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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系統理論概念范文1
關鍵詞：企業本質；循環型企業生態系統；企業生態系統健康狀況；競爭優勢
中圖分類號：F271 文獻標識碼：A 文童編號：1003－3890(2011)03－0033－06
對企業本質的認識，是分析企業競爭優勢的重要因素。企業本質理論經歷了傳統企業理論到企業生態系統理論的演替，透過其演替，人們對企業本質的認識發生了實質性的轉變。同時，隨著循環經濟的興起，探討循環型企業生態系統的本質內涵、特征及其運行機制又成為研究循環經濟視野下企業競爭優勢理論不可缺失的內容。
一、企業本質理論的演替分析
(一)傳統企業理論對企業本質的認識及其缺陷
1.傳統企業理論對企業本質的認識。傳統企業理論的基礎是傳統經濟學。古典企業理論是從分工提高工作效率的角度看企業的。亞當?斯密(Adam。Smith)在其巨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中認為，勞動分工是經濟增長的基礎和前提，并提出“市場范圍限制勞動分工”的定理。在斯密看來，企業的邊界受制于市場范圍。新古典企業理論的基礎是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由于新古典微觀經濟學利用最優決策理論進行了經濟分析，它的假設是完全理性和利潤最大化。在這種假設下，企業內部的運行被視為一個黑箱，企業唯一的功能是根據邊際替代原則對生產要素進行最優組合，從而實現最大利潤，必須按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的原則進行單一產品的產量和價格決策。新古典企業理論存在一些缺陷，如：(1)它完全忽視了企業內部的組織結構，例如委托權的安排、激勵和監督機制等。(2)新古典理論也沒有成功解釋為什么企業的平均成本曲線會上升。(3)新古典企業理論假設所有的企業都是同質的，在零交易費用的世界里，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免費獲取，而現實卻與此假設相去甚遠。
以熊彼特為代表的企業家理論，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奈特(Knight)、熊彼特(Jeseph A.Shumpeter)、柯茲納(Israel Mirzner)和卡森(Mark Casson)等人的觀點。他們共同的觀點是，將企業看作是企業家的企業。熊彼特將企業看作是企業家創新(innovation)的機制。企業家的天職是創新，即引入一種新的生產函數，包括使用一種新的技術、發現一個新的市場、創造一種新的組織方式等。通過創辦新企業這種非連續的創新活動，企業家在非均衡環境中獲得了報酬――利潤。熊彼特意義上的“企業家”(enter-preneur)實際上是一種“企業家才能”(enterpreneur-ship)，不是一種職業、階層或身份。熊彼特從創新的角度理解“企業家”這種特殊的人力資本，這對后人的啟發是巨大的。
現代經濟學的交易成本理論是對現代企業理論研究的開端。美國經濟學家科斯(R?H?Coase)在1937年發表的《企業的本質》一文標志著現代企業理論的誕生。在該文中，科斯利用交易成本理論的概念解釋了“企業為什么出現”這一被新古典經濟學家所忽視的簡單問題?？扑拐J為，市場和企業是兩種不同的組織勞動分工的辦法，二者具有互替性，企業的存在是由于它能節約市場的交易成本，所以交易成本的差別是企業出現的真正原因。但是，企業不能完全代替市場，也不能完全無限擴大，具體而言要由企業的內部行政管理費用與市場費用相比較來決定。
2.基于生態學看傳統企業理論對企業本質認識的缺陷。傳統企業理論受到傳統經濟學的影響，企業僅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終極目標，將企業看成是一個孤立的個體，不與外部環境、上下游企業相聯系，忽視合作共存，在合作中獲取競爭優勢的可能性。這是一個競爭的時代，也是一個合作的時代，更是一個競爭與合作并存的時代，傳統企業理論孤立地看待企業，在理論上表現出明顯的缺陷，在企業實踐中也不利于其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發展壯大。深究傳統企業理論不足的原因，基于生態學理論視角分析，主要是傳統企業理論遵循以下三個假設：
第一，目標假設：以利潤為中心或利潤最大化假設?；凇袄麧欁畲蠡奔僭O指導下企業強調的是“利潤”與“競爭”。受此觀念束縛，企業傾向于從自身利益出發來研究企業戰略，將其競爭環境看成是市場或行業。企業缺乏生態系統意識，表現為狹隘競爭意識，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無視明天的變化和未來發展，無視經濟共同體的利益。
第二，企業組織邊界假設：現代企業組織邊界是以法定產權來界定，企業管理只能是在企業組織邊界范圍內進行，即管理專注于企業組織內部。傳統企業邊界正在消失，組織范圍不斷拓寬、企業內各部門、群體或團隊間聯結而成的組織，與由各獨自運營的利益相關者群體和環境之間所構成的企業生態系統之間具有不同的性質與研究內涵。
第三，“人性”假設：傳統經濟學認為企業是經濟人，企業則是基于“經濟人”假設對企業進行管理，完全忽視自然的需要。圣潔認為，工業時代是反人性、反自然的，當今盛行的管理體系毀滅人類。因此，該假設必須得到提升。
(二)企業生態系統理論的興起
仿生學(Bionics)是一門新興的邊緣學科，近年來，仿生化研究已經突破了生態學、解剖學、遺傳學和工程技術學的局限，逐漸進入了社會科學領域，為解釋社會科學和運行規律提供了系統的方法，企業仿生學研究已經成為經濟學和管理學研究的熱點之一。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產生了企業生命周期理論、企業生命理論、企業生態系統理論等，這些理論被視為“管理學世界的發展方向”。企業生命理論認為企業存在與有機生命體相同的一系列特征和現象，如企業成長、企業有誕生與死亡、企業有自覺能力并能對環境做出適當反應等；企業生命周期理論的核心觀點就是企業與有機生命體一樣，具有從生到死、由盛轉衰的周期特征和過程。筆者認為，無論是傳統的企業本質理論，還是企業生命理論、企業生命周期理論等，都是將企業視為單獨的一個個體來進行研究，而企業生態系統理論則是真正將企業放置在一個大的生態系統內進行分析企業的本質特征的。
1935年英國生態學家坦斯列(A.G.Tansley)首先提出生態系統(ecosystem)的概念，把有機體與其生存的自然環境相互作用或潛在的相互作用視為一個動態的整體，即把生物與環境以及環境諸因素因子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關系作為一個系統加以研究，從而揭開了系統生態學的序幕。后來，美國生態學家奧德姆(E.P.Odum)給生態系統下了一個更完整的定義：生態系統是指生物群落與生存環境之間，以及生物群落內的生物之間密切聯系、相互作用，通過物質交換、能量轉化和信息傳遞，成為占據一定空間、具有一定結構、執行一定功
能的動態平衡整體。簡言之，在一定空間內生物群落與非生物環境相互聯系、相互作用構成的統一體就是生態系統。
當對企業進行生態學考察時，我們將發現企業像自然界中的生物一樣生存在一個非常完整的生態系統之中，我們把這個系統稱為“企業生態系統”。1993年美國著名戰略學家James F.Moore在《哈佛商業評論》上首先提出“企業生態系統”的概念，以此來描述企業和個體所處的環境，并于1996年在其專著《競爭的衰亡》中給予了定義：企業生態系統是以組織和個體的相互作用為基礎的經濟聯合體。在國內，陸玲較早地提出企業生態學理論，將企業生態學完整而準確地定義為“研究企業與其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學科”，提出“企業生態鏈”、“企業生態網”、“企業生態系統”以及“企業生態對策”等概念，并以生態觀點進一步論述了企業管理學與企業生態學之間的關系。因此，所謂“企業生態系統”就是指由企業依賴生存、發展的所有利益相關者群體與外部環境所形成的一種復雜的生態系統㈣。
(三)傳統企業理論與企業生態系統理論對企業本質認識的比較
1.企業生態系統的特征。企業生態系統的概念來源于自然生態系統，它既具有自然生態系統的一些共性，又具有其特殊性的一面。企業生態系統與自然生態相比較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征：
第一，企業生態系統是人工行為建立的一個經濟―社會一自然相耦合的復合系統，具有目的性。人工系統的行為不是完全自然化的，企業生態系統是通過人對社會經濟活動規律的認識，為了實現經濟利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的優化目的而建立起來的。人工系統的行為不是完全自然化的。正是這種目的性決定了企業生態系統內部的組織結構以及企業種群、企業個體的管理方式與管理方法。
第二，企業生態系統的邊界相對模糊。企業生態系統沒有明顯的組織邊界，并且系統構成也不受地域與行業的限制，其組織邊界相對模糊。這是因為企業生態系統包含各行業子系統、消費者子系統、環境子系統等；企業之間可以建立聯盟，企業上下游可以構成企業生態鏈，相同性質的企業可以構成行業群落，同一地域的所有企業構成企業群落，企業群落與環境相互作用又可以構成區域企業生態系統，各個區域企業生態系統在其環境中相互作用又構成完整的企業生態系統；環境子系統又包含社會政治法律子系統、社會文化子系統等。
第三，企業生態系統具有自動調節功能，是一個自適應復雜系統。企業生態系統的結構與功能都有相對的穩定性，內部結構之間保持著一定的協調性與和諧度。當企業生態系統遇到外部因素適度范圍的干擾時，系統內部能夠相互調節以保持系統原有的相對穩定狀態。這些調節作用包括企業種群、企業群落的數量與密度以及企業為了適應環境的變化對自身作出相應的調整等。并且企業與生物一樣都能對環境產生反作用，并能夠改造環境，但企業對其生態環境的反作用要強烈得多。企業生態系統具有創新改造環境的能力，企業是具有有限理性的，決策也會出現失誤；企業也會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表現出一種機會主義行為，資源的有限性和企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決定了企業的競爭性。
第四，企業生態系統是一個開放、動態的系統。企業生態系統中的任何一個企業都需要與外界進行物質、能量、信息交換，都得進行新陳代謝，表現為開放性；在企業生態系統中，企業發展過程中的優勝劣汰，競爭激烈，但是企業之間更有相互協同、合作以求共同發展，體現為合作，競爭與合作并存。正是由于這種企業之間的競爭與合作，才不斷地推進企業生態系統的進化。因此，企業生態系統不是靜態不變的，隨著社會環境、自然環境的改變，由于企業之間的競爭與合作，企業生態系統自然會不斷地演化、動態發展。
