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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世界的經濟學范文1
關鍵詞： 納什 科斯 制序
約翰·r·塞爾（john r. searle），是當今名滿世界的語言哲學家。塞爾早年曾就讀牛津大學，是牛津日常語言哲學學派的傳奇人物奧斯?。╦ohn l. austin）的及門弟子。從名校名師出山后，塞爾秉了承師說，發展了師說，把語言哲學推進到一個爐火純青的境界。塞爾本人，也成了世界頂尖級的哲學大師。
1995年，塞爾出版了一本書名為《社會實在的建構》的英文著作。在當代哲學中，這是一出重頭戲。最近讀了下來，覺得與其說它是一本當代語言哲學的專著，不如說它是一部“元經濟學”（請讀者寬恕敝下這里又生造了一個英文詞組“meta-economics”）的“元典”。
新制度經濟學的大師科斯先生，曾嘲笑當論經濟學只是一種“黑板經濟學”。張五常大教授，多年來也一再主張，經濟學要解釋真實世界的經濟現象。最近，周其仁君也以《真實世界的經濟學》為名，出版了自己的經濟學文集。經濟學家要解釋真實世界的經濟現象，要研究發生在人們身邊的日常事情，這沒錯。然而，問題在于，什么是真實世界？人們眼中的真實世界，就是真實的？人們身邊所發生的日常事，就簡單？
這自然會使我們聯想到當代英美分析哲學和語言哲學家的理論進路。讀讀塞爾和其他分析哲學家的文著，就會發現，在當代語言和分析哲學中，既沒有象康德、胡塞爾、海德格爾各自宏大哲學框架中那樣的艱澀理論和難懂詞匯，也沒有象黑格爾、福柯和德里達的著作中那樣似乎誰也別想弄懂的哲學胡話。當代英美分析和語言哲學家，只注重分析人們的日常語言，分析發生在人們身邊的日常事。然而，人們的日常語言，發生人們身邊的日常事情，并不就簡單。當代語言哲學和分析哲學，也因此并不簡單。讀當今語言哲學和分析哲學的文獻，如果你不覺得頭大，那才怪呢！
就拿人們身邊最常見的一件“東西”來說。在眼下的市場經濟中，人們出門，口袋里總是或多或少地裝點錢，或帶個什么什么“卡”，用蠻唬人的經濟學行話來說，帶點“貨幣”?？梢哉f，人們每天都與貨幣打交道。但什么是貨幣？這個問題，看來簡單，實際上并不簡單。對這個貌似簡單但實際并不簡單的問題，哲學家休謨琢磨過，社會學家馬克思論述過，經濟學家凱恩斯闡釋過。這不，當代語言哲學家塞爾也參與進來了。對什么是貨幣，塞爾做了他的語言哲學解釋。
在《社會實在的建構》第3章，塞爾一上來就舉出貨幣這樣一個人們日常生活的事例：我從錢包里拿出一張紙幣，反過來看，正過來看，發現它不過是一張由某種纖維素絲所制成的紙，面上印著某種顏色和符號。是什么使這片紙成為貨幣呢？塞爾的回答是，只有當、且僅當人們都把這片紙認作是貨幣時，它才是貨幣。塞爾的這一見解，與曼昆在《經濟學原理》中所說的在南太平洋的一個小島上，雅普人把誰也搬不走的6600塊大石頭認作為是貨幣，大石頭于是就成了貨幣這一事實，相吻合。在1989年蘇聯崩塌前，萬寶路牌香煙，曾一度成了莫斯科市民手中的貨幣，這一事實，也佐證了塞爾的洞識。由此，塞爾還發現，許多“制序事實”（institutional facts），許多社會實在，從產權到契約，從婚姻到美國總統職位，歸根結底，只不過取決于人們的一套態度，即他所說的“集體意向性”（collective intentionality）。這即是說，當所有人都把某種東西相信為、認作為、接受為、用作為某種東西時，這種東西就成了一種社會實在。因此，也可以說，集體意向性，構成了制序事實，對象化為社會實在。有了集體意向性，貨幣成了貨幣，小布什成了總統，社會主義制度也成了一種歷史實存。
哲學家就是哲學家，大師就是大師。哲學家看問題，與以自我標榜為以研究“形而下學”為己任的經濟學家，就是有點不一樣。當經濟學家們為產權到底是一個經濟學概念還是一個法學概念問題爭論不休時，塞爾卻單刀直入地提出，產權，無非是一個“集體意向性”問題，既一種人們對某人對某物有支配權的某種“集體意向”上的認可。照塞爾看來，甚至就連某種社會治式（regime），說到底也不過只是某種“集體意向性”呢！
真實世界的經濟學范文2
萊因哈特和羅格夫發表的論文似乎表明：當公共債務在GDP中占比超過90%時會顯著拖累經濟增長水平。阿莫斯特市馬薩諸塞大學的3名經濟學家隨后重新審核了這兩位同事的研究工作，并指出盡管債務水平和經濟增長呈負相關關系，但90%臨界值的設定卻缺乏事實依據的支撐。而且就像很多人指出的那樣，這種關系可能是由低增長引發高負債，而不是反向過程所導致的。
萊因哈特和羅格夫對眾多批評者指其自愿參與政治欺騙游戲的質疑做出了強烈的回應。他們為自己使用的經驗主義方法辯解，并堅持認為他們不屬于批評者們所描述的“赤字鷹派”（指非常關注財政赤字，強硬支持消滅赤字的人士）陣營。
由此引來一場軒然大波，但經濟研究有一個審視和改善自身的有效過程。經過分析，萊因哈特和羅格夫使用數據的性質和局限性得以澄清，同時，用不同方式對這些數據進行處理及帶來的不同結果也呈現出來。最終，人們發現，萊因哈特和羅格夫的觀點與他們的批評者們并沒有多大差別。
此次爭吵的益處在于表明經濟學是可以按照科學定律來發展進步的。無論政治觀點有多大分歧，爭議雙方在何為證據這個問題上是有共同語言的，這表明至少，他們在用同一個方法來解決分歧。
問題不在這里，而在于在公眾辯論中，以何種方式運用經濟學家及其研究成果。事后，仍有人指責萊因哈特和羅格夫為現實證據有限的一系列政策提供了學術掩護。而我們至少可以吸取一個明確的教訓，那就是力爭讓經濟研究人員以更合理的規范來與決策者接觸。
一種不合理的方式，是讓經濟學家憑空猜測他們的理論將如何在公眾辯論中被運用甚至濫用，并在公開聲明時采取相應的防范措施。比方說，萊因哈特和羅格夫可能故意對自己的研究成果輕描淡寫（他們實際也是這樣做的），以防止它們被赤字鷹派所利用。但沒有多少經濟學家能準確判斷政治博弈的結果。
