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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學的范圍與方法范文1
（一）現行的政治經濟學教材及其內容存在的問題
1.教材內容陳舊且雷同
目前，國內高校所使用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大致可以分為經濟學系列教材和自主編寫教材兩類。如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經濟學系列教材中的《政治經濟學教程》屬于前一類教科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張豐蘭主編）則屬于后一類教科書。就教科書的內容安排而言，雖然個別章節順序有所不同，但總體上依然沿用著傳統教科書的內容，特別是對馬克思經濟理論精髓的闡述部分，基本上依然沿用著對經典理論邏輯的原始解讀，對其理論的最新發展以及理論創新內容還很少見。即便有學者對相關問題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由于缺乏系統性，這些研究更多的是作為研究論文或專著的形式出現，而沒有在現有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體現。故而，現有的政治經濟學教材存在著內容陳舊且雷同的問題，這成為制約和影響政治經濟學教學有效展開的客體障礙。
2.教材內容與實踐缺乏聯系
由于教材內容陳舊且雷同，教師基本上是按照教材的體系以及內容來展開課程活動，這就出現了課堂講授的理論內容與學生們在實踐中能夠感受和接觸到的現實無法有效對接的問題，即出現了理論學習與實際應用“兩層皮”的現象。為各高校普遍使用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每隔幾年就會再版，而新版的教材除了在個別地方增加一些簡單的閱讀材料以外，與舊版本的教材在實用性上沒有本質的區別。即出現了教材版本很新，但教材內容與實踐脫節的問題卻始終存在。
（二）教師在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在當前的政治經濟學教學中，教師依然在教學中處于主導地位。教師的講授方式與課程的考核方式對政治經濟學的教學質量會產生重要的影響。
1.教學方式單一且運行效果不佳近年來，隨著計算機及互聯網技術的廣泛應用，各大高校紛紛倡導教師應用多媒體教學手段來展開政治經濟學課程的教學，力圖通過先進的教學工具提升教學質量。但在教學過程中，新的教學工具的使用并沒有直接促使教學質量與效果的提升，加之教師們對多媒體教學技能掌握的程度不高，使得應用這一新的教學工具對教學質量的提升力度并不大，先進教學方式的應用蛻變為變相的“照本宣科”。在教學過程中，各種教學方法合理應用也是教學方式有效運行的重要方面。在當前政治經濟學的教學中，被提到的最多的就是案例教學法，但受到教師理論基礎薄弱與科研能力不強的限制，能夠很好的應用案例來講解理論的教師在普通高校中還不多見。而借助于多媒體技術的傳統教學方式無法改變政治經濟學理論邏輯性強、相對抽象的固有特點。這也使得政治經濟學在單一教學方式下教學效果不佳。
2.考核方式單一限制教學活動靈活展開隨著教育部學分制的推行，政治經濟學課程的教學課時被壓縮，使得大量的教學內容被壓縮在有限的時間內講解，增加了教師課堂授課的壓力。與此同時，學分制下推行的教考分離制度，使得考試環節反過來制約教師的課堂活動。教考分離制度執行以后，的確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教師教學的質量。但這也使得教師在講授課程的過程中更多的要考慮學生最終考試問題，形成了盡量在有限的課上時間講解考試將會涉及到的重點內容，而不是按照現實經濟發展中理論的實際應用程度來講解。
（三）學生在學習中存在的問題
從教學環節的展開來看，學生是教學活動的對象，學生對理論掌握的好壞也是衡量教學活動成功與否的重要標準。但在政治經濟學學習的過程中，學生存在著積極性不高，學習效果不佳等問題。
1.學習積極性不高學生學習政治經濟學積極性不高的原因是多方面，但從課程本身來說，可以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一是認識上的誤區。由于不了解政治經濟學的學科性質，很多學生，特別是理科學生，往往將政治經濟學簡單的理解為“政治＋經濟”，并通過死記硬背的方式來學習。這種認識上的誤區極大的影響了學生學習這一基礎理論經濟學的積極性。二是理論抽象，短時間內難以完全理解。政治經濟學是一門基礎的經濟學理論，其內容中更多的論述的是經濟社會發展現實背后所隱藏的各種原理和規律，相對較為抽象。雖然從整個社會的歷史發展來看具有重要且持久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但作為初學者，在短時間內很難體會基本理論所具有的持久魅力。三是與其他專業課相比，實用性不強。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邏輯性強，且分析與敘述方法也較難掌握，對其有效應用需要在學習基本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的思考與鍛煉，這使得學生在不能快捷有效的應用理論的同時，認為這一課程對自己后續的學業乃至就業沒有太大助益，故而不重視課程的學習。
2.學習效果不佳學生在政治經濟學課程學習過程中，除了學體積極性不高方面的問題在，還存在著學習效果不佳的問題。首先，學生們在政治經濟學的考試中成績普遍不高。由于教材、教師以及學習態度、方法等方面的問題，學生們在本門課程的期末考試中成績普遍不理想。就筆者所在的高校而言，歷年都有五十幾個班級參加考試，大部分同學的成績是介于60~80分之間，同時還有相當一部分同學不及格。而成績在85分以上的學生數目相對較少，90分以上的更是寥寥無幾。其次，學習完相關理論后并不能相對較好的將理論應用于現實問題的解釋中。由于學生們學習本課程的主要動機在于通過考試，因而考試及格成為學生們學習的最高目標，這使得其在學習過程中主要注重知識點，特別是重點內容的機械學習與記憶，對理論內容掌握的系統性和深度不夠，進而也就不具有將理論應用于現實的能力和潛力。第三，不能很好的將政治經濟學理論與其他課程知識有效的融會貫通，使得對政治經濟學這一基礎理論學科的學習流于形式，未能在培養學生經濟學理論修養方面體現應有的價值和作用。
二、改進政治經濟學教學工作的措施
鑒于上述政治經濟學教學過程中存在的諸多問題，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進行改進。
1.改進政治經濟學教材質量，改革教材內容
政治經濟學一經產生，就成為極具批判性和發展性的科學理論。作為展現政治經濟學核心理論的政治經濟學教材，也必須堅持和傳承政治經濟學的這一優良傳統，在批判的繼承和發展馬克思經典經濟學理論的基礎上，將其理論的有益成果切實用于解釋我國及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現實，使馬克思的經濟學理論存活于不斷變化的現實世界之中。相應的，應將上述理論成果充實于現有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構成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教學內容。此外，在政治經濟學的內容安排方面，應不斷的提高政治經濟學教材的內容更新率以及更新頻率。只有這樣，才能更好的將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及其理論的應用和發展展現于學生面前，從教學客體方面且提高政治經濟學的教學質量、效果，鞏固政治經濟學的基礎地位。
2.深化教師理論功底，創新教學方法
在當前以及今后一段時間內，教師在政治經濟學教學中將依然占據著主導的位置。因此，提升授課教師自身的理論學習和研究能力，將是走出當前政治經濟學教學困境的主要出路。一方面，可以通過研討會的方式，定期的組織授課教師對政治經濟學中的重大理論問題進行研究與討論，集教師群體的力量來提升教師的理論功底；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制定相對客觀合理的科研任務，來督促和助推教師更為積極深入的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在相應的獎懲措施下，逐步培養教師依托教學不斷進行理論研究的學術習慣和氛圍。此外，在增強教師理論功底的同時，還需要不斷的創新教學方法。大部分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常常使用案例教學法、啟發式趣味性教學法、形象性教學法等方法來提升教學質量與效果。但在應用過程中，還存在著應用單一、范圍有限、深度不夠等問題。因而，教師在不斷的提升每一種教學方法應用深度的同時，還應更加注重將多種方法統籌起來綜合運用，在此過程中才能更好的彰顯不同教學方法的優勢，形成全新、立體、動態的教學方法。當前國內高?；旧隙寂溆卸嗝襟w設施，這為實施上述多元化教學方法提供了物質上的保證。通過多媒體教學方式，可以在課堂教學中為學生更為動態化的展現馬克思邏輯性極強的基本理論，展示更多的案例材料，同時還可以配以聲音、圖像，以增強政治經濟學課堂學習的趣味性。
3.改革考核方式，提高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政治經濟學的范圍與方法范文2
政治經濟學是一門強調科學抽象力的學科，要求培養學生們的抽象思維能力。在大學本科的《政治經濟學》課程學習中，學生們特別是理科背景的學生面臨著較大的學習困惑和壓力。要做到促進學生對相關知識點的理解、增強學生們在學習過程的收獲感，則需要“力求說得盡量簡單和通俗”①。對此，在政治經濟學教學中合理運用數理政治經濟學的相關成果，無疑是實現政治經濟學課程“簡單和通俗”，進而提升政治經濟學課程趣味性和說服力的重要途徑。實現數理政治經濟學的“研教轉化”，實現“以研促教”，重難點是在確切把握相關思想的前提下，遵循適度性、實用性的原則，通過對數理模型相關理論成果的甄選、轉化、引入和運用，明晰知識點的難易層次和教學對象的層次，構建政治經濟學教學中數理模型運用體系。
一、現有數理政治經濟學的學術體系分析
在數理政治經濟學方面，以吳易風、丁堡駿、白暴力、張忠任、陳恕祥、馮金華、馬艷、張銜等為代表的國內學者，在批判吸收波特凱維茨、斯威齊、森島通夫、羅默等國外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積極運用各類數理模型來科學表達政治經濟學中的數量關系，不斷推進政治經濟學的數量分析②。其中，吳易風、張忠任、馬艷等學者以學術著作的形式，完成了數理政治經濟學的代表性學術體系的構建(見表1.1)。
表1.1數理政治經濟學的代表性學術體系
著作作者體系內容體系特點
