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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金融發展范文1
(一)文獻綜述
中小企業的融資方式主要分為內部融資和外部融資兩種，當市場上存在信息不對稱及成本等問題時，公司從外部獲得資金的成本往往比較高。這時，公司受到外部融資約束，從而會不同程度的依賴內部現金流，這也就引出了對投資行為與公司內部現金流敏感性的研究。1998年Hubbard指出，由于預防性動機的存在，企業在面臨融資約束時會為了保持后續投資而保留相對多的流動性資產，并用“流動性緩沖”(1iquiditybufer)來形象的描述。在融資過程中由于雙方掌握的信息不對稱而產生的問題和反向選擇導致公司外部融資成本明顯高于內部融資成本，而正是這種融資約束使得企業大多都自己掌握現金。但是金融市場的發展必然會影響到企業的融資狀況，如融資機會和成本。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1998)通過實驗表明，發達國家的金融資本市場為了更有效地推動企業長期發展，大量的進行外援融資。Love(2003)卻認為當今高速的金融發展減少了融資約束，尤其是對中小企業的融資約束。地域差別尤其是我國的東西部地區，金融發展存在著顯著差異，東部沿海地區的金融發展相對內陸更高，這也就導致東部企業所受到的融資約束比其他地區?。?］。我國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不均衡，與此同時，所受到的融資約束也不同。大量研究結果表明:金融經濟的快速發展可以縮減企業與銀行、投資者之間信息不對稱的問題，也會降低企業之間的交易成本，進而提升企業外部融資能力，獲得外部融資。從而得知，企業所受到的融資約束不僅來自于自身規模、盈利能力、運營能力及長期發展能力，還取決于所在地區的金融發展水平。由于地區間資源稀缺程度和國家優惠補助發展的政策不同，使得我國不同地區的金融發展水平呈現較大差異，這也為研究金融發展對中小企業融資約束的影響提供了一個良好的背景。我國金融資源分布極不均勻，金融市場的發展和經濟發展在不同地區間存在較大差異。相對中西部地區來講，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及經濟特區具有較好的金融發展條件，也擁有較多的金融資源。RajanandZingales(1998)通過對多個國家的金融數據研究，發現在發達國家的金融市場中，資金獲得主要依賴于外部融資的企業更具備成長性，金融的快速發展為這些企業的融資提供便利，也更容易獲得投資機會;而在金融發展相對落后的國家，企業缺少方便快捷的融資渠道，難以滿足其發展需求，導致企業不能順暢的發展，從而也影響當地整個金融市場的發展。
(二)研究假設
我國被劃分為華南、華東、華中、華北、西南、西北和東北七個地區，不同的地區所處的地理位置不同，國家對其執行的經濟政策也不相同。臨海地區利用海陸結合加強外貿進出口的發展，同時由于與世界的接軌，導致華南、華北經濟發展迅速，中小企業所共有的融資困境也得到了緩解。而相對華南、華東等地的快速發展，其他地區金融發展緩慢，中小企業融資難等問題得不到有效的解決。金融發展與融資約束之間的內部關系是金融發展能縮減投資者和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等問題，最終緩解融資約束的壓力。反之，若企業融資約束得到了緩解，就會促進當地的金融發展，使得整個地區經濟繁榮。近幾年來，當我國金融發展在逐步完備市場、有效運作融資過程中，可能會影響其他的替代性融資機制。這也就意味著金融發展對我國中小企業的融資約束具有影響［3］?；诖?，本文提出以下兩個假設:1．金融發展程度高的地區，融資約束小。2．金融發展有助于緩解中小企業的融資約束。
二、實證研究
采用多元回歸模型，從融資約束和金融發展的幾個度量，如現金－現金流敏感度等來探討金融發展對中小企業融資約束的影響，運用描述性統計結合多元線性回歸分析得出結論。
(一)樣本選取及數據來源
為了更加準確地研究金融發展對中小企業融資約束的影響，本文選取了2009—2013年259家中小企業上市公司的數據(來自深交所)來作為樣本進行實證分析，選取數據的原則是:(1)避開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2)剔除2008年之后上市的公司;(3)剔除被ST的上市公司;(4)剔除金融業的上市公司，一共選取了259家公司。本文的研究數據主要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銳思金融數據庫和東方財富網，金融發展程度數據摘自《中國市場化指數———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2013年報告》。
(二)變量選取及描述
投資－現金流敏感性與融資約束關系之所以會出現截然相反的兩種對立觀點，Gomes(2001)認為原因是:投資－現金流敏感性和融資約束之間既不存在充分關系，也不存在必要關系，因此投資－現金流敏感性不能反映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程度。Almeida等(2004)進一步驗證了Gomes(2001)的觀點，他以美國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以投資－現金流敏感度作為融資約束的解釋變量，研究表明，受到嚴重融資約束的公司會將較多的現金流以現金或現金等價物的方式儲存于公司，為將來遇到更好的投資機會做準備，從而其投資－現金流敏感程度頗高。而幾乎沒有受到融資約束或受到約束小的公司則不會表現出這種行為。為了回避對Tobin’Q估算的錯誤，本文用主營業務增長率來替代企業的成長性。
三、相關建議
企業進行外援融資行為對企業長期發展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所以發展企業甚至地區的金融經濟有助于緩解企業外部融資約束，優化融資結構，更有利于改善企業的治理結構，運作方式和績效水平，進一步促進宏觀和微觀經濟的運行效率。同時對金融體系的完善也確實能夠提高金融資源在私營企業和國營企業之間的配置和使用效率，使所有企業都有機會全面發展。因此，進一步深化我國金融體系改革，增強金融發展水平，這將有助于中小企業的全面發展和國家金融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一)金融制度的創新和發展
