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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觀點范文1
關鍵詞：受眾商品論 偽需求 閑暇勞動論 擬態環境
1 概述
以一個學術地圖的視角看解讀問題的必要審視視角――傳播政治經濟學由兩個核心的問題構成：一是政治，即權力邏輯，二是經濟，即生產邏輯，即一種泛商品化的資本主義視角來分析看待傳播活動的各個環節。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探討是將媒介置于一個更為宏觀的社會環境中加以分析。商品化是政治經濟學對傳播以及媒體考察的起點。馬克思本人對資本主義的分析也正是從商品這個基本元素開始的。加拿大學者莫斯可認為商品化與傳播的關系具有兩個普通意義：“第一，傳播過程和傳播科技對經濟學中的商品化的一般過程起了推動作用?！诙?，整個社會的商品化過程滲透到傳播過程與傳播制度中，使這個過程中所出現的深化和矛盾也對傳播這種社會實踐產生了影響?！盵1]于是，擺在傳媒政治經濟學者面前的核心問題是：商品生產的邏輯如何制約傳媒的運作？誰以何種方式控制傳媒？
商品化的過程使得媒體產業從頭到尾都被納進了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對商品化的認知從媒體產品生產意識形態產品，到認識媒體產業為廣告商生產了符合廣告商需要的特定的受眾，使得商品化的分析足以跳出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陰影，受眾商品論也因而成為傳播政治經濟學里一個核心主題。受眾商品論作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學科探討起源于對西方決定論的批判。在斯邁思提出“受眾商品”的原始文章[2]當中就強調了應該以物質論的立場分析傳播媒體/廣告/受眾之間的三角關系。之后，斯邁思在其更完整的文章《受眾商品及其勞動》[3]里認為威廉士的《與文學》（Marxism and Literature）一書雖然提到將文化工業放在物質生產的脈落下分析，但卻沒有將廣告放在文化工業的范疇之中。
2 “受眾商品”的論證的對話
核心觀點：受眾商品是一種被用于廣告商品銷售的不耐用的生產原料。受眾商品為買他們的廣告商所作的工作就是學會購買商品并相應的花掉他們的收入。簡言之他們的勞動創造了商品需求――壟斷資本主義廣告商的目的。受眾也許會抵抗，但廣告商的預期目標已經充分實現，結果滲透在需求控制的體系中。
問題1 需求的源頭：商品是解決問題的工具，消費者通過廣告臆造的問題發現自身需求，從而產生需求。
與此類似，日本學者藤竹曉的“媒介充欲主義”說在更經驗的層面表達了同樣的思想。他認為媒介的日益發達導致了人們與這個豐富的物質世界如此接近。從而膨脹了人們的欲望。他從道德與文化批判的角度探討了人性在技術化沖擊下的問題。而受眾商品論強調了經濟意義上的需求是“偽需求”，是廣告商為了利潤而偽造了這種需求。問題的關鍵是需求是否廣告商“臆造”了問題（商品是解決問題的工具）從而制造的，或是人們本來就存在的。深究這個問題，我們很快就會發現進入了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邏輯怪圈中。很難說在受眾、廣告商、媒體之間的博弈過程中，某一方在起主導作用。提出受眾商品論的斯邁思先生在立場上是批判決定論的。而這種對需求臆造的論點顯然有另一種精英決定論的痕跡。從狹義傳播邏輯來考察三者的博弈可以發現。作為信源的傳播主體的不是獨立的單項度作業而是一個完整的閉合圈。而宏觀的看待人類社會需求的產生則是整個人類在勞動信息傳播的互動過程中動態進步的表現，最終結果是人類文明的進程或者說一直是作為文明進程一個部分在運動著。而不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通過對商品的高度清晰的陳列導致的新的后果。
問題2 操縱的手段：從信息傳播過程來看，廣告商是完全理性的而受眾是完全非理性的。
整個對受眾的控制過程是訴諸于一種信息的不對稱而產生的對事件判斷的理性與非理性來論證的。其中的主要方式是傳媒與廣告商合謀制造了受眾身處的“擬態環境”。通過制造一個信息環境，將受眾與真實事件隔離開使受眾所處的環成為一個虛擬的環境，或者稱之為“擬態環境”。在十九世紀上半葉，社會對于媒體幾乎是一片聲討之聲，“傳播機器每日通過報紙、電臺和電視把民族主義、沙文主義、自由主義、道德論等等按時按量硬塞給每個‘公民’”。大眾傳媒通過傳播大眾文化，創造了人類無法逃離的虛擬環境，媒體作為一種霸權武器，執意向受眾進行灌輸，而受眾卻只能眼睜睜地接受這種灌輸，它麻痹了受眾，磨掉了人們的斗志，受眾得到虛假的滿足，其“非人性”的本質使得社會上的一切都發生異化，馬爾庫塞甚至就此斷言，長此以往，人只會成為“單向度的人”。
事實上，擬態環境的評價缺乏一個真正可參照的標準，給人的直觀印象是受眾受到了欺騙，此類的理論相當多。然而我們只要進行一個逆向的思考就會發現，擬態環境如果沒有了，受眾是不是就接觸了事件的真實一面了呢？什么才是事件的真實一面？是我們親身感觸的？或是親手觸摸到的？都是，也都不是。盲人摸象是一個古老的寓言。而恰當的說明了擬態環境論對真實的追求的一種誤區。事實上，傳媒作為專業的信息職能機構將事情的全貌盡可能地展現。比較起受眾盲人摸象式的社會參與要更接近于論述中的“事觀全貌”的真實。而我們也不需要將這種真實定位為更接近與真實本身的。它只是事務作為文本的一種表征方式。但決不是站在真實對面的所謂“媒介假環境”所稱的虛假。其次，由于消費者的專業程度限制，廣告信息的傳播最大程度的將產品的專業術語“翻譯”成為受眾經驗范圍內的術語，極大的增強了消費者的識別能力，同時也由于增加這種識別能力直接導致消費者選擇時的理性程度。本雅明在論述媒介的霸權時，也認為受眾依然是主動的，他對受眾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樂觀的。
不對稱如果存在的話，那么必然是匿名的受眾的喜好、需求對于廣告商永遠是一個不可窮盡的迷。廣告商永遠將處于對這一迷題答案的追溯過程當中。只得說明的是這種主動的態度并不能表明廣告商作為這一信源的完全理性，正是由于廣告商不可能對這一答案完全知曉，所以廣告商制造的產品（產品和信息一樣也是為適應目標受眾而存在的某種意義表達）及其廣告信息同樣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最終被市場（也就是受眾）以選舉的方式認可或淘汰。作者所列舉的超市的例子，將導購系統作為促進沖動型購買的騙局的一部分。但是，作者是否知道，在多少個品牌中有一個具有進入超市的可能。實際上，這一部分是消費者已經授權表示認可的品牌。已經作出了選擇。非理性是人們既有的思考內容而不是通過廣告商與傳媒的合謀使作為消費者的受眾陷入“意識工業”制造的一個巨大騙局之中。
問題3 自由與否的論辨――“閑暇勞動論”對“勞動價值論”的解析
作者在對于這個問題的論述中強調了兩點，一是受眾看似閑暇的傳媒接觸行為實質上是一種勞動，支付了自己的注意力。而這種注意力的支付是自由掩蓋下的不自由。同時被受眾支付的注意力被偷偷轉賣給了廣告商。
首先，無報酬勞動的界定是有意義的。這種意義在經濟學上十分清晰。消費本身也是勞動，從每周工作70小時到每周工作40小時到假日經濟的政策無不說明對于創造經濟有意義的勞動不僅在8小時以內，而且在8小時以外。經濟運行本身就是一個生產消費的完整過程。而廣告，媒介上的傳播為這一過程的實現起到作用。我們如果不單純的把閱讀報紙，觀看電視這種現象孤立出來看，而將它納入整個消費勞動的高一級勞動中考察就會發現，廣告媒介為人們的消費勞動提高了效率，大大加速而不是減緩了人們“消費勞動”的效率。這里存在的交易不是消費者的注意力被偷偷的出售了，而是為了高效率的完成這種社會的整體消費勞動。受眾與商家達成了協議，以集中委托的方式讓商家作為消費者的受眾雇用了媒介信息平臺，從而通過廣告的方式來為受眾的消費勞動服務。對廣告商的委托授權過程就是通過消費來完成的。由此，這里并不存在媒體與廣告商的合謀，而受眾也并沒有出賣自己的注意力。
綜上，受眾商品論作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一個論點，它具有審視受眾消費勞動商品邏輯意義，而不具備直接的政治（即權利）邏輯。同時，受眾如果在客觀上存在勞動的話，那么這些勞動不是被動的以一種欺騙的方式被出賣了。受眾、廣告商、媒介不是一個敵對方的博弈行為，也不存在媒介與廣告商的合謀。
參考文獻：
[1]Vincent Mosco（加）.傳播政治經濟學[M].華夏出版社，2000：138.
[2]munication：Blind spot on Western Marxism，1977.