《數理政治經濟學》(2006)張忠任商品、價值和貨幣;資本循環、周轉和再生產;資本運行的具體形式;國際經濟過程;幾個理論與方法的問題。以國內兩本優秀《政治經濟學》教材為參考底本，推進了從“研”到“教”的轉化工作;強調對相關理論謬誤的甄別和批判，強調數理表述對原意的遵循;內容覆蓋面廣，對國外相關理論熱點和爭鳴把握全面和準確。
《現代政治經濟學數理分析》(2011)馬艷價值理論模型;剩余價值理論模型;價值轉型理論模型;平均利潤率變動規律理論模型與實證分析;地租理論模型與實證分析;失業理論模型與實證分析;再生產理論模型與實證分析;國際不平等交換理論與實證分析。數理分析廣泛使用了幾何學、矩陣翻書、微積分、差分方程等現代數學工具;運用統計計量方法進行了系統的實證分析;強調對當代現實經濟活動的重新抽象，來加強政治經濟學數理分析的現代性建設。
《馬克思經濟學數學模型研究》(2012)吳易風商品和貨幣;資本和剩余價值;資本主義工資;資本積累及其歷史趨勢;資本的循環和周轉;社會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平均利潤和生產價格;商業資本和商業利潤;借貸資本和信用;資本主義地租;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突出馬克思經濟學數學模型研究，強調數學模型在馬克思經濟學中的工具性和適度性;建立了較為全面的馬克思經濟學的數學體系;以主干性專題來搭建馬克思經濟學數學體系基本框架。
這些代表性體系的構建，無疑都是對政治經濟學數理研究的完善和發展，不僅回應了近年來西方經濟學的相關詰難，而且從數理分析出發進一步論證了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和嚴謹性，具有很強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同時，由于這些學術體系的理論性、科研性很強，具體組成內容在模型的復雜程度、數學工具的選取等方面都有所差異，使得難易程度都有所不同，其中部分難度較大的內容超出了本科階段的學習要求。另外，學術熱點與教學要點并非完全對應。一些重要的學術熱點，并非是本科《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中需充分細致講授的教學要點，比如被譽為政治經濟學“皇冠上的明珠”的轉型問題等。因此，在政治經濟學教學中運用數理模型，需要我們基于數理政治經濟學的學術體系，構建本科政治經濟學教學中的數理模型體系。
二、政治經濟學教學中數理模型體系構建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一)文字敘述與數理分析的主次關系
正如吳易風教授所說，數理分析有助于使得復雜問題簡單化，也能夠解決一些語言文字無法解決的經濟學問題③。比如，在地租理論中，政治經濟學教材常提到“土地的價格與地租額成正比，與利息率成反比”，這一知識點如果不結合數理分析將很難理解。
但是，政治經濟學采用的基本分析方法是哲學思維方法，主要運用的是科學的抽象法。在現實中，數學方法和語言文字一樣，也不能解決所有經濟學問題，模型分析容易趨于理想化狀態而喪失科學性。而且，數理分析的過度還會使得教學目標異化，使得授課內容“為了數量化而數量化”。因此，具體到教學過程中，我們依舊要將文字敘述作為政治經濟學知識點講授的主要形式，而數理分析則是次要形式。
(二)數理分析內容的難易差異
數理分析的科研成果不斷豐富和發展，總體而言理論性和科研性都比較強。由于研究熱點本身的深度，以及構建模型和數學工具選取的難度都有所不同，使得一些難度較大的科研成果已經超出了本科階段的學習要求和范圍，難以作為教學內容轉化的來源。比如“轉形問題”，以及相關的狹義或廣義動態轉形模型等，再比如在地租理論中地租虛擬價值模型，在資本循環中的產業資本職能形式數學模型等等。
(三)結合文理背景的分層教學
對于理科出身的學生而言，《政治經濟學》容易給這些學生帶來“學不到東西”、“沒有太多收獲”等感受，使得他們學習興趣下降。如果在政治經濟學教學中加入數理分析的內容，那么很大程度上可以提升學生們特別是理科出身學生的學習興趣。
而且，本著因材施教的原則，在構建政治經濟學教學中數理分析體系的過程中，可以嘗試分層教學操作，對數理分析內容進行劃分。比如，在地租理論中，“地租與地價”的數理分析既適合文科學生學習，又適合理科學生學習。但是級差地租、絕對地租的數量分析，難度和對數學工具掌握的要求略高，可以轉化為面向理科學生的授課內容。在此過程中，結合授課對象的文理背景，形成分層教學格局。
三、政治經濟學教學中數理模型運用的體系構建初探
我們基于《政治經濟學》本科課程的總體講授框架，參考政治經濟學數理模型研究的主要成果特別是代表性學術體系，兼顧數理模型運用應注意的問題，對政治經濟學教學中數理模型運用的體系構建進行如下探索。
(一)商品和價值。涉及交換價值的計算;勞動生產率的計算;生產商品的個別勞動時間、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和價值的數學表達;價值量與勞動生產率的數量關系。
(二)貨幣與貨幣流通量。涉及四種價值形式的數學表達;價值價格的數量關系;貨幣流通的數量模型;修正的貨幣流通量公式。
(三)資本和剩余價值。涉及剩余價值率的分類討論;剩余價值生產中的“西尼耳謬論”和批判;剩余價值與勞動力價值的關系。
(四)資本的循環與周轉。涉及產業資本三種循環形式;預付資本的總周轉測度;總周轉公式的引申;可變資本周轉對剩余價值量的影響;保本點的計算。
(五)社會總資本再生產和市場實現。簡單再生產及其實現條件;擴大再生產及其實現條件;簡單再生產實現條件與擴大再生產實現條件的聯系;實現條件推導中的若干數理分析;費里德曼增長模型簡述。
(六)資本主義的分配。涉及資本主義工資，計時工資與計件工資的數理表達，實際工資增長悖論，工資率與剩余價值率的關系;平均利潤和平均價格，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商業資本參與分配后的平均利潤率測度;土地價格理論模型，級差地租、絕對地租理論模型。
(七)資本主義發展趨勢。涉及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與相對過剩人口形成，對勞動力需求的影響;平均利潤率下降規律的數理分析。
其中，價值量與勞動生產率的數量關系、剩余價值與勞動力價值的關系、保本點的計算、費里德曼增長模型簡述、級差地租和絕對地租理論模型等內容，作為分層教學的內容，主要面向理科學生講授。
政治經濟學的范圍與方法范文3
改革開放前，我國高校在經濟學教學和科研中一貫堅持政治經濟學的主導地位，對一個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是完全正確的、非常必要的，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效。但毋庸諱言，近30年來，政治經濟學這一學科在我國高校呈現出一種被逐步淡化、邊緣化、萎縮以至被取消的趨勢。在我國的許多高校，政治經濟學這門課的課時越開越少，有些學校干脆取消這門課，只開西方經濟學。有一些大學生聽到政治經濟學這個名詞都覺得好笑，甚至一些經濟界的人士都主張把西方經濟學作為我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指導思想，取代政治經濟學的指導地位。筆者認為，政治經濟學在我國的主導地位是不能動搖的，我國高校必須把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核心必修課來開，其理由是:
1.政治經濟學的性質和地位決定的
由三大部分組成，其中政治經濟學是其中主要組成部分，它是建立在哲學基礎之上，也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基石。哲學認為，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運動、變化和發展的，發展是有規律的，規律是可以認識的;人類已經認識了世界變化發展的最一般規律，即對立統一、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規律。用上述哲學的自然觀去研究人類社會歷史，就會發現人類社會也是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對立統一中前進的。馬克思的光輝巨著—《資本論》正是運用其哲學原理，以嚴密的邏輯、無可辯駁的事實論證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產生、發展和走向滅亡，社會主義最終取代資本主義的規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黨和國家才把以政治經濟學為主要組成部分的作為指導思想載人《》和《憲法》。這樣看來，我國高校把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核心必修課來開，是順理成章、理所當然的事。認為經濟學只是為說明資本主義制度必須為社會主義制度所替代服務的，而現在我國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并且是要發展市場經濟，因而經濟學不管用了，要用西方經濟學取而代之了的說法。這是一種十分錯誤的看法。實際上永遠是我們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我們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只能是經濟理論。我們研究和考察任何經濟問題都必須從經濟學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出發，從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盵l1
2.西方經濟理論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指導思想是不行的