我國之所以會出現中小企業融資難這一問題，既因為中小企業自身的封閉特點與金融體系需要透明的特點相沖突，也歸因于我國體制改革時期經濟與金融發展不相適應，為了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這一問題，從90年代中期開始，我國政府開始頒布了一系列為促進支持中小企業融資的政策，但是成果并不突出，我國中小企業在融資過程中仍然遇到了瓶頸。因此，通過積極的金融創新將會為中小企業融資帶來巨大的改變，尤其針對中小企業透明度低這個問題，應當引進民間金融機構，為中小企業提供擔保，中小企業也應當主動配合提供自己的財務狀況，從而使銀行等金融機構對其增加了解，消除信息不對稱的現象，增加融資渠道，擴大融資來源［4］。
(二)將利率市場化作為發展的必要進程
另外，中小企業若想獲得銀行貸款，其中一個必備條件就是進行利率市場化改革。從信貸配給的根源上得知，雖然利率市場化不能把所有貸款的市場需求都解決掉，但如果掌控了一小范圍內的貸款金融市場需求，市場利率能夠滿足市場的有效需求。從目前來看，盡管這一措施實施的可能性并不能對企業的借貸成本帶來顯著的影響，但利率市場化，有助于提高銀行貸款的透明度，降低了系統風險，進一步提高了銀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機構對中小企業的貸款。
(三)積極推動我國金融租賃的發展
金融租賃最初是適應中小企業的融資要求而誕生的一種金融制度創新。租賃是中小企業最實用的融資方式，國家應設置專門的專項金融租賃貸款，作為金融租賃長期資金來源的主要渠道之一。鼓勵和支持金融租賃公司向社會籌集資金，而且可以與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合作，從而經過多道程序為中小企業解決融資問題。我國急需加快有關金融租賃的立法建設，建立全國性的統一管理機構，并在政策上予以支持，在貸款利率、稅收、融資渠道等方面給予優惠和便利，促進金融租賃業的發展［5］。
(四)構建其他交易市場
數字金融發展范文2
內容摘要：本文從金融市場的角度解釋了各國之間經濟發展不平衡以及全要素生產率存在差距的原因。由融資約束產生的金融摩擦扭曲了資本在生產單位中的分配。規模較大的行業有著更多的融資需求，因此更容易受到金融摩擦的影響。文章指出，金融摩擦是各國間經濟發展不同的主要因素。在金融摩擦的條件下，資源得不到有效配置，阻礙了社會生產力的進步，從而導致國家經濟難以發展。
關鍵詞：融資約束 金融摩擦 產業結構差異 經濟發展
金融市場結構與宏觀經濟之間的關系，是一個爭論已久的問題。在傳統的凱恩斯主義（Keynesian）和貨幣主義（Monetarist）的分析框架中，就已經承認金融市場作為交易媒介的重要作用。伴隨著數次經濟危機的出現，以及信息經濟學的發展，金融摩擦論得以發展。信息不對稱引起的金融市場資源配置的失效對于宏觀經濟的影響逐漸被人們所重視。在存在金融摩擦的經濟體中，金融市場的缺陷使得金融體系中的價格發現機制在配置資本和引導投資價值方面出現扭曲，從而阻礙了宏觀經濟的發展。
我國現有的金融體系和各個金融子市場之間的運行機制受到眾多非市場因素的影響，這將可能導致市場信號及其產生機制出現扭曲，引起金融資源的低效甚至錯誤配置。一個主要原因是我國金融市場的缺陷而導致功能失效。同時，與其互為因果、相互并存的是資源配置中不可忽視的金融摩擦因素。
金融摩擦的作用機制
（一）企業融資與金融市場
金融摩擦簡單來說就是由于信貸市場的缺陷導致的企業融資能力受到限制。在企業的融資過程選擇及其變化規律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企業的內源融資積累以及由此形成的自有資本等融資條件，決定了企業發展過程中的融資方式選擇。然而，在技術進步和資本擴張這兩大企業成長核心推動因素中，都需要利用大量的資本投入?，F代經濟社會中的企業僅僅靠內部積累是難以滿足全部資金需求的，當內部資金不能滿足需要時，企業就必須選擇外部融資。單純地依賴于內源融資和自有資本的積累將在相當程度上制約企業的成長，但是企業的外部融資卻在相當程度上受制于這些自身具備的融資條件，使內源融資與外部融資成為企業融資選擇中的一對難以權衡的矛盾。因此，獲得外部融資成為企業成長過程中必須克服的障礙。
在現實條件下，由于信息不完全、交易者非完全理性以及交易成本等因素導致的金融市場摩擦的存在，金融市場是有缺陷的，因而導致各種融資方式之間的差別。自從信息理論興起后，許多經濟學家把信息不對稱理論應用于對金融市場的研究，特別是在信貸市場的分析和應用方面，這一理論的作用得以充分展示。
在企業融資渠道的選擇上，信息不對稱問題產生于企業必須借助外部融資才能獲得發展。根據企業融資的非對稱信息理論，在金融市場上，資本的需求者在企業經營方面比資本的提供者掌握更多的信息。因此，他們就有可能利用這種信息優勢在事先談判、合同簽訂或事后資金的使用過程中損害資本提供者的利益，使資本的提供者承擔過多的風險，即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和道德風險。
由于資本市場運行的內在缺陷，金融市場和金融中介有助于企業克服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進而減少企業外部融資的成本，增加外部融資成功的可能性，使普遍存在的企業外部融資需求得到有效供給，從而促進企業發展。
（二）金融摩擦與信貸約束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伴隨著金融自由化進程的金融創新活動，推動國際金融市場有了巨大的發展，有效地促進了投融資的效率，并使得直接融資比例在企業融資總額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
在融資過程中，金融中介事先對資金的使用者進行甄別并通過合同的簽訂對資金使用者的行為進行約束，事后則對資金使用者進行監督。一個典型的結果是，大型金融機構通常更愿意為大型企業提供融資服務，而不愿為資金需求規模小的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服務。如果一國經濟中金融業（尤其銀行業）比較集中，中小企業的融資就會特別困難。由于單位貸款處理成本隨貸款規模上升而下降，大型金融機構一般更愿意貸款給規模大的大型企業，所以它們往往會忽視對中小企業的貸款，這就很難與中小企業建立穩定的合作關系，很難解決存在于金融機構與中小企業之間信息不平的上升（下降）。
