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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化現象范文1
[關鍵詞]日本 少子化 老齡化
“少子化”簡言之即出生嬰兒減少，無法保持現有的人口數量動態平衡之意。日本1995年生產年齡人口達到最大值，1997年正式步入少子化社會。老齡化問題伴隨著少子化現象的加劇而日益顯現，現已成為日本嚴重的社會問題，成為日本政府亟待解決的重大課題。
一、日本少子老齡化現象的形成與現狀
日本以1973年的人口數為頂峰，從1974年開始，人口出生率一直低于人口置換水準。日本在人口轉變之后，出現了出生人口持續減少、總和生育率不斷下降的情況，總和生育率遠遠低于更替水平，進入了名副其實的少子化時代。日本《2009年版少子化社會白皮書》稱，日本的勞動力人口（15至64歲）09年為8164萬人，到2055年將減少至4595萬人。少子化不僅使日本的人口數量趨于減少，也加速了日本的老齡化進程。日本是世界上人均壽命最長的國家，與少子化同時到來的老齡化問題，使日本面臨了前所未有的考驗。人口年齡結構將嚴重不合理，呈倒金字塔形，導致人口比例的失衡和人口質量的整體下降。
二、日本少子老齡化問題對社會發展的影響
少子老齡化的形成給日本社會帶來巨大的影響和壓力，主要表現在如下方面。首先，少子化直接導致日本人口減少。當未來進入嚴重的少子化社會后，人口均衡將難于恢復，人口衰退也將不可避免。其次，少子化對經濟長期增長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導致勞動力供給不足，經濟增長后勁乏力，勢必成為抑制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再次，由于人口老齡化嚴重，社保負擔本已沉重。而經濟低迷和少子化進程的不可扼制，必然進一步加重醫療衛生、福利保障等社會保障系統的負荷。日本現有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受到嚴重的挑戰，國民的生活水平受到影響，也在無形中加大了民眾的負擔，國家財政支出的壓力也逐漸增大。
三、日本少子老齡化現象的成因分析
1．人口學因素
首先，低出生率是造成少子化的原因之一。伴隨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人們為了提高生活質量而傾向于少生子女，這種意識使日本的生育率大幅度下降。同時，現代人的晚育傾向使女性的平均生育數減少，由于女性參加工作，生活方式發生改變，結婚、育兒在人生中所占的優先順位下降。其次，晚婚晚育是導致少子化產生的直接原因，未婚化也是少子化產生的重要因素。另外，日本政府認為，少子化日趨嚴重的背景原因在于臨時職業者和不就業者人數的膨脹造成因經濟收入不穩定而無法結婚的年輕人增多。
2．社會經濟因素
第一、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社會為女性就業提供了越來越多的機會，女性的就業率不斷攀升。但日趨激烈的就業環境導致用人單位和各大企業對育兒母親“另眼相看”，其實質無外乎降低成本和追求生產效益的最大化。此外，女性為了自身提高，在日本這個根本上的男權社會，真正達到與男性同工同酬，并在工作中得到晉升機會，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對職業女性來說，兼顧就業和育兒是很困難的。由于兼顧就業的困難和育兒環境的不夠完善,晚婚和晚育現象開始增多,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生育率的降低。
第二、日本適齡青年特別是女性的婚育觀念發生了很大的改變。隨著女性就業機會的增多和生活方式的時代性變化，結婚不再是人生必然的軌跡。作為個人的人生規劃，結婚生子只是可選擇的方案之一。結婚行為從約定俗成的社會規范變成個性化的人生抉擇，更多的不是從俗從眾而是尊重個人的主體意愿。晚婚、終生不結婚以及婚后不要孩子的女性比率上升，人們對構建家庭和延續生命的觀念進一步淡化。
第三、當今日本，物價水平偏高，各地經濟發展普遍不太景氣，生育子女的費用和和隨之而來的巨額教育費用，成為小家庭的嚴重負擔，而孩子從出生后到將來求學就業的過程中又將不可避免的面臨無數種可能的社會環境?；诖朔N現實情況考慮，實際生育子女的數量必然少于理想的出生人口數量。特別是日本的很多年輕夫妻認為婚后即生育子女會使生活重心偏離并影響生活質量，成為心理和生理上的雙重負擔。
