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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教育原則范文1
資源與社會全納”?？?/p>
2012年第二期《遠程教育》雜志圍繞“遠程教育與社會全納”主題發表?？?。Lane指出遠程教學的大學已擴大參加高等教育學習的機會，一些學習者通過學習開放教育資源來進行非正式學習，開放教育資源架起通向正式學習的橋梁，其他人常常將其作為終身學習活動的一部分。一些歐洲遠程教學大學的初步經驗表明開放教育資源對自信和有經驗的學習者來說有益，但大多數人需要其他支持機制來促進其參與。這可能需要付出更多努力來設計和呈現開放教育資源以適合學習者支持他們的學習。Bossu、Bull和Brown探究澳大利亞開放教育資源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促進社會全納的一些重要政策和措施。Nikoi和Armellini基于開放、可遷移、技術支持的教育資源（OTTER）項目，開發“開放教育資源混合”框架來促進開放教育資源的使用和更新，該框架包括目的、過程、產品和政策四個部分。Willems和Bossu指出采用開放教育資源需要考慮一些問題，包括學生人口日益多樣化、教學語言、語境和本地化、技術、全球和邊遠地區的訪問等。Richter和McPherson的文章關注不同地區開放教育資源部署的文化問題，他們列出發展中國家采用開放教育資源的一些障礙：殖民地歷史影響，語言問題，情境差異，文化多元性，教育權利和盲，基礎教育需求等。文中也提出了一些數字化學習資源設計的建議以支持可重用。Scanlon的文章探究科學課程中開放教育資源促進基于探究學習的方法。Hockings、Brett和Terentjevs總結一些原則用來支持全納實踐，支持資源內容、設計、開發等，他們概述了三種支持全納實踐的模式，提出一種用于支持全行業全納實踐的模式。Hodgkinson-Williams和Paskevicius描述南非研究生參與開放教育資源創作來促進社會全納的案例。?？?篇反思文章：Harding反思關于澳大利亞政府為非政府遠程教育經常性撥款政策的相關問題；Phelan關注開放教育資源的政策、實踐等問題，并描述與這些問題相關的一系列措施；Don Olcott考慮跨越正式與非正式學習情境開放教育資源的影響，文中探討了在大學管理結構中開放教育資源的混合，跨越正式和非正式學習情境開放教育資源的使用，可持續的開放教育資源商業模式的需求，以及開放教育資源的擴大意識、采用和使用等內容。
Distance Education Vol. 33， No. 2， August 2012，
支持終身學習的智能
導師項目啟動
歐洲委員會終身學習計劃的重要行動之一便是信息與通信技術促進學習，此重要行動支持的多邊項目之一——支持終身學習的智能導師（I-TUTOR）項目已于2012年1月啟動，項目將于2013年12月31日結束。項目旨在開發基于多元的智能系統，用于開放源代碼的學習環境，能夠監視、跟蹤、分析學習環境中的學習者，并給出形成性評估和反饋，為遠程學習中的教師和導師提供數據，以便在學習的過程中能更好地發揮他們的角色。智能導師系統使用java開發軟件，因此能夠輕松地實現在大多數免費數字化學習平臺上應用和重用。為此，項目計劃實現以下目標：① 系統回顧文獻和案例，以便所有合作伙伴從技術和教育的視角了解項目框架，促進合作伙伴之間匯集資源和相互學習，以及進行課程學習分析；② 為智能導師設計和開發基于多智能的工具以實現學習和教學目的，并將其應用于開源平臺；③ 基于已開發的工具對教師、培訓人員、導師進行培訓，使他們在在線工作中能夠使用這些工具；④ 在高等教育、職業教育培訓和成人學習的常規課程中試用已開發的工具，并評估試點； ⑤ 通過試點、直接參與項目活動、研究人員和開發人員參與來探究結果；⑥ 宣傳項目的目標、結果和成果；⑦ 在聯盟內確保高質量的進程、結果和輸出，監控或促進形成性和總結性評價； ⑧ 管理項目，確保財政和人力資源的高效率利用。項目結束時，已試用和審查的智能導師系統將在所有使用共同標準的平臺（所有開源平臺）中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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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unimc.it/i-tutor/about/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建立全球
學習型城市指數框架
由于城市化進程的快速發展，城市正在肩負著越來越大的責任，要為全民提供終身學習機會和決策。學習型城市的全球網絡將為許多城市提供技術支持、促進政策對話、同伴學習和能力發展。早在2012年5月的第七屆會議期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終身學習研究所（UIL）理事會中批準 UIL 建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球學習型城市網（UNESCO-GLCN）計劃。從UIL的60周年紀念大會和哥本哈根舉行的歐亞會議（ASEM）終身學習論壇的反響來看，此項倡議都得到了大力支持。在學習型城市網準備階段，一個重要任務便是建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球學習型城市指標——一套監測和評估全球學習型城市的關鍵指標。UIL已于2012年7月舉辦研討班，商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球學習型城市指標框架。
2012年秋將在北京舉辦國際咨詢委員會的第1次會議，研討會的成果將在這次會議中更進一步詳盡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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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推薦：《遠程教育和數字化
學習中的質量保證和認證：
模式、政策和研究》
2012年第3期《國際開放與遠程學習研究》雜志推薦了一本由Insung Jung和Colin Latchem編輯的新書——《遠程教育和數字化學習中的質量保證和認證：模式、政策和研究》，該書由Routledge正式出版。這本書可用作參考指南，通過提供案例、多個模型來介紹質量保證的系統方法，例如“質量保證審核和自我審查的數據收集方法”、“用來判斷關鍵績效指標（KPI）成果或關鍵性成功因素的分析指標”等都在最后一章中提到。書中探討遠程教育中的質量保證是什么，還為質量提升、結果的追蹤記錄提供概念性的組織模式和切實可行的策略。約翰·丹尼爾爵士在前言中寫道，“我們面臨這樣一個悖論，遠程教育正在蓬勃發展，學生和機構數量快速增長，部分應該感謝在線技術，但對這種增長的敵意也越來越大”。隨著數字化學習的增長和普及，需要平衡自治與責任，也要保證投入時間和財力的質量。該書前三章是關于影響開放和遠程教育質量保證和認證的問題概述，書中兩個結論章節提供具體的質量保證能力和指導方針。本書用十個章節來呈現質量保證方面的成果，包括地區政策和指導方針：亞洲開放與遠程學習；撒哈拉以南非洲遠程教育；英國質量保證和認證；巴勒斯坦開放大學；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遠程教育機構和開放教育聯盟政策和指導方針（2章）；韓國企業數字化學習中的質量管理；南太平洋和西印度洋雙模式大學中的質量保證；南美質量保證和認證概述；歐洲質量保證政策和指導方針。六個章節內容聚焦各種教育模式：開放大學中質量保證模式和案例研究；巨型大學（印度尼西亞開放大學）和全球電信中心中質量保證的成果（2章）；來自學習共同體的嘗試，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質量保證改進模式，該模式低投入、高效率；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亞，偏遠和弱勢社區的中學所面臨的質量保證問題和挑戰；歐洲中小型企業（培訓）所面臨的質量保證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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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遠程教育峰會