此外，當經濟學家根據受眾來調整信息時，往往會取得截然相反的效果：他們會以驚人的速度喪失公信力。
我們來看遮遮掩掩已成常規做法的國際貿易領域。貿易經濟學家由于擔心“保護主義野蠻人”有機可乘而更愿意夸大貿易的好處，并淡化其分配費用和其他費用。這種做法在實踐中往往導致他們的觀點被對立面利益群體、也就是企圖操縱貿易規則為自己牟利的全球企業所利用。公眾因此很少把經濟學家視為全球化公眾辯論中誠實的中間人。
但經濟學家除應對自身的研究成果直言相告外，還應當直言不諱地說明經濟學證據所固有的假定性。經濟學不同于自然科學，其結果幾乎無法預先設定。一來，所有經濟推理都屬于情境推理，真實世界有多少種可能情況就會推演出多少種結論。一切經濟主張均屬于“如果 -那么”陳述。因此，確定哪種方法在特定環境中效果最佳與其說是一門科學，還不如說是一種藝術。
二來，在意見嚴重分歧的爭論中，單憑經驗證據支持，幾乎無法得出確定的結論。具體到宏觀經濟層面當然尤其如此，因為宏觀數據非常有限，解讀方式還各不相同。
即使在有時能夠借助隨機法得出準確估算的微觀經濟領域，結果也必須進行外推才能適用于其他環境。就算對思想相對開放者來說，新的經濟證據最多也就能起到些微調作用。
真實世界的經濟學范文3
蕭條經濟已非常態,通脹乃至泡沫經濟才是常態,蕭條經濟學提供的真知灼見也不完全,人們需要借助于通脹經濟學的思維,才能更多地解釋真實世界的運行圖景。
2009年以及2010年突如其來的經濟樂觀向上的變化,使中國經濟正走在通脹的路上。這該用什么樣的經濟分析框架來理解呢?凱恩斯主義及新凱恩斯主義是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經濟干預的主流理論基礎,但許多人也許忽略了,由此政策主張而出現的將是明顯的政府制造型的“經濟增長”,并必然伴隨通脹壓力的轉換,所以通縮不再是常態,通脹將變成常態。鑒于此,理解今天的世界,僅有市場推動型經濟增長的思維、僅有通常經濟周期的思維乃至于在衰退時期僅持有蕭條經濟學的思維都是遠遠不夠的,人們還需要有對經濟增長的更加接近于現實的理解、需要對政府干預下的經濟周期的波動有更加深刻的理解以及建構通脹經濟學的思維。
通脹經濟學思維:加入政府因素后的經濟增長模式
從2009年中國經濟增長的構成來看,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09年凈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為-3.9%,鑒于中國的最終GDP增長率為8.7%,這意味著國內經濟部分的增長為12.6%,這是自1993年以來消費和投資增長最快的一年。中國為了對抗國際金融危機引發的外需收縮而實施的巨大經濟刺激方案,正如華爾街日報所言,銀行貸款和公共項目支出的激增把投資推到了幾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國家統計局稱資本形成對2009年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92.3%,即8.7%的經濟增長率中的8個百分點是政府主導的投資所拉動?？梢?在應對經濟危機時,政府主導的信貸及投資在中國經濟增長中扮演著何等重要的角色。
美國政府及其他各國政府也不例外。事實上,美國政府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更大,美元是世界貨幣而且還是世界的儲備貨幣,同時美國又是一個超級經濟體。如果把地球作為一個經濟體看待,那么美元這個“超級貨幣”對于全球經濟的影響就好似人民幣對于中國經濟的影響?？梢?無論是從單個國家或是全球經濟而言,政府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已經不可小覷。然而,遺憾的是在傳統經濟增長理論中對政府作用的考慮卻少之又少。
現代的經濟增長理論一般把經濟增長歸因于資本、技術、知識和制度創新。它的發展可以概括為三個階段,古典增長理論、新古典增長理論和內生增長理論。在新古典增長模型中,索羅模型是典型代表,其非常重要的一個假設是國內投資等于國內儲蓄,并且沒有國際貿易。這與當今的經濟增長的實際狀況截然不同,事實上現在的經濟增長根本就不需要投資等于儲蓄。面對次貸危機,各國紛紛啟動經濟刺激計劃,美國都上升到賣不出國債就直接印鈔票的程度,而政府的作法無論從實際還是從預期都將對經濟增長產生重大影響。
然而,迄今為止的經濟增長理論即使從索羅模型發展到開放條件下的經濟增長模型,也只不過是把國際貿易加了進來,同時認同國內投資可以通過世界儲蓄而不只是國內儲蓄來支持。然而,這與現實相比,仍顯得有些躡手躡腳?，F在的實際經濟運行情況是投資并不需要(或者說不是一定需要)有儲蓄來支撐,相比之下,政府的貨幣供應幾乎可以無所束縛地放行,進而影響經濟增長。
內生增長理論雖然認為政府需要參與經濟的增長,但那種參與和政府通過貨幣供應來制造的增長有本質區別。內生增長理論所說的政府參與更多的指政府的財政參與,更多的是指政府對于公共品的干預。然而,現實中政府的觸角已經涉及到經濟增長的方方面面,不僅僅包括財政政策,更多的是通過相應的貨幣手段,強勢得足以在短期內把通縮預期活活變成通脹預期,把趨于蕭條的經濟態勢扭轉為走向通脹的態勢。
綜上所述,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已經對當今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現實不能有效地予以解釋,因為它們沒有充分認識當今經濟的本質乃是貨幣經濟,而政府作為生產和供應貨幣的“超級公司”,事實上可以制造增長,因此政府日益在當今世界的經濟增長中扮演決定性角色。在政府這一“超級公司”參與游戲的真實經濟世界中,蕭條經濟已非常態,通脹乃至泡沫經濟才是常態,蕭條經濟學提供的真知灼見也不完全,人們需要借助于通脹經濟學的思維,才能更多地解釋真實世界的運行圖景。
