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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產業管理發展現狀范文1
關鍵詞：文化產業；文化資源；發展現狀；對比分析
一、青海與基本情況對比
（一）青海的地理區位更具優勢
雖然青海與都地處西部地區，地處青藏高原，但是青海的地理區位相對而言更具優勢，首先青海古時便是絲綢之路南線的必經之路，是聯系西亞的重要交通樞紐的所在地。其次，青海位于之東北方向，北方地區通往的鐵路、公路必經過青海，其中最為著名的便是青藏跌路。青海省會城市西寧距離西北最為重要的交通樞紐之一蘭州僅僅三個小時左右的車程。最后，青海的平均海拔要低于，自然條件優于。
（二）青海的社會和經濟條件優于
青海的總人口數量和城鎮人口數量遠遠多于，城鎮化進程發展較快。與對比而言，青海的人口多，人口密度大，由此可見青海的經濟較為發達，經濟優勢明顯。
二、青海與文化資源對比
首先，在高端文化資源方面，占有較大的優勢。擁有歷史悠久、世界聞名的世界文化遺產―布達拉宮，這就使的旅游資源和文化資源比青海高了一個檔次，使在全國和國際上更具有吸引力。的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比青海多了一半，文化資源較為豐富，產業開發的資源基礎較為深厚。而且所有的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都具有濃郁的藏族風格，與當地藏族居民的生活和宗教習慣息息相關，進行產業化開發的融合性好，可行性高。青海雖然以美麗的青海湖最為著名，被譽為中國最美麗的湖之一，但是卻不是世界自然遺產，在官方地位和認知程度上都不及布達拉宮。作為中國著名體育賽事之一的環青海湖國際自行車賽，近兩年來知名度不斷提高，但是作為人為策劃的賽事在文化底蘊上仍顯不足，青海也沒有充分利用環湖賽提升自身文化產業的總體發展水平。
其次，從文化資源總體方面來看，的人文和歷史文化資源較為豐富。在旅游景點上，由于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多，大多數的旅游景點為人文景觀，而青海的旅游景點大多為自然景觀，因此，的文化資源在總體上要比青海豐富。進一步來講，在文化產業運作的難度上，人文景觀要比自然景觀容易很多，特別是要策劃運作出一流的文化產業項目，自然景觀面臨的挑戰更為巨大。
最后，青海和仍然在走以民族旅游和民族歌舞表演為主的初級文化產業發展道路，青海和的文化產業發展主要靠旅游一條腿走路，難以將文化資源進行充分的開發，嚴重缺乏具有社會和經濟雙重效益的文化產業項目，面對豐富的文化資源缺乏產業化運作文化產業項目的思路和魄力。
三、青海與文化產業發展現狀對比
現在階段從經濟因素來看，青海文化產業的總體水平遠遠高于，綜合占比值比高出了近一倍，不論是分指標評價，還是綜合指標評價，青海省都高出很多。但是，遠遠落后于全國絕大多數省級行政區，青海和文化產業30多個省級行政區中居于最后兩位。
四、影響青海與文化產業發展的其他因素對比
（一）在政治和政策層面上，青海的文化產業處于劣勢
作為我國五大民族自治區之一，我國最大的藏族聚居區，又地處邊疆，無論是從政治還是軍事上都具有很高的地位。而相較之下，青海東部雖然自古素有“天河鎖鑰”、“海藏咽喉”、“金城屏障”、“西域之沖”和“玉塞咽喉”等稱謂，地理位置重要，但是在和平年代青海如此重要的地位就要打上相當大的折扣，政治地位更是不及。于是，國家在政策上對的各項事業的發展給予了相當大的支持，在經濟上的扶持力度也很大，甚至在輿論和媒體關注度上給予優待，媒體關注度絕對在全國其他地方前列。這些來自國家的支持，使的社會經濟快速發展，同時也無疑是推動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因素?，F在的文化產業發展雖然落后于青海，但是在國家政策的刺激和推動下，文化產業的發展潛力是巨大的。
（二）在民族文化產業的發展定位和思路上，文化產業的定位和思路較為清晰、簡單、易行
由于的民族絕大多數是藏族，所以文化產業的發展思路就是全力開發藏族文化資源，發展文化旅游、民族歌舞表演、民族藝術品等文化產業項目，清晰、簡單、明確。而青海文化產業發展思路的制定所面對的問題就較為復雜了，雖然青海的藏族和回族人口分布也頗多，但是如果青海著力發展藏族文化產業在產業特色和產品差異上無法與抗衡，如果著力發展回族文化產業也無法與寧夏相競爭。因此，青海文化產業的定位和發展思路是其準確、快速、合理發展的關鍵，也是其所面臨的關鍵難題。如果在定位和思路上走錯一步，青海文化產業必定停滯不前，甚至滿盤皆輸。
（三）在地域“特色名片”的認知上，的“特色名片”更有助于文化產業的發展
在全國范圍來講，人們一提到就會最先想到布達拉宮，提到青海想到的是青海湖，所以的“特色名片”是布達拉宮，青海的“特色名片”是青海湖。兩者最大的本質不同在于布達拉宮是人文景觀，而青海湖是自然景觀，恰恰人文景觀才是文化產業的較為接近核心的內容。的布達拉宮是具有藏族和藏傳佛教風格的著名建筑，完全可以以布達拉宮為核心吸引力，對外拓展藏族民俗旅游、藏族歌舞表演、藏族藝術品等項目和產品的市場，將省域“特色名片”與文化產業的發展完美融合。
然而，青海湖作為自然景觀，與文化資源的融合程度就相對較弱，核心地位不強，將其作為“特色名片”與當地文化產業資源相融合的難度較大。
（四）在文學藝術創作上，更受作家和藝術工作者的青睞
作為歷史悠久的藏族聚居區，藏傳佛教的發源地，宗教傳統和生活風俗極為獨特，在地理位置上又偏安一隅，歷史上很少與外界聯系，自古以來就披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許多文學和藝術工作者被的神秘色彩所吸引，采用諸多文學藝術手法和大膽的想象創作出了一系列的作品，出現了一批如《藏獒》、《藏地密碼》、《傳奇》、《伏藏》、《鬼吹燈之昆侖神宮》等叫好又叫座的文學作品。其中很多作品藝術價值和市場價值都很可觀，具有相當高的知名度。雖然這些作品有很大的虛構成分，并不能完全展現的真實風貌，但是卻“無心插柳柳成陰”地為作了精彩的免費宣傳，使的知名度有了進一步的提高。神秘也愈加神秘，越來越有吸引力，文化產業不費吹灰之力便有了良好的品牌效應。