2.企業生態系統理論對企業本質的認識。企業生態系統理論與傳統企業理論相比較，企業生態系統理論在傳統企業理論基礎上對企業本質的認識有一定程度的創新與提高。具體表現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系統觀。傳統企業理論將企業視為一個孤立的個體，不考慮企業與環境的相互影響因素；而企業生態系統從系統觀、生態學的視角來研究企業，既將消費者、供應商、投資者、市場中介看成是企業生態系統的主要組成要素，又考慮系統外部環境因素，如自然生態環境、政治環境、經濟環境、科學技術發展狀況、人力資源狀況和文化背景等，體現了系統觀的思想。
第二，企業目標的實現方式。傳統企業理論認為企業追求的目標是利潤最大化，而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就是靠“競爭”，以“競爭”作為制定企業戰略的依據；企業生態系統理論，既強調企業之間的競爭，又突出以合作方式來實現其競爭優勢，優勢的實現是以對方的存在并與之合作為基礎而體現出來的，這本身就是生態學共生共存的思想。
第三，企業目標的多元化。傳統企業理論對企業目標的認識就是以追求單一的利潤為目標，而企業生態系統理論則認為系統內的企業既要考慮自身的利益，同時又要顧及系統整體的優化，因為一個健康運行的企業生態系統能給企業帶來自身無法單獨實現的競爭優勢。
第四，企業的組織邊界不局限于企業法定產權。傳統企業理論的企業邊界清晰，以其法定產權來界定；而企業生態系統理論認為企業沒有明顯的邊界，邊界相對模糊，因為企業生態系統是人們根據研究社會經濟活動規律的需要而建立起來的人工系統，如縣域企業經濟體、工業園區等，但是人們可以視所要研究問題的需要人為主觀地劃定企業的邊界。
第五，企業“人性”假設也不全是“經濟人”一面。傳統企業理論以“理性經濟人”為假定前提；而企業生態系統理論對企業人性的認識不再僅局限于“理性經濟人”假設，具有“生態經濟人”屬性，即企業人性既不是純粹的“經濟人”，也不應是完全的“生態人”，在生態規律與經濟規律支配下，既有經濟利益的驅動，又有生態友好的表現。傳統企業理論與企業生態系統理論對企業本質認識的比較如表1所示。
二、循環型企業生態系統的基本特征以及健康狀態評價
企業生態系統只是將企業與環境聯系起來作為一個系統來分析企業，但企業生態系統并非遵循循環經濟的原則而進行生產經營。正如上文所述，我們把由企業依賴生存、發展的所有利益相關者群體與外部環境所形成的一種復雜的生態系統稱為一般企業生態系統；而把遵循循環經濟原則，基于循環經濟的企業生態系統稱為循環型企業生態系統。
(一)循環型企業生態系統的特征
循環型企業生態系統與一般企業生態系統相比較，除了具有一般的企業生態系統的共性外，還具有以下四個方面的特征，具體如下：
1.在循環經濟理論指導下建立的人工系統。一般認為，企業生態系統是一個人工系統，并非建立在以循環經濟理論指導下而構建的一個復合系統，一般企業生態系統是在傳統經濟學與生態學理論指導下建立的；循環型企業生態系統是以循環經濟理論為指導，實現資源的循環利用和體現企業與整個
系統的競爭力的提升。
2.具有顧客價值與生態價值相統一的特性。顧客價值(customer's value)是由于供應商以一定的方式參與到顧客的生產經營活動過程中而能夠為其顧客帶來的利益，即指顧客通過購買商品所得到的收益和顧客花費的代價(購買成本和購后成本)的差額，企業對顧客價值的考察可以從潛在顧客價值、知覺價值、實際實現的顧客價值等層面進行。而生態價值(ecological value)是指哲學上“價值一般”的特殊體現，包括人類主體在對生態環境客體滿足其需要和發展過程中的經濟判斷，人類在處理與生態環境主客體關系上的倫理判斷，以及自然生態系統作為獨立于人類主體而獨立存在的系統功能判斷。生態價值的表現形式包括生態的經濟價值、生態的倫理價值和生態的功能價值三個方面。通過循環型企業生態系統的運作，既要實現顧客價值的最大化，又要遵循循環經濟的“3R”準則，達到資源的綜合循環利用，節約資源，減少廢棄物的排放，減輕對生態環境破壞的目的，以實現生態系統的生態價值功能，促使其在顧客價值功能與生態價值功能的和諧統一。
3.蘊含企業社會責任的特性。企業社會責任是指企業除了追求股東利潤外，還應充分考慮企業行為影響社會、員工等相關者的利益，充分考慮對自然環境的影響等。循環型企業生態系統蘊含企業社會責任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系統內部的企業按照循環經濟的要求來組織管理企業以實現對資源的充分利用減少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二是企業追求的不僅僅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是謀求企業利益、社會效益和生態環境的優化。
4.“經濟生態人”的人性假定。循環型企業生態系統是依據循環經濟理論建立起來的，所以其人性的假設既要符合經濟學理論要求的“理性經濟人”，又要滿足生態學理論的要求，體現其“理性生態人”的一面。在循環型企業生態系統的生產消費活動中，既要追求自身利益、尋求福利的改善，又要體現節約資源、對環境友好的特征。故而，筆者認為，依據循環經濟理論建立的循環型企業生態系統，既不是完全意義上的“理性經濟人”，也不可能是純粹意義上的“理性生態人”，筆者可以將其概括為“經濟生態人”。
(二)循環型企業生態系統健康狀況評價
1.循環型企業生態系統健康狀況的內涵。生態系統健康是20世紀80年代國際學術界提出的一個新概念，其定義在學術界尚未形成共識，國際生態系統健康學會將“生態系統健康”定義為“研究生態系統管理的預防性的、診斷的和預兆的特征，以及生態系統健康與人類健康之間關系的一門系統的科學”。Costanza等從生態系統自身出發，認為生態系統健康具有以下特征：第一，自組織和平衡能力；第二，沒有疾??；第三，具有多樣性或復雜性；第四，具有相對穩定性和可恢復能力；第五，有活力或增長的空間；第六，系統要素間保持平衡。
生態工業園區企業生態系統是一個復雜的生命有機體，既具有生態、服務功能，又具有自我維持和調控功能。我們可以通過生態工業園區企業生態系統的環境適應能力、恢復能力、協調能力、信息共享和創新能力等五個方面來分析和衡量其健康狀況。健康的生態工業園區企業生態系統應該是系統結構合理，具有良好的環境適應能力、恢復能力、協調能力、信息共享和創新能力，能為顧客提品與服務，并能使顧客價值最大化，能有效地實現服務功能的系統。生態工業園區企業生態系統健康狀況的基本屬性間的相互關系如圖1所示。
2.循環型企業生態系統健康狀況評價指標體系構建原則。循環型企業生態系統健康狀況的評價指標體系的設計，應該根據某些原則而建立起來，并且能反映循環型企業生態系統健康狀況的指標集合，以使循環型企業生態系統的評價建立在科學、可操作性的基礎上，而不應該是一些指標的簡單堆積和隨意組合。具體應遵循以下基本原則：
第一，科學性原則。循環型企業生態系統評價指標的設計應以生態學、經濟學、管理學、數學、系統科學以及其他相關學科的有關理論為基礎，以使其指標能夠反映生態規律和管理規律，并將其作為評價的基礎。
第二，系統性原則。循環型企業生態系統是一項系統工程，是集經濟、社會、生態于一體的復合系統，因此，在指標設計中，應該具有系統性，應在各子系統不同層次上采用不同的指標。
第三，可操作性原則。評價指標應盡量量化，特別是對于定性指標，應采用一定的量化手段與方法，使其可測、可對比，達到可以操作的目的。
第四，簡明完備性原則。所選指標應盡量簡單明了，在相對完備的前提下，指標盡量壓縮，以便于操作。
3.循環型企業生態系統健康狀況的評價指標體系。循環型企業生態系統健康與否的核心體現在系統內企業的適應能力、恢復能力、協調能力、信息共享能力及創新能力。根據循環型企業生態系統健康的基本內涵和指標體系原則，可選取相互獨立且反映循環型企業生態系統的結構屬性。循環型企業生態系統健康狀況的評價指標體系見表2。
三、提升企業競爭優勢的對策思考
(一)培育企業生態文化
文化從本質上講是一種價值觀，所謂企業文化就是企業全體員工共同認可的基本價值理念。企業文化具有三個方面的特征：一是價值性，它是企業文化的核心，是全體員工共同認可的行為準則；二是獨特性，企業文化是企業長期積累、演進的，具有企業自身獨特的個性化體現，也是不可輕易被別人復制的獨特資源；三是延伸性，企業文化是無形資源，它能介入企業管理各項活動中去，對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產生重大影響。一般認為，企業文化具有凝聚作用、導向作用、激勵作用與約束作用。隨著生態環境問題日益突出，人們對企業文化的認識也不斷深入，并將企業文化分解為生產性企業文化與生態性企業文化，前者是為企業生產經營服務的，以追求社會經濟效益最大化而忽視對生態環境的破壞的價值理念；后者是為保持生態環境服務的，追求社會經濟與自然環境和諧統一的價值理念。
企業應當大力加強企業生態文化建設，樹立企業生態價值觀，將生態文化融入企業文化，使全體員工逐漸樹立起生態環境價值觀理念。只有企業具有良好的企業生態文化，才可能將企業戰略轉移到采用循環經濟模式來發展經濟，才可能將這一理念融入到企業的各個管理環節中去。因此，筆者認為企業生態文化培育是企業獲取競爭優勢的核心。
(二)選擇與優化企業生態系統
企業競爭優勢屬于企業戰略管理的范疇，企業戰略是能對企業帶來深遠、方向性、全局性影響的決策集合體。企業如何選擇自己要進入的企業生態系統，是進入一般企業生態系統還是進入循環型企業生態系統，這是一個企業戰略問題。一般認為，在市場開放條件下，各個企業生態系統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企業的競爭優勢依賴于所在的企業生態系統。在以上分析中，筆者從對競爭與合作模型的分析也說明了企業依存于企業生態系統，企業競爭優勢依賴于所在企業生態系統的合作上，通過合作實現各自的競爭優勢。企業決定進入了一個企業生態系統后，由于環境的不確定性、激烈競爭的市場以及消費者愛好的動態性，都決定了需要對企業生態系統進行動態管理，達到優化各要素的目的，使企業生態系統始終保持健康運行狀況。因此，進入生態系統的選擇及其優化是企業獲取競爭優勢的關鍵因素。對企業生態系統健康狀況承擔主要責任的應該是生態系統內的一家或幾家核心企業，這些核心企業一定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對企業生態系統的運行情況進行評估分析、創新，以適應環境不確定性的客觀現實。分析的重點是對企業生態系統的適應能力、恢復能力、協調能力、信息共享能力以及創新能力即對系統依賴性、整合性進行評估，其分析框架如圖2所示。
(三)提升企業管理創新與技術創新能力
生態系統理論概念范文2