另外，日本的社會經濟長期不景氣、持續低迷。青年失業者比例很高，無固定職業的人口數量日益增加。青年人工作不穩定，經濟基礎較差，影響了適婚年齡人口的結婚率。當然，人口生育率也必然受到影響。而日本政府和社會各界對緩解這一問題所做出的努力還遠遠不夠，特別是對女性婚育所給予的支持方面不夠。日本媒體多方報道，頻繁指出政府和有關官員對少子化問題重視得太晚，出臺的政策和實施力度也不到位。日本針對少子化的對策從1990年就開始著手制定，但相比于日本整個經濟大氣候的不給力，這些對策始終是力不從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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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國老齡化與少子化現象的形成與現狀
我國于20世紀70 年代末制定的人口政策經過 30 多年的嚴格實施，已取得顯著成效，中國當前面臨的主要人口問題不是人口總量的迅猛增長，而是低生育率導致的適齡勞動力不足，以及逐步顯現的“老齡化”與“少子化”等問題。我國人口自20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出現峰值，自從人口計劃生育政策在我國推行后，出現了出生人口不斷減少、總和生育率不斷下降的情況，少子化在一定程度上不僅使我國人口數量不斷趨于減少，也加速了我國的老齡化進程。人口年齡結構將嚴重不合理，呈倒金字塔形，導致人口比例的失衡和人口質量的整體下降。
2少子化、老齡化問題對我國社會發展的影響
老齡化與少子化問題的形成給我國社會帶來巨大的影響和壓力，主要表現在如下方面：首先，計劃生育政策的強制執行下所產生的少子化直接導致我國人口不斷減少。當未來進入嚴重的少子化社會后，人口均衡將難以恢復，人口衰退也將不可避免。其次，少子化對經濟長期增長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導致勞動力供給不足，經濟增長后勁乏力，勢必成為抑制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最后，由于人口老齡化嚴重，養老保險負擔本已沉重。因此我國現有的政府推行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在農村地區必將受到來自老年人養老問題的嚴重挑戰。
3廣東省某地區農村養老保險的現狀
在筆者進行調研的某村，通過走訪村部，查看相關村志和本村現有的人口資料等文獻，結合與村民、學校相關負責人的訪談，筆者了解到，某村現有住戶156戶，戶籍人口約有571人，其中60歲以上老年人口約占到13%，而0～14歲的少年兒童共有113人，約占19%，因此，根據對某村的調查發現，該村老齡化與少子化現象均比較突出。通過走訪調查發現，該村中青年，無論男女，外出打工現象盛行，絕大部分中青年男女均會選擇外出務工，以賺錢養家。那么該村中的養老和育子責任如何保障？筆者針對廣東省某地區農村的老年人希望選擇的養老方式進行了調查（見下圖），其中希望依靠子女養老的老年人有 39%，打算依靠自身養老的老年人有 21%，打算依賴政府救濟養老的老年人口有 10%，打算依靠養老保險的政策措施養老的老年人有 27%，還有 3%的老年人甚至對自己將來依靠什么方式來養老還很迷茫。在我國當前的養老保險制度的實施情況下，大多數老年人都考慮過將來的養老情況，但是在農村老年人群體中將養老寄希望于社會基本養老保險的比重不到28%，而希望通過其他途徑來實現養老的老年人有72%，這也反映出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發展還不完善，農村老年人也由于自身受教育程度有限，對我國養老保險的作用缺乏足夠的信心。各地雖然都將農村地區老年人養老保險作為保險公司社會保險制度市場擴大覆蓋面的主要對象，但在這個龐大的近兩億人的群體中，老年人參保率依然偏低，養老保險的總體參保率僅為15%，擁有養老保險的不會超過3000 萬人。
4存在問題的分析
41教育受限，老年人對于商業性社會保險的意識低
在農村地區，60歲以上的老年人群?w普遍存在受教育程度低的問題，小學畢業甚至文盲等情況較多存在。這一代老齡群體對于社會養老保險認識度低，且傳統的養兒防老思想觀念深居其心。
42子女外出打工，過度滿足農村老人的物質需求
隨著子女進城務工，收入的持續增加提高了農民家庭生活水平，也因此，農村居民的生活條件得到不斷改善，農民生活得到較為可觀的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質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生活資料得以不斷地豐富。
43經濟收入低的不舍心態
農村地區的老年人群體一輩子受苦受窮的經歷，使得他們對于所獲收入的錢財比較珍視，舍不得花費每一分錢，哪怕是他們自己生病，都延續著以往的小病熬、大病扛的心態，對于養老未知風險的預防的金錢花費，他們就更不能接受了。
44商業養老保險難以滿足農村老人的養老需求
由于中國保險業的快速恢復和發展是在城市，商業養老保險公司忽視了農村養老市場的保險需求，簡單地把在城市銷售的養老保險產品直接運用到農村市場，難以滿足農村居民的實際需要，而且保費相對較高，大多數農民無力承受。
5農村地區養老保險的對策分析
51加大對農村養老保險政策的宣傳力度，增加農民參保意識
