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少子化的原因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少子化的原因范文1
關鍵詞:少子化現狀;根源;對策
多年來,日本的少子化現象未能得到有效解決。照此趨勢發展下去,到2010年日本人口總數將開始轉為負增長,2100年將降到47712千人,即僅相當于1960年人口總數的一半略多一點。如此,日本將不得不繼續遭受(包括因勞動人口縮減而引發的社會保障負擔沉重、國際競爭力下降等)各種問題的困擾。
一、日本少子化的現狀
20世紀70年代,日本開始面臨日趨嚴重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問題。從出生率來看,日本在二戰后的20世紀40年代后半期出現首次高峰期,育齡婦女(15-49歲)的總和生育率(一位育齡婦女一生所生育的孩子數量)在4.0以上。20世紀60-70年代前半期的經濟高度成長期,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開始下降并維持在2.13上下的狀態。
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認定,標準的人口置換水準生育率為2.1。即一個國家的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應該維持在2.1以上的人口置換水準生育率才能維持人口的自然替代。如果一個國家的總和生育率長期低于人口置換水準生育率,則被稱為少子化。
1975年日本的總和生育率為1.91首次低于2.0,此后一路下滑,1990年降到1.57,日本稱其為“1.57危機”。少子化問題雖然引起了日本政府和國民的普遍關注,可是,日本人口出生率下降的步伐并沒有因此而停止。1995年日本的總和生育率為1.43,1997年又降到1.39。此時,日本的老年人口為19758千人(占總人口15.7%),首次高于少兒人口,開始進入“少子化”社會。顯然,自1974年以來的30多年間,日本人口的總和生育率一直低于人口置換水準的生育率。
進入21世紀,日本的生育率繼續持續下降2000年為1.36,2005年為1.26,5年間生育率下降0.10,再創歷史最低水平。近兩年,雖有所回升,但也不容樂觀。
二、日本少子化的根源
(一)未婚和晚婚比率的上升
少子化產生的直接原因是“未婚”和“晚婚晚育”比率的上升。1975年有9成的30歲以上的男女已經結婚,30-34歲未婚男性為14.3%,女性為7.7%。根據2005年的國勢調查,日本年青人未婚率持續上升,30-34歲未婚男性為47.1%,女性為32.0%,分別比5年前的國勢調查時上升4.8%和6%。而終生未婚率和30年相比是,男性從2.1%(1975年)上升到15.1%(2005年),女性從4.3%(1975年)上升到6.8%(2005年)。前后鮮明的對比可以看出日本未婚化的日趨嚴重。
1975年日本男性平均初婚年齡是27.0歲,女性是24.7歲。2007年日本人的平均初婚年齡男性為30.1歲,女性為28.3歲(男女均比上年上升0.1歲),結婚年齡越來越高說明晚婚化的趨勢更加明顯。在約30年的時間里,男性上升了3.1歲,女性上升了3.6歲。
初婚年齡的推遲形成晚婚化,晚婚化導致婦女生育年齡的推遲。從女性平均生育年齡來看,2007年生產第一胎年齡為29.4歲,和30年前的1975年相比分別晚3.7歲。生育年齡的提高勢必制約生育和生育人數,由此說明晚婚和晚育也是造成少子化的原因。
(二)工作與育兒難以兩全
關于女性工作與育兒的狀況,據日本勞動研究機構2003年的“關于育兒、護理和工作并立的調查”,有30%的女性因為工作和育兒兼顧的環境不完備為由而辭職。在回答“生育前后而辭去工作的理由”時“為了專心做家務和育兒而主動辭職”的占52.0%,因“工作和育兒難以兼顧”為24.2%,因“被解雇和勸告退職”的為5.6%。
而在“工作和育兒難以兼顧的具體理由”中“無法取得育兒休假”的占36.0%,“小孩生病等不得不經常休假”的占32.8%,“幼兒園等的開園時間和工作時間不合”的有32.8%,“無法將孩子送幼兒園等”的有28.8%。這些充分反映日本女性生兒育女和工作難以兩全的現狀,使得很多日本女性不得不選擇晚婚甚至獨身,少生或者不生孩子,以此換取自身社會價值的體現。
特別是在社會育兒支援體系尚不完備、育兒的機會費用上升等情況下,生兒育女與工作的雙重壓力不僅成為阻礙女性自立、影響其個人發展的重要因素,也不可避免地影響到育兒家庭的經濟收入,導致人們對結婚、生育采取消極態度,出現了女性就業率增加而少子化程度加劇的惡性循環。
(三)男女社會角色分配不均
夫婦在工作和育兒上的時間分配不均也是造成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在日本,不僅“男主外、女主內”的固有觀念和傳統性別角色分工依然存在,而且長期以來都有一種“職場比家庭優先”的社會氛圍。根據總務省2007年的“勞動力調查”,不同年齡段的男女一周平均工作時間的比例中,30-39歲男性的工作時間最長約50小時,其中,20%的男性每周工作60小時以上,可以看出處于育兒期的男性長時間工作的狀態。工作優先觀念和過長的勞動時間加上休假困難阻礙了男性在家務和育兒上的時間分配。如果男性無法很好地擔負起身為父親的育兒職責,不僅會影響家庭育兒快樂體驗的獲得,而且也因無法將育兒的喜悅傳遞給子女,對將來子女的生育態度產生影響。
在日本家務勞動和照料孩子依然是由主婦承擔,這樣,身兼家庭主婦和職業婦女兩種角色的妻子勞動負擔必然過重,于是,許多職業婦女結婚后,推遲生育或控制生育子女人數。而且,對于既要撫養子女又要繼續工作的 職業婦女來說,家庭義務和工作責任所帶來的雙重壓力是非常沉重的。
三、日本的少子化對策
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日本呈現出少子化傾向。日本政府和國民開始關注少子化的社會問題是始于1990年的“1.57危機”。自此,面對日益減少的生育率和人口數量,日本政府開始探討和制定一系列的對應政策和措施,統稱為“少子化對策”。
(一)天使計劃和新天使計劃
為了使工作與育兒兩全,創造生兒育女的輕松環境,日本政府于1994年12月制定《關于今后為支援育兒政策的基本方向》[簡稱“天使計劃”(Angel Plan)]。該計劃是日本政府作為少子化對策提出的最初的綜合性政策。1999年12月,在少子化對策推動相關閣僚會議上,制定“少子化對策推進基本方針”。同年同月,根據這個方針的具體實施計劃,日本又共同制定了《關于重點性推動少子化對策具體實施計劃》[簡稱“新天使計劃”(New Angel Plan),執行年度是2000-2004年]。其內容是“天使計劃”的繼續和延伸,制定了除保育服務外,增加了雇用、母子保健、咨詢、教育等方面的內容。
(二)培育下一代支援對策推進法
《新天使計劃》實施兩年后,鑒于有關部門對未來人口的預測,2002年9月厚生勞動省提出《少子化對策+1》,改變原本從支援工作與育兒兩立的觀點,特別是以保育相關為中心的措施,從培育兒童的家庭為出發點,致力于建立由全體社會共同承擔的綜合性措施。之后,為了確保未來10年中地方自治體以及企業建立集中性、計劃性的措施,日本政府又于2003年7月,制定《培育下一代支援對策推進法》,于2005年開始實施。
(三)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和少子化社會對策大綱
出于對未來的憂慮,日本政府開始以法律為依據大力推進育兒支援政策。2003年7月由國會決議制定了《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同年9月實施。根據這個法律,作為特別機構的內閣府成立了由內閣總理大臣擔任會長、全體閣員為委員的少子化社會對策議會。2004年6月,又制定了少子化對策方針的《少子化社會對策大綱》。該大綱提出了改變少子化進程的3個視點和4個重點課題以及28條重點實施對策。
(四)兒童和育兒支援計劃
日本政府深刻認識到,快速的少子化現象將對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產生負面影響,故而建構兒童能健康成長并讓人民享受生兒育女喜悅的社會為當務之急。因此,為了強化少子化對策大綱的實施,2004年12月又在少子化社會對策會議上制定了《兒童和育兒支援計劃》。該計劃沿著《少子化社會對策大綱》提出的4個重點課題,制定了2005年到2009年的5年間具體的實施內容和目標,約有130個實施項目。體現日本政府在少子化社會對策上的理念正由構筑“培育健康的孩子的社會”向“能夠因生兒育女而感到快樂的社會”轉換,藉此提高日本國民的生育意愿。日本的少子化對策由此得到進一步加強。
(五)新少子化對策
日本自1899(明治32)年開始統計人口動態以來,于2005年第一次出現總人口減少,而且出生人數和總和生育率都是史上最低記錄。面對無法預料的少子化進程,為了全面擴充、強化少子化對策,2006年6月在少子化社會對策會議上政府和執政黨的一致同意制定了《新少子化對策》,提出了應重視進行全社會的意識改革以及站在孩子和家庭的立場上制定對策。至此,日本的少子化對策又邁上了一個新的臺階。2006年以來,日本的生育率稍有回升,說明日本政府所實施的“少子化對策”略顯成效。
(六)《支援孩子和家庭的日本》重點戰略
面對日益深化的少子老齡化傾向,2007年2月,在少子化社會對策會議上制定了《支援兒童和家庭的日本》重點戰略。開始關注國民關于結婚和生兒育女的理想與現實背離,提出為了改造工作與結婚生子二者擇一的社會結構,必須將“通過工作方式的改革實現工作與生活的調和”和構成其社會基礎的“培育下一代支援框架”的政策同時并行措施。為了實現工作與生活的調和,2007年7月成立了由內閣官房長官為議長、由相關閣僚、經濟界、勞動界、地方代表等構成的推進工作與生活官民高層議會,12月制定了《工作與生活調和》和《為了推進工作與生活調和的行動指針》。至此,日本的少子化對策從一貫以女性為中心的“支援工作與育兒兼顧”為主軸轉向如車之兩輪同時平行實施的“推進工作與生活調和”和“全面支援培育下一代”。十多年來,日本確實出臺了一系列的少子化對策,但其實施后所取得的效果卻甚微,原因在于其一系列的對策并未針對問題的實質,僅能“治標”,不能“治本”。
四、解決當代日本少子化問題探究
1990年以來,日本為解決人口減少、少子化現象等社會問題制定了一系列對策,但實際效果并不佳。日本少子化問題的解決寄望于日本社會體制和相關法規方面的改革,當務之急必須解決“勞動方式的改革和工作與育兒兩全”和“加強育兒方面的社會支援與合作”兩大主要課題。
政府制定的政策應該直面少子化問題的嚴重性。應該正視國民理想與現實的背離,對現行體制進行徹底的改革,為國民營造有信心、有勇氣培育下一代的社會環境。
企業可提供具有靈活性和公正性的機制以便雙親在工作和撫育子女上的時間分配,消除父親直接撫育孩子的障礙。通過增加雇傭人數縮短勞動時間,創造彈性化的工作環境,建立確實可行的家長育兒休假制度、再就業制度等彈性化的雇傭制度,讓女性安心生兒育女,讓男性也有時間、有精力、有意愿參與養育子女。