中國經濟正走向通脹
本輪全球金融危機全面爆發以來,中國政府采取了超額貨幣和超額信貸的“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對經濟穩定起到關鍵性作用。但本輪通脹預期的形成,從理論上而言是貨幣超額供應的一種結果。貨幣當局的超額貨幣供給,是通脹預期形成的內因。從外部因素看,后全球金融危機后的人民幣升值壓力,則在2009年3季度開始造成“熱錢”加速向新興市場流入,其直接結果就是造成資產價格(尤其是房地產價格)上漲幅度過快。有效匯率和名義匯率的背離,造成了人民幣的升貶值壓力。自2008年3季度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人民幣匯率采取“錨住”美元策略,在2008年第4季度人民幣名義匯率不變而實際匯率伴隨美元升值,然而2009年以來,美元大幅貶值顯然造成了人民幣升值壓力。
隨著人民幣升值預期的變動是大規模的熱錢流動。在中國存在資本管制的情況下,國際熱錢大量利用轉移定價方式通過貿易渠道流出和流入,應當采用貿易順差修正值來計算熱錢的規模和構成,即通過估算正常的貿易順差來修正實際的順差。根據估算的結果,國際收支平衡表誤差項熱錢比貿易項熱錢敏感得多,前者在方向轉換上快于后者。從國內中國貨幣當局的超額貨幣供應,以及外部人民幣升值壓力流入的數百億美元熱錢,直接推動了國內資產價格和通脹預期形成,并且這已經在金融市場得到反映。超額貨幣和超額信貸對居民部門的行為預期產生影響,改變了居民部門的資產持有形態,風險資產轉化(風險溢價系數)程度提高,推動了通脹預期形成,從而導致過多的貨幣更多流向購買投資品。
真實世界的經濟學范文4
后現代經濟，談的就是書的副標題說的“網絡時代的個性化和多元化”。它包含了互聯網經濟的兩個基本點：聯接的有機性+節點的離散性。這兩個基本點是從互聯網的“節點”加“互聯”派生出來的，共同構成的一個中心，就是后現代。
從經濟角度說，前現代就是指農業經濟，現代是指工業經濟，后現代自然就是指信息經濟。所以后現代經濟又是信息經濟的另一種說法。
心物一元的經濟
有了信息經濟，為什么還用后現代經濟這個提法呢?因為我覺得信息經濟這個說法雖好，但被它的解釋者已經差不多解釋成一個現代性――也就是上一代――的概念了。為了表示自己的不同看法，我專門從信息經濟不同于工業經濟的角度，來說明我多年所觀察和思考到的信息經濟的獨特之處。
從另外一重意義上說，后現代經濟這個提法本身，同時還等于我認為“現代”不是一種普遍的狀態，而是一種特例。我們不認為主流經濟學可以正確解釋、完全包容后現代經濟現象的特殊規律。
這主要是因為，現代經濟學是在科學主義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是在工業化的背景發展起來的。當這一背景發生變化時，主流經濟學在解釋后現代現象時可能出現系統偏差?？茖W主義這個大方向不變，它的解釋力就不會有實質變化。
經濟學需要發展，總的方向是綜合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以適應變化的現實。后現代在大方向上的突出特點，是對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進行新綜合，以此來實質性地提高對新現實的解釋力。
后現代這個視角最后意味著，后現代經濟與現代性經濟的區別，是復雜系統與簡單系統的區別，是社會有機系統與社會機械系統的區別。復雜系統具有多元性、有機性特性，在后現代經濟中也有充分的表現，復雜系統的觀點把經濟當作社會有機體看待，更接近人類行為的真實世界，簡單系統的觀點，通過經濟人理性，把人當作物，把生命系統當作非生命系統，把人的高級需求當作低級物質需求，因此遠離真實世界和人類行為。
從“物”經濟到“心”經濟，人的需求層次不斷提高，后現代經濟以心物一元的視點對此加以審視，以避免心物二元，以物代心的片面性。
后現代的兩個動因
后現代思想在歷史上已出現了一百多年，催生后現代思想的直接原因，是現代性理性走向極端帶來的災難。
人類經歷了兩次重大的理性災難事件，一次是世界大戰，一次是國際金融危機。兩次理性災難的共同特點是，所有個體都是理性的，但所有個體理性加在一起，不多不少，正好等于非理性。人成了聰明的傻瓜。從理性災難中，人類開始重新發現感性的價值，包括個性化、多元化的價值，以及人與人天然紐帶的價值。我發現，這正好是互聯網肯定的價值。
催生后現代思想的第二個直接原因，是現代性異化帶來的災難。金融危機好比仆人(華爾街經理人)造了主人(委托人)的反。監管相當于將仆人鞭打一番，教訓他們可以繼續背叛主人，但背叛的數量規模盡量減少，后現代相當于要恢復主人的地位，不允許仆人再背叛主人。發現主仆二分關系本身就是問題所在，主人就要自主決定，自我選擇。一旦社會在每一個體水平都實現了主人式的自主，后現代就實現了。
后現代經濟是整體經濟中的“其余部分”
把各種非主流的“其余部分”經濟學，按照某種內在一致的范式，整合起來，作為主流經濟學的一種必要補充。這種必要性，已經越來越明顯了。
各種“其余部分”經濟學，雖然就其提出的初衷而言，都旨在最終把現有主流經濟現象作為特例，納入新的整體經濟體系。但在它沒有實現之前，最好還是把自己視為對主流經濟的例外現象的解釋比較好一些。這意味著，把主流現象和主流解釋“懸置”起來，承認其規則的解釋效力，而在增量的部分，即主流現象主動放棄解釋的那些領域，用新的規則進行解釋的嘗試，也就是舊現象用舊規則解釋，新現象用新規則解釋。到條件充分成熟時，再討論新舊規則的轉換問題。