“西方經濟學”其實不是一個科學的名稱，按照時下人們約定俗成的理解，指的是西方國家各個時期的主流經濟學，當前特指美國各派的經濟學說及其教材。說得直白一點，眼下在美國暴發的這場危機，從本質上說是美國政府近30年來加速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金融理論和政策造成的。近幾十年來西方經濟學的主要代表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有一個核心思想:反對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相信不受干擾的市場機制是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方式。新自由主義有四大主張:主張實行“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和國家干預的最小化。在金融問題上奉行的是所謂的“有效市場假說”，認為各種資產價格是對該資產所代表的各種信息的完全反映，金融市場不可能產生泡沫。在國際經濟和金融秩序上，提倡自由貿易和資本在國際間的自由流動。因此，一些學者把新自由主義也稱為“完全不干預主義”。上世紀八十年代，新自由主義思潮在美國獲得了支配地位，當時的里根、后來的布什、克林頓、小布什都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一種經濟理論，當它還是以一種學術思想、學術觀點存在的時候，不管其正確與否，它對社會的影響總是不大的。而一旦被決策者所接受，成為制定經濟政策的理論根據時，那它對社會的影響就大了?，F在回過頭來看這次金融危機，在新自由主義思想的支配下，美國政府既大大減少了對市場、尤其是對金融市場的管制，廢除了大蕭條后制定的《格拉斯一斯蒂格爾法》，允許商業銀行涉足證券市場等;又允許私人金融機構涉足以前只有有政府背景的機構才能經營的業務。讓金融資本擁有太多、太大的特權，甚至可以脫離物質資料而獨立循環(俗稱體外循環)，靠自身的流轉實現“增值”(完全違背馬克思關于資本只能在生產過程中才能增值的原理)，當然只能形成泡沫經濟。此次源自美國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后演變成為一場戰后最大的經濟危機)，充分暴露了資本和西方自由經濟理論的實質，使我們對資本的本質以及市場經濟的盲目性、自發性、滯后性等消極功能有了充分的認識，更清楚地認識到市場經濟并不是萬能的，提醒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不能搞市場崇拜、不能以西方的自由經濟理論來指導我們的經濟建設。金融危機也使我們對資本主義西方經濟理論的歷史局限性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從而更堅定了我們在高校開設政治經濟學這門課的決心。依據西方經濟理論制定的經濟政策是不可能很好地規范經濟活動的。這場災難的罪魁禍首是美國，但由于美國是國際金融體系的莊家，在經濟一體化條件下，損失的錢主要是別國的(包括中國)。新自由主義對我國的損害，遠不止這些。所以，為了保衛改革開放取得的偉大成果，為了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繼續推向前進，高校必須開設政治經濟學。
3.只有政治經濟學才能救“市”
所謂“救市”，就是挽救經濟。危機發生后，美國在“救市”對策選擇上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其焦點仍然是新自由主義經濟與凱恩斯主義的較量。結果新總統奧巴馬不得不放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推動一個總額為8250億美元的直接救助經濟實體(指資產階級的大壟斷企業)的刺激經濟計劃。與此相對應，我國的“救市”是以經濟理論為指導，以科學發展觀為導向，堅持以人為本，切實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我國計劃用兩年時間，啟動一個總額為四萬億元人民幣的擴大內需計劃，安排一半用于改善民生。這就是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在“救市”問題上的本質區別。我們可以大膽地預言，從總體上看，從長遠處考慮，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救“市”不可能取得根本性的成功，原因是以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為基礎的經濟制度決定了他們的經濟政策只能以西方經濟理論作指導。說到底，他們是在堅持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還是堅持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之間作選擇。退一步講，即使他們的救“市”取得了暫時性的成效，也只能是治標，是治不了本的。因為他們所采取的一切救“市”措施是在不動搖資本主義制度的前提下進行的，是在維護華爾街那些“肥貓們”根本利益前提下下的賭注。而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經濟政策是以政治經濟學理論作指導來制定的。政治經濟學是以生產關系(即經濟關系)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的。正如當代學者程恩富所說:“馬克思認為，……從發展趨勢上說，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現代財產公有制度比財產私有制度更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和經濟效率的提高，更能夠促進經濟公平和社會公正，這一點與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的認知恰恰相反?！眑2]說具體一點，我們國家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公有制決定了生產目的，這就直接決定了我國政府調控經濟必須從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所以我國與歐美日等資本主義國家在救“市”的指導思想和效果方面是絕對不同的。“從本質上講，我國‘救市’是通過‘救民’達到‘救市’的目的: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解決好民生難題，在推動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的同時，強調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目前，我國將保障性安居工程、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醫療文化衛生教育事業發展、地震災區災后重建、提高城鄉居民收人等工作同步推進，以解決過去在民生問題上的欠賬。這些應對措施極大地解決了民生問題，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理解，又為成功應對危機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基礎?！比@一切，提高到理性的高度來分析，不能不歸結于政治經濟學的功勞。
二、市場經濟條件下為什么要開設西方經濟學
1.政治經濟學不是萬能的
按照傳統觀點，認為政治經濟學包括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部分。而實際情況是作為三個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經濟學只是指資本主義部分，因為馬克思在世時，世界上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根據存在決定意識的原理，馬克思當然不可能寫出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而中國的現實情況是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經濟的運行機制也由原來的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過渡，150多年前的馬克思不可能為我們今天的經濟運行勾畫出一個理想的曲線圖表來。就講《資本論》這部偉大的經濟學著作，也是對18世紀處在原始積累階段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理論概括。按照哲學有關真理的絕對性和相對性辯證關系的原理，任何一個真理性的認識，由于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人們對某一個特定對象的認識，只能是近似的、不完全的，因而叫作相對真理。據此，《資本論》只能是巧0年前馬克思對當時資本主義制度近似的、不完全的認識，那些結論即使在當時是完全正確的，但巧O多年來，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突飛猛進，資本主義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后繼者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并未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如果還用150年前現成的認識去解釋和說明當代資本主義的經濟現象和經濟行為，那只能得出不切實際的結論。政治經濟學是一門理論經濟學。沒有一種理論是萬能的，政治經濟學，它不可能解決具體的經濟問題。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具體來說是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的產生、發展和滅亡的一般規律，目的是揭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阻礙作用，尋求改變這種生產關系的動力和掘墓人，闡述資本主義被社會主義所代替的客觀必然性。馬克思回答了人類社會演化和社會變革的一般規律，但是沒有回答一種社會形態處于相對穩定的狀態下，其經濟運行的具體細節。政治經濟學作為一種理論經濟學，它的作用和功能也不是回答這些問題的。150多年來，它起到鼓動人民起來資本主義制度的作用，今天仍然是我們制定社會主義經濟政策的理論依據(公有制決定了我們的一切經濟政策和經濟行為必須從絕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出發)，政治經濟學的職能定位，也說明它不是萬能的。
2.發展和繁榮中國經濟必須借鑒西方經濟學