然而對比之下，與青海相關的知名文學藝術作品就實在是鳳毛麟角了，似乎青海缺乏某種深受文學和藝術工作者所青睞的吸引力。思來想去，與青海有關的文學藝術作品中，陸川導演的《可可西里》影響最大、知名度較高?？墒?，青海并沒有把握住機會，借上《可可西里》的東風，來提高青海的知名度和擴大青海文化產業的品牌效應。即使是青海昆侖玉被08年奧運會所看重，做成了獎牌，也只是炒高了昆侖玉的價格，昆侖玉也仍在云南翡翠和新疆和田玉兩大名玉的盛名壓制之下。青海及其文化產業的社會影響也并沒有擴大多少，甚至有些人只知《可可西里》和昆侖玉，卻不知它們與青海密切相關。
五、青海文化產業發展的基本思路
（一）增強青海文化產業發展的危機感和緊迫感
現在，雖然青海的文化產業的發展水平高于，但是也僅僅比一個省份高，而西部地區的新疆、寧夏、云南、廣西、內蒙古等省份的文化產業產值要遠遠高于青海，青海的文化產業發展水平在西部地區已經處于落后水平。即使是在諸多有利因素的推動下，大力發掘內在潛力，也極有可能在幾年之內趕上青海。而且在現階段，的旅游業的國際知名度和經濟效益是青海所不及的。因此，青海必須增加文化產業發展的危機感和緊迫感，充分認清青海文化產業發展的現實狀況和所面臨的嚴峻形勢，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推動文化產業的發展。
（二）準確定位、科學規劃并強化規劃執行力
青海應注重文化差異和文化特色的發掘，揚長避短，準確定位文化產業的發展重點，揚青海土族文化、熱貢文化之所長，避其藏族、回族文化之所短，突出文化產業的差異和特色，定位于開發具有濃郁青海特色的文化資源。同時，切實搞好文化產業的科學規劃，重點支持文化產業高端，如文化創意、內容產業、文學原創等，這是文化產業競爭力的核心是受知識產權保護的范疇，要作為重點來支持和發展。科學規劃的同時還應注意決不可以讓文化產業只用少數民族旅游這一條腿走路，注重文化產業的全面均衡發展。
青海還應強化文化產業規劃的執行力，建立并形成快速反應的有效的規劃執行推進機制，形成市場化的文化產業項目市場選擇機制和價格形成機制。
（三）把握市場需求，高度重視和加強文化產業項目及其策劃工作
只有市場需要，才能體現文化產業的經濟效益。青海的歷史和民族文化資源豐富，如何將文化資源向文化產業項目轉化，如何形成產業化的運作機制是文化產業發展的難點。因此，必須采用有效地專業指導，適當的政策支持，促進文化資源向文化產業項目的轉化，形成建立在文化資源基礎上的項目的產業化運作機制，建立文化產業項目庫，儲備一批項目，規劃一批項目，開工一批項目。
（四）把握機遇，打造區域“特色名片”，提高文化產業品牌效應
區域知名度的提高，傳播力度的增大，對提高本區域的文化產業品牌效應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雖然青海沒有很好的把握《可可西里》和昆侖玉成為奧運獎牌的機遇，但是應當吸取教訓，做好準備，把握好下次機遇。即使是現在青海也可以利用兩者的余波效應，搭上擴大青海知名度的末班車?？梢栽凇犊煽晌骼铩芬粝裰破防锔劫浨嗪Ｈ宋娘L光的紀念冊，當然紀念冊里必須要包含可可西里的介紹圖片，甚至可以讓陸川導演作為青海環境保護的形象代言人。向奧運冠軍贈送昆侖玉藝術品，利用昆侖玉制作奧運獎牌的復制品，或者組織奧運冠軍“游青海，賞美玉”活動，借以提高青海和昆侖玉的知名度。
努力擴大環青海湖自行車賽的影響，將其打造成青海的“特色名片”，策劃“外國車手眼中的青海”攝影活動，將攝影作品精選制作成攝影集，贈送給外國車手，借此提高青海的國際知名度。
總之，通過多種途徑提高青海的知名度和吸引力，從而提高青海文化產業的品牌效應。
（五）以政府為主導，切實優化文化產業發展環境
政府應進一步推動文化體制改革，全面放開文化產業投資領域，凡國家沒有明令禁止的，都應該允許各種所有制投資者進入。政府應有開明的心態，放眼未來，不與投資商計較眼前得失，發揮政府在文化產業初期“第一推動力”作用；政府建立文化產業發展投資專項資金，用于文化產業項目的投資貸款墊息、貼息；政府對文化產業項目在項目選址、土地使用、基礎設施配套、環境營造等方面給予優惠和支持；政府政策透明，營造一個市場開放、信息對稱的環境，盡可能為文化產業投資者和文化產業項目降低行政費用。
（六）引進專業人才，實施人才振興文化產業戰略
文化產業需要創新，是因為文化產業是以知識創新為核心的產業，而人才是知識創新的主體。短期目標必須是放棄庸才，引進人才，留住人才，長遠目標必須是支持人才培養，培養充足的專業人才，實施人才振興文化產業戰略。必須強調的是短期目標是實施人才振興文化產業戰略的基礎，留不住人才就很難培養出人才，所以必須務實、開明、寬容，以人才為本，留住所需要的人才，否則實施人才振興文化產業戰略就無從談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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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產業管理發展現狀范文2
【關鍵詞】開發區 規劃 城市管理 對策
1 利津經濟開發區發展現狀
利津經濟開發區成立于2002年6月，2006年3月被省政府批準為省級經濟開發區，規劃控制面積35平方公里。利津經濟開發區已經經歷了規劃起步、快速發展階段，逐漸向優化發展階段轉型，目前已建成工業區約15平方公里，劃分為西部綜合新區、東部新城區、西部綜合工業園區、北部化工工業園區和南部綜合商貿物流區五大功能區，其中工業區布局為石油化工區、紡織工業區、精細化工區、鹽化工區、高技術產業區、機械加工區和食品加工區七大產業區。區內基礎設施投入超過12億元，搭建起了“六縱十二橫”的道路框架，集中供熱、供氣、供排水、污水處理廠及高壓變電站等設施齊全，為每個入區項目提供“七通一平”的直接入住條件，已經成為利津縣工業項目的重要集聚中心、利津經濟發展的龍頭和城市發展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