將在悉尼舉行
作為國際開放與遠程教育協會（ICDE）成員之一的澳大利亞開放與遠程學習協會將于2013年2月4日至7日在澳大利亞的悉尼舉行2013年遠程教育峰會。ICDE行政委員會主席Tian Belawati將作大會主題發言。澳大利亞遠程教育峰會的目的是匯集全球實踐者共同探討與教育相關的問題和措施，以滿足遠程學習者的不同需求。ICDE 主席Tian Belawati、Gregor Kennedy副教授、阿什福德大學評價與學術質量委員會副主席Deborah Riemer、數字化學習領域知名專家Bob Spence也將作大會主題發言，就教育問題從不同角度各抒己見。在技術中介和終身學習的時代背景下，教育實踐已超越傳統的定義和區別，2013峰會主要針對大學中的研究與教學、面向公司和社區的混合教育和遠程教育。澳大利亞遠程教育峰會將接收論文、創新展示、海報和工作坊，無論哪種形式都應至少與以下一個主題相關：社會性學習、移動學習、隱性學習、非正式學習；分析；公平和評估；開放教育資源；課程與教學；變革環境中的教師角色；學習者驅動的學習/學生開發內容；開放與遠程學習的管理和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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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教育原則范文2
一
企業應承擔什么樣的社會責任？企業管理者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認識和踐行有四個階段。按照斯蒂芬?P?羅賓斯的描述，處于企業社會責任第一階段的管理者， 以向股東負責為己任， 獲取最大利潤是他們唯一的工作目標。在第二階段， 管理者進一步認識到他們需對雇員負責，于是采用改善工作條件、提升工作安全保障等措施， 期望保留雇員。到了第三階段， 管理者覺察到消費者、政府、社區、環境等利益相關者在企業經營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其效力又體現到公平的價格、高質量的產品、良好的供銷關系等方面。在第四階段中， 管理者對社會整體負責， 他們通過促進社會正義、保護環境、支持社會公益等活動， 提升企業社會形象，為企業的持續發展爭取良好的環境和社會基礎。
基于這些描述中的認識歷程，從邏輯與歷史的結合上分析，企業的社會責任應包括這樣一些內容：第一，向股東負責。通過為社會盡可能提供多樣化的產品和服務，通過節約資源、調整產業結構、改變經濟增長方式等途徑創造和積累企業利潤， 維護股東的權益，保證股東投資回報，為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積累財力;同時也提高社會資源的利用效率，促進社會總財富的增長。第二，向員工負責。保證職工實現其就業和擇業權、勞動權、休息權、勞動安全保障權、職業技能培訓享受權、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待遇取得權、參與公司治理權、職工申訴投訴權、獲得補償救濟權等權利。第三，向利益相關者負責。主要是為顧客服務，履行在產品質量或服務質量方面向對消費者做出的承諾，保證提供優質產品，使顧客得到滿意結果;維護消費者權益，杜絕通過不對稱信息牟取暴利，欺詐消費者;對企業不當行為而對顧客造成的損失積極及時的承擔賠償責任。第四，向社會整體負責。主要是，其一，向法律與制度負責。主要是遵守相關的國際公約、國家法律規定和行業的規范、標準和企業內部的規章制度。其二，為社區和當地建設服務。主要是承擔當地公共設施使用成本，為社區提供就業機會，促進社區的經濟繁榮和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關心和支持社區文化教育事業、福利事業、慈善事業;參與當地政府和公共組織開展的公益活動，同時和非政府公共組織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其三，積極開發和采用高新技術，降低能源的消耗，做好廢棄物的排放與處理工作，維持資源環境，為社會科學發展做出貢獻。
二
從上述責任內容加以概括抽象，而后用傳統邏輯學屬加種差的定義方法，我們就可以得出這樣的定義：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對股東、員工、地方和整體社會必須承擔的義務和因履行這些義務不力而必須承擔的不利后果的總和。企業所以必須承擔這種社會責任，使之成為自身不可或缺的重要職能，筆者以為，這是由企業與其外部社會、內部員工兩個方面的關系決定的。
所有企業都是寓于社會之中的經濟實體，因此都注定要同社會發生內在的必然聯系。企業與社會的這種必然聯系的內容包括兩點：其一，如果企業與社會之間存在邏輯自洽，或是對等互盡義務、互享權利，維持著長效良性互動機制，就會形成持續雙贏的局面，促進企業和社會共同有序的持續發展和進步。一方面，政府為企業的存續發展供給良好的法律、規制、政策和公共秩序，顧客為企業提供良好的市場，地方為企業營造良好的環境，企業就可以源源不斷地從外部社會獲得各種資源，從而促進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企業遵守政府的法律規制和政策安排，努力節能減排、改進生產經營方式，提供優質產品，依法交納稅賦，自覺服務地方，社會就會因為有企業不斷注入社會的正能量而得以有序持續的發展和進步。其二，如果與之反，企業與外部社會互動不良，相悖而行，則適得其反――企業會在社會環境中喪失存在的必然性而走向衰亡;社會則缺失來自企業市場的經濟正能量而停滯不前。企業與社會的這種必然聯系，其實就是一種企業與社會對等互動的客觀規律。按照這種規律，企業要不斷從社會獲得支持其持續發展的各種社會資源，務必把這種責任作為自己的重要職能，并切實履行到位。
企業是一個由全部員工組成的有機整體，也是一個小社會，可稱之為內部社會。正是在這種小社會或內部社會的意義上，我們把企業必須向員工承擔的社會責任，也融入到了企業社會責任的范疇之中，成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職能的組成部分。企業把它向內部員工承擔的社會責任，作為其重要職能的原因，在于企業與內部各類員工的內在聯系。企業與內部各類員工的內在聯系，是一種彼此依賴與對等服務的統一關系。一方面，企業為員工依法提供各種生活的保障和發展提高的平臺，因此員工依賴企業;員工要從企業獲得各種保障和發展提升自己的權利，就要盡對等的義務，全身心地為企業工作。另一方面，員工是企業的主體，是支撐企業存續與發展的第一資源，所以企業也同樣依賴著員工;企業要實現其包括承擔社會責任的各種職能，保證企業充滿活力，穩步持續向前發展，就必須調動各員工為企業工作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就必須為此而對各類員工公平、公正地承擔內部社會責任，這就是企業所以把承擔內部社會責任作為自己重要職能的內在根據。
三
各類員工是企業的主體，人力資源是企業的第一資源，因此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部門即人力資源部，就成為企業開發、管理和有效發揮人力資源功能，以此實現企業生產經營價值和履行社會責任價值的一個核心部門。從這個意義上說，履行社會責任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一個重要職能。
