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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調控的內涵范文1
關鍵詞：供給側;土地宏觀調控;戰略;設計
一、 引言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意味著國家宏觀政策的重大調整，旨在調整經濟結構，增加供給有效性，實現要素最優配置，注重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率。在面臨高產能、高庫存、高杠桿、高成本等存量矛盾的情況下，只有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針對性地解決這些問題，才能為國民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鋪平道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希望通過改革實現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從而避免潛在增速的大幅下行，不僅是從要素領域對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相關內容的延伸和聚焦，還是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創新之舉。對于土地宏觀調控來說，發揮其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基礎性作用，要注重提升土地宏觀調控政策制定和實施管理的科學化水平，確保社會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
二、 土地宏觀調控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內涵
土地宏觀調控實質上就是國家以土地作為調控經濟運行的措施和政策，對經濟運行狀態和經濟關系進行干預和調整，把微觀經濟活動納入國民經濟宏觀發展軌道，及時糾正經濟運行中的偏離宏觀目標的傾向，屬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礎性環節。土地宏觀調控集中體現了土地政策參與宏觀調控的國家意志，通過優化土地利用結構與布局，對土地的數量結構、空間結構和產業結構進行統籌優化，從而實現社會各方利益在空間上的集合和再分配，實現土地、資本、勞動、技術創新等要素的優化整合，實現公平基礎上的土地可持續利用，更好地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從土地宏觀調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視角來看，就是要積極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客觀規律，增強規劃的前瞻性和統籌協調能力，處理好政府主導規劃與資源市場化配置的關系，加強規劃的制度供給，從而實現市場經濟環境下對土地資源的優化配置。
三、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土地宏觀調控戰略框架設計
戰略框架設計如圖1所示。
1.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土地宏觀調控戰略背景。
（1）經濟新常態背景。2011年中國經濟總量雖然已經居于世界第二位，但已不復過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GDP增速水平，經濟增長動力不足與經濟下行壓力并存，經濟發展方式面臨從粗放型增長轉向集約高效型增長轉變，可以說，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已然對土地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需要把握經濟新常態下經濟服務化、社會信息化、人口城鎮化、產業高端化與發展低碳化的發展趨勢，加快推M土地宏觀調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動適應經濟新常態的發展要求，為穩增長提供基礎保障。
（2）區域協調發展背景。2014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優化經濟發展空間格局”，重點實施“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和長江經濟帶三大戰略，為經濟新常態提供了新的戰略支撐，也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了新的增長點，將成為推動中國經濟中長期增長的主要力量，有利于區域間優勢互補、協調發展，形成新的區域經濟格局，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對此，需要完善相關領域的制度供給，相應地調整供地政策，加強區域間的新興產業用地保障和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的規劃引導，促進區域經濟的協調健康可持續發展。
（3）新型城鎮化背景。針對我國新型城鎮化建設中存在的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展緩慢、城鎮化質量不高和對擴大內需的主動力作用未充分發揮等問題，2016年2月，國務院出臺了關于深入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的若干意見，指出新型城鎮化是最大的內需潛力所在，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因此，要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以城市群建設為主要載體，把握新常態下的土地資源供需形勢，通過土地宏觀調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資源配置有效性，積極穩妥推進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
（4）國土制度改革背景。十八屆三中全會中涉及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內容主要涉及“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深化生態文明體制、賦予農民更多土地財產權利以及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這五個方面。對于土地宏觀調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講，就是要主動適應市場化配置資源的新形勢要求，統籌考量土地利用開發和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在增加規劃制度供給的同時嚴格規劃管控和用途管制，通過改革創新把握土地供給的數量、質量和時序要求，充分發揮規劃的引領作用。
2.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土地宏觀調控原則。
（1）服務大局原則。土地宏觀調控屬于國土資源管理的基礎性工作，必須將土地宏觀調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 “三去一降一補”的總體要求深度融合，與國土資源改革的各項任務緊密結合，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不斷提高土地宏觀調控的統籌管控能力。
（2）超前謀劃原則。超前謀劃就是要處理好土地宏觀調控短期與長期目標的關系，通過宏觀調控引導資源優化配置，促進經濟發展質量、效益和可持續性的有機統一。從短期來看就是要積極落實“三去一降一補”的總體要求;從長期來看要立足于未來，逐步實現規劃藍圖的發展內容。
（3）節約集約原則。國土資源節約集約利用是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的必然選擇，也是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舉措。因此，土地宏觀調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通過土地利用結構調整和布局優化、土地綜合整治和土地內涵挖潛等措施，促進土地利用綜合化、減量化、集約化，為經濟社會健康發展提供支撐。
（4）改革創新原則。土地宏觀調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創新，土地宏觀調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要圍繞加快職能轉變，推動土地宏觀調控相關審批事項整合，同時并積極開展“多規”試點，促進相關規劃的銜接和協調，構建空間規劃體系，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奠定可操作、便實施的規劃基礎。
3.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土地宏觀調控戰略功能。
（1）宏觀調控功能。土地的宏觀調控功能體現在通過嚴格規劃管控和用途管制，在增加規劃制度供給的同時處理好國土資源開發利用與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同時遵循市場價值規律和供求關系的變化，為資源優化配置、土地利用結構和布局調整提供規劃保障。
（2）規劃引導功能。土地宏觀調控的引導功能體現在注重區域協調發展，總體把握規劃的宏觀性、空間性和綜合性特征，促進土地利用結構的調整和優化與產業結構調整的數量、空間和時序要求有機結合，同時守住基本農田以及生態保護兩條紅線，以實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人口、資源和環境的協調可持續發展。
（3）城鄉統籌功能。土地宏觀調控的城鄉統籌功能體現在通過保障城鄉建設合理用地需求，在綜合考慮生產、生活和生態用地需求的情況下，促進土地在城鄉實現結構優化、合理布局、效率提高和空間釋放。同時，進一步完善基于城鄉統籌的土地宏觀調控制度，促進城鄉土地要素能進行合理的流動。
（4）創新驅動功能。土地宏觀調控的創新驅動功能體現在通過創新激發需求進而促進有效供給，通過改革創新把握土地供給的數量、質量和時序要求，實行規劃和管理創新，促進合理用地、人口資源疏解、產業結構調整和城市功能提升，優化生產、生活、生態空間，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順利實施奠定基礎。
4.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土地宏觀調控戰略目標。
（1）具有前瞻性的未來型戰略目標。土地宏觀調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側重于對未來土地利用的引導，其本質是前瞻性的未來型規劃。必然要立意于未來才能體現規劃的價值和主導地位。改革目標和規劃藍圖的實現是一個長期的動態過程，要通過與時俱進的動態調整，逐步實現最終的宏觀規劃目標。
（2）具有彈性的開放型戰略目標。土地宏觀調控作為一個開放型的戰略，必須從區域性的宏觀戰略視角統籌考慮系統內外的能量、物質、信息和價值的交換和變化規律，需要具有一定的彈性，才能做出科學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決策，才能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發揮土地宏觀調控的動態指導性。
（3）具有導向性的資源兼資產型戰略目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地域目標不盡相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兼顧土地作為資源的自然屬性和土地作為資產的社會經濟屬性，要統籌考慮土地的“資源型”兼“資產型”特點，合理地配置好資源，實現土地利用綜合效益的最大化。
（4）具有市場性的調控型戰略目標。市場調配資源是市場經濟的主要特點，但市場存在一定盲目性，在經濟下行壓力過大時，通過增加有效土地供給、刺激土地需求以適當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速度，反之則減少土地供給量抑制土地需求以調整經濟發展步伐，根據國家產業政策調整的動態要求引導用地需求預期。
5.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土地宏觀調控戰略任務。
（1）向可持續的土地宏觀調控轉型。可持續的土地利用是土地宏觀調控需要考慮的內容，應做到土地資源配置方向應與及經濟社會發展方向相一致，土地資源配置質量應與濟可行性、生產穩定性、生態保護性、社會可接受性的綜合匹配程度相一致，土地資源配置時序應與土地開發利用的時序相一致，土地資源配置區域應與地區的資源稟賦特點相一致。
（2）向市場配置資源的土地宏觀調控轉型。土地宏觀調控作為政府干預土地利用的手段，應處理好政府規劃與市場的關系，將政府宏觀調控和市場配置資源有機結合，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發揮好政府的宏觀引導作用，在土地資源配置中滿足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產業結構調整的要求，發揮著調節供給與需求的紐帶作用。
（3）向城l統籌的土地宏觀調控轉型。土地宏觀調控是城鄉統籌的抓手和平臺，要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形成促進城鄉協調健康發展的機制。通過土地利用空間布局整合和利用結構調整，提高土地增值收益分配，釋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潛力，促進土地利用在規劃分配過程中不斷優化結構，實現可持續利用。
（4）向多規融合的土地宏觀調控轉型。“多規融合”是基于社會經濟發展整體目標一致性和協調性的考慮，是適應經濟新常態發展要求，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創新舉措。必須通過探索跨區域的統一規劃與協同管控機制，實現功能聯動、產業對接和區域一體化發展，最終建立統一、高效、可持續的空間規劃體系。
6.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土地宏觀調控戰略措施。
（1）強化土地規劃管控，促進土地利用結構優化。進一步強化土地利用規劃管理和用途管制，保護耕地和基本農田，加大生態空間建設力度，控制新增建設用地規模，促進土地利用結構的調整和優化與產業結構調整的數量、空間和時序要求有機結合，以土地宏觀調控為“底盤”，支持新產業新業態發展。