為了加強老年人群體對于商業養老保險的信任，我們必須加強對商業養老保險的宣傳力度，通過各種渠道，使農村地區老年人群體對商業養老保險有一個充分的了解和認識，為他們參加商業養老保險建立信心，之所以許多農村地區沒有購買商業養老保險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人們對商業養老保險的不了解。另外，針對更新農村老年人的傳統觀念而言，他們認為依靠子女養老才是最穩妥的養老方式。但在老齡化和少子化形勢嚴峻的今天，要加強農村老年人對于社會新形勢的認識，加強農村地區信息更新和傳播的速度，強化商業養老保險的概念，增加農村地區老年人對商業養老保險的意識，更新傳統養兒防老的觀念，深化老年人對商業養老保險的認識并鼓勵購買的消費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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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總體而言，外部環境只是外因，中國零售業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還是在于其長期形成的盈利模式上的痼疾。而從去年第四季度開始的零售業下滑或將成為長期的趨勢。
零售商品內外價差大
有過到國外考察或旅游經歷的消費者，幾乎都有中國百貨店商品太貴的感受。商場里稍微高檔一點的襯衫價格幾乎都在2000元～3000元。而據了解，在日本高級百貨店，5000日元的襯衫就算是比較高檔了（5000日元折合人民幣約為400元）。
目前中國零售市場存在兩種明顯的內外價格差：一種是“中國制造”產品的內外價格差。有相當多的出國旅游消費者把“中國制造”的產品從萬里迢迢的國外買回國內，價格比國內便宜很多。另一種是中國國內一些區域品牌價格要遠遠高于國際品牌甚至一線奢侈品的價格。比如在西班牙的家樂福超市，幾乎一半的產品價格要比北京家樂福超市的便宜。而我國消費者只有馬德里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10。中國零售業現有的盈利模式就是導致內外價格差的主要原因之一。
盈利模式弊端多
我國現行的零售業盈利模式之一是百貨店的聯營制。聯營制催高了商品價格，其本質是百貨店的經營者不承擔任何經營風險，其盈利基本上是靠保底倒扣形成的。但扣利是有限的，這就造成百貨店普遍毛利率比較低的現狀。同時加上整個成本不斷上漲，包括工資成本、水電成本，所以百貨和超市經營陷入困境，很大程度上和這種模式有關。
還有一種是我國超市業存在的入場費盈利模式。它基本上有幾種表現形式：第一種是狹義的入場費，也就是所謂后臺毛利，前臺毛利和后臺毛利相加為40%左右。第二種是賬期，這是導致零供關系緊張的主要問題。此外，現在還有一種趨勢，即百貨店的聯營制保底倒扣和超市的入場費制度相融合，也就是百貨店當中有入場費制度，超市有保底倒扣制度。這種盈利模式導致了各種各樣的問題。
第一，我國百貨店和超市長期形成的低收益性，是導致目前很多零售商經營困難的主因。在這種盈利模式下，零售商感覺賺錢辛苦且獲利很少。而這種現象也與入場制度、聯營制有著必然關系。
第二，這種經營模式的長期存在，導致零售商對商品經營能力的普遍喪失。
第三，店鋪同質化現象嚴重。店鋪的同質化會導致激烈的價格競爭，因為在高度同質的經營范圍中，只有通過價格才能實現差異化。但是如果處在一個價格無序的市場中，其市場秩序必然是混亂的。
第四，零供矛盾激化。現在百貨店聯營制和超市的入場費制度，從經營上講是去功能化的過程。我國有很多物美價廉的商品，無法在國內流通，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國零售業長期形成的經營制度導致的采購商品能力喪失。當零售業沒有采購能力的時候，即使質量再好的商品，也很難在市場流通并惠及消費者。
第五，流通成本過高。入場費的存在不僅讓很多零售企業失去了提升供應鏈價值、研判消費者需求的能力和動力，也增加了交易成本以及相當一部分灰色成本。
零售業面臨重重挑戰
第一個挑戰是新消費階層即“80后”、“90后”消費群體的崛起。據統計，現在“80后”已經成為超市、百貨店的消費主力軍。未來5年，“90后”也會加入到這個龐大的隊伍當中。但是，在這個群體中，有一大部分人不愿意在本土超市消費，他們更青睞國外及臺灣地區的品牌連鎖店等。
這導致本土超市普遍存在老齡化現象，而老齡化現象同時致使超市的收益率非常低。如何吸引新消費階層成為當下我國零售業的挑戰。到2020年，中國將進入老齡化社會，到2035年，中國有3.5億65歲以上的老人。這意味著老齡化和少子化將導致我國零售業出現消費人群比逐漸降低、零售業市場逐漸縮小的趨勢。
第二個挑戰是消費者購買行為的變化?，F在消費者的需求很復雜，這是由于過度生產的商品同質化嚴重使消費者的選擇越來越摸棱兩可。此外，顧客細分的混淆化，傳統市場習慣按照年齡、性別去劃分市場，但在當下的許多市場中，不僅年齡的區分不再明顯，性別的區分程度也不再界限分明，比如中性化服飾流行程度日趨明顯。