人力資源部通過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活動來參與履行企業社會責任職能。其工作的內容和理路應當是：第一，在以人為本思想的指導下，在董事會和總經理的領導下，在與職工廣泛民主協商的基礎上，根據現定的基礎與條件，參與制定包括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目標、內容、任務和方法舉措的基本規劃。第二，根據規劃進行合理人力資源配置，做到人事合一，彼此匹配。第三，通過思想理念的升華，把員工的價值訴求和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價值目標統一起來，從而形成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精神動力。第四，通過有效的專業訓練、技能培養，從而提高員工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勝任能力。第五，通過健全規章制度，用制度把員工的工作行為規約在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軌道中。第六，通過權利保障、工作激勵和績效評估等方式，維護和激發員工的工作熱情，把員工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調動起來、維持下去，從而把蘊藏在員工中的人力資源潛能發掘出來，并釋放在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工作之中。
社會教育原則范文3
論文摘要：在改革開放的30年里，為我國的建設貢獻了巨大力量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新生事物“農民工”，他們的社會養老保障問題隨著我國老齡化的到來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治理與善治的理論要求我們應該從政府、企業、社區內的非營利組織以及家庭和農民工個人層面來共同分擔農民工養老保障的責任和風險，從而解除他們在工作生活中的后顧之憂。
一、中國老齡化背景下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的現狀
改革開放30年以來，隨著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的逐步加快，億萬農民走出田間、走出鄉村，進人工廠、進人城市，用辛勤的勞動和汗水，創造著自己的新生活，創造著中國的現在和未來。農民工這一充滿生命力的新生事物，是推動我國經濟和社會結構變革的巨大力量，是我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重要標志，也是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涌現出的一支新型勞動大軍。據公安部門統計，1978年底我國流動人口總量不超過1500萬，1992年則達到8000萬。那么目前我國農民工總量是多少呢?以2004年為例，根據當時國家統計局、農業部以及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三個部門的數據和統計方法進行分析，得出我國外出農民工數量為1. 2億人左右;如果加上在本地鄉鎮企業就業的農村勞動力，農民工總數大約為2億人。
農民工這么一支為我國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的龐大的隊伍，由于我國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安排，以及城市政府和企業的認識差距等因素，絕大多數農民工享受不到基本的社會保障，尤其是養老保障。農民工的養老保障問題很復雜，解決起來難度也很大。但是這個問題又是回避不了的，早解決早主動，成本和代價也小。因為我國目前已經進人了老齡化社會，中國的養老正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項懷誠說:“我國現在雖然還處于勞動力黃金時期，但60歲以上人口超過14% ，65歲以上人口超過10%，按照國際社會標準，我們顯然已經跨進了老齡化社會的門檻。”(聯合國認為，如果一個國家6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到總人口數的10%或者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7%以上，那么這個國家就已經屬于人口老齡化國家。)人口老齡化對社會保障覆蓋面提出了挑戰。我國上世紀80年代逐漸建立起來的社會保障制度本應遵循廣覆蓋原則，可是，現有的社會保障制度沒有做到應保盡保，覆蓋面非常有限?！?004年全國參加基本養老保險人數為1. 64億人，占總人口數的12.57 % ， 2005年為1. 74億人，占總人口數的13.38%。雖然覆蓋面有所上升，但是遠遠低于國際勞工組織規定的20%最低線。”事實上，我國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基本上排斥了8億農村人口，基本排斥了將近2億的農民工群體，廣大農民及農民工仍然依靠自我保障。雖說他們現在是處在勞動力的黃金期，但是當這黃金一代的勞動力老去的時候，他們拿什么來給自己養老呢?在家經營土地務農的農民還可以說拿土地來養老，但是那些已經跟土地疏遠了關系，進城打工，靠工資作為主要收人的農民工，他們靠什么來養老呢?
農民工養老問題之所以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是因為現在還看不出有什么直接的負面作用。目前我國1. 5億農民工只有極少部分人有養老保險，預計到2020年，還將有2億農民會進人城鎮，如果沒有制度安排，他們的養老問題不及早解決，隨著農業人口大舉向城市進發，那么這批為中國的現代化做出了巨大貢獻的農民工，大部分將在老年時期成為社會最貧窮的弱勢群體，給社會形成非常嚴峻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梢哉f，越晚解決，就越難解決，在農民工年齡結構還比較年輕、有能力繳納養老保險費的情況下，應該及早考慮。
全球治理委員會于1995年發表了一份題為《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的研究報告，對治理做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機構和個人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它有四個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規則，也不是一種活動，而是一個過程;治理過程的基礎不是控制而是協調;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門，也包括私人部門;治理不是一種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續的互動。由此可以看到治理是一個具有廣泛適用性的概念，泛指國家、公共組織、私人機構及社會個人等各種活動主體之間的關系。
針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存在的覆蓋面小、政府和企業責任太集中、社會動員不充分、資金來源單一、征繳困難等問題及面臨的老齡化、經濟體制轉軌、經濟全球化等挑戰，南京大學博士生導師林閩鋼老師認為:改革應從著眼于政府負責向廣泛動員社會資源的思路出發，以責任的多元化分擔為取向，應徹底改變“政府保障”、“企業保障”的狀況，充分調動社會及個人的積極性，充分調動社會資本，使得社會保障的提供主題不僅僅限于政府、企業，而是要將其他社會力量包括各種非贏利組織、志愿部門、社區、家庭、個人納人其中，實現各種力量的合作，共同承擔社會保障的責任。只有這樣才能充分體現社會保障的“社會公濟性”。因此，必須完善社會三大部門的平衡發展。三大部門包括:1.政府組織，此為第一部門，又被稱作公共權力領域、政治領域;2.市場或贏利組織，這是第二部門，也叫私人領域、經濟領域;3一社會公益組織或非贏利性組織是第三部門，也稱社會組織、公共組織。
二、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障多元化負擔的構想
建立多元化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就是要明確政府對養老的主導責任，在政府部門外，大力發展作為市場領域的第二部門和作為狹義社會群體的第三部門，如NGO，NPO等社會組織，提高其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機制和能力。并且發揮個人、家庭在養老保障方面的積極性。
(一)政府層面:擺脫“城市傾向”、“地方利益”，放棄退休前一次性支付個人賬戶的做法
