則化、具體法而實現的，其結果是產生了極其紛繁復雜的“副法”體系，在實體法規定趨于嚴密周詳的同時固然壓縮了行政自由裁量的空間，但也可能因此而導致法律的僵化和行政活動的機械性。程序法對行政權的規范則與此不同?，F代行政程序通過促使當事人對行政主體的對話和爭論，使討論的問題能夠更加明確集中，論證更加均衡、完整，從而排斥任意，但卻并不排斥行政主體與當事人的選擇，而只是使選擇合理化、有序化。D·E艾普特曾指出“現代化過程的一個基本特征是它包括選擇的兩個方面：改善選擇的條件和甄別最滿意的選擇機制”，[10]筆者認為，在市場經濟“政府──市場”的互動關系中，其行為選擇的主要方式與過程，就是公正合理的行政程序。
2.對市場主體權利的保障功能。市場經濟就其本質而言，應是一種“權利經濟”、“自由經濟”，它要求對市場主體合法權益予以充分保障，對其行為選擇的自由給予尊重，行政權與市場主體的權利、自由關系要滿足上述要求，有賴于行政程序法對權利的保障功能。一方面，行政程序法對行政權濫用的排斥，本身就意味著對市場主體權利、自由的保護；另一方面，行政程序法也具有獨立的權利保障功能，這表現為：通過為相對人設定程序上的權利，從而保障其實體上權利的落實；通過聽證制度的設置，為相對人維護自己合法的權益提供條件；通過程序法上權利補救制度的設置，矯正違法行政行為，對受侵害的權益予以充分救濟等。上述幾方面對相對人權利的保障制度，也使其在市場經濟活動中享有了相對獨立的選擇自由，對行政主體違法行使行政權的行為具有了程序上的“抵御”能力，即他們可以運用程序法的規則來否認和排斥違法行使的權力之有效性，從而不僅在靜態的法律規定，而且也在權力行使的過程中使自身權益得到保障：“不僅是被動地得到保護，而且也可以主動地保護自己”，[11]行政程序法具有的這種權利保障功能在西方法律史中已有了深刻的反映。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姆·道格拉斯曾經指出：“權利法案的大多數規定都是程序性條款，這一事實決不是無意的，正是程序決定了法治和恣意的人治之間的的區別”，[12]另一位大法官則直接了當地寫道：“自由的歷史基本上是奉行程序保障的歷史”，[13]在權利與自由成為市場主體行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中，行政程序的權利保障功能尤為重要。
3.決策的民主化功能。行政程序法對行政活動單方意志性與隨意性的限制以及對市場主體權利和自由的保護，決定了市場經濟條件下行政權運行民主化程度的提高。通過在行政過程中契入公眾參與和監督、評價的程序機制，使行政決定盡量吸納公眾的意志，反映行政主體與市場主體一定程度的合意，從而使行政決策的民主化程度得以增強，而決策的民主化也有利于決策的優化。就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對市場的管理來看，其手段主要有以行政立法等抽象行政行為形式進行宏觀調控和以行政執法形式進行的對市場活動的監督和評價。就行政立法而言，行政程序可以通過規定調查、協商、公告、評價、審議、備案等程序規則，促進立法民主化；就行政執法而言，則可以通過規定調查取證，聽取當事人意見和辯解的聽證制度，保證行政執法的民主性，從而也使行政主體的執法行為得到當事人的理解和服從。行政程序法對行政權行使所要求的民主化，同時也反映了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
4.效率的導向功能。市場經濟一方面要求選擇的充分自由，另一方面則要求經濟活動的高效率。行政程序法的效率導向功能表現為下述三個方面：其一，行政程序法對行政專橫的控制、對相對人權利的保障機制，從形式上看，似乎是為政府行使權力進行管理活動設置了一定的障礙，但它卻減少了政府與公民之間的摩擦與抵觸，增強了他們之間的信任和合作，其結果是提高而非阻礙了效率；其二，行政程序法排斥隨意性，但卻并不排斥選擇，只是要求選擇合理化，因此在某些具體情況下，它同樣允許行政主體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合理的自由裁量。如當程序的參加者就某一問題的爭論曠日持久而達不成一致意見時，行政主體可以選擇一個最為合理的方案；在某些特殊情況下，行政主體的活動可以選擇適用簡易程序、特別程序等，都有助于行政活動簡便有效地進行；第三，行政程序法要求行政主體尊重與保護市場運行的相對獨立性，但又可以促使行政權對市場活動進行必要的調控，防止市場運行的某些弊端，現代市場經濟理論表明“‘自由的’市場有時同政府權威一樣具有強制性”，[14]而這種市場的強制性同樣可能侵害個體的權益，并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行政程序促使政府積極地行使必要而適度的宏觀調控，從而有助于提高社會資源和自然資源利用的效率。