[關鍵詞]企業生態學；可持續發展
[中圖分類號]F270-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3283（2014）01-0121-02
[作者簡介]暢玉璽（1987-），男，河南商丘人，碩士，研究方向：企業戰略管理。
[基金項目]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2013年研究生科研創新項目（XJGRI2013140）；新疆財經大學研究生科研基金項目“基于企業生態系統的新疆企業成長能力研究”。一、引言
進入20世紀80年代，尤其是21世紀以來，隨著“知識經濟”、“創新經濟”以及“經濟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的快速發展，我們已經處在一個“大數據”、“大經濟”時代。企業的成長與發展所面臨的的環境越來越充滿動態性、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傳統企業理論只高度關注競爭和企業自身利潤和自身發展的狹隘思想不僅難以有效解決當今企業所面臨的問題，反而會嚴重阻礙了企業成長和發展。從邁克爾·波特競爭優勢理論的提出和流行，到普拉哈拉德和哈默爾主張打造企業核心競爭力；從彭羅斯和沃納菲爾特的資源基礎理論到后來的蒂斯和溫特的動態能力理論。他們都只以單個企業所擁有的資源和能力為視角，未能從系統的角度加以闡述。隨著從強調競爭轉變為追求合作共贏，努力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發展理念越來越受到社會的高度認同，使得企業生態學出現和發展不僅有了理論基礎，而且還具備了社會基礎。企業生態學正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應運而生，并隨之蓬勃發展起來。
二、企業生態學的發展歷程
1993年，保羅·霍肯（Paul Hawken）從自然生態系統原理出發首次提出“商業生態學”概念。在其著作《商業生態學：可持續發展的宣言》中，指出要打破傳統的以行業劃分為前提的戰略理論的架構，努力去利用生態學思想來系統研究商業活動與環境變化之間的相互關系，并指出“創造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商業模式才是企業發展惟一的真正出路”。隨后，美國著名學者詹姆斯·弗·穆爾（James FMoor）發表《新的競爭生態》一文，首次提出商業生態系統的概念。他以仿生學的角度來描述當今市場中的企業活動，指出現存企業不再僅僅是一個個體，而是商業生態系統的一個成員，并認為除了競爭之外，企業之間的合作應引起關注。1996年，穆爾在著作《競爭的衰亡：商業生態系統時代的領導與戰略》中，定義了商業生態系統是“以個人和組織的相互作用為基礎的經濟聯合體”。并認為該系統是由消費者、市場中介（包括商、銷售渠道、銷售補充產品及其提供服務的人）、供應商和企業自身構成的，企業被視為是企業生態系統中的主要物種。同時，該系統不同于“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達爾文生物進化論在商業領域的簡單運用。他認為“企業發展戰略應關注整個企業生態系統的共同進化，使其成為商業生態系統進化的主導力量”。為了使商業生態系統均衡演化，高層管理人員應經常從產品、市場、顧客、組織、過程、風險承擔者和政府與社會七個方面來考慮商業生態系統和自身所處的位置。作為商業生態系統中的每個企業成員不應以戰勝競爭對手為目的，而應以促進整個商業生態系統共同進化為目標，創造一種嶄新的商業模式。
三、企業生態學的研究類型
1企業個體生態學。其從考察單個企業為出發點，探析企業經營環境的變化對企業成長的影響和企業為應對環境因素變化所采取的相關措施。主要研究單個企業和其所生存的環境系統之間的相互內在聯系。企業所處的自然地理環境、市場行業環境、社會政治經濟環境、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等構成一個相對完整的企業成長環境系統。
2企業種群生態學。其考察對象是處于相同產業特征的企業或產品具有相似性和替代功能的企業，主要研究范圍不僅是處于企業種群中的企業之間的相互關系，而且還涉及到群體企業與之交叉的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這種學科研究的首要任務是對要研究的企業按照一定的標準和特質進行分類，然后拿出其中的一類來進行深入研究。
3企業群落生態學。其考察對象主要是像原始社會的“部落”群居那樣，同行業的企業或者不同行業的各種企業在某一個地理區位集聚的現象。主要研究處在企業群落中每個企業之間的相互內部關系及整個企業群落與外部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以此來揭示企業群落集聚的演化規律和自適應調節機制，進而探析這種現象對每個企業績效和成長的影響。
4商業生態系統生態學。同企業生態系統學，即把所有企業和所有消費者作為考察對象，研究由企業（生產者）、消費者和市場環境三大要素構成的商業生態系統，揭示這種系統開發、擴展、發展和進化的規律。探討自然環境、社會經濟政治環境和國際經濟政治環境對商業生態系統的影響，以及整個商業生態系統對內外部環境變化的反應。
四、企業生態系統理論對企業成長的影響
（一）打破傳統的企業界限，強調用系統的眼光審視整個市場
彼得·圣吉在他的《第五項修煉》里重點強調了系統思考的意義，傳統的局部分析問題的方法雖然為解決復雜問題提供了很大便利，但其本身隱藏的局限和問題也隨之日漸凸顯，比如容易讓人斷章取義、舍本逐末、治標不治本、損人利己等。企業生態系統理論更加注重整體性和系統性，指出企業不僅要充分利用與己相關的各種資源，而且還要拓展自身發展界限，把不相關的變成相關的，加強自身的外部資源整合能力。同時，企業也應意識到自身是整個企業生態系統中的一員。
（二）轉變了傳統的企業經營理念和目標
“產品導向型”和“企業自己創造價值”的觀念一直是傳統企業經營的核心理念，企業所追求的是自身利潤的最大化。而企業生態系統理論強調“顧客導向型”和“企業和顧客一起創造價值”，企業追求的是與之利益相關者的整體利益的最大化。企業發展應該把追求“價值創造”放在戰略的首要位置，企業只有在所處系統的整體價值不斷擴大的前提下才能實現自身的基業長青。據此可以把企業分為“生命型企業”和“利潤型企業”。“生命型企業”關注的是自身創造的價值（顧客價值、企業價值、社會價值等）有多少；“利潤型企業”則關注的是自身利潤的最大化。因此，未來企業的經營理念和目標是在自身所處的“企業生態系統”中成為“價值型和生命型企業”。
（三）強調共同進化的發展模式
傳統成員企業間的關系多是個零和博弈，即許多企業為了爭奪生產資源和搶占更大的市場而進行著“一山不容二虎”的惡性競爭。一個企業的生存和發展以傷害其他企業利益為代價。然而，企業生態系統的內在核心理念強調企業在獲取自身生存和發展權利的同時，要更加重視其利益相關者群體的整體利益和整個生態系統的進化、升級，最終實現整個生態系統的繁榮。為了實現這個目標，處于生態系統中的每個成員企業都必須改變原來那種水火不容的競爭關系，更多地采取一種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共生關系。這種共同進化的理念不僅包含競爭與合作，而且還超越了價值鏈、供應鏈和協同效應的內涵，是一種新的企業成長、發展模式。
（四）有助于分散和降低創新風險，縮小交易成本
由于企業的發展受到歷史條件和自身能力的局限，再加上資源本身的稀缺性，某一個企業所擁有的資源和能力不僅不可能滿足當前消費者的眾多需求，更難以保持其經營效益持續的增長；同時也很難應對創新所需的成本和帶來的風險問題。企業生態系統強調自身是一個開放的、與社會的各種資源有著全方位交換的、不斷在進行內、外部調整的動態系統，而且能夠把整個系統內的資源進行有機的結合和重組。因此具有單個企業或多個企業簡單聯盟所無法具有的新的特性和功能。正是這種特質不僅有助于分散和降低單個企業創新風險，而且還有助于縮小企業間的交易成本。企業個體可以沒有完整的附加價值鏈，但要看清生態形勢，順勢而為，通過適時調整戰略，清楚知道這些能力來源并加以利用。學會在生態系統中與其他企業結成一種基于競爭-合作的自適應和自調節的機制，以發揮整體效力，以此來贏得最大的生存和發展主動權，并為生態的健康、繁榮作出貢獻。
（五）有助于改善企業決策者的心智模式
“心智模式”是根深蒂固于人們心中的認識事物的方法和習慣，是人們頭腦中“簡化了的假設”。 人們腦子里裝的并不是活生生完整事物的圖像、景影，而是概念化了的假設、成見、印象，人們正是通過自己特定的心智模式去觀察事物、采取行動的。因此，不同行為主體的“心智模式”對其行動行為有著重要的影響。企業生態系統的理念將有助于企業領導者擺脫過分分工和一味競爭的思維束縛，改善其“心智模式”，使其完成將思想和機會轉變成顧客使用價值和投資者利潤這一基本任務。這同時也更能使企業決策者以“主人翁”的心態和更富有“社會責任感”的精神去制定企業發展戰略。當企業生態系統學的管理思想變得越來越普及，當越來越多的管理者意識到共同進化的合理性和重要性時，經濟的發展將會呈現出指數般的速度；社會資源也將會得到更加合理的優化配置，人類社會的發展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也將更加和諧友善。
五、結語
企業生態系統不僅是一種微觀的經營策略，更是一種宏觀的經營理念。它不但能夠使企業經營者要注意企業自身成長與發展的生命力，更能夠使他們深謀遠慮，洞察到企業生態的變化，以此來不斷調整自身能力來應對環境。企業也是一個生命體，也有自己的生命周期，但這并不意味著坐等死亡。出生不僅僅是為了活下去，以什么狀態活著、用什么方式去活才是我們應該關注的重點。生存、成長、健康、長壽不僅是人類生命的追求，也應是企業的最終追求。
[參考文獻]
[1]胡斌企業生態系統的動態演化及運作研究[D]河海大學，2006
生態系統理論概念范文3
1.1金融生態系統的理論淵源
