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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政策分析范文1
[關鍵詞】集體勞動爭議；群體心理；心理干預。
一、引言。
當前，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矛盾尤其是勞動關系矛盾日趨復雜，加之勞動者法律意識和維權意識增強，使各種類型的集體勞動爭議案件逐年上升。在2007年以前，基本是以年均20％以上的增幅增長，從2008年開始我國的集體勞動爭議案件急劇增加，2008年全國各級勞動仲裁機構共立案受理集體勞動爭議案件2.2萬件，比2007年增加了71％，平均每起涉及勞動者23人。2009年，一些地方產業工人參與的集體勞動爭議更為活躍。4月，有河北保定依棉集團千名職工沿國道“徒步進京旅游”事件；7月，有武漢鍋爐廠千名工人3次堵路事件；同年7月，吉林通鋼事件以7個高爐一度停產、1名企業高管被毆致死的“雙輸”后果，震動全國；8月，河南林鋼事件中市國資委副主任被軟禁90小時；11月，重慶嘉陵機器廠工人發生“罷工”等。2010年以來，我國集體勞動爭議也時有發生，而且參與人數多，社會影響大，對抗性強，當事人情緒易波動，處理稍有不慎，就會導致罷工、靜坐、圍堵交通、集體上訪，甚至向暴力抗法或其他嚴重影響社會秩序的群體事件方向發展。易于引起社會共鳴，集體勞動爭議已嚴重干擾和阻礙了社會穩定和發展，成為各級政府著力解決的熱點、重點和難點問題。正確處理和預防集體勞動爭議是當前我國構建和諧社會亟待解決的重大而現實的問題之一，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做好集體勞動爭議預防和處理工作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需要。
當前我國的經濟關系、勞動關系發生了深刻變化，受市場經濟激烈競爭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驅動，一些企業侵犯職工合法權益的現象屢有發生。勞資沖突已成為當今中國社會不和諧的一個重要方面。如一些企業不依法與職工簽訂勞動合同、隨意解除職工勞動關系等問題還很突出；企業普通職工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尚未全面建立，拖欠和克扣職工工資特別是農民工工資等問題仍然存在，局部還相當嚴重。由此引發的集體勞動爭議更是影響了一些地區勞動關系的和諧穩定。集體勞動爭議案件多元化、群體化，愈演愈烈的的背后隱藏的是民生問題，這些案件給社會、企業、個人帶來巨大的影響。
（二）優化集體勞動爭議處理機制是應對‘-3前復雜形勢的需要。
隨著經濟體制變革、利益格局的調整，我國經濟社會生活中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還將不同程度地反映到勞動關系中來。傳統的集體勞動爭議預防和處理手段已不能完全適應當前復雜形勢的需要，我國傳統的集體勞動爭議處理的方式主要有和解、調解、仲裁和訴訟，這些手段往往忽略了當事人的內心體驗和真實想法，忽略從矛盾的心理根源出發和人的內心需求入手，集體勞動爭議的預防和處理效果往往事倍功半。一些集體勞動爭議不能及時解決在企業基層，引起大大小小的勞動糾紛都直接向勞動部門投訴，這既加大了有關部門的工作量，又容易因力量不足不能及時處理，導致矛盾激化。
而通過準確把握集體勞動爭議參與者的心理特征，彌補了傳統手段的不足，能夠及時疏導參與者的過激心理，緩和參與者的情緒，有助于糾紛的正確處理。
二、當前集體勞動爭議的特點。
（一）涉及面廣，調節難度大，權益問題突出。
集體勞動爭議參與的對象有國企改制權益受損職工、非公有制企業的權益受損職工，“社辦廠”的退休老工人，軍轉人員，出租車司機等各個階層人員。集體勞動爭議的內容不僅包括合同履行期間的權利義務，還包括在解除、終止勞動合同所產生的附隨義務；不僅包括常見的工資報酬、社會福利待遇糾紛，還包括在國有企業改革、改制中出現的特殊糾紛。勞動糾紛案件與國家政策關聯度強，這類案件事實認定難、法律關系復雜，調節難度大，需要綜合法律、政策、習慣等多重因素方能解決，且多數案件當事人情緒對立。處理不當，易引起矛盾激化，危及社會穩定。比如有一些用人單位實行改革改制，部分職工解除勞動關系后，一些歷史遺留問題，得不到妥善解決，由于時間長，情況復雜，處理難度大，容易引起集體勞動爭議。
縱觀每起糾紛的發生，共性的問題都是與權益息息相關，有的涉及經濟利益，有的關系民主權利。職工非常重視自身的權益，當權益得不到有效保護或解決時，他們往往在認知偏差支配下，聚集在一起，群體上訪，希望通過過激的行為來解決、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
（二）組織化程度高，隱患大。
近年發生的集體勞動爭議中，大部分是有組織的，事件的整個過程直接受指揮者和骨干成員的控制和影響。一些參與人數多、持續時間長、規模較大的集體勞動爭議往往事先經過周密策劃，目的明確，行動統一，甚至出現跨地區、跨行業的串聯活動。有的還集資上訪，尋求媒體支持。由于集體勞動爭議產生的原因很多，有時一起集體勞動爭議中多種矛盾相互交織，加上涉及的人數眾多，因此，處理解決的難度相當大。
（三）心理復雜，行為偏激。
通過訪談和對以往事件的研究發現，盡管參與者存在一些共同的心理特征，但不同性質糾紛中心理有所不同，有些糾紛表現出了激進、暴怒、泄憤的狂熱心理特征；有些糾紛又體現乎和、理智的心理特征。在同一糾紛事件中有的是為了彌補受侵害的利益，有的是為了釋放長期壓抑的失意感，有的是為了發泄煩悶無聊的情緒，還有的是為了在別人面前顯露自己，從眾人的追隨、關注中得到心理滿足。在各種集體勞動爭議中，參與者既有追求公平正義等高尚情感的積極心理，但同時又在放縱的誘惑下，易于產生肆意傷害、破壞及擾亂社會秩序的負面行為。如一些集體勞動爭議發生時為了迫使政府和有關部門解決問題，許多職工較多地采取在政府機關前聚集、靜坐，惡意散布謠言，少數人可能會情緒激烈，強行沖擊政府機關，有的甚至還以自殺相威脅。因此只有針對不同參與者的心理特征，有針對性地分別進行心理疏導，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預防和處理集體勞動爭議心理對策。
（一）暢通溝通渠道。妥善解決職工合理訴求。
2600多年前，管仲就說過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美國心理學家馬斯諾的層次需求理論也在論述同樣的問題。不可否認，中國目前絕大多數百姓還處于解決溫飽問題階段，所以合理的訴求一定要設法滿足，如果這項工作做得好，勞動關系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就能得到保障。如果訴求長期得不到滿足，極易產生非理性行為甚至走向極端，危害社會。社會學理論指出，利益被相對剝奪的群體可能對剝奪他們的群體懷有敵視或仇恨心理。當這一群體將自己的不如意境遇歸結為獲益群體的剝奪時，社會中就潛伏著沖突的危險，甚至他們的敵視和仇恨指向也可能擴散。在社會生活中群體性糾紛的發生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沒有正確處理集體勞動爭議問題，重視和滿足職工群體的合理需要造成的。
縱觀近些年的群體性勞動糾紛，絕大多數是因為勞動報酬、保險福利、經濟補償金等權益被損害，職工群眾感到切身權益得不到實現而引起的。據有關資料顯示，目前經濟權益性案件占70％—舳％。比如2009年3月衡水市桃城區金鼎集團下屬房地產有限責任公司100余人在市政大樓門口集體上訪，反映賣地款問題，情緒異常激烈。因此群體性糾紛給我們的一個深刻警示是，在關系到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上，必須建立順暢的溝通表達渠道，及時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民生問題。充分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依法保護用人單位利益，努力尋找勞動關系雙方利益的共同點和平衡點。面對當今社會錯綜復雜的利益格局，各級政府應充分發揮職能作用，促進社會各階層意見和利益的均衡表達與實現，促進千群之間的對話溝通，隨時注意傾聽民意、化解矛盾，暢通群眾利益表達的各種渠道，引導群眾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達利益訴求，防止群眾的情緒由正常表達不暢轉向非理性宣泄。
在解決職工訴求問題上，首先對群體的需要應做出合理性的分析，分清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
對于不合理的訴求，要教育引導，不亂做許諾亂開口子；對于合理的訴求要再進一步進行分析，區分出能夠解決與暫時不能解決兩部分，對能夠解決的應該予以支持，幫助解決，對暫時不能解決的，有關部門一定要講明道理，取得當事人的理解。
（二）充分發揮工會的獨特優勢，維護職工合法權益。
工會作為職工權益的代表，起著理順情緒、化解矛盾，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作用。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在勞動糾紛解決中有著獨特的優勢，應該把握自己的優勢，積極發揮橋梁紐帶作用。若第一時間集體勞動爭議的處置合適有效的話，就能避免事件的蔓延擴大，降低危害程度，甚至可以控制大規模集體勞動爭議的發生。因此發生群體性勞動糾紛后，有關部門應及時與工會組織取得聯系，由工會出面做職工的工作，了解其訴求，表明工會態度。