前蘇聯的解體和東歐的劇變，從一個側面說明了計劃經濟的失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崛起，也無可否認地說明了市場經濟的優越性。我國和西方發達國家都實行市場經濟，雖然二者建立在不同的所有制基礎之上，國情也不盡相同，但從市場經濟這一點看是相同的，都搞商品經濟，都是社會化大生產，都要提高經濟效率，因而在對經濟現象的描述、經濟機制的設計等理論體系方面應該有許多共性。西方的市場經濟已經很成熟了，因為它有300多年的西方經濟學理論為其設計并被實踐證明了是比較成功的運行機制，反映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而我國的市場經濟才剛剛起步，雖然自己也可以從頭開始摸索，但要浪費很多時間和精力，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文化還比較落后，當然應該選擇研究和借鑒西方成功的經驗和成果。這一點馬克思在寫《資本論》的時候，就認真吸取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優秀思想成果，為我們借鑒西方經濟學理論提供了一個光輝的范例。改革開放犯年來的實踐已經證明，西方經濟學在幫助我們設計市場機制、用經濟手段進行宏觀調控、建立稅收制度、打破行業壟斷等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借鑒作用。馬克思說過:“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形成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盵4]當前，在世界范圍內，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制度并存，在中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并存。在世界經濟一體化條件下，如果我們拒絕西方經濟理論的借鑒作用，那就不可能在短期內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不可能在國際貿易中贏得自己應得的經濟利益。一句話，那就是放棄改革開放，堅持閉關自守，最后自取滅亡。要消滅私有制，必須先保留私有制;要實現世界大同，必須先承認多元化格局的存在;要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先學習和借鑒西方經濟理論。在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理論沒有誕生之前，牛頓的力學三定律被人們確認為經典力學，而在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理論問世之后，牛頓力學三定律所描述的則只是物體在作低于光速運動時的一種特殊情況(牛頓力學只不過是物體在低速運動下很好的近似規律)。但是迄今為止人類所看到物體的運動，通常是在低于光速的情況下進行的，所以牛頓力學三定律仍然被現實世界的人們界定為經典。同理，我們可以這么認為，在世界沒有實現大同之前，所有的經濟學理論都是在一定的社會形態里存在并為之服務的，而且會被那個社會形態確認為有意義的理論。即使將來實現了世界大同，我們也不可否認存在于不同社會形態的經濟理論相對于那個社會形態的正確性，因為根據哲學原理，無數相對真理的涓涓細流，才能匯成絕對真理的大海，相對真理也是真理(任何一個相對真理都是對某個特定對象近視的、不完全的、相對正確的反映)。綜上所述，無論從加快我國經濟建設的角度，還是從創立馬克思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角度，我國大學的經濟類專業，必須開設好西方經濟學這門課。
三、開好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這兩門課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1.教學中要處理好兩門課的關系，擺正好兩門課的位置
不管在教學人數還是在教學課時及教學內容的安排方面如何處置，兩門課的關系應該是:政治經濟學是指導、是主流，西方經濟學是參考、是借鑒。政治經濟學以的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從資本主義這個特定物質生產條件出發，客觀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的規律。只有政治經濟學才是代表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利益的最完整、最科學的經濟理論體系，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必須以政治經濟學為指導，這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當然我們講堅持政治經濟學的指導地位是就其基本立場、基本觀點和基本方法必須占據指導地位而言的。這里所講的“指導”，是指對西方經濟學的分析、評價應以政治經濟學為指導，不是說要用政治經濟學去代替西方經濟學。老師在教學中必須既要求學生掌握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觀點，又不局限于要求學生堅持某一個具體的觀點或結論，主要是要求學生堅持的立場和方法，研究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的新情況、新問題，指導新的實踐。在如何對待西方經濟學問題上，我國研究西方經濟學的權威學者陳岱孫教授有一些中肯的論述，這里引用兩段以表明筆者的觀點:“作為一個整個理論體系，現代西方經濟學不能成為我們研究制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但不等于說現代西方經濟學中沒有值得我們參考、借鑒、利用的地方，……當然，相反的，由于某些方面有可借鑒利用之處，便盲目地全盤接受，或者食洋不化，對于給縱然有用的技術手段采取生搬硬套的辦法更是有害的”;ls]“西方經濟學無論如何，是植根于西方國家、社會經濟的產物。中國的實際在種種方面和西方實際大不相同。要借鑒、利用西方經濟學一些理論分析解決中國今日面臨的經濟問題，我們不但要排除其在本國實踐上已證明為謬誤者，即使對在其本土已證明有成功經驗者，我們也得詳察其是否適合中國的國情”le]。
2.有關教學內容方面應注意的地方
西方經濟學是一個內容廣泛而松散的名詞，沒有一個公認的定義?？梢岳斫鉃槲鞣絿业慕洕鷮W者對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及市場運行方式所作的理論概括，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西方經濟學就是當代西方的市場經濟學。其基本理論包括三部分: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和國際經濟學?，F在本科使用的由教育部高教司組編、高鴻業任主編的《西方經濟學》，它堅持了用經濟理論為指導，堅持洋為中用，并且每章都加了評議，應該說還是比較好的。而政治經濟學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一本既理論聯系實際，又與時俱進的教材。目前，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存在的問題是如何處理好西方經濟學雙重性質的問題。西方經濟學既有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一面，因為它的階級性、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造成的局限性，又因為它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的經驗上升為理論，因而又有在特定條件下的實用性。我們在社會主義大學課堂里同時開設政治經濟學和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學有雙重意義:其一是通過比較可以堅定對經濟理論的信念;其二是通過吸收和借鑒西方經濟學中的有用的成分來為我國的經濟建設服務。從筆者了解的一些高校的情況看，兩門課的權重比例有不合理(無論從課程種類、課時時數看，還是從學分看都這樣)的地方;教學內容是政治經濟學太單薄，西方經濟學太厚重。西方經濟學教學中普遍存在只講教學內容，不加評議的情況，更嚴重的是講西方經濟學時只注重講它的實用性，忽視了它的階級性和局限性。比方說微觀經濟學中的邊際生產力分配論，宏觀經濟學中把工會視為壟斷勢力并把它視為工資—物價居高不下、形成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的主要因素等，這些東西我們不但不能接受，而且要用的觀點進行評議和批判。為此，筆者覺得，要適當壓縮本、專科學生西方經濟學的教學內容，特別是微觀經濟學部分的教學內容。對本、?？茖W生應側重多介紹一點西方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觀點等基礎知識，并注意用進行評議(每章課后的評議一定要講)，而且要配套開設《經濟數學》這門課程。
政治經濟學的范圍與方法范文4
一、由內而外的研究路徑:國家為中心
國際政治學是研究權力及其分布的學科。從歷史經驗來看，經濟因素(財富)是權力的重要來源，國家力量是國家富裕的必要條件。因此，把政治和經濟結合在一起研究的動力，是對權力來源和運用的分析。從本質上看，國際政治經濟學考察的就是權力和財富之間的互動。
美國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羅伯特吉爾平認為，二者互動的內在機制可以歸納為回答三方面的問題[1]:首先是市場經濟增長的政治根源及作用;其次是經濟變化和政治變化之間的關系;最后，國際市場對國內經濟的影響。與吉爾平相似，英國學派的蘇珊斯特蘭奇也對權力的結構作出了解釋[2]。她認為，國際社會存在兩種權力:聯系性權力和結構性權力。聯系性權力是傳統權力政治的范疇，結構性權力由安全、生產、金融和知識四種結構組成。這是斯特蘭奇對財富與權力轉化模式的探索。
早期的IPE代表理論[3]包括:相互依存論、霸權穩定論和依附理論。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的“復合相互依存理論”[4]通過“敏感性”和“脆弱性”兩個概念，突破了純粹的經濟自由主義領域，把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聯系在一起，初步探討了財富與權力的轉化關系。金德爾伯格[5]和吉爾平所主張的霸權穩定論，在嚴格意義上并沒有涉及財富與權力的轉換關系，但是這種理論作為早期IPE的探索，把經濟現象納入政治學的分析框架中，為政治與經濟在學科上的統一做出了努力?；鶜W漢的后霸權合作論引入了國際機制的研究視角，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方法的轉型提供了新的思路。依附論研究市場經濟在國際范圍內發生的影響，則在政治學和經濟學之間搭建了橋梁。不過，依附論建立在一個相對比較靜態的理論模型上，對世界經濟體系中各國經濟地位的變更無法給出合理的答案;同樣，這一理論也無法讓人信服地理解財富和權力轉換的途徑和因果關系。