四、制度創新與行政程序法的完善
充分發揮行政程序法對市場經濟體制之建構與運行的作用，首先有賴于行政程序法制度的建立與完善。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行政權運行也并非完全沒有程序規則。但是這些程序規則與舊的經濟體制相適應，表現出片面性、保守性、封閉性和零散性。就其片面性而言，這些程序大多只涉及到行政機關內部行政活動規則，調整行政系統內部的上下級命令──服從關系；就其保守性而言，則反映在這些程序大都規范行政權對相對人的管理，而對其權利保障的程序制度則鮮有規定；就其封閉性而言，反映為行政程序只便于行政主體單方意志的表達和實現，缺乏與當事人合意和對話的機制；就其零散性而言，則表現為行政程序立法形式缺乏統一標準和對行政活動的系統規范。市場經濟條件下行政程序法制度的完善，應當在對原有的行政程序制度進行檢討和反省的基礎上，根據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進行制度創新。筆者認為，這一制度創新的思路中應著重考慮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在行政程序立法的宗旨上，必須從市場經濟對行政權行使的本質要求出發，以促使行政活動的公開化、民主化、科學化，尊重與保障市場主體權利、自由，同時又兼顧提高行政活動的效率為目的。這樣，在立法的目標模式上，就應把市場經濟體制下公正與效率的關系這一基本問題的協調兼顧作為行政程序法的目標。[15]
第二，行政程序法的原則，根據市場經濟的要求，應規定行政公開化、行政民主化、行政科學化等基本原則，以保障公正與效率目標的實現。
第三，在行政程序法的內容上，應與將限制行政權恣意，保障公正行政的“聽證”制度與以效率為核心的開放性選擇機制結合起來。為此應當設定一系列輔助制度，對前者而言，主要有行政公開制度、調查取證制度、對質制度、告知與說明理由制度、回避制度等；對后者而言，主要有時效制度、制度、自由裁量行使的條件與歸責制度、簡易程序和特別程序制度等。
第四，在行政程序立法的形式上，考慮到行政權在市場經濟體制中運行的總體性、原則性要求與各種專門行政活動特殊性要求的結合行政程序法既應有統一的原則規定，又必須設定專門行政活動的程序規則。為此，行政程序法之立法形式，應該將法學界久有爭議的“法典化”和制定單行的程序法規兩方意見結合起來，先制定一部統一的《一般行政程序法》，規定行政活動的目的、宗旨、基本原則和基本制度，再以此為基礎，制定配套的專門程序法規，構成一個嚴密完整的行政程序法體系。
最后，市場經濟條件下行政程序法的完善應大力借鑒國外的成功經驗。市場經濟在西方已有了較長的發展歷史，對這種體制下規范行政權運行的行政程序法在西方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而程序法作為一項具有較強技術性和操作性的制度，又容易借鑒和移植。國外行政程序法的發展表明，借鑒和移植外國程序法的合理之處，不失為一條完善程序法制度的可行捷徑。
「注釋
[1][5][6][7]參見季衛東：《法律程序的意義》，《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第1期。
如何評價計劃經濟體制范文5
關鍵詞：課堂教學；重視；探究能力；培養
新課程理念以學生發展為本，以培養創新精神與實踐能力為核心。這就要求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與學生積極互動、共同發展，促進學生在教師指導下主動地、富有個性地學習。那么，在教與學的活動中，如何培養學生自主學習、探究學習，提高他們獨立思考、創新的能力？本人在課堂教學中做了一些嘗試，下面談談在實踐中的一些做法。
一、設疑問難，鼓勵學生獨立思考
蘇霍姆林斯基曾說：“在學生的腦力勞動中，擺在第一位的并不是背書和記別人的思想，而是讓學生本人思考?！弊x書有疑，方始是學。這是古今中外學者的共識。歷史學習最重要的就是要善于質疑，發現問題，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如何引導學生在歷史學習中質疑呢？