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觀點范文2
黑格爾研究市民社會的大成之作是《法哲學原理》一書，馬克思以《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不同于黑格爾及黑格爾派的立場：即不同意黑格爾簡單的將市民社會揚棄于政治國家之中、政治國家決定市民社會的理論觀點，認為應堅持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二分，且市民社會決定政治國家。這一立場對馬克思從政治國家到市民社會的思想轉變具有關鍵性的決定作用。
從馬克思的批判中可以發現的是，他對黑格爾的批判只要在于兩點，其一是黑格爾將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相分離這一近代社會特征的肯定；其二是批判黑格爾試圖消除兩者之間的對立和分裂而作的那些神秘主義色彩的論述。近代社會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個體與整體、特殊與普遍之間的關系問題。黑格爾的法哲學從國民經濟學角度來論述這一問題，確立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相互分離的理論。馬克思在對官僚政治和等級制國會的批判中深刻的認識到黑格爾理論的優越性，“黑格爾的出發點是作為兩個固定的對立面、兩個真正有區別的領域的‘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的分離”。
但是，黑格爾總是試圖要消除這兩者之間的對立和分離。他試圖將官僚政治和等級制國會設定為中介機關，以此來避免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之間的對立，“想用復舊的辦法來消除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的二元性”。黑格爾發現了現實社會中的矛盾，但又以客觀唯心主義哲學觀將其看成是觀念中的矛盾。在他看來歷史運動的主體是“一般觀念”，而不是具有實在意義的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只有當它們成為觀念中的某個環節即成為觀念的產物時才有意義，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實在矛盾最終會在觀念中實現同一。馬克思對這種主賓顛倒的觀點一語道破，“黑格爾的主要錯誤在于：他把現象的矛盾理解為觀念中、本質中的統一，而這種矛盾當然有某種更深刻的東西，即本質的矛盾作為自己的本質”，1馬克思認為，現實的實在矛盾才是主體，才是本質的矛盾，應用這種唯物主義式的方式去解決。
黑格爾對市民社會的核心觀點，是認為在其上設定普遍性國家的存在可以將市民社會的利益沖突，實現黑格爾所追求的同一。馬克思則認為，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對立和分裂是近代社會根本無法回避的現實，“事實上，這是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的二律背反”，黑格爾的設想只能是一種虛幻。
基于對黑格爾的法哲學批判，馬克思從根本上與黑格爾對立起來，在市民社會這一問題上，他完全不同于黑格爾的觀點。雖然馬克思接受了黑格爾關于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對立的理論命題，但卻比黑格爾還更堅持這一對立現實。如前所述，黑格爾的市民社會本質上是一個以私人利益為核心的經濟社會，是屬于國民經濟學范疇的概念，與代表普遍利益的政治國家是根本對立的；但其出于客觀唯心主義哲學觀，煞費苦心要將市民社會與國家的對立關系消除，設定官僚政治、等級制國會等中介環節，可想而知，這種根本性對立無法真正消除與國家的普遍性之中。近代社會確實是要解決個體與整體之間關系――分離的問題，黑格爾是以國家來解決這一問題，但他或許還忽略了一點，近代社會不同于中世紀的根本特征在于：物質的經濟生活與公共的政治生活的分離。所以，馬克思堅持著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二分，對他的思想產生了重大變化：
其一，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根本對立，這一異質性的根源在于市民社會。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二分，就是經濟與政治的二分；要了解這種異質性，就要揭示市民社會的結構；而這必須從黑格爾所講的國民經濟學的角度進行研究才能達致。這對馬克思發現物質的經濟關系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其二，馬克思的研究重心從國家轉向市民社會，并在其后的手稿中意識到，依靠國家是不可能解決市民社會的內在矛盾的，解決辦法只能是依靠市民社會本身的物質力量。
這之后的馬克思發生了較為重大的轉變，從《導言》、《德法年鑒》、《論猶太人問題》到《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他從研究國家哲學向國民經濟學的研究轉移。
在《論猶太人問題》中，馬克思已經深刻意識到市民社會的本質在于私人的經濟利益關系，但仍停留在較為片面的層面，只從特殊性原理的角度去理解市民社會。他雖然強調了要從市民社會內部去克服人的政治異化，但沒有提出由誰去完成這一任務。隨后的《導言》，馬克思認為只有無產階級才能實現這一任務，是因為，無產階級產生于市民社會，卻失去作為市民社會成員的資格，被排除在市民階級之外，所以只有無產階級最有可能從市民社會內部摧毀市民社會，克服人的政治異化，從而實現人的解放?！兜路觇b》中，馬克思論述了市民社會中人的異化狀態、階級分化的現象以及無產階級的概念，但因缺乏國民經濟學的知識，所以只停留在哲學的角度。
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觀點范文3
關鍵詞：本土化；經濟學范式；中國經濟學；儒家文化；女性主義
中圖分類號：F0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56(2008)06―0040―08
一、引言
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社會科學，它具有強烈的主觀性、規范性和本土性，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也必須建立在本土行為機理的契合性基礎之上；而“所謂‘本土契合性’，就是指研究者的研究活動及研究成果與被研究者的心理與行為及其生態、經濟、社會、文化、歷史等方面的脈絡密切或高度符合、吻合及調和的狀態”。然而，現代經濟學產生、成長并壯大于西方社會，從而是建立在西方個人主義行為心理的基礎之上；特別是隨著20世紀30年代之后主流經濟學在美國最終形成，從而深深地打上了美利堅民族的行為和心理烙印。正是基于這個角度，現代主流經濟學也就是真正的“西方”經濟學，而且，即使已經為廣大非西方國家廣泛傳播和接受的馬克思經濟學，它也是“西方”非正統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它們都是建立在西方人行為心理之上的，并體現了西方社會根深蒂固的自然主義思維。楊國樞(2004，自序)曾指出，“所謂美國心理學，無非是美國人的本土心理學；……但在近代史的不同階段，中國心理學卻曾先后將這些國家的本土心理學當作‘世界心理學’或‘(全)人類心理學’，甚至將之視為可以照樣適用于中國人的心理學。試問，任何單一國家的本土心理學能夠放諸天下而皆準嗎?能直截了當地成為世界心理學或全人類心理學嗎?美、英、德、法大都是屬于基督教文化圈的國家。然則，基督教文化圈之人民的本土心理學能代表人類的心理學嗎?它能適用于儒家文化圈(中國、日本及韓國)的人民嗎?”顯然，這里把心理學一詞換成“經濟學”一詞，意思同樣存在。正因為當前的經濟學根基于基督教文明下的心理及相應的行為機理之上，因此，當前的經濟學僅僅是“西方”經濟學；這里不僅從地域上是指其源于西方，更主要從文化上是指它適應于西方人的心理和行為機理。
正因如此，長期以來，能夠在經濟學領域作出較為顯著貢獻的大多是西方人或者是具備西方化的人：在20世紀30年代以前，世界上著名的經濟學家基本上不是英國人就是在英國工作的外國人；而20世紀30年代以后，世界上著名的經濟學家基本上不是美國人就是在美國工作的外國人。這些著名經濟學家的國籍和工作地點之所以會有這種時間和地域上的相對集中，顯然，并不僅僅是因為如林毅夫所說的是“由于世界經濟重心的轉移”，相反，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經濟學本身就具有非常強的本土性，而當前的經濟學話語權已經被世界經濟中心的國家及其本土學者或具有相通文化背景的學者所掌握。事實上，如果僅僅從國籍和工作地點的角度，我們就很難解釋為什么如此多的華人(甚至是日本、韓國等)在美國的大學中卻一直沒有取得較為“令人刮目”的成就，而像以色列、印度乃至拉美、東歐以及來自非洲一些國家的教授卻可以在很短時間內取得的“非同凡響”的聲譽，甚至造就了一批“世界性”的頂級大師(這些地區出生的人都曾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而如果從文化角度，我們就可以更好地理解這一點。究其原因在于，經濟學本身就是建立在微觀心理學和宏觀社會文化的基礎上，而這些國家與美國文化更為接近，更容易基于本身的行為心理發展某些經濟學理論。而華裔的學者根本沒有這一切身的文化感受為基礎，無法把理論推理和實際經驗結合起來；因此，往往只能在與經驗事實相對脫節的數理或計量方面有所發展，而對以社會經濟現象為對象的理論研究則力不從心。默頓就提出了一個“內部人原理”：“外部人”不論是多么小心或有學養，原則上都無法接近社會或文化的真理，因為存在一種結構性的限制使他沒有能力了解異己的團體、文化和社會。是以本文嘗試就女性主義經濟學對主流經濟學的反思以及對中國經濟學的本土化啟示作一分析。