社區應積極為本地區的市民提供實際可行的輕松的育兒環境,提供高質量的兒童托育設施和服務,設置育兒教育和咨詢機構,為育兒排憂解難。在家庭中,長輩必須共同承擔照顧女性生育,身為丈夫在獲取育兒休假時應參與家務勞動。這樣,既可解除年輕夫妻在育兒上的不安以及保育所、幼兒園數量的不足和托育時間的限制,又可全家享受天倫之樂。
少子化的原因范文2
【關鍵詞】日本；少子化；育兒支援政策；啟示
【中圖分類號】G61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604（2007）01-0048-04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為適應現代社會的急劇變化，努力營造一種較為寬松的社會育兒環境，日本政府相繼出臺了一系列育兒支援政策、法規，其中主要有《育兒休假法》（1991年）、《關于今后育兒支援的基本方向》（1994年）、《天使計劃》（1994年）、《緊急保育對策5年計劃》（1995年）、《兒童福利法》（1997年）、《關于應重點推進的少子化對策的具體實施計劃》（1999年）、《少子化對策+1》（2002年）、《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2003年）、《下一代培育支援對策推進法》（2003年）、《少子化社會對策大綱》（2004年）等。除了從國家角度制定統一的育兒支援政策法規外，近年來日本各地政府也紛紛出臺了一系列與育兒支援有關的地方性措施，如2004年靜岡縣湖西市通過了《特別育兒補貼制度條例》，太田市實施了強制男性帶薪休產假的措施等。
一、多種因素造成的少子化現狀
20世紀70年代后期，日本開始進入平穩發展時期。和其他發達國家一樣，日本這時期的人口出生率出現了大幅度下降。
1989年，日本的出生率統計結果是1.57‰，為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最低的出生率記錄，少子化問題開始引起日本國民的普遍關注。此后，盡管日本政府采取了各種措施，出生率仍然持續降低，2003年以1.29‰的出生率突破了原定2007年才會降至的生育率谷底?！?〕與此同時，社會老齡化人口的比率卻在不斷提高。日本進入了少子、老齡化社會，引發了社會生產力下降、消費市場萎縮、國家經濟衰退等一系列問題，少子化問題已成為日本的嚴重社會問題之一。〔2〕
日本出現少子化現象，表面上看是因為現代日本青年的晚婚、不婚傾向和日本夫婦生育率的下降，實際上則是復雜的社會因素交互影響的結果。
1．婚姻、生育觀呈現多元化發展
由于女性就業率增加帶來經濟能力提高、家務服務商品化發展，以及社會施加的結婚壓力減弱等因素的影響，人們的婚姻、生育觀出現了一系列變化。
從是否結婚方面看，認為“達到一定年齡就得結婚”的人減少了，而認為“沒有找到理想的伴侶前不結婚也沒關系”的人有增加的傾向，社會上已經不存在“適婚年齡”這一說法。在肯定結婚對個人有利的人中，大多數人認為結婚的理由在于“可以獲得精神的滿足”或者“建立自己的家族”，從“實現親人及周圍人的期望”或“獲得生活上的便利”角度選擇結婚的人逐漸減少。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即使不結婚，也能夠充實、滿足地生活”?；橐鲆巡辉偈侨松谋厝贿x擇，而只是人生的選擇之一。
從生育方面看，重視構建家庭、延續生命的個人意識正在逐漸淡化。越來越多的日本人認為“要孩子不是必然的事”。調查顯示，與10年前相比，贊成“結了婚就應該有孩子”的人減少了約14%，對此持否定意見的人卻與日俱增?！?〕
2．育兒與工作的雙重壓力難以平衡
現代日本社會中，由于家庭規?？s小、鄰里關系疏遠等因素的影響，家庭和地域原有的育兒支援能力下降。在無法從周圍獲得足夠支援的情況下，育有年幼孩子的家長，尤其是孩子的母親，容易產生育兒孤立感和疲勞感，甚至導致神經衰弱、虐待兒童等情況的發生。
在社會育兒支援體系尚不完備、育兒的機會費用上升（隨著女性學歷水平的不斷提高，其自身因結婚、育兒等因素的影響而可能錯過更多的機會，失去更多的利益）等情況下，很多日本女性不得不選擇晚婚甚至獨身，少生或者不生孩子，以此換取自身社會價值的實現。來自日本的調查結果顯示，生育第一個子女的日本職業女性中，有67%的人在生產半年后放棄工作；原本有固定工作崗位的女性在因生產而離職1年半以后，只有60%的人在育兒的同時兼做臨時工。這些充分反映出日本女性難以兼顧工作與育兒的現狀?！?〕生產、育兒與工作的雙重壓力不僅成為阻礙女性自立、影響其個人發展的重要因素，也不可避免地影響到育兒家庭的經濟收入，導致人們對結婚、生育采取消極態度，出現了女性就業率增加而少子化程度加劇的惡性循環。
3．與育兒有關的家庭經濟負擔沉重
有關調查顯示，在日本28～56歲家長的家庭經濟支出中，約有32%的花費用于育兒，而其中教育費用又占了38%。假如不考慮物價變化的影響，如果從幼兒園到大學一直就讀于公立機構，孩子讀書所需的費用約為1147萬日元；假如只有小學就讀于公立學校，其他均就讀于私立機構，那孩子讀書所需的費用則為1817萬日元左右?！?〕沉重的經濟負擔使得日本大多數育兒父母感到生活艱難，影響了繼續生育的積極性。
4．男性分擔育兒工作較少
不僅“男工作、女守家”的固有觀念和傳統性別角色分工依然存在，而且長期以來整個日本都有一種“職場比家庭優先”的社會氛圍。從25～49歲家長的工作時間看，除了近50%的女性每周工作40小時以上，做家務的時間遠遠多于男性外，超過40%的男性每周工作49小時以上，20%的男性每周工作60小時以上?！?〕過長的勞動時間阻礙了男性在育兒上的時間分配。與其他國家相比，日本育兒父親的育兒時間明顯不足。如果男性無法很好地擔負起身為父親的育兒職責，不僅會影響家庭育兒快樂體驗的獲得，而且也因無法將育兒的喜悅傳遞給子女，可能會對子女的生育態度產生影響。
二、育兒支援政策的推進
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政府以少子化問題為契機，對育兒和保育政策作出重大調整，加大了育兒的社會支援力度，并根據有關政策的具體實施情況不斷加以完善。其中頗具代表性的《天使計劃》系列政策可以較好地呈現日本育兒支援政策的層層推進。
（一）天使計劃
《天使計劃》于1994年12月頒布，該計劃是貫徹實施《關于今后育兒支援的基本方向》的綜合性國家育兒支援政策?！短焓褂媱潯放c日本90年代推行的高齡者福利政策和殘障者政策一起，被稱作三項重要的國家福利政策。
雖然制定《天使計劃》的目的是為了“構筑能夠感受到育兒快樂的社會”，但其保障兒童權利的意識比較淡薄，而作為“生育獎勵對策”的特征卻很鮮明?！?〕 《天使計劃》包括7個項目：（1）改善雇傭環境以使工作與育兒并存；（2）提供多樣化的保育服務；（3）穩定母子保健醫療體制，使女性能夠安心生育子女；（4）改善住宅和生活環境；（5）改善學校教育環境，充實校外活動與家庭教育；（6）減輕育兒經濟負擔；（7）改善育兒支援基礎。
以《天使計劃》為依據，1995年日本政府還制定了《緊急保育對策5年計劃》，要求在該計劃實施的5年時間里增加保育所接收低齡幼兒的人數，從45萬人增至60萬人；增加多功能保育所，從零起步，增至1500所；增加全日制保育服務機構，從2230所增至7000所；增加臨時性保育服務機構，從450所增至3000所；增加地域性育兒支援中心，從236所增至3000所；增加放學后兒童俱樂部，從4529所增至9000所，為放學后兒童提供保教服務；增加嬰幼兒健康支援日間服務福利機構，從30所增至500所。然而，由于《天使計劃》中由國庫撥給地方輔助資金的政策缺乏法律依據，而且沒有硬性規定地方政府有完成《緊急保育對策5年計劃》的義務，因此，該計劃的目標完成率較低。到1999年止，日本政府實際只完成了“多功能保育所”、“全日制保育服務機構”和“放學后兒童俱樂部”幾項目標。
（二）新天使計劃
在《緊急保育對策5年計劃》結束后，日本政府根據少子化社會現狀繼續制定新的國家政策，這就是所謂的《新天使計劃》，即于1999年12月擬訂的《關于應重點推進的少子化對策的具體實施計劃》。該政策仍未對輔助資金事宜作出根本性的法律修正，只是在《天使計劃》的基礎上新增了21項工作項目?！缎绿焓褂媱潯芬俗⒛恐幵谟冢毡菊岢鲆D變固有的性別角色分工以及工作優先的企業風氣等。該計劃以擴充保育所功能的有關政策為核心，在改善社會育兒支援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實質性進展。〔8〕
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天使計劃》和《新天使計劃》中關于改善住宅環境、縮短勞動時間、消除性別角色的實質性分工等方面的內容還沒有取得實效，這主要是由于政府財政預算少、地方政府的行動計劃不充分等原因造成的。
（三）新新天使計劃
1．少子化對策+1
《新天使計劃》實施兩年后，根據日本有關部門對未來人口的預測，日本政府于2002年9月發表了《少子化對策+1――關于進一步充實少子化對策的提案》。該提案對迄今為止少子化對策的不足之處作了反省，首次從政府角度尋找實質性的問題解決框架，并以此作為今后政策制定的重要出發點。與以往不同的是，該文件強調少子化對策所要解決的問題不是僅靠“少子化支援政策”就能實現的，而是與包括勞動政策、家族政策在內的整個社會經濟體制有關，與下一代的發展緊密相關。該提案首次在行政用語上使用了“下一代培育支援”這一新的提法?！?〕《少子化對策+1》強調要“重新評價包括男性在內的工作方式”。作為推行“工作與育兒并存”的一個具體目標，為了改善2002年僅有0.33%的男性和64%的女性享有育兒休業權利的現狀，該政策提出要保證10%的男性和80%的女性享有育兒休業權利。
2．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
出于對未來的憂慮，日本政府開始以法律為依據大力推進育兒支援政策。2003年7月確立的《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以及《下一代培育支援對策推進法》促使《少子化對策+1》的內容得以法制化。
《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明確提出提高“國民生育率”的基本理念和國家戰略。該基本法指出，日本目前的少子化現狀處于“前所未有的形勢”，“固然結婚、生育取決于個人” ，但是實現“生養孩子的人能夠切實感到驕傲和快樂的社會”也應該成為日本政府的努力目標?！渡僮踊鐣Σ呋痉ā反_定了國家和自治體有制定并實施少子化對策的義務，企業有協助實施的義務；規定了國民的義務；增加了支援不孕治療等個人輔助支援領域的內容；大力推行“改善雇傭環境”、“充實保育服務”等育兒支援基本政策。
3．少子化社會對策大綱
2004年6月日本內閣會議通過了《少子化社會對策大綱》。該大綱提出了改變少子化進程的三個視點，即改變年輕人難以自立的狀況；減輕育兒的不安與負擔，改變工作優先的社會風氣；轉變思想，著重強調傳承生命與構建家庭的重要性，建設育兒支援與贍養老人兼顧的社會。自此，日本的社會育兒支援政策又邁上了一個新的臺階，其成效如何，人們正拭目以待。
三、相似家庭育兒狀況下的思考
