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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
政治經濟學是一門重要的社會科學，它是隨著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和商品經濟、工業生產方式的形成發展而出現并演進的。迄今為止，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基本上還處于經驗傳授和個別人的領悟為主的階段。對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來說，經濟學說正是其體現。也就是說，對政治經濟學方法的研究，必須要以經濟學說的研究作為依據。政治經濟學的主體也制約著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主體性也是其最重要的特性。當我們研究方法時，必須要明確自己的主體地位，再從主體性出發對政治經濟學的方法進行總結與歸納。歷史出現的經濟學說，派別與種類繁多，我們作為研究者，不可能脫離開其中的派別，對所有的學說一視同仁。對于我們來說，我們是中國的勞動者，所要研究的是中國政治經濟學的方法，才能應用于我國經濟中產生的具體的矛盾。
(二)研究政治經濟學方法的意義
首先，研究的意義都是為現實服務的。在我國現今的政治經濟中，很多經濟矛盾不斷涌現，這些實際問題都是我們必須要解決的。從新經濟體制的確立到改革到經營管理層面，這一系列的問題都需要相應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作為指導。如今，我們從國外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中，概括出其一般的規律，為中國的政治經濟學說提供啟發與借鑒，這也就是政治經濟學方法研究的最主要的目的與意義，也就是說，我們應通過對政治經濟學方法的研究，明確我國現今最主要的經濟矛盾，從而隨之建立中國自己的政治經濟學學說。
二、對蘇聯政治經濟學方法的分析
(一)蘇聯政治經濟學方法的演變
蘇聯政治經濟學方法的研究演變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第一，從20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蘇聯的政治經濟學研究，進行著許多方法上的爭論，二爭論的問題雖然簡單幼稚，卻是系統抽象方法應用到社會主義經濟研究所遇到的基本問題。這個時期最早爭論的問題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否應該存在和發展的問題。他們的方法為:生硬的印證和轉述一些馬克思經典作家的基本原理或者粗淺的敘述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第二，蘇聯的40年代，前期是以抗擊德國法西斯為主，后期主要回復戰爭對經濟的巨大創傷，因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幾乎沒有什么進展。隨著經濟的恢復和戰后社會主義陣營的形成。第三，1952年，斯大林發表了他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進一步提出了他對教科書的原則意見。他們主要著眼點，不是現實中存在的經濟矛盾，而是經典作家的某些論述。如何將散見于各種經典著作中的有關論斷整理成“社會主義經濟規律”，進而演繹現實經濟工作應該如何，是這部教科書社會主義的主要方法。第三，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蘇聯經濟學界著手編寫新的教科書，在方法上，對50年代的研究方法有所改進。雖然那種從經典著作出發的演繹依然存在，但從實際經濟現象開始的歸納逐步加強。第四，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蘇聯、東歐和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都開始把改革經濟體制作為研究的重點。由于改革指導思想方面的問題，經濟研究中的短期行為也泛濫起來，堅持傳統的經濟學學家似乎不能理解正在進行的改革，而新派的經濟學家認為改革就是向資本主義經濟學說靠攏，這本質上是在回避蘇聯經濟中的矛盾，試圖用資本主義的經濟學說來改革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演化到90年代，私有化被明確提出，導致蘇聯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停止。
(二)蘇聯政治經濟學對蘇聯的影響
在蘇聯的走向解體過程中，其政治經濟學方法處于指導地位，所以，蘇聯政治經濟學中存在的缺陷也要為蘇聯的解體擔負起責任。由于蘇聯初期起就只注重從上往下的演繹的方法，斯大林領導的社會主義建設，把優先發展重工業看成發展工業的唯一道路并使之絕對化，造成了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比例關系長時間失調，同時背離自愿原則強制推行全盤集體化，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是蘇聯農業生產力遭到了嚴重破壞。在政治上體現為政黨行政化。蘇聯奪取政權后，行政集權體制成為黨組織的形勢，并直接由黨行使國家權力或由黨領導行政、軍隊、警察、檢查、司法等全部社會管理，黨組織按行政級別劃分、統屬，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是黨內的封建家長制和一言堂現象日趨嚴重。政集權體制在經濟上的體現為統制經濟體制，作為一種經濟體制，其主要特點是政治對經濟的全面掌控，而且以行政的辦法指揮和管理經濟。在經濟體制中不能明確勞動者對其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權，國家不僅行使占有權和管理權，而且已占有權取代所有權，并由國家以行政方式行使經營權，以管理權決定收益權和處置權，并不受所有權主體的監督。
三、蘇聯政治經濟學方法上的缺陷
(一)歸納與演繹角度
在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方法中，演繹一直遠遠大于歸納的作用。蘇聯的政治經濟學學者大部分是轉述馬克思等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的思想，而不對已發生的經濟矛盾進行歸納。在把這種演繹的方法運用到蘇聯的實際經濟活動中，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弊端。首先，雖然一些經濟學家注意到了在蘇聯真實發生的經濟矛盾，但是他們只是將之視作已經由先人規定了的經濟規律的論據，而不是根據本國的具體國情總結出適合自己國家的經濟矛盾。
(二)特殊與一般角度的批判
在《蘇聯教科書中》，編寫者就將蘇聯一國的經驗直接說成世界一般性的。由于蘇聯人自以為是社會主義“正宗”的觀念，他們就把自己的社會主義模式說成社會主義唯一的模式。在這個過程中。蘇聯政治經濟學家混淆了特殊與一般，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是特殊，他們卻以偏概全認為聽他們代表了世界上所有國家的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這種對特殊和一般的混淆也影響了中國的政治經濟生活。斯大林建立的蘇聯模式，在社會主義陣營中被當作社會主義唯一的正確選擇，中國向社會主義過渡也就自然地把它當做藍本，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這一目標模式在中國逐步確立起來。新中國仿照蘇聯模式建設社會主義，在經濟體制上，體現在建立了比較單一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指令性計劃管理體制。
四、對中國政治經濟學創立的啟示
我國作為一個工業起步晚的人口大國，在工業化的初期不得不效仿蘇聯模式，由此引發了一系列的問題。我們必須正視中國自己的政治經濟學，首先要從思想根源上擺脫蘇聯殘留的僵化的思想，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政策應根據中國的國情出發，而不是按照蘇聯的經驗來制定政策甚至提出我國的主要矛盾，同時應分析現實中國的經濟矛盾，迫切要求在概括中國勞動者利益的基礎上，系統研究中國的經濟矛盾，我們應把重心轉移到勞動者權利的保證上，最主要的是創建中國的勞動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求明確中國政治經濟學的主體性，即中國勞動者。我們要建立屬于中國勞動者的勞動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當然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我們應理解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并不意味著無條件的接受馬克思研究的結果。它不是對這個或者那個論點的信仰，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應指的是方法，即辯證的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研究方法。
作者：王文婷 單位：中央民族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