二、女性主義經濟學對主流經濟學的反思
在當前西方經濟學界，女性所占的比例非常低，有成就的女性經濟學大家則更少。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呢?主要不在于流行的說辭：女性的邏輯抽象能力較低，因為女性在經濟學領域中所占的比例要比在數學或自然科學領域所占的比例還要??；相反，根本上在于主流經濟學本身的特質，因為它具有明顯的性別結構缺陷。事實上，盡管現代主流經濟學是建立在西方心理之上，但卻并不是反映了所有西方人的共同心理，而主要是建立在具有強烈擴張和征服欲望的男性的心理基礎之上，從而具有非常強的偏見，這嚴重限制了女性對經濟學的貢獻。正是這個原因，導致了20世紀80年代之后女性主義經濟學的興起。
一般來說，男女雙方在心理和行為上存在很大的差異：一般地，女性更為現實，更注重人情，更富同情心，更愿意進行合作而不是爭奪，從而行為上也更少破壞性。這也可以通過圣經中的兩個故事加以說明：亞伯拉罕為了某種抽象的上帝之命令而情愿犧牲自己的兒子，而所羅門王時的那個婦女在兒子命在旦夕時寧愿放棄真理也不愿目睹兒子被殺。然而，長期以來西方社會卻逐漸形成了男性主義中心觀，以至人類占統治地位的文化概念也按性別呈現出等級形態，其中，男子特質占上層，在主體和方法上被評價較高的東西都與男性特質聯系在一起，而被評價低的則與女子氣聯系在一起。究其原因在于，西方世界深受斯多葛主義的影響：世界是遵循數學法則和“自然”法則合理地運轉的，每個人都可以認識并掌握這些法則，因為他們都擁有上帝賦予的理性才能，都可以以同一種機械的方式進行思維，從而得出相似的推論。后來，牛頓更是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種牛頓模式：整個宇宙決定于幾條簡單的、永恒的數學規律；由此推演，人類憑借理性就可以認識支配道德領域、政治領域以及美學領域的規律。同時，盡管上帝制造了理性之鐘，但還是有一部分被遺漏了，這構成了情感和非理性王國；為此，牛頓模式又將世界分成兩個部分：被理性統治的主要部分和統攝非理性的次要部分。正是基于這一學說，所有不遵循理性、不遵循機械論的數學原理的事物都是他者，是不重要的、第二位的、不真實的，它受到理性世界的監管；顯然，由于男性往往具有更硬的“理性”，而女性也是第二位的，因而男性就有權把“理性”強加給那些缺乏理性的創造物。
盡管主流經濟學提倡的科學化路徑以期排除價值和道德因素的干擾，或者將道德問題存而不論；但
是，它并不能真正做到這一點，而是存在強烈的規范色彩。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經濟學論文往往體現了經濟學家的個人、社會以及政治位置等特質，有人甚至說，所謂的客觀知識其實不過是那些在社會上和政治上擁有更強大勢力人的知識。顯然，由于經濟學領域男性占了比在物理學或其他社會科學中更大的比例，因而主流經濟學實際上也就反映了男性的看法和處事態度。譬如，根據納爾森等人的看法，經濟人一詞“economic man”本身就是男性經濟學家群體的產物，他體現了男性“masculine”的行為方式，而無法涵蓋女性“feminine”的行事方式。因此，我們說，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先天就是有缺陷的，它并不能說明全部人類的一般行為；盡管經濟學界熱衷于使用“經濟人”一詞，但卻很少對它的真實含義以及起源進行梳理。在某種程度上，“經濟人”一詞本身就已經成為實用性和政治性的，目前許多人以此來裝扮其研究的客觀性，只不過是借此來推行他們自己的主觀觀點，其中就包括男性對女的控制。因此，女性在經濟學界之所以數量少、貢獻低，這主要與不同性別和文化下的學者對主流經濟學的自發認知有關，從而與主流經濟學本身的特質以及它與不同類別的人的親和性有關。
一方面，就男女雙方在行為特征上的差異而言。一般地，與行為相聯系的個人內在心理會影響人們對事物的認知，從而表現在學術上也會有所差異；顯然，女性與男性在行為特征上往往相差很大，從而也就會對其學術取向產生影響。譬如，女性忍耐性更高，往往會克制自己內心的沖動，在人際關系中也更為忍讓，以追求人際關系的和諧；而且，在很多情況下，更愿意采取迂回溝通而不是爭奪的方式來達成自己的目的。有研究表明，女性的道德推理顯示出“相互沖突的責任”意識，而不是發自“競爭的公理”，這種認知能力決定了“它是一種與周圍關聯的、敘述性的思維模式，而不是有條理的、抽象的思維模式”；為此，女性特別注重“關愛的行動”，往往圍繞著對“責任和關系的理解”，往往設法建構“聯系之網，人際之網，它們通過交流得以維系”。正因如此，女性往往不熱衷于抽象規則的研究，而更關注規則帶來的社會后果，關注人的應得權利；相應地，她們往往偏好于政治經濟學、社會經濟學、人本經濟學、心理經濟學、文化經濟學以及福利經濟學等的研究，而這些方面則屬于經濟學的邊緣分支。
另一方面，就理論本身隱含的修辭特征而言。一般地，如果理論內含的修辭與研究者的行為特征相符，那么就更有利于該研究者在該領域的發展；因為他從事此方面的研究是源于內心自發的，而其他人則需要經受刻意模仿和學習過程。顯然，當前主流經濟學中的經濟人假設基本上反映了男性的看法和處事態度，因為它強調人的控制、征服、機會主義等。事實上，與女性的“責任道德”相反，男性明顯地表現出“權利道德”的傾向，它立足于“對分離的而非聯系的情調”，立足于“對個體而非基本的關系的思考”；并且，男性還使相互沖突的秩序保持一種機械的、量的平衡，而這種秩序又是以等級化的價值觀為基礎的。正因如此，盡管女性在心理學、社會學、倫理學、人類學等領域的研究中可以取得顯著成就，但在主流經濟學領域取得的成就卻要小得多；究其原因，男性從事主流范式的經濟學研究是源于內心自發的，而女性則需要刻意地進行模仿和學習。當然，這不是女性的錯，而是主流經濟學所內在的偏見所導致的，應該歸咎于當前經濟學的畸形化發展，因為主流經濟學包含了太多的男性主義特征。而且，女性在現代主流經濟學領域建樹不多的現狀，并不意味著女性并不適合從事經濟學研究；恰恰相反，越來越多的女性從事經濟學理論研究將有助于優化經濟學的基本特質，使經濟學回到更為合理的研究軌道上來。
其實，男女之間的性格差異主要與早期工作場所(工廠)和生活場所(家庭)的分離有關，而主流經濟學源于對市場爭奪行為的刻畫，“經濟人”也是與當時參與激烈市場競爭的男特質相符的。早期社會中，男性從事市場的競爭，從而日益變得好斗；而且，由于在企業組織等工作場所的活動往往都是被規定好的，男性的性格也逐漸被異化：價值理性日益萎縮而工具理性日益偏盛，從而產生了類似經濟人的人格。相反，女性則被孤立在家庭之中從事家庭實務，盡管重復性的家務勞動不利于理性思維的發展，卻可以有更多的自主時間以培養多樣化的性格；特別是，在婦女的主導下家庭往往成為置身于殘酷爭斗的市場之海中的無數個相對平和寧靜的棲身島嶼，從而女性的性格更為平和和寬容。而且，盛于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并沒有像興盛于美國的現代主流經濟學那樣以工具性的經濟人為理論基石，也是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的：美洲早期殖民者主要是一批極具擴張沖動的新教徒，他們世俗化功利主義心理更為突出；后來盡管有大量的其他移民進入，但由于缺少了原先共同體的庇護，從而也只能遵守業已樹立起來的市場爭奪規則，從而具有強烈的個人主義和工具理性特征。
當然，隨著社會物質財富日益充足以及女性越來越從家庭走上社會，社會行為主體成分的這種變化也就會對市場上的行為機理產生影響；與不斷變化的實踐相適應，經濟學的行為假設也應該有一個相應修正過程：應該越來越多地把女機理納入進來，不能把女視為非理性的而排除在經濟學研究之外，而是要通過借鑒女性的行為來重新界定理性的內涵。然而，主流經濟學卻頑固地維持著傳統的自然主義思維及其經濟人假設，在這種傳統下，婦女基于本性的理解當然就與之不相適應；這正如費波爾和納爾森指出的，正是由于人的社會性別影響了他對社會事物的感知，影響了對問題相關性和重要性的評估，從而也就影響了認知原理的解釋。正是由于主流經濟學打上了深深的男性沙文主義，它的評價標準有利于男性而不利女性：不僅主流經濟學主要體現了男性的話語和思維，而非對女的刻畫和世界；而且，長期以來經濟學的學術規范和原則也是由男性創造或制定的，這種規則和思維也就支配了學術的發展走向和學術人員的構成。事實上，當今西方學術界已經看到了這種現象，但不幸的是，男性主導的西方社會觀念卻往往把男女之間的這種行為差異僅僅歸因于他們的生理差別，從而確立了經濟學研究對女性和女性活動排斥的合理性；只是近年來隨著女性主義的興起，人們逐漸認識到，社會性別是一種文化和社會建制，與純粹生理意義上的性別沒有必然聯系。
可見，正是由于社會心理上的差異，導致了男女雙方在經濟學上截然不同的表現；這不是因為女性本身的行為有問題，而是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思維和規范本身就是片面的。費波爾和納爾森就指出，“無論如何，承認經濟學的人文因素和社會影響，就意味著對主流范式的總體否定和對客觀性追求的放棄”，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可以提高經濟學的客觀性”；事實上，“女性主義經濟學之所以出現，并不是因為經濟學太客觀了，而是因為它還不夠客觀，因為太多的假設和方法論思想在沒有經過全面的批判性審查之后就開始被主流經濟學團體視為普遍而客觀的了”。正因為如此，一些女性主義學者對數學化、客觀化的科學認識論發出了深深的質疑，他們認為，當前這種流行的科學至上主義會把整個世界無論是物