（三）準確把握職工心理演變規律，有針對性進行心理干預。
1.針對勞動糾紛發生時不同群體心理演變特點進行心理干預。
群體性勞動糾紛在形成和發生過程中，職工個人產生了一些個體未曾公開表現過的心理特點。集體勞動爭議的參與者往往有共同的利益訴求，然而，在爭議發生的初始階段，這種利益訴求往往是個別分散的，但當集體勞動爭議的預防調處機制不能及時發揮作用時，就會使較分散的訴求、情緒很快傳染給有相同利益的職工。許多參與者根本不知自己參與該事件的目的和動機，而只是跟著別人走。在事件發生過程中，他們的認知判斷能力、情緒、人格都發生了徹底的顛覆，同孤立的個人所表現出的特點截然相反。個體一旦參加到群體之中。由于模仿、感染、暗示、順從等心理因素的作用，個體就會喪失理性和責任感，表現出沖動而具有攻擊性等過激行動。個人可以被帶入一種完全失去人格意識的狀態，對使自己失去人格意識的暗示者惟命是從，會做出一些同他的性格和習慣極為矛盾的舉動。
因此應正確把握不同參與者的心理特征，有針對性地對事件當事人的心理進行引導和干預。如：核心參與者，邊緣參與者，他們的需要、動機不同，在群體中的影響力也不一樣，一般群體成員對核心參與者持認同、支持和敬仰的態度，因此容易受其感染、領導或操縱。
邊緣參與者的加入是群體性事件最終擴大的關鍵一步，它使得原先的簡單性的利益訴求演化為涉及眾多行為主體和復雜動機的群體性事件，因此針對不同群體的心理規律，必須采取積極主動的心理應對措施，對群體中不同成員分化處理，消除從眾心理；去除鬧事者的法不責眾和匿名心理等。
2.針對勞動糾紛發生時不同階段心理演變特點進行心理干預。
群體勞動糾紛從最初醞釀到發生，群體的心理發生著急劇的變化，如：觀察力、思維判斷力、想象力、情緒、意志、需要、動機和人格都在發生著不可思議的演變，要根據參與者心理發展變化特點有針對性進行干預。事前，要拓展信息來源和渠道，要加強信息公開和權威。心理學的認知完型理論告訴我們，由于人的主觀意識、情緒和能力的不同，人們在接受、理解、傳播信息時，無意有意問都會對外來信息進行編輯、加工，修補漏洞，以求自圓其說。因此應該針對群體心理，及時選擇真實信息的形式和方法。事中，運用積極的心理暗示，控制情緒感染。集體爭議發生階段參與者構成了一個心理的群體，構成這個群體的個人獲得了一種集體心理，他們的感情、思想和行為變得與他們單獨一人時不同，每個人猶如經過催眠一般，孕育著巨大的能量。群體心理發生過程有兩個重要的機制：一是情緒感染；二是行為模仿，正是由于這兩種機制誘發不良心理導致群體事件的發生。正因為如此，有時只消一句悅耳的言辭或一個被及時喚醒的形象，便可以阻止群體最激烈的行為，使事態得到遏制。事后，集體爭議發生后，人們對自身的生存環境很容易產生懷疑，出現一些非常態的輿論、流言、行為等，通過主動的心理干預，采取各種可行的措施，開展一些心理安撫，防止勞動爭議激化，同時使參加事件者順利度過這次心理危機，減輕當事人的緊張、恐懼等心理失衡狀態，不留下心理創傷，盡可能減少后遺癥，從而使事件造成的傷害最小化。
在集體勞動爭議處理不同階段根據群體心理特點及時進行心理干預，有助于安定當事人情緒，使之冷靜、理智地考慮自己在集體勞動爭議中的是非、對錯，這樣有利于以調解方式解決問題，即使需經過仲裁、訴訟過程，只要當事人心理健康，對其結果也易于接受。在矯正勞動關系當事人心理上、思想上的“毛病”方面，心理干預有著法律、政策不能取代的獨特作用。其優勢就是能夠比較理想地解決思想上雜念、邪念，使人向上、向善。如果有了這種心理狀態，勞動關系當事人自覺遵守勞動法律就有了良好的基礎。
（四）建立心理預警干預機制。
預警：可利用各種渠道收集職工的心理信息，及時發現職工的抱怨和不滿，察覺職工的異常情況如說怪話、發牢騷、吵架等，把握勞動關系的脈膊，從中分析和預測勞動關系的發展趨勢，使工作由“救火型”向“防火型”轉變，有效預防和化解群體性勞動糾紛事件。
干預：對出現情緒危機者，盡早進行心理疏導治療，使其真正認識到自己的片面性、激越性及認識的錯誤性，通過心理疏導穩定其情緒，提高他們辨別是非真假的能力。如組織相關的研討會，對發現的心理問題進行及時有效地疏導。
建立科學有效的心理疏導機制。心理疏導被譽為“溫柔的精神按摩”，通過心理咨詢師的勸導、啟發、安慰和教育，能使當事者的認識、情感、意志、態度、行為等發生良性變化，有效解決職工在集體勞動爭議發生前后的心理困惑，減少焦慮、抑郁、恐慌、敵對及其他不良心理狀態，改善人們的行為及對人對事的看法，從而實現以良好的心理狀態面對壓力、處理問題和適應生活，促進個性發展和潛能開發，達到有效地排解職工群眾的受挫失望情緒等社會心理問題的目的。從心理學的角度看，疏導比“堵”更易于讓人接受。實踐也證明，心理疏導能有效預防問題的發生，它是緩解社會心理問題、促進社會和諧，防止和化解集體勞動爭議的有益手段。
總之，在當前復雜的社會現實中，人類的心理反映除了理性以外，還有許多非理性的反映和表現。要充分重視群體心態對群體行為的支配、影響和控制作用，有針對性地做好群體勞動糾紛的預防和處理工作，從而有效地維護社會和諧穩定與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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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古斯塔夫·勒龐。馮克利譯。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
勞動政策分析范文2
關鍵詞：糧食補貼；農戶決策；糧食產出
中圖分類號：F30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13）01-0054-07
一、引 言
糧食是兼具私人物品與公共物品屬性的特殊商品，由政府對糧食產業進行補貼是世界各國的通行做法。糧食問題一直是“三農”問題的重要方面，也是我國農業政策的核心問題。為扭轉1999～2003年我國糧食生產連續下滑的局面，國家先后出臺農業稅減免、糧食直補、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農資綜合直補等一系列糧食生產扶持政策，至今，已初步形成綜合性收入補貼、生產性專項補貼以及糧食最低價收購等多項政策相結合的糧食補貼制度。自從糧食補貼政策出臺，2004～2011年我國糧食連年增產。眾多學者，如曹芳[1]，王嬌[2]，張紅玉、趙俊蘭[3]，沈淑霞[4]、臧文如[5]等的研究都表明（某種）糧食補貼對糧食生產的投入或產出具有促進作用。但楊建利、岳振華[6]指出，隨著政策環境的變化，糧食補貼政策的邊際效應逐年遞減，部分學者，如葉慧、王雅鵬[7]對當前糧食補貼政策的效率表示質疑。至于糧食補貼效率低的根源，學者從不同角度、運用不同的理論和方法提出了各自的觀點：補貼規模太??；補貼結構不合理；補貼手段、方式失當；其他因素。筆者認為糧食補貼規模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控的外生變量，短期內大幅增加不現實。明確補貼目標、在既有的預算約束下合理調整補貼結構和補貼方式才是提高效率的根本途徑。
現有文獻中關于糧食補貼政策效果的研究很多，建模并利用數據對某一種糧食補貼的政策效應進行經驗研究的文獻也不少，但系統研究糧食補貼制度作用機理的很少，尤其是從農戶家庭行為的視角運用數理經濟學進行純理論分析的更少。問題不是抽象的有效率和無效率，而是針對某一意圖或目標的有效率還是無效率。必須明確，當前我國糧食補貼政策的理性目標是糧食生產，提高農民收入應該作為政策手段或者成為政策效果之一。在糧食生產導向下，方可對糧食補貼制度的效率作客觀評價。吳連翠、陸文聰[8]指出農戶是農業生產微觀主體，糧食補貼政策效應須通過對農戶決策行為的影響來實現。制度界定并限制了人們的選擇集，制度環境的演化導致農戶選擇集的改變，進而導致農戶行為變化。糧食補貼政策作為一種制度變遷影響農戶行為，進而作用于政策目標，此即糧食補貼的作用機理。本文運用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構建農戶糧作經營模型并利用外生變量的比較靜態分析方法，通過農戶收入、投入品價格、糧食價格等政策變量分析糧食補貼對農戶決策行為的影響，據此提出糧食補貼效率低的癥結，并依據模型提出產出效率導向下的糧食補貼機制。
二、基本模型
（一）基本假設
為揭示糧食補貼作用機理并評價政策效果，需構建種糧農戶行為模型，模擬研究農戶在既有資源約束和糧食補貼背景下，如何理性配置資源。建模之前，作出以下假設以明確模型應用范圍是必要的。
1.生產函數假設。土地、資本、技術、勞動是影響糧食產量的可控因素，氣候、病蟲災害等自然因素屬于不可控因素。鑒于我國人多地少的國情，年度間糧食播種面積波動很小，故假定土地投入不變。技術進步雖然對糧食生產有重大影響，但短期內變化不大，故假定“技術”因素不變，因此，糧食產量主要取決于資本和勞動。假定生產函數為Q=f（L，K）關于農戶生產函數的原始假設為Q=F（L，K），其中，代表技術因素，在本文中假定為既定的外生變量，因此，農戶生產函數也可寫為Q=f（L，K）。。其中， Q為糧食產量；L為投資水平；K為勞動投入量勞動投入量和下文的閑暇都以時間來衡量。。關于農戶生產函數，另作如下假定： 2f/KL>0；2f/K2
2.農戶“理性”假設。舒爾茨（1987）指出，農戶家庭效率低下的現象是很少發生的。農戶的“理性”表現為效用最大化，研究家庭行為的模型一般都采取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假定。假定種糧農戶家庭效用來自于消費和閑暇，消費源于收入Y，閑暇t來自于家庭的時間儲備T。農戶擁有收入和時間兩種資源，且收入和閑暇之間具有替代關系，獲取收入須以放棄閑暇和部分收入為代價。令農戶的效用函數為U=u（Y，t）。關于農戶效用函數，另作如下假定：2u/Ydt>0；2u/Y2d