上述結論中的許多方面已經被國外的一些經驗研究所證明。首先，一些研究證明在銀行對中小企業貸款與銀行規模之間存在很強的負相關關系（Strahan & Weston，1996）；其次，一些對美國20世紀80 年代中期以后開始的銀行合并的研究證明，大銀行對小銀行的吞并或大銀行之間的合并傾向于減少對中小企業的貸款（Peek& Rosengren，1996）；再次，在銀行業比較集中的地區，中小企業即使能夠順利獲得貸款也必須付出較高的代價（Meyer，1998）。由于中小企業外部融資的這些特點，使得在銀行等金融中介機構出現信用緊縮時，這些企業的外部融資將存在普遍的困難。20 世紀 80 年代以及 90 年代的實踐中，美國、歐盟、日本和中國等國家地區的經驗就說明了這一點。
大量的研究發現，摩擦的大小對應著市場的失效程度，因而與經濟體的經濟發展水平相關性顯著。Robert G. King & Ross Levine（1993）以及Thorsten Beck, AsliDemirgü-Kunt &Levine （2000） 發現，信貸水平和金融市場的發展程度差異與國家間的人均產量差異有相當緊密的聯系。Rafael La Porta et al. （1998） 發現，宏觀經濟指標與合約實施以及債權人保護等潛在的制度差異息息相關。Abhijit V. Banerjee &Esther Duflo （2005） 在微觀層面上對于貧困國家的信貸約束及其導致的資本錯配進行了實證。在對泰國進行的詳細調查中，Robert M. Townsend （2011）將觀測到配置不當與微觀家庭面臨的信貸約束程度建立了聯系，表明這些家庭的信貸約束是如何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得以放松，從而最終帶來整體經濟的更快增長。
金融摩擦對經濟的影響
（一）金融摩擦與行業差異
Buera & Kaboski（2008）對于許多不同的國家分別測度了國內各行業規模的差異，發現普遍存在規模的行業不平衡性。這種觀測到的行業規模差異反應了微觀層面上的行業生產技術差異。這些技術差異與金融市場的影響存在交互作用，因此，金融摩擦對于規模較大的行業（如：制造業）和規模較小的行業（如：服務業）所產生的影響程度不同。
表1列出了美國和其他OECD國家的制造業和服務業行業規模的加權平均數。其中，“工廠（公司）”指代的是“從事商業活動的地點”，因此，一個企業可能會有多個工廠（或公司）。表1對于規模采取了兩種不同的測度方式：“公司（工廠）平均雇員數”和“企業平均雇員數”。 第一列的數據來源于2002年美國統計年鑒，第二列的數據來源于OECD2002年的經合組織工業和服務結構統計數據。
無論是“公司（工廠）平均雇員數”或是“企業平均雇員數”，平均規模在不同行業中的差距十分明顯。在美國統計數據中，制造業的公司（工廠）平均雇員數幾乎是服務業的3.4倍；而考慮企業平均雇員數時，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相對規模差異更大。對于OECD而言，制造業和服務業的雇員數之比也達到了3.5。從表1中可以看出，制造業的金融依賴遠遠超出服務業的金融依賴，因此，當面臨金融摩擦時，規模較大的行業（此例中即制造業）所經受的沖擊更大。
金融摩擦扭曲了生產要素在企業間的分配。在存在金融摩擦的市場上，面臨綁定抵押品約束的企業的邊際生產率實際上高于資本租金，但是由于金融摩擦導致的信貸配給的存在無法達到最優的生產狀態。由于本身存在較大的規模和融資需求，制造業中的工廠（公司）對于金融摩擦更加敏感。
（二）金融市場與行業規模及相對價格
在存在金融摩擦的市場中，當廠商進行是否進入市場的決策時，不僅僅與其生產函數有關，還與其財富水平有關。因此，金融摩擦扭曲了廠商的進入退出決策機制：具有較高的生產率但是缺少資金的廠商，由于無法在金融市場上順利實現融資，只能將進入市場的時間推遲；直到他們能夠通過內部融資籌集到足夠的資金，來維持可以盈利的產量水平。而缺乏競爭力但是資金充足的廠商卻會一直在市場上存在下去。
金融摩擦的程度越高，均衡中供給的外部融資資本就越少，廠商的財富水平對進入或是退出市場決策的影響也就越大，最終將導致市場中存在的廠商的生產水平差距較大。這會進一步產生兩種后果。
首先，從事生產活動的廠商的平均生產力下降。信貸約束的存在導致均衡工資較低，產生較低的機會成本和利潤空間。更多的廠商將進入市場，其中包括了生產力較低的廠商。因此，第二個后果是，金融摩擦會催生過多規模過小的企業。
這種理論已經被實證驗證了其真實性，盡管結果的顯著性并不是很強（James R. Tybout 2000）。存在金融摩擦的經濟市場中最末端的廠商大多數選擇在小規模的服務行業開始創業。 這是由于服務行業的生產技術決定的進入水平對于資金的要求較少。制造業的規模過于龐大，對于融資要求過高，使得廠商很難進入市場，更不用說在市場中存活。因此，在均衡經濟中，制造業的廠商數量將會減少。
同時，金融摩擦將促使制造業市場與服務業市場上最終商品的相對價格增加。這種狀況下產生的結果是，進行生產制造業的廠商規模相對于服務業而言變得更大。
在生產函數中，對于給定的產量水平和要素價格，廠商的生產規模是由生產力即生產函數本身，以及抵押約束界定的：生產力相同的廠商由于處在不同的財富水平下，可能選擇不同的產量。金融摩擦這種對于廠商規模分布的離散程度的促進效應與其對于廠商生產力的離散程度的促進效應相互結合。最終整個行業中，廠商的規模分布將會隨著金融摩擦的加劇變得越來越分散。這一理論與Tybout（2002）對于欠發達經濟體中呈現的“雙峰”分布基本一致。
（三）金融摩擦與經濟發展
金融摩擦對經濟的一個重要影響是其會妨礙資本積累。金融摩擦對于制造業和服務業不同程度的影響，導致了制造業的投資品的價格高于服務業。與數據得出的結論一致（Hsieh and Klenow 2007），這種較高的投資價格幾乎能夠完全解釋資本產出率的下降。
實際上，有兩種效果相反的力量在起作用。一方面，金融摩擦引起了均衡利率的下降，因此，儲蓄的回報率也隨之下降。所以，總的儲蓄率存在下降的壓力。另一方面，金融摩擦引起了工資和資本品租金的下降，增加了受到約束的廠商進行內部融資的回報。這兩種作用效果相互抵消，使得在均衡價格下的儲蓄率和投資率維持不變。
結論
總體而言，金融摩擦是引起發展不均衡的主要因素之一。其本質原因是，金融摩擦扭曲了資本在不同的生產部門之間的分配，同時扭曲的還有他們的進入/退出市場的決策；金融摩擦降低了行業的TFP以及總體經濟的TFP。盡管內部融資能夠減輕金融摩擦導致的分配不當，但大型的行業更加難以避免受到金融摩擦的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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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金融發展范文3