質世界還是生活世界物化為它者，女性注重協作的互動行為對社會的破壞性更小，更適應于與自然世界之間的良性互動；也正因如此，他們強調科學本身就是主觀的，應該把人的認識和情感結合起來，要強調科學的整體性、和諧及復雜性而不是簡化輪、統治和直線。推而廣之，不同的社會文化下的人們的行為機理也是不同的，因而與之相適應的理論也應該存在差異，否則必然是有局限的，這從東方人與西方主流經濟學之間的關系上可見一斑。
三、中國經濟學的本土化要求和思維
上面的分析表明，女性在經濟學領域貢獻之所以不足，主要不是因為抽象數理能力的欠缺，而是一種與文化相聯系的社會性別屬性差異所造成的；顯然，如果男女之間這種社會性差別推廣到不同特質的文化之間，那么，就可以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文化適用性進行反思。
其實，盡管一些海歸學者將國內經濟學水平低歸咎于經濟學人的數學功底差，但這卻不是主要原因；事實上，不少海歸經濟學者卻都曾承認，海外的中國人沒有因為數學不好而學不下去的，林毅夫更是認為，“外國的經濟學家相比，我國年輕的經濟學者通常數學較好，在這方面有比較優勢”。同樣，主要也不在于中國人缺乏邏輯思維能力，事實上，中國人在自然科學領域所作出的貢獻正越來越大：不僅近年來在自然科學領域獲諾貝爾獎的華人在逐漸增加，而且，在數學領域華人的貢獻也有目共睹。相反，根本原因在于中、西方人士在行為方式和社會氣質上的明顯差異，而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思維、理論和分析工具都以西方人的心理、認知和行為為基礎的，從而主流經濟學的發展走向和人員構成也必然受西方所支配。事實上，我們可以把男女的社會性征和東西方人的行為機理聯系加以分析：從整體上講，西方人具有明顯的男性特征，這表現為侵入性、個體性和占有性；而東方人則更多地表現出女性化的行為特征，這表現為合作性、社會性和共享性。例如，東方人更為強調抑制自己的需求，強調社會和諧與合作，也特別注重社會責任和人文關懷，因而中國社會相對于西方社會來說歷來也要平和得多。正因如此，當前中國人學習和研究體現西方心理的主流經濟學也面臨著與女性學習和研究那種體現男性認知觀的經濟學的相同困境。
因此，中國經濟學人對經濟學貢獻不足，不是因為中國人的數學水平不高，不善于使用計量回歸等分析工具，更不是中國人的英語水平不好；相反，這主要是因為對社會的認知思維存在很大的差異，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和社會制度與主流經濟學宣揚的存在巨大差距。正因為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核心假說與儒家社會的行為機理相差很大，這種學說是外在于中國人自身的生活的；因此，中國人沒有西方人那種深入肺腑的感覺，無法把理論與具體的社會環境和實踐有機結合起來，從而往往難以產生能夠燎原的思想火花。而且，即使深受儒家熏陶的學者花了很大努力去學習現代主流經濟學，但對“經濟人”的行為特征的刻畫以及由此推衍的社會現象的認識依然無法達到西方人那樣的深度，從而無法對主流經濟學的理論發展作出被主流“認可”的貢獻。實際上，儒家文化一直強調“知行合一”和“主客同體”以及“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試想：如果對人類行為的研究不是從自己切身的體認出發，而是可以接受外來的一套假設和學說，怎么可能深入地剖析社會行為的內在機理呢?由此可見，強調普遍適用性的現代主流經濟學面臨著如何重構其脆弱的文化基礎這一問題：正如女性主義經濟學的出現是為了揭示并消除經濟學研究中的性別偏見，使經濟學更好地反映整個人類社會的現實世界一樣；為了消除當前主流經濟學中對東方社會文化和行為的歧視，也有待于真正建立在中國人行為機理之上的中國經濟學之振興。
一般地，現代主流經濟學以經濟人假設為基礎，它根植于西方根深蒂固的自然主義一元論思維：一方面，它強調方法論上的個體主義和社會后果中的物競天擇，并通過還原論把人的心理還原為動物心理；另一方面，它把人僅僅視為一個經驗客體，是自然的一部分，終極價值判斷是給定的，因而具有強烈的先驗理性和經驗實證的色彩。但顯然，中國人的思維卻完全不同于西方人：人一直被視為思維和認知的主體，中國社會本質上也是人本主義的，它首先關心人類社會，儒家文明更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共生關系；因此，中國人的基本思維方式就是由人而物、由內而外、由社會而自然，將從對社會秩序的探究中獲得的知性逐漸反思到自然社會中，這是天人感應乃至于天人合一哲學的基礎。而且，基于先驗的理性主義思維，西方社會對事物的理性認知往往是脫離經驗的，也可以游離于實踐之外；正因如此，盡管經濟學中的經濟人假設與現實遠不相符，但主流經濟學依舊把它視為理論研究的基本假設，并以此來建立模型探究人的行為。相反，儒家社會往往從社會實踐中獲得對人類行為的認知，從而特別強調知行合一，理論不能脫離實踐；正因如此，它要求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修正不合理的假設，使得理論日漸逼近實踐，并為實踐提供指導。事實上，在盛洪看來，經濟學與科學存在著重要區別：經濟學惟有提出對所有人都有利的方案才能為人民服務，而科學則可能會被部分人用來損害別人；顯然，由于中華文化中蘊含著“天下主義”的精神，因而如果能夠將西方經濟學與中國文化有機融合起來，那么就可以使得經濟學更像“經濟學”，并能夠抑制西方科學和工具理性膨脹所潛在的兩方面危害：一、利用科學方法通過損害別人來增進自己的利益(如改進武器)，二、諸如對社會的建構等對科學的不當應用而損害所有人。
但不幸的是，當前經濟學的基本研究范式，特別是其基本微觀行為基礎都是西方的，以致當前的經濟學也只能是“西方”經濟學；顯然，在沒有搞清楚中國社會現象的內在機理，不將理論契合在中國人的行為機理基礎之上，即使出現了本土化的聲音，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本土化理論，僅僅是將研究對象本土化而已，而其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思維依然是西方的。譬如，林毅夫在《本土化、規范化和國際化》一文中比較系統地論述了他對如何用規范的現代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中國具體的經濟問題的看法，但他依然認為我國經濟科學的研究成果必須國際化，而研究的對象的本土化則是研究成果國際化的一條主要通道。當然，他認為，在對本土現象進行研究時，需要“弄清楚哪些是產生我們所觀察到的重要的、錯綜復雜的社會經濟背后的主要經濟、政治、社會變量，然后才能構建一套簡單的邏輯體系，來說明這些重要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這已經意識到了社會現象背后的內在機理的不同。但是他并沒有深入到經濟學的理論前提――人性和行為機理問題，而僅僅是關注約束變量的不同。
楊國樞指出，“美國心理學因能有效探討美國人之個人主義文化內的心理與行為，所以是一種本土心理學――美國人的本土心理學。這種本土心理學是從美國自己的社會、文化及歷史脈絡中自然發展出來的，所以是一種原生性的‘自發心理學’或‘內發心理學’。與此不同，西化的中國人的心理學是一種被美國人本土心理學所扭曲的知識體系，而不是從中國人的社會、文化及歷史脈絡中自然發展出來的知識體系，因此是一種次生j生或衍生性的‘外發心理學’。外發性的中國人心理學難以有效探討中國人之
集體主義文化內的心理與行為，所以不能算是真正的中國人的本土心理學。……只有內發性的中國人心理學，才能提供有效了解中國人心理與行為的知識，才能作為發展全人類心理學的良好基礎”。顯然，在西方的“內發心理學”基礎上產生了西方主流經濟學；同樣，也只有以中國化的“內發心理學”為基礎，才能產生更適用中國的本土化經濟學。正因如此，盡管林毅夫…等人都曾預言，“最遲到下個世紀30年代，我國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強國。隨著我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所占地位的提升，中國經濟研究在世界經濟學研究中的重要性將隨之提高，而當我國的經濟成為全世界最大最強的經濟體之一時，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也很有可能轉移到我國來”；但是，筆者卻認為，如果不改變當前盲目照搬現代主流經濟學理論、范式的風氣，不能將西方經濟學理論與中國社會文化有機契合起來，那么，即使中國經濟如目前一般再持續發展20年，中國經濟學的理論研究仍將沒有實質性的進展，更加不要提中國將成為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
四、簡短結語
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觀點范文4