3.家庭資源“稀缺性”假設。家庭資源“稀缺性”源于家庭資源的有限性和競用性。時間和收入都是農戶的稀缺資源，農戶主要通過糧食生產和參與勞動市場兩種途徑獲得收入。因此，有農戶時間約束L+l+t=T與收入約束Y=PQ-rK+wl+，其中，P表示糧食價格，r表示糧食生產投入品價格，l為農戶在勞動市場上提供的勞動量，w表示勞動市場工資率，表示其他收入。在l為常數時，Y取決于t，K或L，K，因此，令Y=y（t，k）或Y=Y（L，K）。
4.價格“外生性”假設。假定P，r和w均為外生變量。崔曉黎[9]指出，由于糧食種植業在我國屬次優資源配置，處于最優勞動力時期的青壯年70%以上都進城務工，農業生產基本由農村留守人口承擔。農戶的勞動力在務工與務農之間的分配主要取決于農戶的要素稟賦，短期內比較固定，因此假定l為外生變量。此外，不受農戶資源的影響，故假定其為外生變量。
（二）模型構建
農戶糧作經營行為模型由目標函數和約束條件構成，目標函數為農戶效用 最大化，約束條件為時間約束和收入預算約束。模型基本構成如下：
maxL，KU=u（Y，t）
s，t，Y=Pf（L，K）-rK+wl+
（1）
l+L+t=T
模型（1）是“勞動-閑暇選擇分析方法”的變形，收入閑暇分析法在家庭決策問題中應用非常廣泛，貝克爾曾用它來分析各種家庭現象，巴澤爾[10]107-108曾用此方法分析奴隸勞動強度問題。通過模型（1）的兩個一階條件U/L=0，U/K=0可解得農戶效用最大化的L和K嚴格來說，模型（1）的解還要看二階條件，在此不考慮二階條件，假定通過一階條件即可求得惟一解。，記為L*和K*。農戶糧食生產的勞動投入和投資分別為L*和K*時，稱為農戶均衡狀態。此時，農戶的糧食產出記為Q*，易知Q*=f（L*，K*）。由于L*和K*取決于外生變量，r，P，令Q*=q（，r，p）。根據求導法則，U/L=0可化為：
UYYL=ut
（2）
（2）式左邊和右邊分別視為農戶勞動和閑暇的邊際效用，（2）式含義是：農戶閑暇的邊際效用等于勞動的邊際效用。（2）式是農戶確定農業勞動投入量的依據，但（2）式表示的是在投資水平不變時農戶效用最大化的條件。根據求導法則，U/K=0可化為：
MUY（P·MPK-r）=0
（3）
MUY與MPK分別表示U/Y與f/K。由于有U/Y恒為正的假定，（3）式可化為：
P·MPK=r
（4）
（4）式含義是：農戶投資的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這是農戶作為生產者在要素市場上實現均衡的必要條件，也是農戶確定投資量的依據。滿足（4）表明在勞動既定時農戶實現了利潤最大化。
三、糧食補貼背景下的農戶行為反應
（一）綜合性收入補貼的政策效應分析
糧食直補和農資綜合直補是糧食生產綜合性收入補貼的主要內容。財政部關于糧食直接補貼的對象和方式有明確規定：“對種糧農民直接補貼有三種方式可供選擇，即按計稅面積補貼、按計稅常產補貼、按糧食實際種植面積補貼”。臧文如[5]指出，現實中還有按糧食交售面積補貼的方式，但大多數省區的“兩補”均采取按計稅面積或計稅常產補貼的方式，這種補貼方式與糧食生產脫鉤，具有“普惠制”特征。張照新、陳金強[11]也指出，綜合性收入補貼在瞄準機制上要求比較寬松。綜合性收入補貼也稱“直補”，“直補”的“普惠制”特征廣為詬病。楊友孝、羅安軍[12]通過理論模型分析得出，農業直接補貼只有短期效應，不能在長期中實現生產最優化目標。王玉霞、葛繼紅[13]通過福利經濟學模型的分析得出，農業掛鉤收入支持會引起農產品產量增加，不掛鉤收入支持政策則對農產品產出沒有影響。大多數學者，如馬彥麗、楊云[14]，蔣和平、吳楨培[15]等都認為“直補”和農戶生產行為脫鉤，難以起到促進農戶糧食生產投入的作用。學者們一般是從直觀上得出結論，或者從數據出發進行經驗驗證，但顯得經驗研究有余、理論分析不足，且現有文獻集中于分析補貼對農戶土地、資本投入的影響，尚缺乏補貼對農戶勞動投入影響的研究。在我國勞動力越來越緊缺的時代，分析補貼對糧食生產勞動投入的影響是有意義的。
若農戶初始均衡狀態為（L*0，K*0），記為E0，單個農戶獲得量為Δ的收入補貼，則和獲得補貼前相比，任意閑暇水平下農戶收入提高了Δ，可見收入補貼影響農戶收入約束?！爸毖a”條件下的農戶行為可以用以下模型模擬：
maxL，Ku（Y，T-l-L）
s.t.Y=Pf（L，K）-rK+wl++Δ
（5）
假設該模型存在惟解L*1，K*1，對應于收入補貼條件下的農戶均衡狀態，記為E1，即（t*1，K*1），t*1=T-l-L*1。為考察收入補貼導致農戶勞動投入如何變動，引出以下命題：
命題1命題1的簡要證明：假設農戶初始處于均衡狀態，對應投入組合為（L*0，K*0），記為E0。在投資維持在K*0不變時，農戶預算約束記為（T，Yd）。由于直接收入補貼改變了農戶的預算約束，E0對應兩個預算約束點獲得。：在其他外生變量既定時，若以t0，L0分別表示投資既定時無收入補貼條件下農戶的閑暇量和農業勞動量，t1，L1分別表示投資既定時有收入補貼時農戶的閑暇和農業勞動量，則有t1>t0或L1
圖1 直接收入補貼的勞動投入效應
命題1含義是收入補貼具有減少農戶勞動投入的效應，如圖1。該效應也可作如下解釋：一般情況下，勞動報酬率的變化會對消費單位的勞動供給產生“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且這兩種效應方向相反。而與糧食生產脫鉤的綜合性收入補貼對種糧農戶的種糧勞動投入只有“收入效應”，并無“替代效應”，因此具有抑制勞動投入增加的作用。只是當前補貼額度相對于農戶收入水平來說很低，因此這種作用可能很小。但模型分析至少從勞動投入的角度表明綜合性收入補貼對糧食生產促進作用很小。
（二）生產性專項補貼和價格支持背景下的農戶行為調整
生產性專項補貼主要內容是良種補貼和農機具購置補貼，目的在于通過降低投入成本鼓勵農民使用新品種和新型農業機械，從而提高糧食數量和質量。生產性專項補貼和糧食最低價收購制度對糧食生產投入的影響收到許多學者的關注，大多數學者都認為生產性專項補貼對糧食生產投入有促進作用。劉克春[16]通過建立Logit模型并對農戶抽樣調查數據進行分析得出，糧食生產資料價格對農戶糧食種植決策行為產生明顯的逆向調節作用。吳連翠、陸文聰[18]通過對安徽省某村120個農戶的調查研究發現，農戶確實是根據農產品和要素價格的變動來優化家庭生產行為。Schmitz[17]認為生產性專項補貼對投資具有較強的激勵作用。陳慧萍等[18]通過對2004～2007年分省數據的實證分析，得出糧食補貼主要通過影響資本投入進而影響糧食產量。
模型（9）的解記為*，r*，P*，分別稱之為最優其他水平、最優投入品價格和最優糧食價格。此時，農戶的勞動投入、農業投資和糧食產出分別記為L**，K**，Q**。易知，L**=τ（*，r*，P*），K**=υ（*，r*，P*），Q**=q（*，r*，P*）。若實際的農戶其他收入、投入品價格和糧食價格分別為0，r0，P0，則政府對單個農戶的收入補貼、投入品補貼和糧食價格補貼的最優量分別為*-0，r0-r*，P*-P0假定0r*，P0
（二）既定預算約束下的最優糧食補貼
多種因素決定了政府的農業支出是有限的，雖然存在無預算約束條件下的*，r*，P*，但政府不一定有財力負擔最優規模的的糧食補貼。現實中，農業補貼只是財政支出項目之一，受財政預算的約束，每期有既定的額度。假定每期糧食補貼額度外生給定，那么存在這樣一個問題：如何分配既定額度的糧食補貼資金以使糧食產出最大化。假設Δ，-Δr，ΔP分別表示政府對直接收入補貼、投入品補貼和價格補貼，M為政府對單個農戶的補貼額度，則該問題可用如下模型表示：
maxΔ，-ΔR，ΔPQ*=q（0+Δ，r0+Δr，P0+ΔP）
（10）
s.t.Δ-K*Δr+Q*ΔP=M
其中，K*=υ（0+Δ，r0+Δr，P0+ΔP），Δ，-Δr，ΔP為決策變量。若該模型有惟一解Δ*，-Δr*，ΔP*，則模型的含義是：在既定補貼額度M下，有眾多可行的補貼組合Δ，-Δr，ΔP，每組可行補貼組合對應惟一一組投入產出組合（L*，K*，Q*），其中，有且僅有一組補貼組合使產出Q*最大，該補貼組合即是最優農業補貼組合，記為（Δ*，-Δr*，ΔP*）。此時，政府實現了糧食產出最大化的目標且農戶實現了效用最大化，因此結果是有效率的。
（三）糧食補貼的一般趨勢
隨著時間的推移，農戶收入、要素價格和糧食價格都有上升趨勢。因此，由于邊際遞減規律的作用，等量的補貼所起的增產作用越來越小，即政策效應趨弱。為實現增產目標，糧食補貼的規模須不斷加大。隨著我國農業機械化和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農業勞動力呈減少趨勢，投資增長較快，勞動相對于資本越來越稀缺。因此，勞動的邊際產出有提高趨勢，資本的邊際產出呈降低趨勢。根據農戶生產函數可知，產出變動ΔQ、投資變動ΔK和勞動投入變動ΔL之間存在如下關系：ΔQ=MPK·ΔK+MPL·ΔL。由于勞動投入減少，即ΔL
五、結論與建議
（一）糧食補貼目標的集中
庫茲涅茨法則指出，隨著人均國民收入的提高，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呈下降趨勢。近年來我國農戶農業收入份額不斷降低，農業不再是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而逐漸成為一種利用閑置勞動力的途徑，或者是執行一種社會保障的功能。農業的“衰退”質性以及我國尖銳的人地矛盾也決定了農業不可能是解決農民貧困問題的根本出路，農民收入提高的根本途徑在于勞動力市場的調節。因此，糧食補貼的政策目標應定位于糧食生產發展而非農民增收。
（二）糧食補貼結構的調整
