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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學的邏輯范文1
關鍵詞：自然科學；人文精神缺失；對策
科技產生的負效應已成為擺在現代人面前的不爭事實，但以往我們關注的焦點主要集中在物質層面，如環境惡化、生態失衡等。隨著科技的發展以及科技對人類生活無處不在的影響，科技對人文文化和人類精神層面產生的負效應——人文精神的缺失也慢慢顯現出來，逐漸成為困擾現代人的又一嚴重問題。與技術應用對社會物質層面產生的負效應不同，這種負面影響是隱性的、難以為人們所察覺的，但卻能夠直接危害到人類生存的精神狀況，其嚴重程度遠勝于前者，也更應當引起我們的注意。
以尊重人的尊嚴、維護人的權力、實現人的價值為內容和目的人文精神承載了人的本性需要，體征了人類對人的發展、對目的、價值和意義等問題的思考，是人精神生活的核心和靈魂，更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撐和不斷推進社會向更高層次邁進的原動力。廣義而言，科技和科學精神都是人文精神的一個重要內容，然而，由于種種原因，科技的發展不僅沒有推進現代社會的人文文化的建設和人文精神的傳播，反而在人類文化系統和精神狀態等不同層面上都誘發了人文精神缺失的狀況。
一、科學誘發的人文精神缺失的表現
（一）人文科學的異化，讓人們逐漸忽視了人類及其社會所獨具的主體性向度，成為“單向度的人”
人文科學是人文精神的集中體現和傳播載體，它以人豐富的感性世界、心理活動、以及行為活動的價值追求為研究對象，以研究者發散的感性思維和豐富的實踐經驗作為研究方法。但近年來人文科學方法論對自然科學方法論和治學理念的借鑒與改革，使得一種過于強調人的唯理性、忽視人文科學特殊性的研究傾向和思維方式在不斷地滋生和蔓延。這種對人和社會的獨特性與歷史性等人類所獨具的主體性向度的忽視，使得人文科學的研究偏離其初衷，也使得社會大眾考慮問題的立場和角度也逐漸地從多元化轉向單一化，以至于“把世界看作是一個被剝奪任何歷史含義的唯理系統，把現象所有可變的以外的非本質的性質一概抹殺掉。”人文科學的這種異化不僅嚴重危害了人類文化系統的正常運行，更導致了和人文精神的喪失，使得人文科學其解放人的力量逐漸被抹殺，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奴役人的力量傾向。正如有的學者所說：“一旦這些古典科學簡化論的、抽象化與數學性的方法運用到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那么人類的幸福將變成為表面有利，骨子里卻是大害的事?！?/p>
（二）人類生存的精神狀態堪憂
科技的高度發達對社會生產力的巨大推動，使得當今社會的物質生活要比以前任何時期都優越。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現代人在精神上出現的問題卻層出不窮。世界衛生組織在2003年世界衛生日致辭中說：“當今世界有4億人患有精神或神經疾患，或與藥物濫用等相關的社會心理問題的折磨?！辈煌潭鹊木窦膊∫殉蔀槔_現代人生存境況的嚴重威脅。有很大一部分人，他們常常會產生一種無所適從的茫然感，找不到生活的真正意義，也不確定人生的目標和價值應該是什么，生活時常出于空虛和迷茫的狀態。這些都是人文精神缺失的直接表現。
從以上科學對社會文化系統和人們精神層面產生的種種影響我們可以看到，科學的發展雖然為我們的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便利，推動了社會的飛速發展，但并沒有像人們所期望的那樣，給人類的精神生活帶來充分的自由和解放，反而造成了一種科學技術變遷與人性變遷二律背反的狀況。
二、科學誘發的人文精神缺失的原因分析
（一）自然科學研究理念和方法對人文科學的不當介入造成了人文精神的缺失
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是人類文化系統中的兩大類別，兩者在研究對象和方法上都有諸多區別。然而，隨著自然科學的成功，人們也逐漸相信在人類社會和心理世界中，存在著與自然界一致的規律和機制，并開始了試圖運用還原論和簡單性的信念，假定—觀察、歸納—演繹與驗證等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和邏輯語言推動人文科學發展的歷程。著名科學史家丹皮爾寫道：“人類與其周圍的世界，一樣服從相同的物理定律與過程，不能與世界分開來考慮，而觀察、歸納、演繹與實驗的科學方法，不但可應用于純科學原來的題材，而且在人類思想與行動的各種不同領域里差不多都可應用。”的確，人文社會科學能有今天的成就，是與現代科學對其研究視域的拓寬、研究方法的改善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的。但是，在這個吸收借鑒的過程中，一種妄圖以理性思維取代感性經驗、用自然科學的邏輯和語言統一兩種科學的“科學統一運動”也在興起。這種運動缺乏對人文學科研究對象差異性和豐富性、治學原則特殊性的考慮，簡單地主張人文學科也應該保持“價值中立”，將人學、宗教學、文學、藝術等這些無論在研究對象還是研究方法上與自然科學都迥然不同的人文學科僵硬地套用自然科學研究的理念和方法，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文科學的低迷狀態，一度本末倒置地成為自然科學的附庸品，造精神的缺失。
（二）科學對人類思想的鉗制和由科技造就的生活方式造成的人文精神缺失
當然，科技并非誘發當今人類精神疾病肆虐的必然原因，但科學對人類思想自由的鉗制、科學對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卻與之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首先，對科學的頂禮膜拜，鉗制了人們的思想自由。科學有著讓人信賴的研究依據和現實成就，僅作為一種實踐活動和人類建制的她得到了超越其應有的地位和作用的過度膨脹，有一種幾乎可以與真理劃上等號的傾向?，F代社會對科學成果這種缺乏懷疑精神的盲目崇拜，使之變相地成為了現代社會一種新的“宗教”。如果科學規則和某些經驗發生爭議，那么科學規則將被認為是優先的。敢說不相信自然規律和科學成果的人，一定會被認為是瘋子。這種對科技的絕對信賴和盲目崇拜，在很大程度上鉗制了人類的思想，扼殺了人們的思想自由，造成了人文精神的缺失，十分不利于人類精神生活的充分展開。其次，科學造就的人類的生存方式造成了人文精神的缺失，讓現代人的精神生活更加蒼白?，F代社會的工作方式非常重視勞動者自然科學知識的獲得和專業能力的掌握。這讓現代教育也更加偏向于對數理化知識的傳授而輕視對人文精神的教導。在新的社會物質產生條件下的生存條件對人的存在的思考、對價值的追求要求被弱化了，理想、自由和精神境界的追求反而成為了生活主旋律的附屬品，人文精神開始被忘卻、人生的信仰開始模糊。作為個體的人缺少對人的現實“存在”的思考，難以領會到人的價值、人的生存意義和生活目標，缺乏真正有力的信念來支撐人生的終極追求，這些都造成了人文精神的衰落，人們對自身生存意義的困惑和懷疑。科學無法借理性的手段提供個人和社會生存的意義，可以說，我們這個無神的社會不知道其生存的理由，亦不知道為何以這種樣式生存。
三、應對“人文精神缺失”的措施
（一）正確對待和利用自然科學研究方法和語言，振興人文科學
人文科學的振興是普及人文精神的最佳條件和重要途徑。這要求人文科學必須擺脫科學主義對人文科學的種種糾纏，以正確的姿態和獨立的地位對待自然科學的理念和方法，重新尋找到適合自身發展的新途徑。首先，應當充分肯定自然科學使得人文領域的研究走上了“科學”之路。雖然人文現象及其本質具有內涵豐富性、功能復雜性、結構系統性、價值多樣性等特點、研究方法多依賴于研究者的感性思維和主體經驗，研究結果也不夠確鑿，但這都不足以否認人文現象的可認識性和人文科學工作的科學性。相反，自然科學在各方面的支持，是人文社會科學能夠發展到今天的重要條件。但是，那種拋開人文科學在研究對象和方法上與自然科學的區別而過分妄圖統一所有學科的做法，卻會阻礙人文科學的進一步發展，不利于人文精神的弘揚。因此，人文科學的研究應避免過分崇尚和依賴自然科學的語言邏輯和定量研究方法，根據學科特性和研究對象的情況來變更具體的思路和方法，運用理性思維與感性經驗相結合、定量統計與定性分析接軌等多種研究手段，實現多層次、多方位地得出與對象相符度高的結論。明知人文現象的特殊性和復雜性卻要按照自然規律的一般性和簡單性來對待它，就會取消人文科學的科學性和可能性。只有正視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的復雜性和研究方法的特殊性，恰到好處地利用自然科學的理念、方法和言語完善自身地研究體系，防止教條化應用、簡單化對待的盲目做法，改善人文科學的現有地位，才能實現人文科學和人文精神的全面復興。