很多地方政府在制定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政策的時候存在“城市傾向”、“地方利益”思想，有這些思想的存在就導致地方政府制定養老保險的目的不純，政府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出發點是為了解決農民工在特殊時期的基本生活問題，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政府還希望從中獲得一定數量的基金，借以緩解或解決城市社會保障制度的資金不足問題。眾所周知，我國城市社會保障資金還存在較大的資金缺口，尤其是養老保險制度存在巨大的隱形債務。
從各地政策可以看出，除了北京、天津以外，其他地方都存在退休前一次性支付個人賬戶的做法。且不論各地退休前一次性支付個人賬戶額上的差別，退休前一次性支付個人賬戶的做法本身就是不合理的。退休前一次性支付個人賬戶的做法，究其原因，是地方利益使然。農民工的統籌部分是納人到地方城鎮職工的統籌體系，在退休前一次性支付個人賬戶部分以后，農民工的統籌部分將歸于城鎮職工的統籌基金，農民工從此再無統籌部分的收益權。即使在原統籌地重新就業，統籌部分和個人賬戶部分都要重新累計。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有的地方采取了農民工退休前一次性支付個人賬戶的做法，這種做法不論其主觀動機如何，客觀上就是截留農民工相應的統籌基金，也可以說是剝奪了本應屬于農民工的財產?？偨Y起來說，各地截留農民工社會統籌部分的做法有四種:1.退休前一次性支付農民工個人賬戶部分以后，相應的社會統籌部分農民工就不再享有收益權，將積累的統籌基金納人到城鎮職工社會統籌系統。2.農民工的養老保險關系跨統籌地區轉移時，轉出地只允許轉移個人賬戶部分，不允許轉移社會統籌部分，將這部分的社會統籌基金納人到城鎮職工社會統籌系統。3.當農民工退休時，如果其繳費年限還沒有達到規定的繳費年限時，那么只能一次性發放個人賬戶部分，其統籌部分的繳費納人到城鎮職工社會統籌系統。為了建立長期的養老保險關系，農民工的個人賬戶也應該禁止退休前一次性發放，當農民工失去工作或者工作轉移時，個人賬戶能夠隨之轉移的就轉移，不能轉移的可以封存，并作為將來接續或轉移的依據，封存到農民工退休時都沒有轉移的，才采取一次性發放的辦法。總之個人賬戶只能在退休后發放，用于養老的目的。對于統籌部分，當農民工失去工作后再就業時，其統籌部分前后的繳費年限應該累計計算，采取和城鎮職工相同的做法，只要農民工的統籌部分的累計繳費年限達到規定的年限，退休后就可以按月享受統籌部分的養老金。
(二)企業層面:與農民工簽仃用工合同，提高投保的積極性
企業是社會保障制度的資金來源主體。因為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將增加企業的人工成本，所以企業一般不會主動給工人提供各種社會保障項目。在農民工供大于求的勞動力市場上，農民工不具有談判地位，企業更是不會主動給予他們社會保障的。因此，要保護農民工人的權益，就必須通過社會強制手段，要求每個企業都必須按照有關規定按時繳納職工的社會保障費用。
同時現代企業應該具有現代企業的前瞻性，目光要長遠，應該樹立正確的成本觀念和競爭觀念。企業想要在市場經濟的風口浪尖永遠傲立潮頭，必須要認識到企業的低成本應建立在高科技和科學管理的基礎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員工的超低工資水平之上。一味的壓低工人工資，將導致一系列不良后果。為農民工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有利于企業員工整體素質的提高;有利于增加企業的技術投人，增加企業產品的規格、品牌等;有利于提高國內消費水平，增加企業國內外市場的開拓能力;還可以增加企業的國際競爭能力。因此，企業為了自身的發展應該主動跟農民工簽訂用工合同，積極為他們投保。
(三)農民工個人層面:積極參加培訓、增加收入、提高投保意識
由于戶籍制度的限定，農民工大多只能從事“次級勞動力市場”的職業，農民工的收入明顯低于城市居民的收人，而且經常面臨失業的風險，他們的收人具有暫時性、相對收人不高的特點。因此，農民工想要提高自己的工資水平，必須要提高自己的技能水平，從而提高自己的從業水平。農民工應該具有奮發進取的精神，不能隨波逐流，甘愿待在社會的最低層?，F在很多政府和組織為農民工提供了就業培訓的機會，農民工應該尋找機會、發現機會，增加自己的技能，從而提高自己在勞動力市場的競爭能力，只有這樣才能增加自己的收人水平。
另外，農民工進人城市打工生活，應該提早為自己將來的養老問題提前做好準備。前文已經提到大多數農民工還是希望將來留在城市生活的，那么趁著年輕就需要考慮自己的養老問題。農民工應該提高自己的投保意識，要認識到參加社會保障是自己的一項權利。而且一旦投保就要長期堅持下去，不要隨便退保，要認識到企業繳納的統籌部分的資金也是個人報酬的一部分。要相信這部分資金與自己是有關系的，自己能夠享有其中的一部分。
(四)家庭層面:不能忽視家庭養老的重要性，應與社會保障相互配合
家庭保障中的養老功能是最為重要的一個功能。幾千年來，家庭始終在養老問題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家庭養老不僅能夠基本上滿足老年人衣食住日常生活照顧等生理方面的需要，對于滿往及情感體驗方面的需要更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盡管經濟與社會發展使家庭在保障弱者群體的功能方面處于弱化的總趨勢中，然而，對弱者群體的紛繁復雜的照料、關心、保護、保障的大量工作，決不是政府機制所能統統包攬過來的。發揮家庭在弱者群體保障方面的功能，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應是政府特別關注的一個重要工作領域。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目標并不是要取代傳統的家庭保障，而是要通過社會化的社會保障措施，來滿足工業化的發展需要和家庭中部分保障功能弱化的問題。
要想發揮家庭在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中的作用，必須提高我國農民工的流動形式，即鼓勵農民工的家庭式流動。由于現在的制度并不允許農民工在城市定居，現在的農民工流動總體上還是以單個勞動力流動為主，以家庭形式流動的并不多，這就大大降低了家庭對農民工的保障作用。家庭式流動是人口流動從低級形式向高級形式發展的表現，與我國社會經濟結構變遷的大背景和總的趨勢是合拍的。進城1到2年的農村人口回農村的欲望最強烈，進城時間越長，有回農村想法的農村人口越少。因此，對這些具有在城市定居愿望的農民工來說，允許其家庭成員一起進人城市生活，必能降低流動性，更好的發揮家庭的保障作用，這也符合社會經濟發展需要。為此，在強調發展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的同時，還應當強調家庭保障的重要作用，允許和鼓勵有意愿、有條件的農民工家庭進人城市。
(五)社區內的非營利組織活動在中國社會養老保障中的作用
由于政府和企業的能力有限，無法滿足社會保障的需求，政府只得要求社會力量加盟，包括要求家庭成員互助、社區成員互助。政府現在已經開始意識到，在社會保障領域中政府有些事情是做不好也做不了的，而放手給社會來做卻事半功倍。當前，傳統的政府辦社會保障在改革中萎縮，新興的社會辦社區服務大大發展。據調查，在企業改制過程中.，從單位溢出轉移給街道的社會功能就有30多項，其中最重要的兩項就是“住房商品化”和“重建社會保障體系”。我國目前老年社會化服務還處于起步階段，遠遠滿足不了老年人的需求。再者，機構養老投資大、周期長、容量小。據初步計算機構養老每增加一個床位需投資5到10萬元，讓1萬名老人人托，就需投資5千萬元至1億元，其經費是社會和政府所無法承擔的。
目前，社區服務蓬勃發展，社區意識已漸人人心，利用社區服務網絡以及相關資源解決養老問題，成為眾所關注的突破口。社區福利居家養老在我國是一個全新的概念，它是指以社區服務機構為依托，以“居家養老，社區服務”為內容，利用社區服務網絡資源與現代化的溝通手段，將社區服務深人到老年人家庭，為居家老人提供各種類型的助老、為老福利服務，是社區服務與家庭養老相結合的現代化養老模式。我國應該進一步推薦社會養老保障社會化，建立起一個以家庭服務為基礎，社區服務為依托，社會保障機構為補充，投資主體多元化，服務對象社會化，服務方式多樣化，服務隊伍專業化與志愿者想結合的社會保障發展格局。