這比抽象地爭論規則是否“改變”(這通常是指對同一現象而言)，更加富有建設性。
后現代經濟學為新的實踐提供基礎理論支持
后現代經濟學在現代性經濟學所不及的領域，為以下實踐觀察，提供了基礎理論一級的解釋：
網絡經濟具有品種經濟性規律。網絡經濟中所有細節上的規律，最終都將從這一總的規律中，得到有效的解釋。品種經濟性說明了從單一品種大規模生產向小批量多品種生產轉型的理論根據。網絡經濟具有個性化發展的規律性特點。一對一營銷有可能成為未來經濟的主要形態。
網絡經濟具有經濟嵌入社會網絡的規律。社會有機體與網絡的結合，使交易成本相對范圍出現邊際遞減，產生了組織結構扁平化、有機化的現象，出現了網絡平臺與增值業務分離，前者共享資源而后者實現多元化價值增值的趨勢。
真實世界的經濟學范文5
奧地利經濟學并不否認,在這種既定的假設前提條件下得出的結論的正確性,但奧地利經濟學要問的是,這種前提假設是否成立?正是在這一點上,奧地利經濟學否認了計劃經濟的可行性。由于對經濟至關重要的信息是主觀的、隱含的、分散的、情境的和不可言說的,這種信息根本不可能傳遞給計劃者,因此,計劃者也就不可能擁有這種信息,那么,計劃者對經濟的協調也就無從談起。
然而,我們看到,現代新古典經濟學卻是沿著“技術”的方向發展的,它更多地是在講述經濟學家自己設計的形形的“烏托邦”世界中發生的故事,而不是探討“真實世界”中的理論問題。
在這里,我們有必要對目前仍然在經濟學中占支配地位的“經驗實證主義”再說幾句。奧地利經濟學認為,任何現象的產生都有無數變量在起作用,有關這些變量的多數信息是不斷變化的,是高度復雜的,也是不能被測度,甚至不能被觀察的。假如我們僅用“觀察到”的變量去解釋某個現象,或證明某個理論,那是一種狂妄,也是荒謬的。我們必須理解“經濟學方法”和“經濟制度”之間的這層關系:假如能夠“經驗地”證明經濟理論,那么,計劃經濟就是可行的,反過來也一樣,計劃經濟不可行的理由與實證主義方法不適用的理由相同。
人的創造性是人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特征,是任何理論都不應該忽視的特征,而這個特征被新古典經濟學忽視了。在新古典經濟理論中,人是不會思考、不會學習,聽任經濟學家擺布的棋子。因此,與上面相似的,任何忽視人的創造性的經濟學,必然是“機械”的“技術”,而非關于現實世界的“理論”。然而,人的創造性不僅是鑒別“理論”與“技術”的一個尺度,更是檢驗某種制度是“道德”的還是“不道德”的尺度。由于發揮人的創造性是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因此,任何利用強力,人為地、系統性地、強制性地阻礙或壓制,甚至不鼓勵人們在各個領域發揮其創造性的制度,都是“不道德”的制度。
奧地利經濟學的偉大之處在于,它使我們認識到經濟學理論的巨大社會價值,以及無視這種價值的危害。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計劃經濟如日中天的時候,米塞斯等人就已經指出,計劃經濟在“理論”上是不可行的,但是,奧地利經濟學的這個科學結論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在很多國家,人們被狂熱的理想左右,對奧地利經濟學家的警告置若罔聞,甚至橫加斥責。然而,這些國家中的大多數在交了昂貴的“學費”之后,不得不又回到了市場經濟,它們所走過的彎路,為米塞斯等人當初的科學結論提供了佐證。
某種意義上,這也證明米塞斯、哈耶克等奧地利經濟學家是“先知”。但是,成千上萬無辜的人,因為他們的政府無視奧地利經濟學的結論,而遭受了長達數十年的痛苦,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造成了人類歷史上因無視經濟理論而導致的最嚴重的歷史悲劇,這不能不說是一種不幸。
真實世界的經濟學范文6
一、研究內容
區域經濟史研究是在一定時空坐標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狀況，并在此基礎上對不同區域的研究結果進行比較、歸納，以使我們對整個社會的經濟史現象有更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區域經濟研究為例，目前學者們對區域經濟研究的內容主要關注在如下幾個方面；（1）經濟中心南移問題。所謂經濟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來全國經濟中心自北向南的轉移，使得江南地區成為全國經濟的中心。這個論題最初由張家駒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進一步擴充（注：張家駒：1942年，《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上）》，商務印書館；1957年，《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來，關于這一問題的討論有一定發展，鄭學檬的著作可為代表（注：鄭學檬：1995年，《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岳麓書社。）。近來有關的研究，已經深入到了諸如經濟中心南移的階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體表現等問題。（2）地區性的個案綜合研究。