首先，教師在課堂教學中要抓住疑點，運用設疑技巧，適時、適度地引導學生發現疑點，激發其思維興趣，培養其質疑的習慣。如“商鞅變法”一課，就可以導入設疑（秦國的商鞅變法是在什么背景下進行的？假如沒有商鞅變法，秦國后來能統一六國嗎？），課本結束時設疑（聯系商鞅變法的內容，分析其特點是什么。如何評價商鞅變法？）
其次，教師明確告訴學生一些質疑的方法。學習歷史現象時要搞清楚“是什么”，探究“為什么”，懂得“說明了什么”。如，學習《中國的產生》一節時需要弄清楚：（1）什么是中國近代民族工業？（2）它與中的企業又有何不同？為什么會產生于19世紀60、70年代？為何分布在沿海地區而不是內地？（3）的來源為何是官僚、地主、商人而不是農民？（4）為什么說民族資產階級既有革命性又有妥協性？學習后必須反思：“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中國資本主義為什么不能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民族資產階級為什么不能肩負起民主革命的歷史使命？”……通過自學探究，學生不僅掌握了課文的基本內容，更重要的是激發了學生探究的興趣，培養了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最后，要求學生掌握“質疑—思考—釋疑”的規律，只有沿著一個個疑問思考下去，才能弄清疑點的內涵與實質，達到真正理解的目的。
在教學過程中，有時學生的質疑是教師始料不及的，甚至與教材的觀點相反，教師切忌橫加責難，在肯定、鼓勵的同時，引導學生立足客觀史實，正確對待歷史，加強理性點撥，形成正確認識，培養學生的情感、態度和價值觀。
學生是學習活動的主體，學生自覺主動參與學習的程度將直接影響和制約整個教學過程的發現和教學的結果。因此，要求教師根據教材特點、認知對象的不同，在課堂中創設適宜學生探究的問題情境，鼓勵學生獨立思考。
如，在學習“經濟體制——的實行”時，一上課，我請學生閱讀教材第一、二自然段思考并回答：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原因、現實原因分別是什么？的弊端有哪些？你認為應該如何糾正？讓學生在課堂上進行討論并回答。后請學生分組討論：（1）[學思之窗][歷史縱橫]反映了什么信息？小崗生產隊為什么會發生如此大的變化？（2）為什么能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3）的含義是什么？學生分小組討論一番后，紛紛舉手發言。經過各組互相提問并修改后得出正確結論。最后我再提問：“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是什么？對農村經濟的發展產生什么影響？”幾個小組成員之間迅速交換意見，學生很快從改革經營體制、管理體制、購銷體制和調整產業結構去歸納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從對農民方面、農業方面、工業化現代化方面去分析其影響。這樣通過小組合作學習，理解了知識的關鍵處，不僅牢牢地掌握了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和影響，而且也為后面的學習做好了鋪墊。探究學習發展了學生的思維，培養了學生的能力。
二、重視課本中的史料教學，提高學生的史科分析、運用能力
歷史教育從分析史料入手，尤其是從教材中涉及的史料入手，不僅可以拓寬學生思維的空間，還可以使學生在熟悉的情境中掌握學習歷史的方法。在教學中，我利用新教材增加的文獻資料和圖片資料，提出問題，激發學生研究問題的興趣，培養學生解讀、判斷、運用歷史資料的能力和歷史思維能力。如，在分析“——日軍的滔天罪行”時，通過課本觸目驚心的史實引導學生思考：（1）戰爭是殘酷的，犯下種種反人類罪行的日本侵略者，也曾是上有父母下有妻兒的人，是什么使他們從人變成了滅絕人性的惡魔？（2）日本右翼否認日軍在侵華期間制造的慘絕人寰的“”，認為只是在戰爭期間的某種屠殺，你怎樣看待這個問題？（3）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個中國當代青年，應該怎樣對待這段慘痛的歷史？你認為應該如何處理當今的中日關系？我讓學生在小組中進行討論，通過討論使學生認識到必須冷靜地剖析歷史、正視歷史，樹立理性的愛國主義情感，以積極的態度面對未來。通過問題來進行學習，由學習來生成問題，把學習過程看成是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過程。通過師生互動、生生互動，使學生從中獲得更多的信息和知識，學會學習，掌握解決問題的方法。