（2）加強土地綜合整治，推進土地節約與合理利用。促進區域土地綜合整治，統籌資源開發與環境保護，促進土地節約集約利用，提升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加強“山、水、林、田、湖”生態一體化治理，進一步推進城鄉用地增減掛鉤、城鎮更新工程、低效用地再開發，提高土地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持續保障能力。
（3）積極推動城鄉統籌，構建統一建設用地市場。優化生產、生活、生態空間，促進新型城鎮化發展，統籌考慮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和城市建設用地的供應數量、空間與時間關系，實行統一規劃和管理，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前提下盤活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建立統一的建設用地指標交易市場，積極推動城鄉統籌發展。
（4）釋放紅利，提高土地市場化配置程度。提高土地資源的市場化配置程度，建立兼顧國家、集體、個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合理調整產業用地政策，創新土地供應方式，合理提高農民個人收益，消除土地價格扭曲，探索征地與農轉用審批實質性分離的制度設計，優化審批程序，降低土地使用成本，激發市場創新活力。
四、 結論
土地宏觀調控作為政府宏觀調控土地資源配置、土地利用方式和土地市場運行的重要手段，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具有重要作用。對土地宏觀調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認識，是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不可少的基礎性環節，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認識模糊，就會使土地宏觀調控浮于形式，起不到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經濟新常態發展的目的。本文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土地宏觀調控內涵進行了詮釋，并從背景、原則、功能、目標、任務以及措施這6個方面構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土地宏觀調控戰略框架，并對框架內容進行了闡述，有助于我們在新的時期以全新的視角思考如何對土地宏觀調控進行改進和完善，從而滿足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需要，服務經濟社會發展新常態的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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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研究生科學研究基金項目資助“非首都功能疏解的用地規劃統籌研究”（項目號：2015016）。
宏觀調控的內涵范文2
當前我國經濟宏觀調控面臨著市場化、信息化、虛擬化、全球化、資源緊約束、經濟目標多元化等多重挑戰，國民經濟調控能力建設已成為重大急迫課題。建設和諧經濟與社會秩序，需要進一步明確宏觀調控的目的性，強化對經濟信息的準確掌控能力，增進中央調控的權威性，發育政策實施的中間組織，把握調控政策的主動性。
關鍵詞：宏觀調控能力建設政策
從國際經驗來看，后發國家要在既有國際競爭秩序中取得優勢，就必須在引入市場機制的同時充分發揮政府對國民經濟的規劃組織和領導力。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能力就構成了我國國家整體競爭力的重要方面。對我國而言，宏觀調控能力就是緊緊圍繞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和諧社會的根本目標，在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各種經濟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國際合作措施，保證國民經濟總量和結構均衡，保持國民經濟與社會又好又快穩健運行的綜合掌控能力。
今后15-20年，是中國經濟發展面臨著難得的戰略機遇期，在此期間，以科學發展觀基礎的宏觀調控能力，是我黨執政興國能力的核心表現形式之一，而且，通過宏觀調控能力建設，有助于根除體制轉軌階段經濟領域的腐敗現象，增強人民群眾對國家建設與發展信心。因此，研究宏觀調控能力建設具有深遠的意義。
一、宏觀調控能力建設面臨著歷史性的新挑戰
20__年以來的本輪宏觀調控，已經取得了顯著的階段性成果，同時我國的經濟總量與結構正在發生著歷史性的根本變化，與改革開放以來前幾輪的宏觀調控相比，當前的宏觀調控能力建設面臨著一系列歷史階段性的新挑戰：
其一是國民經濟市場化程度不斷加深的挑戰。眾所周知，建設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長期目標。當前，我國經濟市場化的水平越來越高，市場機制正日益發揮著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但市場經濟體制尚未完全建立起來并成熟運轉，同時傳統管制經濟的機制在逐步推出，在此背景下，同時出現了諸多“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現象，宏觀調控時常面臨兩難選擇。
其二我國經濟與社會信息化水平不斷提升的挑戰。現代信息技術開始廣泛應用于中國經濟和社會生活方方面面，對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生活模式正產生深刻的長遠影響，經濟信息數量隨之劇增，但其中不乏一些嚴重失真的信息，這些失真信息傳播開來很可能會沖擊市場經濟秩序，甚至衍生出無法控制的消極經濟“蝴蝶”效應。全面、準確、快速國民經濟運行信息的收集處理能力，在宏觀調控能力建設中具有更重要的地位。
其三是我國經濟的虛擬化的挑戰?？v觀當達國家的經濟結構，以股票交易、債券市場、期貨交易、外匯交易等為主要內容的虛擬經濟及房地產半虛擬經濟已經占有很大的比例。與20__年GDP相比，我國股票市值占GDP達到57，但是以市場實際可交易的流通市值看，這一比值僅僅為14。專家估計，當前美國的虛擬經濟規模是中國的20倍以上，日本的虛擬經濟規模也比中國大18倍，這說明中國虛擬經濟發展仍有很大空，。但虛擬經濟運行具有其獨特規律。毋須置疑，我國政府在調控實體經濟方面積累了大量的有益經驗做法，但在調控宏觀虛擬經濟方面總體來看仍然處于探索學習階段。
其四是資源、生態狀況和環境日益惡化的挑戰。當前，我國現有的自然資源已大多難以完全由國內供應，相當一部分重要自然資源有賴于國際貿易，同時因改革深化各級政府直接調撥資源的能力受限增多，而且，隨著人口總量的持續增加和工業化水平的不斷提高，水資源供給和生態環境保持、恢復和改善面臨著空前大的壓力。宏觀經濟調控措施面臨著尖銳的長期與短期、局部與整體利益矛盾壓力。
其五是經濟全球化的挑戰。我國經濟的外貿依存度已高達70以上，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經濟和產業分工中的重要一環?？梢灶A見，我國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仍將繼續擴展，相關的國際經濟規范和其它國家的經濟波動與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也必然對我國的宏觀調控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同時我國的宏觀經濟調控對這些國家和地區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這種互動效應帶來了我國宏觀調控措施的制定、出臺時機、過程監督、效果評估等一系列新的研究課題，我國的宏觀調控勢必要和相應的政治外交、國際協調結合起來。
其六是和諧社會目標多元化的挑戰。和諧社會是我國中長期戰略目標，它囊括了社會、經濟、政治、地區、自然生態等多層面的和諧內涵，其目標是多元性的，這就使我國宏觀調控已經遠遠地超過經濟總量調控的范圍，肩負著調整各項失衡的重任，要求宏觀調控在重點關注經濟層面目標的同時，還必須顧及它層面的要求。
二、強化宏觀調控能力建設的戰略選擇
1．進一步明確宏觀調控的指導思想，強化其根本的目的性
“權為民所有，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是我黨新時期執政興國的總體要求，一切宏觀調控能力建設和政策的制定與執行都必須以此為立足點，宏觀調控能力建設必須時刻以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長遠利益、切身利益為歸宿，尤其是要避免使宏觀調控變成某些少數特殊經濟利益集團的工具，損害社會弱勢大眾的基本利益。
2．進一步加強對基礎經濟信息的及時統計分析能力，準確地把握經濟運行的真實情況，增加宏觀調控的精確性。
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化和市場化水平的提升，現有的國民經濟統計體系已難以獨自承擔國民經濟和社會統計工作，一些重要統計信息不夠準確、完整，個別指標與實際情況相比甚至出現嚴重偏差，必須進一步加快國民經濟與社會統計體系改革，整合工商、稅務、海關、金融、行業主管、
司法等部門經濟類信息，引進有關國際組織、機構投資者、信用評級機構等第三方信息補充、完善。要廣泛采用現代信息技術，增加必要的財力投入，持續加強人員培訓、培養工作，全面提升基礎經濟信息的及時收集、整理分析能力，鼓勵各種行業經濟組織積極從事行業國內外信息搜集、整理工作，鼓勵社會公益性的調查研究工作。3．積極研究和整合政府有關部門職能，進一步增強宏觀調控的權威性。
隨著我國經濟結構的轉化，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國內經濟與國際經濟的日趨緊密互動，宏觀控制政策的研究、制定、落實需要政府越來越多的部門配合，在此過程中難免出現政出多門，不利于向市場和產業界發出統一的調控信號，造成某些地區或某些產業領域執行困惑，為此，有必要研究和整合政府有關部門職能，尤其是金融等虛擬經濟管理部門職能，建議由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統一宏觀調控政策，各有關部門貫徹實施，社會中介組織、媒體、公眾監督反饋，增強宏觀調控的權威性。
4．進一步加強中長期經濟發展戰略研究，總結出適用科學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宏觀調控的邏輯模型，增強宏觀調控的可預見性。
政府現有的宏觀經濟參謀管理部門，對已往的宏觀調控的成功實施做出了眾所周知的重大貢獻，這些部門與宏觀調控決策部門保持高效溝通，對國家宏觀政策理解全面準確，尤其是在研究國有經濟方面占有很多優勢資源。但隨著非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發展影響力的逐步提升，也急需一批官辦的或官民合辦的或者自愿合作的民間專業研究機構成長壯大，它們既可以反映非公有經濟的真實情況和/，！/補充現有宏觀經濟參謀管理部門工作，也可以為宏觀決策部門提供新的政策視角。另外，還必須加強虛擬經濟成長與發展研究。只有建立在集思廣益基礎上的宏觀決策模型，才能增強各項宏觀調控政策的前瞻性，也才能增強產業界對宏觀調控的可預期性，盡量消除過多的市場波動引起的經濟秩序混亂狀況和社會經濟資源浪費情況。
5．進一步推行上下互動、區域合作、社會各界廣泛參與的國民經濟與社會規劃編制機制，盡快制定出覆蓋所有國土的功能綜合規劃，促經濟資源在地區間的合理配置，形成全國統一市場，增強宏觀調控的規范引導性。
為了更高效地引導各類經濟資源在地區間合理配置，促進區域分工合作，應借鑒發達國家的成功做法，即在制定全國范圍內的國土功能規劃，避免大量的重復建設和資金浪費，將國家宏觀調控最高決策部門由目前的單個產業政策制定甚至單個項目審批的中微觀管理中解脫出來，增強宏觀調控的宏觀指導性。
6．進一步強化具有社會公益性政策傳導工具組織發育成長和職能拓展，增強調控的主動性、可逆行和執行力。
市場機制優勢的充分發揮有賴于大量的社會中介組織，如信用評估機構、行業協會、學會、產業合作聯合體等行業組織，這些中介機構的建立、成長和運作，一方面有利于形成理性有序市場競爭的氛圍，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各項宏觀調控政策研究、制訂和執行，將這些中介組織視同宏觀調控的傳導工具，無疑可以強化宏觀調控的主動性、間接性和可逆性，同時也提高宏觀調控的執行力。當前此類組織成長急需破除過多的官辦性質，在加強監督的同時盡量恢復其應有的民間公益性和自組織性。
7．進一步加強全球和地區經濟合作，增強宏觀調控的主動性。
中國經濟已成為全球性和地區性經濟的重要部分，中國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也有賴于在全球及地區經濟的合作與分工。積極參與全球性和地區性各種經濟合作組織事務，不但有利于國際經濟規范的中國化，而且也十分有利于中國經濟活動的國際化、地區化。主動參與合作，既可以減少外部國家宏觀調控對我國經濟的沖擊，也可以減輕我國宏觀調控對有關國家經濟的不利影響，保證相對和諧的國際經濟秩序，為我國經濟又好又快持續發展創造良好外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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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調控的內涵范文3
【關鍵詞】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馬克思，宏觀調控
一、馬克思的簡單再生產理論
1. 社會生產的兩大部類和兩種資本。社會的總生產可以分為兩大部類：第一，生產資料， 第二，消費資料。在簡單再生產中，每一部類的資本都分為兩個組成部分：第一，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這些生產資料本身又分為固定資本，流動不變資本?！?/p>
2. 簡單再生產過程中必要的三種轉換分析。對簡單再生產運動三種必要的交換分析，馬克思得出了三個基本的規律：即Ⅰ（V+M）=ⅡC，Ⅱ（C+V+M）=Ⅰ（V+M）+Ⅱ（V+M），Ⅰ（C+V+M）=ⅠC+ⅡC。這里C表示不變資本，V表示可變資本，M表示剩余價值。在這三個基本規律中，第一個是簡單再生產最基本的實現條件，它反映了簡單再生產條件下兩大部類最基本的比例關系，用最概況的形式表面了兩大部類之間相互依賴、相互制約互為條件、互為市場的比例關系。后兩個規律是從第一個規律中派生出來的，他們分別反映消費資料的生產與個人消費、生產資料的生產與生產消費之間的聯系和比例關系。只有在遵守這些基本規律的條件下，簡單再生產才能順利進行。