（二）弘揚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一種普遍的人類自我關懷，是整個人類文化所體現的最根本的精神，是全面發展的人的最根本、最主要的標志。以對人存在的意義和人生的價值的思考為內核、實現人與自然、個體與社會的和平共處、和諧發展為終極目標的人文精神，能夠在人們處理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個人追求與社會需要等人生的一系列基本思考時，提供一種理性的來源、合理的依據和堅強的后盾，使人們清楚地意識到，什么才是人生真正的價值所在，并以一種崇高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賦予個體以生命意義，幫助其發掘和確立理想的生存態度和人生目標，避免“在毫無價值的狀態中生存”，從而實現人的追求與社會發展的和諧與平衡。審視自然科學對人類文化層面、精神世界的諸多負面效應，無一不是因人文精神的缺失引發的。因此，弘揚人文精神，喚醒人們對生活意義的思考和對生存狀態的關注，引導人們發掘人生的精神支柱和真正的樂趣，實現人的真正解放，才是預防和解決現代人精神困惑難題的有效途徑。
（三）實現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融合
單純科學技術或單純人文情懷，都不足以解決人類面對的社會內部以及社會與自然之間的種種危機。只有實現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的消解與融合，才有可能使人類現在面臨的種種困境得到圓滿地解決。兩者缺一不可、相得益彰。自然科學、科學精神，有助于人文科學更充分、更全面地發現社會世界和人文領域的知識和奧秘，更好地把握和創造符合人類未來發展的文化成果；而人文科學、人文精神，能夠使科學技術的發展更符合人類的總體利益，建立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的和諧關系。正如愛因斯坦告誡科技工作者的：“我們只懂得應用科技本身是不夠的，關心人本身應當始終成為一切技術上奮斗的主要目標，以保證我們的科學思想的成果造福于人類而不至造成禍害?！蔽ㄓ袑崿F科學精神同人文精神的融合統一、相互滲透，以一種具有科學意識的人文精神和充滿人文關懷的科學精神指導科學的發展和文明的演進，才能為人類的全面發展開拓更廣闊的前景?？偠灾_認識科學活動的性質和作用，在推崇科學精神的同時，注重人文精神的培養和提高，讓科學重新回到為人類服務、為人類的長遠發展謀利的角色上，把對科學的盲目崇拜轉化為對生存意義的反思和對人文精神的弘揚上去，實現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融合，只有這樣，人類社會才能以一種全新的姿態邁向更加輝煌的明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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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學的邏輯范文2
【論文摘要】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具有直接指導作用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既不同于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也不同于作為一般哲學方法論的歷史唯物主義，它是在積極揚棄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歷史唯物主義社會歷史觀(其核心是具體的社會實踐觀)為基礎，通過融合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中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建構而成的。
作為總體上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方法論在19世紀中期已由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而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則至今尚未被系統地建構起來。盡管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很多，但長期以來人們對于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看法所存在的嚴重偏差無疑是主要原因。人們習慣認為，既然歷史唯物主義是人類歷史上研究社會歷史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方法論，那么就沒有必要研究和建構所謂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誠然，歷史唯物主義是迄今以來人類認識和研究社會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方法論，但它只是一種一般的哲學方法論，而不是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
社會科學方法論作為一種具體的方法論，不同于歷史唯物主義這一一般的哲學方法論，它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歷史觀的基礎上形成的，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科學方法論之問是一種一般和個別、指導和被指導的關系。歷史唯物主義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礎，它為社會科學方法論提供一般的方法論指導，而社會科學方法論是歷史唯物主義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具體化。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科學方法論是處于不同層次的兩種方法論，它們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都具有指導作用，但歷史唯物主義對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只具有總體而間接的指導作用，而社會科學方法論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則具有直接指導作用。社會科學方法論是聯結歷史唯物主義和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的中間環節和橋梁，因而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可以取代的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來直接指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的看法是偏頗的。為了進一步推動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豐富歷史唯物主義，很有必要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這一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筆者認為，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可從以下兩個方面人手。
一、積極揚棄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成果