三、加強縱橫聯系，培養學生把握歷史基本規律的能力
歷史事件是相互聯系和承前啟后的，歷史上發生的一切事件都與一定的時間、地點、條件相聯系。因此，在歷史課堂教學中教師就應充分而恰當地運用縱橫聯系比較的方法，把具有某種共同屬性的人物事件放在一起加以分析，讓學生在比較中學習，在比較中加深對事件的理解，在比較中記憶知識。通過比較，從現象到本質把握歷史事件之間的必然聯系，掌握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v橫聯系法是歷史課堂教學中最常用的基本方法之一。
如，這里有兩種方法：一是以一國歷史為線索、以時間為綱的縱向聯系。如，講時期“八一三”時，可聯系“九一八”、“一·二八”、、“七七”，把20世紀30年代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華的五次構成一個整體來講述。二是以問題為線索，將同類問題或同一時間，不同國家間相類似的問題進行比較的橫向聯系。如，在講述“各國經濟體制的創新與調整”時可提出問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哪些重大成就？各國的經濟體制進行了如何的調整與創新？你如何看待這些問題？學生對所學的蘇、美、中等國經濟體制的變革進行重新整理，得出基本的結論是：蘇聯開創了計劃經濟體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沒有根據國情變化進行調整，改革不成功。二戰后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利用國家權力對經濟進行大力干預，實行國有化和計劃經濟。中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確定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新的學習、思考角度的創設使學生對歷史知識有了新的看點，原來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在彼此借鑒，都在調整自己的經濟政策。這樣，通過縱橫聯系，使學生在學習中進一步鞏固和加深所學的知識，學會分析和把握歷史發展基本規律的方法。
四、開展研究性學習，培養學生實踐和創新的能力
如今的中學生知識面寬，他們往往不滿足于課本上的東西，渴望教師能把他們帶入廣闊的知識領域。研究性學習是課堂教學的延伸和補充，十分強調學生自主地探究學習，注重學習的過程和方法，實踐性強，具有課堂教學不可替代的教育教學作用，為學生提供了實踐和創新的場所，有助于更好地實現中學歷史學科的社會功能。我因地制宜，選擇貼近學生實際和生活的話題，組織學生開展“大埔鄉土歷史資源調查研究活動”，讓學生全面參與活動的策劃、設計、組織開展、總結反思的整個過程，這對訓練學生的創新才能和提高中學生的綜合素質，是一項具有深遠意義的社會實踐活動。學生在全面參與的過程中，獲得了自主的發展。在這一活動中，學生就“文物保護”“環境治理”和“旅游資源開發”等社會問題各抒己見，積極撰寫調查報告，并在我的指導下，由學生撰寫的《大埔旅游資源開況調查報告》獲得大埔縣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一等獎。
德國著名教育家斯普朗格曾經說過：“教育的最終目的不是傳授已有的知識，而是要把人的創造力量誘導出來，將生命感、價值感‘喚醒’”。教師不僅是知識與技能的傳授者和評判者，更是學生學習上的引路人和合作伙伴。這就需要教師在課堂教學中為學生創設一個能夠充分表現自我的氛圍，為每個學生提供更多的機遇，使每個學生進一步發現自我、認識自我，促進學生健康人格的形成，實現知識與能力、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三維一體的新課程改革目標。
參考文獻：
[1]朱慕菊.走進新課程：與課程實施者對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