我國的家庭育兒狀況與日本有不少相似之處，如隨著家庭結構的縮小，育兒父母可從家庭內部其他成員處獲得的育兒支持相應減少；現代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對個人價值的注重，以及婚姻家庭觀的變化等，使傳統的婚姻制度受到挑戰，導致家庭撫育子女的功能日益淡化、削弱；很多職業女性承受著來自勞動力市場的激烈競爭和家庭育兒的繁重負擔，而現有的社會支援體系尚不能滿足家長多樣化的育兒需求等。因此，盡管日本育兒支援政策的一大出發點是遏制少子化現狀的加劇，消除少子化問題對國民經濟等帶來的一系列不利影響，但僅從勾畫男女平等的社會藍圖、平衡父母工作與育兒的壓力以及為兒童的健康成長創造更有利的環境角度看，日本育兒支援政策的制定、實施與推進會給我國帶來一定的啟示。
首先，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政府在兒童養育方面承擔的責任。隨著現代家庭的小型化、多元化發展以及女性就業率的提高，過去主要由家庭承擔的育兒責任開始受到挑戰，從國家角度制定全面、有效的育兒支援政策已成為社會福利和國家發達程度的重要體現。
其次，應從“關愛女性、關愛家庭、關愛兒童”的角度出發，創設積極支持育兒的社會環境。婦女問題不僅涉及婦女自身，還與經濟全球化、企業國際化、現代子女教育、社會性別教育等有相當緊密的關系?！?0〕育兒的社會價值應得到全社會的承認與尊重，社會成員應該共同采取措施，幫助家長更好地擔負起為人父母的育兒職責，為兒童的健康成長創造更有利的環境。
第三，應重視相關法律法規的制定、調整和完善。只有建立、健全相關法律法規，才能使育兒支援政策的目標落到實處。
第四，應加強各方面力量的協調配合，滿足多樣化的育兒支援需要。只有聯合并協調各方面力量，形成全社會育兒支援的合力，多層次、多角度地構建育兒支援網絡體系，才能更好地適應并滿足多樣化的社會育兒需要。
與日本相比，目前我國的家庭育兒社會支援問題尚未受到足夠重視，但我們相信，隨著社會改革的深入和國際化趨勢的不斷加強，它必將越來越為人關注，成為時展的必然要求。
參考文獻：
〔1〕李光廷. 不可逆潮流下的少子化對策――日本
與瑞典的比較〔C〕∥臺灣人口學會. 二十一世紀的臺灣人口發展:趨勢與挑戰，2005:1-29.
〔2〕胡澎.日本在鼓勵生育與促進婦女就業上的政策
與措施〔EB/OL〕. 〔2004-11-02〕. ijs.省略.
〔3〕〔4〕〔5〕〔6〕日本內閣. 少子化社會白皮書〔M〕. 東京:行政株式會社,1994：15-47.
〔7〕〔8〕〔9〕龜谷和史.日本的保育和幼兒教育制度的
現狀與問題及育兒支援政策的動向與課題〔C〕∥比較國
際幼兒教育研究會.東亞次世代培育支援政策與幼兒教育改革，2005:1-10.
〔10〕多哈國際家庭大會情況介紹〔EB/OL〕. 〔2004-11-29〕.省略.
On the Supportive Policy of Bringing Up Children in Japan and the Inspirations
Wang Xin
(Preschool Education Branch of Jiangsu Educational College, Nanjing, 210004)
少子化的原因范文3
關鍵詞：“少子化”；“老齡化”；消費；產出
中圖分類號：C9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149（2013）06-0019-11
我國地域遼闊，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多樣，人民生活水平正處于逐步上升階段，無論是現在還是未來的市場容量，都十分巨大。加上我國現在正處于經濟轉型期，經濟結構升級調整加快，國內市場必將進一步增大。另外，擴大內需也是促進我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一項重要舉措。金融危機之后，全球發達經濟體復蘇緩慢，中國依靠出口拉動經濟增長已不可持續。只有有效擴大內需，特別是國內的消費需求，才能在國際經濟格局中擁有更大的發言權和主動權。我國政府也意識到了這一點，為此，在十二五規劃中提出：“建立擴大消費需求的長效機制。把擴大消費需求作為擴大內需的戰略重點，通過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實施就業優先戰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和營造良好的消費環境，增強居民消費能力，改善居民消費預期，促進消費結構升級，進一步釋放城鄉居民消費潛力，逐步使我國國內市場總體規模位居世界前列[1]?！?/p>
消費（特別是家庭消費）是受很多復雜因素影響的，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人口年齡結構[2～3]當然，也有一些實證研究對生命周期假說持保留態度，如對英國的實證研究發現，人口年齡結構的轉變對消費變動的影響并不顯著（參見：Garruth， A.， A. Henley. Demographic Structure， Asset Holdings and the Explanation of Aggregate Consumers’ Expenditure [J].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1990， 17（2）.）。。我國從1980年實行嚴格計劃生育政策，至今已30多年。在此期間，中國人口快速增長的態勢得到基本遏制。近年來，一些學者依據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所計算的總和生育率已低于更替水平[4～5]。當前中國面臨的主要人口風險已經不再是迅猛的人口增長，而是較低生育率帶來的勞動力不足，以及可能由此導致的 “少子化”和 “老齡化”。我國長期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所造成的“少子化”和“老齡化”將對我國的家庭消費乃至長期經濟增長產生什么樣的影響？這成為學術界亟待解決的問題。
二、理論回顧及文獻綜述
關于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居民消費率的影響主要有兩種基本模型解釋：一個是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和布倫伯格（Brumberg）于1954年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說模型，另一個是薩繆爾森（Samuelson）和內爾（Neher）提出的家庭儲蓄需求模型。莫迪利安尼認為，理性的消費者要根據一生的收入安排其消費與儲蓄，消費者一生的收入將與消費相等。他將人的一生分為年輕時期、中年時期和老年時期三個階段。在年輕時期，往往會把家庭收入的絕大部分用于消費，有時甚至舉債消費，導致消費大于收入。進入中年后，消費在收入中所占比例降低，收入大于消費。這是因為他一方面要償還青年階段的負債，另一方面還要把一部分收入儲蓄起來用于防老。退休以后，收入下降，消費又會超過收入。所以，在人口構成沒有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從長期來看邊際消費傾向是穩定的，消費支出與可支配收入和實際國民生產總值之間存在一種穩定的關系。但是，如果一個社會的人口構成比例發生變化，則邊際消費傾向也會變化，如果社會上年輕人和老年人的比例增大，則消費傾向會提高，如果中年人的比例增大，則消費傾向會降低[6]。
家庭儲蓄需求模型把后代數量作為影響消費的重要影響因素，認為孩子可以作為家庭儲蓄的替代品，子女越多，父母對未來的生活保障越有信心，家庭收入中用于養老等生活保障的儲蓄就越少，消費比例越高。子女數量少，父母就會傾向于增加儲蓄而減少消費[7～8]。另一種觀點認為，孩子數量和孩子質量之間是一種替代關系，家庭孩子數量增加時，在既定收入下，父母可用于每個孩子的人力資本投資會下降。但是，孩子質量作為替代物，不一定能夠完全抵消人口過渡時期孩子數量的減少，使得父母隨著人口過渡的發生而增加一生中的儲蓄[9]。
在實證研究方面，莫迪利安尼用撫養系數（或贍養比率）來研究人口年齡與社會總儲蓄率，發現兒童人口和老年人口與儲蓄率之間具有顯著的負相關性[10]。列夫（Leff）在莫迪利安尼的基礎上，采用更大的跨國橫截面數據作了一個經驗分析。他將 74 個國家分為兩組，一組是發達國家，一組是不發達國家。發現無論是所有這些國家還是兩個子組的回歸結果都得到了與莫迪利安尼同樣的結論[11]。古普塔（Gupta）根據年人均收入將不發達國家進一步劃分，發現只有處于較高收入組的不發達國家，兒童人口和老年人口才和儲蓄率顯著負相關[12]。亞當斯（Adams）認為高生育率導致的人口壓力使工作人口更努力工作、尋找更好的生產技術或方法、增加資本積累，從而使生產力或產出增加，進而儲蓄增加[13]。因此，高的人口撫養系數并不必然意味著低的總儲蓄率。
此后很多學者繼續對“老齡化”和“少子化”對消費的影響進行研究。赫德（Hurd）發現，老年人口的增加將使社會的儲蓄率降低，并且其消費結構中，將增加醫療服務的支出，而減少私人交通的花費[14]。?？怂梗‵uchs）利用美國的相關資料，推算到2020年時美國老年人口花費于健康照顧的消費支出將占GDP的10%。若用1995年價格表示，到2020年時每人用于健康的消費將達到25萬美元。如此高的比例與金額，并非因為老年人口的健康狀況惡化。相反，老年人口的健康狀況甚至要更好，之所以產生如此高的健康消費，是由于健康營養的需求以及有越來越多的人在死亡之前長期處于生病狀態[15]。魯爾曼（Luhrmann）則討論至2040年，老年人口如何影響德國的消費需求結構。結果顯示與房屋有關的消費和休閑消費支出份額將顯著增加，而食品與服飾的消費支出份額將顯著下降[16]。有關“少子化”對消費結構的影響的文獻較少，葉（Yip）和張（ Zhang）發現出生率較低的國家相對于出生率較高的國家，有較高的消費表現[17]。但也有學者認為，“少子化”在短期內可能會增加家庭中成年人的消費，這是因為家庭不必為較多孩子帶來的不確定性而進行較多的儲蓄[18]。但是“少子化”在長期內將降低該家庭和全社會的消費[19]。