[摘要]：“價值無涉”是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核心概念，但是對此學術界卻存在嚴重誤讀。本文從韋伯構建學術公共領域的角度，認為韋伯“價值無涉”的“客觀性”原則具有雙重含義，既是為了破除普世性的理論神話，也論證了價值判斷需要“科學”的論證，而經驗事實需要在與文化價值的關聯中獲得意義，這是學術倫理存在的基礎。通過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韋伯闡明了他的“理想類型”是對經驗事實的邏輯整理，而不是“客觀”反映，這是“價值無涉”的第三個含義。本文還討論了韋伯的新聞思想及其實踐與學術公共領域的關系，并提出今天重讀韋伯的意義在于構建中國的學術共同體和學術公共領域。
討論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韋伯是個繞不過的名字。“價值無涉”已經被我們念得耳熟能詳，但是韋伯意義上的“價值無涉”究竟應該如何理解？在學術界卻依然晦暗不明。當今中國社會發展與危機并重，思想界因此存在嚴重分歧，學術與政治的關系也變得云譎波詭，有學者提出應該用“去道德”和價值“無立場”的方法來應對這樣的局面[1]。但是，“去道德”與“無立場”究竟在什么意義下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的？政治與學術在韋伯的語境下究竟意味著什么？今年，正值韋伯逝世九十周年，韋伯的著作再次在漢語世界中被大量出版。重新閱讀韋伯，并借此整理中國知識界關于學術與政治、立場與價值等問題的糾葛，已經又一次成為具有重大理論與現實意義的議題。[2]
（一）“價值無涉”的雙重含義
《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是1904年韋伯接手主辦《社會科學和社會政策文庫》雜志時，闡釋其辦刊宗旨的綱領性文獻。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韋伯是如何把社會科學方法論與學術倫理以及學術共同體的思考結合在一起的，這也是韋伯集中討論和總結其社會科學方法論的重要文獻。但是，自八十年代中文學術界“發現”韋伯以來，這也是被誤讀最嚴重的部分。所以，回到文本自身，應該是重讀韋伯最重要的方法。
韋伯開宗明義地指出，《文庫》的宗旨一是擴展對社會生活的事實的認識，另一是訓練人們對社會生活的實際問題作出判斷。那么，判斷的有效性是什么？或者，在什么意義上可以說，社會科學研究存在著“客觀有效的真理”呢？韋伯整篇文稿正是建立在這個問題意識上的。
韋伯反對兩種歷史觀，一是道德進化論，一是歷史相對主義，正是這兩者的結合在社會科學領域取得了支配性地位。韋伯以國民經濟學為主要批評對象，指出：通過把文化價值總體引入道德領域而在內容上規定道德領域，并由此把國民經濟學提高到“倫理”科學的地位，這其實是把所有可能的文化理想在總體上貼了“道德”的標簽，既抹殺了道德律令的特有地位，也沒有對理想的“客觀性”有什么貢獻?！段膸臁沸枰獜母旧嫌枰跃艹獾牧餍杏^點，正是：國民經濟學是從一種特殊的“經濟世界觀”得出的，并且應當由此得出價值判斷。因為經驗科學的任務決不是提出約束性的規范和理想，以便從中得出實踐的處方?！段膸臁沸枰艹獾牧硪环N觀點是：價值判斷因為立足于某種理想，從而具有主觀起源，就可以擺脫“科學”的討論。這正是“價值無涉”的兩重含義，不可偏廢任何一方，而目前國內學界就韋伯觀點圍繞著經濟學是否應該有道德的討論，其實都沒有抓住韋伯的關鍵。
韋伯說，《文庫》關心的問題其實是：對理想和價值判斷所作的“科學”批判的意義和目的是什么？科學的“技術性批判”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使在追求目的過程中的代價，能夠被充分評估和權衡，也唯有在這樣的時候，最需要貫徹“價值無涉”的邏輯方法。在這之后，權衡上升為決策，就不再是“科學”的任務，決策者根據自己的良知和世界觀在各種有關的價值之間進行權衡選擇，但正是“科學能夠使他意識到，一切行動，當然根據具體情況還有不行動，在其結果中都意味著吸收了某些價值，從而常常意味著——這一點目前特別容易被人忽視——放棄另一些價值。做出選擇是他自己的事情。”[3]科學的任務正是揭示并且在邏輯上闡明“目的”建立之上的“觀念”基礎，“對價值判斷的科學探討如今不僅要使人進一步理解和體驗所希求的目的和作為其基礎的理想，而且首先還要教人批判地‘判斷’它們。”[4]也就是說，作為“科學”本身不擔任價值評判的任務，但是它卻是價值評判的基礎。這是因為，在一個世界觀存在嚴重沖突的時代，“以普遍有效的終極理想的方式創造解決我們的問題的實際公分母，這都毫無疑問既不能是我們這份雜志的任務，也絕不能是任何一門經驗科學的任務：這樣一種任務不僅在實際上是無法解決的，而且自身也是不合情理的。”[5] 這決定了在方法論上的“價值無涉”作為邏輯意義的地位。
一個飽餐了知識之樹的文化時代，其命運是必須知道，無論對世界事件研究的結果多么完善，都不可能從中獲知世界事件的意義，而是必須能夠自己去創造這種意義本身，世界觀決不可能是經驗知識進步的產物，因此，最強有力地推動著我們的那些最高的理想，在任何時代都只能是在與其他理想的斗爭中實現的，這些其他理想對于其他人來說，正如我們的理想對于我們來說一樣，都是神圣的。[6]
因此，可以看出，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的第一個含義，正是要徹底破除所謂“普世價值”的神話，一個諸神爭斗的時代，決定了社會科學領域不可能，也不應當存在普遍有效的終極價值。在這個意義上，廉價的相對主義和樂觀的折中主義，要么在理論上無視其嚴峻，要末是在實踐上回避其結果。這些都與科學的“客觀性”沒有絲毫關系，“中間道路”絲毫不具有更多的科學真理。由此可見，作為方法論的“價值無涉”正是為了廓清“科學”有效性的界限，它要解決的問題是“存在”的問題，而不是“有效”的問題。對“存在”的思維整理，涉及到“客觀性”問題，而“有效”與否則與價值所處的文化特性有關，必須在科學的“客觀”操作和價值判斷之間劃出界限。
因此，對這份雜志尋求科學真理的功能，以及科學作為對經驗現實進行思維整理的有效性，韋伯提出兩種重要責任：
首先，是要讓讀者和作者自己清楚地意識到用來度量現實，并從中推導出價值判斷的標準和尺度是什么，而不是把不同類別的價值混同在一起。只有通過確立的價值標準與其他價值標準，最好是與自己的價值標準相對抗，——任何有意義的評價都只能是從自己的世界觀出發的批判，而不是通過在不同的價值之間和理想的沖突之間的挪移和權衡來欺騙自己。不同的價值尺度之間需要進行反思性的對比、澄清和揭示，一切對于別人有意義的評價都只是出自對自己“世界觀”的批判，是以自己的理想為根據與別人的理想作斗爭的結果。
第二， 要使得讀者、編輯和撰稿人都明了，什么地方科學研究者開始沉默，而作為“有意欲”的人開始說話，什么地方論證求助于理解，什么地方則求助于感情。必須反對科學討論和評價性推論之間的混淆，但是“決不反對申明自己的理想”。無信念和科學的“客觀性”之間沒有任何內在的近似性。這里“價值無涉”的第二個含義，就體現為作為學術雜志的《文庫》所具有的學術共同體的性質，它不是從事反對政治或者社會政策派別的論爭場所，也不是招徠贊成或反對政治理想或社會政策派別的場所[7]，而是一個“學術”的公共領域。韋伯如此描述道：
雜志的特性一開始就在于，并且只要它聽憑于編者們今后就也應當在于，尖銳的政治對手都可以在雜志中為了科學工作而和平共處。它迄今為止不是“社會主義的”刊物，今后也不會是“資產階級的”刊物。它不會把愿意置身于科學討論基地之上的人排除在作者的范圍之外。它不能是一個“回應”、辯駁、再辯駁的游戲場地，但它也不袒護任何人，無論是它的作者還是他的編者，都應在其欄目中經受可想見的最嚴厲的客觀而又科學的批判。不能忍受這一點的人，或者不愿與那些和自己理想不同的人在科學認識領域合作的人的，都可以不參加它。[8]
但是，韋伯也承認，無偏見地與政治上的敵對者同處于一個中立的學術場所，在當時的德國并不容易，對那種“作為黨派狂熱的局限性和不發達的政治文化的標志，應予以無條件的反對。”在這個意義上，“價值無涉”反對的是學術的泛政治化傾向，因為這必然嚴重傷害學術的“科學性”。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個雜志不能有自己的“特性”，因為《文庫》要探討的問題與最高的、起決定作用的價值觀念密切相關，因而成為它的最穩定的作者的人，“恰恰因此又成為一種受到那些價值觀念相同的或者類似的影響的文化觀的代表。”這些作者的觀點各有不同，但是“他們都把保護勞動群眾的身體健康以及盡可能增加勞動群眾對我們文化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分享作為目標，但把國家對物質利益領域的干預與現存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的自由發展相結合作為手段。”[9]這些人無論對未來的社會秩序持什么樣的觀點，就當代而言卻肯定“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并不是因為它與更早的社會制度相比是更好的形式，而是因為它在實踐上已經是不可避免，這是學術面對現實政治的態度。
《文庫》主要關心的是社會經濟問題。作為社會經濟現象的事件，它的性質并不是自身“客觀”地具有的，而是以人們認識的“興趣”傾向為條件的。“一個現象只是就我們的興趣專注于它對于為生存而進行的物質斗爭所具有的意義而言，或者說只有在這個時候，才獲得一個‘經濟’現象的性質?！彪s志的任務就是：研究人類共同生活的社會經濟結構的普遍文化意義及其歷史上的組織形式。
不是“事實”的“實在”聯系，而是問題的思想聯系，構成了各門科學的工作領域的基礎：在用新的方法探索一個新的問題并由此發現開辟新的重要觀點的真理的地方，就會出現一門新的“科學”。[10]