如何評價計劃經濟體制范文6
論文摘要:以體育社會學為基拙，借鑒已有的社會評價理論，確定競技體育的資源配置、發展指標、管理體制、社會功能等為評價內容，試圖構建競技體育社會評價內容的框架，目的在于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在競技體育運行中的合理運用和宏觀調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這是我國社會發展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根本性轉變。競技體育的發展交織在社會經濟、政治、文化之中，伴隨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目前社會評價還沒有規范的學科理論，競技體育的社會評價理論、評價方法也未建立起來。若不盡快建立起來，會導致資源的浪費和國有資產的流失，影響競技體育社會目標的實現。因此，本文以體育社會學為基礎，對競技體育社會評價的內容進行探索。
1、競技體育社會評價的概念
競技體育是社會的一部分，社會的發展不斷促進競技體育的發展，競技體育的發展交織在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之中，不斷影響社會的發展。
競技體育具有本體功能(作用于個體)和社會功能(作用于群體和社會)。本體功能，又稱為自然功能，主要有健身功能、娛樂功能、教育功能;社會功能主要有政治功能、經濟功能、文化功能。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就是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競技體育的本質是文化的，但具有經濟性，它不能成為物業的生產部門，但它又與經濟相聯系，影響物業生產部門經濟的發展。因此，競技體育的發展與建設是為人民的勞動條件、勞動組織形式服務，是間接為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服務。
競技體育是一項事業，國家予以投資。對于競技體育的投資決策，關系到國家資源的合理配置。對于競技體育投資決策以可行性研究為科學依據，其核心就是對投資項目的評價，即對項目進行經濟效果和社會效果評價。在我國，將競技體育作為一項事業來發展，強調競技體育事業的公益性，在社會主義市場體制轉軌逐步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時期，則逐步強調競技體育的經濟性，強調社會對競技體育的投人。
為此，可以認為，競技體育社會評價是指競技體育運動項目發展對國家發展目標的貢獻和影響，對社會、生活與自然環境可持續發展影響的評價。這一定義闡明了兩點:一是競技體育的功利性評價，因為競技體育對國家發展目標的貢獻與影響具有功利性;二是競技體育的生存性評價或可持續發展評價，前者具有縱向性，后者具有橫向性，因此，競技體育的社會評價是一個立體的綜合的社會評價。
競技體育社會評價是項目社會評價的一種。從社會評價的理論來看，社會評價包括經濟評價。體育是服務性的行業。由于體育產品的服務性，競技體育社會評價是在已有的經濟評價的基礎上，建立競技體育評價體系的社會評價，因此，根據我國體育發展的實際情況，本文將我國的競技體育社會評價定位在不包括經濟評價的社會評價。
2、競技體育社會評價的必要性
2.1競技體育項目的投資決策需要社會評價
投資與競技體育發展、投資與競技體育管理、投資與競技體育社會環境、投資與自然環境、競技體育對社會生產目標實現的作用與影響等是社會評價的范疇。競技體育的社會評價在于全面評價投資的綜合效益，以減少投資的短期行為和盲目建設，克服投資建設領域各級領導與管理機構決策的種種片面性，加強投資的宏觀指導與調控，有效發揮體育的社會功能。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社會的變革、社會利益結構的變化，導致競技體育管理體制的變革，競技體育項目發展的投資結構亦發生了變化，如果對競技體育項目發展的投資沒有一個科學的評價方法，則會導致資源的浪費和國有資產的流失，影響競技體育社會目標的實現。
2.2競技體育的可持續發展需要社會評價