隨著作為學科意義上的社會科學在19世紀中期的正式形成，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也系統而全面地展開。在100多年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中，產生了大量的積極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賓塞、迪爾凱姆、韋伯、溫奇、吉登斯等為代表的眾多社會科學家系統創建的兩對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包括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以及對它們所做的種種有益的綜合研究。就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而言，后一種研究的積極成果意義更大，因為社會科學方法論就是一種綜合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而在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史上，韋伯、溫奇、吉登斯等社會科學家試圖將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綜合起來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則是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直接的理論前提。
盡管韋伯將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作為其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論，但他也試圖同時綜合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作為其人文科學方法論的補充。韋伯在《經濟與社會》中提出的社會學定義就體現了他試圖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的傾向。他說：“社會學……應該稱之為一門想解釋性地理解社會行為，并且通過這種辦法在社會行為的過程和影響上說明其原因的科學?！焙喲灾?，社會學或理解社會學就是一門對社會行為進行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的科學。也就是說，理解社會學除了對社會行為進行解釋性理解之外，還要對社會行為進行因果性說明，即將對社會行為的解釋性理解通過與具體的事件進程相比較而證實主觀的理解。因為在韋伯看來，社會行為需要理解，但僅有理解還不夠。因為無論理解有多高的明確性，它終究是一種主觀形式，只能作為一種特定的假設。因此，理解社會學就是要將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相結合。很顯然，韋伯將理解社會學的方法論視為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的結合，其中，解釋性理解就是一種人文科學的方法論，而因果性說明則是一種自然科學方法論。因此，理解社會學的方法論就是一種由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相結合的方法論。
溫奇對于韋伯的這種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開展社會學研究的嘗試給予了充分肯定，并進一步在其名著《社會科學的觀念及其與哲學的關系》中集中探討了韋伯有關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即“獲得對一個行為的意義的‘闡釋性理解’，與提供了導致這個行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比欢疁仄鎸f伯綜合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的“統計學方案”，即“理解是一種在邏輯上不完全的東西，它需要另一種不同的方法來補充，即統計學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態度的。在溫奇看來，“如果一種給定的闡釋是錯的，那么統計學——盡管能指出它是錯的——也決不像韋伯所說的那樣是評判社會學闡釋之有效性的決定性的、終極的法庭。這時需要的是一種更好的闡釋，而不是在類型上不同的東西?！本W(P123)盡管如此，溫奇仍然沿著韋伯的思路，嘗試將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綜合起來，只不過他不像韋伯那樣僅僅局限于以方法論來談方法論，而是上升到哲學高度，以后期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為基礎探討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相互綜合的方案。
首先，他將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做了“內”和“外”的區分。認為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論是一種外部觀察的方法論，而人文科學的理解方法論則是一種內部的方法論，因而理解必須在內部關系中進行。其次，論述了說明和理解之間的緊密關系。認為理解是說明的目標和成功的說明的最終產物，但不能認為理解只有在已經存在說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種不是說明的結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則說明之類的東西就是不可能的。說明之所以被稱之為說明，僅當存在著，或至少被認為存在著理解中的缺陷，而這樣的標準只能是我們已經擁有的理解。進而，我們已經擁有的理解是表達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構成了我們所關心的題材的形式。另一方面，這些概念也表達了應用它們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笨傊?，盡管溫奇主張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是緊密聯系的，即社會科學研究既要“說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溫奇的此種‘說明’和‘理解’的結合仍然強調因果說明(邏輯)空間與理解(理由邏輯)空間之間存在邊界，因此，在關于因果空間與理由邏輯空間之間關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p>
吉登斯在《社會學方法的新規則——一種對解釋社會學的建設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釋學立場也嘗試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以及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來開展社會學研究。吉登斯同意溫奇對韋伯的質疑，即認為韋伯“錯誤地假定人類行為的解釋可以采取一種邏輯上與自然科學特征相同的因果關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內容上)”，并進一步以他稱之為“能動者因果關系”的理論探討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他說：“因果關系并非以永恒聯系的‘規律’為前提(如果有這種情況的話，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間的必然聯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觀念為前提。行動是由能動者對他或她的意圖的反思性監控所引發，這種意圖不僅與需要有關，而且與對‘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評價有關，這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個行動者自由的充足解釋；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對因果關系，但更愿以‘能動者因果關系’反對‘事件因果關系’。由此，在社會科學中，‘決定論’涉及任何將人類行動完全還原為‘事件因果關系’的理論方案。”很顯然，在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之間關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溫奇，因為在他看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是無邊界的。