不同與馬克思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理論，更不同于形形的文化決定論，——韋伯決不是一個文化決定論者，他強調的是經濟與文化互相制約的關系。韋伯認為：按照經濟上的受制約性和影響范圍的特殊觀點來對社會現象和文化事件進行分析，依然是一個具有創造性成果的科學原則。但是，這恰恰需要區別以下兩種傾向：人們要么把歷史現實中不能從經濟動機演繹出來的一切都當作在科學上毫無意義的“偶然性”，或者“剩余物”，要么把經濟事務的概念擴展到不可知的領域，以致所有以某種方式與外在手段相結合的人類利益都被納入到那個概念之中。[11]這正是韋伯竭力反對的以經濟學價值來主宰社會價值和社會科學判斷的方式，這也是韋伯提出“價值無涉”所具有的現實與歷史的針對性。
（二）經驗事實、文化價值與學術倫理
在韋伯看來，社會科學作為一門現實的科學，是要理解我們被置入其中的、包圍著我們的現實特性，即它的文化意義：它為什么在歷史上是這個樣子。而“有限的人類精神對無限的現實的思維認識就建立在這一隱匿的前提條件上，即每次都只有現實的一個有限部分構成科學理解的對象，只有它才在‘值得認識’的意義上是‘根本’的。”[12]韋伯明確指出，經驗事實只有在與文化價值的關聯中，才是研究者接近“實在”的途徑。社會科學不是建立合目的性的規律性，而是建立“個別”與“價值”之間的因果聯系。規律所適用的現實是個別的，而個體并不能從規律中演繹出來。清晰概念的存在以及假定的規律，僅僅是認識現實的前提和手段，而真正的有意義的分析和整體性描述，卻是嶄新的和“獨立”的。一個文化現象形成的意義，以及形成這種意義的理由，都無法從任何規律性概念和體系出發去推導、論證或闡明，因為它們是以文化現象與價值理念的關系為前提條件的，文化概念就是價值概念。個體性的現實之所以對我們有意義，是因為它表現出對于我們來說與價值理念的聯系因而重要的關系，僅僅是因為這一點，它的個體性的特性才是值得我們認識的。也就是說，價值理念是確認研究對象的前提，卻不是結論，因為：
重要的東西自身當然不與任何規律自身相等同，而且規律越是普遍有效，就越是不與它自身相同。因為一個現實的成分對我們來說所具有的特殊意義，當然恰恰不在于它與極其眾多的其他成分所分享的那些關系。把現實與賦予其重要性的價值理念聯系起來，以及根據其文化的重要性的觀點突出和整理由此渲染而出的現實成分，與根據規律對現實進行分析和在一般概念中對它進行整理相比，是一個異質的、不同類的觀點。思維整理現實的兩種方式相互之間沒有任何必然的邏輯關系。在個別的情況下，它們能夠相互一致，但是，如果這種偶爾的一致掩蓋了它們原則上的分歧的話，就會導致極具災難性的后果。[13]
這些對于經濟學來說，并不例外，事實上韋伯更多地正是針對它而來的。正因此，韋伯對于“規律”崇拜，特別是對經濟學的“市場”規律崇拜所具有的災難性后果的警告，是特別值得今天的中國學界汲取的。我們也可以從中明確地看到，韋伯的立場是歐洲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他是一個所謂的“西方中心主義”者；而是相反，他一再告誡的正是對“普世價值”的警惕。對于韋伯這至關重要的核心觀點，我們理解得并不充分，而這卻正是韋伯強調“價值無涉”的主要出發點。
韋伯特別針對貨幣交換經濟指出：對交換的普遍本質和市場交往的“技術”性研究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但是這只是前期工作，它不能回答交換如何歷史地獲得它今日的基本意義，歷史事實需要在文化意義里得到澄清，正是貨幣經濟的文化意義，——因為它，我們才會對交往技術感興趣。“只有在無限多樣的現象中僅有一個有限的部分是有意義的這一前提條件下，認識個體性的現象的思想才在邏輯上是有意義的?！盵14]對具體的現實進行詳盡無遺的因果推演不僅在實踐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理論上也是荒謬的。在涉及“個體性”的地方，“因果問題并不是一個規律的問題，而是具體的因果聯系的問題，不是什么公式把現象當作樣本加以歸類的問題：它是一個歸屬的問題。……一個‘歷史個體’——的因果說明得到考慮，對因果規律的認識就不可能是研究的目的，而只能是研究的手段”。韋伯再三強調，規律越普遍，就越抽象，它們對在因果上歸屬個體性現象的貢獻就越少，從而間接地對理解文化事件的意義也就越小。就歷史現象來說，最普遍的規律由于是內容最空洞的，通常也是最沒有價值的。一個類概念的有效性越廣泛，就越使得我們離開現實的豐富性，因為它為了包含近可能多的共性現象，就必須是盡可能地抽象，而共相的認識對于歷史研究而言并沒有價值。因此，把經驗還原為“普遍”或者“客觀”，對于社會科學工作并沒有意義。這并不是說“規律”不存在，而是因為對社會規律的認識并不等同對社會現實的認識，僅僅是我們的思維為了這一目的所使用的各種輔助手段。文化只是個別，是由其文化所采用的價值理念決定的，而任何“規律”都無法揭示這些價值理念的不同。“‘文化’是從世界進程無意義的無限性產生的一個從人的觀點出發用意義和重要性來思考的有限斷面”[15]。以下韋伯的這一段話特別值得關注：
任何文化科學的先驗前提都不是我們認為某一種或者任何一種文化有價值，而是我們就是文化人，賦有自覺地對世界表示態度并賦予它一種意義的能力和意志。無論這種意義是什么東西，它都將導致我們在生活中從它出發來判斷人類共同存在的某些現象，把它們視為重要的（積極的或者消極的）而表明態度。
對世界表明態度并賦予其意義的能力與意志，這其實正是學術倫理存在的基礎。韋伯對以色列先知的描述中，著重的正是他們為文化和宗教共同體建構意義的“天職”。[16]在這里，我們再次看到的是韋伯世界中知識分子的學術倫理與先知的宗教倫理的疊印。正是在這個基礎上，韋伯強調學者的“個人”因素對于學術研究的重要性。因為沒有什么觀點是從材料里自然得出的，所謂讓事實自己說話，不是自欺，就是欺人。真正具有意義的是作為“個人”的學者“靈魂之鏡”，只有這樣的鏡子才能折射出現實與文化的價值和涵義：
在隨時隨地自覺或不自覺地對事物的個別特殊方面所做的這種選擇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科學工作那種作為時有所聞的主張——一項科學工作的“個人因素”才是其真正有價值的因素；此外，任何工作如果存在是有價值的，就必須表現出“個性”——之基礎的因素。毋庸置疑，如果沒有研究者的價值理念，就不會有選擇材料的原則，就不會有對個體性現實的有意義認識，就像如果沒有研究者對某些文化內容之意義的信念，認識個體性的現實方面的任何工作都是絕對沒有意義的一樣，他的個人觀念的傾向，他的靈魂之鏡中的價值反射，規定著他的工作的方向。而科學的天才把自己研究的對象與之聯系起來的那些價值，卻能夠規定整個時代的“觀點”，即是決定性的：不僅對于現象中被視為“有價值”的東西而言，而且對于現象中被視為有意義的或者無意義的、“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東西而言都是如此。[17]
韋伯這里清理的正是知識分子在當代確立學術倫理價值的基礎，知識分子的內在志向即對學術為世界建構意義的確認和信念，這是推動文明本身和文化本身發展的動力。至此，我們可以明白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核心所在，那就是在一個諸神的時代里，社會科學不是尋求普遍而終極的規律或目的，而是認識、確立和創建文化的價值意義，這才是學術和知識分子確立安身立命的倫理基石。因為對人類文明尋求價值意義的確信，內在于文明自身，也內在于任何時代的知識共同體和民族共同體之中，它們正是知識分子應該予以承接的“天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知識分子的“天命”是一種倫理的誡命，是外在使命和內在志向的結合。
（三）“理想類型”與社會科學的“客觀性”
——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
這里，韋伯是以對“國民經濟學”的“自然主義一元論”為批評對象，展開其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具體討論。
國民經濟學開始的時候是一種討論國民“財富”增長的“技術”性現象，但是它從一開始就不僅僅是技術的，因為它被納入到18世紀自然法的、理性主義的世界觀的巨大統一體中。自然科學的方法：用根據規律性聯系對經驗事實做出一般的抽象和分析，以一種形而上學的有效性和具有數學形式的概念體系，達到對現實的一種純“客觀”的，擺脫一切價值的，同時也是絕對理性的，也就是擺脫一切個體性的“偶然性”的一元論認識。在這樣的科學思維的模式中，除了發現事物的“規律”外，科學工作的其他意義都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合規律”性才是科學本質性的東西，“個體性”的事件只有作為“典型”，即作為規律的解說才有意義，而這些事件本身則并不是“科學的”興趣。因此，在歷史領域，抽象的理論方法和經驗的歷史方法處于對立之中。抽象的經濟理論為我們提供了一幅關于經濟組織、自由競爭和嚴格的理性行為在商品市場上發生的各種事件的理想畫卷?！斑@一理想畫卷把歷史生活的某些聯系和事件統一成為設想出來的聯系得天衣無縫的體系。在內容上，構思具有一個通過思想上提高現實的某些要素而獲得自在烏托邦的性質。它與生活的經驗給定事實的關系僅僅在于，在那種構思中被抽象地描述的那類聯系，從而也就依賴于‘市場’的事件，在現實中被發現或者被猜測為在某種程度上起作用的地方，我們都能夠利用一個理想典型（idealtypus）實際地說明和解釋這種聯系的特性?！盵18]