分析表明，綜合性收入補貼對糧食生產促進作用甚小，政策成本甚高，而生產性專項補貼則能有效促進農戶的糧食生產。從國際農業政策實踐來看，通過價格支持進行的補貼是解決農產品短缺的有效手段，而收入補貼則在農產品過剩、農民貧困化的背景下普遍實行。美國、歐盟、日本等國家和地區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逐步建立了農民收入綜合補貼制度，但仍保留了包括價格支持和其他生產性專項補貼等政策。從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糧食補貼政策發展歷程看，早期以促進農業生產的專項補貼為主，后期以保障農民收入的綜合補貼為主。但這種轉變是以農業生產力達到一定水平、農業發展面臨的任務轉變為前提的，我國目前尚未到達這個階段，糧食補貼資金的配置應以生產性專項補貼為重點。而我國目前糧食補貼制度的特征是以收入補貼為主，2004～2009年，綜合性收入補貼即“兩補”資金占四項補貼平均比重為81.74%。這種補貼結構亟待改變，補貼重點應向生產性專項補貼轉移。
（三）糧食補貼方式和對象的轉變
糧食補貼采取“直補”模式雖然執行效率較高，但可能偏離了政策目標，這反映我國農業補貼在補貼方式的選擇上，存在強調管理效率而忽略政策績效的現象。綜合性收入補貼和農戶生產決策相關性很低，對糧食生產所起的促進作用甚小。為了使補貼能切實起到促進糧食生產作用，補貼不應以普惠制發放，在補貼對象上應瞄準糧食生產戶，補貼方式上應使補貼與農戶生產決策相掛鉤。在糧食直補普遍實行“普惠制”的大背景下，少數省市糧食直補向糧食大戶傾斜種糧大戶傾斜。以糧食種植為代表的土地密集型模式是未來中國農業生產的首要模式。糧食生產的規?；洜I是我國農業未來發展的必然選擇，糧食補貼資金的分配應逐步向種糧大戶傾斜，以促進糧食的規?；a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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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政策分析范文3
關鍵詞 就業政策，財政政策，耦合性
體制的轉型、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以及人口數量的持續增長，使我國的就業形式日益嚴峻，失業壓力迅速加大。作為國家干預勞動力市場、治理失業的公共就業政策體系，需要財政政策予以配合。但兩大政策體系的相對獨立性、當前階段公共政策實施體制的不完善以及勞動力市場的特殊性，使之在搭配過程中存在一些矛盾。必須深入探討二考的關系，建立科學的政策搭配機制，以圖最大成效地解決我國失業問題，實現和諧 社會 。
一、我國現階段就業政策和財政政策搭配過程中的矛盾體現
我國現階段就業政策和財政政策搭配過程中的矛盾集中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財政政策的公共化取向尚未完全建立，就業政策多重目標的實現缺乏足夠的物質基礎
作為系統性的公共政策體系，就業政策包含多個子政策(見表1)：一是就業需求政策，包括直接創造就業崗位、開發就業信息、消除制度壁壘，改善就業環境。二是就業供給政策，包括求職幫助和再就業服務、培訓、創業等組成的開發人力資源的政策體系。三是社會保障類政策，包括社會救助和失業保險等。因而就業政策體系具有多重目標。首要目標就是增加就業總量，開發就業崗位的政策可以直接增加就業總量，改善就業市場環境、消除制度壁壘等政策可以間接性的擴大就業總量。其次是提供就業服務，職業介紹、 教育 培訓可以提高求職者就業能力，滿足迅速變化的勞動力市場中的多樣化需求；對勞動市場中弱勢群體(下崗職工、農民工、婦女和殘疾人等)提供服務可以平穩市場的運行。最后，社會保障性目標如失業保險、失業救濟等，雖然具有事后性、補救性的消極意味，但能夠使勞動者在破產、疾病、工傷等非自愿因素而遭致失業和傷害時，幫助其恢復勞動能力， 學習 新的技能并重新參與競爭，穩定勞動力質量和數量的供給。上述政策最終都落實于失業治理這一總政策目標?？梢?，就業政策不是單純的、短期性的擴大就業總量，它的公共產品性質要求從長遠角度根本性的解決失業問題。
就業政策的公共服務性和社會保障性目標需要財政政策給予充分的物質支持，但我國當前財政政策的公共化取向尚未完全建立，對其支持力度過低，且缺乏立法約束，并帶有明顯的隨意性。表2反映了我國歷年促進就業的財政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不僅偏低，而且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這導致公共就業服務質量難以有效提高，且存在明顯的地區、群體差別；導致創造就業崗位行為的短期化，難以從長遠角度開發人力資源，創造長期性、持續性就業崗位。社會保障類就業政策作為社會“安全網”和“自動穩定器”的功能尚不健全，難以對市場 經濟 周期性釋放勞動力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從長遠來看，當前的財政就業政策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失業難題。
(二)財政政策導向仍以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為主，創造持續性、長期性就業崗位的能力低下，難以從根本上解決我國的就業壓力
我國從1998年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國內需求，擴大了社會投資，累計創造就業崗位750萬個。但需注意的是，靠gdp拉動的就業彈性系數卻在逐年降低。“九五”時期平均就業彈性系數為0.13，“十五”時期該數字下降到0.11，其中2005年僅為0.08。
經濟高增長與低就業甚至無就業(女性、年輕人)并存的原因之一在于就業機會的結構性變化。我國的產業結構逐漸由勞動密集型進人資本密集型，資本取代勞動力致使重 工業 化產業吸納勞動力的能力逐年降低，而勞動密集型的中小 企業 及第三產業成為吸納勞動力的主力軍(見圖一)。產業結構的調整必然帶來職業技能結構的調整，第二產業就業彈性的先揚后抑，第三產業的不斷上升，要求勞動力具備越來越高的素質和技能。財政政策卻沒有對就業機會的結構性變化作出及時的調整。投資導向仍然偏重于資產回報率高的重工業，而對勞動密集型的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的財政支持力度不夠，稅收優惠政策過于短期化，甚至帶有明顯歧視。同時促進就業的財政補貼政策主要面向失業保險、失業救濟，“消極”成分過大，對人力資源的開發重視不夠，對農民工、下崗職工、女性求職者缺乏必要的職業教育和培訓，無法給中小企業和服務業提供足夠的勞動力供給，很多地區出現“技工荒”、“民工荒”，勞動力市場出現了結構性失衡。雖然這與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剛剛起步的特殊國情有關，但財政政策的投資短視行為加劇了這一現象，必須予以改革。
(三)由于缺乏科學合理的搭配機制，財政政策與就業政策具體實施過程中難以有效協調，政策逆效應被擴大.降低了政策功效
作為兩套相對獨立的政策體系，財政政策與就業政策在具體的搭配實施過程中并不總是產生正效應，如果搭配不當，則會產生政策逆效應(包括原生性逆效應和制度性逆效應)。例如，由于財政投資政策對私人投資有“擠出效應”，如果政府對勞動力過剩的產業持續投資，在短期可能會增加企業勞動需求，擴大就業量，但長期會完全擠占私人投資，使整個社會投資水平下降，就業量下降。我國的一些政府壟斷的行業，如石化、郵政、公交等，由于人事制度等原因導致人員只進不出，人滿為患，就業量呈不斷上升趨勢，而政府卻因行業經濟效益差而不得不進行財政補貼，從長期來看，這對提高整個社會的就業總量會產生負效應。對社會保障類就業政策而言，由于失業保險等一般實行國家、企業、個人三方出資原則，這會導致勞動力價格提高，增加企業的用工成本，造成企業間競爭力的差別，促成非正規就業對正規就業的擠出，最終損害勞動者的福利?？梢?，政策搭配的原生性逆效應會因不合理的制度安排而過度放大，政策的實際功效大大降低。
(四)轉型時期的制度性障礙降低財政政策與就業政策的協同效應
要最大化發揮兩套政策體系的協同效應，要求有完善的制度環境，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信息市場、技術市場以及證券市場等發育完全，價格、利率等調控機制配合默契。我國處于制度轉型期，市場經濟體制尚不完善，政策間的協同效應遭致制度性扭曲。例如，勞動力市場的地區性分割，阻礙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高昂的轉移成本剝奪了勞動力市場的弱勢群體(下崗職工、農民工等)的求職機會；信息市場的不完善無法為求職者提供必需的求職信息；證券市場的不規范削弱了原本就落后的失業保障制度，又反過來加劇了就業市場的不穩定。制度的不規范導致隱性就業、非正規就業大量存在，工資價格無法真實反映勞動力市場的變化，甚至會傳遞虛假信息，限制了政策協同功效的發揮。
二、就業政策與財政政策的耦合性機制 分析
復雜的政策體系和多變的制度環境，使財政就業政策的效應呈現多元化，協同效應和負效應同時存在，筆者將其分為原生性效應和制度性效應。通過對二者分析，找出政策搭配過程中存在矛盾的真正原因。
(一)就業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原生性效應分析
對就業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原生性效應的分析主要包括財政投資、采購政策的就業效應、財政轉移支付政策的就業效應和稅收政策就業效應三個方面。