（西安交通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陜西西安710061）
摘要：本文以2007-2012年上市公司中的制造業企業為樣本數據，通過對外部宏觀經濟環境變化影響企業財務行為機理的探析，發現金融發展促進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的發展，這也是金融環境變化作用于企業的主要途徑；融資約束的變化將直接影響企業資本結構變化，當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越不明顯，企業的銀行短期借款融資越容易；但在現階段金融發展對企業長期借款結構改變不明顯。因此，在我國經濟轉型的特殊制度背景下，金融整體發展水平的提高是有效解決企業融資約束的關鍵所在，未來金融改革的重點應在提高金融發展深度的同時實現區域金融的整體提升。
關鍵詞 ：金融發展；企業融資行為；融資約束；微觀結構理論
中圖分類號：F830.2；F27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5）07-0122-07
收稿日期：2015 -03 -10
作者簡介：張凡（1987 -），男，陜西山陽人，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金融研究。E-mail： denjinrrung@ qq．com
一、引 言
基于Modigliani和Miller （1958，1963）的MM理論，學術界對于企業價值的探討一開始并未關注融資決策對企業價值的影響，但現實資本市場的供求雙方卻從未將企業價值的增加僅局限于投資決策的“正確”，他們甚至更關注企業內部融資結構的合理與否。理論與現實的背離正是由于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影響框架下，MM投資理論的假設條件過于苛刻，所有企業均存在于完美市場之中。Myers和Majluf（ 1984）否定了MM理論假設之一——“不存在信息不對稱”，將融資成本第一次納入企業價值的影響因素。至此之后，對于企業可用凈現金流問題的關注開啟了現代公司財務領域研究的新視角，對企業財務行為的研究開始走出內部環境的局限，無論是CFO還是學者都意識到企業財務決策的制定已經無法擺脫外部經濟環境變化所帶來的影響。
20世紀90年代資本市場的空前繁榮和金融工具的不斷創新引發了經濟的新一輪增長，學者們也通過宏觀經濟數據驗證了金融發展在經濟增長中不可忽視的作用。而一切經濟活動的直接參與者——企業，對其所處外部金融市場的變化“感覺”則更加直接，金融體系的合理與否、金融發展水平的高低對于身處其中的企業將產生更直接的效應。林毅夫和姜燁、林毅夫和孫希芳、林毅夫等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最優金融結構理論就直接指出了企業因所處產業、性質和規模的不同而存在不同的融資需求，資本市場所提供的金融服務也必須“因人而異”，所以適宜的金融結構是滿足各類企業不同融資需求的基本條件；只有伴隨實體經濟發展而不斷完善的金融體系結構，才能實現資本聚集、資金配置和分散風險的基本功能。我國經濟市場化起步較晚，且目前正處于經濟轉軌階段，因此，相較于成熟資本市場中的企業而言，我國企業在資本結構、融資順序和融資方式上均表現出特殊性，那么當資本市場發生變化時，宏觀的、綜合性的市場變化如何作用于微觀的企業行為？鑒于此，本文以我國上市公司為樣本，通過探析金融發展水平對上市公司融資約束的影響路徑和表現方式，從企業財務行為的直觀變化揭示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微觀機理。這有助于企業從微觀層面更好地判斷政府經濟改革、政策改革的實質所在，從而提高對政策的理解和利用，最終通過對自身企業價值的提升實現金融水平的進一步發展。
二、文獻回顧
現實社會中經濟發展與企業價值增值總是相伴出現，但宏觀環境變化與微觀個體行為改變的銜接點卻始終是無法打開的“黑匣子”。直到Coase對交易費用的提及，才最終實現了將經濟學發展引入到對企業的關注上來。從此，對企業外部融資行為的研究開始成為理論界的焦點。
Bester和Hellwig通過實證分析發現，企業在進行外部融資時會遇到信貸配給現象，且該配給行為是長期性的、無法通過市場調節而消失。Keeton、Stiglitz和Weiss則直接指出造成信貸配給現象的原因正是供求雙方的信息不對稱，而緩解這一現象的有效措施只能是不斷完善資本市場。當對融資理論的探討具體到企業層面時，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問題開始成為理論界和實物界共同關注的問題，將企業具體財務行為的改善置身于宏觀經濟社會發展，探尋經濟發展、資本市場完善與企業微觀行為間的關系開始成為企業理論新的研究方向。Diamond首先指出金融市場發展具有緩解企業融資約束的功效，正是通過金融中介在收集企業信息方面存在的規模經濟優勢，有助于緩解市場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Rajan和2ingales則將信息不對稱的緩解歸功于企業自身治理制度的完善，強調治理制度的完善是金融市場發展所帶來的直接結果。Levine、Mckinnon則在肯定Diamond研究結論的基礎上，從資源配置效率方面分析金融中介發展的影響，指出金融中介發展表現在數量和質量兩方面，而這將直接增加資本市場資金的聚集量，實現資金的合理分配，最終影響企業可利用的外部資本；Hwang等綜合Diamond、Levine和Mckinnon的研究指出，企業融資困境的產生是信息不對稱和委托問題共同作用的結果，而金融發展可以通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推進企業投資，最終實現企業價值增值。
國內學者更偏好于通過數據模型驗證上市公司價值與金融發展水平間的相關性。李增泉等、饒華春等分別通過對不同性質、不同規模企業在一定時期內的數據與相關時期金融發展水平間關系的檢驗，驗證了即使我國企業在融資行為上具有特殊性，但金融發展水平的提升仍然有助于減緩融資約束，特別是對民營企業緩解作用更加明顯，但對具有政治關系的民營中小企業的作用不明顯，這為本文選擇樣本數據提供了參考。朱凱和陳信元從監督角度分析指出，金融生態環境的改善將使投資者更重視會計信息的整體質量，并據此決定資源配置。