通過以上簡要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早期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的理論，主要目的是從政治和經濟互動的角度，研究國際關系中僅靠政治學無法解釋的現象。但是，由于傳統國際政治的研究對象是國家，早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不可避免地帶有政治學的痕跡，落入以國家為中心、由內而外的研究思路中。
因此，這一時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把國家視為統一、抽象的變量。政治學研究對象中的國家，是國際政治中處于單元層次的變量[6]。無論是現實主義者或者自由主義者，都以國家利益為分析對象。他們假定，國家中不同階層和社會團體的成員，對國家利益的認同是一致的。因此，在傳統政治學的分析方法中，國家是統一的整體。即使是肯尼斯華爾茲本人，也無法要求研究者區分體系層次和單元層次的不同變量，更不可能繼續對國家內部的不同政治層次進行區分，
(2)國家是國內政治經濟變革的唯一決定者。傳統政治學認為，由于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國家間的關系幾乎完全由國家自行決定。受到這一思路的影響，學者們更多地把注意力依舊集中在國內政策、條件變化對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可能出現的影響上。
(3)世界經濟體系結構基本穩固，一個國家在這個體系中的國際分工決定了它在體系中的位置。各國政府通過刺激需求的政策和福利計劃，可以滿足本國選民的需求，并促進國內充分就業，同時無須放棄對穩定國際經濟所承擔的義務。國內經濟自主和自由國際經濟秩序的準則之間協調一致，是國際政治和經濟體系穩定的一個主要因素。至少到20世紀60年代末，各國基本上可以部分互不相干地執行國內需求管理政策[7]。
但是，國際關系發展的現實，極大地挑戰了這一時期的IPE理論。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各國互不相干地執行國內需求管理政策的情況受到了挑戰。商品、貨幣和資本頻繁的流動，使得國內和國際越來越難以截然分開，社會對政府要求提高，各國政府政策的自主程度開始下降，各國經濟的類似性不斷增加。“幾乎在每一個國家，公眾和私人的需求遠遠比國家滿足這些需求的經濟能力增長得快”[8]。隨著全球化浪潮的到來，本屬于各國內部的經濟管理事務，越來越被暴露到外部世界面前。傳統的“以國家為中心”研究范式，越來越受到國際范疇內新出現的各種政治經濟力量的挑戰。而越來越多的學者也逐漸發現，即使是一個國家內部，由于受到外部力量影響的速度不同，在政策立場上也存在著不同的層次。在此基礎上，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思路，開始出現了由外而內的逆轉。
二、由外而內的研究路徑: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策選擇
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有學者提出，不能忽視國際經濟環境對國內政治經濟的影響。彼得卡贊斯坦( Peter Katzenstein)在《國際關系和國內結構:工業發達國家的對外經濟政策》[9]中認為，國際關系的內部化和國內結構的外部化在對外經濟政策決策過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當數彼得古勒維奇( Peter Gourevitch) 。他提出的“顛倒的第二種意向”，突破了傳統國際政治領域視國家為單一行為體的研究模式，指出了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策選擇的中介環節，從而奠定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思路由外而內轉型的基礎。
不過，卡贊斯坦、古勒維奇等的探索直到80年代后期才逐漸引起學術界的關注，最終在90年代成為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的主流，并進而影響到國際關系其他領域的研究。如今的國際經濟學者認為:“如果不抓住國家經濟和世界經濟之間聯系的性質以及這些聯系的變化，我們不能理解國家內部的政治”[10]。
國際政治經濟學逆向的探索未能立即受到廣泛的關注，是基于兩方面的因素:首先，盡管IPE的興起是為了把現實主義抽象掉的經濟變量和非國家行為體重新納入到國際關系領域的研究中，但是在上世紀70～80年代，國際關系的研究依然以現實主義為主導，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也不能例外，無論是吉爾平或是斯特蘭奇，都是現實主義學者。因此，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的注意力，依舊集中在解釋財富與權力的轉化關系上。霸權穩定論、相互依存理論和依附理論，都以全球市場與民族國家處于緊張狀態為前提假設條件。IR{pq|lD=lRl !DpZsP5*6}sPvc:2J 66wen ki@vcf6FFB J2H3&G0gh
其次，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國際環境出現兩個重大的變化:一是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二是全球化的逐漸深入。全球運輸成本的降低，包括通信、貿易金融制度等全球一體化公共產品的建立，使得國際貿易的流動性大大增加，國際資本市場大幅度擴張，生產要素全球流動的可能性增強。這些變化，幾乎影響了每一個國家的政策選擇。有些影響比較明顯，比如出現關稅同盟，建立區域經濟合作組織;有些影響雖然不那么明顯，但在國內政治領域意義更為重大，如跨國行為體對國內政策的影響，利益群體同盟的瓦解與再結盟等。海倫米爾納和基歐漢認為，國際化通過三種途徑影響了國內政治:塑造新的政策偏好和政治同盟;引發國內經濟和政治危機;削弱政府對宏觀經濟政策的控制[11]。
論文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兩種不同研究路徑：國際與國內來自WWW.66WEN.COM免費
在此基礎上，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思考如何從理論上突破早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國家范式，轉而從市場與國家互動的角度來理解當下的國際關系。從大的研究路徑而言，由外而內的IPE理論分為兩類:一類以國內結構作為變量，分析不同模式的國內結構對國際力量作出什么樣的不同反應;一類以國內行為體的經濟立場為變量，分析利益群體的政策偏好，采納和推行不同的貿易政策應對國際力量。總的來說，由外而內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包括以下代表理論:
1.“顛倒的第二種設想”[12]
在華爾茲關于戰爭根源的三種設想中，第二種強調的是國內政治體制差異對國際沖突或合作的“外溢”效果。古勒維奇認為，將這種設想“顛倒”過來，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國際體系不是國內政治和結構的結果，而是后者的原因。這種分析方法的特點是:首先，把國家內部的屬性視為一個隨時間而變化的變量;其次，把國際力量作為國家制訂政策的環境因素。
古勒維奇是在分析經濟危機對國家內部的政治結構、經濟政策的影響時提出這一假設的。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及之后的二戰期間，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政策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在大蕭條之前，各國都從經典經濟學理論出發，通過供給和需求的曲線變動來制訂政策。因此，當1929年經濟危機發生時，各國普遍的做法是降低物價，削減成本，減少投資，其結果是工人工資降低，抑制了購買力，并進而引起經濟發展的動力不足。在此情況下，各國開始探索不同的經濟政策。一直提倡自由貿易的英國開始貶低英鎊的價值，對進口設置關稅壁壘，提高政府補貼，并對工業提供一定的補助。瑞典、德國和美國也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并且他們還開始應用經濟學理論探索新的政策，這就是現在為我們所熟悉的——拉動內需和宏觀經濟調控。
古勒維奇認為，國際經濟環境通過中介環節，影響國內政策選擇?！皣H體系不僅是國內政治和結構的結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經濟聯系和軍事壓力限制了包括政治決策、政治形式在內的一系列國內行為。因此，國際關系和國內政治之間的聯系是如此緊密，使得二者必須被視作一個整體而同時研究”[13]。
盡管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古勒維奇的探索并沒有形成嚴密的理論，但是他的假設對后來的政治經濟學者提供了這樣幾點啟示: ( 1)不同政治體制的國家，在面對同樣的國際經濟環境時，有可能作出相同的反應;(2)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治，具有特定的規律; (3)國內利益群體與國際力量的結合，有可能產生新的政策，突破原有的政治結構。正是在“顛倒的第二種意向”的基礎上，奠定了20世紀90年代國際政治經濟學轉型的方向。
政治經濟學的范圍與方法范文5
政治經濟學(PoliticalEconomy)是一門古老的學科,其研究的對象是經濟與政治的互動關系,即政治社會關系對經濟的影響,以及經濟運行與發展對社會政治的影響。