2 開發區當前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1）規劃調整跟進速度慢。利津經濟開發區在規劃理論、方法、技術等方面缺少適應性調整，缺少分期實施引導和適應不同發展條件的應變方案，對不同的發展階段、發展態勢下以土地使用規劃為核心的各類發展規劃的研究和調整工作也明顯不足。規劃要么被無序調整、更改、突破，要么停留在原始規劃控制面積以內，在開發效益和產業布局上，不能夠在地塊、項目等方面完全滿足發展的需求，制約了經濟開發區的健康快速發展。
（2）特色產業、園區缺乏中長期發展規劃。利津經濟開發區還處于加速發展的起步階段。盡管工業區布局為石油化工區、紡織工業區、精細化工區、鹽化工區、高技術產業區、機械加工區和食品加工區七大產業區，但目前除去石油化工產業形成高端多產品產業鏈條外，其他產業大部分仍然處于單體企業發展階段，還沒有形成較大的影響力和產業集聚能力。沒有形成單獨的中長期產業發展規劃，各功能區分區不夠明晰，項目布局相對散亂，轉方式調結構的任務艱巨。
（3）規劃管理職能落實不到位。利津經濟開發區還沒有完全實現縣一級的管理職能，影響了區內各類規劃的有效實施，造成管委會綜合管理水平的提升滯后于經濟發展。即，與經濟投資建設規模相比，管理行政管理體制的變革跟不上區域擴張速度，扁平化行政管理體制優勢沒有得到充分發揮，開發區行政管理體制和母城或周邊區域銜接不夠，行政管理體制活力不夠，鄉鎮（街道）部門之間的行政管理缺乏必要的協調機構和利益協調機制。
3 開發區優化管理的對策
（1）落實并強化開發區規劃建設管理職能。在機構設置上重審開發區“封閉管理區域”范圍界限，實行封閉式管理。依據新的縣城總體規劃對園區分區規劃進行修編，對開發區《高效生態經濟發展規劃》進行修訂完善，實現經濟發展與區域空間的和諧布局。一方面，充分發揮政府的職能，通過法律、經濟、行政以及教育等多種手段的綜合利用，從宏觀上對開發區城市發展方向、文化產業發展、產業結構與區域布局、環境保護等方面進行引導和調控，使它們的發展符合開發區發展的長遠目標。另一方面，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上的基礎作用，把城市資源配置到最有效益的領域和行業，發揮出更大社會價值。在基礎設施建設中，政府在執行開發區規劃上也要接受廣大市民基于法制軌道上的監督，提高規劃的有效性和社會效益。也可按照建立省規劃委員會的原則，成立規劃委員會，其專家學者要多于公務人員，并盡可能邀請省里的專家參加，以增強規劃的調控作用，而不成為政府決策的附庸。
（2）切實加強和創新體制建設。進一步優化組織結構，發揮管委會與街道辦合署辦公“人區物”的“三權合一”的職能優勢，協調縣直各職能部門委托或授權，提升開發區內設部門或派出機構的自主決策權，提高執行力。建立健全績效評估制度，推行行政問責制，使區內環評、安評、能評審批及外商投資項目核準、工業技改項目備案、項目登記備案等縣級審批等職能得到充分發揮，著力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加強信息化平臺建設，推行政務公開，打造開放式公共決策支持平臺，對原則體系進行整體把握，形成公眾參與決策的整體智慧，達成管委會、社區與企業協會之間的積極合作，最終形成經濟開發區良好的分工體系，實現區域優勢的共創和共贏。
（3）立足長遠，處理好開發區發展與環境、空間、群眾利益的關系。實現經濟發展與自然環境的和諧，把好項目準入關，督促、幫助現有企業加快改造升級，加強水氣污染綜合治理，逐步淘汰“三高一低”類產業，逐步實現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積極推進用工企業、技能培訓機構、勞動者間加強合作，千方百計幫助農民特別是失地農民實現當地就業，不斷增加群眾收入，增加在文教衛生、弱勢群體救助、“三農”工作等方面的投入，不斷改善群眾生活水平，實現經濟發展與民生保障的和諧。加強社會監督，建立社會監督體系。利用好法律監督、行政監督、輿論監督和群眾監督等監督手段，進一步健全和完善服務機構體系，為企業和群眾提供方便快捷的公共服務，依法建立健全行政問責制和績效考評制，不斷提高公共管理的公信力、執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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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產業管理發展現狀范文3
[關鍵詞] 日本出版業 數字出版 法律制度
[中圖分類號] G23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5853（2013） 01-0090-04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全球出版業正在經歷數字化轉型，數字出版成為未來出版業最具潛力的發展方向。日本數字出版起步較早，2000年就出現了本國第一部手機小說。不管是出版商還是技術提供商都對數字出版有著濃厚的興趣，并致力于推動數字出版的發展。2009年日本實現了23.7%的增長速度，數字出版市場規模達574億日元。有專家預計2014年日本電子書的市場規模會達到1300億日元。這勢必進一步鞏固日本作為亞洲數字出版領航者和新閱讀方式風向標的地位[1]。日本數字出版的高速發展，很大程度上依賴其先進的法律制度提供良好的出版法治環境。了解日本數字出版法律制度的現狀，分析其立法趨勢，對我國數字出版法律制度建設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1 日本數字出版法律制度概述