對于競技體育投資的財務評價或經濟評價一般采用全國統一的財務評價與經濟評價方法。而對競技體育項目的社會評價目前還沒有統一的方法。對競技體育的投資、資源的有效利用、競技體育與社會各系統的相互作用、與自然環境的和諧發展，只運用經濟評價方法是不能有效地調控競技體育的協調發展和發揮競技體育的綜合功能的。只有結合社會評價才能有效地促進競技體育的可持續發展。因為，對竟技體育項目的建設與社會經濟、自然資源利用、生態環境、社會環境等方面的社會效益影響予以分析，使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在競技體育項目的運行過程得以合理配置，提高投資效益，使競技體育項目的發展得以整體優化，有助于建立競技體育與經濟、社會的良性運行機制，有助于競技體育與社會的協調發展。
3、競技體育社會評價內容體系
我國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競技體育發展的目標必須符合國家發展的目標，就是說競技體育社會評價的目標，從根本上不能脫離社會經濟發展目標和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競技體育社會評價的內容體系應是資源配置、發展指標、管理體制、社會功能等(見圖1)。
3.1競技體育資源配置評價
(1)競技體育資源的界定。
競技體育資源，是指一個社會用于擴大參與競技體育活動的人口和提高競技運動水平，及物資、資本、人力、時間和信息等方面的投入。競技體育資源是發展競技體育的物質基礎。一般而言，競技體育資源越豐富，體育活動就容易開展，其發展水平就越高。社會越是發展，人們越是感到競技體育資源的緊缺。
(2)競技體育資源幾種主要形式。
1)人力資源。是指從事競技體育工作的專業工作者，如運動員、教練員、科技人員、體育教師和管理人員等。
2)資金。由于競技體育的規模和科技含量不斷加大，需要大量的資本投人，一個國家的競技體育事業需要雄厚的財力支持，競技體育越是發展，需要的資金就越多。
3)體育設施。競技體育訓練需要一定的空間，要取得好的訓練效果需要一定的場地條件和先進的設備器材。
4)余暇時間。余暇時間是重要的競技體育資源，有了余暇人們才有可能觀賞體育比賽，從而刺激體育消費，導致其他競技體育資源的增長。余暇時間的增多對競技體育資源有重要的促進作用。
(1)健全的組織體系。
1)建立精干高效、運轉協調、調控有力的行政管理組織體系。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人，原有的體育行政管理體制也將進行改革，體育行政管理機構將逐步精簡，而精簡后的競技體育組織體系將發生變化:一方面行政機構縮小，行政管理人員必須是少而精;另一方面由于職能調整使管辦分離、政事分開，政府的宏觀調控將加強。各級政府仍將設立體育管理機構或在政府管理機構中設立體育管理機構或在政府管理機構中設立專人負責體育工作。體育行政組織在發展競技體育中仍將發揮積極的作用，這是保證國家奧運目標和區域競技體育目標實現的重要條件。
2)建立政府宏觀調控、按照市場規則運作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競技體育協會化管理的組織體系。我國競技體育管理向協會化方向發展是總的趨勢，協會管理的組織體系將不斷得到健全和加強，不僅是在國家一級成立各運動項目協會，在省(區、市)、地(市)，甚至縣(市)將分別成立各層次的協會組織，協會組織是各級各類運動訓練的直接管理部門，各類業余與職業俱樂部將逐漸取代各級各類運動隊，政府管理的主要作用是運用政策和經濟手段進行宏觀調控;協會則按照市場規則和協會章程獨立運作。
3)建立國家管與社會辦相結合、業余與職業相銜接的運動訓練組織體系。未來競技體育管理體制是以協會管理為主體，要求訓練組織體系與之相銜接，即未來運動訓練組織體系應該是業余與職業相銜接，過去那種運動隊訓練體制將被新的體制所取代，逐步建立符合協會管理體制要求的業余運動訓練組織和職業體育發展需要的俱樂部訓練組織。
(2)完善的保障體系。
改革競技體育的統包統配體制后，需要建立完善的保障體系。保障體系包括法律保障、人事制度保障、場地器材保障和經費保障，在人事制度的保障上逐步建立社會保障，如運動員的就業保險、運動員的傷殘保障等;運動項目按協會制管理，應提供健全的法律保障，如運動項目協會管理的法規、制度、俱樂部管理的規范化制;在經費保障上，要建立國家對競技體育的投資制度、競技體育產業發展制度，以保障競技體育經費的有效投人。
(3)競爭有序的運行機制。