目前，對于金融生態的研究還沒有形成系統性的理論框架，但這一創造性概念的提出，具有一定的理論淵源。(1)金融發展理論是金融生態理論的根基。1966年1月，帕特里克(T．Patrick)發表了《欠發達國家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提出了金融發展的原因及金融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問題，成為金融發展理論的最初論述。其后，戈德史密斯(Ray-mondW．Goldsmith，1969)在《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中提出了金融結構理論作為對金融發展理論最初論述的補充。但之前理論側重于研究發達國家的金融狀態，對發展中國家涉足不多。1973年，麥金農(RonaldI．Mckinnon)和肖(Shaw．E)對金融和經濟發展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發展中國家(地區)的金融發展提出了精辟見解，他們提出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論在經濟學界引起強烈反響。20世紀80年代以后，在金融深化理論發展完善的同時，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E．Stiglitz)和阿瑟·威斯(ArthurWiess)以發達的金融市場為對象、不完全信息為基礎，提出了信貸配給理論，較好地結合了內生增長理論等主流經濟學的最新成果，對金融在經濟體系中的效能作了技術性的探討和詮釋。(2)生態經濟學為金融生態理論提供了研究方法。1968年，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斯·鮑爾在《一門科學———生態經濟學》一書中正式提出“生態經濟學”的概念。其后，便陸續出現了一批生態經濟學的著作，包括羅馬俱樂部的《增長的極限》、英國學者愛德華·哥爾德史密斯的《生存的藍圖》、法國研究者朱利安·西蒙的《最后的資源》以及萊斯特·R·布朗的《生態經濟》等等，都深入地闡述了生態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相關問題。生態經濟學的研究鼓勵經濟學與生態學等學科之間的交叉研究，倡導用新的方法分析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之間的關系，為金融生態理論的研究方法提供借鑒。(3)自組織系統理論為金融生態系統提供了研究范式。哈耶克(Hayek)認為，“自組織”、“自組織系統”(Self－organizingSystems)或者“自我生成系統”(Self－generatingSystem)之類的概念來自于控制論，意謂系統內部力量的互動創造出一種“自生自發的秩序”(SpontaneousOrder)，或譯“自發秩序”。這種自發秩序僅出現在復雜程度很高的系統中，這種系統包含大量元素，且各元素之間具有非剛性的隨機特性關系，自組織是靠變革系統元素間舊的聯系，建立系統元素間新的聯系來實現的。可以說，金融生態系統就是這樣一種自發秩序，依靠變革內生性因素(金融生態主體和金融生態環境)間舊的聯系并建立新的聯系的螺旋上升的過程來實現自身的不斷改善。
1.2金融生態系統的觀點分類
對于金融生態的理解，目前國內主要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金融生態環境觀，一類是金融生態系統觀。(1)金融生態環境觀從群體生態學角度，強調“生物群落賴以生存的物理環境”或“非生物成分”。代表性學者有:白欽先、周小川、唐旭、曾康霖等。他們認為金融生態等同于金融生態環境。白欽先認為，金融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是社會經濟擴大資源基數和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重要組成，而金融資源的開發利用過程和效率狀態則構成一國經濟的金融生態環境。曾康霖認為，從金融本身產生、發展和消亡來看，金融生態實質是金融環境，且金融生態不能等同于金融管理。周小川認為，金融生態是一個比喻，它指的主要不是金融機構的內部動作，而是金融運行的外部環境，也就是金融運行的一些基礎條件。其中法律制度環境是金融生態的主要構成要素。徐諾金雖然是金融生態系統觀的代表性學者，但也曾專門撰文探討過金融生態環境，并且與周小川一樣，認為建設一個符合市場經濟的金融法律制度才是解決我國金融生態環境缺陷的關鍵。唐旭也將金融生態中的法律問題作為金融領域的關注焦點。當然，金融生態環境并非特指金融法律制度。具體構成要素將在后面詳細描述。(2)金融生態系統觀側重“生物群落”或“生物成分”，從而構成具有相對獨立秩序結構和要素邏輯條理等特性的、互動式動態平衡金融生態系統。代表性學者有徐諾金、林永軍、李揚、位、謝太峰等。他們認為金融生態是一種開放復雜巨系統，包括金融生態主體和金融生態環境。如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將金融生態系統定義為由金融主體及其賴以存在和發展的金融生態環境共同組成的動態平衡系統;張志元等將城市金融生態系統定義為由金融體系模塊和生態環境模塊共同組成的綜合性動態平衡系統;曾建等探究頻頻爆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和我國一系列金融風險的本質原因，得出所有的金融風險產生原因都可以歸結于金融生態系統的失衡，也就是由金融交易主體系統與環境系統的不協調發展所致。另一些學者為金融生態加入了金融生態調節這一構成要素。如徐諾金就認為金融生態由三部分組成，分別是金融生態主體(金融機構)、金融生態環境及金融生態調節(即金融監管)。
2金融生態主體與金融生態環境
由于研究視角、理解深度與研究目的不同，學者們對于金融生態主體與金融生態環境的范疇界定有所差異。
2.1金融生態主體
同為立足于金融產品與服務的生產者角度，學者們對金融生態主體的范疇界定也不同。一部分并且是較大一部分學者將金融生態主體局限于金融機構。徐諾金在論文中直接使用金融組織代替金融生態主體;林永軍雖沒有直接說明，但從其字里行間辨析，對金融主體的闡述也基本上以金融機構為立足點;中國人民銀行廣州分行課題組對金融生態主體有過定義式的描述，認為金融生態主體是指具有自身生存動機和利益追求的、為了自身的生存與發展，不斷地調整自身以適應環境和根據自身需要去作用環境的行為主體或組織單位，如銀行、證券、保險、民間借貸等金融機構和組織。另外一些學者則對金融產品與服務的生產者范圍進行了擴充。如李揚認為金融生態主體既包括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這些直接提供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的主體，也包括那些以制定政策、確定規范、進行調控和實施監管為職能，從而直接影響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運行，同時也直接影響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供應之種類、規模、價格、質量、范圍等的金融決策機構和金融監管機構。立足于金融產品與服務買賣雙方的角度，位認為金融主體意謂金融活動者，絕非僅限金融機構，而指金融產品交易的買賣雙方。因為盡管金融機構或金融組織是金融活動的專業主體，在金融發展中處于核心地位，但如果沒有眾多的金融活動兼職主體，金融活動專業主體的“獨腳戲”也拉不開序幕。易憲容等［10］除認為金融主體應包括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的生產者和消費者外，還應該包括保證金融交易得以順利進行的第三方，不僅涵蓋金融決策機構和金融監管機構，也包括律師事務所、會計事務所和金融咨詢評估機構等。
2.2金融生態環境
在“經濟學50人論壇”上所作的演講中，第一次將影響我國銀行業80%的不良資產形成的外部原因統稱為金融生態環境，他認為金融生態環境指微觀層面的金融環境，包括法律、社會信用體系、會計與審計準則、市場體系、中介服務體系、企業改革進展及銀企關系等多方面的外部環境;徐諾金認為金融生態的外部環境包括法律制度、誠信環境、企業制度和行政體制等方面;蘇寧將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的基本內涵界定為五部分:穩定的經濟環境、完善的法制環境、良好的信用環境、協調的市場環境和規范的制度環境。這些學者都是從定性的角度對金融生態環境進行描述，另一些則進行了詳細的定量分析。其中比較全面的研究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的調查報告《中國城市金融生態環境評價》。該報告以城市為基本分析對象，選取9個指標對中國城市金融生態環境進行評價，按重要性排序依次是:法制環境、經濟基礎、金融部門獨立性、企業誠信、地方金融發展、地方政府公共服務、社會誠信、中介服務和社會保障。該報告運用數據包絡分析模型(DEA)，以城市金融資產質量狀況(由測評指標測度生成)為產出，以城市金融生態的9個構成維度(由分析性指標體系生成)為投入，構建了一個刻畫“金融生態環境邊界”的超曲面，進而得出了描述城市金融生態環境的綜合指標(政府對經濟的主導、經濟運行的質量、地區金融發展及金融信用的基礎設施和制度基礎建設)，并運用這些指標對中國50個城市的金融生態環境進行了評分和排名，與周小川、徐諾金和蘇寧不同的是，李揚界定的金融生態環境的范圍除了金融主體在其中生成、運行和發展的外部環境外，還包括由居民、企業、政府和國外等部門構成的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的消費群體。另辟蹊徑，以山東省3個城市為例，建立了對區域金融生態環境評價的指標體系，他的指標體系分為3個層次，包含經濟資本回報率、銀行部門貸款平均收益率、加權風險度和法律信用環境等變量，即徐小林所探討的金融生態環境其實僅限于銀行生態。
2.3文獻述評
對于金融生態主體范疇的界定，本文認為應該突出重點與核心，立足于金融產品與服務的生產者這一專業主體，消費者、監管者等眾多金融活動的兼職主體都處于與專業主體互動的外部范疇，可一并歸入金融生態環境之中。此外，一方面金融市場亦履行著直接提供金融產品與服務的職責，另一方面，從指標選取的角度，作為金融機構的活動平臺，金融市場的規模是反映金融生態主體狀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對于金融生態主體內涵與范疇的界定，本文認為:金融生態主體是指具有自身生存動機和利益追求的、為了自身的生存與發展，不斷地調整自身以適應環境和根據自身需要去作用環境的行為主體或組織單位，包括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兩部分。對于金融生態環境范疇的界定，本文認為金融生態環境指金融運行的外部環境，即金融運行的一些基礎條件。除了學者們廣泛探討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生態環境，還包括由居民、企業、政府和國外等部門構成的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的消費群體，以及金融決策和監管部門，它們是金融生態環境問題的專屬。
3結論性評價
生態系統理論概念范文4