二、馬克思的擴大再生產理論
1. 第Ⅰ部類的積累。主要分為三個方面，即貨幣貯藏、追加的不變資本、追加的可變資本。
貨幣貯藏。一部分資本家把貨幣資本從流通中取出，并積累成無數單個的貯藏貨幣或可能的貨幣資本，這部分被取出的貨幣在一個或長或短的時間內不再流通。在部分貨幣從流通中被取出的同時，相當于這部分貨幣的商品卻在流通中。
追加的不變資本。在擴大再生產中，第Ⅰ部類的全部剩余價值就要減少與第Ⅱ部類作為不變資本的生產資料的交換，因為資本家不能夠再與第Ⅱ部類的交換中花掉全部剩余價值。引用馬克思的原文，“擴大再生產的物質基礎是從簡單再生產內部生產出來的”，“這種物質基礎就是，直接用在第Ⅰ部類生產資料的生產上的、用在第Ⅰ部類潛在的追加資本的創造上的第Ⅰ部類工人的剩余勞動?！?/p>
追加的可變資本。資本擴大再生產所需要的勞動力，不斷的從農業和工業的過剩者那里得到補充，特別是那些由于手工業生產而沒落的部門那里得到補充。始終存在的停滯的過剩人口，形成現役勞動軍的一部分，它為資本提供了一個貯存著的可供支配的勞動力的取之不竭的蓄水池，即所謂的“過剩人口”和“產業后備軍”。
2. 第Ⅱ部類的積累。第二部類的積累，可以從剩余價值的轉化理解。在簡單再生產中，第Ⅰ部類和第Ⅱ部類全部剩余價值是作為收入花掉的。但在擴大再生產過程中，剩余價值不會全部被花掉，而存在一部分轉化為資本，在下一個周期參與資本循環，這也是庸俗政治經濟學的代表西尼爾所謂“節欲論”的出發點。轉化為資本的這部分剩余價值，不僅不能補償第Ⅱ部類C的任何部分，而且會進一步擴大生產資本的數量。這樣，第Ⅱ部類的部分不變資本就不能從商品形式轉化為第Ⅱ部類的生產資本，第Ⅱ部類的生產過剩由此產生。
三、馬克思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作為宏觀調控依據的理論剖析
（一）市場經濟的內在缺陷要求實行宏觀調控。馬克思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的核心問題是社會總產品的實現，在擴大再生產的前提下，需要宏觀經濟的合理配比。而一方面資本主義對增殖的內在邏輯，將導致社會生產的商品總量超過人民群眾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另一方面，市場經濟存在三大內在缺陷，即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必然造成社會生產兩大部類間的合理比例關系經常遭到破壞，造成商品滯銷、失業、通貨膨脹、通貨緊縮等一系列問題，經濟危機的普遍爆發正是由于社會資本再生產比例失調問題的強制解決方式。因此，為彌補市場經濟的內在缺陷，有效實現社會總產品，就必須依賴宏觀調控手段，達到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
（二）價值與使用價值的異化要求實行宏觀調控。在市場經濟下，社會生產是資本家的私事，生產什么，生產多少，均由資本家自己決定，整個社會生產處于競爭和無組織狀態，結果是社會生產的商品總量超過人民群眾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出現生產過剩。從概念本身來看，追求價值而忽視使用價值，是一種社會生產的異化現象，也是市場經濟難以克服的內在矛盾。因此，馬克思的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讓我們更為科學的認識社會生產的最終目的，也賦予了政府宏觀調控第二方面的根據。
（三）追求內涵型擴大再生產需要實行宏觀調控。馬克思為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規律，首先把社會再生產分為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又進一步將擴大再生產分為外延的擴大再生產和內涵的擴大再生產，簡單來說就是數量增長與質量提高。內涵的擴大再生產往往是個漸變的過程，需要投入大量的資本開展前期研發工作，而這部分的資本將會以類似貯藏貨幣的形式退出資本周轉。從宏觀經濟的角度來看，這種機會成本是不符合資本增殖的內在邏輯的，偶爾出現也只能歸根與少數富有前瞻眼光資本家的隨機性，而非市場經濟的普遍行為。而發展中國家在實踐中屢屢遭遇的“中等收入陷阱”也驗證了這一理論的合理性。
（四）實現社會公平正義需要實行宏觀調控。馬克思的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隱喻著對社會公平正義的要求，體現在兩個以下方面：第一，在擴大再生產的基本實現條件I（V+M）=ⅡC+IC+ⅡC中，即社會在生產資料部類必須要和消費資料部類相適應，包括資本家與工人的個人消費，這是實現社會總產品的必要步驟。而消費特別是廣大工人階級的消費，必須依賴足夠的工資性收入，這就間接引出了改善收入分配公平的要求;第二，對于使用價值與價值的兼顧，特別是對于使用價值的重視，也要求實現社會公平正義。
參考文獻：
[1]馬克思. 資本論[M] （第二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
宏觀調控的內涵范文4
關鍵詞宏觀調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礎政策效應政策邊界
與2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伴隨，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先后經歷了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擴大需求型兩個階段。如果說1997年以前，面對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形還能通過強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壓制總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總量均衡的話，那么，1997年以后，面對在市場機制作用不斷擴大基礎上形成的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總量非均衡情形，盡管政府實施了更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但三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與預期結果仍相距甚遠。對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實證分析和政策的規范研究業已引發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學術界大多數關于宏觀調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觀調控政策能完全解決經濟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繹的邏輯推論而陷入了宏觀調控認識的誤區。本文基于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制度安排的觀點，依據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礎與邊界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試圖構建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一、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內生與外生的績效
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摒棄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設從而將經濟運行分析由“無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轉向“新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時，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將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產和交換理論并更深入地分析現實世界的制度問題中，新制度經濟學家同樣給出了各種非市場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這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使對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然會尋求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與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無疑是經濟增長(績效)的必要條件。正是通過對產權、交易成本、路徑依賴等問題的強調，使新制度經濟學得以將經濟增長問題納入制度變遷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釋。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圍相當寬泛，這里，筆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規和非正規的制度問題，而只是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某些術語(這些術語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內涵)，在闡述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礎上，就它相對市場基礎而言是內生還是外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問題。
市場經濟中，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是市場機制，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理論已由標準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給定。盡管市場實現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條件過于苛刻而被認為在現實市場中不可能具備，但市場經濟的發展史表明，對市場制度作用的認識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出于完善市場配置功能的需要，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基礎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場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針對市場失靈而由政府進行的微觀規制(管制)；(2)針對市場經濟總量非均衡而由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的宏觀調控。作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觀調控是政府在宏觀經濟領域的經濟職能，是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干預經濟的特定方式，它的內在必然性實際上可由市場經濟運行的本質是均衡約束下的非均衡過程推論出來(吳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機理已在標準的凱恩斯主義模型中得到了經典的揭示，并被戰后西方國家長期的實踐所驗證。
眾所周知，宏觀總量是由微觀個量組成，宏觀經濟不可能離開微觀基礎而存在，宏觀調控也必然要依賴于現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我們可以簡單地從宏觀調控是否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出發，將宏觀調控區分為內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兩類。市場經濟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意指宏觀經濟政策具有與市場制度邏輯一致的傳導條件和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市場化主體。相對而言，如果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在沒有或不完善的市場基礎和傳導條件下進行的，那么宏觀調控顯然就是一種外生于市場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生安排的效應顯著，而外生安排的效應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們可以給出一個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為何不理想的理論框架。