吉登斯又通過建構“結構二重性”理論來綜合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吉登斯在《社會的構成》中認為，“結構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結構同時作為自身反復組織起來的行為的中介與結果；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為，而是反復不斷地卷入行為的生產與再生產?！币蚨霸诮Y構二重性觀點看來，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對于它們反復組織起來的實踐來說，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結果。相對個人而言，結構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從某種特定的意義上來說，結構作為記憶痕跡，具體體現在各種社會實踐中，‘內在于’人的活動，而不像涂爾干所說的是‘外在’的。不應將結構等同于制約。相反，結構總是同時具有制約性與使動性。這一點當然不妨礙社會系統的結構化特征在時空向度上延伸開去，超出任何個體行為者的控制范圍。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為者自己有關社會系統的理論會使這些系統物化，而這些社會系統的反復構成卻正是得益于這些行為者自身的活動?！焙茱@然，吉登斯將“行動者和結構”這一“二元論”化為“二重性”，嘗試在具有反思性和連續性的社會實踐的具體過程中解決社會科學方法論綜合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認為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對立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可以具體化為“個人行為的自主性或能動性與社會結構的制約性”之間的對立。這一具體的對立關系在吉登斯的“結構二重性”理論中得到了統一，其統一基礎就是循環往復的社會實踐的具體過程。
韋伯、溫奇以及吉登斯試圖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以及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來開展社會學或社會科學研究。韋伯強調綜合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來開展社會學研究，但他認為因果性說明只是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有益的補充，因為他所主張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本質上還是一種人文科學方法論。溫奇從后期維特根斯坦語言哲學出發深刻闡釋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但在他看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還是有邊界的。溫奇的不足之處在于他沒有找到綜合這兩種相互對立的方法論的現實基礎。吉登斯從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立場出發來綜合或統一兩種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并最終將它們的綜合或統一建立在循環往復的社會實踐基礎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論的漩渦里打轉?？傮w而言，他們的努力都加深了人們對于人文科學的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論之間關系的理解以及綜合它們的基礎的理解。這無疑為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建構提供了直接的理論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觀融合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
一般說來，有什么樣的世界觀或哲學觀，就有什么樣的方法論，世界觀或哲學觀和方法論是一致的。人們對于社會所形成的理論化、系統化的觀點就是所謂的社會哲學，以這一社會哲學指導去觀察、研究、分析和處理各種社會現象就是所謂研究社會的方法論，即社會科學方法論。因此，社會科學方法論是以社會哲學為基礎的。傳統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主要包括兩對相互對立的科學方法論，即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與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它們分別以兩對對立的社會哲學為基礎。首先，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以“社會獨特論”和“社會類似論”的社會哲學為基礎?！吧鐣毺卣摗闭J為社會雖然是自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但社會一旦產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獨特性，從而與自然區別開來。社會的獨特性在于，它是一種人文或文化現象，是人的主觀活動的結果。因此，在“社會獨特論”看來，既然社會是一種不同于自然現象的獨特的人文或文化現象。那么不應照搬在研究自然現象時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學方法(實證的方法)，而應運用人文科學方法(理解的方法)來研究這種獨特的社會現象。“社會類似論”認為社會是自然長期發展的產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會是一種“類自然現象”，具有類似于自然的客觀特點和規律。因此，在“社會類似論”看來，既然社會是一種與自然相類似的現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現象時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學方法(即實證的方法)對于研究社會現象也應是十分有效的。其次，“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以社會唯名論和社會唯實論社會哲學為基礎。社會唯名論認為個人對社會具有先在性，個人是先于社會的，社會是由個人組成的，離開個人及其行為，社會團體和社會活動便不復存在，社會或集體僅是“個人的聚集”。因此，從社會唯名論出發開展社會現象研究，必然導致“方法論個人主義”，即認為只有從個人行為角度，以個人為分析基點，才能對于社會現象做出合理的解釋。社會唯實論認為盡管個人是社會的主體，個人生活形成社會，但社會不是“個人的聚集”，而是“自成一類”的，它一旦形成便會產生新的特征，這些特征反過來塑造個人意識與個人行為。因而社會并不源于個人選擇，相反，個人選擇假定了社會的先在。因此，從社會唯實論出發開展社會現象研究，必然導致“方法論整體主義”，即認為只有從社會環境角度，以群體、制度和社會為5J-"析基點，才能對社會現象做出合理的解釋。然而，無論是“社會獨特論”、“社會類似論”，還是“社會唯名論”、“社會唯實論”，它們都是對現實社會生活的一種片面認識，因而都是一種片面的社會哲學?！吧鐣毺卣摗敝豢吹搅松鐣煌谧匀坏莫毺匦裕瓷鐣膫€人性、主觀性、精神性，而忽視了社會與自然的類似性、社會的整體性、客觀性、自然性。以這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注重人文科學方法論而忽視自然科學方法論。與之相反，“社會類似論”則看到了社會與自然的類似性、社會的整體性、客觀性、自然性，而忽視了社會的個人性、主觀性、精神性。以這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注重自然科學方法論而忽視人文科學方法論?！吧鐣摗敝豢吹搅松鐣械膫€人及其主觀性、精神性，而忽視了社會及其客觀性、物質性、整體性。以這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注重“方法論個人主義”而忽視“方法論整體主義”?！吧鐣▽嵳摗眲t看到了社會及其客觀性、整體性、物質性，而忽視了社會由以構成的個人及其主觀性、精神性。以這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注重“方法論整體主義”而忽視“方法論個人主義”。
人文科學的邏輯范文3
一、《邏輯哲學論》中的哲學轉向
1.從本體論到認識論的轉向