可見，目前對于金融發展與企業融資約束關系研究多集中于兩者關系的驗證，上述文獻均未能提供一個思路完整、邏輯清晰、反映金融發展作用于企業融資約束的機制及理論模型，也未能將宏觀經濟環境改善與企業可利用發展因素相結合，從微觀視角探討宏觀經濟政策作用于企業的實現路徑。本文試圖構建一個基于金融發展——資金供給和融資成本，反映金融發展作用于企業融資行為的理論模型，結合我國企業數據，從微觀結構理論角度分析宏觀經濟政策影響企業融資行為和緩解融資約束的具體路徑，以及對企業金融生態環境優化功能，據此評估宏觀經濟政策通過影響企業財務行為調控宏觀經濟的傳導機制。
三、模型、方法與數據
1．模型構建
對涉及融資約束的相關文獻分析發現，運用銷售加速模型可以通過對企業投資——現金流系數的判斷進而對企業是否面臨融資約束困境做出判斷：在涉及企業融資約束程度測算問題上多采用托賓Q模型，該模型在銷售加速模型的基礎上，增加了一個新變量即反映企業未來市場價值和潛在投資機會的托賓Q值，以此進一步測算企業融資約束的程度。①結合本文研究的重點即通過構建模型探尋現實金融環境變化對企業融資約束的影響，因此，需要強調的是：一是外部市場必須是非完全競爭，市場中存在信息不對稱現象，不同融資方式存在不同的融資成本，且存在稅收優勢。二是假設企業已經存在融資約束困境。鑒于此，本文試圖將以歐拉方程模型為基礎，通過添加相關變量來揭示現實金融環境對企業融資約束的影響機制。
本文在已有研究結論即金融發展可以降低市場不完全性的基礎上，在歐拉方程模型中增加反映金融發展水平的交互變量，在控制其他變量的前提下專門分析該變量變化時企業投資的影響，通過對投資總量的變化判斷企業可用凈現金流的充裕程度。企業凈現金流越充裕其投資行為受資金約束的可能性就越小，即企業面臨融資約束困境的可能性就越小。為了考察金融發展對企業融資約束的影響，在選擇衡量金融發展的指標時參照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做法，將抽象的金融發展具體為金融中介發展與股票市場發展。Laeven研究表明，金融發展與投資對主營業務收入敏感程度的交互乘積項系數顯著為負時，說明外部資本市場發展可以減輕企業投資對內部現金流的依賴程度。鑒于此筆者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金融發展水平越高，企業所受的融資約束越低。
構建模型：
其中，I為企業投資支出，用企業對固定資產投資所支付的現金表示；S為銷售收入，S=當年主營業務收入／當年平均固定資產總額；CF為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CF=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凈增加額一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一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FIN為衡量金融中介發展的指標，FIN= MZ/GDP+貸款總額/GDP； STK為衡量股票市場發展指標，STK=股票市值/GDP+交易量/GDP+交易量／股票市值；FD是衡量金融發展的指標，FD= FIN+STK； Ps為金融發展與投資對主營業務收入敏感程度的交互乘積項系數；β6為金融中介發展與投資對主營業務收入敏感程度的交互乘積項系數；β7為股票市場發展與投資對主營業務收入敏感程度的交互乘積項系數。以FD與CF的交互變量來衡量金融發展對企業融資約束的效應。
通過式（1）可知，金融發展水平的決定因素主要是金融中介與股票市場，其系數β5直觀反映了金融發展水平與投資對主營業務收入敏感性的相關性。若β5顯著為負，則表示金融發展改變了企業資本結構，使企業可以通過增加外部融資實現可用凈現金流的增加，說明金融發展優化企業的外部資本市場，緩解了企業融資約束；反之則表示金融發展對企業資本結構沒有影響，企業可用凈現金流增加促進內部融資增加。
金融發展對企業最直接的影響往往表現為更為充足的現金流，使企業可用于投資的現金流增加，可以在技術革新、研發創新和新興領域等方面增加資金投入，未來為企業帶來更大的收益。在假定銷售收入穩定增加和內部留存收益比固定的前提下，更多的現金流應得益于外部資本市場的供給。因此，需要進一步探求融資約束與融資結構間的關系，通過企業資本結構的變化判斷企業可用資金的主要來源，最終判斷金融發展是否有助于企業更容易從外部資本市場獲取資本。以銀行借款與企業權益負債額所占資本總額的比重代表企業的融資結構并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2：企業融資約束困境影響其自身的銀行借款行為，且兩者存在負相關關系。
構建模型：
其中，Y為銀行借款，Y=（長期借款+短期借款）／公司負債和權益總和；C為企業現金持有量，用以衡量融資約束水平，C=當年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上年總資產；CQ為銀行長期借款，CQ=長期借款額／公司負債和權益總和；DQ為銀行短期借款，DQ=短期借款額／公司負債和權益總和；Si為公司規模，用公司當年年末總資產的自然對數表示；P為企業盈利能力，P=當年凈利潤／當年總資產：Ye為虛擬變量控制年份。通過模型（2）可知，系數／直觀表現了企業資本結構對企業現金流敏感度的影響，若β1顯著為正，則說明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越嚴重，能從外部資本市場獲取的資本就越有限；反之，若金融水平進一步發展，外部資本市場隨之發展，信息不對稱問題進一步緩解，則企業從銀行獲得資本越容易。
2．計量方法
為避免因變量滯后項作為解釋變量而導致的解釋變量內生性問題，保證待估參數的無偏性和一致性，本文將采用動態面板廣義矩法（ GMM）對模型進行估計。鑒于兩步GMM估計的標準差通常存在向下偏倚，①應用中更偏好于一步GMM估計量，避免解釋變量的內生性問題。
采用一步GMM估算法增加了水平方程矩陣約束條件的數量，為保證新增變量的有效性需要進行Sargan檢驗。而對于GMM估計量是否有效可行，則參照Bondetal （2001）的檢驗辦法，即將GMM估計值分別與固定效應估計值及混合OLS估計值比較。由于混合OLS估計通常嚴重高估滯后項的系數，而固定效應估計則一般會低估滯后項的系數，因此，如果GMM估計值介于兩者之間，則GMM估計是可靠有效的。
3．樣本及數據來源