中國1993—1996年的主導政策被普遍認為是經濟轉型時期的一次比較接近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調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來總需求嚴重大于總供給的宏觀非均衡經濟實現了“軟著陸”。但宏觀經濟只經歷了短暫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沖擊和內部制約的條件下，陷入了持續至今且嚴峻的另一種類型的宏觀總量非均衡即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狀態。面對嚴峻的宏觀經濟形勢，出于“速度經濟”的要求及基于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中國首先選擇的是以貨幣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的勢頭。然而，到1998年7月為止，盡管包括下調利率、取消貸款限額、調整法定準備金率、恢復中央銀行債券回購業務等市場經濟通用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幾乎悉數釋出，經濟減速和物價下跌的勢頭卻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鑒于直觀的宏觀經濟現實，當時人們普遍的共識是貨幣政策失效。關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數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進行的，其中主要的觀點是“投資陷阱”論、“流動性陷阱”論、“消費陷阱”論等。應該說，這些觀點基本上是在給定貨幣政策的制度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前提下，主要從貨幣政策本身的作用機理方面實證分析了制約貨幣政策效應發揮的各種因素，這些政策層面的分析無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針對性的?？墒牵绻o定的前提在現實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備，那么，這種僅在政策層面的分析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對策。
事實上，中國仍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中，市場制度基礎的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還不完善。中國以增量促存量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觀基礎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國有企業——基本上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來的，它們具有產權明晰的特征，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其行為由市場機制調節，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國有企業——雖然歷經不斷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但其積重已久的深層問題并非短期內能得到徹底解決，無論在產權結構還是在治理結構中，國有企業都存在著明顯的政企難分的特征，因而其行為具有對市場與政府的雙重依賴性，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目前國內經濟學界對這種二元格局的另一種流行劃分法是所謂的體制內的國有企業與體制外的非國有企業。其實，這是相對計劃經濟體制而言的，如果相對市場經濟體制而言，則體制內的就應該主要是非國有企業，而體制外的是傳統的國有企業。
有效的貨幣政策除了要有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微觀基礎外，還必須有政策賴于傳導的條件。在市場經濟中，利率是解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最重要變量，它通過多種途徑傳導并影響到實體經濟。Munddl(1968)與Fleming(1962)分析了開放經濟條件下利率變化經由總需求和匯率波動效應傳導的過程；robin(1969)通過對q值(資本資產的市值對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義并將它作為把中央銀行與金融市場連接到實體經濟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資產結構調整效應的傳導過程；Modidjani(1977)從居民消費需求角度分析了財富變動效應的傳導過程。所有這些傳導過程都是以利率市場化為前提、并以相對完善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為基礎的。嚴格地說，中國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確定。利率機制傳導的市場化前提不存在，所謂的“流動性陷阱”、“投資陷阱”、“消費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確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場供求，被認為是一種準市場化的利率，那么，在資本市場受到嚴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場被制度的性質強制分割的情況下，金融市場制度基礎的局限也極大地制約著利率機制的有效傳導。謝平和廖強(2000)明確地指出了利率傳導機制的資產結構調整效應與財富變動效應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國的非貨幣金融資產與貨幣金融資產、金融資產與實際資產之間的聯系不緊密、反饋不靈敏，金融體系與實際經濟體系各行為主體和運行環節之間遠未銜接成一個聯動體。張曉晶(2000)則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結論的基礎上論證了開放條件下由固定匯率和資本有限流動引致的套利行為以及外匯占款必然制約中國試圖通過降息刺激經濟政策效果。結合對微觀基礎的更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非市場化的利率使中國的貨幣政策在總體上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經濟的政府安排，實體經濟難以對其作出靈敏反應；第二，假定這種利率等同于市場化利率，那么，貨幣政策雖然相對于市場經濟體制內的微觀基礎是一種內生安排，但金融市場的制度分割與局限使體制內的主體無法對利率作出反應，而體制外的主體使貨幣政策相應地又變為外生安排，加上體制外的改革滯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觀主體基于金融風險的考慮必然又會限制體制外主體的反應(這就是所謂的“惜貸”)。
金融市場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實際上更主要是通過信用機制來進行的。理論上，貨幣政策的信用傳導機制主要有銀行借貸和資產負債表兩種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從銀行貸款供給方面揭示了前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從貨幣政策態勢對特定借款人資產負債狀況的影響方面闡明了后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信用機制能否有效地發揮傳導作用，其關鍵的問題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對稱環境下存在于借貸行為過程中的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等問題，從而使信用具有可獲得性。就中國的現實而言，體制內外不同的微觀主體的信用可獲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企業)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安排，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則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它們并非惟一地依賴銀行借貸渠道融資，這就意味著信用傳導機制所必需的銀行貸款與債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難以成立，即使這類主體不受市場的制度歧視，而且金融機構也愿意與它們發生借貸行為，但貨幣政策對它們的效力相當微弱；另一方面，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不良的主體，由于它們存在嚴重的道德風險和過大的監督成本，金融機構出于自身穩健經營的要求，又往往不愿與其發生借貸行為，所以形成銀行普遍的“惜貸”或“慎貸”現象，貨幣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也不明顯(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問題。
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同樣可以在制度內生與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說明。1998年中期，當日益嚴峻的“通貨緊縮”和“有效需求不足”問題使得貨幣政策一籌莫展，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致使通過出口擴大外需受阻的情況下，為了解決總體物價水平持續下跌、經濟增長率遞減、失業(下崗)面不斷擴大等宏觀經濟問題，政府秉持通過宏觀調控擴大內需以啟動經濟的思路，確立了以財政政策為主并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取向。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積極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移動IS曲線的方式實現擴大總需求的目的，實際上是凱恩斯主義政策主張在中國的一種實踐。對積極財政政策選擇實施的時機和它的重要意義(穩定人們的預期)幾乎沒有人表示懷疑。盡管以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被認為在擴大基礎設施投資進而拉動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權威部門統計測算的結果是增發國債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別達1．5％和2．1％)，但作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種宏觀調控政策，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僅僅體現在擴大支出的直接效應方面，而是在于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去拉動民間投資的間接效應方面，否則，財政政策就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投資沒有兩樣。就后一方面而言實際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擔心積極財政政策長期繼續下去有可能導致計劃體制復歸和債務危機。
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為何難以有效地拉動民間投資需求增長的原因，學術界已展開深入的探討并提出了多種解釋。其中大多數的分析都將問題的癥結歸咎于基礎設施的產業鏈太短以及整個產業結構不合理方面，強調正是基礎設施的產業關聯性差，當把財政資金集中投向本來就已存在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基礎原材料部門，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攬而不是貼息、參股和項目融資等方式投入的情況下，民間投資自然不可能參與進來，最終的結果是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不大，經濟啟而不動。無疑，中國積極財政政策效應在現象層面表現出來的因果關系確實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卻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擴張與體制收縮的矛盾。如果從財政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就它與微觀基礎的關系對政策效應作出進一步的解釋。這就是，由于財政政策與政府關系緊密的行為主體(特別是國有主體部門)具有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這種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恰恰又是人們所擔心的計劃體制復歸的重要表現)，積極的財政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效果相對明顯；由于財政政策相對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是一種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積極財政政策的各種乘數效應受到體制的摩擦，因而對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拉動效應不明顯，亦即IS曲線移而不動。
上述給出的僅僅是制度基礎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觀調控分析的全部內容。如果到此為止，則很容易使人誤解為：只要宏觀調控政策是內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實現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其實，即使是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著它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凱恩斯主義政策70年代在“滯脹”面前的失靈就是明證)。因為，如果宏觀調控作用的僅僅是宏觀經濟總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決結構問題；如果宏觀調控政策的本義只是一項短期的穩定政策，又豈能冀望它來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這實際上也就涉及宏觀調控政策是否存在一個有效的邊界問題，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也只有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才能得以釋放出來。
二、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短期還是長期?