地區性個案研究自80年代起進入，選題范圍多集中在當時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如楊德泉、荀西平對北宋關中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專門論述（注：楊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關中社會經濟試探》，《宋史研究論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義信對宋代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如對高技術與高生產、高技術的傳播對生產的影響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認識（注：斯波義信：1988年，《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譯本。）。以及對不同經濟部門的個案研究，如關履權的《宋代廣州香藥貿易史述》，指出宋代廣州的香藥貿易作為中國歷史上一種販運性的商業活動，為封建統治者服務，是變態的繁榮（注：關履權：1982年，《宋代廣州香藥貿易述論》，《宋史研究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認為在宋代兩浙區域市場，產業結構中經濟作物與商品生產比重小，區域內的專業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為基礎，與外地市場的聯系稀疏，缺乏全國性市場的配合（注：龍登高：1988年，《宋代東南市場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吳旭霞的《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認為宋代江西農村中農作物大量投入市場，農民與市場聯系加強（注：吳旭霞：《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江西社會科學》，1990年第6期。）。韓茂莉的《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通過對宋代川峽地區人口密度和土地墾殖率兩項指標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峽地區農業生產發展的重要時期（注：韓茂莉：《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關論著數量不少。（3）對全國經濟區域性不平衡現象的分析。80年代，漆俠最早通過對宋代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東”的結論（注：漆俠：1987、1988年，《宋代經濟史》（上、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經濟研究》具體闡述了漆俠的這一論述。包偉民的《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則從宋代國家財政制度存在的區域性差異的角度，來分析由此造成的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注：包偉民：2000年，《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張其凡編等《宋代歷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學者都對宋代區域經濟作了相當深入的探討，大大超邁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們在史識上的獨具慧眼，但也應該看到，在區域經濟史領域仍有一定的學術空間可供拓展。在新世紀之初，對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內容進行反思與改進是必要的，盡可能地拓寬區域經濟史研究的領域，是我們目前面臨的任務。
如何劃分區域經濟史的“區域”，進而確定具體的研究范圍，是從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問題。對此，歷史學家、經濟學家、人口學家、地理學家等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們都分別立足于自己的學科基礎，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提出過各自的劃分標準。歸納而言，經濟史學界曾提出了三種不同意見：（1）傳統上以行政區劃為主要標準，理由主要是“我國現行經濟體制，也是以行政區劃為基礎，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鑒作用得到發揮?！保?）按自然經濟條件劃分，“因為經濟的發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區域硬性劃分所能割裂開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依據農業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條件的優劣提出了“基本經濟區”這一重要概念。