古希臘哲學以本體論問題為核心,致力于探究世界的本原。“一切形而上學(包括它的反對者實證主義)都說著柏拉圖的語言。”[1]61《邏輯哲學論》的命題1和2也論述著世界的構成,反映了世界的邏輯構造的邏輯原子主義思想。但傳統的世界觀認為世界就是物的集合,物和原子均可分,且按照自然科學的觀點可以無限分下去,維特根斯坦卻將組成世界的元素限定在了“對象”上,相應的事態就是邏輯原子,且認為“對象”并不是各自孤立的,“在事態中對象就像鏈條的環節那樣互相勾連(2•03)”。命題1和2映射的本體論思想和古希臘時期自然哲學家們討論的本體論已有很大差異,超越了古希臘時期對世界、對自然樸素的態度,超越了古希臘時期對本體論問題的兩種解釋方式———以某種具體的物質作本原來解釋世界和以數作本原來解釋世界。在亞里士多德時代,哲學就包含物理學、倫理學和邏輯學等三種知識,前兩者屬于本體論的研究范圍,而邏輯學則屬于認識論范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分別從自然哲學和道德哲學中分化,加之近代自然科學的迅猛發展和實證主義的影響,近代西方哲學排斥對形而上學的研究,這就導致了近代哲學的“認識論轉向”。心理學和邏輯分析的方法較多被采用,分析和歸納成為近代認識論的關鍵詞?！哆壿嬚軐W論》的命題3和命題4提出的圖像論恰好反映了西方哲學的認識論轉向。這兩個命題提出了關于思想和命題的圖像論,闡述了關于事實、邏輯圖像和思想的關系。思想被看做是事實的鏡子,因為事實的邏輯結構就反映在思想中。維特根斯坦指出事實存在于邏輯空間中,而不是存在于現實世界中?！懊總€事物都像是在一個可能事態的空間里。我可以設想這個空間是空的,但是我不能設想沒有這空間的事物(2•013)?！逼渲械默F實世界和可能世界的關系怎樣?邏輯上的可能世界如何才能達到對現實世界的認識?如何才能在現實世界中尋求知識的確定性?必定有一種連結可能世界與現實世界的共同的東西。維特根斯坦認為這種共同的東西就是我們的思想,而思想又是在邏輯空間中的活動,所以現實世界中的圖像是由邏輯形式為我們所認識的。我們都是根據邏輯在思想,“我們不能思想非邏輯的東西,否則我們就必須非邏輯地思想(3•03)”。維特根斯坦的圖像論闡釋了思想以邏輯為工具對事實的把握,它用圖像來聯系事實領域和命題領域?！皥D像就成了區分真正的命題與似是而非的命題的標準,它為命題與非命題劃定了界限?！盵2]438
2.從認識論向語言學的轉向
西方哲學經歷了古代強調對客體世界本原進行探究的本體論時代、近代強調對人類認識的本質、結構及其相關問題進行追尋的認識論時代,以及當下強調對作為認識工具和思想表達形式的語言進行探究的語言學時代?！爱斀窀鞣N哲學研究,都涉及一個共同的研究領域,這個領域就是語言?！薄哆壿嬚軐W論》命題5和6強調了語言和命題是思想表達的手段。維特根斯坦將全部哲學問題歸結為語言的問題,“全部哲學都是一種語言批判(4•0031)”。此論述實際隱含了西方哲學由認識論向語言學的轉向。在自然科學領域,由于愛因斯坦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出現,物理學由宏觀領域轉向微觀領域,導致物理學傳統范式“解題能力”的弱化。認識論困境部分導致了哲學的語言學轉向。我們理解和表達思想的方式只能是語言,我們在談論思想時其實是在談論語言,所以語言必須符合邏輯?！霸谡Z言中不能表現任何‘違反邏輯’的東西,就像在幾何學中不能用坐標來表現違反空間規律的圖形,或者給出一個并不存在的點的坐標一樣(3•032)”,否則就會出現歧義和理解混亂。在羅素的導言中就明確提出:“傳統的哲學和傳統的解決是怎樣由于符號系統原則的無知和對語言的誤用而產生出來的。”[3]3維特根斯坦把傳統哲學的錯誤看做是錯誤地使用語言的結果,因此《邏輯哲學論》就是要通過解釋日常語言的邏輯缺陷表明傳統哲學的錯誤根源。所以解決哲學問題的關鍵就在于理清語言自身的邏輯與日常應用。只要語言符合邏輯就可以通過它找到知識的確定性?！拔业恼Z言的界限意味著我的世界的界限(5•6)。”要在哲學研究方法上進行邏輯主義的思維,必須將傳統研究方法從“主觀”轉向“客觀”,即從主觀的思維邏輯轉向客觀的語言邏輯。
二、實踐解釋學的方法論意蘊
國內學者俞吾金強調了馬克思“實踐”概念的理論穿透力,認為馬克思在解釋學領域中發動了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這一革命的“主旨是確立實踐在人的全部理解和解釋活動中的核心作用”[4]5。實踐解釋學不同于解釋學哲學、哲學解釋學以及與之相關的歷史解釋學等范疇,實踐解釋學以實踐取向的唯物主義為背景,建立了世界和人的“意義性”關聯和“解釋學關聯”。它是實踐的、歷史的、批判的、總體性的解釋學方法,“使語言、文本、結構、觀念通過實踐向生活、歷史、人、現實開放,形成語言與生活之間的解釋學循環、文本與歷史之間的解釋學循環、結構與人之間的解釋學循環以及觀念與現實之間的解釋學循環”[5]47-50。哲學是一項澄清思想的實踐,而語言又是表達思想的手段,可以說,哲學是一項澄清語言并使其有意義的實踐。既然如此,理解和解釋在此過程中就不可或缺。而要避免誤解,解釋學在澄清思想上又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正如法國解釋學家保羅•利科爾給解釋學下的定義,“解釋學是關于與文字相關聯的理解過程的理論,其主導思想是作為文本的話語的實現問題”。施萊爾馬赫也認為,“哪里有誤解,哪里就有解釋學”[6]41-45。在他看來,“誤解是普遍的,而解釋是避免誤解的藝術,理解需要解釋規則系統的幫助,排除誤解,達到正確的理解”[7]113。實踐解釋學把對象和現實看做是主體實踐的結果,對象和現實的“屬人意義”必須通過實踐活動來得到理解。由于語言是一種特殊的實踐,所以這種辨證唯物主義觀點為我們理解維特根斯坦意義上的語言提供了很好的分析工具,使得語言批判具有了實踐解釋學意味———我們可以對“可說的”進行基于實踐的解釋,對“不可說的”進行基于實踐的理解。解釋和理解的區分導源于J.德羅伊森的《歷史概論》(1858)和狄爾泰《精神科學引論》(1883),它在抵制自然科學方法的背景下提出,凸顯了人文科學的獨特視域,對海德格爾存在主義的解釋學具有啟發意義,且對我們分析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批判也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三、實踐解釋學視域中的《邏輯哲學論》
維特根斯坦一直認為世界以兩種形式存在,即“可以說的”與“不可以說的”。所謂“可以說的”就是能夠用邏輯語言言說的東西,而“不可說的”就是無法用邏輯語言表達的東西?！哆壿嬚軐W論》的前六個命題特別是命題5和命題6主要分析了“可說的東西”,而作為一個沒有子命題的獨立命題,命題7則意猶未盡卻清楚明白地表達了對“不可說的東西”的態度,與前述其他命題中體現出的對“可以說的”事物的態度———用邏輯語言說清楚———形成了鮮明對比。根據我國學者俞吾金和李金輝的觀點,我們認為哲學不應該回避“不可說的”,而應從實踐解釋學視角回應或處理“不可說的”問題。
1.“可說的”———基于實踐的解釋
維特根斯坦認為,哲學的使命不是提出命題,而是要澄清命題,即從邏輯上解釋清楚思想。但語言并非是完全符合邏輯的,而且即便是符合邏輯的語言也并非能完成語言的使命———能夠應用于日常表述,如科學世界的語言就無法應用于生活世界。傳統哲學弊病的根源在于它總是試圖去創造一些不可說的、無法用邏輯語言解釋的命題。這樣的形而上的命題都是無意義的命題。與形而上的命題相對,維特根斯坦認為:“哲學中正確的方法是:除了可說的東西,即自然科學的命題———也就是與哲學無關的某種東西之外,就不再說什么。而且,一旦有不想說的某種形而上學的東西時,立刻就向他指明,他沒有給他的命題中的某些記號以稱謂(6•53)?！币虼?“哲學的目的是從邏輯上澄清理解,哲學不是一門學說,而是一項活動。哲學著作從本質上來看是由一定解釋構成的,哲學成果不是一些哲學命題,而是哲學的澄清(4•1112)”。我們認為,哲學澄清的本質即基于實踐的解釋。解釋(Explain)由表示“外面”和“以前”的前綴Ex-和表示“簡單易懂”的詞根plain組成,它意味著“從外面對世界進行簡單易懂的研究”。此種意義上的“解釋”正好對應著科學與哲學分野后的科學知識,亦即維特根斯坦意義上的“可說的東西”(即自然科學的命題),這種解釋性的澄清也應該以邏輯分析或語言分析為基礎。問題在于,邏輯分析或語言分析與實踐緊密相連。實踐解釋學中的實踐概念是需要解釋的、受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制約的并隨著這種條件的改變而改變的概念。維特根斯坦在其后期著作《哲學研究》中所提出的“語言游戲說”明確指出,語言和詞語都是工具,其意義取決于其用法?！罢Z言的用法十分繁多,每個個別的語言表達(陳述、問題、命令等)都嵌在比較廣闊的語言和超語言行為的環境之中,維特根斯坦說,‘想象一種語言就是想象一種生活方式’?！盵2]440這一思想與馬克思所說的實踐有一定重合之處。馬克思所說的實踐有多重含義,我國學者李金輝對此進行了詳細的文本梳理,認為“實踐”經歷了由《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哲學上的和總體性的概念到《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政治經濟學和社會學的實踐的演變過程。[8]34很明顯,包括語法、語義和語用等在內的語言是實踐本身或實踐的產物。因此,我們認為對“可說的東西”進行批判,就是對作為實踐的語言進行解釋。