但是“理想典型”（國內更多翻譯為“理想類型”，下文采用這種譯法）的概念是為了歸屬判斷，它不是假設，也不是對現實的描述，它是歷史給定的現代交換經濟社會組織的“理念”。韋伯指出西方經濟學中的“市場”與作為發生學概念上西方中世紀的“城市經濟”理念，這兩者是根據“完全相同的邏輯原則展開的”。而“城市經濟”概念也并不是所有被考察的城市中實際存在的經濟原則的“平均值”，而是單方面提高一個或者一些觀點，把散亂的個別的現象綜合成一個自身統一的理想畫卷而獲得的。就此而言，即“理想類型”是從經驗事實中選取不同的元素加以邏輯整理而言，它的確具有“客觀性”，這正是“價值無涉”的第三個含義，即“理想類型”作為一種邏輯的分析工具本身是“價值無涉”的。但另一方面，“就其概念上的純粹性而言，這一理想畫卷不能經驗地在現實中的任何地方發現，它是一個烏托邦。而對于歷史工作來說就產生了一個任務，即在任何具體場合都要確認現實離那個理想畫卷有多近或者多遠，某個城市的關系的經濟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概念的意義是哪個被說成是‘城市經濟的’”。[19]因此，理想類型并不是對“客觀”現實的無條件的“反映”，而是“整理”。因此，韋伯強烈地反對把理想類型的概念圖像當成是歷史現實的“真正”內容，當成“本質”。理想類型絕不是古希臘神話中的強盜普羅克拉斯特之床，歷史不應該在此被削足適履，也不應該被當成是歷史中起作用的“實在”力量，——韋伯強調特別需要警惕后一種危險。對于中國的經濟學來說，西方的以中世紀“城市經濟”為模式發展出來的經濟學“原理”，究竟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解釋中國和解決中國的城鄉問題呢？這值得今天更深刻地追問和反思。
韋伯告訴我們的恰恰是：沒有建立概念與具體的歷史語境的聯系，就簡單套用西方的諸如“市場”這樣的經濟學概念來橫掃一切是極其危險的，因為正是這樣的做法違背了“價值無涉”的社會科學方法，違背了現實的“客觀性”原則。這對于我們今天形形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來說，應該是當頭棒喝。韋伯明確地指出，經濟學理論是一種“教理學”，它特別假定純粹經濟利益的支配作用，而排除行為的政治取向和其他非經濟取向的影響，因此它只能是一種“理想類型”，而絕不是歷史的“自然”發展，更不能成為“應當”如此的普世道路：
那種在此意義上“無國家”、“無道德”、“個人主義的”純粹理論，作為方法上的輔助手段是并且總是必不可少的，而極端的自由貿易學派則把它理解為“自然的”，即未被人愚蠢的歪曲的現實的一種詳盡無遺的寫照，并進一步據此把它理解為一種“應當”，理解為一個在價值領域有效的理想，而不是理解為一個可以用來經驗地研究存在的理想典型。[20]
所以，“理想類型”的功能，不是作為目的，而是作為社會科學的“手段”來發揮作用的，因為社會科學必須借助通常只有在“理想類型”中才能清楚明白的規定概念來工作。其工作原理在于歸納、衡量與對比，是以確立概念的“界限”為前提的，這正是一種專業主義的訓練：
它是一種理想畫卷，但并不是歷史現實，也根本不是“真正的”現實，它也根本不適宜于把現實作為樣本歸入其中的圖式，而是指具有純理想的界限概念的意義。為了廓清現實的經驗內容的某些重要的成分，人們借助這一概念對現實作出衡量。把它與現實作出對比。這樣的概念是思想的產物，我們借助它們，通過運用客觀可能性的范疇，來構思各種聯系，我們依據現實定向的、受過訓練的想象力對它們作出判斷，認為它們是適合的。[21]
但是混淆總是很容易產生，歷史相對主義者總是讓理想類型意義上的“理念”生成為理想意義上的“理念”需求，讓其變成價值判斷。因此，科學自我監控的基本義務和避免受騙的唯一手段，就是嚴格區分這兩種方式。以比較的方式把現實與邏輯意義上的理想類型聯系起來，與從理想出發對現實做出評價性判斷，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方法。這正是韋伯強調作為方法論的理想類型是“價值無涉”的，即不能用它作為價值判斷的標準。因為理想類型“是某種對評價性的判斷完全不感興趣的東西，除了純邏輯的完善之外，它與其他任何一種完善都毫不相干?！盵22]也就是說，在韋伯的理論中，理想類型其實是一種邏輯工具，并不具有價值判斷的意義，這才是“價值無涉”最核心的意義，否則，就會有淪為自然主義或道德主義“目的論”的極大危險。
韋伯更進一步指出：雖然“理想類型”在形成過程中要排除“偶然性”的東西，但是其本身仍然是“個體性”的，不是平均值的典型。因為理想類型的概念形成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使人清晰地意識到的，它不是合乎類的東西，而恰恰相反，是文化現象的特性”[23]，是文化個體性的表達，因此“理想類型”絕不是普遍“規律”的體現，而是有著明確的使用界限的。至此，我們已經可以理解，韋伯對“價值無涉”的強調，其批判的對象正是用“理想類型”來代替價值評判，這樣一種會在現實中帶來極大危險的思想混亂，其主要代表正是西方經濟學。
針對自然主義的歷史觀，即社會科學的目的必須是將現實還原為“規律”，韋伯的批評正是針對其把“理想類型”與現實相互混淆的危險。韋伯告誡道，必須清醒地意識到“理想類型的發展狀況和歷史是兩件必須有效區分開來的事情，構思在這里僅僅是有計劃地將一個歷史事件有效地歸屬于根據我們認識的現狀而可能的原因范圍中的現實原因的手段。”[24]正是在這里，韋伯對馬克思，——這位他所尊敬的也是最主要的理論對手作了這樣的評價：所有的“規律”和歷史發展的構思，在理論上都具有“理想類型”的特征，“凡是使用過的概念的人都知道，如果把現實與這些理想典型進行比較，它們就具有巨大的，甚至是獨一無二的啟迪意義；同樣，一旦把它們設想為經驗有效的，或者甚至設想為實在的（事實上也就是形而上學的）的‘作用力’、‘趨勢’等等，它們就具有危險性?！盵25]這一評價值得重視，也值得今天作為一個重要視角來重新理解在中國的命運。
韋伯充分肯定“理想類型”的邏輯作用，但是他強調所有“理想類型”的構思都具有暫時性，“文化科學工作的結果就是不斷改造我們力圖把握現實所用的那些概念的過程。因此，關于社會生活的各門科學的歷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過程。因此，關于社會生活的各門科學的歷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形成而嘗試在思想上整理現實，由于科學視野的擴展和更移而廢除已經獲得的思想圖像，以及在如此改變了的基礎上形成新概念之間的不斷變換?！盵26]這是因為，概念的形成取決于問題的提出，而問題的提出是隨著文化自身的內容發生變化的，概念與被概念化的東西之間包含著一種綜合的暫時性。因此，概念的價值正在于它們揭示了作為其基礎的觀念意義的有效性界限，而不是目標。“理想類型”之意義正在于它的暫時性，和無可避免的被超越性，是手段和工具，服務于建立價值聯系的目的，因此決不能混同于具體的實在，后者才是第一性的目的。概念的目的被假定為對“客觀”現實的觀念的“反映”，這可以追溯到康德的現代認識論，這里的概念與歷史工作之間的關系被頭足倒置了。而社會科學的偉大進步正是與實際的文化問題的變更密切相關的，并采取了對概念的形成進行批判的反思形式。韋伯宣布，《文庫》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為這種批判與進一步的綜合服務：
一切經驗知識的客觀有效性，都是并且僅僅是按照范疇整理給定的現實，而這些范疇在特殊的意義上是主觀的，即表現我們認識的先決條件的，受到唯有經驗知識才能給予我們的那些真理的價值的前提條件的制約。[27]
社會科學的“客觀性”正在于此，即它來自于對經驗現實的邏輯綜合和整理，也因此具有明確的使用邊界，因此不能據此作為“本質”或者“規律”證明特定的經驗事實，也不能因此取得判斷現實的價值特權，因為價值尺度只能來自于特定的文化自身。社會科學的任務并不是不斷去追逐新的觀點和概念，而是相反，對于具體歷史聯系的文化意義的認識，才是所有的概念和概念批判為之服務的終極目的。“材料專業戶”和“意義專業戶”都不能把已知的事實與已知的觀點結合起來，從而創造出新的東西。
在韋伯看來，價值意義是“理想類型”獲得邏輯意義的前提，否認作為特定的文化產物的價值真理性，就沒有社會科學，就只剩下用普遍的概念與判斷去取代科學。一旦社會科學把它的方法論原則建立在把加工材料看成目的本身，而不是自覺地根據最終的價值觀念來檢查和反思個別材料的認識價值，不能意識到認識價值是植根于具體的實際的文化作為最終價值，道路就會迷失，這時，就需要從文化的價值意義上進行范式突破。這時，
未加反思地使用的觀點的意義變得不可靠，道路迷失在黃昏中。重大的文化問題的光芒依然存在。于是，科學就武裝起來，改變自己的立足點和概念體系，從思想的高度俯視事情之流。[28]
推動社會科學發展的動力，不是科學的內在邏輯，而是一個特定社會的文化價值的重大問題。我們需要在這個意義上理解韋伯這句似乎駭世驚俗的話：政治經濟學是政治的仆人！因為，作為現實的、具體的德國的文化價值才是真正的政治性問題，學術的目的正在于是否能夠落實于具體的文化語境中，——它既是社會科學問題意識的來源，也是作為學術研究的社會科學最后的旨歸。只有在這里，在責任倫理高于信念倫理的情況下，兩種倫理才可以尋求互相支持的契合點，我們也需要從今天中國的歷史語境中重新確立和理解韋伯的意義。
最后，讓我們再來讀一點讀韋伯自己的論述：
我們最終必須竭盡全力反對的是一種并不少見的觀念，它認為通過權衡各種彼此對立的價值判斷和他們之間的“政治家式的”折衷，就可以踏上通往科學“客觀性”的大道?！爸虚g路線”不僅恰好與“最極端”的價值判斷一樣，不能以經驗學科的方法得到科學的證明，而且，在價值判斷的范圍內，它正是在“規范的”意義上最晦曖不清。它不屬于講壇，——而是屬于政治綱領，官僚機構和議會?？茖W，無論是規范的還是經驗的，都能為政治活動家和對立的黨派提供無可估量的幫助。它告訴他們，（1），對于這個世紀問題，某些不同的“最終”立場是可以考慮的；——（2）在你就這些立場作出抉擇時，存在著這樣那樣你必須考慮的事實。[29]