施堅雅在《的城市發展》一文中，按分水嶺將中國劃分為地區，頗有見地，但此說的著眼點是市場系統理論（市場系統與河川流域有密切關系），因此對于市場系統相對成熟的清代中國來說，比較適宜，但對于處在10至13世紀的宋代而言，情況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開始，學者們越來越傾向于采取多元標準，既可以按行政區劃，也可以按山脈走向、江河流域、市場網絡和人文風俗的不同來確定（注：以上參見宋元強：《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新進展》，《歷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頁。關于冀朝鼎的論述，參見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頁；關于施豎雅的論述，參見李伯重《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評價》，《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頁。）。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注：粟冠昌：《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廣西師院學報》，1981年第4期。）、陳偉民的《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注：陳偉民：《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中國農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注：雷家宏：《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宋史研究論文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論著，都持這種觀點。另外，80年代末，斯波義信在施堅雅“地文地域”說的基礎上，提出“地文—生態地域”新說，即將生態環境的概念納入中國古代經濟區域劃分工作之中，使之更為全面。當然，區域的劃分也是與不同社會的不同背景相適應的。原始社會以山川自然的形勢進行劃分：夏商周時期，總體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區域進行劃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時期，在中原以郡縣（后為州縣）劃分，并逐漸地推廣到少數民族地區。在這個有序的發展過程中，區域劃分的內容越來越充實。
區域經濟史研究應關注多學科交叉與滲透的問題。經濟學、地理學、人類學、人口學、社會學、生態學、民俗學等方面的學術成果，都應予吸收。這種跨學科的新史學的最早嘗試可追溯到法國史學家H·貝爾在1900年創辦的《綜合歷史評論》。但使這一方法贏得學術聲望的是L·費弗爾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創辦的《經濟社會史年鑒》和由此得名的“年鑒”學派。他們反對西方傳統史學專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經濟、社會、文化在內的“總體歷史”；反對純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主張運用跨學科方法，開展綜合研究。“年鑒”學派對我們的啟發是應該從多個角度、立體地考察區域經濟。
檢討近幾十年來的國內區域經濟史研究，本文以為一個顯著的弱點是缺少概念的創新。相比之下，西方學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傾向明顯。從表面上看，“社會科學化”色彩過于強烈，大量的相關社科詞匯的借用，似乎給人以流行時尚的感覺。但新概念的提出極有可能標志著一次方法論轉換的完成，并為下一步的轉換積累了討論的前提，盡管這種轉換和積累的幅度不盡相同（注：參見楊念群：《美國中國學研究的范式轉變與中國史研究的現實處境》，《歷史學》，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須時刻處于運動和發展之中，它需要史學工作者不斷努力與探索，同時還需要信心和勇氣。如在研究區域經濟史的過程中，可引入經濟學中用以描述區域間的經濟擴散和極化效應問題的“發展極理論”（注：參見張培剛主編：《新發展經濟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區域專業化問題的“稟賦優勢理論”（注：參見周起業等著：《區域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以及像“專業化產業區”、“集聚效應”（注：“專業化產業區”是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之上的，專業化地生產其具有優勢的產品的區域?！凹坌敝赣捎谝兀ㄖ饕侨丝冢┑募卸a生的聯合需求，促進專業化分工和中介組織的興起。）等一系列在區域經濟學中經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邏輯性地分析區域經濟變化進程。當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時可以帶來深入探討之效，有時卻未必，只是產生新瓶裝舊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現，決非易事，必須建立在扎實的研究基礎上。