市場經濟鼓勵競爭，而公平競爭是未來競技體育發展的動力源泉。競枝體育競爭突出的表現是在賽制上，競賽是運動項目發展的杠桿，運用好這個杠桿，可以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促進運動項目的發展。因此，競賽體制是調整競技體育發展方向、發展水平，提高我國整體競技體育實力的重要保證。
3.4競技體育社會功能評價
(1)競技體育價值的社會性。
競技體育是人們的一種社會活動方式，本身就是社會的產物，競技體育在滿足主體各種需要的過程中體現出其價值的社會性特點。競技體育的價值的社會性表現在競技體育價值活動和內容的社會性。人們總是在一定的社會環境、社會生產方式，一定的社會關系條件下進行價值活動的。競技體育從它一開始就是人們的一種社會活動，通過人們之間身體運動能力的相互比較而滲透于人們的社會生活中。無論競技體育活動是滿足個體的需要、群體的需要或是社會的需要，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們某種條件下的利益追求。競技體育的價值的社會性表現在受到社會因素的影響。由于社會歷史發展的過程是一個多因素影響及推動的過程，因此，任何一種社會因素都在影響和推動社會前進的過程中受到其他因素的作用。經濟、科學技術、政治、軍事、文化、教育、宗教、環境等等都在影響著社會的發展。競技體育作為社會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體現對人的價值的發展過程中，也不可避免的受上述因素的影響。正因為這些影響因素的存在，競技體育的價值才體現出社會性的特征。
(2)競技體育產業化發展。
競技體育產業是最能體現體育自身經濟功能和社會經濟價值的體育本體產業，大力發展競技體育產業，有利于培養和建設體育市場。未來10年，我國競技體育產業的發展應初步形成競技體育的國家投資、社會資源配置、體育產業經營3大經濟支柱，競技體育自我發展的能力顯著增強，逐步提高經費自給率;形成以競賽表演為核心的競技體育市場體系，增強競技體育產業開發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制定和完善符合我國國情的競技體育經濟政策，基本形成我國競技體育市場管理規范體系。
4、結論
(1)競技體育資源的配置涉及到資源的種類、來源，影響因素和資源投入后的最終產品，社會之所以要向競技體育投入各種資源，是希望從投入這些資源會換得理想中的產出結果，社會對競技體育產出的價值判斷及對其性質的認識，對其資源配置具有關鍵的導向性意義。
(2)評價競技體育發展水平不能用單純的某一指標，它應包括競技運動技術水平(包括奧運會、亞運會成績、單項國際大賽中的成績等)，教練員、運動員的知識和素質結構，運動訓練中的科技含量，競技體育管理機制，競技體育在社會發展中所起的作用等多方面的發展水平。
(3)評價我國現有競技體育管理體制的現狀，必須建立好我國未來競技體育管理體制，應逐漸由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統包統配、國家集權的競技體育管理體制，向以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宏觀調控、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競爭有序又充滿生機與活力的競技體育管理體制過渡。
(4)競技體育是人們的一種社會方式，本身就是社會的產物。競技體育在滿足主體各種需要的過程中體現出其價值的社會特點。競技體育的價值的社會性表現在競技體育價值活動和內容的社會性。
我國競技體育產業的發展應初步形成競技體育的國家投資、社會資源配置、體育產業經營3大經濟支柱，使競技體育自我發展的能力顯著增強，逐步提高經費自給率。
5)信息。發展競技體育事業需要大量的信息，諸如科學訓練的信息、社團組織經營管理信息、政府政策法規信息、企業商品信息等。在現代社會競技體育已經成為最大的信息源，電視臺的體育專用頻道、報紙的體育專版、傳遞的都是體育信息。但是，我們也應注意到，有關競技體育資源及其配置方面的信息，卻往往是稀少的。目前世界上競技體育比較發達的國家都有充足的體育信息資源，信息的收集、處理和公布的渠道暢通，網絡完整。
(3)竟技體育資源的來源。