后現代系統理論認為，自然界、社會、人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它由若干個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要素群構成。整個系統一旦形成，其整體性、關聯性、動態性等就具有了鮮明的個性特征和目的性。按照西方建設性后現代主義者大衛·格里芬的觀點，后現代科學的特征包括整體論和有機論。整體論認為，部分與部分之間、部分與整體之間擁有內在聯系。有機論認為，具有內在聯系的部分與部分之間、部分與整體之間是一種動態生成關系。整體有機論對“有機”、“整體”、“內在聯系”的強調提示人們：人類與世界是一個整體，我們不僅包含在他人之中而且也包含在自然之中。[1]建設性后現代主義者反對把事物看成是完全外在的、機械作用的，無視內在的和整體的聯系的還原論的方法，主張科學應將其方法建立在整體的有機性基礎之上，只有用整體論研究宇宙與科學的統一性，才能超越個人主義、人類中心論、經濟主義、生態危機等種種現代性的消極后果?？茖W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正是在吸納和揚棄了建設性后現代主義這些科學觀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的精神實質就在于它的有機整體性。
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揭示整個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發展的整體性，認為在發展過程中要保持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身精神的有機聯系，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與經濟社會整體結構的合理性。科學發展觀認為，系統性表現在一切方面，正確使用系統思想進行分析，可以使人們從宏觀上把握人口、經濟、資源、環境等各子系統的相互作用關系。任何事物（包括系統）都是對立統一的整體，它既具有矛盾運動、發展變化、否定自我的力量，同時，也存在肯定自身、保持自我、維護自己整體和統一的屬性。后現代系統理論就是關注人與自然和諧的整體統一性。并認為，發展本身也是一個全面系統的概念，內涵著增長、穩定、公平、民主、價值等要素，但發展并不僅僅簡單等同于經濟增長，還應包括自然的發展與人的全面發展。發展的全面系統性，決定了任何發展都是一個開放的、充滿矛盾和曲折、不平衡的過程。發展不僅是個理論概念，更是個實踐的概念。因此，無論在宏觀決策上，還是在微觀制度上，后現代系統理論始終應該成為人們的指導思想。但是，長期以來形成的非有機、非整體發展的傳統思維模式，引導人們以片面的目標與狀態從事要素群之間的協調與合作，碎裂了系統的有機整體性，其結果不僅難以促進經濟繁榮、社會進步，相反還導致自然資源的浪費和環境污染，破壞生態平衡?？茖W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從有機整體的高度有效克服了這些傳統思維模式的弊端。
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的有機整體性還在于揭示了經濟社會發展的理性控制和現代社會發展信息的對稱性要求。強調在發展過程中，通過對經濟社會發展邏輯的把握，盡可能避免經濟發展的大起大落、社會群體的不安定和環境的過度污染。而在信息社會和虛擬世界中，信息既非“純粹物質”，也非“純粹精神”，是主觀和客觀內容的統一。它作為能指者不同于所指者，其意義包含著很大的主觀性、虛擬性、建構性、能動性、多元性、不確定性、相對性、協同性及實用性，與人之生存狀態和歷史進程緊密相關[2]?？茖W發展觀認為，由于世界是由物質、能量和信息三部分組成，因此，信息是一切系統保持一定結構、實現其功能的基礎。社會各子系統只有擁有更多的信息，才能有助于實現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把握，做到對經濟社會發展過程的理性控制和理性發展。由于經濟社會各子系統具有耗散結構，它們的存在與發展需要引入負熵，各子系統之間存在密切的熵交換聯系，在熵交換的過程中，經濟社會本身的作用相當于經信息流來調控系統間的熵交換，減低系統所構成的復合系統內部的熵增，合理地分配負熵，走向共同有序與發展?？茖W發展的后現代系統理論就是在熵交換的有序均衡性上提升了系統的人文精神，達到經濟社會整個系統的和諧，共享負熵，走向共生的發展之路。在國際上，通過融入國際社會的發展大環境，掌握世界先進技術、發達經濟和民主政治等發展信息，為我國的科學發展制定卓有成效的決策；在國內，使全體人民能夠及時獲得更多國際國內的最新技術及政治經濟、環境生態等方面的信息，包括涉及這些信息的新內容與新知識，增加國內人們對于獲取發展信息的對稱性要求，減少人們對于經濟社會發展認識的不確定性，消除經濟社會系統的熵增現象。
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的有機整體性更在于揭示了關于經濟社會發展的非平衡理論、非穩定性轉變規律、非突變式質變過程。
首先，后現代系統理論認為，不平衡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常態，而平衡是需要有文明程度與制度、立法等來保證的。科學發展觀并不否定差別，更不是主張經濟社會絕對平衡的發展觀，而是堅持統籌經濟社會平衡發展，使差距控制在社會系統能夠容許的限度內，使經濟社會在適度發展差別中良性運行，從而實現真正的科學發展。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一方面主張發展的均衡性，另一方面主張發展的漸進性，要讓人民認識到，發展是分層次的、有先后的，不可能讓所有的人在同一個時點進入同一個層次的小康水平。
其次，后現代系統理論承認發展的非穩定性，但是，更關注社會發展非穩定性的轉變規律。后現代系統理論認為，穩定是動態的，是發展過程中的相對狀態。這種動態的穩定，不是封閉式的絕對穩定，而是一種充滿活力的開放式的相對穩定，是一種有著局部變化而全局相對不變的大局穩定，是一種通過對局部變化的制度化調節而保持全局穩定的動態平衡。例如，在體制改革過程中，各群體之間的利益關系并不一致，甚至尖銳對立，但它并不影響經濟社會總體的健康發展，倘若管理者能高度重視發展中具體而微的民生問題，并及時采取措施進行調適疏導，就能達到更高層面的社會穩定。
再次，后現代系統理論主張社會發展的非突變式是常態，是和平演進的量變過程，而非沖突式的社會變革。按照系統的相變理論，如果中間過渡態是穩定態，相變過程就是漸變。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重視非突變式的常態研究。在構建和諧社會的現階段，人們都更加注重社會變革中的非沖突形式和漸變過程，強調縮小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貧富差距，強調不同社會階層之間人們的公平正義，強調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和諧相處。而這正是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的主旨之一。
二、后現代系統理論的基本內涵在于它的動態共生
從后現代系統理論的角度看，所謂動態，是指一個具體系統如果不同周圍其他系統發生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即進行物質、能量、信息的轉換和交換，它既不能存在，也不能發展，因此，系統運行狀況的好壞直接取決于系統與環境的互動。所謂共生，是事物存在和變化的一種現象，是一個客觀的過程和趨勢，是全球化進程中人類社會的必經階段。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共生”還包含和諧的基本指向，涵蓋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身精神的共生、不同文明的共生等各個方面。這種全面的共生觀念不是簡單的概念堆，而是應內化到具體的人的各種實踐活動之中的核心理念[3]。一般來說，動態共生是一個復合概念，在實踐中不可分割。
后現代系統理論的動態共生觀認為，個體與環境之間是相互依賴、相互改變的；開放系統隨著時間而改變和發展，并日益復雜化，而不像封閉系統一樣在既定均衡和非均衡狀態之間擺動；系統變化體現在其內部的各個參數內；系統內沒有一個發展狀態或階段是靜止的。動態共生的系統又是一個自組織、自糾正、自穩定的系統，發展過程存在多種可能性，但其結果卻具有普遍性。在動態系統的發展過程中有兩點非常重要：（1）子系統在與整體保持一致的過程中缺失了靈活性，但更加穩固；（2）如果整體內某一個部分顯著，則系統集中于那個部分，且這個部分有一個重要的頂點，在這個點上，當系統處在一個敏感狀態時，一個小小的變化都將改變系統的基礎狀態[4]。由此可見，發展就是一個動態共生系統的變量互動變化的結果。
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強調動態共生。以往的發展觀，因其片面性，所以都未能形成科學的發展理論體系。現代社會的發展觀歷經了工業文明觀、增長極限論、可持續發展觀、綜合發展觀、“以人為中心”的發展觀和科學發展觀六個階段。到20世紀80年代，由于多學科介入發展觀的研究，產生了綜合發展觀，加進了對“人”的因素的研究，但當時還并沒有突出人的地位。至1995年的哥本哈根世界人口與發展會議上，“以人為中心”、“發展的最終目標”“是全體人民”，才被提上議事日程。這些發展觀雖然隨著時代的進步也在不斷地完善，但它們都缺乏發展過程中的動態共生理念，都未能把握發展過程的本質特征，也因此都沒能進入科學發展系統理論所追求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的境界。進入新的歷史發展階段以后，面對國際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狀況，特別是2008年爆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以及我國國內相繼發生的南方雪災、四川汶川大地震及三鹿毒奶粉事件等一系列災禍，因此，如何深刻總結國內外在發展問題上的經驗和教訓，充分吸收和綜合人類社會發展研究的優秀成果，深入研究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成為學界的重要課題。毫無疑問，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也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研究視角，即不僅涉及自然界、社會，還涉及人的精神領域。這些研究，擺脫了以往各種片面的發展理論中單純地以經濟發展為中心、忽視人的倫理判斷和道德底線的設定，從哲學的高度豐富了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從而實現在揚棄中達到經濟社會動態共生發展的目標。