非營利組織與社區之間有著自然的聯系，非營利組織參與社區的形成和發展。非營利組織與社區特性上的共通性使得非營利組織的形成與社區的形成是同步的，而在社區形成之后的發展過程中，非營利組織又進一步融合居民，整合社區意識來整合社區。首先，非營利組織與政府之間可以資源互補，彼此合作，政府擁有金錢和權力，而非營利組織可以提供服務，因此，非營利組織可以成為政府與社區居民之間進行溝通與交流的橋梁。其次，非營利組織有利于整合社區參與意識，整合社會資源，推進社區形成和發展，解決社區問題，促進社區流動。最后，非營利組織能夠從民眾的需求出發，為其提供服務，倡導與維護社會正面價值觀，滿足民眾的最高精神追求。社會保障要在社區層次上展開落實，就需要了解社區的特性，了解社區資源整合的有效機制，非營利組織在社區福利保障的提供上以及社區活力的激發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功能。
具體來說主要有一下幾點:首先，要發揮社區中工會的維權作用。工會作為職工自愿結合的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在密切聯系廣大職工、聽取和反映職工的意見和要求、關心職工的生活、幫助職工解決困難、全心全意為廣大職工服務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通過工會來維護農民工的正當權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單個工人與資方打交道的弱勢地位，增強談判能力。在20世紀90年代初，在深圳等地，農民工就試圖組織工會;2002年，浙江溫州，也曾經成立過農民工工會。2003年8月中華全國總工會明確表示，“一大批進城務工人員成為工人階級的新成員”，所有離開家鄉進城務工的農民均可以加人其在各地的分支機構，成為工會會員。隨著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化和市場化進程的加快，工會能夠更好的發揮作用，維護農民工的各種權益，為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的順利運行營造良好的氛圍。其次，要大力發展社區中介組織的作用，為農民工的就業、居住、生活提供必要的服務和幫助，幫助農民工找到在城市中的歸屬感。再者就是發揮社區中非營利組織的籌資和培訓能力，為農民工進行社會保障籌集社會閑置資金，提供有針對性的、貼切的就業培訓，更好地為農民工服務。
社會教育原則范文4
關鍵詞：青少年；社會教育；青少年家長；職業類型
中圖分類號：G77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6917（2016）03-0211-05
青少年是祖國的未來。對青少年實施必要的社會教育，是完善青少年人格、培養勇于擔當品質的重要手段。大部分青少年還處于求學階段，他們處于家長的嚴格管束之下，其活動也還受制于家長，因此，青少年家長在青少年社會教育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青少年家長不僅在家庭教育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而且還承擔著青少年社會教育的職責，這部分職責不屬于家庭教育而是社會教育的主要組成部分。從家長的視角對青少年社會教育問題進行探討，可以為解決青少年社會教育問題提供新的思路。
一、社會教育、青少年社會教育意涵
“青少年社會教育”是“社會教育”的下位概念。社會教育的內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由于“社會”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廣義的社會教育是指教育對象所受到的一切教育的總和，現在所說的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都被囊括其中，“社會教育”幾乎等同于“教育”。對于這一點，學界的觀點基本一致。就此而論，“社會教育”一詞雖發軔于近代，但社會教育本身則早已伴隨人類社會的出現而出現，古代的“教化”便是一種重要方式。對狹義上的社會教育的界定，由于視角不同，對其的理解也不完全一致。王雷從社會教育的功能角度，將社會教育概括為：“國家和社會公共團體在學制系統以外，為了提高國民的素質，利用一切文化教育設施，對全體國民所進行的一種教育”[1]，這一概念雖指出了社會教育的功能是為了提高國民素質，但對實施社會教育的主體界定卻比較狹窄。與此相對應，侯懷銀和張宏波將私人教育機構也作為社會教育的主體之一，認為：“社會教育是指由政府、公共團體或私人所設立的社會文化教育機構對社會全體成員所進行的有目的、有系統、有組織、獨立的教育活動”[2]。但此概念對社會教育的界定過于寬泛，實與廣義的社會教育無異，也就無法和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相區分。佘雙好在追溯國內外社會教育發展的基礎上，從社會教育和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相比較的角度，認為：“社會教育是與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相對應的，區別于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的促進個體社會性發展的教育活動的總和”[3]。這一概念指出了社會教育與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不同，卻沒有對社會教育的主體進行明確，因此也不盡完善。在借鑒前人觀點的基礎上，我們認為：社會教育是不同于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是為了促進社會成員的社會性發展和社會進步，由政府、公共團體、社區、私營社會文化教育機構等機構對全體社會成員所進行的有目的、有組織的、系統性的教育實踐活動。這一概念包含幾個方面的內容：社會教育是一種與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完全不同的教育形式，其目的是為了促進個體的社會性發展；社會教育的主體是多元的，可以是政府、公共團體、社區，也可以是私營教育機構；社會教育的對象是全體社會成員；社會教育可以采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生活的等多種方式。對“社會教育”之內涵進行明確之后，進而我們認為：青少年社會教育是指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所受到的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之外的、根據青少年的個性特點所進行的一切社會教育活動的總和，即教育性社會經驗的總和[4]，包括青少年人際關系、交往技能、自尊與尊人、自我認知、健康護理等多方面知識與技能。那些在學校教育之外進行的、以提升青少年的學業成績為目的的活動，如特長班、補習班等教育形式，實是學校教育的延伸，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青少年社會教育。
二、研究設計
本文研究所用數據來源于2014年9—10月份對武漢市江岸區部分青少年家長進行的調查。調查采用多段抽樣（MultistageSampling，即分段抽樣或多級抽樣）的方法，首先從參與暑期項目的13個街道中隨機選出8個，再對所選街道的全部社區進行調查，按照不大于1∶5的原則，隨機對參與項目的青少年的家長發放問卷，每個街道發放的問卷在50-100份之間。調查共發放問卷650份，回收問卷545份，36份無效問卷被剔除后剩余有效問卷509份。就有效樣本來看，性別方面，男性219人（43.0%）、女性291人（57.0%）；年齡方面（均為30歲及以上），30-39歲287人（56.4%）、40-49歲163人（32.0%）、50-59歲47人（9.2%）、60歲及以上12人（2.4%）；職業方面，公務員26人（5.1%）、事業單位人員55人（10.8%）、國有企業人員70人（13.8%）、私營企業人員136人（26.7%）、社會團體人員68人（13.3%）、農民11人（2.2%）、軍人34人（6.7%）、離退休人員29人（5.7%）、其他人員80人（15.7%）。總體而言，本次調查的男女比例接近1∶1，年齡范圍以30-49歲為主（合計88.4%），涵蓋不同的職業類型，樣本特征較為合理。為了便于研究，我們將問卷中的數據輸入SPSS18.0軟件，并運用交叉分析法，探討與青少年社會教育相關的一些問題是否受家長的性別、年齡、職業類型等因素的影響。