社會對競技體育的資源投人量及投人方式與對其最終產出的期望有直接關系。由于競技體育產出既有社會公益性特點，又有巨大的商業開發性，這種雙重性的本質特點會帶來社會和經濟的雙重效益，因此，其資源投人有政府和非政府(私人)兩種渠道。政府對競技體育的資源投人，主要基于社會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其資源投人期望兼顧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在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發生沖突時，以社會效益為重，非政府的私人投人除了公益性慈善捐助之外，多出于謀取經濟利益的考慮。
(4)競技體育資源的配置。
由于資源緊缺，而社會對競技體育資源的要求卻與日俱增，在資源稀缺規律的作用下，社會不得不對資源的投向作出選擇。一個社會如何給自己的競技體育事業以必要的資源投人?如何在不同的體育部門間分配有限的競技體育資源?資源的投人以什么樣的機制進行運作?是評價該社會競技體育發展形態的一個基本線索。
1)計劃機制。經濟學家將計劃機制描述為“資源的分配由政府決定，命令個人和企業按照國家經濟計劃行事”的機制。在這種機制中，體育資源是由政府行政組織根據其制定的計劃強制分配的。
這種根據政府的計劃配置資源的機制，一般強調體育的公益性，突出體育的社會效益，容易獲得社會輿論的支持。在公有制的社會結構中，依據計劃機制進行體育資源的配置，也易于與社會主流思想保持一致，從而在政治上有較大的安全系數。由于這種機制較少，或根本不考慮投人與產出的經濟效益，社會各部門的運作均依計劃行事，因此以這種機制為基礎的體育在一定范圍內，可以保持正常運轉。它可以人為地制造一個體育環境，如強制性向企事業派遣退役隊員，以維持運動訓練資源流通渠道的通暢;指令企事業利用部分工作時間開展群眾體育，以犧牲部分有效生產資源來彌補體育資源的不足。
2)市場機制?！笆袌鰴C制就是通過市場價格的波動、市場主體之間對利益的競爭、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而調節經濟運行的機制”。市場機制的基本點是主要的價格和分配決策都是在市場上做出的。
由于市場機制以利潤和虧損為標準來解決資源配置的各種問題，“具有物質利益性、自主性、平等性、競爭性、開放性等屬性特征”，因此它對體育資源的利用與開發極有效率，充滿活力。
3)兩種機制的互補。計劃機制和市場機制，各有其優點和不足。在現實生活中，一般都是以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發揮基礎性作用，而以計劃機制作為間接的宏觀調控手段，以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
3.2競技體育發展指標評價
構建具有代表性的競技體育發展指標體系和科學方法，對反映競技體育發展水平的主要因素進行綜合的定性、定量評價，在同一評價體系下對各有關因素進行對比分析，是評價競技體育發展趨勢的理論基礎，也是確定評價競技體育發展目標的科學依據。評價競技體育發展水平不能用單純的某一指標，它應包括競技運動技術水平(包括奧運會、亞運會成績，單項國際大賽的成績等)，教練員、運動員的知識和素質結構，運動訓練中的科技含量，競技體育管理機制，競技體育在社會發展中所起的作用等多方面的發展水平。
根據競技體育發展指標的評價內涵，就是充分發揮競技體育為我國經濟建設、社會服務的多元功能與作用;競技體育運動水平繼續保持亞洲領先和奧運會“第2集團”前列的地位，努力縮小與美國、俄羅斯的差距;爭取全面提高競技體育的整體水平，努力進人競技體育強國的行列;競技體育運動的成績中科技、教育含量顯著增加，運動項目和運動隊結構更趨合理，通過發展競技體育，進一步推動群眾體育的普及;體育產業的發展和文化娛樂的多樣化;初步形成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競技體育管理體制和良性運行機制。
評價“發展指標”首先看競技體育在“兩個文明”建設中多元功能和作用，這是用評價競技體育發展指標的全新標準。即提高競技體育運動水平，推動群眾體育、全民健身活動的普及，發展競技體育產業，豐富文化娛樂活動，以及健身、教育等多方面的評價，替代“惟運動成績”或單一金牌數量的評價。其次，對質量和效益進行評價，明確從體制改革人手，調整項目結構和運動隊伍結構，以科教興體作為競技體育發展的新的增長點(推動力)，促進競技體育的可持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