經濟活動不僅在國內具有政治意義,經濟活動一旦跨越國界也就有了國際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義。跨國的經濟活動要受到其他國家的政治結構以及由這種政治結構產生的經濟體制的影響,因為它影響到其他國家內社會力量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國際經濟的運行和利益分配還影響國家間的實力對比和權力關系,這種實力對比對國家在國際政治中的權力位勢產生重大影響,因為經濟聯系產生的權力關系限制了國家的自由性;反過來,國家間的權力關系也影響著世界經濟運行體制和國際經濟成果在國家間的分配(甚至包括國家內部的分配關系)。對這種國際間的政治經濟現象的系統研究構成了國際政治經濟學(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內容。如果更進一步的分析,世界經濟對各國的影響,不僅局限于國家關系層面,它對各民族內部的社會政治和經濟都會產生重大影響;同時,民族國家原有的經濟政治結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也會產生強烈的抵觸、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響,或對其進行“揚長避短”。這實質是一種世界政治經濟現象。因此,近來人們把國際政治經濟學又稱為“全球政治經濟學”(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興起產生于這樣的歷史背景:上世紀6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頓森林體系出現嚴重危機,國際貨幣危機頻繁發生,世界經濟出現停滯,保護主義再次在西方發達國家抬頭;許多學者開始擔憂,世界是否會再次出現類似2世紀3年代所發生的由于世界經濟秩序混亂,各國為爭奪市場,解決國內經濟危機而出現的國際政治沖突。國際政治與經濟互動關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學者的關注。一些西方學者希望通過研究國際政治和經濟的互動關系,研究國際經濟的新變化,研究世界經濟史中由于經濟危機導致的政治沖突等諸方面問題,為國際制度建設與國際秩序的變革尋求政治上的答案。這些研究符合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原則,而且把研究的焦點放在了國際政治與經濟的互動關系上,是一種真正意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對于這些2世紀后期興起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如果從認識論的角度來劃分,它們大體可以分兩類:經驗實證主義/還原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與歷史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
一、經驗實證主義方法論下的理論
經驗實證主義在哲學中是指應用歷史經驗來證明假定與理論的正確性和精確性。在社會科學的任何領域內,假定與理論都需要從歷史的經驗中得到證明,都需要實證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經驗實證主義把歷史的經驗絕對化與教條化,并以此來推導和預測未來,把社會與歷史的發展還原為一種舊的歷史經驗與經歷。這種方法論下的理論往往帶有一定宿命論和歷史還原論的色彩。這種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當中,但一些具有傾向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也在一定程度上運用這種方法。
西方主流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主要體現在這兩種理論上:霸權穩定理論和自由制度主義理論。這兩種理論首先各自把國際政治的一些假定運用于國際經濟所依賴的政治關系的研究,然后運用西方現代經濟學的一些理論如公共選擇理論、公共商品理論、博弈論來說明國際經濟運行規律,以及國際經濟對國際政治的影響。自由制度主義和霸權穩定理論的不同之處在于:自由制度主義理論強調通過制度的設計和維護,國家仍可以維持經濟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權穩定理論強調國際權力結構是決定國際經濟合作是否導致政治沖突的關鍵。但這兩種理論共同特點是都帶有強烈的經驗實證主義。
1 現實主義的霸權穩定理論
霸權穩定論最初是由美國經濟學家金德爾伯格首先提出的,后來經過吉爾平、斯蒂芬·克拉斯納等人的擴充與修改。其理論的核心內容是:一個開放和自由世界經濟需要有一個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強國,霸權的衰落必然導致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的削弱與瓦解。這種理論把國際政治的假定作為國際經濟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礎,認為國際經濟處于一種沖突的國際政治的環境之中,在這種環境下,要建立和維持一個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體制,必須有一個信奉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霸權國存在。
霸權穩定論的作者的依據是現代經濟學中的“公共/集體商品”理論。所謂“公共/集體商品”就是一種人人都可以消費的商品,而且一個消費時不影響其他潛在的消費者消費。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費這種商品而無需付費,這種商品往往供應不足,除非經濟利益促使某個經濟主體愿意為這種商品承擔較大份額的費用,或者某個機構(如政府部門)迫使消費者為這種商品付費。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這個機構就是霸權國家。
霸權穩定論認為,開放自由的國際經濟體制(開放的國際貿易體制和穩定的國際貨幣體制)就是一種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納的話來說,它是在“特定的問題領域內,經濟行為體的期望所共同關注的那些原則、規章條例和決策程序”。霸權國利用自己的優勢地位和影響力建立這種國際經濟體制,以確定各國的行為規范,防止欺詐和損人利己,分攤成本,抑制經濟民族主義,從而達到限制沖突,維持秩序的目的。霸權國建立維持這種體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強大的軍事、經濟實力和政治與意識形態的感召力。但是,霸權穩定論者相信市場經濟本身具有的擴散財富的功能,或者說是經濟發展的后來者利用后發優勢以更快的速度發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費搭車的特點獲得更快發展,從而改變了原來的國際權力分配的格局。霸權國的實力衰落使得霸權國不再愿意維護這種“公共商品”,出于國際政治的現實考慮(運用了現實主義的假定)而采用經濟民族主義的保護政策以保護自己的權力地位。因此,國際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終瓦解。國際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制的瓦解又導致各國間爭奪財富的政治沖突,甚至戰爭。
霸權穩定論者認為,國際政治經濟關系就是這種必然的霸權穩定與衰落的循環往復,不論技術水平的發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關系的強弱都不會改變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這種特點。因此,這種理論具有一種宿命論的成分。這種理論是建立在對19世紀以來英國霸權興衰的經驗基礎上的,并且結合美國從二戰結束到2世紀8年代以來的經歷加以實證。不論是政治現實主義的各種假定,還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種假定都充斥著經驗實證主義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義理論
羅伯特·基歐漢是自由制度主義理論的首創者也是這一理論最有影響的學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權之后》一書中,基歐漢首次較系統地闡述了自由制度主義的思想。基歐漢認為,國際制度是世界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體制是一個處于國際權力關系與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之間的中間變量或干預變量,它可以由霸權國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獨立的功能,即可
以促進世界經濟的有效運作,減少動蕩,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確定性,防止市場失靈和欺詐,因為國際體制中的規范、規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國家的行為施加影響,另外,國際體制的存在可以使國家從中預見到自己的利益實現的可能性和 其他國家行為的可能性?；鶜W漢強調,即使國家是一個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個無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沒有霸權的存在,由于國際體制的存在,它們也能進行合作。因為相比較一個沒有國際體制的秩序而言,盡管國際體制存在著一定的不足與缺陷,卻仍能相對促進國家利益。
基歐漢在他的理論中沒有排斥國際政治現實主義的假定,如無政府的國際結構、國家是國際主要行為體、理體。但是,基歐漢同時對其中的國家利益與理性的假定進行了一定的修正,強調國家利益應是具體的,如財富的絕對增加,淡化了國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強調相互依存對國家利益實現的作用;認為理性不應該是現實主義對利益的絕對追求,而是一種既定條件下的相對滿足。他認為,如果一個國際體制下具有促進各國福利的功能(增加絕對收益),國家可以通過理性的比較選擇合作。因為沒有體制的世界經濟可能充斥著更大的不確定、動蕩和欺詐,建立新的體制可能成本過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歐漢的這種理論后來又得到其他一些學者的支持與補充,如阿瑟·斯坦、查爾斯·利普森、羅伯特·阿克塞爾羅德、海倫·米爾納、當肯·斯奈德等人。