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長期與短期之爭，實質上也就是關于政府經濟職能邊界的理念之爭。在西方，現代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間對此也展開過激烈的論爭，從凱恩斯主義到貨幣主義再到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和新凱恩斯主義，其政策理論的核心實際上也可歸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問題。比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論主張，應該會有助于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一)短期邊界論：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及新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
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背景下，凱恩斯從不變的價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總產出水平及相應的就業水平的現實出發，以現實存在的貨幣工資剛性、價格剛性、流動性陷阱和利率在長期缺乏彈性等作為分析前提，把經濟分析的重點放在宏觀總體的真實變量上，指出宏觀經濟總量的非均衡主要是總需求波動(有效需求不足)的結果，市場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復充分就業均衡。根據總需求決定原理，凱恩斯進一步推論出，只有通過政府制定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引導消費傾向和統攬投資引誘，并使兩者互相配合適應，才能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從而使經濟在充分就業的水平上保持穩定。
在凱恩斯看來，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的總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機抉擇的短期政策，因為“在長期我們都死了”。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短期邊界論，我們可用標準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加以說明。在圖1中，假設總需求曲線AD0與總供給曲線AS相交的A點表示經濟最初處于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Yn)，當經濟受到現實總需求的沖擊，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現實中存在著貨幣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必然導致廠商削減產量和就業量(從Yn減到Y1)，這時，經濟將在小于充分就業水平的B點實現均衡，而不可能任由價格的自由下降調整到C點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正是投資者不確定預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點以下演變為一條具有正斜率的總供給曲線，它意味著完全依靠市場力量很難迅速有效地將Y1恢復到Yn。因此，要使經濟在較短的時間內從B點回復到A點，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AD1，移動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問題解決后，AS曲線恢復到古典的垂直狀態，市場價格機制繼續發揮作用，此時如果繼續實施積極的政策會加劇價格水平的上漲(通貨膨脹)。從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中不難看出，總需求管理政策的邊界只限于AS曲線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態。
在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當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政策在“滯脹”面前日益失靈的情況下，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說和自然率假說來解釋“滯脹”現象，并對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發難。貨幣主義者認為，長期菲力普斯曲線是一條起自自然失業率的垂直線，不存在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交替關系。雖然短期內通過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影響產量和就業量，但就長期而言，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使得財政擴張的量不過是對私人部門支出的量的替代，稅收的變化也因不能影響持久收入而僅有非常微弱的乘數效應。貨幣政策也同樣只會在短期內當人們按錯誤的價格預期決策時對產量和就業量產生影響，而在長期一旦錯誤的價格預期得到糾正，即“貨幣幻覺”消失之后，實際工資、產量和就業量都將復歸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過政府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試圖保持較高的和穩定的產量和就業量水平的努力，最終只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加速上升和經濟的更不穩定。與重視財政政策作用的凱恩斯主義者不同，貨幣主義者從穩定的貨幣需求函數出發，堅持經濟在遭遇需求沖擊后仍會相當迅速地恢復到自然率的產量和就業水平附近，強調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會使事情變得更好，因為政策制定者為了某種政治利益而操縱經濟導致的政府失靈可能比市場失靈更糟。因此，為了穩定經濟，應該用旨在穩定價格預期的貨幣規則取代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凱恩斯主義從最大化行為和理性預期的基礎上去探尋關于工資和價格粘性的原因，進而建立了包含確定價格和接受需求的廠商、新古典生產函數、市場不完全性、信息不對稱等方面具有堅實微觀基礎的宏觀經濟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導出的政策含義強調，由于經濟自動均衡將以長期的蕭條為代價，因此，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經濟在短期內穩定在產量和就業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凱恩斯主義關于短期政策的觀點分別以工資粘性模型(圖2)和價格粘性模型(圖3)來說明。在圖2中，LAS是一條與古典一致的垂直總供給曲線，SAS則是由一定的預期價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給出的短期總供給曲線。假定經濟初始在產量和就業自然率水平(Yn)的A點上運行，當發生意外的總需求沖擊后(總需求曲線從AD0移到AD1)，即使價格可自由伸縮，但由于工資已由談判合同固定，經濟必然從A點移動向小于充分就業均衡(Y1)的B點。正是因為工資合同需要交錯調整不可能使勞動市場在C點出清，新凱恩斯主義者強調政府對意外沖擊的反應遠比私人部門協商調整工資迅速。因此，在短期內，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能夠將經濟穩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圖3表明的是，總需求的沖擊之所以使經濟從A點移向B點，主要是因為存在價格粘性(比如菜單成本)。如果商品市場不可能在C點迅速出清，那么總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應該有所作為。
(二)零邊界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政策主張
建立在理性預期、自然率假設和市場連續出清基礎上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包括以盧卡斯為代表的貨幣經濟周期學派和以巴羅、基德蘭德、普雷斯科特等為代表的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前者從需求沖擊、信息不完全及閑暇(勞動)的跨期替代效應方面建立起解釋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和傳導機制的貨幣經濟周期模型，認為在短期內，雖然不完全信息下發生的意料之外的貨幣沖擊會導致經濟總量的波動，但在長期中，由于人們能夠根據不斷獲得的信息去修復錯誤的預期，經濟將自行恢復到自然率的增長路徑?；陬A期到的貨幣沖擊對經濟沒有實際的影響，因而旨在穩定經濟的貨幣政策在任何時候都無效。這種貨幣政策零邊界的推論可由圖4說明。
在圖4中，垂直的LAS曲線表明具有理性預期的經濟主體行為完全由市場價格機制調節，每一條傾斜的SAS曲線則由相應的預期價格水平給出。假設現期發生了出乎意料的總需求增加(貨幣沖擊使AD0移到AD1)，則貨幣工資和價格水平必然會因商品和勞動市場存在超額需求而上升。此時，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廠商(工人)誤將一般物價水平(貨幣工資)的上升當做相對價格(實際工資)的上升并相應地增加產品(勞動)供給，那么經濟將暫時“意外”地沿SAS0曲線從A點移動至B點。然而，一旦經濟主體理性地認識到實際工資和相對價格并未發生變化并完全調整預期，則SAS0會迅速移到SAS1，產量和就業復歸到自然率水平(C點)。因此，除非貨幣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則，無論長期還是短期的貨幣政策都歸無效，而意料之外(欺騙公眾)的貨幣政策本身只能進一步加劇經濟波動。如果用“適應性預期”替代“理性預期”概念，則圖4也是一個貨幣主義的AS—AD模型。
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堅持貨幣中性論，認為貨幣對實際經濟變量沒有影響，因為是產出水平決定貨幣變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貨幣政策的作用為零。他們主要從生產函數與總供給的關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強調實際因素(尤其是技術)沖擊是經濟周期波動的根源。在他們看來，當一個部門出現技術進步后，它必然會通過部門性的波動源傳導到經濟的其他部門，技術沖擊的隨機性使產出的長期增長路徑出現隨機性的跳躍，產量和就業的波動實際上并不是對自然率水平的偏離，而是對生產可能性變化的最優反應，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產的沒有意義的。關于實際經濟周期模型的政策含義，巴羅通過復活李嘉圖等價命題，認為公債是中性的，經濟主體的預期理性會抵消政府無論是以公債還是稅收等方式籌資的效應，因而試圖刺激經濟擴張的積極財政政策無效?；绿m德和普雷斯科特則通過比較有無約定條件下的均衡解，從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譽方面論證了凱恩斯主義的相機抉擇政策是無效的。
由上可見，凱恩斯主義為政府提供了市場經濟中反蕭條的最初的政策理論，并將其邊界嚴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應也被戰后西方國家20多年的實踐所證實。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將宏觀經濟政策的期限邊界定格為零，雖然這種政策主張遠離現實，但作為政策理論卻為反思傳統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提供了一種路徑?，F代宏觀經濟學中，幾乎沒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觀調控政策當做長期的政策。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與目標邊界：總量穩定還是結構增長?