鑒于數據的可信性和可獲取性，本文選擇2007-2012年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考慮到不同類型的企業對金融發展的敏感性不同，將樣本數據進一步縮小為制造類企業。這是由于相較于金融與房地產等行業領域投資的特殊性，制造業企業的投資主要集中于固定資產，這更能體現實物投資的不可逆性，從而保證研究結論的一般適用性。而且，就制造業企業占A股上市公司較高的比重而言，具有較強的代表性。在此基礎上對原始樣本數據進行二次篩選：剔除2007-2012年處于+ST、ST或者FT狀態的上市公司；剔除未連續5年披露相關數據的公司和出現了異常數據的公司，以保證所選公司會計指標的可靠性和相關性。經過上述篩選最終得到研究樣本3 375個。②
4．變量描述性統計
對所得到的樣本數據進行財務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1所示。
在表1中，通過對制造業上市公司投資支出均值的比較可以判斷，樣本中大部分公司投資支出所占比重還是比較大：由于樣本數較多且企業間在規模、性質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因此，制造業上市公司間主營業務收入的差異較大，表現為主營業務收入與投資支出比值的標準差較大為0. 6025。雖然經營現金流凈額均值與中位數相差不大，但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間的差距較大，這直觀體現了我國上市公司間財務狀況具有多樣性。而通過對銀行借款指標的分析可以發現最小值與最大值間也存在較大的差距，這表明我國上市公司間融資結構差異明顯。進一步分析銀行借款中長短期借款比可以發現，長期借款占比均值0. 1611明顯高于短期借款占比均值0.0424，說明大多數企業長期借款占比在0. 1500以上，與長期借款占比相比短期借款占比低很多，這也說明我國銀行與企業間發生的借貸行為以長期借款居多。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1．金融發展對融資約束水平影響的分析
對模型（1）的估算結果如表2所示。從表2可見一階差分方程中的殘差項通過了檢驗不存在二階自相關，模型（1）設定是合理的。為進一步判定GMM估計是否有效，將對被解釋變量的滯后項一階系統GMM估計值進行判定，看其是否處于混合OLS估計值與固定效應模型估計值之間，從表2可知0. 1460<0.5440<0.7430，因此，在研究中選取的GMM估計是有效的。
通過表2可以看出，金融發展與企業現金流的交叉項的系數都為負，且分別在5%和10%的水平上顯著。這表明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降低了企業投資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拓寬了企業的融資渠道，有利于企業從外部資本市場獲取更多的資金，從而擴大投資規模或增加投資領域，而這又將增加企業內部資金。當外部資金流與內部資金流同時增加時，企業面臨的融資困境將有所緩解。因此，證明本文所提出的假設1成立。
2．融資約束與企業資本結構關系分析
我國上市企業間的資本結構存在較大差異，而這種差異的存在可能與不同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困境程度有關。如表3所示，反應企業融資約束與銀行借款行為相關性的系數為-0.0396，且在10%水平上顯著，與長期借款和短期借款相關性分別為0. 0025和-0.0814，且具有統計顯著性，通過相關性檢驗說明融資約束水平與企業資本結構具有相關性。
從表4可知，用以衡量融資約束水平的企業現金持有量C的t值為-2. 1600，且在5%水平上顯著，這說明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程度與銀行借款比例間存在負相關性，假設2成立。銷售收入的t值為-1. 6100，在10%水平上顯著，說明銷售收入與銀行借款間存在負相關關系，即當企業銷售收入增加且外部融資較困難時，企業更偏好于內部融資，以緩解企業對外部資本市場的依賴性。必須指出的是公司規模Si的t值為7. 5200，在99%區間內顯著，說明公司規模與銀行借款間正相關，公司規模越大越容易從銀行獲得借款，這與現實情況相符。鑒于大規模企業的抗風險能力較強，銀行往往更偏好于對大規模、國有性質的企業放貸。
回歸性檢驗證明了融資約束與銀行借款間存在負相關關系，但本文構建模型（2）的目的是為了探明金融發展對企業融資行為的具體影響，有必要對銀行借款進行更細致的劃分，即分別驗證企業長期借款、企業短期借款與融資約束間的關系，結果如表5所示。用以衡量融資約束水平的企業現金持有量C與銀行長期借款關系的t值為-0. 3500，但兩者關系并不顯著，這說明企業是否面臨融資約束以及程度如何，與該企業能否從銀行獲得長期借款不存在明顯的相關性。但企業現金持有量與短期借款之間的負相關關系卻非常顯著，其t值高達-4.5700，且在99%區間內顯著，這說明企業融資約束水平與企業銀行短期借款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
結合我國經濟轉軌時期的特殊性分析，可知現階段我國金融發展水平雖然有較大幅度的提升，但整體水平仍處于不發達階段，這必然導致資本市場交易雙方存在信息不對稱現象，對于資金供給方的銀行而言，在選擇長期貸款對象時必然考慮對方的抗風險能力和未來還款能力，企業的規模、性質和未來發展趨勢勢必成為銀行主要的判定因素；而對于短期資金的供給由于時間較短，無論是在風險控制還是還本付息方面，均處于銀行可控范圍內。因此，現階段相較于長期貸款而言，我國銀行更偏好于對企業進行短期放貸。作為資金需求者的企業而言，在我國資本市場尚未發展成熟的階段，外部資本市場雖然可以提供企業發展所需資金，但資金成本相較于內部融資而言較高，且在資金數量、用途等方面均受到限制。因此，現階段我國企業更偏好企業內部融資，只有當出現短期內的資金短缺時才會向銀行進行短期貸款。但可以肯定的是，隨著我國金融市場水平的不斷提高，未來資本市場發展將更加完善，價格所包含的潛在的、可供使用者判斷的有用信息將更加豐富，這將有效改善市場參與者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最終降低交易成本，使供給者的多余資金能投入到更有效的領域，而對于資金需求者將通過外部融資渠道的擴展而為企業贏得更多的投資機會。而且較高的金融發展水平將擴大資金供給者的范圍，這將更有利于民營、中小規模企業的進一步發展。
五、結論