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與現實主義的霸權理論的方法一致的,堅持了現實主義的主要假定基礎上,強調的是固定不變的人性、不變的思維理性,所選取的歷史資料也是歷史時期的某個片段,如戰后世界經濟的一個領域或階段,如貨幣領域和能源領域;并且把這種經驗絕對化,作為預測未來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準繩,認為國際體制在人們的這種工具理性的學習與選擇下仍然會繼續延續與發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權穩定理論一樣,在方法論仍是一種經驗實證主義的。但在歷史觀上它卻有某種進化主義色彩。但這種進化主義依以理性人的假設為基礎,認為理性的人通過利弊比較(或者說工具性學習)可以創造和維持一種促進合作的國際體制,只要這種體制可以促進各國的福利(或安全),對所有人/國家都有利。這種進化主義帶有一種功能主義的色彩,以結果來解釋原因,仍然帶有強烈的“后此謬誤”(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這種進化主義沒有從根本上擺脫還原論,因為它的進化動因仍可以歸結為一種不變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體系論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是世界體系論最系統、最有影響的闡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現代世界體系》和《世界資本主義的興起和未來的滅亡》是其世界體系理論經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認為,作為一種世界體系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16、17世紀自西北歐出現以來,逐步擴展到全球范圍,在這一過程中一直呈現出一種周期性的發展模式,盡管出現過霸權國家興衰(如荷蘭、英國、美國)和經濟中心地理變化(從原來只限西北歐轉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內的北半球),但其內在的本質沒有發生變化,即這種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內形成的生產分工體系(中心與)、均勢的國家體系和意識形態是維持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
沃勒斯坦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內就是一種整體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產者提供工業品,它的優勢在生產中以比較優勢體現出來的低成本,生產者提供原材料,它的優勢是強迫勞動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中,多邊的國際政治均勢體系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上并構成支持資本主義世界生產關系的基本政治結構。在世界經濟的中心地區國家和準邊緣國家以及準國家都在從世界經濟中謀求積累。這就形成了世界范圍內不同國家的政治經濟競爭。各類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獲取經濟剩余取決于:國家的政治軍事實力和在世界競爭市場有效競爭的能力。通過這種市場交換與政治強制,核心國家比邊緣國家從世界經濟中獲取了更大的經濟積累,并決定了各類國家在世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與依附的關系。另外,多邊的均勢體系使得無一核心國家能以一個世界帝國形式獨占世界經濟的剩余利潤。因為中心國家之間(也包括各類國家之間)存在著為積累的爭奪,它們力圖通過各種政治經濟的戰略使自己成為利潤最大化的地區,促進資本向著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動,這既為技術的全球擴散提供了新的機會,也防止了某一國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經濟,并從中獲取壟斷性的積累。這樣,中心國家間的均勢努力阻止了單一國家利用壓倒優勢的政治權威(世界帝國)來改變世界資本主義原有的生產和交換方式,這又維持和發展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沃勒斯坦看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還產生了一種文化,這種文化不僅為不公正的資本主義辯護,而且塑造了這一體系內所有人的思維,維護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因此,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由于經濟分工、政治統治和文化影響功能不斷得到了維護與發展。
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盡管運用了歷史唯物論來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但他的方法論中仍然存在著經驗實證主義的成分。因為他把16、17世紀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結構絕對化了,并且通過對歷史的研究來否定資本主義內在變化的可能性。這使人在其理論中看到這樣一種邏輯:16、17世紀建立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盡管其中存在著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維護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這一體系內的社會主義運動無法撼動這一體系,反而客觀上起加強這一體系的作用;資本主義體系最終的滅亡只有等到它發展到最成熟時,其內在矛盾積累到最大時,由于突然的危機被一種“歷史的社會主義”取代。沃勒斯坦也談歷史的發展,但他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認識卻是一種經驗主義永恒論,認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自16、17世紀以后的變化、發展都是一種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最初形態的還原,因而過分地關注維護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對資本主義最終被社會主義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對人在創造世界中的主體性的分析。
二、歷史主義方法論下的理論
歷史主義方法論強調對事物、事件、現象的研究應根據其產生的歷史條件,從其發生和發展的過程中進行辯證地考查,歷史的變化與發展不是一種還原式的歷史循環,而是一種發展的進化論。歷史主義研究方法反對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變的因素(如不變的人性和固定的社會結構)來研究社會事物與現象,強調歷史發展的不可逆轉性和繼承性。歷史主義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會時更多的是注重歷時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經驗實證主義那樣專注于共時性(synchronic)的因素。這種方法論在本體論上強調人是社會本體的塑造者,人對社會本體的塑造是歷史的具體的。這種理論一般對歷史的發展懷有某種不可知論的成分。認為,歷史是人的實踐的具體產物,歷史發展有趨勢性,但歷史發展的具體結果需要由后人的具體實踐來創造,前人無法事先預見。在西方國際經濟學中,羅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論就是這樣一種典型的歷史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他的《生產、權力與世界秩序》是這一方法論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作。與考克斯同一流派的還有斯蒂芬·基爾(StephenGill)和戴維·勞(DavidLaw),基爾與勞所寫的《全球政治經濟學》(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這一方法論的著作。另外,英國學者蘇珊·斯特蘭奇(SusanStrange)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也具有一定程度的這種方法論特征。
1 考克斯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考克斯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主要建立在這樣的論述上:不同的國際生產組織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會生產關系,這種社會生產關系體現著一定的社會權力關系,這種權力關系不僅塑造了不同的國家形態、國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時,也產生著經濟、政治與社會矛盾,人通過
反思這些矛盾,創造著新社會生產組織方式、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
具體地說,考克斯提出影響人的行為三