國內學者的研究也表明，我國人口結構和居民消費之間存在重要的聯系。袁志剛和宋錚通過數值模擬發現，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于最優儲蓄率的影響比較顯著，他們由此推斷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是造成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城鎮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出現較大幅度下降的重要原因[20]。王德文等利用列夫模型[21]擬合中國的數據后發現，人口年齡結構對儲蓄率具有顯著的負影響[22]。李文星、徐長生、艾春榮利用中國1989～2004年的省際面板數據和動態面板GMM估計方法，考察了中國人口年齡結構（兒童和老年撫養系數）變化對居民消費的影響，發現中國兒童撫養系數對居民消費具有負向影響，即中國兒童撫養系數的下降反而提高了居民消費率，但這種影響并不大；中國老年撫養系數變化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并不顯著。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并不是中國目前居民消費率過低的原因[23]。李春琦和張杰平利用1978～2007年中國宏觀年度數據進行實證分析，考察了人口結構變化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實證結論表明，農村居民消費習慣非常穩定，兒童撫養系數和老年撫養系數對居民消費均有顯著的負向影響[24]。李文星和徐長生利用1952～2004年中國宏觀經濟時間序列數據和協整回歸方法，實證分析了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對中國實際居民消費的影響。結果顯示，無論從長期還是短期來看，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與實際居民消費之間都存在顯著的正相關，人口自然增長率的短期波動也對實際居民消費具有顯著的影響。由于目前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下降已近谷底，未來其對中國實際居民消費的影響有限[25]。王宇鵬利用 2001～2008 年省份面板數據，對中國城鎮居民消費行為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人口老齡化因素顯著影響中國城鎮居民消費行為，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條件下，老年人口撫養比越高，城鎮居民平均消費傾向越高；少兒人口撫養比對城鎮居民消費影響不顯著，可能是因為家庭未成年人撫養總支出對撫養數量彈性較小[26]。
可見，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學界對于“少子化”與“老齡化”對消費的影響均還未有定論，國內對于此領域的研究多采用時間序列或者省級面板數據，但是由于居民消費的復雜性，用宏觀數據無法具體反映出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對消費的影響，因為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對不同類型消費的影響可能是不同的。因此，本文采用中國收入分配課題組2007年調查數據實證檢驗“少子化”及“老齡化”對我國居民消費的影響。同時，我們利用該調查1988～2007年數據及2007年投入產出表，預測了“少子化”及“老齡化”對我國各產業產出及GDP的影響。本文的創新之處在于：其一，本文利用微觀調查數據構建了“少子化”和“老齡化”的衡量方法；其二，研究了“少子化”和“老齡化”對不同類別消費的影響；其三，分別用OLS和分位數回歸進行研究，并分別預測了“少子化”和“老齡化”對總消費的影響；其四，結合投入產出表，預測了“少子化”“老齡化”對產業產出和GDP的影響。
三、計量模型與數據說明
為研究“少子化”和“老齡化”對我國城鎮家庭消費的影響，本文首先定義了“少子化”和“老齡化”的衡量指標。在參考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后，解釋變量中也包括其他影響家庭消費的指標，具體計量模型如公式（1）所示：Yi=c+β1YOUNGi+β2OLDi+β3INDi+β4AGEi+β5EDUi+β6INCOMEi*LOW
+β7INCOMEi*MIDDLE+β8INCOMEi*HIGH+ui（1）式（1）中，c為常數項，對于人口年齡結構（“少子化”與“老齡化”），本研究以戶內人口年齡結構比重來表示。即用戶內0～14歲兒童人口占戶總人口的比重（YOUNG）測量“少子化”，用戶內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重（OLD）來測量“老齡化”。除了人口年齡結構，還有其他影響家庭消費的因素，本文選擇的其他控制變量如下：戶主的年齡（AGE）；產業結構轉型（IND），用戶內人口從事服務業的比重來表示。本文按照家庭總收入將住戶分為三個階層，即低收入階層（年收入6萬元以下）、中收入階層（年收入6萬～18萬元）和高收入階層（年收入18萬以上）。設定虛擬變量LOW、HIGH分別表示該住戶位于低收入階層或者高收入階層。關于中等收入階層收入標準的界定，主要參考了2005年國家統計局城調隊的一份抽樣調查。它的測算依據世界銀行公布的全球中等收入階層的人均GDP起點（3470美元）和上限（8000美元），要將這兩個數據轉換為中國的中等收入群體指標，牽涉到三重換算：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之間的換算，美元和人民幣之間的匯率換算，購買力評價標準換算。根據三重換算而來的收入參考標準，家庭年均收入下限65萬元，上限是18萬元左右中等收入者的界定，常興華把人均年收入15000元左右定義為中等收入者的收入標準下限，認為“如果基尼系數保持一個較為合理的區間，高收入者與中等收入者的收入差距應在25倍左右”（參見：常興華，城鎮低收入階層收入問題研究[J].宏觀經濟研究，2010，（4）.）。南京市統計局則使用不低于3000元的月收入與不高于30%的恩格爾系數來共同確定中等收入者。。EDU表示該家庭成年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計量模型所用數據來自于李實教授主持的中國收入分配課題組2007年的調查數據，所用數據為城鎮數據，該調查在全國共調查了19個城市、787個社區，共5000戶家庭、40000個個人。樣本采用分層隨機抽樣方法獲取，分層是在省和城市的基礎上進行的。城鎮內部的家庭樣本是隨機的整群抽樣。我們使用的數據包括城鎮住戶數據和個人數據，為了計算兒童占戶總人口比重、老年人占戶總人口比重等變量，我們將住戶數據和個人數據進行了匹配。在具體使用過程中，剔除了缺失值，并用巴尼特（Barnett）和劉易斯（Lewis）的方法處理離群值[27]即所有離群值均以僅次于（大于或小于）非離群值替代。，最終獲得4107戶家庭數據，變量描述性統計見表1。從中可以看出，我國城鎮家庭2007年平均支出3675萬元，其中支出比例最大的是食品支出，每戶家庭平均支出1509萬元，其次是教育文化娛樂服務、衣著支出和居住支出，每戶家庭平均支出0436萬元、0374萬元和0365萬元。
四、計量結果分析
對于模型，普通最小二乘法的計量結果如表2所示。兒童占戶內人口比重（YOUNG）和老年人占戶內人口比重（OLD）均對總消費無顯著影響。兒童占戶內人口比重對食品支出有顯著正向的影響，老年人占戶內人口比重對食品支出無顯著影響。處于成長期的兒童對食品的需求一般來說相對較高，特別會增加家庭對零食的消費。兒童占戶內人口比重對衣著支出有顯著負向的影響。兒童占戶內人口比重增加，會增加該家庭的生活負擔，因此，會減少衣著消費的數量和質量。另外兒童對服飾的要求相對較低，這也會降低家庭的衣著支出。對于居住支出，兒童占戶內人口比重和老年人占戶內人口比重均對其無顯著影響。對于醫療保健，兒童占戶內人口比重和老年人占戶內人口比重對其均有顯著正向影響。兒童和老年人抵抗力差，容易受到疾病的侵害，另外，兒童往往較為頑皮，這也會增加其受到運動傷害的可能性，進而增加家庭醫療保健消費支出。老年人由于年齡的關系，往往患有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等疾病，對這些疾病的治療也需要較多的家庭醫療保健消費支出[28]。兒童占戶內人口比重對交通和通信無顯著影響，老年人占戶內人口比重對交通和通信有顯著負向影響。這是由于老年人疾病多發，社交活動減少，往往減少出行和與人聯系，這會減少交通和通信消費。對于其他商品和服務，兒童占戶內人口比重和老年人占戶內人口比重均對其無顯著影響。
令人奇怪的是，對教育文化娛樂服務，兒童占戶內人口比重和老年人占戶內人口比重均對其有顯著負向影響，一般來說，兒童教育是我國家庭消費中所占比例較大的部分，僅次于食品支出，并且我國家庭對兒童的教育一直較為重視，似乎兒童占戶內人口比重的提升應該增加家庭教育支出。不過考慮到我們兒童的定義為0～14歲，而這個年齡段所受教育為義務教育，因而可能造成家庭教育支出相對較少。同時由于家中有兒童，因而父母等家中的成年人為了照顧兒童會減少外出娛樂的活動，相應減少了娛樂消費。另外對于消費結構不同的家庭，家庭人口結構對教育支出的影響可能是不同的，這在本文后面的研究中也會提到。而到了老年階段，由于其早已完成教育周期，因此，家庭教育支出同樣較少 當然，也有部分老年人進入老年大學，因而支出教育費用。，此外由于老年人社交活動的減少，家庭文化娛樂服務方面的支出也會下降。另一個比較難以解釋的是居住支出，兒童和老年人占戶內人口比重對其均無顯著影響。實際上無論是一線城市還是二三線城市，住房居住支出其實都已經占了城鎮居民日常開銷的大頭。而一般來說，為了更好地養育子女，兒童人口比重的提升會增加對房屋居住面積的需求，但是OLS的分析結果沒有發現這個現象。
其他變量對消費的影響如下：戶內人口從事服務業的比重越高，則總消費越高，其對居住支出、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娛樂服務、其他商品和服務均有顯著正向的影響。戶主年齡對食品支出、醫療保健有顯著正向的影響，對居住支出有顯著負向的影響。戶內成年人受教育年限對食品支出有顯著負向的影響，對衣著支出、交通和通信、其他商品和服務有顯著正向的影響。收入對各類消費的影響均顯著為正。中等收入人群除食品支出和居住支出外，邊際消費傾向要比其他人群高[29]。
根據家庭收入調查的大樣本特征，我們用JarqueBera統計量，檢驗樣本是否符合正態分布。根據檢驗結果顯示（見表3），所有的消費支出（包括總消費和8個分類消費支出）均不符合正態分布的假設。在此情況下，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方法，其估計結果是有偏的這可能也造成了之前我們對計量結果進行解釋的困難。。而分位數回歸在此情況下會有較好的估計效果[30]，另外分位數回歸對于數據中出現的異常點具有耐抗性并且估計出來的參數具有在大樣本理論下的漸進優良性。因此，本文采用分位數回歸，所選擇的分位點為015，03，05，07，085。分位數回歸結果如表4和表5所示。
根據表4所示，隨著分位點的從低到高，兒童占戶總人口比重對食品支出、醫療保健的正向影響逐步增加；對衣著支出、交通和通信的負向影響逐步增加；對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的影響在Q（05）和Q（07）處顯著為正；對居住支出的影響在Q（015）處顯著為正；對教育文化娛樂服務的影響比較復雜，在Q（015）、Q（03）和Q（05）時為正，在Q（07）、Q（085）時為負。
根據表5所示，在衣著消費水平較高的分位點，老年人占戶總人口比重對衣著支出的影響從Q（07）開始顯著為負，對居住支出的正向影響從Q（03）開始逐步增加，對醫療保健的正向影響逐步增加，對交通和通信的負向影響從Q（05）處逐步增加，對教育文化娛樂服務的負向影響也是從Q（05）處逐步增加。