應該說，迄今為止的區域經濟史研究基本上以對大量史實的考察作為依據，就不同經濟類型的個案研究結論而言，有相當的科學性。但大多數學者或是僅僅停留在個案結論的階段，或是在試圖將其上升為普遍性規律時往往出現一個邏輯斷檔，即在由個別到普遍的擴展過程中，缺乏邏輯的必然性。如施堅雅根據中心地理論，在其對長江上游區域經濟結構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業競爭、運輸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約，使得各商業中心互相間處于相對均衡的距離中，因而形成一個近似六角形的市場結構模式。近年來，不少學者對六角形模式進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們展示了理論模式與歷史實際之間存在的顯著差距（注：包偉民：1998年，《江南市鎮及其近代命運：1840■1949》，知識出版社，第44頁。）。
要切實把握區域特征，勾勒區域經濟發展概貌，需要進行不同區域間廣泛的互比，即通過橫的觀照與縱的比較兩條線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氣候、物產資源、交通條件等差異，造成地方經濟不平衡發展的事實，對地方經濟的區域性顯著特點有相互比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義信的《末代商業史研究》（注：斯波義信：1968年，《宋代商業史研究》，（日）風間書房。），通過對西北和東南兩大區域市場的經濟的詳細比較，說明兩宋商業發展的層次性。后者是由于時段不同，區域經濟具體的發展狀況也不同。一般來說，時段愈短，區域經濟變化就愈?。簳r段愈長，區域經濟變化愈大，所呈現的“歷史學”的特征更為濃厚。如斯波義信的《宋代江南經濟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時間上限，遠者上溯至秦漢，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則近者及于明代，遠者延至民國，在這樣的時間范圍里，宋代的特點才顯現得比較清楚（注：參見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頁。）。當然比較研究要注意客觀與辯證性的統一，防止揚此抑彼。
目前，對區域特征動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環節又是難點、熱點。它包括經濟的，也包括超經濟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從地理環境的演變過程中考察人與自然的動態和辯證的關系。這不僅體現了對人類的生存和未來命運的關懷，而且體現了對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道路空間異同的關心。因為地理、氣候、動植物等自然環境因素對經濟社會運動起著隱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義信的論文《寧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錢塘江河口航道惡化對于寧波港所起的影響，并指出這是在地理環境上寧波港能夠獲得發展的關鍵性條件之一（注：參見斯波又信：2000年，《寧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華書局，第470頁。）。后者包括家族關系、風俗習慣、社會心理等歷史上長期起作用的要素，對歷史進程有重大影響。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對某個要素的分析，缺乏對地理空間內各要素對區域經濟發展交互影響的總體認識。另外，區域經濟特別是小區域經濟，一方面是社會經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會經濟發展現實，最多只能是一種關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地方性認識”。近年來，不少學者試圖以充分的地方經濟的描述來體現社會經濟發展的特征與動因。但是，這種嘗試可否用來體現分化鮮明、類型多樣的社會經濟，引人深思。
二、關于方法論
任何科學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論問題，可惜在區域經濟史的分析框架中，關于方法論問題的學術積累顯然不夠豐富。