第三，人民幣升值肯定要推動中國零售業日趨國際化，而全球采購已經開始進入到我們的視野。因此，怎么回應零售業日益激烈的國際化競爭、怎樣推動中國零售業的國際化也是我國零售業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此外，消費者過去注重商品消費，現在開始更注重于服務消費，而網上購物也更加盛行，這些都給零售業帶來了不可忽視的挑戰。
亟需經營創新和業態創新
今年2月，日本著名學者、明治大學教授上原征彥先生在關于世界流通正面臨重大變革的報告中提出了全球零售業中存在的幾種現象：一是由傳統的重視“集客”向重視服務顧客轉變；二是由單純的從制造商、批發商手中的“集貨”向流通、制造一體化的創造性流通的轉變；三是由一連串的簡單交易向構建供應鏈的轉變；四是新型低價零售業態的出現。
為了與國際潮流保持一致，中國零售業經營更需要創新經營方式。要以提供高質低價的商品為核心，給消費者帶來實惠。可以通過擴大自采比例來創新零售業供銷路徑，也可以往自營和聯營相結合的方向進行摸索，但如何制定比例還需要企業的自行實踐。例如長期實行聯營制的日本百貨業，采取的是先取得商品邊際權，再整合不同品牌和供應商的模式。此外，企業也可以擴大自有品牌的開發，向制造零售方向轉化?？傊?，將全球采購納入企業視野，這就是經營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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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都市的老齡化現象著實堪憂，一些中小城市與農村地區的情況也很嚴峻。人口銳減，商業街凋敝，城市活力不足，缺少發展后勁。老齡化導致勞動力人口減少，企業成本上升；醫療費用劇增，社會負擔加重；儲蓄率遞減，資金供應趨緊；養老保險入不敷出、制度難以為繼等。不可否認，老齡化問題已成為制約日本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給日本的綜合國力、社會結構、經濟發展和人才培養等帶來諸多負面影響。能否順利走出老齡化困境，對于日本“大國夢”的實現是一個巨大考驗。
“護理地獄”與“孤獨死”
日本是目前世界上人口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按照聯合國的標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超過7%的社會被稱為老齡化社會，比重超過21%的則被稱為超老齡化社會。日本最近公布的2014年版《高齡社會白皮書》表明，截至2014年10月1日，日本65歲以上老年人口有3300萬，占總人口的26%，創歷史新高。
日本人口老齡化有以下幾點原因：一是平均壽命的延長。2013年，日本男性平均壽命為80.21歲，女性平均壽命為86.61歲。據預測，日本人的平均壽命還將延長，2060年將達到男性84.19歲，女性90.93歲。二是少子化的進展。日本的生育率（每位婦女一生平均生育的孩子數――編者注）處于不斷下降的態勢，進入21世紀以來更是一路走低（2013年稍稍回升至1.43個）。少子化與日本女性日趨嚴重的不婚、晚婚、不愿生育等現象有直接關系。生育率下降使14歲以下少兒人口數量和比重減少，老年人口的數量和比重就相對增加了。三是國民收入水平上升，營養價值高的食品得到普及，國民身體健康，特別是老年人的健康狀況有了很大改觀。四是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健全。1961年，日本建立了“國民皆保險”體制，把長壽化現象進一步向前推進。五是醫療技術、公共衛生水平的提高。隨著新技術和新藥品的開發以及新醫療器械的制造，一些困擾人類多年的疑難病癥被逐一克服，長壽化現象日益突出。六是戰后日本第一次“嬰兒潮”出生的一代人即“團塊世代”已陸續退休，進入了老年人口行列。
近年來，日本以65歲以上老人為主的老齡家庭數量增長迅速，家庭成員對患病老人特別是長年臥床不起老人的照料和護理負擔日益沉重，日語中甚至出現了“護理地獄”的說法。目前，家庭中低齡老年人看護高齡老年人的現象十分普遍，其中護理者以女性為主，占68.7%，且大多是60歲以上的老年人。護理者因負擔沉重導致心情沉悶，患抑郁癥情況屢見不鮮。而隨著老齡化的進展，患癡呆癥的老年人數增長速度較快。對他們的日常生活照料和身體護理給家庭成員以及同居者造成很大的負擔。一些實施護理的家庭成員自身也罹患此癥，逐漸成為一個新的社會問題，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另外，隨著需要看護的老年人數量的持續增加，醫療機構看護人員的缺口正在不斷地被拉大。
目前，日本有很大一部分獨居老年人得不到應有的照顧和陪伴。近十年來，獨居老年人因無人照護，在居所內突發疾病導致孤零零死亡的“孤獨死”事件頻頻發生。東京都監察醫務院的統計表明，2013年，東京23區范圍內65歲以上獨居老年人死于自己家中的人數高達2826人。一家管理著75萬戶租賃住宅的機構的統計表明，獨居者死亡超過一周后被發現的事件數量（排除自殺和他殺）在2013年為194件，其中死者是65歲以上老年人的有129件。