三、統計結果分析
（一）家長最關心青少年的事項分析
通過對家長關注青少年事項的考量，可以推知青少年家長對青少年成長的整體態度。當問及“您最關心孩子的哪一方面”時，47.3%的家長選擇了“心理健康”，這一比例遠遠高于對學習成績的關心程度（23.8%），還有22.2%的家長最關心孩子的“身體素質”（見表1）。幾年前，有學者曾對武漢市的46所中學和10個社區進行了調查，調查顯示有43.5%的家長整天圍著孩子的分數轉[5]，這種狀況在這里并沒有得到驗證。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明，家長的觀念已有所轉變，逐步注重孩子的健康成長。與這一轉變相印證，當問及“您最愿意讓孩子參加的校外活動”時，近半數（48.9%）的家長選擇了“綜合素質拓展訓練”，其次20.4%的選擇了“郊游參觀”，與課業學習直接相關的“特長培訓”位于第三位（15.9%），最后是“各種比賽活動”（14.8%）。這進一步說明，現在的青少年家長不再僅僅關注青少年的學業成績，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獲得綜合素質的提升。不同年齡、性別、職業類型的家長對青少年的期望是否不同呢？我們將年齡、性別和職業類型分別與“最關心孩子的方面”進行了交叉分析，所得的p值分別為0.129、0.447和0.266，均大于0.05，也即年齡、性別和職業類型對青少年的期望的影響并不顯著（限于篇幅，不在此報告交叉表的詳細結果），說明青少年家長思想的轉變不是個案，而是一種普遍現象。
（二）社會教育對青少年的影響分析
社會教育是教育系統（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和學校教育）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對青少年的身心發展、樹立正確的社會觀與人生觀有重要意義[6]。當問及社會教育對青少年的影響時，統計結果如表2所示：49.1%的家長認為社會教育和學校教育一樣重要，31.0%的家長認為有一點兒影響，只有1.0%的家長認為社會教育對青少年無關緊要。這說明被調查者對社會教育重要性的認知度還是比較高的。對社會教育的“重視”僅僅代表一種觀念上的行為，思想只有與實際結合起來，才能真正發揮社會教育的作用。當問及在自己的孩子受教育過程中，社會教育、學校教育、家庭教育這三方面的結合情況時，59.3%的家長認為是“學校教育占主導，適當融合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12.4%的家長選擇了“學校教育為主，家庭教育次之，沒什么社會教育”，更有6.3%的家長認為這三者“基本沒有結合”，認為將社會教育、學校教育、家庭教育“三者結合良好”的家長僅有21.4%，還有0.6%的家長選擇了“其他”?？梢?，盡管大多被調查者都認為社會教育對青少年成長非常重要，但在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的結合方面，卻又缺乏應有的重視。是否不同的家庭將這三種教育結合的程度不一樣呢？和前面分析“最關心青少年的方面”時的思路相同，我們也將年齡、性別和職業類型等三個變量分別同社會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的結合程度進行了交叉分析。由于性別和三種教育的結合狀態不相關（p=0.059>0.05），本文只報告年齡、職業類別和社會教育、學校教育、家庭教育三者結合程度的交叉分析結果（見表3和表4）。由表3可以看出，自三者“基本沒有結合”直至“三者結合良好”這幾種狀態，30-39歲的青少年家長所占的份額都最大，但隨著青少年家長年齡的增長，所占的比例有下降的趨勢，換言之，青少年家長的年齡越大，則青少年社會教育、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的結合度越低。以“三者結合良好”為例，30-39歲、40-49歲、50-59歲、60歲以上這四個年齡段所占的比例分別為11.6%、7.9%、1.2%和0.6%，下降趨勢更為明顯，50歲成為一條重要的分界線，50歲以下的家長和50歲以上的情況差距很大。這一結果的原因可能是，年齡越大的家長，其思想觀念相對越落后或保守，最終造成了這種差異的產生。因此，可以這樣認為，在實際生活中，青少年家長對青少年社會教育的重視程度還不夠，年齡越大的家長，重視程度越低，這些家庭的青少年也更缺乏必要的社會教育。表4的p<0.01，說明所比較的變量之間的影響非常顯著。由此進一步發現：適當融合社會教育及三種教育形式結合良好的青少年家長均為私營企業的員工，這一現象的可能原因是，私營企業工作壓力較大，他們對孩子的期望值也就非常高，在教育孩子時也更加注意孩子的全面發展，以期讓孩子以后不再從事這種辛勞的工作，實現“鯉魚跳龍門”之夢。在三者結合良好的家長中（在“基本沒什么結合”以及“學校教育占主導”兩種狀態中也是如此），農民家長所占的比例最低（僅為0.2%），在這幾種職業類型中，農民的文化層次比較低，因此可以這樣推測：文化程度高的青少年家長相對而言更加重視、也知道如何對自己孩子進行必要的社會教育。當然，農民家庭青少年的社會教育在這幾類人群中相對較差，也可能有經濟上的原因，即相對于其他人群，農民也沒有太多的經濟能力讓自己的孩子獲得社會教育方面的提高。但由于問卷中沒有涉及經濟問題的題目，這里只能猜測，其真實性還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進行驗證。一個有趣的發現是，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孩子這三種教育基本沒有結合的比例最高（1.7%），作為公務員的家長也不太重視青少年的社會教育，這和通常的觀念并不相符，其中的原因還有待后續研究進一步厘清。
（三）社會教育的提供方式分析
青少年社會教育服務是公共服務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新的形勢下，這種公共服務的提供方式是否能夠多元化呢？如果多元化，是否會得到公眾的認可與支持呢？當問到“青少年社會教育是現代社會教育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下列幾種提供青少年社會教育的方式中，您認為最好的是什么”時，53.2%的被調查者認為可以采用政府購買的方式，由各種社會力量代政府提供，只有30.5%的被調查者認為須由政府直接提供，還有8.6%的被調查者認為可以自己找機構（見表5）。這說明對被調查者而言，社會教育的供給方式是可以多元化的，政府完全可以不再是這種服務供給的唯一主體。這一點在后續的問題中得到了進一步證實。在問及對“無論是政府直接提供青少年社會教育，還是由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只要能最終達到對青少年教育的效果即可，提供方式本身并不重要”的態度時，48.3%的被調查者表示贊成，23.8%的表示比較贊成，11.6%的表示非常贊成，這三者的比例之和（83.7%）遠遠高于對此持“非常不贊成”（2.9%）與“比較不贊成”（13.4%）態度這兩者之和（16.3%）（見表6）。這一項的平均值為3.28，也可看出青少年家長比較贊同青少年社會教育服務供給主體多元化。這進一步說明，在青少年社會教育服務提供的提供方式上，公眾正逐漸擺脫對政府的依賴，公眾注重的是服務的效果，而不是具體的提供方式。對于青少年家長贊同青少年社會教育服務的提供主體多元化的原因，可以從另外一道題目中體現出來。當問及對“由具備一定條件的社會力量為青少年提供社會教育，與政府直接提供比較起來，專業性更強，效率也會更高”的態度時，6.3%的被調查者表示“非常贊成”，26.0%的表示“比較贊成”，48.7%的表示“贊成”，“非常不贊成”與“比較不贊成”之和不到兩成（19.0%）（見表6）?？梢?，在此問題上，青少年家長的意見也是比較統一的，大都認為由社會力量提供會優于政府。
四、結論與討論