我們從分位數回歸中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兒童占戶總人口比重的增加對教育文化娛樂服務的影響在Q（015）、Q（03） 和Q（05）處為正，在Q（07）和Q（085）處為負。由于教育文化支出是較為缺乏彈性的，在教育文化娛樂支出較高的分位點，其教育支出的壓力較大，隨著孩子的增加，反而有傾向會降低在每一個孩子身上的花費。另外，娛樂消費是比較有彈性的，隨著孩子的增加，撫養費用的增加以及照顧孩子時間的增加會大幅降低娛樂的消費。
分位數回歸發現“少子化”對居住支出無顯著影響。這有可能與我們的統計方法有關，涉及居民消費支出中的居住支出有兩個口徑，一是住戶調查中使用的居民居住支出口徑：用來反映居民日常消費中用于居住的現金支出情況，主要包括水電燃料費、取暖費、租房房租、物業管理費以及裝修材料等支出費用，不包括購建房支出和自有住房的虛擬房租。二是國內生產總值支出法核算時的居民消費支出中的居住支出口徑，它除包含上述狹義口徑中的居住支出外，還包括自有住房分攤部分或叫虛擬房租。這兩個口徑的主要差異是自有住房消費的分攤或虛擬房租的計算。如果在調查時已經購房，那么其報告的消費支出可能會缺失這些部分的花費，這在我們對數據進行分析時可以發現，居住支出報告為0的有523人。另外城鎮家庭購房多采用個人貸款的方式，那么“首付”如何計入居住支出也成為一個難題。這就造成了本文對居住支出分析的困難?！袄淆g化”對居住支出的影響從Q（07）開始逐步增加還有可能是因為對子女贈與的原因。根據零點研究咨詢集團對北京、沈陽等七大城市老年人消費行為的調查，“老人為子女花錢更多”，比“子女為老人花錢更多”的家庭高出近一成。
五、“少子化”“老齡化”對產出的影響
本文利用中國家庭住戶收入調查1988～2007年四輪數據推算2007年之后“少子化”和“老齡化”的趨勢。我們分別計算了1988、1995、2002、2007年，兒童人口占戶總人口比重和老年人口占戶總人口比重，計算結果見表6。
根據表7，我們發現由于消費的減少而受到影響最大的是制造業，其次是公共服務業，再次是批發零售和住宿餐飲業。根據OLS回歸，每年平均每戶家庭因為“少子化”和“老齡化”凈減少的消費將會使制造業的消費降低6741元，使公共服務業的消費降低2814元，使批發零售和住宿餐飲業的消費降低2508元。根據Quantile回歸，每年平均每戶家庭因為“少子化”和“老齡化”凈減少的消費將會使制造業的消費降低2116元，使公共服務業的消費降低883元，使批發零售和住宿餐飲業的消費降低788元。
根據表8，產出受影響最大的產業同樣是制造業，其次是建筑和房地產業，再次是公共服務業。根據OLS回歸，每年平均每戶家庭因為“少子化”和“老齡化”而減少的消費，將使制造業的產出降低111795元，使建筑和房地產業的產出降低19171元，使公共服務業的產出降低14902元。根據Quantile回歸，每年平均每戶家庭因為“少子化”和“老齡化”而減少的消費，將使制造業的產出降低35096元，使建筑和房地產業的產出降低6019元，使公共服務業的產出降低4678元。
最后，根據OLS回歸，每年平均每戶家庭因為“少子化”和“老齡化”而凈減少的消費，將使GDP降低202574元。根據Quantile回歸，每年平均每戶家庭因為“少子化”而減少的消費，將使GDP降低63594元。
對比OLS回歸和分位數回歸的結果，我們發現，“少子化”將降低家庭消費，而“老齡化”將增加家庭消費?！吧僮踊焙汀袄淆g化”對消費的凈影響為負，對產出的凈影響為負。根據泰勒和彭素玲等文獻可知，Quantile回歸能更準確地獲得“少子化”和“老齡化”對消費的影響[32]，我們因此選擇Quantile回歸的結果作為本文的結論。
六、結論與對策
本研究利用了中國家庭住戶收入調查1988～2007年數據，分析“少子化”與“老齡化”對我國城鎮家庭消費的影響。研究發現，“少子化”降低了我國城鎮家庭的消費，“老齡化”則增加了我國城鎮家庭的消費，兩者的凈影響為負。受“少子化”影響較大的消費支出為食品支出、衣著支出、醫療保健支出和教育文化娛樂服務支出。受“老齡化”影響比較大的支出為醫療保健支出、交通和通信支出、教育文化娛樂服務支出和居住支出。此后，利用計量分析所獲得的預測模型，結合調查數據所獲得的戶均幼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比例，以2007年為起始點進行之后15年的預測，每年每戶家庭將因為“少子化”和“老齡化”而少消費561元。
本文進一步利用投入產出表的產業關聯分析，估計最終需求變動的產業關聯效果。我們發現每年平均每戶家庭因為“少子化”和“老齡化”而減少的凈消費，將使制造業的產出降低35096元，使GDP降低63594元。為減輕“少子化”和“老齡化”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其一，調整我國的人口政策。中國人口的“老齡化”超前于現代化，“未富先老”是中國當前的階段性特征。中國人口在21世紀中的主要矛盾已經由總人口規模問題轉向人口年齡結構問題。如果長期維持低于更替水平的總和生育率，那么由此而引發的“少子化”和“老齡化”將對我國的經濟產生持久的負面影響?，F在是對中國人口政策進行一定程度調整的時候了。
其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有利于穩定居民支出預期，增強消費信心，促進居民當期和長期消費。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也對發展服務業、優化產業結構具有重要意義，與社會保障緊密相連的養老服務、健康服務、社區服務是現代服務業的重要領域，這些行業的發展將會帶動就業，有利于增加第三產業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注：發展服務業除了利于增加家庭中從事服務業人口的比重，也有利于培育中間收入階層。參見：Kaufman， P. Middle-Class Social Reproduction： The Activation and Negotiation of Structural Advantages [J]. Sociological Forum， 2005， 20（2）.）。同時，在居民基本生活需求得到較好保障以后，也會推動消費結構升級。
其三，發揮老年人余熱。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使老年人的健康狀況越來越好，這為他們在生活上自立提供了身體基礎。老年人自立程度的提高，不僅減少了對子女的依賴，而且還可以為家庭和社會做許多事情，應鼓勵那些有一技之長，身體尚好的老年人再就業，挖掘這部分人的勞動力資源，把他們的“余熱”變為社會財富，促進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參考文獻：
[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Z]，2011.
[2] Fair， R. C.， K. M. Dominguez. Effects of the Changing US. Age Distribution on Macroeconomic Equations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1， 81（5）.
[3] Erlandsen， S. K.， R. Nymoen. Consumption and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08， 21（3）.
[4] 馬瀛通. 從穩定人口與人口再生產認識總和生育率真實涵義[J].中國人口科學，2010，（2）.
[5] 郭志剛. 重新認識中國的人口形勢[J]. 國際經濟評論，2012，（1）.
[6] Modigliani， F.， R. Brumberg Utility Analysis and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ross-Section Data[M]// Kenneth K. Kurihara.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4： 388-436.
[7] Samuelson， P. A. An Exact Consumption-Loan Model of Interest with or without the Social Contrivance of Money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8， 66（6）.
[8] Neher， P. A. Peasants， Procreation， and Pension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1， 61（3）.
[9] Becker， G. S.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10] Modigliani， F. The Life Cycle Hypothesis of Saving， the Demand for Wealth and the Supply of Capital [J]. Social Research， 1966， 33（2）.
[11] Leff， N. H. Dependency Rates and Savings Rate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9， 59（5）.
[12] Gupta，K. L. Dependency Rates and Savings Rates： Comment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1， 61（3）.
[13] Adams， N. A. Dependency Rates and Savings Rates： Comment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1， 61（3）.
[14] Hurd， M. D. The Effects of Demographic Trends on Consumption， Saving and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in the US. [R]. NBER Working Paper， No. W4601，1993.
[15] Fuchs， V. R. Provide， Provide： The Economics of Aging [R].NBER Working Paper， No. W6642，1998 .
[16] Luhrmann， M. Population Aging and the Demand for Goods and Services [R]. MEA Discussion Paper， No. 5095，2005 .