從設施養老向居家養老過渡
20世紀60年代初期，日本政府開始關注老齡化問題，并不斷出臺保障老年人生活和養老的法律。1963年頒布了被稱為“老年人”的《老人福利法》；1982年出臺了《老人保健法》（1986年12月修訂），明確規定了國家、家庭和社區在養老護理中的職責；1986年頒布的《長壽社會對策大綱》強調了擴充居家護理服務。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日本社會對養老護理的認識從單純依靠家庭成員轉向尋求社區、地區的支持，從設施養老向居家養老過渡。1989年頒布了《推進高齡者保健福利十年戰略》（簡稱“黃金計劃”）和《地區老人保健福利計劃》，旨在推進居家養老服務，在市町村建設特別養護老人院、托老所、療養型護理機構等設施，并培養家庭助手等。1990年，《老人福利法》等社會福利相關法律被修訂，服務重點從養老院或醫院護理轉到居家護理，并在護理等福利領域導入了準市場機制。1992年《社會福利事業法》被修改。1993～1994年全日本都道府縣和市町村完成了《地方高齡者保健福利計劃》的制定。1994年“新黃金計劃”出臺，充實居家養老護理成為重心。之后又出臺了“黃金計劃21”，制定了“營造和發揮社會活力”的福利政策目標。2000年全面實施的《護理保險法》（1997年制定）改變了過多依賴政府的傳統，由政府、社會保險和個人三者共同承擔費用，將護理制度從一種社會福利制度轉變為一種社會保險制度。另外，日本政府還推出了“銀色人才中心”等政策，通過改善社會環境，開展社區服務，如送餐、上門護理、體檢和安全確認等，讓老年人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在社區實現居家養老。
針對那些健康的、生活可以自理的老年人，日本政府開展了“護理預防事業”。他們以65歲以上老年人為對象，普及健康知識p宣傳如何預防疾病，提供老年保健咨詢和指導服務。對于生活自理能力尚未下降的高齡老人，盡可能維護并增強其生活能力；對于那些生活自理能力已下降、有可能需要援助或護理的高齡老人則盡可能及早發現，根據其身體狀況進行日間服務、訪問護理等，延長其能夠自立和自理的階段，延緩其進入護理狀態的進程，使老年人在不脫離家庭和社區的情況下安度晚年。
社區小規模多功能養老設施頗受歡迎
日本傳統的老年護理是由家庭成員對老年人進行護理和照料，但戰后以來日本的家庭模式發生了很大變化，核心家庭（父母與一兩個孩子組成的家庭――編者注）、單身家庭、夫婦二人家庭數量增多，難以僅依靠家庭成員對老年人進行護理；而且隨著日本女性就業率的不斷升高，比起在家照料老人，女性似乎更愿意外出工作，因此，傳統的居家養老面臨諸多困境。而質優價廉、口碑好的公共養老福利機構常常是一床難求，醫院又很難讓老年人長期入住。一些從事養老護理的民間企業則收費較高，難以解決普通市民和低收入者的養老問題。
據內閣府調查，日本老年人的養老意愿以居家養老為主，42.2%的男性、30.2%的女性老年人希望在家養老。為了讓老年人在自己住慣的地區自立生活，日本政府積極推進社區養老護理事業，在醫療、護理、預防、居住、生活支援服務等方面全面提供支持。政府還鼓勵民間資本和社會力量參與養老服務，“老年人日間照護服務中心”、“特別養護老人院”等機構為老年人提供護理、康復、咨詢等服務。
目前，日本有以下幾種養老護理服務。一是居家護理，即家庭訪問護理員到服務對象家中，提供身體和生活上的護理及康復指導。如為老年人提供洗浴、如廁、進食等日常生活方面的基本護理服務，以及提供咨詢、看護、康復訓練等服務。訪問護理服務對延緩老年人衰老進程、減輕家庭成員護理負擔起到了很大幫助；二是日間照護服務中心，主要針對65歲以上行動不便、具有某種身體障礙或者精神障礙、難以進行日常生活的老年人，如需要護士觀察的患疑難病癥、癡呆癥的老人、有腦血管病等后遺癥的老人、癌癥晚期患者等。日間照護中心配有可升降輪椅的汽車，負責早上將老人從家中接來，傍晚再送回去。白天老人在設施里接受日常的生活服務、護理服務及護理預防服務，在專業人員的幫助下進行康復訓練。三是短期入住型機構，讓老人短期入住護理機構，以使老人的家庭成員能有一段休息和放松心情的時間；四是入住型養老護理機構，包括特別養護老人院、老人康復醫院、養護老年公寓、老年癡呆癥患者共同生活護理設施等。近年來，一種將居家、社區與機構養老結合在一起的社區小規模多功能養老設施受到民眾的歡迎，即把訪問護理、日間照護與短期入住設施的“短托”（針對那些因疾病或其他原因無法居家護理的老人，讓他們短時間入住，原則上一至三個月）組合在一起，大都建在老年人日常的生活圈內，有些是由普通民宅改造而成，讓老年人在自己熟悉的社區環境中接受照料和護理。設施規模比較小，不需要購進很多設備，成本小，可為十名左右的利用者提供服務。這種貼近社區的小規模多功能養老護理機構支持了老年人居家養老，消除了老年人的孤獨感，幫助維持并恢復其身心機能，同時也減輕了其家族成員的照料和護理負擔。