1.財政投資、采購政策的就業效應分析
(1)乘數效應擴大就業總量。從宏觀 經濟 角度看，財政支出的增加會從兩個方面擴大就業總量：一是直接效應：財政支出直接形成產業資本，創造就業崗位。由于不同產業吸納勞動力的能力不同，財政投資于或者采購于勞動密集型產業比技術密集型產業更有利于擴大就業總量。實證 研究 發現，我國的公共投資增長在短期減少就業，長期對就業有顯著的正效應(徐旭川，楊麗琳，2006)。二是間接效應：財政支出的增加會因乘數效應使國民收入成倍增加，根據奧肯定律，經濟的增長可以促使就業人數的增長。這一間接效應的傳輸需借助 社會 的邊際消費傾向，并與之成正相關關系。由于窮人的邊際消費傾向更高，因此如果一個社會對失業者的社會保障政策比較完備，則財政支出類政策的就業效應將會得到更大的發揮。
(2)“擠出效應”會 影響 就業效應的發揮。在充分就業的經濟中，財政投資政策對私人投資有“擠出效應”：政府對勞動力過剩的產業繼續投資，短期會使 企業 增加勞動需求，擴大就業量，但由此產生的“貨幣幻覺”會引致物價上漲，實際貨幣供應量下降，利率上升，長期內完全擠占私人投資，使整個社會投資水平下降，就業量下降。這種現象在勞動力市場流動性差的 發展 中國 家格外明顯，一些人員臃腫的壟斷行業因經濟效益差而發生虧損，不得不由財政進行補貼，從長期來看，對提高整個社會的就業總量會產生負效應。因此，財政應更多地投資于非充分就業的行業，這樣才能與就業政策的目標真正達成一致。政府采購政策的“擠出效應”主要體現在非充分就業的行業中。其不會對私人投資產生完全的“擠出”，并會增加一定的就業量。但政府需求的增加提高了社會總需求水平，貨幣交易需求增加，利率上升，提高了整個社會的投資成本。一個國家投資對利率的敏感度越高，則負效應越大。由于以私人投資為主的產業(特別是第三產業)是擴大就業量特別是解決弱勢群體就業 問題 的主要途徑，從長遠來看，政府的采購政策不利于解決弱勢群體的就業問題。解決這一問題的最好辦法就是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
可見，財政投資、采購政策并不總是會擴大就業總量的，必須要進行結構性調整，同時要對正負效應作方向性調整，使就業效應得到最大發揮。
2.財政轉移支付政策的就業效應分析
(1)財政補貼的就業效應。促進就業的財政補貼種類很多，有行業補貼、企業補貼、 教育 培訓補貼以及失業保險、失業救濟補貼等。各類補貼的作用著眼點不同.產生的就業效應也不同。
財政補貼的政策目標性和針對性非常明確，為擴大勞動力需求，財政補貼可以傾向于勞動密集型行業，引導企業增加投入，降低用工成本；鼓勵企業雇傭弱勢群體，由于這樣會降低企業的競爭力，所以能否提高就業率的關鍵在于補貼額對企業雇傭弱勢群體造成的競爭力損失的彌補程度。從擴大勞動力供給角度看，財政補貼應主要著眼于對企業人力資源的開發和管理(教育培訓)、 科技 進步與創新等，提高在職勞動力的職業技能，對職業培訓機構、職業介紹機構等補貼，或對求職者直接進行個人補貼，鼓勵自謀職業或自主創業。在財政補貼過程中應有針對性、專門性，盡量減少中間環節，減少無謂的效率損失。
(2)社會保障政策的就業效應。社會保障類的財政就業政策屬于勞動力市場政策中的消極成分，主要目的是對失業者提供收入支持，如我國當前“三條保障線”及失業保險、失業救濟中的財政轉移支付。該類政策的就業效應首先表現為它是社會經濟運行的內在穩定器，是社會的安全網，能夠保障失業者抵抗失業風險。同時，對失業者的培訓教育、對殘疾人等的收入扶持可以使雇主更容易實現成本的社會化，使失業者更有效的應對自己的再就業問題。從政府財政角度來看，過高的失業保障水平會挫傷勞動者尋找工作的積極性，也會加重政府的財政負擔；如果保障水平過低，則難以維持失業者最基本的生存，因此，需要 科學 界定保障水平，將就業負效應減少到最低。
3.稅收政策的就業效應分析
減稅同財政支出政策一樣可以產生乘數效應，擴大就業總量。對就業結構的影響，體現在減免稅的稅種、稅率以及減稅方式的差別上。對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主要體現在對勞動密集型行業減稅更有利于就業水平的提高；通過稅收優惠鼓勵企業雇傭弱勢群體。張國棟(2005)通過對我國雇傭殘疾人企業稅收優惠政策的分析得出，介于30%到50%之間的稅收優惠不能彌補企業雇傭殘疾人造成的競爭力損失，并使企業的最大雇傭量限定在50%，而不會更多。即使在50%的比例全額返還稅收，也不足以維持企業競爭力。造成的后果為要么企業雇傭50%殘疾人，加大破產可能性；要么企業一個也不雇傭。降低了該政策的激勵效果。解決的 方法 是或采取財政補貼，補貼額略高于企業雇傭殘疾人帶來的競爭力損失，或采取比例稅收優惠，使減稅比例與雇傭殘疾人比例成正比，改變企業的競爭力曲線閱。因此，鼓勵求職者的稅收優惠政策最好偏重于求職、培訓、教育等方面，通過稅收減免提高求職者的收入，從而增強他們的求職能力。
(二）就業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制度性效應分析
財政政策與就業政策協同功效的最大發揮需要發育完善的市場環境，如果制度環境不完善，則會對勞動力流動、收入再分配等形成制度壁壘，使就業效應發生制度性扭曲。在我國主要體現為：
第一，壟斷行業僵化的用人就業機制，降低勞動力市場化程度，致使勞動力供求機制、流動機制以及工資價格機制無法正常發揮作用，難以給財政政策提供正確的市場信號，影響了勞動力資源的有效配置。
第二，不同類型企業存在明顯的“身份差異”，使社會保障類財政轉移支付政策存在較大的企業差異，企業之間難以公平競爭，必然對企業用工造成消極影響。
第三，傳統的政府管理模式，使就業部門和財政部門之間難以有效協作，使原本就存在的政策時滯性被進一步放大?？梢娭贫缺趬镜拇嬖?，會使財政政策開發的就業崗位的不確定性和不規范性加大，這會進一步擴大勞動力市場的不規范和“工作貧困”現象(見表3)。
三、建立科學的財政政策與就業政策的搭配機制，實現我國勞動力資源有效配置的對策建議
針對我國當前就業政策與財政政策在搭配中存在一些矛盾的現象，必須在二者中建立科學的融合機制，具體對策建議如下。
(一)在公共財政體制框架下，建設全方位的政府就業職能
繼續轉變政府的公共服務理念，切實地為社會公眾提供共同消費、平等享受的公共就業產品和服務，這是從根本上解決我國就業問題，促進經濟和社會和諧發展，滿足勞動力市場不斷變化的需求的必然要求。應該做到：
第一，加強財政體制的公共化取向，轉變財政支出結構，減少政府對勞動力市場的直接性干預，由通過預算內投資和稅收減免來直接創造就業崗位轉變為對人力資源開發等的資金扶持、稅收優惠等政策，減少政府對私人的“擠出效應”。
第二，完善公共就業服務職能，建立多層次、多樣化的就業服務體系，滿足勞動力市場中不同群體的需求：建立統一的標準化的服務流程，為失業者提供一般服務；針對特定群體，提供特殊的強化服務，從而有效降低失業率，實現和諧社會。
(二)建立科學的政策搭配機制，加強政府部門間的協調
應靈活應對財政政策和就業政策兩套體系的協同效應和逆效應，相機抉擇，科學搭配?？梢宰龅剑?/p>
第一，統一兩套公共政策體系的政策導向。主要體現在“就業優先”目標的一致性。解決就業問題是當前我國政府的頭等大事，一切工作要以此為核心。財政政策在實施過程中，要盡量消除與促進就業目標相悖的政策，降低政策逆效應。
第二，建立結構性的財政就業政策體系，與多元化的就業政策目標相契合。加強勞動就業供給管理框架下的政策協作，注重開發人力資源，盡量減少對就業需求層面的直接的政策干預。
第三，加強政府部門間的協調。將相關的政府部門予以整合，或可以通過 電子 政務的建設和完善使政府各職能部門及社會組織實現橫向對接，協同開展工作，聯動辦理業務，使求職者可以享受到全方位的服務。
(三)繼續深化體制改革，促進市場發育，降低政策搭配的制度性逆效應
第一，完善市場經濟，打破行業壟斷，消除市場分割，使勞動力能夠正常流動。建立專業化就業市場，搭建縱向的統一就業體系，使部、省廳及區(縣)、街道、社區連接，確保就業政策頒布實施、就業服務的開展的連貫性和準確性。
勞動政策分析范文4
【關鍵詞】延遲退休年齡，問題，可行性
一、退休政策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一）現行退休年齡制度。當前國家關于退休年齡規定：國家法定的企業職工退休年齡是男職工年滿60周歲，女干部年滿55周歲，女職工年滿50周歲。對于從事井下、高溫等繁重體力勞動或其他有害身體健康工作的職工，規定退休年齡是男職工年滿55周歲，女職工年滿45周歲，因病或非因工致殘，規定退休年齡為男職工年滿50周歲，女職工年滿45周歲。
（二）我國現行退休年齡制度存在的矛盾與問題
1、退休年齡偏低與人口壽命延長的矛盾。退休者隱形就業問題，邊拿退休金邊再就業可以說是中國勞動力市場上一種相當普遍的現象。這種“退而不休”的隱形就業問題造成了養老金的不合理使用。
2、女職工按不同身份執行兩種退休年齡。這在企業早已打破干部、工人身份界限的情況下難以操作，在實際工作中引發諸多糾紛。
3、提前退休問題比較突出。一項調查顯示，我國企業職工退休時的平均年齡只有53歲。
4、男女退休年齡存在差異。男女職工退休年齡的差異主要是性別差異。男職工退休年齡比女干部晚 5 歲，比女工人晚10 歲。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均受教育年限不斷提高，男女的性別差異會越來越小。
5.受教育時間越長的勞動者工作時間越短，勞動時間缺乏公平性。一般情況下（除一些特殊工種），勞動者無論接受多長時間的教育，勞動者的退休年齡都是統一的，這樣就導致接受教育的時間越長，工作年限就越短，二者之間為負相關關系。低學歷勞動者一般從事體力勞動，與較高學歷從事腦力勞動者相比較， 無論是工作年限，還是勞動年齡所占預期壽命比都較大，導致低學歷勞動者和高學歷勞動者在勞動時間上沒有實現公平。