目前看來，至少就宋代區域經濟史的研究而言，雖然其研究對象是跨學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歷史學的框架里面，主要是歷史的分析方法。歷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敘事與論理。以往的研究多側重于白描，試圖復原歷史，理論創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謂的“理論”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現象陳述之后的歸納與總結，缺少邏輯的檢驗。如漆俠的《宋代經濟史》，認為宋代生產力的不平衡發展表現在精耕細作的地區幾乎達到封建時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資本主義因素在這些地區脫穎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與陜西兩地經濟頑強的發展為例及人口增長率高的現象，試圖說明該時期北方經濟發展的速度超過了南方，因此北宋時我國的經濟重心仍在北方。這些都只是通過對歷史現象的某一側面的敘述，從而歸納出一定的“理論”，卻缺乏整體的邏輯檢驗。例如對應該如何界定封建時代社會生產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見有理論性的討論：又程民生的論說，顯然只是就北方而論北方，未能從南北方整體比較出發來看問題。（2）具體與一般。沒有抽象就沒有科學，任何歷史首先都是具體的，但是作為歷史科學，在力圖描述歷史的具體性的同時，必須要有一般的抽象含義，否則，歷史分析將永遠沉淪于敘述過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區域經濟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區域經濟發展的歷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義的現實啟示以及在更大區域范圍上的解釋能力。（3）假設與實證。歷史學的研究傳統一直排斥假設，直至20世紀初，人文科學在方法論上開始青睞于實用主義。從一定的假設條件出發構建邏輯自洽的理論，再從歷史中尋找實證，比起在沒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對歷史時間的復原性描述而言更顯理論的魅力。在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中，應該通過借鑒實用主義方法論，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實的具體性而無法一般化闡述比較的困境。
在具體的研究方式上，近年來由于受新經濟史學的影響，為擺脫舊史學模式的束縛，區域經濟史研究開始主張用科學主義來規范史學的分析。如區域人口消長、生產增減、稅賦變化等許多問題，可采用數理統計，拋棄舉例式研究，以提高歷史結論的科學性、說服力。然而作為一種研究手段，這種計量史學的方法并不能包羅一切，盡管在形式上由于數理方法的運用有助于擺脫歷史分析中的過分主觀的判斷，但事實上由于受資料的限制，統計通常很難達到高度精確的水平，只能對歷史運動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來，許多研究者對區域經濟的考察不約而同的走入了過分依賴統計數字的誤區，忽略了對歷史本身演進邏輯的思考，以至認識上有失偏頗。新經濟史家要想盡可能掌握歷史復雜的真實情況，就不能過份依賴他們的幾何學。
制度經濟學的興起，被認為是西方經濟學的一場革命，實際上它的影響已經滲透到法學、政治學和史學等一系列相關的社會科學領域。制度經濟學強調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引導人們將制度因素作為考察經濟行為和績效的重要變量。如新經濟史學家R·托瑪斯和D·諾斯在研究歐洲從14世紀到18世紀的產業革命的四百多年興盛史時發現，不同的國家（地區）面對相同的經濟問題時，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導致了不同的經濟發展結果。最為典型的是當面對戰爭所需的財政問題時，英國、荷蘭采取了不同于法國、西班牙的制度而導致了后來長達幾個世紀的興盛。制度經濟學的從制度層面尋找經濟發展根源的研究方法無疑對研究區域經濟史有巨大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制度經濟學的另一個方法論的意義在于較好的結合了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具體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這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經濟學強調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尋找“真實世界”的經濟學，這同時也是歷史學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釋“真實世界”的時候，必須運用一定的理論框架來加以分析和解釋，并從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檢驗的理論來（注：參見周其仁：《研究真實世界的經濟學——科斯研究經濟學的方法及其在中國的實踐》，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號。）。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就是要在歷史的“真實世界”中尋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較的基礎上將事實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檢驗的理論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