本文通過對外部宏觀經濟環境變化影響企業財務行為的探析，考察了金融發展作用于企業融資約束的路徑與機理。實證發現：
首先，金融發展實現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的發展，這也是金融環境變化作用于企業的主要途徑。金融市場的發展降低了企業投資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減少了企業家在融資中抽取的信息租金。而金融中介的發展則直接拓寬了企業融資渠道，有助于解決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外部融資難的困境?？梢哉f，金融發展減小了企業內外部融資成本差異，使企業融資行為不再局限于企業內部，有效緩解了上市公司投資的融資約束問題。
其次，融資約束的變化將直接影響企業資本結構的變化，當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越不明顯，企業的銀行短期借款融資越容易。這也進一步證明金融市場發展有助于企業短期內迅速解決因資金流不足而導致投資不足問題。
最后，我國現階段金融發展對企業長期借款結構改變不明顯。雖然金融發展直接表現為金融市場發展，理論上將減輕信息不對稱問題，使資金供給者能根據資本市場相關財務數據及時規避風險，擴大對企業長期資本的放貸。但我國金融發展整體水平仍然較低，這就意味著即使通過擴展金融中介使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一定程度降低了，但是金融市場中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仍較為嚴重，參與交易的供求雙發仍然無法通過對市場上提供的、可用信息的判斷做出有效的決策。對銀行而言長期借款回收期長、資金收回風險大、成本高，所以銀行不偏向對企業進行長期借貸。這也進一步證明金融發展有助于企業短期內迅速解決因資金流不足而導致投資不足問題，但長期資本的獲取仍有待于金融水平的整體提升。
本文一方面為宏觀經濟政策和區域金融發展在優化企業金融生態環境和緩解公司融資約束中所發揮的作用提供了經驗證據；另一方面為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傳導機制及其所產生的驅動效應提供了企業層面的微觀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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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金融發展范文4
該報告首次對日益增加的、來自世界各地的有關數據進行統計。數據證實數字支付如何為支付方與接收方帶來直接利益，以及數字支付怎樣增強了使用者運用金融工具的能力。
報告特別強調，通過擺脫現金支付為主的支付限制，數字支付可以提升婦女的金融獨立性，也有助于把婦女與金融主流形式聯系起來。世界銀行發展研究部首席經濟學家萊奧拉?克拉珀（Leora Klapper）認為：“數字化支付的好處遠遠不只是技術帶來的便利，盡管發達國家許多人都這么認為。金融服務的數字化可降低匯款、支付和收款的成本，并能同時提高其安全性，從而增強金融的包容性，也有利于婦女的金融賦權?！?/p>
Better Than Cash Alliance和蓋茨基金會強調指出，數字化支付與G20各國政府目標之間存在緊密聯系，各國應該迅速地和有目性地采取行動。這兩家機構建議，在2014年11月的G20峰會上，政府應該加緊討論如何建設更廣泛的數字化金融平臺，以此作為推動經濟增長、提升婦女經濟參與性，以及拓寬包括轉賬匯款在內的更便捷的支付渠道的手段。
蓋茨基金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的首席經濟與政策顧問杰弗里?藍柏（Geoffrey Lamb）認為政府必須率先推動數字化金融的發展。“有證據顯示，企業會進行科技創新，而民眾也會很快掌握和喜歡上數字化支付方式。但我們需要政府給大家勾畫出愿景。建立數字化平臺以及提供監管保障，能夠把數以萬計的被排斥在數字化支付之外的用戶拉進現代經濟中來。”“政府作為職權部門，應該成為數字化金融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為其提供必要條件。在企業配合的情況下，政府必須在規范和管理改革等領域帶頭鼓勵發展，推動工資支付和社會福利發放的數字化?！?/p>
報告建議政府可以從五個方面著手推動數字化支付發展。例如，把政府支付行為數字化，并推廣到私營部門；積極動議建立監管體制；推動政企聯合建立數字化技術平臺；為企業創新提供有利環境；為數字化匯款提供更多便利等。
數字金融發展范文5
報告首次審視了來自全世界各發展中國家的大量證據，這些證據說明數字化支付給付款方和收款方提供了哪些直接的好處，以及數字化支付如何增強公民使用可負擔的金融工具的能力。
報告還強調指出數字化支付通過使婦女擺脫以現金支付為主的經濟的限制而與金融主流掛鉤，有助于增強婦女的金融獨立。
此外，報告得出結論認為，建立匯款的數字化支付取代現金支付，對于新興市場的貧困人群極具好處，并可推動金融發展，也可有助減少對匯款透明度和可追蹤性的擔心。
世界銀行發展研究部首席經濟學家萊奧拉?克拉珀博士說：“數字化支付的好處遠遠超出發達經濟體的許多人所認為的技術帶來的便利。數字化金融服務可降低匯款、支付和收款的成本，提高其安全性，由此而增強金融包容性，對于婦女賦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p>
為G20金融包容全球聯盟該研究項目提供資助的優于現金聯盟和蓋茨基金會強調指出，在數字化支付與G20各國政府的目標之間存在明顯的聯系，這意味著應迅速和有目的地采取行動。這兩家機構敦促政府在2014年11月G20布里斯班峰會上討論如何采納基礎廣泛的數字化金融系統作為推動經濟增長、擴大婦女經濟參與和拓寬包括匯款在內的支付服務渠道的有效路徑。
蓋茨基金會聯兼首席執行官的首席經濟與政策顧問杰弗里?藍柏說：“政府必須率先和推動數字化金融發展。有證據表明，私營企業會創新，民眾會很快掌握和欣賞數字化支付方式。但我們需要政府設定愿景、建立數字化平臺和提供監管保障，以使億萬目前還被排斥在外的民眾能夠充分參與到現代經濟中去?！?/p>
“政府有權成為數字化金融發展必要條件的主要推動力量。在有私營部門作為重要合作伙伴的情況下，政府必須在規管改革等領域帶頭鼓勵發展，推動電子化工資支付和數字化社會福利發放?！?/p>