首先，青少年家長處于“理性的無知”①狀態：青少年家長對于社會教育的觀念發生了變化，逐步認識到了社會教育對青少年健康成長的重要性，但在實際中卻又不將社會教育置于應有的地位。從前面的分析可知，青少年家長所關心的已不再單純是青少年的學習成績，心理健康、人際關系等成為新的關注點，也認識到社會教育對塑造青少年健康人格的重要作用，但卻又沒有將社會教育和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很好地結合，盡管也出現了不同年齡段、不同職業類型的青少年家長的孩子社會教育與其他兩種教育結合程度不同的狀況，但整體而言，社會教育還處于附屬于學校教育的尷尬境地。其次，青少年社會教育的提供方式可以多元化。多數青少年家長認為青少年社會教育服務的提供，服務效果重于服務形式，故可不以政府為主導，只要社會組織的專業性較強，有相應的資質，口碑好，具有公益性①，那么政府可以通過政府購買的方式，由社會組織代政府為青少年進行社會教育。這種由社會組織提供服務的方式，較政府直接提供會更有效率。針對上述問題，從現實的角度看，以下兩個方面是要著重予以考慮的：一方面，進一步加強對青少年家長關于青少年社會教育重要性的引導與支持。盡管現在的青少年家長對青少年社會教育已經有了相當的重視，但還大都停留在觀念的層面，意識通過實踐才能轉化為生產力，才能真正有助于青少年社會教育狀況的改善。青少年家長“理性的無知”的原因應該與目前青少年面臨巨大的學習、升學等的現實壓力有關，因為我們國家在倡導素質教育很多年之后，“應試教育”的影響仍然很大[7]。政府還應該加大對青少年家長，特別是年齡較大、文化層次較低的青少年家長的引導力度，進行有關青少年社會教育重要性，如何加強青少年社會教育，如何實現學校教育、社會教育與和家庭教育良好結合，并采取必要的措施，提升這些家庭的青少年的社會教育狀況，比如建立這些家庭青少年的數據庫，讓這些青少年和社會教育較好的青少年結成幫扶對子，定期為這些青少年組織有針對性的社會教育活動等。同時，各種媒體也應依據不同的歷史主題就青少年社會教育問題對青少年家長進行不同的扶持與指導。另一方面，大力推進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青少年社會教育服務工作。由于大多數青少年家長比較認可青少年社會教育服務供給主體的多元化，那么，購買社會教育服務就不僅是政府轉變職能的一種方式，更是順應民意的行為。為此，政府可以積極探索，大膽嘗試，積極引導社會力量參與青少年社會教育活動。在購買青少年社會教育服務方面，一些地方已開始了嘗試與探索，并形成了幾個有代表性的項目[8]，已經有了一些可供借鑒的經驗。但有一點還應該明確，不論是政府直接提供還是委托社會力量提供，一定要由政府對具體的社會教育項目內容進行掌控，也即政府的掌舵人角色務必予以保障，以確保社會教育的本原屬性不變，并保證所購買項目的持續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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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教育原則范文5
【關鍵詞】幼兒社會教育 職業準備 教育能力 學前教育
【中圖分類號】G45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810（2013）25-0006-02
教育具有強大的力量?？ㄎ鳌の鲓W多·雅斯貝爾斯說：“我們的安全掌握在原子強國的手中，但是我們的道德政治和精神的未來，以及歷史上作為民族存在的價值，則掌握在我們自己的手中。因此國家所能做的一切，以及將來仍然最具有政治意義的事，還是教育。教育所要喚醒的是人的潛在本質，能讓兒童逐漸認識自我、認識知識和探索道德?！蹦m也指出，教育應該對人格的自我形成和學會成為公民做出貢獻，而在一個民主制度中，公民是通過他與祖國休戚與共的關聯以及對祖國的責任來確定的。社會教育不能代替全部的教育，但是在人生的幼兒階段，社會教育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幼兒時期的社會教育能夠使兒童真切地體驗到公民的責任和義務，它是一種陶冶情操的教育、做人的教育和生活的教育。鑒于此，幼兒教師在進行這方面教育時，應具備以下職業素質：
一 樹立科學的幼兒社會教育觀
不管是幼兒園一線的教師，還是將來要從事幼兒園教育的準教師，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樹立起科學的幼兒社會教育觀。幼兒社會教育觀，是指對于幼兒社會教育活動開展的基本觀點，如對幼兒社會教育目標價值取向的認識、對幼兒社會教育活動性質和任務的認識，以及對于幼兒社會教育規律的把握等。
1.成人支持下的發展觀
兒童社會性、人格的健康發展需要成人提供良好、適宜的教育環境。高質量的幼兒教育對幼兒社會性、人格的發展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實踐證明，幼兒時期適宜的社會性教育能夠有力地促進幼兒社會交往能力、愛心、責任感、自控力、自信心和合作精神等社會性、人格品質的發展，接受了適宜社會性教育的幼兒以上各方面發展水平都要顯著高于沒有接受過類似教育的幼兒。相反，不良的幼兒教育則容易使幼兒形成消極的社會性及人格品質。對早期教育環境中缺乏成人的關愛與發展支持、缺乏情感互動與交往引導的幼兒更容易出現孤僻、冷淡、退縮、依賴、攻擊性及破壞性強等適應性不良問題，嚴重的可能會產生情感、人格方面的障礙。
因此，在幼兒社會性發展的重要時期，環境和教育影響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教師，作為幼兒成長過程中的引導者，
必須具有自覺的教育意識、樹立堅定的教育信念，給予幼兒適宜的物質支持和精神支持，促進其社會性不斷發展。
2.成長取向的目標觀
受我國傳統應試教育的影響，知識學習的教育目標觀在幼兒教育中還較為流行。反映在社會教育領域就是重視規范和規則的學習，對于形式的追求遠勝過內在品質的培育。實質上是沒有給社會教育以應有的地位和尊重。傳統意義上的知識學習強調的是幼兒外在行為的改變，它更傾向于追求量的累積。但對于年幼的孩子來講，更應當保護和培植他們身體及精神的發育成長，把幼兒各方面的潛能挖掘出來，這才是基礎教育的重心所在。
因此，幼兒社會教育的目標應該是成長取向的，成長取向就是社會教育要面向生活，教育要以幼兒的健康成長為主要目的和任務，最終把幼兒培養成全面發展的人。
3.融合視野下的方法觀
這里說的融合包涵三層含義：（1）幼兒身心發展是一個整體，不可分割?？茖W研究表明，幼兒年齡越小其身心素質分化程度就越低，幼兒的身體和心理，以及身心內部各因素之間都相互制約、相互聯系，所以作為幼兒身心發展的外部主導因素——即幼兒社會教育也不可分割。（2）幼兒教育各領域是一個整體，相互滲透。幼兒園課程中健康、語言、社會、科學和藝術五大領域是相對劃分的，各領域的內容是相互滲透的，他們從不同的角度促進幼兒情感、態度、能力、知識、技能等方面的發展。所以幼兒社會教育是和其他領域的教育相互依存和制約的，總是整體作用于幼兒的發展。（3）幼兒社會教育的外在力量是一種綜合的合力。幼兒園的教育離不開家庭、社區以及社會各個方面的合作和影響。只有當幼兒園的教育與其他方面的教育形成合力的時候，幼兒才會得到真正意義上的發展。
因此，幼兒社會教育反對狹隘的教育觀，應懷有一種寬廣的教育視野，整合各方面的教育力量，融教育于幼兒的生活，促進幼兒全面發展。
二 掌握廣泛的相關知識
作為一個促進幼兒社會性發展的教育工作者來說，需要掌握許多相關的知識。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1.有關自我的知識即教育者的知識
幼兒教師首先必須對自身有一個清晰的了解和客觀的評價。包括對自身的文化素養、興趣愛好、態度能力、經驗積累等方面有一個明確的認識。這種自身的社會性發展的知識有利于教師在接受新事物、新理念時，正確作出判斷，有針對性地補充自身的不足，有利于教師在組織教學活動時客觀地評價自己的教學行為，不以自身的喜好去影響孩子的學習。
2.有關幼兒的知識即學習者的知識
幼兒教師面對的是3～6歲甚至0～3歲的嬰幼兒，幼兒所處的年齡段決定了他們的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幼兒階段是人一生中發展最為迅速的時期，許多能力的關鍵期都在這一年齡段形成。因此，作為專業的幼兒教師，必須對其教育的對象有一個全面深入的了解和認識，掌握孩子的生理、心理發展特征及認知特點，尤其是要全面吃透幼兒社會性發展過程中的各種規律、因素，以及依據《幼兒園教育指導綱要》和《3～6歲兒童學習與發展指南》的指標要求，有針對性地組織各種社會教育活動。
3.有關社會教育方面的知識