2.“不可說的”———基于實踐的理解
維特根斯坦認為,“真命題的總體就是全新自然科學(或自然科學的總體)(4•11)”,而“哲學不是自然科學之一(4•111)”。所以,哲學所提的命題就不是真命題,但哲學又并非無用,它“為自然科學劃定可以在其中爭論的范圍(4•113)”。哲學應當為能思考的東西劃定界限,從而也為不能思考的東西劃定界限(4•113),而且,“沒有哲學,思想就會模糊不清(4•112)”。由此可見,哲學命題雖然不是自然科學命題中的真命題,但仍然有實踐價值。因此,我們不能輕率地像維特根斯坦那樣將哲學命題劃歸為“不可說的”而對其保持沉默,而應該對其進行實踐解釋學分析,即基于實踐的理解。伽達默爾將解釋學當做一種方法和注釋文本的技術,海德格爾則將解釋學當做“哲學”,注重對存在本身———定在的本體論詮釋。將解釋學由“方法、技藝”看做是“哲學”,導致了認識論的基礎與本體論的基礎的對立。然而在闡明某些概念這一哲學任務中,認識和本體并不是對立的,而應是統一的。正如利科爾所說:“解釋學不是對人文科學的思考,而是對人文科學據此建立的本體論基礎的說明。因此,對于我們來說,關鍵的一句話是:因此,被看作是解釋學的內部包含著在引申意義上被稱為是解釋學的東西的根基:人文科學方法論?！盵6]54按照狄爾泰的觀點,“我們把從通過感官接收的符號中識別出某種內在內容的過程稱為理解”。而理解(Interpreta-tion)英語前綴Inter即有“內在”和“相互”之意。在解釋學的意義上,所謂“理解”就是人的一種通過反身性達到內在性的把握的過程?！袄斫狻币饬x上的展現,不是那種人不在場的自在過程,而是人的現實活動開啟并參與生成的過程。[9]1-3此種“理解”方法是人文科學方法論,可以作為哲學命題分析的基礎。作為人文科學方法的“理解”有助于我們將“不可說的東西”說清楚,這依賴于本體論和認識論兩個層面的行動和實踐。維特根斯坦認為,“思想是有意義的命題(4)”、“關于哲學問題所寫的大多數命題和問題,不是假的而是無意義的(4•003)”。要揭示被掩蓋意義的問題,就需要主客體雙向度理解。而這種特殊實踐就是解釋主體和解釋客體間的雙向互動行為,而不是單向度的注釋。歷史解釋學認為,生存實踐屬于人類的歷史、傳統和文化,因此,實踐不是蒼白的行動,而是包含著歷史、傳統和文化等背景要素。施萊爾馬赫所要避免的“誤解的理解”就是單向度的無背景參與的理解。
如果哲學的解釋活動是單向度的,那么它也就只能如維特根斯坦的命題7“對凡是不可以說的就必須保持沉默”了。因為單向度的理解“就只能是對我們熟悉的、已知的和我們一樣充滿‘精神’的生命世界的理解,對于我們不熟悉、未知的世界理解是不可能的,我們只能認識。這種認識只能通過實踐的超越性來進行。實踐的超越性克服了主體和對象之間的解釋學間距”[7]115。對這些我們不熟悉、未知的世界只能進行外在解釋,而不是內在理解。因此,實踐是處在一定文化背景、一定解釋學前見之下的活動。要突破單向度理解的視域限制,跨越利科爾所稱的“解釋學間距”,就要搭建主體和客體之間的橋梁,使主體客體化和使客體主體化。
人文科學的邏輯范文4
當人文科學和文學意義處于僵化意識形態和日常生活倫理遮蔽之中時，人們開始重新詢問藝術本體存在的意義，而要抵達藝術本體意義的深層，則必須具有全新的方法。新的科學方法論不僅可以通過科學的名義使僵化意識和保守心態無可責難，而且可以追蹤世界最新的思維方法--盡管是自然科學方法。這樣，中國學術史上就前所未有地出現了用自然科學方法全面而整體性地進入人文研究領域的現象，并持續了相當的時間。這一學術史的新現象值得學界認真審理。
一 新方法論的引入與人文科學視野拓展
80年代"主體性"問題成為一個歧義迭出的文化熱點，無論是哲學界的"主體性"還是文論界關于"主體論"的闡釋和啟蒙思想的重新塑造，關于人自身理想化和烏托邦的反思，以及對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主體精神的超級想象，都使主體性問題獲得了空前凸顯。美學界李澤厚的"積淀說"，文論界劉再復的"人物性格二重組合論"，文藝界的"對人性的呼喚"，對主體精神覺醒的痛苦記憶以及自我心靈蘇生的張揚，均使主體性問題引起整個社會的空前關注。當然，由于理論準備的不足，也出現了前現代與現代之間的某種理論的雜糅性。
80年代第一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中國哲學史討論會特刊《中國哲學史方法論討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對中國學界思想解放具有重要的意義。這是新思想出現的信號，即對新方法論的要求成為打開人文社會科學新思維和新角度的重要尺度。人們越來越明晰地意識到，方法論與本體論具有價值同一性。本體是方法的本源，方法是通達本體的中介。一定的本體論或世界觀原則在認識實踐過程中的運用表現為方法。方法論是有關這些方法的理論。沒有和本體論相脫離、相分裂的孤立的方法論；也沒有不具備方法論意義的純粹的世界觀或本體論。于是，方法論作為本體論研究的前奏出現在中國人文科學界。其后，幾部重要的科學方法論的著作的陸續出版，對中國學界思想解放運動有重要的借鑒和提升作用。這些著作有：《哲學研究》編輯部編《科學方法論》，（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陶文樓著《辯證邏輯的思維方法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陳衡編著《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北京：科學出版社，1982），魏宏森著《系統科學方法論導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趙壁如主編《現代心理學的方法論和歷史發展中的一些問題：心理學中的哲學問題譯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張岱年著《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發凡》，（北京：中華書局，1983）。尤其是張岱年先生的《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發凡》，更是在學界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1985年被稱為方法論年，這一年由"舊三論"即信息論、控制論、系統論等到達"新三論"即協同論、耗散結構論等，進一步從自然科學的方法向人文科學的方法延展。但是，以科學方法論作為人文科學方法論的弊端很多，其有效性被人們一再質疑--盡管也有在魯迅《阿Q正傳》研究方面用系統論比較成功的例子。在我看來，科學方法論在對藝術本質的思考產生強大沖擊力的同時，人們所用一套科學圖解式的范疇大談文學藝術：信息、反饋、系統、耗散等仍然顯得力不從心，甚至望文生義地誤讀科學方法論亦不在少數。當科學方法論熱潮消退之后，人文理性、藝術本質、文學史的本源是什么的問題仍堅若磐石。當然，這不能怪科學方法論的無能，實在是它因越界而無法解答?？茖W并非萬能，它也有自身不可超越的界限，正是這界限揭示出科學不是藝術，藝術世界既不想又不能變成科學世界?？茖W方法論可以在某些局部打開一個文藝分析新的角度，但它的觸角無法伸進文藝本體之中，藝術必須找到自己獨特的思的源頭和存在方式。
于是，西方的現代人文科學方法論--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榮格神話原型法，現象學方法，解釋學方法，西方方法，女權主義方法，結構主義方法等都共時態地涌進了學界。人們在最初接受譯著譯文后，很快做出了思想性反應，并誕生了一批較有厚度的研究著作。這些著作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中，對文藝理論產生了積極的啟蒙思路的作用。尤其是江西省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編的三部方法論的著作，在學界引起了重要的反響。如：江西省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編《文學研究新方法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編《外國現代文藝批評方法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編《文藝研究新方法論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同時，張卓民、康榮平編著《系統方法》，（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5），《文藝理論研究》編輯部編選《美學文藝學方法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5），《文藝理論研究》編輯部選編《新方法論與文學探索》，（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5），也有推波助瀾的作用。人文研究者運用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作品的內在要素，揭示中國人的心理結構，呈現文學作品的深層無意識，挖掘意識形態的權力運作模式，新闡釋層面和新研究角度出現了，"思維空間"獲得新的高度，"價值維度"得到重新觀照，"主體精神"亦有了相當的發展。轉貼于