[17] Yip， C. K.， J. Zhang. 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Growth： A Reconsideration [J].Economics Letters， 1996， 52（3）.
[18] Heinrich Hock， David Weil. On the Dynamics of the Age Structure， Dependency， and Consumption [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12， 25（3）.
[19] Lutz， W.， V. Skirbekk， and M. R. Testa. The Low Fertility Trap Hypothesis： Forces That May Lead to Further Postponement and Fewer Births in Europe[M]//Dimiter Philipov，Aart C. Liefbroer， Erancesco C. Billari Vienna Yearbook of Population Research 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Press，2006：167-192.
[20] 袁志剛， 宋錚. 人口年齡結構、養老保險制度與最優儲蓄率[J]. 經濟研究，2000，（11）.
[21] 同[11].
[22] 王德文， 蔡昉，張學輝. 人口轉變的儲蓄效應和增長效應——論中國增長可持續性的人口因素[J]. 人口研究，2004，（5）.
[23] 李文星， 徐長生， 艾春榮. 中國人口年齡結構和居民消費：1989～2004 [J]. 經濟研究，2008，（7）.
[24] 李春琦， 張杰平. 中國人口結構變動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研究[J]. 中國人口科學，2009，（4）.
[25] 李文星， 徐長生. 中國人口變化對居民消費的影響[J]. 中國人口科學，2008，（3）.
[26] 王宇鵬. 人口老齡化對中國城鎮居民消費行為的影響研究[J]. 中國人口科學，2011，（1）.
[27] Barnett， V.， T. Lewis. Outliers in Statistical Data [M].Chichester： John Wiley， 1994.
[28] Gourinchas， P. O.， J. A. Parker. Consumption over the Life Cycle [J]. Econometrica， 2002， 70（1）.
[29] 楊汝岱， 朱詩娥. 公平與效率不可兼得嗎？——基于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的研究[J]. 經濟研究，2007，（12）.
[30] Koenker， R.， G. Bassett. Regression Quantiles [J]. Econometrica， 1978， 46（1）.
少子化的原因范文4
公立高中基本不收費，上了私立高中卻得交一年約一百萬日元（約合人民幣七萬元）的學費，大家理應希望能夠上程度盡可能高的公立學校。
另一方面，由于出生率連年低落，日本全國的中學生人口比20年前少了四成。面對如此急劇的人口變化，公立學校方面早就采取了經過合并減少錄取名額等措施。私立學校的改革卻相對難以進行，結果現在多數私立高中的報考人數少于招生人數，出現了“只要會寫自己的名字一定能及格”的現象。于是，那些水平線下的高中，其教育程度越來越低，而不好的口碑導致第二年的報考人數更加低落。不難預測，如此這般的惡性循環，早晚要導致私立學校的破產。
由此可見所謂“少子化”對國民教育的影響多么大。但很難理解的是，在如此明顯的“少子化”狀況下，學生和家長感到的壓力卻不比過去“應考地獄”的時代小。據調查，目前日本的公立初中學生當中，有超過七成同學上補習班，為的不外是準備應考高中。至于正應考的初中三年級學生，人人都上一周三次到五次的補習班，每次上三個小時的課，總費用往往跟私立高中的學費一樣昂貴了。
問題在于：每個學生和他們的家長所感到的壓力，是否真正來自激烈的競爭？根據東京都政府發表的統計：2013年東京都立高中入學考試的平均競爭率為大約1.5倍，換句話說，每三個應考生當中有兩個能考上。名落孫山的一個就只好上私立學校。
跟多數私立高中面對的經營危機相反，補習班產業的總規模，即使在“少子化”時代都一年比一年擴大，2011年的總產值達到了9240億日元（約合人民幣600億元）。補習班產業隆興的最大原因是：曾經專門針對于大學應考生（尤其重考生）的補習班，現在也針對于高中、初中、甚至小學的備考生了。所以，盡管每一年級的學生人數減少，但是總人數卻增加了幾倍。
再說，“少子化”的結果是，一個家庭愿意為一個孩子花的教育費水平增加了，反過來又促進補習班推出更高價的教育商品---個別指導。跟過去幾個學生集體上課不同，最近流行的個別指導是一個老師教一到三個學生。看起來這和歷史悠久的家庭教師很像，區別只在于，個別指導使用的，是各補習班公司開發的教材和資料。
今年兒子應考高中（也就是中國的“中考”），我也平生第一次做了應考生的母親。最初以為“少子化”時代的入學考試應該比過去輕松。然而，事實并非如此。最大的困難在于如何解讀不同的信息。補習班生意興隆的時代，社會上泛濫著大量有關資訊。在這些資訊中，有少數一部分是東京都教育委員會等公家機關發出的客觀材料，其它大部分則是補習班以及私立高中等教育產業散發的信息，難免出現客觀材料和商品廣告混在一起的狀況。
比如說，在公立學校的競爭率高于私立學校的情況下，多數應考生的第一志愿是公立高中，第二志愿才是私立高中。但私立高中的入學考試要比公立學校早幾個星期舉行，補習班方面鼓勵應考生趁機多考兩三家私立學校。他們說：“可以當作保險”或者“可以當作練習”。
但是，私立高中的報考費并不便宜，平均三萬日元（約合人民幣兩千元）一次。強調“一次”，是因為不少私立高中居然舉行兩次以上的入學考試，而補習班方面則積極推薦說“不妨多考一兩次”，令人懷疑他們是否跟私立高中之間有什么密約，例如能拿到報考費回扣等。
少子化的原因范文5
關鍵詞： 晶閘管；光控晶閘管；集成功能
中圖分類號：TN3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4）01-0053-03
0 引言
光控晶閘管是用光脈沖觸發的晶閘管，一個發光二極管可以提供數十個光控晶閘管的觸發光源，因此它的觸發裝置簡單，而且光觸發系統與光控晶閘管的主電路電系統完全絕緣，有效避免了電控晶閘管電觸發系統與主電路回路相互電磁感應誤觸發問題，所以它的抗干撓能力比電控晶閘管強[1]。光控晶閘管除了有電控晶閘管的全部功能外，通過特殊的結構和工藝設計，使器件具有下列額外功能：
①光觸發功率小。光觸發功率僅為電觸發功率的幾十分之一。②具有dv/dt保護功能。③具有正向恢復保護功能。④具有正向過壓保護功能。
由于光控晶閘管具備上述特點，因此大大簡化了外部的隔離保護線路，從而提高整個系統的穩定性，廣泛應用到高壓系統中。由于工作電壓比普通應用高得多，一般為幾十千伏至幾百千伏，因此提高晶閘管工作的穩定性和可靠性顯得格外重要。在高壓直流輸電系統中使用5英寸3125A/7600V光控晶閘管，可使電力傳輸更可靠、更有效、大大提高了電網的輸電能力，因此我國在“云南-廣東”特高壓輸電系統中決定使用5英寸3125A/7600V光控晶閘管。我所科研人員經過多年的工藝研究和實驗，成功研制了5英寸3125A/7600V特高壓光控晶閘管。
1 光控晶閘管設計原理分析
1.1 高di/dt耐量設計 光控晶閘管與電控晶閘管的主要區別在于門極結構。電控晶閘管的觸發電流被注入芯片的中心門極，觸發電流向放大門極注入載流子，最終使晶閘管導通；在光控晶閘管中，當一定波長一定光強的光脈沖照射光敏區時，由于光吸收作用，在光敏區的中心區域產生非平衡載流子，通過多極放大門極作用最終使晶閘管導通。導通首先從一個很小的中心區域開始的。在這個區域與陰極之間有一個很高的電壓降。通過特殊的門極結構設計，在門極區域集成了一個內置保護電阻，以限制晶閘管開通過程中由于該壓降引起的大電流。通過掩蔽鋁擴散調節該集成電阻大小，提高器件的di/dt耐量，同時通過優化多極放大門極結構獲得大的初始導通區，這些措施明顯地改善了開通特性，使晶閘管非重復di/dt可達1300A/μs，如圖1。
1.2 正向過壓保護設計 電控晶閘管的過壓保護通常由外部的轉折二極管或等效電路實現。在光控晶閘管中，通過在芯片的中心區集成了一個轉折二極管。為了便于分析，如圖2所示。
定義VB為一維平行平面、空間電荷區自由展寬PN結擊穿電壓；VBO為二維體內對稱PNP結構轉折電壓；VBS為二維負角表面PN結擊穿電壓；VBOD電壓為二維BOD區域弧形PN結擊穿電壓；VBF為晶閘管的正向轉折電壓?？梢奦BF為VBS、VBO、VBOD三者電壓最小者。VBOD是設計者通過光刻和擴散工藝形成的固定電壓；VBO為理想的PNP結轉折電壓；VBS為PNP結在表面處的終端電壓，終端結構為負角造型，負角造型降低雪崩擊穿電壓[3]，可見VBOD、VBS
1.3 dv/dt保護設計 dv/dt引起芯片中的容性電流，當施加正向dv/dt電壓時，如容性電流足夠大，常規的電控晶閘管可能在陰極面的任何區域導通。這一由dv/dt觸發的導通過程有時會損壞晶閘管。
在光控晶閘管中，通過對特殊的門極結構和工藝設計，使dv/dt的最敏感區在第一級放大門極，如圖2中S所示，在這個區域內是通過掩蔽鋁擴散形成的，此處的電阻較大，所以dv/dt引起的電壓降要比其它部分要大，所以此處最易滿足開通條件，然后通過多極放大門極觸發晶閘管。所以dv/dt保護功能可在多級放大門極的中心區域觸發光控晶閘管。當光控晶閘管超過晶閘管允許的dv/dt時，光控晶閘管以一種安全的方式觸發導通，如圖4。