6.老年人力資本浪費嚴重。在人均預期壽命不斷延長的情況下，無論是男女職工，過早地離開工作崗位，對國家對個人來說都是一種損失，是人力資本的浪費。隨著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人們參加工作的時間也在不斷后延。這形成了一個奇特的現象：人力資本投入越大，其利用率反而越低，無形中導致人力資源的浪費。
7.“一刀切”的退休年齡與地區的差異性存在矛盾。我國各地區實行統一的退休年齡規定，而我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與人口老齡化程度卻存在較大差別。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仍然存在較大差距，特別是東部沿海地區與西部地區的差距。在這種情況下，全國各地卻實行統一的退休年齡政策顯然是不科學的。除了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距外，各個地方的人口老齡化程度也并不同步。
二、延長退休年齡的可行性分析
（一）微觀可行性分析。退休年齡的影響因素主要有人均預期壽命、養老金儲備、勞動力供求狀況、初始勞動年齡、社會價值觀以及工種的性質。通常狀況下，在人均預期壽命的前提下，為了確保養老制度的良性運行，對于是否延長退休年齡人們主要考慮的兩個因素就是養老金儲備狀況和勞動力市場供求狀況。以下主要分析延長退休年齡與失業率的關系。
世界上多數國家都存在著延長退休年齡和失業之間的矛盾， 其實延長退休年齡所“擠占”的工作崗位與新增就業人口需求的就業崗位之間并沒有絕對的替代關系：失業率和法定退休年齡的相關性非常低，至少在統計上這兩個變量是不相關的；法定退休年齡和失業率完全沒有任何正向關系的趨勢，相反，趨勢線有向下傾斜的趨勢；從長遠來講，實際上延長退休年齡對就業并沒有直接影響，因為一個國家的就業情況主要取決于經濟發展所創造的就業崗位的多少。
（二）宏觀可行性分析。一項政策的實施我們要看宏觀環境是否適合，同時也要從政策本身來看政策實施是否有利于社會的發展。為了更好的從政策本身探討延遲退休年齡是否合適，以下運用SWOT分析方法對其進行分析。從優勢方面來分析：延遲退休年齡最大的優勢就是可以開源節流，一方面增加養老金的繳納數額，另一方面又可以減少養老金的支出，緩解養老金的支付壓力，促進養老保險制度的良性運行。此外，延長退休年齡還可以充分開發和利用老年人力資源，尤其是腦力勞動資源，促進社會的公平。
從劣勢方面來分析：由于延長退休年齡對就業會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增加就業壓力。因此，延長退休年齡在一定程度上會造成就業減少，導致失業率走高，會進一步加劇當前就業形勢的嚴峻性，對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
從機會方面來分析：首先，當前我們正在積極的構建和諧社會，落實科學發展觀，政府更加重視民生工程的建設，尤其是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但是我們目前面臨著人口老齡化加快的威脅以及養老基金“空賬”運行的壓力，養老制度面臨著嚴重的可持續發展危機，在這樣的背景下，延長退休年齡無疑會非常有利于緩解以上所述壓力，因此延長退休年齡是非常必要的。所以，從政治角度來講，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其次，我國的高等教育快速發展，培養了大量的保險、精算等方面的人才，為延長退休年齡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技術支持，這也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從威脅方面來分析：因為延遲退休年齡在一定程度上會對就業造成負面影響，這就需要在盡量縮小其對就業方面的負面影響的前提下，來尋求延長退休年齡的幅度，也就是說如果確定不好就業―退休年齡之間的相關性，就有可能對就業造成巨大的負面影響，造成社會的不穩定，抑制了政策的有效性，從而導致政策流產，這是對延長退休年齡來講最大的威脅。
總之，無論是從宏觀環境還是微觀層面來看，延長退休年齡在理論上是可行的，也是社會和經濟發展的要求，是社會的進步。
參考文獻：
勞動政策分析范文5
關鍵詞:新常態；產業結構；農村勞動力；轉移
河北省做為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主動響應經濟“新常態”，在保持經濟相對穩定的基礎上以創新驅動為主要動力和支撐，加快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深化城鎮化改革。經濟的發展、城鄉收入差距造成了農村勞動力的轉移，這是經濟問題也是社會問題。通過分析產業結構調整與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對于分析產業結構調整是否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作出貢獻，協調農村轉移勞動力的吸納率；農村勞動力轉移是否能促進河北省各經濟區域產業結構的協調升級及優化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產業結構調整和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關系分析
(一)產業結構調整的一般規律。產業結構的調整始終遵循著逐級演進的規律，也就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三次產業的重心會從第一產業逐漸轉向第二、三產業。(二)產業結構調整中勞動力轉移的一般規律。眾多經濟學家在產業結構調整與勞動力轉移的關系方面進行了大量的研究，最終總結出了產業結構轉型與勞動力就業結構變化的一般規律。其中最具代表的是“配第—克拉克定理”、“庫茲涅茨曲線理論”等。“配第—克拉克定理”指出：人均國民收入較低的國家，第一產業勞動力所占的比重相對較大，而第二、三產業勞動力所占的比重相對較?。蝗司鶉袷杖胼^高的國家正好相反?！皫炱澞那€理論”則認為產業就業結構演變過程能更加真實地反映出一個國家產業結構轉型過程，勞動力就業結構滯后于產業結構的變化，就業壓力就會逐漸增加。(三)產業結構調整和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關系分析。對于產業結構調整與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關系，發達國家情況基本符合“配第—克拉克定理”，技術創新與工業革命促進了產業結構調整，而勞動力在三次產業中的轉移推動了產業就業結構升級，最終促進社會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發展中國家由于生產力相對落后，只能先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這樣就會大大降低第二產業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能力，同時增加第三產業吸納農村勞動力的幅度，但第三產業在三次產業中所占比重較少，其結果是第一產業農村勞動力直接轉移到第二產業，整個社會勞動生產力不會產生顯著提高?？傊?，產業結構的調整可以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
二、“新常態”下河北省產業結構優化調整與農村勞動力轉移分析
(一)河北省產業結構的變化。河北省自改革開放以來，大力發展經濟，經濟總量不斷攀升。2014年全省實現生產總值29421.2億元，較之上年增長了6.5%。三次產業分別占比為11.7%、51.1%、37.2%，其結構日趨合理。河北省三次產業比例不斷發生變化，從“二、一、三”格局逐漸向“二、三、一”轉變，基本符合產業結構調整一般規律。(二)“新常態”下河北省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特點。2014年，河北省積極響應“新常態”經濟政策，全年成功轉移農村勞動力60萬人。截至去年年底，全省累計轉移農村勞動力1730.9萬人。農村勞動力轉移結構由改革開放初期的76.8%、14%、9.2%已逐漸發展為50.1%、26.8%、23.1%。充分表明農村勞動力轉移緊隨三次產業結構調整步伐。但近幾年第一產業農村勞動力轉移比例有回高趨勢，分析原因可能與現代農業、生態農業發展政策有關。另外，今后幾年的農村勞動力轉移主體將會落到新生代農民工身上，其轉移方式也會由“只身勞動力轉移”轉變為“舉家遷移就業”。隨著政策的不斷完善，河北省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兼業性將大大降低，組織性會逐步提高，這在2014年河北省與京津共建86個勞務輸出基地舉措上就已有所體現。
三、河北省產業結構調整對農村轉移勞動力吸納效率的實證分析