日本的養老護理機構雖然類型和功能有所不同，但普遍硬件環境一流、干凈整潔，服務也很人性化。例如，富山縣一家非營利組織運營的日間照護中心開創了一種小規模多功能的日間照護服務模式，即針對有護理需要的老年人、患癡呆癥的老年人、殘疾人、自閉癥兒童、殘障兒童等所有需要幫助的人，在同一機構內提供福利服務，洋溢著家庭的輕松、和諧的氛圍便是它的特色。
日本的老年護理機構既有市場化運營，也有政府委托運營。同時，社會福利法人運營的養老護理設施也占據相當比例，近年來，越來越多的非營利組織開始進入養老護理領域并發揮出積極作用。一些養老護理機構對老年人進行護理服務時，不僅針對性強，還能夠將心比心，悉心觀察老年人的困難，設身處地為老年人考慮，了解他們的真正需求。例如，在機構里設置咖啡館，使家人來看望老年人時有團聚和聊天的地點；設置小賣店，出售老年人做的手工作品，讓老年人發現生活中的樂趣；設置玩具區，方便老年人的孫子、孫女來看望時可以有的玩。為了讓老年人體現自我價值，機構也會讓他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如幫助洗菜、收拾桌子等。為了減緩那些患癡呆癥老年人病情的惡化，他們在院子里開辟小菜園，讓老年人種植蔬菜，從事簡單的體力勞動，體會收獲的樂趣。日本的養老護理機構還十分注重與社區的互動，如舉辦和當地居民的交流活動，召開社區老人家屬護理交流會，開設健身體操班、各種講座等。這些活動拓展了社區老年人的生活空間，使老年人排遣了孤獨，減少了老年人智能弱化情況的發生概率。居民通過對老年人生活的支援，加強了鄰里之間的聯系，增強了社區凝聚力，對于社區的和諧發展也產生了積極作用。
少子化現象范文5
在討論退休年齡問題時，首先應當把握影響退休年齡的相關因素：一是人均預期壽命。壽命延長則工作年限應當適當延長，反之亦然。二是勞動力供求狀況。供過于求時當然不能延長退休年齡，供不應求時則不可能不延長退休年齡。三是受教育年限。整個社會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工作年限就需要相應地往后延長，否則便是人力資源的巨大浪費。四是人口老齡化程度。在少子高齡化條件下，整個社會的人口結構呈現老年化，就業人口的年齡必然會遞增。當然，還可再列出一些因素，但上述因素無疑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
在這些因素中，人均預期壽命延長、受教育年限延長和人口老齡化及少子高齡化現象均已不可逆轉，而勞動力供求狀況也在發生深刻變化，近年來局部地區、局部領域出現“招工難”、“用工荒”的現象，表明我國勞動力可以無限供給的時代已經成為歷史。因此，從戰略上講，延遲退休年齡不是由人的主觀意志決定的，而是前述影響因素發生變化后的必然結果。
基于以上的認識和判斷，討論這一重大公共政策問題的焦點或許不是要不要延遲的問題，而是以什么方式延遲、從什么時候開始延遲的問題。
2008年初，我們將延遲退休年齡的初步方案作為中國社保發展戰略研究報告的一項內容，概括起來就是一個目標、三大舉措。一個目標是：明確提出到本世紀中葉（2050年前后）將基準退休年齡提高到65歲，并實現男女同齡退休；三大舉措是：“小步漸進、女先男后、兼顧特殊”。這一研究結論的基本依據包括：一是人均預期壽命在持續延長。預測到2020年達77歲，2030年約80歲，2050年前后約85歲。二是人口結構與勞動力供求在發生深刻變化。少子高齡化趨勢進一步加劇，勞動力供給總量在2015年越過頂峰后呈現遞減的態勢。三是代際公平的需要。即伴隨人口老齡化的加速，若不及時調整人生工作周期，必然導致年輕一代的養老負擔越來越重，從而直接損害代際養老負擔的公平。四是性別平等的需要。即女性應當具有與男性平等就業及基于勞動所享有的各種經濟社會權益。五是工業化、城市化與現代化任務基本完成。即再經過30－40年的努力，中國應當是一個成熟的現代化國家，人們的受教育年限進一步延長，勞動強度會大為減輕，從而會為勞動者工作更長時間創造相應的條件。六是國際上發達國家退休年齡的比較與參照。發達國家大多在上世紀中后期將退休年齡調整到65歲左右，一些國家甚至延長到了67歲。將基準退休年齡定為65歲并爭取實現男女同齡退休作為本世紀中葉的目標，應當是我國理性且合理的選擇。
理性的方案應堅持什么原則
要實現上述調整目標，理性的方案無疑是“小步漸進、女先男后、兼顧特殊”。
所謂小步漸進，是指從維護社會公平和減少震蕩的原則出發，早作籌劃較屆時急變要好，小步漸進較短期內大幅調整要好，讓公眾有明確預期比糊里糊涂隨大流好，必須避免短期內大幅或大步調整而損害一部分人的利益，避免退休年齡波動過大對勞動力市場及勞動者個人生活與工作安排等產生不利影響。因此，根據影響因素的變化趨勢及時明確這一公共政策的中長期目標，同時采取分步漸進的方式加以實施，在兼顧各個群體和不同年齡段的人的利益的條件下，讓勞動者對自己的工作與生活有穩定的預期，顯然具有必要性。當然，小步漸進既可以一以貫之、持續不斷地慢跑，也可以分兩大步推進，即可以先在2030年前將男性基準退休年齡從60歲提高到62歲，女性從50歲提高到55歲甚至更高。