幼兒社會教育與其他領域的教育有著緊密的聯系，因此，教育者應具備關于教育的一般的原理、原則、規律和方法方面的知識。但社會教育又有其自身的特性，正確理解和掌握幼兒社會教育的內涵、目標和內容；幼兒社會教育的方法和途徑，還有影響幼兒社會性發展的各種因素及其幼兒社會性發展的相關理論知識等都是進一步學習所必須要掌握的。
三 提升教育能力
教育能力的內涵很廣，這里主要是指進行幼兒社會教育活動時應該直接具備的基本能力。
1.開發和利用生活資源的能力
幼兒園社會活動的開展離不開幼兒鮮活的生活世界。深刻把握幼兒的生活是進行幼兒教育的前提。幼兒的生活包括主體外生活和主體內生活。主體外生活主要是指文化習俗、環境氣候、政治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影響兒童時而產生的生活；主體內生活主要包括教師、幼兒（自己）、同伴、幼兒園等因素在互動時而產生的生活。教育者應能借助自身的教育智慧，綜合各方面的條件，深刻挖掘各種資源教育價值的能力。使幼兒社會教育成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2.教育活動的組織能力
教育者能根據教育教學的基本法則和幼兒的具體情況，對教育活動進行科學的籌劃與安排，并能根據設計方案熟練實施教育活動的能力。教育活動是流動的、變化的，因而活動的設計不是靜態的、程序化的，而是以幼兒為本，充滿人文關懷的。幼兒是活力四射、具有豐富個性的，因而活動的開展不是照本宣科、一成不變的，而是適應個性要求、合理生成的。
3.教育研究的能力
教育研究能力是指對教育現象和問題進行分析和綜合，并能使問題得以解決的能力。它是教師提升自己的專業水準、創造優質教育的保障。在幼兒社會教育的過程中，教師會面臨許多的問題和挑戰，如何使社會教育順利進行，如何使幼兒能健康發展，最終依賴于教師解決問題的品質。如需要教師細致的觀察幼兒的能力、敏銳的發現問題的能力、科學有效地解決問題的能力等，都需要教育者進行研究性的工作和在工作中進行研究，從而不斷使幼兒快樂、幸福的成長。
參考文獻
[1]雅斯貝爾斯.什么是教育[M].北京：三聯書店，1991
社會教育原則范文6
《漢書》上明確記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官，自文翁為之始云。”［2］319由此可見，漢代文翁之前，中國的地方郡國并沒有“公立學?！?，進而回溯漢代之前的歷史，亦未出現過這樣的學校。因此，“文翁興學”乃中國教育史上最早的官方辦學舉措，開創了地方政府興辦“公立學?！敝群?。同時，文翁也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位校長”。他的興學舉措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遺產———成都石室中學。從古代的“文學精舍講堂”(公元前141年)、“文翁石室”，到近代的“錦江書院”(1701年)，再到現代的“成都府師范學堂”(1902年)及“成都府中學堂”(1904年)，直至現在的“石室中學”，在同一地址連續辦學已達2152年，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不愧為奇跡［3］。
二、“文翁興學”是中國封建社會科舉制和西方文官制度的間接源頭
歷史上，中國封建社會的科舉制度是經由馬可•波羅和利瑪竇等對中西文化交流有重要貢獻的西方人士通過“東學西漸”而傳到西方去的，最終成為西方文官制度的源頭。而作為中國傳統文化核心的科舉起源又如何呢?目前史學界一般認為，科舉制度創立于隋，盛行于唐，發展于宋，最后衰亡于明清。然而，我們注意到科舉制正式誕生之前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孵化時期。而這個時期的開端可一直追溯到中央集權封建國家建立時的秦漢之交。那時候社會的發展對科舉制的訴求已然提出，這是一種政治、文化一體化的訴求。換句話說，就是政治與文化的耦合，“官”與“學”的耦合。對此，漢武帝做出了兩點重要的貢獻。其一，獨尊儒術。儒家文化注重教化，倡導“學而優則仕”，將“學”與“官”在思想觀念上進行了耦合。其二，開設太學。太學以儒家文化為教學內容，旨在培養封建統治人才，將“學”與“官”在文化教育實踐中進行耦合。由此政治與文化的一體化得以奠定基礎，在此基礎上產生了察舉制及最終的科舉制。而說到太學的開設，絕不能避開郡縣學。太學作為一種官學，其制度自上而下的制定和實施需要有一個自下而上的事實基礎。而這個重要的基礎就是郡、縣學的創立，這必然要追溯到首創郡縣地方官學的文翁。由此回推至最初所提出的問題，我們可把“文翁興學”確立為中國封建社會科舉制的起點，更是西方文官制度的源頭［4］。
三、“文翁興學”堪稱社會教育的典范
漢代郡國學校以社會教化為宗旨，盡管這里的社會教化與我們今天的社會教育有一定區別，但畢竟也有許多相通之處，換句話說，“文翁興學”是當時的“社會教育”的典范。推行社會教化是漢代設立郡國學校的宗旨，這鮮明地體現在各地立學設教的目的中。如丹陽太守李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于中國，乃為起學校?！彼尉纬疥栭L時，為了改變當地相信“巫鬼”的陋習而“立學校，禁絕祀，人皆安之?！钡胤綄W校既講教化，因此特別重視行禮。漢代的地方學校都有春秋饗射文禮和升降揖讓之儀，成為朝廷推行社會教化的基地。除行禮之外，漢代的地方學校也學習經書。郡太守有的延請名師教授生徒，有的則親自教授講學。從以上論述可知，漢代的地方學校，尚屬草創階段，缺乏明確的管理制度，辦學以推行道德教化為主，學習儒經，注重禮教［5］。而文翁為了改變“蜀地辟陋有蠻夷風”的狀況在蜀地興學，成效顯著，“由是大化，蜀地學于京師者比齊魯焉”，使得“至今巴蜀好文雅”，堪稱社會教化的杰出代表。
四“文翁興學”對當代中國社會教育的現實意義
“文翁興學”作為漢代，甚至中國古代歷史上以社會教化為宗旨的重大教育活動，以其舉措的先創性、可行性，及成效的顯著性，對我們今天的社會教育依然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仍有值得我們學習借鑒的地方。
(一)充分重視社會教育的特殊作用
文翁以社會教化為宗旨，積極在蜀地興學，最終使得當地從“有蠻夷風”而化為“好文雅”，這直接體現了社會教化的重要作用。同時也啟示我們的政府和社會必須重視社會教育所具有的其他教育形態不可比擬的特殊作用:第一，社會教育直接面向全社會，又以社會政治經濟為背景，它比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具有更廣闊的活動余地，影響面更為廣泛，更能有效地對整個社會發生積極作用。第二，社會教育不僅面對學校，面對青少年，更面對社會上的成人勞動者。這不僅可以彌補學校教育的不足，滿足成年人繼續學習的要求，有效促進經濟發展，還可以通過政治、道德教育，促進社會安定與進步。第三，社會教育形式靈活多樣，沒有制度化教育的嚴格約束性。它很少受階級、地位、年齡、資歷限制，能很好地體現教育的民主性。第四，現代人的成長已不完全局限于學校，必須同社會實踐相結合。施行社會教育更有利于人的社會化?？傊鐣逃诂F代社會里的意義更加重要，是現代社會的龐大教育體系中不可忽略的部分。
(二)充分利用各種社會教育機構，發揮它們應有的作用
《華陽國志》中記載:“始文翁立文學精舍講堂作石室，一作玉室，在城南”［6］。這就是中國的第一所公立學?！窨たW。后人又把這所學校稱為“文翁石室”。經過兩千多年的發展演變，現在這所學校已成為“成都石室中學”，依然在發揮著它的教育作用。要進行社會教育，各種社會教育機構是一個重要的基礎。只有充分利用這些教育機構，發揮它們應有的作用，讓社會教育中的受教育者廣泛參與其中，才能取得社會教育的預期成效，使更多的人接受更好的教育，從而提高國民素質，改善社會風氣，促進社會和諧。我們國家現在缺少的不是社會教育機構，而是社會教育機構的利用率和受教育者的參與度。隨著現代教育事業的發展，全社會對教育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應該有新的認識，社會教育不再只是學校的事情，社會各相關組織都有責任和義務為社會成員提供教育服務。因此，政府、學校及社會相關組織團體應該明確自己在社會教育中擔負的重要責任，并切實履行職責，努力提高各種社會教育機構的利用率，提高受教育者的廣泛參與度，進而充分發揮社會教育機構在文化素質教育方面應有的重要作用。
(三)充分關注社會教育中的教育公平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