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宏觀調控政策必然會存在一定的作用對象與目標。關于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對象究竟是總量還是包括結構?它的目標究竟是穩定還是增長?對此的不同認識顯然直接影響到對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評價，而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則影響到能否正確地認識市場經濟中市場與政府的作用。
(一)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是宏觀經濟總量
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經濟職能從總體的內容層次上可以區分為一般的市場條件的創立與維護、微觀經濟規制、宏觀經濟調控三大類。與基于市場失靈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預經濟的微觀規制安排不同，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內在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并導致經濟總量嚴重非均衡基礎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動態經濟中經濟出現周期的波動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市場機制如果假以時日能夠自動調節經濟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經濟達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經歷一個較長時期的蕭條意味著必須付出總體社會福利損失的嚴重代價，因此，現代市場經濟一般內在地要求通過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去調控經濟總量，以減少市場機制調節時滯產生的高昂成本。從宏觀調控的內涵來看，它作用的對象顯然是總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結果又必然會間接地影響到具體微觀主體的行為。而正是這種直接對象與間接結果的傳導表明了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這也是為什么說有效的宏觀調控必須有堅實微觀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原因。有必要說明的是，如果依據作用結果來界定政策邊界，那么也許可以把結構列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不過，隨之而來的問題可能就會陷入體制認知的誤區(這點將在后面說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邊界嚴格界定為總量的觀點也明確地反映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
(二)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
前已述及，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結果不僅會而且應該影響到微觀主體的行為決策和產業結構的相應調整。但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卻并不針對具體的行業和部門，否則宏觀調控就等同于微觀規制。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表明，對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普遍認同，推動了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發展。在市場經濟中，通過市場競爭和價格機制對供求關系進行調節，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使資源在各產業和部門間得到有效配置，產業結構的形成和優化正是市場在產業間配置資源的必然結果。歷史地看，產業結構的形成和調整也曾在不同的體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來安排(通過產業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及所謂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如日本和韓國等)。不過由政府取代市場、通過產業政策干預市場機制在產業間的資源配置而形成的產業結構從長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韓國經濟(金融)危機不斷，中國重復建設問題嚴重，政府安排的產業政策不能不說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產業政策在實質上是政府依據自己確定的經濟變化趨勢和目標設想來干預資源在產業間的配置，產業政策在資源配置的方式上與計劃經濟是相同的，計劃經濟所固有的缺陷必然會重現于產業政策的制定上(湯在新、吳超林，2001)。政府對具體產業的干預應以市場失靈為依據確定。如果將產業政策當做一種宏觀調控政策，顯然它相對市場基礎是一種外生的安排，其績效將存在體制的制約。不僅如此，如果將產業結構作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也與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存在邏輯上的矛盾。應該承認，中國當前的經濟問題主要是結構問題，但結構問題不是宏觀調控直接的對象，結構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市場基礎的發展和完善，這也是理解為什么要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的關鍵之所在。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是為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
對于通過宏觀經濟政策減少經濟周期波動、促進經濟總量均衡從而為市場機制有效進行資源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的目標業已獲得廣泛的認同，并為當今世界各國政府所采納(除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反對外)，不過，關于經濟增長是否應該作為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則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嚴格地說，經濟增長屬于總供給的范疇，它取決于生產要素的投入與組合，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一般堅信構成總量內容的總供給方面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即使出現總供給沖擊的經濟周期波動，認為也應該由市場機制來調節。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理論中，宏觀調控政策歸屬于總需求的范疇，政策的目標被界定在因總需求沖擊引起經濟周期波動后的穩定方面，而且強調的是短期。如果說凱恩斯主義所強調的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中包含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那么這種增長主要也是隨積極財政政策穩定投資者預期而來的私人部門的增長，公共財政支出的增長本身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屬于穩定的手段，目標是為民間投資的啟動創設良好的外部環境。在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實踐中，貨幣政策事實上也一直是以穩定通貨而不是經濟增長為目標。
最近10年來，隨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特別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對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能夠產生合意的長期經濟增長表示懷疑，認為過分關注短期穩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視了長期經濟增長的問題。他們指出短期的產量波動雖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長期經濟增長的福利含義遠遠超出任何短期波動的影響(Romer，1996)，強調現代經濟分析的重點應該從總需求轉向總供給方面(因為總量非均衡都是微觀扭曲的結果)。這種從對短期穩定的關注轉向長期經濟增長路徑探討的理論發展方向所給出的政策含義是，政府既能夠積極地也能夠消極地影響長期經濟增長，而積極政策的作用主要體現在為經濟的最優增長路徑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