所謂女先男后，是鑒于現行退休政策女性較男性要早10年的現實，基于性別平等的需要，可以考慮先從女性開始，以逐漸縮小男女退休年齡的差距。
所謂兼顧特殊，是指針對重體力勞動崗位、有毒有害勞動崗位等特殊情形，仍應允許在基準退休年齡前提早退休，對部分技術崗位勞動者則可以允許在基準退休年齡之上尊重本人意愿繼續延長其工作時間。
理性討論退休年齡問題，還需要妥善解決好以下相關問題：
一是不同養老制度下過大的養老金待遇差距應當盡快得到緩解乃至消除。如果繼續延續現行格局，公眾對延遲退休年齡只有利于機關事業單位工作者的疑慮便難以消除。因此，應加快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步伐，并促使不同群體之間的養老金待遇差距不斷縮小，最終趨向公平。
二是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報酬偏低的狀況急待改變。目前一些單位的勞動報酬不具吸引力甚至還不如退休后的養老金，這種狀況不僅嚴重違背了按勞分配的原則，也必然助長一部分人對早退休的期待和對延遲退休的反對。
三是對退休人員再就業進行必要且合理的規范。目前普遍存在的退休人員再就業現象，表明現行退休政策并未置換出等量就業崗位，它既扭曲了養老保險制度，也扭曲了平等就業制度與用工成本應當公平的市場競爭法規，對此需要做相應的規范。
四是做好人口老齡化和養老負擔代際變化的測算?？陀^估量養老保險、老年福利及相關服務等制度的可持續性，以量化的指標來為延遲退休年齡并維護代際負擔的公平提供科學依據。
五是需要創造理性的輿論和社會氛圍。例如，不應當將學者的理論研究成果等同于現實政策，不能將理論上設計的2050年前后以65歲作為基準退休年齡的戰略目標理解成馬上就要延遲到65歲等等。
需要澄清一些認識誤區
誤區一：以為延遲退休年齡是養老基金出現巨大缺口而急需彌補。
事實并非如此，一方面。我國的養老保險基金不存在缺口，“十一五”期間養老保險基金結余每年以30％以上的速度遞增，根據國家審計署近日的對全國社保基金的全面審計報告，全國社會保險基金累計結余已超3萬億元，其中養老保險基金超過2萬億元。根據2007年我們組織有關專家進行的測算，未來30年左右我國不會出現養老保險基金收不抵支的現象，30年以后也有作為戰略儲備的全國社會保障基金予以彌補，何況還有不斷增長的財政收入與強大的國有資產做后盾。目前一些地方，如上海，出現養老基金收不抵支的現象，是這一制度處于地方分割狀態下的結果，它不能掩蓋全國養老保險基金收大于支且累計結余持續增長的客觀事實。因此，以局部地區養老金缺口為由來解釋延遲退休年齡，顯然是說不通的。
另一方面，在國際上，養老保險基金的收支狀況并不必然構成延遲退休年齡的理由。在這方面最有發言權的國家，無疑是120多年前第一個建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德國，該國采取現收現付財務模式，養老賬戶資金始終充足，2011年還盈余45億歐元，德國政府決定從2012年將養老保險費率從19.9％（勞資繳費各占50％）降至19.6％，并宣布2012年養老金待遇繼續提高，但同時也從2012年1月1日開始延遲退休年齡，即從現行的65歲逐步延長到2029年的67歲。世界養老保險制度的創始國并非因養老金缺口而延遲退休年齡，而是以人均預期壽命延長與人口結構變化作為依據，這是維護代際公平的需要。
誤區二：將彈性退休理解為任意退休制。
這顯然是一種誤解。任何公共政策雖然可以有例外，卻必須有基準，這是確保社會公正的根本。因此，無論冠以何種新鮮名稱或叫法，都應當有一個明確的作為共同基準的退休年齡規定，在此基礎上才對某些人群允許有一定的彈性。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有的人總是占著崗位不撒手，或者不到40歲就辦理退休的非正?，F象。
誤區三：將延遲退休年齡等同于惡化就業問題。
如果退休人員不再就業，則一人退休等同于新增一個就業崗位，延遲退休意味著等量就業崗位置換的延遲，但當前的情形卻是大量退休人員再就業，這實質上部分消減了延遲退休年齡對就業的影響。同時，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時代已成為歷史，現階段雖然總量供給仍然偏大，但無論采取哪一種人口結構變化預測方式，都會得出2030年后勞動力供給大幅減少的客觀結論，延遲退休年齡正是緩慢適應未來就業人口不足的需要。此外，應當相信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內大幅調整退休年齡，“小步漸進”式的延遲必然將其對就業的影響降低到最低。綜合考慮上述三點，延遲退休年齡對就業的負面影響就不值得夸大。
誤區四：認為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并不可靠。