報告為政府提供了一個實現數字化支付效益的行動方案，需要采取的具體措施如下：
1. 推進政府支付和收入、包括社會轉移支付的數字化，籍此創造一個私營部門可利用的基礎，包括個人間支付，如國際國內匯款。
2. 積極參與推動監管議程，政府需要鼓勵監管部門通過鼓勵競爭、確保消費者教育和扶植商業模式創新，為數字化金融服務創造有利條件。
3. 聯合公共和私營部門構建一個基本的技術性支付平臺設施，使提供方賴以競相開發產品。公共和私營部門可圍繞一個支付平臺匯合，并推動額外金融服務的創新與競爭。
4. 創造有利環境扶植私營部門創新。政府需要提供清晰的愿景和實在的激勵，確保私營部門成為一個卓有成效、具有競爭力、透明高效的合作伙伴。
5. 承認匯款服務提供機構的作用，匯款服務提供機構為匯款人和收款人提供了一個使用正規金融服務的數字化入口點。例如，收款人無須取現，匯款匯入銀行賬戶、電子錢包或智能卡的匯款即可進入保障安全儲蓄的賬戶，也增強了透明度和可追蹤性。
數字金融發展范文6
一、金融功能的定義及理解
金融功能包含兩個方面：金融和功能。金融涉及到很多方面，主要包含：與物價有著緊密聯系的貨幣流通、銀行體系、非銀行金融機構、短期資金拆借市場、資本市場、保險系統及國際金融等方面。功能指的是事物或者方法所發揮的有利作用、效能。概括地說，金融功能就是所有的金融機構、各種各樣的金融工具以及整個金融系統對經濟社會所具有的推動、促進其發展的作用。
二、金融功能的四個層次
金融功能的各個功能之間并非雜亂無章，可分為四個層次：基礎功能、核心功能、擴展功能及衍生功能。
（一）基礎功能
金融自誕生以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所發揮的基礎功能是中介功能和服務功能。中介功能主要是指金融機構作為社會上的中介機構，在資金的供求者之間搭起一座橋梁，實現資金的順利融通。服務功能則是指金融機構利用自身的優勢，為其客戶提供各種金融服務，主要包括各種業務、信息咨詢服務、融資活動、財務管理及信托等業務。
（二）核心功能
隨著市場和金融領域實現進一步自由化，金融在整體經濟發展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決定著一國經濟發展的質量。所以說，金融的核心功能是資源配置。
要實現金融資源的有效配置，就要求放松管制。政府應逐步放棄對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的過度干預，逐步放松對利率和匯率的嚴格管制，促進儲蓄和投資的相互轉化，促進經濟的發展。
（三）擴展功能
金融的擴展功能是伴隨金融的資源配置功能產生的，主要表現為對經濟的調節作用。具體表現在以下幾點：
1.金融機構根據經濟發展狀況，調節貨幣資金供應量，進而影響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規模和速度。
2.通過調節市場上貨幣資金的流動情況和配置，影響經濟結構和資源配置布局。
3.借助利率手段、匯率手段以及金融資產的價格變動等來促進社會經濟整體效益的提高。
4.各種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匯率政策、產業政策等通過金融體系的傳導，會影響經濟的發展進程，實現調節經濟的目的。
（四）衍生功能
金融的衍生功能體現在金融的信息化上。信息化是金融未來的方向。隨著時代的發展，貨幣將越來越電子化，未來貨幣作為價值尺度的判斷工具，也將越來越信用化。究其原因，貨幣本身沒有價值，只是價值的傳遞工具，既然本身沒有價值，就可以用信息化來替代其價值傳遞工具的職能，去掉其本身的物質形態。信息化貨幣后，可以加快貨幣的流轉速度，減少貨幣損耗等。
三、金融功能的演進過程
金融功能的演進是伴隨著金融體系由萌芽到成型最后再到復雜化的過程而發展，隨著商品經濟以及市場經濟的發展而不斷完善的。
（一）金融體系的萌芽：基礎功能的顯現
隨著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出現了交換的需要，為使交換順利進行，對一般等價物的需求越來越迫切，于是便產生了貨幣。之后，金融的交易媒介、價值尺度等基本的服務功能就主要由貨幣來實現。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不斷提高，金融的簡單中介功能也逐漸發展起來。
（二）金融體系的成型：主導功能的顯現
工業革命后，生產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人類向工業經濟社會邁進。這時，進行擴大再生產的需要、投資與融資的需要，促使金融的簡單服務與中介功能向資源配置功能轉變?？茖W技術的進步與發展降低了交易成本；人們的收入水平有了明顯的提高；人們的交易需求越來越旺盛；交易范圍不斷擴大等等。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金融的資源配置功能逐漸的發展和完善。
（三）金融體系的復雜化：衍生功能的顯現
原來的世界，每個人是一個經濟實體，未來的世界，每個人都將會變成一個金融實體。金融主體的變遷對于金融業的影響是深遠的。對于傳統銀行業而言，影響猶大，會使得表內業務萎縮；對于投資而言，會使得投資分散化；對于監管者而言，將會大大增加監管的難度，需要以新的思路來監管金融業。
四、金融功能未來展望
隨著數字時代互聯網的發展，金融也展現出新的特點，并不斷豐富充實金融功能，具體表現在如下幾點。
（一）普眾性
由于技術局限性，傳統金融忽略了數量眾多、規模更加龐大的小經濟個體。以貸款為例，傳統銀行的貸款對象主要是大公司大企業的中長期大數額貸款，而面向中小微企業和個人的貸款則比較少?，F代互聯網金融的開放性、分享性使得向中小微企業和個人提供貸款成為可能，貸款更加靈活快捷。以支付寶、余額寶為例的各種新興互聯網金融正在不斷深化金融功能，使其能更加深入社會生活的各方面。
（二）實時性
當今世界正在向數字時代邁進。金融領域也進行著深刻的數字化變革，主要表現為金融工具數字化和金融介質數字化。實時性是數字化的重要特征，可以極大的方便資本流動，應對日趨變化迅速的市場。近期，比特幣的火暴正在喚醒人們對電子貨幣的重新思考。數字時代的實時性是應對風云變幻的市場的必然趨勢。
在數字時代互聯網的支持下，金融功能將繼續發生深刻變革，以應對更加變幻莫測的市場經濟?，F代經濟有待于現代金融的支持，只有不斷深化發展現代金融，才能引領現代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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