日本作為全球數字內容產業發展的先行者， 對產業的發展規律有較為清醒的認識。它不斷修改法律法規，在數字出版法律制度方面力圖與世界發達國家同步，以適應數字出版的發展要求。比如，日本的著作權法是修訂頻率最高的，自制定后已經修訂過36次。由此可見，日本數字出版法律體系的完備是逐漸積累的過程。日本與數字出版有關的主要法律法規有《著作權法》《著作權與鄰接權管理事務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提供商責任限制法》《內容促進法》《防止盜錄電影法》《關于特定電信服務提供者的損害賠償責任限制及向服務提供者請求提供傳輸信息的法律》等。這些法律分別從不同方面對數字出版的發展予以規范，共同構成了日本相對完備的數字出版法律體系（見表1）。
日本通過上述有關數字出版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從版權、出版、技術措施、在線提供商等角度規范數字出版，并將內容的定義依照數字技術的進步相應地擴大，使得數字內容產業有法可依。法律體系是否完善，是體現一個國家是否重視依靠法律管理和治理出版行業的重要標志。完善、先進的法律體系能夠為政府或者協會提供可靠、科學、有效的主體法律依據，使出版業管理形成以法律為核心、以各方面管理力量為主體的管理系統。日本數字出版法律制度的進一步完備，為日本數字出版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法制環境，并為亞洲各國數字出版法律制度建設提供了有意義的借鑒。
2 日本數字出版法律制度的特點
日本數字出版法律制度是循序漸進形成的，有其自身特點。
2.1 適應數字化趨勢，推動文化產業發展
日本數字出版法律制度建設既是為了推動文化產業的發展，也是為了適應數字時代的背景并力圖與世界其他發達國家保持同步。日本自2000年初開始注重數字內容產業建設，為加強數字內容產業的國際競爭力，還將數字內容課題與建言納入《實現世界最尖端的數字內容產業大國》報告書中[3]。日本在《e-Japan戰略》中指出，要通過各項扶持政策促使數字內容產業合理發展。2003年7月推出的《e-Japan戰略Ⅱ》把數字內容產業列為優先發展領域之一[4]。
目前日本涉及出版的基本法律有16部，涵蓋出版業的各個方面。同時，隨著數字出版技術的實現，舊法都及時獲得了修改[5]。據統計，2003 年以后日本修訂著作權法的概況為：2003年3次、2004年4次、2005年1次、2006年2次、2008年1次、2009年2次、2010年1次、2011年1次，最新一次是2012年6月20日通過的著作權法修訂案。此外，著作權集體管理法的修改為：2004年3 次、2008 年1次[6]。近年來，根據出版產業數字化發展的新形勢，日本又制定了多部新的法律，如《IT基本法》《知識產權基本法》《文化藝術振興基本法》等[7]。日本數字出版法律修改頻繁，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適應數字出版的發展趨勢，更新法律以規范和解決數字出版領域出現的新問題。
2.2 政府介入補償金制度和強制許可制度
日本對于數字版權的使用適用補償金制度，規定文化廳長官可以確定補償金額度，明確了征收對象、收費金額。由這一制度應對數字版權作品的使用，能夠使數字版權授權模式更加清晰，減少版權糾紛。日本著作權權利限制制度中的強制許可制度的最大特點在于政府“授權”。與合理使用和法定許可制度相比，這種權利限制的構成條件最為嚴苛，利用程序也最為繁瑣，但對于作者權利的限制和“犧牲”卻是較小的[8]，因此能夠更好地平衡版權人及公眾的利益。
2.3 版權制度更新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表演和錄音制品條約》同步
數字技術的產生與發展，使得包括各種作品在內的信息內容的使用方式也全面更新，這就將版權制度置于一片新大陸面前。要規范數字出版層出不窮的新情況、新問題，版權制度也必須隨之更新。
為應對數字技術對著作權的挑戰，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于1996年12月通過了《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WCT）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表演和錄音制品條約》（WPPT）。之后，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積極致力于兩個條約的不斷完善。歐盟、美國、日本等知識產權制度比較發達的國家和地區為推動上述兩個國際條約的適用，各自在國內法中通過了實施該條約的相關法律[9]。其中，日本國會于1997年6月10日修正了《著作權法》。在數字版權精神權利保護方面，日本加強對權利范圍和水平的保護力度，將精神權利的保護擴展到表演者身上，賦予表演者姓名表示權及保護表演完整權（90條之2、3）。對于數字版權中的經濟權利，日本立法和WCT及WPPT一致，都增加了數字版權人的傳播可能化權、技術措施權、權利管理信息權、網絡鄰接權等多項數字出版所特有的權利類型。在數字版權的權利限制方面，日本在著作權限制一節中把各種特定的復制行為規定為不受作者復制權調整的例外情況。對于數字版權侵權的刑事救濟，日本著作權法第113、120條規定了有關規避技術措施、破壞權利管理信息的刑事責任，完全符合WCT及WPPT加大網絡版權侵權刑事責任的精神。此外， 2009年修改后的新《著作權法》在違法作品的流通抑制方面新增了兩項具體措施。對于這些措施，日本北海道大學田村善之教授認為，其修改背景在于權利人對強化其知識產權保護的要求[10]。
日本著作權法經過1999年的修訂已基本與WIPO的兩個條約保持了同步，從而適應了數字環境下版權保護的迫切要求。2000年的修訂則是對前述修改后有關問題的補充。
2.4 著作權法與國際條約和其他法律協同調整