總有人夸大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財政危機，似乎只有自我保障或依靠市場，才能解除養老后顧之憂。但迄今為止，世界上并無破產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只有破產的商業保險公司。
德國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立120多年來一直運行平穩，在人均預期壽命80多歲的今年，居然還降低了繳費率并提高了養老保險待遇；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曾出現媒體圍攻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現象，然而即使日本經濟自1990年以來幾乎零增長，也未見其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崩潰，反而是多家大保險公司的破產斷送了日本保險業的神話；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易幟為資本主義，未見這些國家的老人領不到養老金；希臘債務危機，但未見希臘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破產等等。這些客觀事實揭示了一個簡單的道理，即社會養老保險就是用來消除人們不確定的養老風險的，其可靠性在于，它確立的是政府、雇主與個人多方分擔養老責任的機制，并由政府作為信譽擔保人，加之事關基本民生，即使政府也不可能讓養老保險制度崩潰。
少子化現象范文6
根據英國1998年實施的《工作時間條例》，全日制員工有權獲得每年20天的帶薪假期，但培訓中的醫生、交通運輸業從業人員、海洋捕魚及其他海上作業者等不包括在內。2003年修訂后的條例將帶薪休假制度擴大至所有行業。
根據2000年頒布的《非全日制工人規定》，英國的季節工等非全日制員工的待遇按比例對照全日制員工待遇實行。非全日制員工工作一個月，就有權享受全日制員工年度帶薪假期的十二分之一；如果一周工作兩天，一年則可以帶薪休假9.6天。如果員工不休假，雇主必須補付其法定休假日的工資。
英國有8個永久性公共和銀行假日，如果員工帶薪休假正值這些假日，后者一并計入帶薪休假時間；但在單獨的公共和銀行假日，員工無權享受帶薪休假。此外，如果員工在公共和銀行假日工作，工資按雇傭合同辦理；如果合同沒有另行規定，員工即使不要工資也無權要求補休。英國也有雇主允許員工根據合約在年度法定帶薪休假之外享有帶補貼的公共和銀行假日待遇。
英國政府網站提供了詳細資料幫助公眾了解自己的法定休假權利。如果雇主不依法辦事，員工可以找工會或各地公民咨詢處尋求幫助，也可向勞動仲裁機構申訴。在各界工會的積極推動下，英國政府不久前出臺了新的《工作和家庭法》。根據新規定，英國員工每年依法享受的20天帶薪休假從2007年10月1日起增至24天，從2009年4月1日起再增至28天。
英國政府估計，將8個永久性公共和銀行假日分兩步增加為員工每年的帶薪假日，會給企業帶來總共約16億美元的額外支出。英國小企業聯合會認為，增加年度帶薪休假會導致企業成本提高，威脅小企業的生存。英國工業聯合會警告說，在政府提高最低工資水平的同時又增加帶薪休假，企業成本增加意味著日后員工加薪的幅度會很小。
新規定對賓館、飯店和商店等在公共和銀行假日照常營業的單位將產生重大影響。英國旅游業協會估計，將有60％的賓館和飯店在公共和銀行假日期間照常營業，員工假日上班將獲得額外的工資補貼，但不再補休。新規定的實行，意味著整個行業的成本將增加約6億美元。
日本的帶薪休假
日本帶薪休假有法可依，1998年修改的《勞動標準法》把各類人員的年度帶薪休假天數規定得清清楚楚，但具體實施情況與紙面上的規定存在不小差距。
《勞動標準法》規定，公務員每年可帶薪休假20天，也可使用小時制計算，即以每天工作8小時為標準，共享受160個小時的帶薪假期，這種靈活的假期計算方式方便且人性化。至于公司員工，通常工作一年后可帶薪休假10天，此后工齡每增加一年，帶薪假期增加一天，工齡滿9年半后，可帶薪休假20天，之后不管工齡增加多少，帶薪假期不再增加。
當前，日本企業更青睞招收合同工。雖然獎金少，但合同工也能享受帶薪休假待遇。按照有關規定，如果全勤，合同工每年帶薪假期與正式工一樣多。具體來說，每周工作4天的合同工第一年可帶薪休假7天，9年半以后為15天；每周工作3天的合同工第一年可帶薪休假5天，以后最高可累計到11天；每周工作2天的合同工第一年可帶薪休假3天，以后最高可累計到7天。
《勞動標準法》規定臨時工連續工作6個月也可帶薪休假，但老板往往不予安排，這一規定目前似乎還沒有得到落實。在日本，公務員普遍能享受帶薪休假，只要走得開，連休一周甚至更長時間也屬正常現象，工資和獎金均不受任何影響。當年休不完，第二年還可以補休。公司員工則不同，由于工作壓力普遍較大，休長假的現象很少見。據說日本許多公司員工每周休息兩天還是近幾年的事，一些公司常以工作太忙、人手不夠為理由“剝奪”員工的休假時間，天天加班的員工也大有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