科學發展觀后現代系統理論的動態共生學說還主張，發展本身就是一個動態共生的過程，由于共生的元素的多樣性，因此，不可避免會出現形形的矛盾和問題。這些矛盾和問題是發展中的問題、前進中的問題，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唯物辯證法認為，前進中的問題只能在前進中解決，發展中的矛盾只能靠加快發展和科學發展來解決?？茖W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就是這個觀點的堅定持有者。
科學發展觀認為，后現代系統理論，特別是它的動態共生學說，來自于社會現實生活的需求，合乎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遵循這個規律同樣是對動態共生的科學發展邏輯的尊重。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吸收了其他發展理論的合理成分，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不斷豐富和完善。自然的發展、社會的發展、人的發展和精神的發展都推動了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的發展。反過來，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又更好地促進了自然的發展、社會的發展、人的發展和精神的發展。特別是在社會發展領域，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在探索人口、資源與環境和諧共生的關系及其規律性等現實問題上，具有重大理論意義與實踐意義。眾所周知，人炸、資源短缺、環境污染是全球性問題。對尚處于轉型期的我國而言，這些問題尤為嚴峻。在既有約束條件下，經濟增長太慢則難以滿足人們生活水平日益增長的需求，經濟增長過快又極易陷入人口、資源與環境的惡性循環。傳統的社會學與經濟學理論都未能有效解決這些問題。如西方人口經濟學理論偏好技術分析，而忽視人的因素；我國人口經濟學理論則側重制度分析，而忽視現實需求；新興的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理論又大多是以新古典范式，試圖破解面臨的經濟社會發展難題，雖然它們的闡釋均具有各自的部分合理性，但均難免視角陷于狹隘，無法根治經濟社會發展所遭遇的人口、資源和環境的瓶頸問題。究其根源，或是過于陷入理論演繹，或是過于就事論事，因此，都未能從理論上真正理解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身精神動態共生的核心要義。而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則能最大限度地闡釋這些問題并提供解決這些問題的思路。如關注人口增長的適度規模問題、資源利用的代際公平問題、環境保護的自律與監控問題，等等，無不可以動態共生的理論來開拓人們的思路，求得全面協調可持續地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案，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三、后現代系統理論的核心價值在于人與自然和諧
后現代系統理論認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不能善待自然便不能善待人類自身，而不能善待人類自身顯然不符合人類追求自由發展與完善的終極目標。因此，后現代系統理論的核心價值就在于主張人與自然的高度和諧，如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改變消費模式，避免過度消耗自然資源；抑制人口膨脹，緩解地球生態環境壓力；提倡全球的綠色運動，倡導生態文明等，以實現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認為的，我們這個世界面臨的兩大變革：一是人同自然界的和解，二是人同人本身的和解[5]。而“和解”首先便是和諧。
傳統的人與自然關系經歷了從原始物本、神本、近代物本到人本不同的歷史發展過程。原始物本強調構成客觀自然界的各種具體物質元素，把它們看成是構成世界的本源，尚未涉及人的重要性問題；在中世紀，神本思想成為奴役人的工具，現實世界的人只是神的奴隸；到了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才第一次提出“以人為本”的口號，主張一切以人為中心，強調人的利益，提倡個性自由。但資產階級革命后，又異化了早期的人本精神，把社會發展理解為就是發展經濟，形成近代的“物本主義”。物本主義認為，人的本性是“經濟人”，物的增長是人類發展的最高和最終的目標，一切發展都應該以人為中心，最終形成了現代主義的“人類中心論”，強調人對自然的權利，人是自然的主人，一切從人的利益出發。這種“人類中心主義”，必然導致“人類沙文主義”，導致對自然資源進行無限度、無休止、破壞性的索取和掠奪，忽視人對自然的道德責任和義務。這種反自然的價值觀，不能不說是導致今天生態危機的根源。
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認為，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內在的、本質的、構成性的，人與自然是一個系統的有機整體的兩個部分，不存在誰優誰劣的問題。反對人類優于自然的觀念。提出消除人與自然的敵對的或冷漠的異他關系，重建一種聯合的、快樂的人與自然的系統關系。主張人類應既充分有效地運用自然資源，同時又善待自然，反對那種靠大規模地破壞其他生物來獲得人類社會“進步”的形式，否則，人類及地球上的大多數生命都將難以逃脫毀滅的命運。后現代系統理論的實踐價值就在于它最大限度地揭示了這些內在邏輯。
1.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的核心價值在于它強調自然生態與社會“人態”的同生共存。后現代系統理論看到了傳統生態觀和現代人類中心主義的缺陷，提出了自己的生態觀，主張自然生態與社會“人態”的和諧共生，其積極意義已遠超出生態本身的境界。生物學意義上的生態一詞源于古希臘文，原意是指家或者人類的環境。生態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狀態，以及它們之間和它與環境之間環環相扣的關系。而“人態”通常指的是人的精神生態、人格生態。人作為自然界的一部分，只有精神生態健康、人格生態健全，才能真正理解和實踐自然生態與社會“人態”的同生共存、和諧相處，才能真正實現哲學意義上的和諧。人當然有改造自然的權利和自由，但同樣有呵護自然的義務和責任。因為人與其他物種都是宇宙生物鏈中不可缺少的有機組成部分，享用自然并非人類的特權，而是一切物種共有的權利。要使人類和自然能夠共同發展，人類首先要在維護生態系統動態平衡的基礎上合理地開發自然，把人類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規范在生態系統所能承受的范圍內，倡導在熱愛自然、尊重自然、保護自然和維護生態系統動態平衡的基礎上，積極能動地改造和利用自然。無論是傳統生態觀，還是現代人類中心主義，都既沒有正確認識自然生態，也沒有正確認識社會“人態”，更沒有認識到發展的價值目標和倫理關懷最終是為了人的，同樣也沒有認識到人與自然的關系實質上就是人與人的關系。馬克思曾經指出：“人們對自然界的狹隘關系制約著他們之間的狹隘關系，而他們之間的狹隘的關系又制約著他們對自然界的狹隘的關系?！盵6]當代社會，人類之所以面臨著生存危機主要就是人類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出了問題。其實，人的問題是社會的根本問題，環境問題歸根結底仍是人的問題，人如何對待自然界實質上就是如何對待自身的問題。
2.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的核心價值還在于它全面整合了傳統生態觀和現代人類中心主義，構建了一種全新的人—自然—社會和諧共生的生態觀。后現代系統理論從“人與自然的關系”與“人與人的關系”二者互為邏輯前提入手，把人與自然之間的協調發展作為其前提和條件，而且從人類發展的實踐困境和生態倫理學的邏輯困難雙重前提出發，將后者歸結到前者來解決，因而獲得了更有力的說明性。它一方面立足于人的尺度來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因此，是一種以人為本的價值觀，而不是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它另一方面立足于自然的尺度來衡量人與人的關系，因此，也是一種環境主義的價值觀，它實現了以人為本與以自然為友的結合。后現代系統理論的發展觀是人口、經濟、環境等各要素之間的協調發展，它將人類的經濟活動、環境保護活動與培育健全人格、造就人的全面發展有機統一起來[7]。它要求把握好“以人為尺度”和“以自然為尺度”之間的必要張力，明確在什么條件下以人為尺度，什么條件下以自然為尺度。正確把握和利用自然生態環境演化規律，自覺而積極地協調改善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以及人與自身的復雜關系，真正達到生態—經濟—社會三者共贏和諧發展的境界。因此，后現代系統理論并不尋求對自然的盲目征服，而是主張人與自然協同進化，科技也不再是征服自然的統治工具，而是維護并增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重要手段。隨著全球性生態環境危機的加劇和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人類的命運和地球上的所有生命越來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因此，后現代系統理論要求在更深層次上和更廣范圍內采取有效的協調行動，共同應對全球性生態危機的嚴峻挑戰，推動人與自然同生共存的發展。