日本著作權法第5條規定了國際條約的效力，如果國際條約對作者權利以及鄰接權有特別規定，按照國際條約的規定處理。特殊規定是，行政機關長官、獨立行政法人、地方公共團體機關或者地方獨立行政法人等，按照行政機關信息公開法、獨立行政法人等信息公開法或者信息公開條例的規定，出于向公眾提供或者提示作品的目的，在必要限度內可以使用作品，并不侵犯版權人和鄰接權人的發表權及姓名表示權。
日本著作權法不僅通過多次修法符合了WCT、WPPT的要求，還與其他各種法律共同調整版權制度，是一種較為科學合理的立法體系。
3 日本數字出版法律制度的發展趨勢
日本數字出版法律制度雖然相對完善，但是對于數字出版這一新生事物出現的新問題，各種法律還需相應更新及推進，以更好地規范數字出版的發展。近年來，日本數字出版法律制度呈現如下發展趨勢。
3.1 加強對權利人權利的保護
日本在制定、修改著作權法時，從擴大權利保護范圍和提高保護力度方面來增強人們創作、傳播作品的積極性，促進數字內容產業的商業化進程。日本對網絡傳播權的修改模式是在不改變原有版權權利保護體系的前提下，賦予版權人控制作品網絡傳播的新權利，如傳播可能化權、技術措施保護權、權利管理信息的保護權以及網絡鄰接權，擴大了版權保護范圍。
面對日漸增多、日趨嚴重的知識產權侵權案件， 日本設計了侵權賠償推定制度和刑事處罰制度，提高了刑期和罰款額度的上限，還規定在線服務提供商的權利義務來更好地實現版權人的傳播可能化權。如專利法第102 條規定了損害賠償額的確定原則， 推定權利人因侵權行為所受損失、侵權人因侵權行為所獲利益或通常的專利使用費為損害賠償額[11]。著作權法第119條以及第120條之2規定了對于侵害權利管理信息和規避技術保護措施的民事及刑事救濟?！短峁┥特熑蜗拗品ā芬幎ňW絡服務提供商有義務向侵權受害者提供信息者的姓名、IP地址、電子郵箱等信息，有責任刪除侵害權益的信息。另外，著作權法第114條針對侵權行為人界定了構成侵權行為的公眾傳播行為，導入了新的損害額計算制度。在第114條之2中規定了侵權行為人的說明義務，減輕了著作權人的舉證責任，使得權利人能夠更方便地得到權利救濟。著作權法還在第2條20款、第30條中，做出了禁止“直接規避行為的準備行為”和“直接規避行為”的規定。在《反不正當競爭法》中也制定了技術型管理體制的法律保護制度，即對制造和銷售規避鏈接、復制管理技術裝置之行為設置了民事請求權（第2條第1款第10、11項）。
2009年政府公布的著作權法把非法網絡下載認定為侵權行為，沒有設定罰則。但是2012年6月20日最新通過的著作權法修訂案規定從網絡下載未經授權的音樂和影像文件，可能面臨兩年以下拘役或200萬日元以下罰款。法律通過后輿論對此存在很大爭議。
3.2 合理關照公眾利益
為解決因各種原因導致的利用作品機會和能力的鴻溝，日本著作權法對權利人的權利進行了一定限制，力圖實現權利人和公眾之間的利益合理平衡。2010年1月1日起實行的著作權法對“視障聽障類”殘疾人的權益給予關注，將一些便于他們利用版權作品的方式認定為“合理使用”，比如將作品做成大字書，將一些圖片作品或者音像制品加手語或者字幕等[12]。
另外，日本著作權法保護版權人利益的同時對公眾的使用設置了例外，比如對于教育目的、圖書館的使用、美術或者攝影作品、搜索引擎對侵權作品的緩存、信息檢索服務經營者、電子計算機進行作品信息分析等傳播可能化權的合理使用。同時，在著作權人或者著作鄰接權人下落不明時，提存文化廳長官規定數額的擔保金后，在裁定結果出來之前，可以按照申請裁定的使用方法使用該作品。
3.3 高度重視著作財產權
如果將著作權和著作鄰接權按照權利內容分為財產權和人身權，那么，日本在2003年、2004年、2006年、2009年歷次修法中，主要內容是修訂有關財產權的規定，加強對財產權的保護，對于人身權的規定很少，只是增加了表演者的姓名表示權和保護表演完整權。其原因在于日本是在知識產權立國戰略之下審視、修訂著作權法等法律的，因此將有關著作權的法律作為實施日本知識產權立國戰略、振興日本經濟、提高日本產業國際競爭力系列法律的一部分[13]。
日本曾提出“數字內容立國”的發展目標，把內容產業定位為“積極振興的新型產業”。數字出版法律的制定以及修改是在相關利益人的呼吁和推動下才逐步改進的。出版業能更明確地反映出量化的經濟效益，相關利益人的著眼點也就放在著作財產權上。
3.4 力圖確認出版社在數字化進程中的法律地位
越來越多的人呼吁要促使出版社獲得屬于知識傳播者權利的著作鄰接權，完善以出版社為主體的推進圖書數字化的體制，確立出版社既是紙媒體也是電子媒體傳播者的法律地位。為進一步推動電子書籍的普及，日本于2012年公布了著作權法修正案草案，目標是通過立法賦予出版社“著作鄰接權”，更好地保護出版社利益。該修正案一經提出立即引起業界的強烈反響，出版商、作家和學者圍繞是否應該賦予出版社“著作鄰接權”展開了激烈爭論[14]。
日本的數字出版法律制度還在不斷地探索更新。只有真正了解數字內容產業的發展現狀及趨勢，立法過程中找到相關利益人之間的平衡點，才能使得數字出版法律制度科學、超前地規制及預防數字出版發展過程中的新問題。
注 釋
[1]從全球視角看國內數字出版發展趨勢[OL].[2011-10-10].
[2]日本推動內容產業發展的成功經驗對中國的啟示[OL].[2011-10-27].
[3]黃孝章，張志林，陳丹.數字出版產業發展研究[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61
[4]楊梅.發達國家內容產業發展概要[J].中國信息界，2010（1-2）： 102-104
[5]日本韓國出版業考察報告（上）[J].出版發行研究，2004（3）：16
[6][13]楊和義.日本著作權法律的新變化及其特征[J].海峽法學，2010（3）：37，37
[7]黃孝章，張志林，陳丹.數字出版產業發展研究[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65
[8]陶云峰.中日著作權法律制度比較研究[D].武漢：中南民族大學，2010
[9][10]國際環境下的網絡版權若干問題研究[OL].[2011-04-15].