1986年以降，心理學、人類學、符號學方法滲入文藝研究方法中，在文藝時究領域出現了諸如整體、要素、層次、結構、功能、敘事、范式等新概念和新范疇。藝術方法論也從摹仿論、功用論、表現論向形式論轉化。文學研究方法告別了作為實現反映目的的方式和狹窄的專業領域，在新世紀中喚醒了新的方法論意識，開始以一種更清醒更自覺的姿態尋找方法系統的建立。理論批評家爭先恐后創造新概念使用新方法，擴大文學研究的話語領域，從而誕生了一個個新的批評流派，跨入了文藝研究方法變革的時代。這時期，出版了多種關于文藝理論和其他學科方法論的著作：(英)拉卡托斯(Lakatos，I.)著《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蘭征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傅修延，夏漢寧編著《文學批評方法論基礎》，（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潘宇鵬著《辯證邏輯與科學方法論》，（西安：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1987），王春元、錢中文主編《文學理論方法論研究》，（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文藝理論研究》編輯部編選《美學文藝學方法論·續集》，（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7），趙吉惠著《歷史學方法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陶承德主編《現代科學方法論》，（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編《文藝學方法論講演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張余金編《科學方法論》，（北京：勞動人事出版社，1988），劉蔚華主編《方法論辭典》，（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 ，(法)迪爾凱姆(E.Durkheim)著《社會學研究方法論》，胡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8），(美)威爾遜(Wilson，E.B.)著《科學研究方法論》，石大中等譯，（上海：上?？茖W技術文獻出版社，1988），孫小禮著《科學方法論史綱》，（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孫世雄著《科學方法論的理論和歷史》，（北京：科學出版社，1989），王鴻鈞、孫宏安著《中國古代數學思想方法》，（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9），曾玉書等主編《社會科學方法論》，（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法)戈德曼(Goldman，L.)著《文學社會學方法論》，段毅、牛宏寶譯，（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可以見到，當代文論研究者從各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領域對藝術進行了多層次多維度的研究，借用現代哲學方法、心理學方法、原型方法、語言學方法、人類學方法、符號學方法研究文論和文學史現象，學界出現了新觀念層出不窮，不斷翻新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透過方法翻新的表層，其深層正表露出這樣的意向性：人們渴望通過新方法，去對不確定的生命過程加以意義界定，從而展示出人的現實處境和可能性。僵化的意識形態和保守的文化心態使真實的生命意義被遮蔽，人們只能通過新方法抵達反思的源頭，通過語言的重新解釋與已退隱的東西照面--通過新方法使得那一度消隱不彰的意義多元化地呈現出來。
進入90年代，方法論研究已經失去了80年代那種奪人的氣勢，而成為一種學理研究在不同學科中穩步地進行著。出版有：徐本順、殷啟正著《數學中的美學方法》，（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陳嘉明著《當代西方哲學方法論與社會科學》，（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1），(法)杜夫海納主編《美學文藝學方法論》，朱立元、程介未編譯，（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1），王鍾陵著《文學史新方法論》，（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1993），何國瑞著《文藝學方法論綱》，（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黃修己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方法論集》，）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胡經之、王岳川主編《現代文藝學美學方法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盛鈞平著《最新思維方法論》，（武漢：武漢工業大學出版社，1994），李春泰著《文化方法論導論》，（武漢：武漢出版社，1996），周思源著《紅樓夢創作方法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馮毓云著《文藝學與方法論》，（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陳保亞著《20世紀中國語言學方法論：1898-1998》，（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郭曉川著《中西美術史方法論比較》，（石家莊：河北美術出版社，2000），劉明今著《方法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等。不難看到，這些著作在各自層面上推進了方法論的研究，有不少在整體構架和思路上遠遠高于80年代的著作。這些著作在整個文化藝術話語轉型時期，運用新方法去分析作品結構、人物心態、語碼符號、意義增殖等問題，具有研究"范式轉換"的重要意義。但是我要說，話語轉型時期的文藝方法研究，的確對門類繁多的文學現象加以多元多維的分析，然而作為一種崛起的當代文藝方法論思潮，再也沒有80年代那種振聾發聵的力量了。
二 當代中國文論方法論學術史的意義問題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80年代的科學新方法僅僅具有敞開言路、推進新學的意義，而人文科學新方法尤其是與文藝本體關系密切的新批評、結構主義、精神分析、解釋學、接受美學的精神，促使文藝方法論超越了科學方法論維度，開始重視西學人文科學方法論，進而使文學批評的思維方式發生了轉型--以現代批評方法取代傳統批評方法。現代批評方法本質上是對文學生產、作品結構、讀者接受這一總體過程各環節的思維活動的評判。其思維方式構成了批評方法的內在結構，而四種連續的思維程度構成完整的辯證分析方法模式。第一個思維程序是準備，選擇一個基本出發點，確定分析的原則，并在客觀背景上考察對象的總體圖景。第二個思維程序是近觀和環視，即在中距離和近距離觀察對象，細細剖析，以揭示其外部聯系、含義和意義。第三個思維程序是潛沉到作品之中，分解其內部結構要素，把握各部分、各結構、各要素組合的意義。第四個思維程序是領會本質，會通前三個程序而達到對作品的完整認識。這種新的綜合，在螺旋式認識過程的更高一圈上使研究者返回作品。