3.科學發展觀的后現代系統理論的核心價值還表現在特別強調人與自然及人與人的平等觀，主張人與自然及人與人的生存平等、利益平等和發展平等。后現代系統理論的人與自然平等觀并不是指不能消耗自然資源和對生態進行“必要傷害”，而是指這種“必要傷害”必須設定生態底線?！氨匾獋Α笔侨祟悶榱税l展而對自然界不得不做出的損害?！氨匾獋Α笔亲匀唤缙毡榇嬖诘目陀^現象。在自然界生態系統中，存在著大量的“傷害”現象，并以“傷害”的形式維系著生態系統的平衡，如森林生態系統中的食物鏈。對此，后現代系統理論認為，“必要傷害”雖然有它的自然生態學意義，但不能因此就成為人類大肆揮霍掠奪自然資源、破壞生態環境的理由。主張，“必要傷害”的底線是：第一，它是一種條件傷害。即這種傷害是有條件的，主要是指傷害行為的實施只有在人類和自然發生沖突時進行，才是合乎道德的，才是能夠被容忍的。第二，它是一種限度傷害。這種限度，從個體上說，對個體的傷害不能危及到該個體的種的滅亡；從整體上說，這種傷害不能破壞生態系統的完整和穩定。第三，它是一種特殊的保護。這一特征是從必要傷害的另一層面來表達的。如人類通過利用一種生物的天敵來限制另一種生物的過度繁殖，以保護生態系統的和諧；再如，令人通過科技手段采取節育來保持人口的生態平衡等[8]。設定“必要傷害”的底線，前提是生態安全原則。生態安全包括生物安全、環境安全和生態系統安全這幾方面組成的安全體系。生物安全和環境安全構成了生態安全的基石，生態系統安全構成了生態安全的核心。沒有生態安全，系統就不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也只有在生態安全的原則下，“必要傷害”的底線才有現實意義。在人與人的平等觀上，后現代系統理論認為，一部分人的發展不能以犧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為代價。既要求代內公平，也要求代際公平。代內平等的原則強調當代人在利用自然資源，滿足自身利益上機會均等，在謀求生存與發展上權利均等。代內公平要求從成本效益的角度實現資源的合理利用和環境保護兩者的公平分配和負擔，主張誰污染誰治理，誰最先享用了地球、最先破環了自然的生態平衡，誰就應承擔相應的責任。因此，發達國家對“全球生態赤字”理應負有更大責任。而代際平等的原則要求當代人與后代人享用自然、利用自然、開發自然的權利均等。人類應站在可持續發展的高度，不能以犧牲環境和后代人利益為代價換來現代人的高速發展，倡導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為特征的“綠色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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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系統理論概念范文5
生態系統管理理論形成和發展階段(20世紀80～90年代)
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環境惡化、資源枯竭、污染加劇，生態系統可持續性問題日漸成為關注的焦點，人們逐漸認識到可持續發展的問題歸根結底是生態系統管理的問題，用生態系統的理論和方法管理土地的思想得到了許多科學家、經營者的支持，生態學研究從以往注重短期產出和經濟效益轉而開始強調長期定位、大空間尺度研究。Agee和Johnson(1988)分析了生態系統管理的適當邊界、明確的目標、管理機構間的合作、管理效果的監測和政府的參與等要素的相互關系，構建了生態系統管理的理論框架。
隨后，在美國興起了研究生態系統管理的熱潮，并得到政府和非政府機構的積極響應，1991年美國科學發展協會(AAAC)年會上，美國生態學會提出了“可持續生物圈建議”(SBI)，美國農業部森林局提出了“關于自然森林系統管理的新設想”。
隨后，美國林務局官方首次宣布采用“生態系統方法”管理國家森林。美國機構間生態系統管理課題組(1993)直接將生態系統方法定義為:“一種維持或恢復自然生態系統及其功能和價值的方法?！逼浠緝群?生態系統方法以一種綜合社會和經濟目標的自然資源管理方式來恢復和維持生態系統的健康、生產力和生物多樣性以及生命的總體質量。生態系統管理承認生態系統是不斷變化的，提倡保護后代人的需求，保留他們對我們現在還無法想象到的生態系統產品、服務和狀態的選擇權(Bormanneta．l1993);這與管理單個物種的戰略或方案完全不同，它是通過“關聯生態系統中所有生命體來管理生態系統的一種策略或計劃”。
Grumbine等(1994)進一步指出生態系統管理是以“長期地保護自然生態系統的整體性為目標，將復雜的社會、政治以及價值觀念與生態科學融合的一種生態管理方式?！盬ood(1994)聯系可持續發展目標，認為生態系統管理旨在“通過生態的、社會的和經濟學原理，經營管理生物和物理系統，以保證生態系統可持續性、自然界多樣性和景觀生產力”。
《生物多樣性公約》認為“生態系統管理是操縱將生物同其非生物環境聯系起來的物理、化學和生物工程和管制人類行動，以產生理想的生態系統狀態”。20世紀90年代，生態系統管理的理念傳入我國。我國學者趙士洞、汪業勖(1997)論述了生態系統管理的基本問題;任海等(2000)認為生態系統管理是“基于對生態系統組成、結構和功能過程的最佳理解，在一定的時空尺度范圍內將人類價值和社會經濟條件整合到生態系統經營中，以恢復或維持生態系統整體性和可持續性”。
于貴瑞(2001)論述了生態系統管理學理論框架，闡述了在維持生態系統產品和服務功能的可持續性總體目標下，各類生態系統管理的具體目標。生態系統管理的目標是恢復和維持生態系統的健康、高產和生物多樣性以及生命的總體質量。這些都通過一種完全融合了社會和經濟需求的自然資源管理方法來實現(顧傳輝2001)。2000年以來，在生態系統管理的實踐中，一些國際組織，如全球環境基金組織(GEF)為了強調對自然資源實行系統管理，從整體上綜合考慮各個因素間的相互聯系，并通過在相關利益方建立伙伴合作關系，推進管理目標的實現，提出了綜合生態系統管理的概念，明確強調是生態系統各生態功能和服務之間的關聯(比如碳的吸收和儲存，氣候穩定和流域保護，有益產品)、生態系統與人類社會、經濟和生產系統之間關聯的一種綜合管理的方法。
中國－GEF干旱生態系統土地退化防治伙伴關系于2002年啟動，其目的是要建立跨部門、跨區域的綜合管理體制，通過相關部門的共同努力，把政策、法律、規劃與行動等有機地統一和協調起來，對西部土地退化地區尤其是生態脆弱地區進行綜合治理，最終實現減少貧困、維持生態可持續性、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綜合生態系統管理主要是將全球環境基金傳統的、以項目為基礎的做法，轉變為建立合作伙伴關系，及多部門、多層次的組織協調機制、統一的政策法規框架、統一的規劃、信息共享機制，并分層實施，促進了部門間的溝通與協調，同時也極大提高了資源的配置效率。綜合生態系統管理針對資源利用的沖突，重點是資源與環境規劃和管理，并協調各類相關機構為共同的目標而合作。筆者認為綜合生態系統管理較之生態系統管理在其管理對象、管理目標、基本方法上是一致的，綜合生態系統管理本質上就是生態系統管理;但綜合生態系統管理理念的提出突破了傳統的生態系統管理的局限，更好地適應了生態系統演變的現實，充分體現了生態系統管理必須考慮人的因素，以及管理的目標是社會的抉擇的指導性原則，突出了多學科交叉途徑和采用科學的適當工具為手段的特點。
生態系統管理的理念是在生態科學研究不斷進入和實踐的推動下逐漸形成和發展的，與傳統的自然資源管理不同的是，生態系統管理著眼于系統的整體性，是具有明確且可持續目標驅動的管理活動。生態系統管理理論的提出構建了一體化管理的新框架，即基于自然生態系統與經濟和社會系統間的相互關系，通過生態、經濟和社會因素綜合控制以達到管理整個系統的目的。總起來看，生態系統管理理論和實踐主要還是基于自然屬性為主的自然生態系統。隨著科學技術、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生態系統管理除了具有自然、社會、經濟基本構成要素外，還具有復雜的層次結構和整體功能，迫切需要一種更加綜合的途徑，管理人與自然的關系。由此，復合生態系統管理理念呼之欲出。
復合生態系統管理理論形成與發展(20世紀90年代末至今)
(一)復合生態系統的定義
復合生態系統概念是我國生態學家馬世駿于20世紀80年代初率先提出的。早在20世紀70年代，我國生態學家馬世駿先生根據他多年研究生態學的實踐，以及關于人類社會所面臨的人口、糧食、資源、能源、環境等生態和經濟問題的深入思考，提出了將自然系統、經濟系統和社會系統復合到一起的構思。80年代初，馬世駿、王如松進一步提出復合生態系統是人與自然相互依存、共生的復合體系，是以人為主體的社會、經濟系統和自然生態系統在特定區域內通過協同作用而形成的復合系統，并從復合生態系統的角度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思想，而生態工程是實現復合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的途徑(馬世駿，王如松，1984)。
袁旭梅、韓文秀(1998年)認為“復合生態系統由多個獨立的子系統組成，各系統按一定方式存在著，相互作用，復合系統不是各子系統的簡單迭加，而是子系統的復合，“自然—社會—經濟”系統就是一個復合系統”;郝欣、秦書生(2003)提出復合生態系統是以人為主體的社會經濟系統和自然生態系統在特定空間內通過協同作用而形成的復合系統，即所謂的“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系統，并探討了復合生態系統構成要素之間的聯系以及它的演化發展，指出可持續發展是由復合生態系統復雜性本質決定的。
石建平(2003)進一步將復合生態系統的定義闡述為“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相互聯系組成的一個以自然生態系統為基礎，與社會、經濟系統相互融合，人類經濟社會活動與環境(包括生物)相互作用的循環式復雜系統”。葉文虎(2004年)認為:建立在自然生態基礎上的人類社會是一個高級的復雜系統，由生物、環境和人口組成的人工生態系統是依賴能量的轉換和供需而共存的。秦書生(2008)分析了復合生態系統的動態演化特征、非線性特征、自反饋特征、循環再生特征、協同共生等自組織特征。
(二)復合生態系統管理理念與實踐
蔡慶華(2003)等多位學者將流域作為一“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進行研究，探討了河流生態學中生態系統管理問題;劉青、胡振鵬分析研究了江河源區復合生態系統的內涵、特征、結構，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江河源區復合生態系統具有三大服務功能:生態功能、經濟功能和社會功能;吳鋼等(2002)在對區域復合生態系統的物質流、能量流、價值流等系統研究的基礎上，對三峽庫區的農林復合生態系統從經濟、生態、社會及綜合效益方面進行評價。