[11]馮楚建.建立面向21 世紀的知識產權制度：日本現代知識產權政策與戰略研究[J].中國軟科學，1998（4）
文化產業管理發展現狀范文4
【摘 要】隨著我國博物館事業的持續勃興，分布在全國2300多個獨立縣級行政區域的眾多中小型博物館必須受到應有的關注與重視。然而這些博物館多數依然處于“貧困”的狀態，文物儲藏不夠，科學研究薄弱，展覽環境欠佳，體現出其在館藏資源及其利用方面所存在的瓶頸性問題。針對此，爭取時代性的短期項目贏得各種資源，樹立“締結聯盟，共謀發展”的理念，建立博物館文化產品的網絡營銷模式，大力推進文物資源的數字化存儲和利用，應是值得考慮的可行之道。
我國的博物館事業正在蓬勃發展之中，2900多座各類博物館已基本構筑起了中國比較完整的博物館體系，且許多新的博物館仍在誕生之中。伴隨著這一數量的不斷增加，我國博物館發展的重心已由數量上的擴張向服務質量的提升轉變，這已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1]。筆者在從事大學博物館學的教學過程中，時常鼓勵學生利用學習間隙深入實際，對基層中小型博物館的發展現狀展開調研，一方面旨在培育當代青年人的文化遺產危機與保護意識，另一方面使其親臨實際，體認目前文博事業所存在的真實問題與潛力，從而明確自身未來的職業定位和發展方向。學生收集、反饋的信息基本印證了筆者多年來所思考的一個問題，即：同我國公布的文物保護單位的數量與管理質量之間所形成的剪刀差一樣，我國博物館運作成效的提高也遠遠趕不上其數量的急劇增長，尤其中小型博物館在這方面的問題更為突出，而歸根結底，其原因皆可圍繞館藏資源及其利用現狀展開討論。
博物館的館藏資源亦即文物藏品，可以經由征集、發掘和社會捐贈等渠道獲得，也可以通過復制或租借得到補充。但是，“博物館自身收藏的文物是最主要的資源，它是博物館賴以生存的物質條件。博物館規模的大小，聲譽的高低，效益如何，都與其文物藏品的數量與質量有極大的關系?！辛素S富的文物資源，往往能吸引其他資源來為之‘錦上添花’。在博物館這樣公益性的事業中，只有把它辦成真正的歷史、藝術殿堂，成為文化實力的象征，成為文明的標志，才會產生‘名館效應’，才會吸引更多的社會的捐贈和人才加入?！?，要使博物館得到社會的廣泛承認和支持，就必須努力打造自己的特色品牌”[2]，而這一品牌必須以豐富而又富于鮮明個性的館藏資源為重要基礎。
毋庸置疑，我國有很多富于特色的博物館，而且充滿了活力，但2900座博物館中的絕大部分則不然。尤其是那些地處基層或縣域的眾多中小型博物館，由于歷史欠賬過多，長期的積貧積弱，很多仍處于“貧困”狀態，甚或幾近閉館邊緣。主要表現為：其一，文物儲藏不夠?；蛘邤盗刻?，多則近千件，少則四五百件；或者種類單一，有的陶器居多，而且多集中于一個時代，如漢代，有的瓷器為主，但多屬明清時期；或者精品稀缺，珍貴者極少，多為一般文物，且品相較差。其二，科研能力薄弱。研究成果稀少，多年不見正式發表的專業論文、論著問世，缺乏對外廣泛持續的學術交流，不能確立在同行中的良好地位，陷入一種惡性循環的境地，從而造成了現存數量有限的館藏資源的閑置與浪費，使博物館的應有功能無法合理發揮。其三，展覽環境欠佳。有的博物館長期固守著單一的基本陳列，對其標本極少予以更新，陳列設備陳舊，展示手段單調乏味，根本不能適應現代博物館展覽的要求，導致其門可羅雀，幾無人氣，從而嚴重制約了自身的發展。2008年5月8日至9日，在“《國際博物館》與中國遺產保護論壇”上，來自江西的文先國先生發表了題為《如何完善地方基層博物館的價值體系與社會責任擔當平衡》的論文，對地方基層博物館的現狀進行了分析，也認為中國目前的2000余家博物館大多屬于小型博物館。這個小型，不僅是指博物館建筑的小型化，而且是指文物收藏的不豐富，文物陳列的不高雅，科學研究的不精深。收藏的情況不理想，陳列教育的功能就很難實現 [3]。由以上所述可知，我國中小型博物館目前館藏資源存在兩方面的問題，要么是資源儲藏不夠充足，要么是研究、利用的深度與廣度有所欠缺。
至于出現上述問題的原因，許多業界人士與專家學者都有精辟的分析，大體歸納起來，不外乎“資金短缺”、“人才匱乏”、“體制不暢”等。筆者以為，在今天市場經濟逐步成熟、公益性博物館逐步免費開放的形勢下，“現代營銷”意識淡薄是當下諸多基層博物館最為缺乏的東西。這一薄弱環節的存在，導致許多博物館無法擺脫舊式桎梏的束縛，依然在抱殘守缺，依然在“等、靠、要”，而不是大膽走向市場，在市場中尋找發展壯大的良機。因此，中小型博物館必須在“現代營銷”理念的推動下，積極拓寬資金來源渠道，不拘一格引進高素質專業人才，采用現代信息技術，走“締結聯盟，共同發展”之路，才能扭轉被動局面。
一、爭取時代性的短期項目
以贏得各種資源
博物館人應時刻將眼光“由內轉外”，即瞄向社會，緊抓時展的脈搏，一旦發現有利時機，即可開展相應的運籌，以豐富自身的各種資源。這一點英國的博物館界就做得非常好。據載，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夕，英國的布賴頓和霍維博物館整合多方資源，舉辦了具有中國元素的《1650年至1930年英國具有中國藝術風格的物品展》，取得了空前成功，一時間觀眾如潮，并先后收到來自英國遺產彩票基金會的49萬英鎊、英國藝術協會的8萬英鎊和約克郡文藝復興中心的5萬英鎊的贊助，以及一些來自私人的資金支持；而今，為了迎接2012年的倫敦奧運會，英國的許多博物館又在積極尋找良機，蓄勢待發。奧林匹克文化項目負責人禾德利·斯萬說，奧運工作為博物館提供了與奧運贊助商聯絡的良好機會，例如在向遺產彩票基金申請贊助的13個博物館中，英國國家海洋博物館已經脫穎而出，收到來自基金會的500萬英鎊的贊助，用于改擴建圖書館、特別餐廳，以及一些配套設施[4]。