韋伯指明的是，真正的有責任的“政治”行為應該建立在學術的“科學性”的基礎上，即有價值的政治行為必然充分估計三個方面：1，不可避免的手段；2，不可避免的附帶后果；3，由此制約的在其實踐結果中眾多可能的評價相互之間的競爭，這正是經驗科學以自己的手段能夠揭示的東西。[30]只有在此基礎之上的“政治”行為才可以與現實中黨派利益紛爭的政治活動劃清界限。社會科學的“客觀性”絕非折中的中間路線，因為妥協和折中并不是以價值的澄明為前提的，因此需要反對各種“偽”客觀性（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各種偽“政治”性，即建立在黨派利益紛爭基礎上的“政治”）：
認為從要求經驗地討論“價值無涉”的立場出發，價值判斷的討論就是無結果和毫無意義的觀點，是與我們完全不相干的，因為關于價值判斷意義的認識恰是所有這類討論的前提。這種討論的先決條件是理解各種原則上不可逾越的和大相徑庭的最終價值判斷的可能性。然而，“理解一切”并不意味著“原諒一切”，單是對他人觀點本身的理解也不導致同意它們。另一方面，這至少可以使人同樣容易并且通常極其可能認識到妨礙人們達成一致的原因和問題。但是，這種認識恰恰是真理性的認識，而“價值判斷討論”正好有助于這中認識。[31]
至此，韋伯對于社會科學的“客觀性”和“價值無涉”的思想已經清楚了。這里試從以上三個互相關聯的層面上做一個分梳和歸納：
首先，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是社會科學的歷史觀，它反對把歷史納入任何道德主義或自然主義的目的論體系中,因此，它本身不屬于也反對任何“宏大敘事”。其方法論上的體現是劃清“理想類型”的有效性邊界，不能把“理想類型”或者任何概念性的邏輯思維的產物上升為價值判斷。任何意義上的“理想類型”作為對經驗事實的邏輯整理，都不是對現實的“反映”，而是歸納和總結，歸根結底是“個體性”的，因此不能把“個別”上升為“普遍”的規律，并成為“應當”如此的歷史力量。因此，韋伯反對從歷史的“發展趨勢”中引申出對實踐的評價，因為這意味著把“變遷”視為目的論的，并成為對現實政策毫無反思的美化：
無論如何，我們都無法看出，為什么經驗科學的代言人應當感到有必要支持這種做法，使自己成為某個時候的“發展趨勢”的喝彩者，使對這些“發展趨勢”的“適應”從一個終極的、只能由具體的人在具體場合解決的、因而也只能取決于具體的人的良知的評價問題變成一個據說由一門“科學”的權威庇護的原則。[32]
第二，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指的是建構學術公共領域的原則，即不同的立場和觀點都具有平等準入的地位與權利，而且在這個意義上接受最嚴格的反思與批判。知識共同體不能以某種預設的絕對價值作為規范，或者以“普世價值”來壓抑和取消歧見，這是作為經驗科學的社會科學能夠生產“有效”知識的前提。但是，作為個體的學者，卻正是以自己的立場，以及以此立場出發的知識建構進入學術公共領域，“正是‘個人’的最內在的因素，規定我們的行動、賦予我們的生活以意義的最高的和最終的價值判斷，才是某種我們感到有‘客觀’價值的東西?！盵33]這個意義上，韋伯的“價值無涉”決不是取消價值立場，而是相反，不同的價值判斷必須接受自己以及對手的反思和挑戰，方有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科學的發展。
第三，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指的是在學術共同體內部建立理解的方法。在各種不同的、甚至歧見嚴重的觀點之間，“價值無涉”要求的是對他者觀點的理解，它建立在以經驗的方式，從概念的邏輯意義上，去考察他人的行為和動機，以發現真正的不同的立場，這是一切有意義的學術辯論的前提。這樣的以建立理解為前提的“價值無涉”的工具性，是學術對話和論辯的基礎。它可以使人從邏輯和事實的角度認識到妨礙達成一致的原因和問題：
人們可以是不一致的，以及為什么不一致，在什么地方不一致。恰恰這種認識是一種真理認識，而且“價值討論”也就是為它服務的。與此相反，人們以這種方法肯定不能獲得——因為它在一個截然相反的方向上——的東西，是某種規范的倫理學，或者就是某種“律令”的約束力。[34]
這才是為什么“價值無涉”需要發揮作用的地方，也正是社會科學“客觀性”的體現。
但是，遺憾的是，在過去的韋伯研究中，我們恰恰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韋伯極力批評和反對的方法強加給韋伯自己了，對“理想類型”盲目而混亂的運用就是最鮮明的例證。
[注釋]
[1]關于此一問題的爭論，可參見羅衛東：《社會科學從業人員的理性回歸：重返韋伯》，載《浙江社會科學》2006年第5期；馮鋼：《“客觀性”、“理想類型”與“偽道德中立”——評羅衛東的“重返韋伯”》，載《浙江社會科學》2006年第6期，其討論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看待經濟學與道德的關系。本文在此的討論，與上述兩位作者的觀點都有重大不同。另，趙汀陽提出的“無立場”分析方法以及相關討論也包含了這樣的意愿。
[2]限于篇幅，此處發表的文稿屬于筆者《學術與政治：重讀韋伯》長文的第三部分，前兩部分是： 一 ，“先知”與知識分子——學術的倫理與天職；二，何為政治？——政治的倫理及其悖論；待發。
[3]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4頁。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另一中譯本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出版，譯者韓水法、莫茜。本文中的引用參照這兩個譯本，具體見注釋。
[4]同上，第4頁。
[5]同上，第6頁。
[6]同上，第6頁。
[7]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中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10-11頁。
[8]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9頁。
[9]同上，第10頁。
[10]同上，第14-15頁。
[11]同上，第16頁。
[12]同上，第18頁。
[13]同上，第21-22頁。
[14]同上，第22頁。
[15]同上，第24頁。
[16]此部分的詳述見本人《學術與政治：重讀韋伯》長文的第一部分，即 一 ，“先知”與知識分子——學術的倫理與天職，待發表。
[17]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5-26頁。
[18]同上，第31-32頁。
[19]同上，第32頁。
[20]韋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46頁。
[21]同上，第34頁。
[22]同上，第28-29頁。
[23]同上，第40頁。
[24]同上，第41頁。
[25]同上，第42頁。
[26]同上，第43頁。
[27]同上，第47頁。
[28]同上，第49頁。
[29]韋伯：《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145頁。
[30]韋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24頁。
[31]韋伯：《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149頁。
[32]韋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29頁。
[33]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中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6頁。
[34]韋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20頁。
[35]見hanno hardt：social theories of the press: early german & american perspectives，pp174-182,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1979. 感謝南洋理工大學郭振羽教授和耶魯大學博士生王穎曜同學提供線索和材料。該書在2002年再版，補充了卡爾•馬克思論新聞自由的章節。
[36]瑪麗安妮•韋伯：《馬克斯•韋伯傳》，閻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1頁。
[37]同上，第182頁。但是在瑪麗安妮的《馬克思•韋伯傳》中，并沒有直接提到這個原因，而是更多地提及同行和董事會對該項目和社會學學會的影響和干擾。見瑪麗安妮•韋伯：《馬克斯•韋伯傳》，閻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8-481頁。
[38]同上，第488頁。
[39]同上，第494頁。
[40]同上，第496頁。
[41]同上，第507-508頁。
[42]瑪麗安妮•韋伯：《馬克斯•韋伯傳》，閻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6頁。
[43]馬克斯•韋伯：《以政治為業》，見《學術與政治》，馮克利譯，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第77-81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