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由于市場基礎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一直附存著經濟增長的目標。在中國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實踐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確地將貨幣政策作為保證8％的經濟增長率目標的手段，當認識到依靠貨幣政策難以實現預期目標的情況下，又進一步明確提出啟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保證經濟增長。應該承認，一系列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對于阻止經濟增長率的嚴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現實結果與預期目標的巨大差距表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目標嚴格界定為短期穩定更為確切。實際上，多重目標之間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釋放，積極財政政策的短期經濟增長目標在中國經濟的存量部分還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經濟的增量部分則明顯難容。目前，國內已有不少學者開始在關注短期穩定的基礎上探討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的路徑問題，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宏觀組(1999)就曾明確提出：“宏觀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要始終堅持以市場化為取向，通過制度創新、加快結構調整來求得長遠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擴大內需如果不是作為一項短期政策而是作為一項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給管理的政策結合起來”。特別是從2000年5月中國經濟出現重大轉機后，關于長期經濟增長要依賴市場基礎和制度條件的完善已逐步成為共識。
四、簡短的結語
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我們一向重視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這無疑是中國客觀現實的要求。與此同時，我們又必須對政府制度安排在經濟的不同領域和層次內容上的差異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事實上，就宏觀調控政策作為一種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國家的理論和實踐中具有比較清楚的界定，而國內對其內涵和目標等問題上的認識則是相當含混或者說是相互矛盾的?；谝陨系姆治?，我們對宏觀調控問題的基本認識是：
——市場經濟有效配置資源是以產權明晰的市場主體行為和形成理性預期從而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反應為基礎的。針對經濟總量非均衡的宏觀調控如果沒有堅實的微觀基礎，那么，作為一種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應釋放必然受到極大的制約。宏觀調控政策的傳導還需要相應有效的市場傳導條件或機制。在中國，由于市場結構并不完全，特別是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屬管制市場，缺乏有效的市場傳導機制使宏觀調控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條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觀調控政策能否發揮作用已不僅僅是政策本身的問題。
宏觀調控的內涵范文5
影響下半年宏觀經濟運行的幾個重要問題
1．房地產增長預期在明顯下調,但能否實現預期中的“軟著陸”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其中主要是政策的落實力度問題。房地產宏觀調控的落實力度問題將明顯影響此輪宏觀調控的最終效果。今年年初以來，由于一些地方房價上漲持續過快、房地產投資和消費繼續出現過熱增長的趨勢，國家加大了對房地產的宏觀調控。央行提高房貸利率和按揭首付款比例、國務院的兩個“八條”以及2005年5月11日七部委聯合出臺的《關于做好穩定住房價格工作的意見》，是進一步完善宏觀調控措施、防止投資增長反彈的重要舉措。這一政策受到了社會各方面的歡迎，特別受到廣大普通住房消費者的高度期待。但由于這樣或那樣的原因，一些房地產商和地方政府卻產生了很多的抵觸情緒，落實的力度可能大打折扣，影響房地產調控的成效。主要是因為一些地方政府和房地產商僅從自身局部利益出發，對房地產業發展過度依賴和曖昧，而沒有從國家全局的高度認識房地產投資、消費與價格長期過快增長可能對國民經濟產生的越來越嚴重的負面影響。
2005年1～5月份城鎮50萬元以上固定資產投資完成19719.3億元，同比增長26.4%，比一季度快1.1個百分點，比上年同期和全年增幅分別回落8.4個和0.8個百分點（見表1）。
二季度投資增幅比一季度加快主要是由于去年二季度基數較低，去年二季度投資增長24.2%，比去年一季度的47.8%回落幅度接近一半。因此，投資在受宏觀調控政策的影響正在逐步由前期的過快增長狀態向中期均衡增長水平轉變。
現在的情況很明顯，下半年房地產增長如果不能實現預期的“軟著陸”，此輪宏觀調控將很難實現預期效果。投資過熱將會再次出現，資源瓶頸將會繼續加大，煤電油運也會更加緊張，不僅如此，房地產泡沫化繼續發展將會產生金融風險明顯增大、使經濟可能出現大起大落、因近期住房消費透支過多而使未來居民長期消費能力下降、使服務業的成本加大而抑制服務業發展等問題。
2．出口增長可能明顯放慢將對下半年經濟增長產生較明顯的壓力。許多跡象表明，下半年出口增長很可能明顯放慢，將對短期經濟增長產生較大的壓力。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拉低工業增長速度，導致就業增長回落和GDP增長放慢；出口產品增長放慢與一些長線產品產能加快釋放結合，使通縮的壓力增大。但這只會對經濟增長產生暫時的壓力，而對我國經濟的長期影響不大，而且會有許多有利影響：如出口增幅的明顯放慢，將適度減少順差，使人民幣升值壓力減輕；出口明顯減速將迫使國內企業在提高出口產品質量和效益上下功夫；同時，出口增長放緩將有利于一些地方政府重視挖掘內需增長潛力等。
3．金融貨幣政策偏緊將對投資增長的穩定性產生影響。當前一段時期貨幣供應量增長是否恰當是影響下半年經濟會不會出現過度調整的重要因素。當前金融環境偏緊，在當前投資增長預期明顯下降、物價增幅持續下降的情況下，有導致經濟增長調整過度和使通縮壓力增大的風險。當前金融貨幣政策偏緊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貨幣供應量增長處于偏緊的水平。從1998年我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以來，廣義貨幣供應量M2的增長（與經濟增長的關聯性最強）出現了兩輪快速增長，第一次是在1998年年中開始，持續到1999年第三季度，其與國家加大基礎設施投資結合，結果使宏觀經濟在2000年出現重要轉機，之后因M2和M1增長相繼回落，導致經濟增長有所放慢；第二次貨幣供應量M2加速增長發生在2002年8月至去年二季度末，因其加速更為明顯及持續時間較長，使中國經濟在2003年后出現了明顯的投資過熱現象。目前M2和M1雙雙增幅回落到較低增長區間，M2增長持續10個月低于15%的水平，M1增長出現了兩波段的明顯回落，目前已持續徘徊在10%左右，比1998～2001年出現通貨緊縮的最低水平還低（見圖2）。
二是月短期貸款增加額持續減少，表明企業流動資金偏緊。從表2中可以看出，短期貸款月新增加額在2002年～2004年一季度出現了持續性快速增長，而2004年二季度后受國家加強信貸調控政策的影響，月增加額明顯減少。2004年5～12月，短期貸款凈減少了408.2億元，其中有4個月為凈減少。進入2005年后，這一狀況持續。去年企業因利潤增長較多并不明顯感到流動資金緊張，但今年將明顯不同，在今年企業利潤增長大幅下降的情況下，銀行短期貸款的繼續放慢將使企業資金壓力明顯增大（見表3）。
三是總的貸款增長率持續明顯放慢。今年5月末，全部金融機構各項人民幣貸款余額為18.63萬億元，同比增長12.4%，比一季度末回落0.6個百分點，比上年5月末和去年底分別放慢6.2個和1.8個百分點，增長率回落的幅度超過了各層次貨幣供應量（見圖3）。
總之，當前有三大問題影響下半年的短期經濟運行。房地產“軟著陸”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將影響此輪宏觀調控的效果，并影響長期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而出口增幅可能出現明顯回落及金融貨幣政策偏緊則對短期增長的穩定性會產生較大影響。只要應對得當，這些短期性問題會逐步得到解決，中國經濟中長期增長的基礎便會更加牢靠。
經濟增長趨勢判斷和下半年增長預測
1．經濟增長是否將進入“周期性的低迷期”。
受政府加強對房地產宏觀調控的影響及出口增長可能下降、當前金融貨幣政策偏緊等因素的影響，下半年經濟增長將會繼續回落。國內外的一些專家開始擔心，中國經濟可能步入深幅且持續時間較長的調整階段，并伴之于出現通貨緊縮。我們認為，這是合理放慢，而不是轉折，并不意味著中國經濟未來幾年將進入“周期性的低迷期”。
首先，自去年二季度以來的經濟增長率放慢，符合宏觀調控的目標。從幅度上講這種放慢相對平緩且適度，更重要的是這種增長放緩正是宏觀調控希望看到的結果：把經濟增長的速度適度降下來，而把重點放在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優化結構上，且在增加消費需求上多下功夫。
其次，短期增長的適度放緩有利于中國經濟中長期保持快速穩定發展趨勢。從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看，未來一段時間內投資和出口增長可能明顯放慢會對短期的經濟增長產生一定的壓力，但我們認為，即使這導致經濟增長被明顯拉低，但較長時間內我國仍能保持8%以上的增長。因為投資和出口增長的調整是遲早要發生的，這有利于鞏固宏觀調控的成果，符合中長期增長的目標，即適度調整是主動性的，且是為今后更長時間的穩定快速增長創造基礎。預期中的增長調整，不僅不會使我們對中國經濟增長前景悲觀，反而應該是更加樂觀。如果今年調整得好， 2006年、2007年以及今后幾年的經濟增長會更好。
其三，從周期的觀念來看，短期增長的適度調整可以認為是兩階段高增長的“間隙”。因為中國經濟將在較長時間內處于新一輪快速增長周期之中，且短期周期也沒結束，實際上因宏觀調控可能會明顯延長，這有點像80年代中期的情況。
最后，最近連續2個月CPI回落到2%以下，并不表明我國經濟將在下半年或明年進入新一輪“通縮”。一方面，2005年4月和5月物價增幅的顯著回落在相當程度是由于去年基數較高作用的結果，預計2005年6～9月份物價水平仍為在低位增長，但扣除基數影響，實際物價增長應該仍會保持2%以上。另一方面，目前實行的穩健型宏觀經濟政策將使發生通縮的可能性明顯降低。可以這樣來理解此輪宏觀調控的深意，即從中期角度看，宏觀調控不是防“通脹”，而是防“通縮”。抑制投資過快增長既是為了明顯緩解資源瓶頸約束及解決資源配置失衡問題，又起到了減緩未來幾年可能出現的生產過剩壓力。因此，近期中國經濟增長適度調整反而降低了未來通縮發生的可能性。
2．對下半年經濟增長指標的預測。
全年GDP增長呈明顯的前高后低的走勢。主要是因為受投資增長在房地產明顯降溫的作用下繼續回落及出口增長將逐漸走低的影響。預計2005年下半年兩季增幅回落較為明顯，分別達8.6%和8.2%，全年經濟增長為8.8%，比一季度回落0.6個百分點，比上年回落0.7個百分點。由此，宏觀調控的目標基本實現。