就國內而言，許多博物館也抓住了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機會，故宮博物院推出了《金昭銀輝——故宮博物院藏清代金銀器展》、《盛世琳瑯——故宮博物院藏清代乾隆朝玉器精品展》、《盡善盡美殿本精華展》等十大精品展，首都博物館推出了《古希臘競技精神展》、《中國記憶——5000年文明瑰寶展》、《紫禁城內外競技游戲展》等五大歷史文化展覽，中國科技館、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中國美術館、中華民族藝術珍品博物館、北京展覽館、798藝術區，綿陽、曲靖、運城、杭州、長沙、昆明及香港的博物館和相關機構都紛紛舉辦了相關的展覽活動，贏得了顯著的社會聲譽。
世博會被譽為世界經濟、科技、文化的“奧林匹克”盛會，自然也會吸引全球人的眼光，舉辦相關的展覽無疑也會產生多種效益。2010年上海世博會正式舉辦之前，組委會組織的900天巡展活動曾在全國范圍內引起了不小的轟動，然而在全國330多個地級市、2000多個縣級市中只有極小的比例被此次巡展光顧，還有更多地方、更多人的參觀愿望沒能實現，因此，各地博物館如能抓住機遇，舉辦各種形式的世博會相關展覽，當是對此次盛會的一種良好補充，可惜未見到相關的展覽報導。
二、樹立“締結聯盟，共謀發展”的理念
建立“博物館聯盟機制”，實現館際資源的優勢互補。同類博物館可以依據具體情況組成區域內或跨區域的聯盟組織，如行業博物館聯盟、縣域博物館聯盟、民營博物館聯盟等等。聯盟以實踐推進為核心，通過舉辦聯合展覽、聯合巡展、館際借展、藏品交流以及開設聯合網站等形式，促進博物館的社會影響力，聯盟內部或各聯盟之間可以常設經驗交流性質的論壇、沙龍等，開展相應的理論探討，以進一步推進博物館實踐。簡言之，館際聯盟合作計劃可以把有限的資金集中在一起，從而降低商業風險，增加展覽的豐富性、可行性。比如，2010年上海世博會，中國各地約有95%以上的人出于種種原因不能去現場參觀，那么我們能否聯合起來舉行世博會的相關展覽呢？一個博物館或許力量有限，但是幾個、十幾個博物館聯合起來，相信可以為那些不能赴滬實地參觀的人們在自己的家門口舉辦一個盡管不能勝似親臨，但畢竟有所體認的別開生面的“世博會”，同樣能夠使世博會知識和世博會精神得以傳播。
2009年春，倫敦博物館協會曾推出一個大型展覽，其展品來自多家博物館，包括漢考克博物館、紐卡斯爾大學博物館、謝夫頓博物館、哈頓博物館等。該協會顧問簡·溫特沃斯認為，大型公司或許有足夠的基金來建立許多小型分公司，但博物館卻承擔不起，這種多家博物館的聯合，既分享了展品，保障了展覽質量，利于為觀眾推出完美的展覽，又分擔了風險，為每個博物館提供了展示自己的空間，并能為觀眾提供多層次的服務。分別以威爾士國家博物館和蘇格蘭國家博物館為主體的協會，也開始吸納其他博物館加入。前面提及的《1650年至1930年英國具有中國藝術風格的物品展》匯聚了來自英國50多家博物館和科研機構的展品，其中包括皇家收藏和大英博物館、國家美術館、威爾士國家博物館、蘇格蘭國家博物館的藏品等，開創了跨地區多家博物館合作的先河。英國博物館、圖書館和檔案館協會表示，為了2012年的倫敦奧運會，他們期待著更多博物館能夠通過共享資源和經驗，創造一個奧運文化傳統。
國內迎接北京奧運會的許多展覽其實也是以聯盟的形式開展的。首都博物館集合全國26省市55座博物館的館藏精品而舉辦的《中國記憶——5000年文明瑰寶展》最引人矚目，展品包括很多國人耳熟能詳但又鮮有機會一睹真容的珍貴文物：商代后期的太陽神鳥金飾、公元前9世紀周恭王時期的史墻銅盤、秦始皇兵馬俑、馬王堆漢墓T形帛畫、漢代葬服金縷玉衣、唐初紙本歐陽詢《夢奠帖》等。同時，首博與故宮博物院聯合舉辦的《紫禁城內外競技游戲展》則拉近了中國傳統體育與現代奧運的距離，游客可以觀看到有“古代高爾夫”之稱的宋代紋胎球、乾隆御用十喜花膛鍤子槍和來自故宮大內的象牙象棋等富于趣味的古代體育器材。從2008年7月16日到8月29日，中國美術館與故宮博物院聯合舉辦的《明清繪畫精選——故宮博物院、中國美術館藏品聯展》在中國美術館的三層與五層展廳舉行。由中國博物館協會、中國工藝美術協會、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等5家單位聯合主辦的“奧林匹克之旅——中華民族藝術珍品文化節”也在北京市崇文區新落成的中華民族藝術珍品博物館拉開大幕，文化節向中外賓朋展示了中國和世界各國藝術家的杰作，展覽內設“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展區”、“北京頂級藝術品展區”、“中國工藝美術大師珍品展區”和“唐卡藝術展區”等，精美的展品令參觀者流連忘返。由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第29屆北京奧林匹克運動會組委會、中國郵政集團公司聯合主辦的“北京2008年奧林匹克博覽會”于8月8日至18日在北京展覽館舉行。北京798藝術區也在奧運期間舉辦了《版畫盛典——為奧運喝彩》、《世界紀錄：當代藝術與體育》等數量達103個的主題展覽展示活動。
可見，締結聯盟、共謀發展益處多多，對于中小型博物館來說，更可以發揮集聚效應，實現多邊共贏。
三、建立博物館文化產品的
網絡營銷模式