通過建立“基于產出的可變規模報酬”BCC模型，來評價河北省產業結構轉型對農村勞動力吸納效率的貢獻。主要包括河北省產業與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整體情況以及分區域產業吸納農村勞動力效率的評價。首先假定輸入指標：產業結構分布和城鎮化水平，輸出指標為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通過DEA模型得出就業結構偏離系數E。當E>1時存在吸納農村勞動力的可能性；當E<1時，意味著勞動力存在遷出的可能性。統計結果顯示，河北省1978年三次產業的結構偏離度分別為0.63、2.64、1.27，至2014年其數據變化為0.67、0.86、1.1。期間經過多次反復，第一產業變化不大，但就業結構與產出結構不相對稱，勞動力轉出機率較大；第二產業數據結果出現大幅度下降，其就業和產出日趨達到均衡，理論上第二產業應該吸納更多的農村勞動力，但由于相關政策以及技術含量等條件的制約，使得第二產業也出現了勞動力遷出的可能性。第三產業結構偏離系數E>1，說明其有吸納農村勞動力的可能，主要原因在于河北省“新常態”經濟政策的推行以及第三產業準入門檻較低等因素。另外，城鎮化水平影響著就業結構的合理性，通過建立模型分析，我省各地市區域協調性存在差異：邯鄲、邢臺、承德、張家口、衡水等地協調性較低，石家莊、保定、滄州協調性較高，并保持與河北省的協調度相一致，其余各市基本協調。事實上，協調性較高的城鎮，其吸納勞動力能力較高，這些都與資源稟賦和經濟政策等原因有關。
四、“新常態”下河北省產業結構調整與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政策性建議
研究表明：產業結構調整與農村勞動力轉移存在互補互動的效應。二者協調發展可以對社會經濟提升起到促進作用。河北省在“新常態”經濟形勢下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著手改善農村勞動力就業問題。(一)科學合理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經過分析發現，河北省三次產業的就業結構偏離系數為：0.67、0.86、1.1，表明其在吸納農村勞動力方面存在差異。第一產業吸納力最差，第二產業由于目前屬于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業相對第三產業來說吸納能力較弱，但仍高于第一產業。針對這種現象，河北省應積極采取措施：1、發展現代農業，拓寬第一產業農村勞動力的吸納空間。延長農業產業鏈條，如：發展農產品加工、運輸、銷售等業務；將農業與旅游業結合，開拓生態農業旅游項目。2、優化第二產業內部結構，提升第二產業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水平。雖然河北省輕重工業2:8的比例嚴重失調，但第二產業始終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支柱產業，我們不能盲目的抑制第二產業的發展，而應削減高能耗產業，堅持創新驅動，大力推進新能源、電子信息、生物、光伏、物聯網等新興戰略產業，從而達到優化產業內部結構，提升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吸納的目的。3、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提高其就業比重。由于第三產業吸納勞動力水平要求不高，加之河北省第三產業產值逐年上升，從而使其成為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要接納空間。但由于其增加值比重偏低，科技含量和現代化程度偏低，就業貢獻度偏低，其就業水平依然不甚樂觀。我省要加快服務、通訊、房地產領域的自我轉型升級，鼓勵新興業態不斷涌現。抓住京津冀一體化發展的大好機遇，出臺專項規劃，深化與北京、天津等地相關領域的戰略合作，優化第三產業的發展政策與環境。只有第三產業發展壯大了才能為農村勞動力轉移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二)以工業化推進城鎮化，走新型城鎮化道路。河北省應打造產業升級，圍繞產業鏈布局創新鏈，依托創新鏈提升價值鏈，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并扶持戰略性新興產業壯大其規模。實施智能制造創新工程，力爭重點行業智能制造實現新突破，并努力加快工業產業技術和網絡信息技術的融合。實施產業協同創新模式推廣工程：建設京津廊高新技術產業帶、建設沿海臨港產業帶、建設京廣線先進制造產業帶、建設京九線特色輕紡和高新技術產業帶、建設張承綠色生態產業帶。只有城鎮化建設發展了，才能為農村勞動力轉移提供更多的就業空間，而且要長遠規劃，做好統籌，解決農村勞動力在轉移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三)提升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效率，減少農村勞動力區域流動的限制。河北省應在積極促進農民工境外就業，從而減少農村勞動力就近轉移的就業壓力。下大力量建立勞務輸出基地，尤其是抓住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大好時機，擴大對北京、天津的勞務輸出。實施城鄉技能就業扶助政策，用于對農村剩余勞動力從事二、三產業的崗前培訓。河北省應進一步完善就業創業政策措施，重點扶持農村勞動力轉移群體的就業和創業工作；應全面放開小城市和建制鎮落戶限制，做好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轉移銜接工作，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做好各種服務。(四)增強農村勞動力轉移能力，提高農村勞動力的綜合素質。隨著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對農村勞動力的素質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提高農民科技素質，是有效實施農村人力資源開發、將農村人口壓力轉變為巨大的人力資源優勢、實現農村人力資源的優化配置、科學合理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首要任務。
河北省要結合當地實際，圍繞促進現代農業發展的農產品深加工、農村電子商務、民俗產品生產以及發展三產融合休閑農業、家庭賓館、農家樂餐館等需要的新產業、新技能組織培訓，圍繞農村勞動力專業成長加大扶持力度，實施有關農村勞動力的國家培訓工程等措施。從而提高農村勞動力的各方面素質，其實實現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質量。
作者:陳鏡宇 李宇峰 田倩 單位:河北金融學院 河北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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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政策分析范文6
關鍵詞：就業；稅收政策；稅收優惠
改革開放30多年來，盡管我國的就業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就業形勢依然十分嚴峻。主要原因在于：首先，我國人口基數大，每年新增的勞動力促使勞動人口供大于求的局面長期存在；其次，制度轉軌過程中，下崗失業人員的不斷累積、城鎮化進程中失地農民數量的增加也使得就業壓力不斷加大；最后，長期以來我國奉行的以總量擴張為中心的經濟發展戰略并沒有很好的利用我國勞動力充裕這一資源稟賦，重視資本密集型行業的發展，忽視經濟發展對就業的促進作用，制約了經濟發展———消費增長———就業增加的良性循環。據勞動與社會保障部統計，“十一五”期間全國城鎮勞動力平均每年供大于求約1200萬人，農村富余勞動力平均每年需轉移約900萬人。另據預測，2005~2020年，我國年均人口增量將在800萬~1000萬人之間，勞動力供需總量存在巨大缺口且呈擴大趨勢。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就業問題一直以來都是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研究課題。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提出：“實施擴大就業的發展戰略，促進以創業帶動就業。就業是民生之本。要堅持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加強政府引導，完善市場就業機制，擴大就業規模，改善就業結構?！痹诮衲暾ぷ鲌蟾嬷锌偫硪蔡貏e指出，2010年就業形勢依然嚴峻，工作上不能有絲毫松懈，要千方百計擴大就業。就業是涉及民生問題的頭等大事之一，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關注。稅收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是政府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之一，必然會對就業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國內外的具體實踐也充分表明，利用稅收政策促進就業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因此，在就業成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性命題的大背景下，探討在當前階段甚至是今后若干年，稅收如何對就業提供政策支持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一、稅收政策對就業影響的經濟學分析