下半年投資增長調整的幅度相對大一些。預計2005年上半年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和全社會投資分別增長25%和22%。三、四季度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分別增長20%和16%，預計全年50萬元以上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將超過7萬億元，同比增長20.6%；全社會投資全年將達83390億元左右，增幅將由上年的25.8%降至19%左右。其中房地產投資增長將在三、四季度呈大幅回落的走勢，預計分別增長15%和12%，全年房地產增幅將自2000年以來首次回落到不足20%，增長18%至19%。主要是因為地方政府、房地產商及消費者對房地產增長的預期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這種變化既是基于宏觀調控政策的影響，也是基于市場內在的變動要求，如地方政府不得不降低對房地產發展寄予的過度預期，房地產商不得不收縮投資計劃及降低收益預期來適應宏觀政策的變化，而廣大消費者在住房消費上也越來越趨于理性，一些投機炒房將會明顯退市，這在美元升值及人民幣升值壓力將有所減弱的環境下，更是如此。
下半年出口增長回落的壓力將逐步增大。一是在出口規模已經較大的基礎上繼續保持高增長難度越來越大。二是今年上半年的出口高增長與前兩年有所不同，今年出口高增長是在工業制品出口增長逐步放慢、初級產品出口有所加快基礎上形成的，工業制品出口增長的逐步放慢將帶動全部出口增幅明顯回落。工業制品出口增長由2004年的37.0%回落到今年一季度的34.8%。受國際初級產品價格大幅上升的影響一季度初級產品出口增長高達35.1%，比全部出口增長快0.2個百分點，比2004年增幅16.5%快1倍以上。但最近國家出臺的一些對初級產品出口的抑制政策及國際初級產品市場的不確定性較大等將使初級產品出口增幅放慢。三是機電產品和高技術產品出口增幅的明顯回落與外商企業出口增幅放慢也顯示主導性的出口增長在明顯減速，下半年這種減速會更加明顯。四是我國紡織等勞動型產品出口近期受發達國家和不少發展中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的阻撓，這方面的出口增長難免將受到相當大的影響。預計，上半年出口總額為3365億美元，同比增長30.3%，1～3季度和1～4季度出口增長則將分別回落到24%和20%，呈明顯的增幅下降趨勢。
CPI增長在三季度受基數影響繼續回落后四季度會有一個反彈。全年CPI增幅將肯定在3%以內，我們預計為2.2%。工業增長和消費增長是經濟增長的兩個穩定器，下半年繼續保持平穩快速增長態勢。全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將增長15.7%，第二產業增加值增幅為10.4%。預計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將增長12.8%，扣除物價因素后實際增長將超過11%，比上年有所加快。（見表4）
對宏觀調控的認識和政策建議
一、對當前宏觀調控的幾個問題的認識。
經濟保持平穩快速增長與實施適時適度的宏觀調控密切相關。這一點在此輪宏觀調控中反映得最為明顯。我們認為對去年以來實施新一輪宏觀調控內涵和方式的把握，有利于我們更好地把握宏觀經濟走勢。特別是宏觀政策的三個著眼點或特點對中國經濟保持長期快速增長將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1．努力使短期宏觀調控目標與中期穩定增長目標相一致。以控制供給為主的此輪宏觀調控從中期的觀點看主要是反“通縮”，而不是表面看的是反“通脹”。受技術進步加快、市場的全球化等因素的影響，現階段供給過度膨脹的概率遠大于需求過度膨脹的概率，正因為如此，新一輪宏觀調控是加強對供給過度增長的抑制，防止供給過度引起新一輪生產過剩及通貨緊縮，以及引起當期資源供給的過度緊張、造成資源利用的嚴重浪費。正因為有這樣的政策考慮，未來再次發生通縮的概率明顯降低。與此相對應，防止通貨膨脹在制定金融貨幣政策上居于相對次要的地位，金融貨幣政策的重點應主要放在對金融系統風險的控制和促進就業和消費的穩定增長上。
2．今年加強需求側的宏觀調控主要是針對個別行業（房地產）的需求過度膨脹，防止經濟增長出現更嚴重的結構性失衡問題。高度重視并有效實施對房地產業的宏觀調控政策事關此輪宏觀調控的成敗。從亞洲國家經驗來講，影響經濟持續發展的一個最大障礙和最大風險是因房地產過度繁榮而引起泡沫經濟。因此，加強對房地產業的宏觀調控不僅是當前宏觀調控的重要任務，而且是未來宏觀經濟政策需長期關注的問題。
3．“有保有壓”的宏觀調控措施，體現了對行業增長不平衡、地區增長不平衡、城鄉增長不平衡等的高度重視，標志著宏觀調控由單向（一路松或一路緊）型設計向復合型設計轉變，在制定宏觀調控政策時充分考慮各地、各行業的增長差異性。這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也是一個明顯的挑戰。
二、政策建議。
1．地方政府要切實落實中央對房地產宏觀調控的各項政策，使房地產健康穩定發展，使宏觀調控的成果進一步鞏固。要把短期調控房地產的目標和建立房地產業長效穩定增長的機制綜合考慮，從根本上消除產生泡沫經濟的隱患。要形成這樣的共識，房地產業持續過度繁榮是難以持續的，合理的增長調整符合各地方及中國經濟的整體和長遠利益，在中國經濟發展水平還較低的情況下，尤其要防止出現房地產泡沫及演化為泡沫經濟。重點是促進房地產業發展的三個“轉變”。一是重新確立住宅消費和投資理念，二是加快完善房地產發展的制度和政策，三是改變和完善住宅的生產銷售方式。
（1）要從三個層面促進房地產發展觀的轉變。對政府來講，房地產業應理解為一個被動型的產業，是社會福利的重要表現形成，不能作為財富增值的重要手段，相反應該調節。政府要引導大眾消費，促進住房大眾化需求發展，而不是鼓勵大眾投資。對房地產商來講，塑造理性的房地產發展觀，就是對滿足大眾住房需求為己任，盡可能提供相對廉價的住房商品，通過擴大規模和品質來盈利，要實現企業追求適度利潤與政府的福利最大化目標相統一，才是房地產業正確和可持續發展之路。對廣大普通消費者來講，觀念轉變是，住房是一個必需的耐用消費品，通過大眾炒房甚至投資來追求巨大的增值空間是理論上的錯誤，實際上也是不可能的。
（2）加快完善房地產發展的制度和政策，主要是要在稅收政策和行業風險控制和規范運作上要做長期有效的制度安排，特別是政府房地產政策設計上要以防止泡沫化、抑制投資炒作為目標。
（3）改變和完善住宅的生產銷售方式已經是一個迫切的任務，房地產的生產和銷售方式不發生重要轉變，那么投資炒作將會以各種形式重復出現，而且在現在的利益紛爭格局中，調控的難度越來越大。我國房地產生產銷售方式的轉變應由目前所采取的香港模式轉變為美國模式，即只允許出售現房不允許出售期房。
最后，需要強調的是，對房地產的宏觀調控既要防止降溫失敗，又要防止降溫過度。當前至關重要的是防止降溫失敗。
宏觀調控的內涵范文6
一、宏觀調控的核心是有效調整利益結構、動態優化資源配置
解析宏觀調控，本質上是解析各種利益結構，包括利益總水平和利益結構兩個方面。在貨幣化的市場經濟中，利益總水映了物質生產和貨幣生產的比例關系，實質上也是結構問題。
1.從利益總水平分析，1980年至2011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金利潤率兩頭高、中間低，近年來趨于穩定適中。1980年，全國獨立核算工業企業資金利潤率為16.35％，是從上世紀80年代到目前為止的最高點，1998年降到谷底，僅為1.34％，此后穩步回升，2007年達到10.73％的高點，近年來穩定在7％到9％之間。工業利益總水平調控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上世紀90年代總水平偏低，2007年前后波幅過大。1995年至1999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金利潤率連續5年在3％以下運行，特別是1998年受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出口受阻，通貨緊縮，1998年、1999年社會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分別為97.4％和97.0％，工業企業的經濟效益大幅下降，獨立核算工業企業資金利潤率分別僅為1.34％和1.96％，造成了當時工業企業大面積虧損、下崗職工劇增。2007年出現了經濟過熱跡象，獨立核算工業企業資金利潤率比上年猛增4.03個百分點，是上年的1.6倍，波動過快、波幅偏大。保持合理穩定的利益總水平至關重要。如果工業企業資金利潤率過低或波幅過大，將導致企業無錢可賺，或者賺錢預期不穩定，將出現全國性的企業開工不足、失業增加、投資劇烈波動、經濟大起大落等一系列嚴重的經濟社會問題。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就是保證合理穩定的利益總水平，今年一季度鋼鐵行業出現主業全行業虧損，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益總水平呈現快速下降趨勢，應引起足夠的重視。
2.從行業利益結構分析，2010年工業行業平均資金利潤率為8.95％，行業利益結構相對合理，同時普遍存在逆向配置資源的情況。2010年，全國39個工業行業資金利潤率前5名是：有色金屬礦采選18.55％、石油天然氣開采18.13％、皮革皮毛及其制品業15.65％、黑色金屬礦采選14.92％、非金屬礦采選14.67％、木材加工及制品業14.55％；后5名是：水的生產供應業1.09％，電力熱力生產供應業2.57％，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4.67％，造紙及紙制品業7.53％，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7.60％。沒有全行業虧損的工業行業。存在的突出問題是利益結構逆向配置資源，工業行業資金利潤率前5名大多是資源型行業，為了節約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應降低這些行業的稅后資金利潤率；供水、供電、紙制品等資金利潤率后5名的行業大多涉及基本民生，應適當增加資金利潤率以調動企業保障供給的積極性。中央早在“九五”時期就提出了要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至今進展不大，根本原因是依靠增加投入的外延增長比依靠技術進步、管理水平和人員素質提升的內涵增長收益大，粗放增長比集約增長見效快，癥結在于利益關系不順，利益結構與政策目標南轅北轍。
“十二五”期間，我們確定了科學發展的主題和轉變發展方式的主線，把主題、主線落到實處的關鍵是形成與之匹配的利益結構。市場經濟是利益推動型經濟，利益順則事業興，利益扭曲則事難成。宏觀調控調什么？怎么調？要善于從利益結構上尋找問題的癥結，在有效調控利益結構上做文章。
二、用經濟杠桿撬動利益結構
宏觀調控怎么調？關鍵是區分稅收和價格兩類杠桿，用三種稅價組合方式調控四種供求狀態。
1.區分價格和稅收兩類經濟杠桿。從宏觀調控的角度分析，經濟杠桿分為價格杠桿和稅收杠桿兩類，前者包括各種商品價格和工資、利率、匯率等生產要素價格，后者包括直接稅和間接稅兩種。深入解析稅收和價格兩類不同性質的經濟杠桿，是有效調控各種利益結構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