今天的時代是網絡時代、信息時代，我們足不出戶就能廣知天下諸事，也能享受各種送貨上門、驗貨付款的服務，當當網、卓越網、中國圖書網等已經做大做強，并已為愈來愈多的客戶所接受。發達的現代網絡技術和迅捷的快遞方式充分結合，為各類文化產品的社會營銷創造了極為靈活、便利的環境條件。文物、博物館領域運用這一模式也同樣可以獲得成功。博物館開發豐富多彩、富于特色的文化產品并經由網絡開展營銷，既可以持久宣傳自身社會形象，又可以帶來可觀的經濟收益。如果說獨自建立、維護一個博物館文化產品的網站對于一個中型或小型博物館來說是件難事的話，那么，多家博物館聯合建立相應的網站應當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比如英國的博物館行業就采用了這種聯合經營的方式?！拔幕瘶撕灳W”是一個聯合了60家英國藝術機構的在線零售商店，其目的是使全世界都能夠便捷地發現并買到他們的產品。參與其中的包括一些倫敦主要的文化機構，比如泰特美術館、V&A博物館、大英博物館和皇家美術學院等，也包括一些地區性的機構，比如牛津的阿什莫爾博物館、利物浦的藍外套，還包括一些全國性的藝術組織，比如英國名勝古跡國民托管組織等。目前該網站所涉及的主要是英國境內的組織，但其未來計劃是在全球范圍內推廣，希冀能將全球的藝術機構和博物館網羅在一起，共同展示推銷自己的文化產品。目前，該網站不僅成為許多博物館重要的宣傳陣地，而且每年能獲得30%的額外收益，大大減輕了博物館運作的經濟壓力。
我國的各類博物館數量已達到了2900座，許多博物館都有獨具特色的文化產品，也建立了自己的網站，但迄今尚未見到類似的專門營銷博物館文化產品的聯盟式網站，因此這仍是一處巨大的空白，亟待研究與開拓。四、大力推進文物資源的
數字化存儲和利用
博物館館藏資源的現代數字化保存和利用在今天顯得尤為重要。對于大型博物館而言，一方面許多館藏珍品因展廳的局限無法全部展示，另一方面由于珍品的極度稀缺或脆弱性也無法長期實物亮相；對于中小型尤其是多數小型博物館而言，面臨的問題更多的是館藏文物珍品嚴重不足或展覽環境差強人意。所以，借助于現代信息技術既可以改變目前危及文物標本的舊式展覽方式，也可以彌補館藏可用資源的嚴重不足，從而提升博物館的人氣。
我國的中小型博物館一般面積有限，規模不大，人員較少，人氣不足，技術力量也相對薄弱，其日常的業務活動主要是面向本市、本縣、本地區的。這些特點使得中小型博物館必須在突出特色上下功夫，“特色”已經嚴密關系到此類博物館的生死存亡，尤其是在當前免費開放政策影響下，只有拿出富有吸引力的且與現實社會有共鳴的博物館產品，才能贏得觀眾，擴大社會效益。
而現代化信息技術的適度應用無疑是造就中小型博物館自身“特色”的必由之路。文物資源的數字化不僅有利于擴充現有資源存量，實現館藏資源的信息化管理，而且有益于豐富博物館的常規展覽，推動博物館的文化產業。數字化過程中，通過運用數碼照相機、數碼攝像機、三維掃描儀、非線性編輯系統以及相關的軟件技術，可以實現對破損文物的虛擬修復，使其得到虛擬展示的要求，也可以通過獲取其它場所的文物信息，經由逆向工程開展相應的復制工作，實現本館展覽深層次的序列化、完整性、系統性；通過相關文物視音頻信息的采集處理，也可以實現其向數字化產品的物質性轉化，從而推動產業化的發展。
當然，展陳數字化建設更有助于中小型博物館突出特色，以質取勝。首先，數字化展示可以有效地延展展覽空間和展覽內容，這對于展廳面積、館藏資源等條件都十分有限的中小博物館來說是非常有利的發展機會。數字化展示使得資料的搜尋與獲取變得更容易，其方便快捷的更新方式也使得博物館能夠更多頻次地更新展陳、組織專題活動，提高觀眾的參觀質量。其次，地方性博物館多帶有地域性、民俗性等特點，民俗內容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展示應當成為該類博物館的主要特色和亮點。而如果仍然按照傳統的展示手法，這些內容很難產生永久的吸引力，因此，采用聲、光、電、影等數字化或虛擬手段就成為展示這些內容的最重要方式。合理有效地做好數字化民俗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展示，既是對這些遺產的保護，也能擴大博物館的社會效益。最后，數字化手段依靠的是最先進、最有吸引力的高新技術，最容易吸引人們的目光，提升參觀興趣。在基本陳列中采用觸摸標本、模型操作表演、多媒體觸摸屏、影視幻燈等多種教育手段，可以調動觀眾的多種感官，幫助觀眾多方面地接觸展覽內容，保持觀眾的興奮感和新奇感[5]。不過限于種種條件，眾多的中小型博物館在短期內不可能實現這樣的目標，數字化也必然是一個長期的任務，因此開展館際結合、館校結合，循序漸進地引進數字化技術是必經之路，而不少大館已有了成熟的經驗，不少高校在硬軟件方面也具有自己的優勢，故而“借雞下蛋”的策略應當成為中小型博物館數字化的首選。
走進博物館，體驗博物館，在今天已經成為眾多國人文化休閑的重要內容，這既是對散布在全國2300多個市縣的中小型博物館的劃時代考驗，也是博物館人重新審視自我、轉變觀念、提升服務的重大機遇。而這一切都必須緊緊圍繞館藏資源展開，所以豐富館藏資源、深研館藏資源、用足館藏資源是必經之路，融入現代信息技術、變單兵作戰為多兵種聯合是時代與社會之所需，若果能如此，則我們的中小型博物館必將迎來新的曙光。我們樂見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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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崔波，孫波：《從“數量擴張”走向“質量提升”——單霽翔局長談博物館發展》，《中國文物報》2008年12月12日。
［2］馬自樹：《關于博物館文物資源的幾個問題》，《中國文物報》2001年8月5日。
［3］文先國：《如何完善地方基層博物館的價值體系與社會責任擔當平衡》，《國際博物館》2008年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