1.4 正向恢復保護設計 晶閘管在通過正向電流后需要一定的時間恢復阻斷能力。在恢復時間內，如果高的dv/dt或正向電壓施加到晶閘管上，晶閘管將觸發導通，對于電控晶閘管，必須通過增加外觸發電路保護晶閘管，而光控晶閘管，通過特殊的門極結構設計和工藝設計，①可使門極區的載流子壽命長于其它區域，②陽極加有P型發射極，可保證如果在恢復時間內施加正向電壓時，使光控晶閘管整個門極結構能安全導通，如圖5。
2 關鍵工藝技術研究
2.1 擴散工藝 對于光控晶閘管同電控晶閘管一樣，主要摻雜物是鋁、硼、磷。對于它們的擴散，均采用雙步擴散法。第一步，先在較低的溫度下，使襯底表面均勻沉積上一層雜質原子，目的是控制摻入的雜質的總量；第二步是把表面已沉積了雜質的襯底片高溫下擴散，控制擴散深度和表面濃度[4]，對于鋁擴散工藝實現縱向上變雜質緩變分布技術，主要有下面的功能：
①將短基區分為兩個功能區：集成功能區和阻斷區。深擴散部分為阻斷區，分布平緩，濃度較低，用于承受阻斷電壓；淺擴散部分為集成功能區，雜質濃度較高，滿足集成功能部分，但要求高低濃度結合處能平滑過渡。②阻斷區必須適合設計要求的阻斷電壓值，長基區雜質濃度和臺面設計。③集成功能區與光敏區，BOD區、放大門極和短路點設計相配[5]。
2.2 挖槽工藝 在光控晶閘管中集成了許多功能，其功能的實現主要依靠挖槽工藝實現門極結構的改變而具備許多功能。光控晶閘管共需挖槽兩次，而且第二次挖槽在第一次挖槽基礎上繼續挖槽，因此，挖槽質量的好壞對器件功能實現具有重要意義，采用合適的光刻膠，合適的腐蝕液性質，通過高倍光學顯微鏡和а臺階儀等先進儀器檢測，使每片硅片槽深均勻，槽底平坦，邊界清晰，整齊，成為可能。如圖6為我們設計的光敏區的剖面圖。
2.3 提高少子壽命及其均勻性 少子壽命是高壓大功率器件設計造制中一個極其重要的參數，它表征硅中電子和空穴復合的平均時間。少子壽命的高低及其分布的均勻性，直接關系到器件特性和工藝的優良性。我們已知晶閘管的通態壓降與關斷特性是一對矛盾的共同體，如果少子壽命低，勢必造成器件通態壓降大、通態損耗增加、開通特性差等器件特性的劣化，不利于晶閘管的動態參數和靜態參數的調整和優化，反映出工藝造制水平低；如果少子壽命分布不均勻，對器件通態壓降、恢復電荷起決定作用的將是少子壽命二維分布上壽命最低點，尤其對于大面積芯片，造成器件各處的通態壓降不均勻，恢復電荷和開通、關斷時間分散性差，將會導致該器件在開通、關斷及浪涌瞬態電流分布不均，開關時間加長、動態能耗集中而燒壞晶閘管。因此，提高少子壽命及其分布的均勻性，是器件生產廠家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我所經過多年的工藝研究和工藝實驗已掌握了提高少子壽命及其均勻性的方法[6]。
①采用科學的清冼方法。②引入氯離子吸收原理，提高少子壽命及其分布的均勻性。③通過少子壽命在線控制，使每一步高溫過程的壽命值達到壽命要求的最低值及均勻性要求的最小值。
3 研制結果及產品性能
基于上述設計原理，通過對特殊門極結構優化及工藝研究和控制，成功研制了具有多種集成功能的5英寸3125A/7600V光控晶閘管，該產品曾拿到國外與國外公司同一類產品作對比測試，測試結果如表1所示。
表1：取PERI和Infineon各5只樣品，在同一測試條件，同一測試設備檢測電特性參數。
由上表可知，兩家廠家的產品全部合格，PERI的產品壓降比Infineon?。籚BOD保護電壓比Infineon高；關斷時間比Infineon長；恢復電荷比Infineon大，原因是PERI產品的電子輻照比Infineon稍輕?？梢娫摦a品的性能達到國外同等技術水平。
據查，國內目前無光控晶閘管系列產品，而本產品又是5英寸，直徑大，功率高（3125A×7600V），又具備多種集成功能，可見在國內絕對處于技術領先水平，并填補國內空白，目前已成功代替進口產品。并已應用于我國“云-廣±800KV/5000MW”特高壓直流輸電（UHVDC）工程中，且已可靠穩定運行兩年之久，可見該產品的成熟性、穩定性、可靠性和先進性。
參考文獻：
[1]Light Triggered Thyristor Usage.
[2]聶代祚.新型電力電子器件.
[3]王正鳴.負斜角晶閘管正向耐壓體特性設計[J].電力電子技術，1996（1）：62.
[4]黃漢堯等.半導體器件工藝原理[M].北京：國防工業出版社，1980.
少子化的原因范文6
關鍵詞：失獨老人；養老；權益保障。
失獨老人是隨著失獨家庭的出現而出現的，所謂失獨老人是指在育齡響應計劃生育政策，只生了一個孩子。而在他們中老年時期，其獨生子女卻因為疾病、災禍、犯罪等多種非自然原因死亡，但是由于年齡或其他原因他們不能或不愿再生育、收養子女，而變得孤苦無依的一類老年人群體，無法過上像常人那樣的晚年生活，實際上為政策執行做出了很大犧牲，給予他們必要的幫助是社會和政府應盡的義務。
一、“失獨老人”現狀分析。
（一）“失獨老人”數量統計分析。
2012年，中國至少有100萬個失獨家庭，且每年以約7.6萬個的數量持續增加。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也對現行生育政策下每年死亡的獨生子女總量進行了研究分析（參見圖1），由此可見，如果實行現有生育政策不變，未來獨生子女死亡總量會快速增長。預計到2050年，中國獨生子女總量在3億左右，每年死亡10歲及以上的獨生子女超過55萬，累計死亡10歲以上獨生子女數量超過1,100萬。也就意味著中國未來的失獨老人群體將非常龐大。
而這種趨勢對整個失獨家庭的影響更加巨大。父母養育了惟一的子女十幾年，在快要長大成人時卻意外身亡，而且這類父母都進入中晚年，生育能力退化，再難重新生育子女，這樣的打擊更加沉重。積年累月形成客觀的人口問題給社會帶來很大負擔，增加了社會不穩定的因素。
（二）“失獨老人”生活情況分析。
“失獨家庭”中的老年人在物質和精神生活兩方面都承受了極大的打擊和壓力，反映出這部分人群在社會上的弱勢地位，社會對其給予特別的關心和保護非常重要和必要。
受中國傳統道德觀念影響，“家庭養老”這種傳統養老方式一直占據著主流。兒女的贍養費是父母進入老年階段最主要的養老收入來源。獨生子女對父母來說尤為重要。何況，大多數失獨老人經歷了上世紀90年代的國營企業改制造成的“下崗浪潮”等其他原因使他們收入普遍較低。而且當這些失獨老人的子女還在世的時候，有的又疾病纏身。父母總是不惜代價地想要治愈他們也使其債臺高筑，陷入經濟困頓。相較于一般家庭老人的養老收入來源于子女贍養費、退休金、養老保險等途徑，而失獨老人由于失去子女，下崗，難以負擔養老保險往往失去穩定的養老收入來源，使他們本就困難的生活雪上加霜。
精神生活方面，失獨老人在暮年急需兒女撫養的時候卻經歷了喪子之痛，而且是惟一的孩子。中國傳統文化中父母往往把兒女視為寄托和希望，其打擊之大可想而知，失獨老人絕大多數難以接受兒女去世的現實，保留著兒女在世時的生活習慣。據調查顯示，失獨者的精神狀態普遍較差，主要表現在自我封閉，內心抵觸與人交往，雖然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一種自我保護，但實際上卻不利于人格、心理等的健康發展。意志消沉，對生活失去信心，甚至有輕生念頭。他們敏感、易怒，難以回歸到原來的正常生活。
失獨老人的生活物質沒有保障，精神失去依靠，這些不僅對其個人的生活造成極大破壞，也對社會穩定造成了不可忽視的影響，由此可見他們的生活確實亟待改善。
（三）“失獨老人”現有應對措施分析。
自2012年新修訂的《老年人權益保障法》規定了老年人享有的基本權利，主要是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享受社會服務和社會優待、參與社會發展和共享發展成果等權利。并從經費保障、規劃制訂和老齡工作機構職責三個層面進一步明確政府發展老齡事業、做好老年人權益保障工作的職責。但作為老年人殊的失獨老人群體，立法并沒有給出明確的保障規定。
目前，各省市根據自身情況主要推出了以下應對措施：
浙江、海南等省推出計劃生育家庭扶助政策，給予失獨家庭每人每月100-270元扶助金。北京市計生委聯合人壽保險推出綜合性保險計劃，包括養老金保險、疾病身故保險、意外傷害保險、專為女性設置的重疾保險等共涉及五方面的新種類保險。然而，這些措施主要以各省市自主規定為主，缺乏全國性的統一組織和規定，且配套的政策和立法保障措施進展仍較為緩慢，較難適應失獨家庭數量快速增加的形勢。
二、“失獨老人”產生原因的深層次探析。
失獨老人的出現是由多方面多層次的原因所導致的。我國在改革開放以后大踏步發展，經濟騰飛的同時也使失獨這一矛盾顯得尤為突出而尖銳?，F階段中國的失獨家庭已形成相當大的規模是不爭的事實。并且，隨著我國少子化與老齡化的加?。ㄈ绫?），失獨家庭必將繼續發展成數量眾多的一類社會弱勢群體。也就是說，失獨現象，不僅僅是一個現存問題，更將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呈現出愈演愈烈之趨勢。因此，結合我國國情，具體分析失獨家庭產生的內在、外在原因，并探討出行之有效的對策顯得必要而迫切。
失獨現象從人口統計的角度闡述，可以簡單概括為某一國家低生育率與老齡化以一定先后順序出現的產物。進而，我們對失獨家庭產生的原因剖析可以分為三個方面——少子化、老齡化、兩者出現的時間順序。
（一）少子化與無子化的影響。
少子化和無子化是失獨老人產生的關鍵原因，家庭中兒女數量的減少使失獨老人產生的幾率大大增加。本文將從以下三方面論證其影響：
1、基于自身職業活動推遲、減少甚至拒絕生育。
職業活動是一項社會性活動，其在人們的社會生活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個人的職業狀況不僅會影響經濟收入、社會地位，還與人們的自我滿足、社會自我價值的認可等密切相關。因此，職業活動是少子化最根本的動因。求學是職業生涯的前奏，國人受教育人數逐年增多，第四次至第六次人口普查，我國接受高等教育（指大專以上）的人口分別為1990年1,612萬人，2000年4,571萬人，2010年11,963萬人，平均以每十年三倍的速度遞增。教育程度往高等化方向蔓延的趨勢十分明顯，大學生、研究生、博士生隊伍愈發壯大。學生將更多的精力花在學習研究之上，婚嫁之事推遲是必然的事。創業整體環境優化，國家對自主創業的中小企業主給予更多的政策扶助，目前在中國正式注冊的中小企業有4,200萬家，占全國企業總數的99%。創業者在一個企業產生成長的過程中花費的人力、物力、財力非常巨大，放在家庭上的時間和精力則此消彼長，生育問題由此被暫時擱置。