這意味著文藝學美學方法論是一個具有不同層面的結構?，F代文藝研究方法不同于傳統研究方法的一個重要的特點在于，批評方法不再是單一的、零碎的，而成為吸收融合各門人文科學（乃至自然科學）方法的一個有機方法論體系。這一體系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方面，即哲學一邏輯方法、一般批評模式、特殊研究方法：其一，"哲學一邏輯方法"，吸收當代哲學的精神資源，面對種種文藝現象，廣泛采用歸納、演繹和分析綜合等邏輯方法加以評論。其二，一般批評模式，即在作者、作品、讀者和社會這四維關系中對其中某一維度進行研究，而形成了一種具體的批評方法。如側重作家心理和創作經驗的研究，則產生文學社會研究、傳記研究、精神分析法、原型理論等；強調作品本體研究，則產生符號學方法、形式研究法、新批評方法、結構主義方法等；側重讀者接受研究，則有文藝現象學研究方法、文藝解釋學方法、接受美學方法；而注重社會文化研究，則有文學解構主義方法、西方文藝批評方法、新歷史主義方法，乃至后現代后殖民主義文學批評法等。其三，特殊研究方法。如書信日記"考辨法"--發現作家創作心態、創作規律、構思過程以及作家身世與主人公的"投射"關系等；細讀法--通過細讀發現作品字句背后的"微言大義"；"評點法"--以只言片語對文中的關鍵點加以印象式的批評，或隨點隨評，使文中之意醒豁；"比較法"--通過作品與同代作品比較，作品與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作品比較看出作品的獨特價值所在；"社會統計法"--通過計算機計算定性定量分析，研究相關著作用詞頻律、關鍵字出現的次數和文字風格等；"文化場"--對文學背后的權力運作進行考察，揭示被遮蔽誤讀文化現象；"癥候研究法"--通過文化癥候分析比較值計算等精確方法，來規定、解釋或描述某些文學現象。
在我看來，哲學一邏輯方法更具有形而上學的氣質，能在總體把握中具有高屋建瓴的氣勢，但是容易空通話而脫離文藝的具體時間，出現作品闡釋的失效。一般批評模式能夠產生"片面的深刻"的效果，發現對象的獨特性和另類型，但是逃不脫"深刻的片面"的窠臼；特殊研究法是微觀研究法，其當代運用能體現文學研究不同側重點、不同維度的批評個性。應該說，文學研究方法是一個不斷發展、不斷演變的有機體，是探索文學藝術奧秘的中介形式，只有文藝本體論真正出場，才代表了當代中國文藝研究精神的自覺。
人文科學的邏輯范文5
梳理一段關于男人的歷史尚不是易事，梳理皇室女性的生平更是難上加難，因為歷史留給她們的是只言片語，甚至連片語都很少。作者能夠以清晰的思路，采用各種方法勾勒出系列皇室女性的主要生平，把握其中暗含的歷史規律性現象，從皇室女性的角度分析皇室人際關系對于皇權制度的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絕非易事。
讀過此書，深有感觸的一點是作者嚴謹的考證態度和科學的取證手法。人文科學同自然科學一樣，也需要嚴謹的研究方法，需要研究過程的規范與客觀。然而在現實的研究中，關于人文科學的問題，從不多的實例中主觀或片面地得出結論的現象較為普遍，于是，我們往往形成了人文研究“得來全不費工夫”的錯誤觀念。
在本書中，作者對于皇室女性生平經歷的考證對象，既有學界公認的、可信度較高的歷史資料與書目，也有前人較少涉及的滿文檔案或滿文編譯史料，甚至包括他國（如朝鮮）史籍中記錄的相關資料與信息。不僅如此，作者考證與引證的手法豐富，尤其是那些前人較少考證或涉及的信息或記述，作者都謹慎地采用了不同資料或文獻記載相互印證的方式加以證明。
人文科學的邏輯范文6
人文素質,是指由知識、能力、觀念、情感、意志等多種因素綜合而成的一個人的內在的品質,表現為一個人的人格、氣質、修養。人文素質教育就是將人類優秀的文化成果通過知識傳授、環境熏陶以及自身實踐使其內化為人格、氣質、修養,成為個人相對穩定的內在品質。人文素質體現在人能否正確對待自我、他人、社會和自然,這是一種人生態度。護理工作的對象是人,護理活動理應充滿人文因素,但是目前無論在臨床護理工作中還是護理教育本身,都沒有能夠充分體現人文精神。
人文素質教育不等于人文學科教育。人文素質教育的關鍵是培養學生的人文精神,它不是僅僅教給學生一些人文知識,而是促進人文學科中內含的價值———人文精神向個體身心的內化。這正是人文素質教育的一個重要特征。[1]
2護理人文素質教育現狀
2.1護理學對人文精神的重視不夠
護理學是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交叉學科,由于護理學形成于西方近代科學機械決定論盛行時期,因而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護理學還是側重于自然科學和技術操作,將護理對象看成有生命的機器而忽視了情感、心理、、社會角色等人文屬性,相應的“基礎課—專業基礎課—專業課”的傳統教育模式,忽視了人文素質教育。護理學只有與人文科學相結合,并接受它的社會價值導向,才能滿足社會對護理人才的需要,這也是護理教育發展的必然趨勢。
2.2護理專業課程設置不合理
武有禎等已對國內24所院校3年制本科護理所開設的人文課程進行了統計,結果為各院校開設的人文課程從1門到5門不等,平均2.63門,所占學時數的比例從1.8%到8.4%不等,由此可見,各院校開設的人文科目偏少,課程開設形式不合理,課程設置不齊全。[2]針對此現狀,護理專業學生的人文素質的提高,有待于科學、合理地增加人文課程,如護理心理學、護理美學、護理倫理學、公共關系學、人際溝通等,保證人文課程在總課時中占有相當的比例。在增加人文課程的同時,必須精簡和壓縮傳統的生物醫學課程,徹底打破原有的三段式的護理教育課程結構體系,加強學科間內在結構和邏輯上的聯系,使護、醫、文相互滲透。目前已有部分院校對此作了有益的嘗試,提出了“自然科學基礎課、人文社會科學課、預防保健課、醫學基礎課、醫學臨床課、新型護理技術與方法課”6大課程模塊,體現了“突出護理、加大人文”的新型的護理課程結構體系。[3]
2.3專業人員的人文素質不夠
我國醫科學生高中階段就被分在理科班主攻數理化,幾乎放棄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習,進入醫學院后更是局限于繁重的護理專業知識及相關自然科學、外語的學習,忽視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習,缺少人文素質的浸潤與引導,導致學生認識、理解社會的能力不強。雖然已有不少學者意識到加強人文教育的必要性,有不少院校作了許多有益的探索,但還是存在不少問題,教師的教育思想、人文修養都存在與現代護理學發展不相適宜的問題。
3構建護理人文素質教育模式
3.1全面營造人文素質教育氛圍
首先,有計劃地舉辦人文講座、名片名著欣賞、文藝表演、演講比賽等,有效地營造濃厚的人文氛圍,比課堂教學更切入社會熱點,內容更廣泛、更新穎,對學生的影響也更深遠。其次,營造內涵豐富、生動而有意義的校園文化氛圍。校園文化是主導文化(第一課堂為代表的學生文化)之外的文化活動現象,它通過感染、暗示、激勵與心理調適等多種功能,改變著學生的情緒、情感、行為規范與生活方式等,它有巨大的教育功能。[4]校園文化包括校園的綠化和規劃、校訓與學生行為規范的制訂、人文景點的設立、教室和實驗室的布置等,處處體現人文思想,使學生在良好的人文氛圍中受到感染和熏陶。再次,加強社會實踐環節,引導學生積極了解國情、了解社會,參加各種社會活動,使學生在參與中不斷增強人際交往與語言表達能力,自覺提高自身人文修養。
3.2構建多層次立體的課程體系
進行大面積人文知識普及教育。開設“人文素質修養”必修課,并在其他護理專業課程的教育中滲透人文精神,把“傳道”和“授業”有機結合在一起,同時,結合護理學的專業特點開設系列選修課,構成一個比較合理的、完整的人文課程體系。
3.3創新系統的人文素質教育方法
成功的人文素質教育必須是充滿想象和創造的。因為人文素質教育不是用概念解釋概念,而是給出意義在其中得以顯現的場所,以使被教育者生成意境。人文素質教育的方法必須以學生為中心,以意境為中心,以活動為中心;與之相對應的是自學、課堂輔導、計算機仿真/實驗研究、論文/設計或實驗、社會實踐等方式。這樣,學習過程就轉變成學習—應用—發展知識的過程。所謂人文素質教育就是培養學生的上述能力,而不是只教授學生人文知識,更不是背誦人文教條。在人文領域,情感體驗永遠比理論對人的影響大。[5]
3.4加強師資培養,提高整體素質
3.4.1加強對專業教師人文知識的培訓:護理專業教師不僅要有淵博的護理學理論知識和嫻熟的護理操作技能,還必須具備應有的教育學、心理學、倫理學、社會學等人文科學知識,并能有意識地在專業課教學中滲透人文素質教育,如生理學和心理學、臨床護理與倫理學、基礎護理與美學等課程的有機結合,可使學生在接受專業知識的同時得到人文素質教育。
3.4.2充分運用教師的人格力量:有調查表明,多數學生對護士形象的確立,首先來源于專業教師,專業教師的職業素養往往對學生在今后的工作生涯中起很大的作用,她們的言行舉止、人格魅力,對培養學生的人文素質起著潛移默化的深刻影響,教師對護理專業的極大熱情、幽雅得體的談吐舉止、獨到的見解與創新的思想、高度的敬業精神等無時不感召學生、激勵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