種力量是:物質能力、意識和制度;這三種力量構成的歷史結構決定著生產、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在某種歷史結構下,“生產組織的變化產生了新的社會力量,它們反過來影響國家結構的變化;國家結構的整體性變化改變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權世界秩序又可以影響國家的形態,國家形態的變化影響國內的生產組織的變化?？伎怂箞猿謿v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法,認為生產組織形式是社會力量(階級)產生的基礎,也是其他一些人類活動的基礎;生產產生的社會生產關系決定著國家的社會基礎;國家形式是由社會生產關系有機決定的,是社會生產關系形成的特定“歷史集團”的產物;但國家的形態還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形成后,國家的生產是與世界生產聯系在一起的,國家的社會生產關系處于世界性的等級式社會生產關系之中,國家的形態也受世界秩序的影響。這樣,國家的形態處于國內外社會生產關系的雙重歷史的、具體的建構之下。這樣,國家的利益和對外行為就被歷史具體地塑造了。這種塑造的基礎仍是特定的生產組織方式。世界秩序根據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經濟與國際政治體系。霸權的世界秩序是霸權國(如歷史上的英國與美國)把本國的生產組織形式推廣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認同的產物,也是其他國家的生產組織形式(通過國家這個中介)效法與服從這種生產組織形式的狀態。非霸權世界秩序是各大國為使自己的生產組織形式成為世界主要形式進行競爭的秩序(兩戰期間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從根本上說,也是生產組織形式的產物,是生產組織形式產生的權力的產物。 這種世界政治經濟的分析是實踐本體論在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研究中的具體體現。生產、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實踐的產物,不存在外在的給定性。物質力量、意識與制度是決定生產、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的歷史框架,這三種因素都是在人實踐過程中變化的。變化的動力來自于生產過程產生的矛盾。這種矛盾最終會導致生產、國家和世界秩序的變化。在考克斯看來,霸權秩序只是這種社會永恒發展下的暫時的社會平衡,它的社會交往模式和人類的思維和行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隨著社會的發展,原來的平衡會逐步打破。各階級會從矛盾與沖突中進行反思,創造出新制度(社會運行規則)。這又會導致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的新變化。這種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維,而是一種建立在批判基礎上的創造性心智活動。有機知識分子的主觀創造是一切社會變革的前提。通過有機知識分子的主觀創造(思想)來教育大眾形成一種普遍主觀共識是建構新的歷史結構的基礎。這里,考克斯繼承了葛蘭西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強調社會的變革不僅僅是經濟矛盾下的產物,物質關系的變化并不能導致社會秩序的變化,只有對人的主觀進行教化,改變人的主觀,形成一種集體的共同意識,才可能促進社會的變革。但這種變革不是宿命性,存在著多種可能性。
這樣,考克斯沒有用一種抽象不變的人性和結構來解釋世界政治經濟關系,更重要的是他關注世界的變化以及變化的動因,關注歷史在過去是如何變化,并通過分析歷史是如何變化的來觀察未來的變化。并且他對這種變化的分析不帶宿命論和目的論的成份,而是強調歷史變化的多種可能性,強調世界政治經濟的變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觀努力。
2 斯特蘭奇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英國學者斯特蘭奇建立了一種結構性權力框架的模式對市場與國家互動關系進行分析。她指出:結構性權力決定著世界經濟(生產、交換與分配)如何運行,而且在這種結構性權力下的世界經濟內在地體現著某種政治———“財富、秩序、自由和正義”四種價值的分配和“風險與收益”的分配,從而在世界經濟運行中“誰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類的政治問題有了結果。即權力結構決定著世界經濟,經濟體制中體現出政治。
斯特蘭奇認為,決定經濟體制的是權力,權力決定了各種國內和國際的經濟體制中四大價值觀的不同分配比例;權力決定市場運行和環境。但她強調,決定經濟體制的價值分配與成本、收益、機會和風險的分配的權力是一種結構性權力。這種結構性權力構成和決定全球各種政治經濟結構的權力,是決定辦事方法的權力,建構國家與國家、國家與人民、國家與企業關系框架的權力。結構性權力是通過對安全控制,對生產的控制,對信念的控制和對知識、信仰與思想的控制而獲得。斯特蘭奇把這四個文獻產生出來的權力綜合成決定國際經濟的結構性權力。 從對結構性權力構成的四個基礎的分析看,斯特蘭奇強調這四種結構是相互依賴的,彼此互為基礎(彼此并列,沒有一個處于優先的地位),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才構成了結構性權力。
斯特蘭奇的這種結構性權力分析框架充滿著實踐本體論的色彩。在斯特蘭奇的理論中,正是掌握結構性權力的主體(人、階級、或國家),把自己的利益訴求轉化為一種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種經濟體制,從而決定市場的成本、風險的分配,決定市場運作過程中各種價值的分配。因為結構性權力的主體可以通過強制的力量來維持穩定,可以通過控制生產的權力來決定生產的組織與分配,可以通過控制著信貸的創造與發放來抵制或促進經濟的發展,可以通過思想與知識控制和傳播加強強制力量,決定如何生產、生產什么,加強金融權力,誘導人們去認同現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國際政治經濟安排是人實踐的產物。
建立在實踐本體論基礎下的斯特蘭奇理論有歷史主義色彩。因為結構性權力主體歷史、具體地塑造的國際政治經濟體制,或者說國際政治經濟體制,是由社會歷史地、具體地建構,而不是可以還原的。但由于斯特蘭奇沒有深入探究四種結構之間內在的相互關系,盡管她也強調國際關系理論應該關注國際體系的變化,這導致她的理論沒有對國際體系變化的動因進行深入的解釋。雖然在后來斯特蘭奇把國家、市場和技術視為結構性權力變化以及國際政治經濟體系變化的三個決定因素, 但同樣也沒有深入分析國家形態、市場和技術是怎樣變化與發展的,以及什么是動因促使它們的變化與發展,而只是說明了這三個因素如何共同影響與決定安全結構、生產結構、金融結構與知識結構的變化。這一點使得斯特蘭奇理論中的歷史主義方法論帶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蘭奇的理論說成是“似乎假設了一種社會永恒運動,但沒有找到向前推動的驅動力”的理論。 這一點上斯特蘭奇的理論不如考克斯的理論具有徹底的歷史主義性和實踐本體的特點。
三、結 語
政治經濟學的范圍與方法范文6
1.西方經濟學方法論變遷概述
19世紀以前，西方經濟學沒有系統研究方法論，西尼爾的《政治經濟學大綱》和約翰•穆勒的《論政治經濟學的定義及其適當的研究方法》讓西方經濟學家意識到方法論問題的重要；19世紀80年代，掀起經濟學分析應采用抽象演繹法還是歷史歸納法的第一次方法論之爭；20世紀二三十年代，邏輯實證主義和波普爾證偽主義先后產生并掀起第二次經濟學方法論，投入產出分析法、經濟計量、博弈論等先后誕生，經濟學進入數理邏輯和動態分析時代；20世紀50年代，波普爾主義促使第三次方法論之爭興起，主要圍繞經濟學理論的現實和檢驗標準問題展開；20世紀70年代，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研究掀起第四次并進入成熟期；80年代以來，方法論轉向多元化選擇階段。
2.科學主義對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影響
邏輯實證主義興起于19世紀中葉，成熟于20世紀二十年代，是新古典經濟學及其方法論的基礎。要求檢驗構成理論的前提假設和推論來判斷理論適用性。邏輯實證主義的“經驗證實原則”利用歷史數據對相關變量作回歸分析，推動計量經濟學的發展。它要求科學理論結構公理化從而引導了經濟學理論結構的形式化：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采用公理化結構，標志新古典學派思想和方法論成熟；薩繆爾森的《經濟分析基礎》也遵循公理化要求，綜合了最大化原理與一般均衡原理；從60年代到80年代，一般均衡理論形式化成為主流經濟發展方向，阿羅、德布魯等引入拓撲學和集合論建立模型，實現新古典微觀經濟學完全公理化。波普爾證偽主義又稱為“后實證主義”，批判實證主義，反對結構分析，認為科學理論只能被經驗證偽，成為現代西方經學方法論基礎；哈奇森把波普爾證偽方法論明確引入經濟學方法論。后來，保羅•薩繆爾森和米爾頓•弗里德曼在經濟理論現實性檢驗標準等問題如何運用證偽方法產生爭執，引起經濟學進入數理和計量等純邏輯方法被廣泛應用的工具主義階段。
3.人本主義對經濟學方法論的影響
14世紀文藝復興運動倡導人本主義，產生了主張總結商業資本家經驗方法論證經濟學的重商主義，使西方經濟學逐步脫離宗教而獲得獨立；啟蒙時代，關于如何控制利己方面，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認為依靠道德，而在《國富論》認為要依靠競爭機制，這種體現了當時非理性和理性在思想體系的碰撞；19世紀初，西斯蒙第提出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旨在為人謀求福利；邊際效用理論的擁護者提出經濟規律是個人心理的外在體現，并進一步發展為人類經濟活動受到欲望和避免犧牲的心理動機支配的，成為劍橋學派建立的基礎；萊昂內爾•羅賓斯在《論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中反對完全用自然科學方法論指導經濟學研究，指出經濟學假設應涵括更多人類心理因素，深刻影響了現代價格理論研究；20世紀中期興起的歷史主義學派運用案例分析和歷史分析方法對科學史進行動態研究，強調從歷史中把握科學；從波普爾證偽主義到新歷史主義學派形成前的方法論也受到人本思想滲透，這種非理性主義傾向在當代博弈論中得到充分體現。西方主流經濟學回歸人性化，呈現非理性主義傾向。
4.科學主義和人本主義的對峙與融合對經濟學方法論的影響
西方傳統哲學中科學主義與人本主義在方法論上是對峙的，但人們逐步認識到自然科學的認識觀和方法論蘊含著人類歷史社會框架和價值觀念，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進入相互融合的新階段，這種融合以保持二者各自體系為前提，體現為隨著20世紀西方經濟學研究范圍超越傳統范疇，經濟學方法論呈現多元化趨勢。由于經濟學不具有自然科學的可重復檢驗性，單純用數學和計量模型抽象化經濟現象，得出的理論難以經受實踐的檢驗。與此同時，有些批判西方主流經濟學方法論的人否認探求經濟行為規則的可能性，全盤否認建立在實證主義、證偽等方法論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的科學性和對解決經濟問題所作的貢獻，還有人認為博弈均衡狀態的達成取決于非理性因素，博弈論是對理性主義方法論的完全，這些觀點是極端的：首先，對“理性假設”的質疑是有科學依據的，但在理性假設下把經濟現象高度抽象建立數理模型有利于簡化分析，且方法嚴謹；其次目前沒有一種經濟學說方法論可以在這些方面比主流方法論更好地分析現實問題，完全拋棄這一假設，否定可檢驗原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構架就失去了基礎，經濟學研究將變得混亂。
二、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