自20世紀80年代起，趁著改革開放的浪潮，我國引入了市場競爭體制，勞動者所處的就業環境越來越靈活，所面臨的就業壓力也與日俱增。在目前僧多粥少、就業競爭愈來愈激烈的形勢下工作取代家庭成了人們的重心。同時，在數量巨大的就業大軍中，女性占據半壁江山。婦女的地位不斷得到提升，她們也拋棄了女人作為生育工具的觀念，開始跨出家門，投入社會，期待實現自我價值，渴望成為一個成功的女人。而一旦面臨生育問題，女性可能會因為生理機制隨時被中斷勞動，對提拔和發展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甚至有一部分外企或私企等就業競爭激烈的公司，為數不少的女性員工因為懷孕被解雇，或者生完孩子也失去崗位。生育對女性造成非常大的不便，女性始終缺乏穩定感，便會被迫做出暫時不育甚至終生不育的決定。
2、養育孩子的高額花費，迫使家庭推遲生育計劃。
父母從懷孕開始到子女能夠經濟獨立，所需要的費用是極其龐大的。以經濟處于全國中上水平的杭州為例，養育一個孩子的成本包括一個新生孩子的衣、食、住、用、行的費用，孩子受教育的費用和各種文化娛樂活動的費用，此外還有父母正式或補貼給子女的婚姻支出。父母在撫養和培育孩子時，要支付從懷孕起到他（她）生活自立時為止的各種撫養費用、教育費用、醫療費用。大致可以分為生活費用、醫療費用、教育費用三大板塊。而培養一個孩子具體又可以分為五大階段。如表2，按2012年的消費水平計算，養育一個孩子每一階段所需要的費用總和超54萬，也就是說在不計算孩子出國、讀研等更高層次的發展投資且大學畢業后即能自力更生的前提下，父母每年養育孩子的花費為2.5萬元。而根據中國統計局官方統計公報顯示，杭州2012年的人均GDP為89，696.8元，這表明家庭不到18萬收入中近14%用于撫養一個孩子。對于普通家庭而言，不僅要負擔高額房貸、生活消費、自身發展投入等，更要考慮老人的贍養費用，因此撫養一個孩子已經是父母的極限。
中國青年報社調中心對2,157人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74.7%的人感覺教育支出已是城鄉普通家庭極大負擔。很多網友留言說：“養活自己都難，再養個孩子，第一遭罪；第二對不起下一代；第三太沒社會責任感。”“生孩子就給套牢，股票可以解套，這只股永遠也解不了！”“如果沒有很好的經濟條件和良好的自身素養，沒能力培養一個優秀的孩子，就不要生。那樣將會讓自己一生辛苦勞累，連心理安慰也沒有一絲，也誤了孩子。”“孩奴”也成為繼“卡奴”、“車奴”、“房奴”之后的又一熱門名詞，從一定程度上客觀反映了家庭在生育上面的無奈。
3、環境污染影響人類生育率。
近半個世紀以來，人類不孕不育率增加，已成為全球的現象，環境污染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環境污染對男性生殖能力的影響主要通過化學和物理兩種途徑。它們可通過減弱或拮抗男性體內內分泌激素的效應，或破壞雄激素受體從而影響生殖能力。環境污染同樣也對女性生殖系統產生重要影響。污染物可在胚胎發育期、青春期、生育年齡及絕經期分別對女性腺垂體、卵巢、子宮、乳腺和神經內分泌系統造成損害，導致女性生殖功能異常，影響卵巢內卵泡的發育和成熟、性激素的合成與釋放，導致女性青春期提前、子宮內膜異位癥、多囊卵巢綜合征、月經周期改變、妊娠期胚胎發育異常等。
三、針對“失獨老人”權益保護的解決措施。
（一）吸收國外先進模式構建有中國特色的養老制度。
1、美國的養老模式對我國的借鑒。
中國有著同美國完全不同的國情，要保護失獨老人的權益盲目仿效美國的養老機制當然行不通。但是，美國在養老模式方面的做法卻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當下，我國存在著比較顯著的老齡化問題，而這樣的一個問題就要求我們適當改變原來的養老體系，使其更具層次感。借鑒美國養老保障體系的構架，結合中國的當下國情，我們應當建立一個家庭養老、社會養老、社區養老三者相結合的更為多層次的養老保障體系。首先，結合當下現狀，大多數的老年人仍愿意選擇家庭作為他們安享晚年的場所。這樣的一種普遍現象無疑要求我們必須認識到家庭養老在中國特色養老體系中的主體地位。我國可通過對自愿承擔失獨老人養老義務的親屬、朋友提供一定的政策優惠、經濟上的支持等方式來增強家庭養老的功能與作用。而為了能給失獨老人提供更為全面的照顧，社區單位也應當提供更多的服務，從而彌補家庭養老過程中可能存在的一些漏洞，使失獨老人能夠更為長期地在家中居住。宏觀上來講，我國應當擴大養老保險制度的覆蓋面，從社會養老角度入手，加大對社區、家庭養老的法制化監督，使中國特色的多層次養老保障制度真正落到實處。
2、日本的養老模式對我國的借鑒。
雖然國情有所不同，但是考慮到同受儒家文化影響，日本的養老模式仍有值得中國參考和借鑒的地方：
從目前的經濟現實來看，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可以推進從現收現付制向個人賬戶與社會統籌相結合的部分積累制轉型。原有的現收現付制度固然體現了社會保障的基本價值觀念——扶持弱者。體現了社會公平公正，但卻難以應付人口的老齡化問題。而日本儲蓄積累模式的運作，恰好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其養老難問題?；谥袊斚碌默F狀，把這種養老制度應用到失獨老人養老問題的解決當中，使失獨老人在年輕時的收入在當時部分儲蓄、固化為養老金，為老年生活提供保障。
（二）促進“失獨老人”走出精神困境的方法。
獨生子女是家中的惟一支柱，夸張而言，失獨老人變成了某種程度上的精神殘疾者?；谶@一現狀，社會應該把目光聚焦到如何讓失獨老人淡化疼痛、看見新的人生希望這一問題的解決上。
宏觀上來說，建議社會可以探索建立一種具有人文關懷性質的體系，通過項目化、社會化的運作，對失獨的老人開展專門的心理輔導?？陀^來說，失獨老人對已逝子女的思念和回憶是無法避免的，但是過多地沉湎于過去只是雪上加霜，成為他們未來新生活的一種羈絆。此時，光靠失獨者的自我調節是遠遠不夠的，專業人士可運用科學、專業的知識有針對性地對失獨者進行悉心的心理輔導，讓他們正視人生的重大波折，學會接受現實，繼而展望未來。
失獨者是某種程度上的精神殘疾者，莫大的悲痛讓他們不敢直視真實的世界，而總是會將自己封閉在黑暗的世界里。長此以往，他們的心靈將會被扭曲，抑或是變得不堪一擊。此時，社會組織應當立即行動起來，主動幫助失獨者與外界建立起比較良好、健康的聯系。在這個方面，不少城市已經開始了初步的嘗試。例如，重慶建立了真情聯誼會，通過聯誼會讓失獨家庭們匯聚在一起，彼此溝通交談，開展各種豐富的活動，打開了他們封閉的內心世界；大連的一些組織通過QQ群傳遞正能量，讓失獨者度過苦難，走出悲傷。
（三）推進立法，從根本上保障“失獨老人”權益。
實際上，政府對失獨家庭的照顧工作近年來正在有序展開。10多年前，即2001年頒布的《中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第二十七條為這項工作做了很好的奠基，其中明確規定：獨生子女發生意外傷殘、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養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應當給予必要的幫助。2007年8月，國家人口計生委、財政部在全國部分省市開展獨生子女傷殘死亡家庭扶持制度的試點工作，這便從實踐意義上進一步完善了工作。此次試點規定政府視情況給予滿49周歲且其獨生子女傷、病、殘或死亡后未再生育或合法收養子女的夫妻每人每月不低于80元或100元的扶助金，一直到其亡故或其子女康復才停止。這些努力也反映了政府已經開始正視這個問題并將其提上日程。
然而，隨著中國計劃生育的落實與深入，中國家庭的規模不斷變小，隨之而來的就是老齡化進程的推進和養老問題的不斷凸顯。目前來看，已有的立法還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隨著“失獨問題”在兩會上的不斷提出，立法的推進無疑已經勢在必行。
為了使問題得到有效解決，必須利用更有強制力的法律手段來保障這些特殊群體的利益，例如適當增加因獨生子女發生意外或者死亡而處于失獨處境的群體的保障條款，根據實際國情和人民需求出臺具體的養老保障法等。與此同時，確定落實相關部門的法定監督義務也是這項進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有這樣，才能保證解決工作的推進和有效落實，以便于建立更為健全的養老保障制度。另外，從根本上來說，計劃生育政策也可以進行適當的修改與完善。法治時代，有法可依，失獨老人的權益才能從根本上得到保護。
參考文獻：
[1]柳志艷。勇敢地生活下去——呼喚社會關注失獨者群體[J].學理論，2012（20）。
[2]董麗紅。失獨家庭養老問題的思考[J].綏化學院學報，2012（12）。
[3]熊婧，肖漢仕。“丁克”家庭的經濟社會學分析[J].法治與社會，2008（32）。
[4]李文杰。精神慰藉是失獨家庭的復活劑[J].中國社會報。2012，11[5]宋曉娟，杜娟。丁克家庭現象對中國傳統人口倫理思想的沖擊[J].學理論，2011（1）。
[6]楊倩。當代中國少子化現狀及成因分析[J].今日科苑，2011（10）。
[7]曹娟。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對策研究——基于中日兩國的比較[J].南京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9）。
[8]邱紅。日本人口少子化與養老金制度改革[J].人口學刊，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