王如松(2003)最早明確提出復合生態管理概念，并論述了其要義。王如松認為:“復合生態管理旨在倡導一種將決策方式從線性思維轉向系統思維，生產方式從鏈式產業轉向生態產業，生活方式從物質文明轉向生態文明，思維方式從個體人轉向生態人的方法論轉型。通過復合生態管理將單一的生物環節、物理環節、經濟環節和社會環節組裝成一個有強生命力的生態系統，從技術革新、體制改革和行為誘導入手，調節系統的主導性與多樣性，開放性與自主性，靈活性與穩定性，使生態學的競爭、共生、再生和自生原理得到充分的體現，資源得以高效利用，人與自然高度和諧”。石建平博士(2005)認為復合生態系統各子系統和各要素之間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地耦合在一起，以物質、能量、信息流的循環利用為基本特征，系統輸出端和輸入端有機聯接，以廢物減量化、資源再利用和廢棄物再循環為基本原則，使物質和能量以最低投入，達到最高效率的使用和最大限度的循環利用，同時信息在系統中傳遞通暢，功能最大。并著力于運行機制和長效機制的建立，探討了建立包含決策機制、實施機制、補償機制、監督機制、評估機制等。他設計建立了城市復合生態系統良性循環框架，并以此為基礎直接放大為省域復合生態系統良性循環的基本框架。
綜上所述，復合生態系統管理源于自然資源管理。從自然資源管理到生態系統管理再到復合生態系統管理是人類經濟社會發展和環境不斷演進的歷史必然。自然資源管理著重于對資源的經濟價值和短期調控，在這個過程中人類起到的僅是調控作用;生態系統管理是以系統整體可持續發展為目標，注重的是保護生態系統本身的自然狀態，保護生態系統的完整性。而在生態文明建設背景下孕育而生的復合生態系統管理，注重的是人類活動對這些過程和生態系統結構、功能結果的影響，其本質特征是系統性。目前，學術界對復合生態系統管理理論和實踐系統分析的研究成果仍十分有限，而且真正從復合生態系統的自身特征出發對其進行管理、調控的深入研究更加匱乏，相關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主要為:
1．復合生態系統管理的內涵和概念尚未形成共識，制約了對其實踐的指導作用;
2．研究的尺度主要限于問題區域及單要素的研究，主要集中森林、草地、流域、海洋、濕地、沙漠農田和城市等單一的自然、人工生態系統尺度，沒有立足復合生態系統的自身特性，進行系統研究;
3．存在簡單化傾向?，F有研究主要是生態學、地理學、城市規劃以及經濟學從各自的學科角度開展了對復合生態系統管理理論和實踐的研究，要實現對這個復雜系統的有效管理，需要在復雜系統科學的指導下，構建復雜性科學管理范式，開展多學科綜合研究;
4．現有研究偏重于現狀的靜態評價、分析，沒有體現復合生態系統管理面向未來的特征。因此，不斷擴展復合生態系統理論成果的應用范圍和實現這些理論與實際的有機結合將是可持續發展理論應用研究的一項長期任務。
生態系統理論概念范文6
近年來，中國電影票房收入連年增長，2012 年超過 170 億元，21 部國產片取得過億元的票房收入，《人再囧途之泰囧》（下文簡稱《泰 》）甚至超過 10億元。市場繁榮也推動著影院建設不斷增加，2012年全年新增銀幕數 3832 塊，平均每天新增銀幕 10.5塊，而且均為數字影廳，截止到 2012 年底，全國銀幕數從 2002 年的 1845 塊增加到了現有的 13118 塊，其中 2K 數字銀幕超過 1.2 萬塊，主流院線影院基本全面實現數字化放映。與前幾年銀幕數量的增長主要由一線大城市貢獻不同，目前的銀幕增長數量有很大一部分來自二三線城市。
毋庸諱言，中國電影產業在取得以上成績的同時，也隱藏著許多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國產電影相較于國外影片尤其是好萊塢影片的市場競爭力堪憂。盡管仍舊受到相關政策的保護，但還是缺乏與好萊塢相抗衡的實力，沒有發揮出本土化的競爭優勢。國產影片票房收入占全國票房總收入的 48.5%，這是近十年來首次落后于進口影片。從 2012 年票房收入前十名的國產片和進口片相比較可以看出，引進片第十名的票房收入都遠遠超過了國產片第五名的票房收入。從影片類型上看，國外影片的類型更加多樣化，類型組合也更為豐富，以往作為中國影片走向國際化的主要類型動作片已然成為了好萊塢擁有的新類型元素。從影片名稱上看，引進片前十名中有八部都是續集片，國產片僅有三部，由此可見國外影片對于品牌的培養以及持續經營十分重視。然而，如何在重復與創新之間建立平衡，也是國內外續集影片品牌經營面臨的共同挑戰。
其次，在各大院線、影視公司紛紛斥資興建影院的背后，整個院線行業卻潛伏著高速發展的隱憂。2010—2012 年三年間，銀幕數分別為 6223 塊、9200 塊和 13118 塊，而全年觀影人次分別為 2.9 億、3.7 億和 4.6 億，通過計算可以發現，2010、2011和 2012 年的單塊銀幕平均觀影人次分別為 46601、40217、35066。由此可見，平均單家影院的票房收入從 2011 年開始連續三年不斷下降，其中既有銀幕擴張速度之快的原因，也有影片數量與質量以及定價和營銷等方面的綜合問題，還有影院自身的定位問題等等。
第三，國產電影在國際市場開發以及電影后產品開發方面仍舊存在嚴重不足。一方面，海外市場票房連年下滑。2012 年全年共有 75 部國產片銷往 80多個國家和地區，但海外票房和銷售收入僅為 10.63億元人民幣，相比于 2011 年的 20.46 億元下滑了近一半，與 2010 年的 35.17 億元相比更是下降顯著。
（1）另一方面，在電影綜合收入中，票房仍舊占據主要地位，其他后產品的收入僅占很少一部分。相較而言，好萊塢影片的票房收入僅占其綜合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他更多地來自于影院放映之外的衍生產品領域，如 VCD、唱片、主題公園、游戲產業以及其他消費品的特許經營等 ；同樣，其國內票房收入也僅占總票房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他更多地來自于海外市場。國產影片之所以存在以上差距，很大程度上由于在內容創意、融資、技術、營銷和知識產權交易等方面都明顯不足，從而制約著中國電影國際影響力的提升以及綜合實力的提高。
中國電影目前發展面臨的困境，很大程度上跟電影品牌建設滯后關系密切。中國電影的品牌建設尚處于初級階段，還存在諸多問題，突出表現在以下方面 ：品牌缺乏精準而靈活的定位，呈現同質化和模糊性特征 ；品牌認知度和忠誠度較低，呈現高風險性特征 ；品牌建設缺乏計劃性和持續性，呈現隨意性和離散性特征 ；品牌之間缺乏協同性和整合性，呈現孤立性和過度競爭性特征。本文從中國電影品牌建設面臨的實際問題出發，引入品牌生態理論的視野，借鑒好萊塢及其他國家電影品牌生態系統的構建戰略，提出適合中國電影品牌發展的生態系統發展戰略。
二、品牌生態理論與電影品牌生態系統框架。
（一）品牌生態理論基礎。
所謂品牌（brand）是指“一個名稱、術語、標志、符號或設計，或者是它們的結合體，以識別某個銷售商或某一群銷售商的產品或服務，使其與它們的競爭者的產品或服務區別開來”。品牌之間的差異可以來源于其功能性價值，也可以來源于其象征價值。
（2）品牌理論的研究也經歷了 20 世紀 60 年代的“品牌形象論”、80 年代的“品牌定位論”、90 年代初期的“品牌資產論”、90 年代末期的“品牌關系理論”以及 20世紀初期以來的“品牌生態理論”等發展階段。
品牌生態理論作為商業生態理論的一個分支，是品牌學與生態學交叉研究的產物。1996 年美國戰略管理學者詹姆斯·弗·穆爾（James F. Moore）把生態學理論與現代企業競爭戰略結合起來，最先提出了商業生態系統（business eco-system）的概念。
他認為，商業生態系統是指“以組織和個人的相互作用為基礎的經濟聯合體。組織和個人是商業世界的有機體。這種經濟聯合體生產出對消費者有價值的產品和服務，消費者是生態系統的成員。有機體成員還包括供應商、主要的生產者、競爭者和其他風險承擔者”。
（3）在此基礎上，生態學與品牌管理的交叉研究成果也不斷出現。美國著名品牌營銷專家林恩·阿普紹（Lynn B.Upshaw，1999）認為消費者的個性化導致其購買決策的個性化，而購買決策的個性化又促使了品牌的個性化。不同的消費者需要不同的口味、風格的品牌，在利潤的驅動下，企業不得不努力塑造迎合消費者個性化的品牌。他將品牌描述成“復雜的生物”，認為品牌系統具有極其復雜的生態運動行為。
（4）A. 溫科勒（A.Winkler，1999）首次提出了“品牌生態環境”的概念，標志著品牌生態研究的開始。所謂品牌生態系統，是指存在于某個產品或某項服務之中的所有相關的參與者或品牌之間的復雜關系，涉及到顧客及其他相關利益團體、品牌接觸點、售后服務、公司信譽、顧客依賴度、品牌形象代言人以及其他影響利害關系的因素共同組成。
（5）國內學者對品牌生態學的研究也是從 20 世紀 90年代末期開始，王興元教授首次提出了名牌生態系統理論，并對品牌生態學的產生、基本研究框架及其重要研究意義進行了詳細論述，他認為品牌生態系統是指“由品牌及其賴以生存發展的相關環境復合而成的商業生態系統。品牌生態系統描述了以某一個或某一些特定品牌為龍頭的商業共同體。它是以品牌為龍頭的商業生態系統，由品牌產品、品牌擁有企業、股東（或投資人）、員工、經理人、供應商、最終顧客、金融機構、大眾傳媒、社會公眾、中間商、政府、競爭者、其它相關組織以及社會、經濟、文化、自然環境等成員通過一些內在規則聯結而成”。
（6）實質上，品牌生態理論的發展正是品牌市場實踐的產物。目前，市場競爭已經越來越多地表現為群體與群體之間的競爭，例如地方集群之間的競爭、供應鏈之間的競爭等多種形式。看似兩家企業之間的競爭，實質上是它們各自擁有的復雜網絡關系之間力量的抗衡。好萊塢電影之所以能夠擁有巨大的贏利潛力和廣泛的市場影響力，主要來自于其強大的品牌競爭力。其品牌競爭力不是依靠一個個電影公司在世界市場上單打獨斗來實現的，而是好萊塢作為一個整體所構建的強大的品牌生態系統在全球范圍內協同作戰的結果。因此，企業市場競爭力和品牌價值的提升，不能僅靠企業自身來實現，而需要整合其股東、供應商、顧客、競爭者、政府、社區等各種利益相關者的力量來完成?？梢哉f，企業自身的品牌與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品牌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個相互依存的品牌生態系統。從某種意義上說，兩家企業的品牌之爭，也就是兩個品牌生態系統之間的競爭。
（二）電影品牌生態系統框架的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