稅收政策促進勞動就業的效應包括兩個方面：
對勞動供給的影響和對勞動需求的影響。
（一）稅收對勞動供給的影響。
在經濟學家看來，現代社會的福利已不再僅以個人通過勞動所獲得的物質收入來衡量，還包括閑暇所帶來的精神享受。因此研究稅收對勞動供給的影響，需要就稅收對納稅人勞動和閑暇二者間抉擇的影響進行預測。稅收對勞動供給的影響，主要表現為稅收的替代效用和收入效用。替代效用表現為政府課稅降低勞動相對于閑暇的價格，引起納稅人以閑暇代替勞動，即課稅造成勞動供給水平下降。
收入效用表現為政府課稅直接壓低納稅人的可支配收入，促使其減少閑暇等方面的享受，為維持以往的收入或消費水平而傾向于更加勤奮的工作。如果替代效用大于收入效用，稅收給勞動供給帶來超額負擔；反之，稅收對勞動供給帶來激勵作用。要分析稅收對勞動供給的總效用，需要將替代效用和收入效用綜合在一起，進行無差異曲線分析。
假定納稅人對消費和閑暇的需求隨收入的增加趨向于增加。如圖所示，AB表示對勞動和閑暇的選擇組合，I1，I2表示無差異曲線。AB與I1的切點P1表示在這一組合下納稅人的效用最大。如果政府征收所得稅，AB曲線向內旋轉至BC，即收入與閑暇的相對價格發生變化。假定政府在征稅的同時給予納稅人相應的補助，即DF與BC平行，以維持原有的效用水平I1?？梢钥闯?，P1沿I1移至P2，最佳組合發生變化，納稅人愿意選擇更多的閑暇。
將補助因素剔除，納稅人的選擇組合線只能是BC，與較低效應的無差異曲線I2相切于P3，即納稅人更傾向于勤奮的工作。此時綜合效用的最佳選擇點是P3，收入效用大于替代效用，總效用是政府征稅促使人們更加勤奮的工作。
（二）稅收對勞動需求的影響。
要解決就業問題，應該著重考慮如何增加勞動需求。因為在一定時期內，勞動總量不會發生重大的變化，除非發生戰爭或瘟疫。稅收對勞動需求的影響包括勞動的需求總量和需求結構兩方面。
稅收對勞動需求總量的影響主要表現在運用稅收杠桿促進經濟發展，刺激投資消費，使企業擴大生產，增加就業崗位上。主要包括政府將稅收收入用于公共投資、基礎性建設；對企業實行投資抵免、減免稅等優惠政策；對勞動者特別是高收入者征收所得稅和社會保險費，用于幫助弱勢群體，增加社會購買力等。
稅收對勞動需求結構的調整，是在勞動需求總量一定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解決就業問題的有效途徑。通過稅收的調節作用，對有利于經濟發展、有能力吸引較多勞動力的產業和部門給予一定的稅收優惠，鼓勵其吸引更多的勞動力和安排更多的就業崗位。稅收調節勞動需求結構，既可以有效解決就業問題，又不影響經濟的長期發展。
二、當前我國促進就業的稅收政策分析
針對日益復雜嚴峻的就業形勢，我國政府不斷進行一系列的政策實踐，利用財稅工具促進就業。
特別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政府一方面從宏觀層面上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刺激經濟拉動就業；另一方面，從微觀層面上出臺了一系列稅收優惠政策促進就業與再就業。巨額的公共支出、眾多的稅收優惠政策，的確對擴大就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保證了我國就業形勢的基本穩定。然而，在稅收政策促進就業的過程中依然存在很多的問題，迫切需要解決。
（一）現行的政策涉及稅種較少，力度較小。
目前，我國促進就業的稅收優惠政策主要體現在所得稅和營業稅、城市維護建設稅等一些地方稅種里，而在我國的主體稅種增值稅里面，相關的優惠政策很少。一方面，嚴重制約了稅收促進就業的政策效應，難以實現最初的政策效果；另一方面，以減免地方稅收為主來促進就業，意味著就業工作的支出主要由地方財政負擔，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地方政府的積極性。
（二）稅收優惠政策的時間范圍短。
例如，從2003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關于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有關稅收問題的通知》及以后的一系列相關稅收優惠政策，大致規定了截止2005年12月31日的期限，體現了國家在某一階段促進某一群體就業與再就業的目標，反映出政策的期限過短，沒有著眼于長遠目標，缺乏穩定性，還需要逐步補充完善。
（三）稅收政策執行力較低。
當前促進就業的稅收政策多以臨時通知或補充規定的形式出臺，同時還有處理個案問題的優惠政策，還沒有形成一套完善而穩定的法律規定，因而隨意性大，致使不少優惠政策被濫用，達不到應有的政策效果。
三、稅收政策促進就業的現實選擇
（一）鼓勵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特別是中小企業，努力增加就業崗位。
近年來，伴隨著國有企業的改革，中國的就業結構發生了較大變化，國有單位、城鎮集體單位和鄉鎮企業從業人員減少，而同期個體企業、私營企業、股份和外資企業從業人員迅速增加。據發改委的資料，截止到2007年6月底，我國中小企業數量已達到4200多萬戶，占全國企業總量的99.8%。目前，中小企業提供了75%以上的城鎮就業崗位，在新增就業機會中占80%，是我國安置就業的主力軍。政府應當調整稅收政策，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如降低中小企業所得稅率，采取加速折舊、放寬費用列支標準等多種稅收優惠形式提高資本贏利能力；對政府給予中小企業的投資補貼和貸款貼息予以免稅；為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可考慮金融機構為其提供的貸款免繳營業稅；取消中小企業在出口退稅政策上的差別待遇。
（二）運用稅收政策，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大力發展第三產業。
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第三產業吸納勞動力越來越多，從第一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是今后就業的趨勢。在經濟發達國家，第三產業的勞動力人數占勞動力就業總量的70%，而我國第三產業的發展水平遠低于發達國家。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是解決我國勞動力就業問題的主要途徑。政府可以采取對第三產業的稅收優惠政策，加快第三產業的發展，特別是與勞動力市場有關的信息、培訓、咨詢、中介機構等行業，提供寬松的經營環境，在稅收發票的最低營業額、注冊資本、資質要求等方面降低門檻，讓民間資本進入，特別是對微利服務項目落實優惠，實行減免稅政策。
（三）運用稅收政策，協調地區經濟發展，促進勞動力向中西部地區轉移。
我國中西部地區經濟基礎薄弱、發展相對緩慢以及由此引致的高級管理、技術人才外流和缺乏的矛盾，既不利于中西部地區經濟的發展，也給東部地區的就業造成壓力。政府應該給予落后地區一些部門和企業加速折舊、投資抵免等優惠政策，提高企業的資本積累能力，擴大再生產，鼓勵提供就業崗位。
另外，對于到西部創業的企業和個人，政府應當給予更多的稅收政策支持，促進勞動力向中西部地區轉移。
（四）改革出口退稅政策，努力發展外向型經濟。
一方面，應根據實際情況，適度調高部分企業，特別是對外依賴度較高且屬于就業密集型的行業，如紡織、玩具出口企業的退稅率，增加該類行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通過提高出口退稅率支持國內出口型企業的生產，以改善我國目前就業問題的現狀。
另一方面，鼓勵外資的優惠政策應傾向于產品出口的外向型企業、技術先進的高新技術企業、市場補缺的互補型企業和勞動密集型企業等，一旦外資企業產生了市場就業的內耗，則稅收上的優惠待遇相應地減少直至取消。
（五）擴大勞動力需求的同時，減輕勞動力供給，增強勞動力的就業能力。
由于勞動力的供給量取決于勞動力的參與率和人口數量，因此在控制人口數量的同時，要降低勞動力的參與率，進而降低總人口中就業的勞動力數量。
稅收政策應當鼓勵發展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鼓勵企業和個人增加教育投資。對家庭的教育投資，可以考慮在個人所得稅中列支扣除；對于企業的教育支出，允許在稅前扣除。其次，鼓勵對失業和下崗人員進行再就業培訓，對再就業培訓單位給予稅收優惠減免，鼓勵其進一步發展。
（六）宣傳和落實稅收政策，構建促進就業的長效機制。
2007年8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業促進法》的頒布有利于把稅收促進就業的相關政策規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一方面對現行的稅收優惠政策歸并、統一，增強優惠政策的系統性、協調性和透明性，保障實踐的行之有效。另一方面，要對促進就業的稅收優惠政策加以廣泛宣傳和落實，同時加強與工商、海關、勞動保障等部門的聯系，嚴把稅收優惠關，杜絕弄虛作假的現象發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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