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政治經濟體制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政治經濟體制范文1
摘 要 的政治經濟學是科學的觀點，它對我們研究當前中國的物價問題具有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本文介紹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有關價格問題的一般原理，分析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視角下我國物價問題的實質。
關鍵詞 馬克思 政治經濟學 物價問題
的政治經濟學是科學的觀點，它基本觀點主要包括在馬克思的重要著作資本論中。馬克思研究了資本主義經濟學的理論和英國歷年的經濟統計資料，對資本主義經濟學理論進行了分析和批判。任何市場經濟仍然要不斷地和周期性經濟危機作斗爭，而解決的方法仍然是要不斷地加強政府調控。
一、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價格機制的相關原理
不同的經濟體制及其運行機制決定了價格形成的不同，價格機制是由經濟體制及其運行機制所決定的。價格機制是價值規律調節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表現形式，是市場上商品價格漲跌調節生產和流通的內在功能體系。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價值也轉化為生產價格，在政府宏觀調控下主要由市場形成價格的價格機制。在市場經濟中，價格機制充分發揮作用需要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
價格的形成受生產成本、市場供求關系、國家經濟政策等諸多變量因素的影響。政治經濟學認為，價格以價值為基礎，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商品價格是在商品交換中形成的，主要由供給和需求兩方面的力量決定，價格圍繞商品價值上下波動，一般不會偏離太遠。簡單來說，當供給大于需求時，價格有下降的趨勢；當需求大于供給時，價格將上升，這就是它的形成機制。在長期看來，由于廠家會根據市場的變動調整他們的生產，價格一般不會變化太大。其他影響價格的因素還有工人的名義工資、貨幣實際購買力、國家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甚至現在公務員將上漲的工資也將會影響到價格。
商品價值量又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價格形成、變動對經濟活動的影響是一個過程。一種商品價格的變動，首先會引起相關商品價格發生相應變動，進而引起資本、勞動力、土地等各種資源在各產業部門之間的流動和重組。產業結構又影響著消費者的購買力投向及消費結構，制約著產品結構和供給結構，新的供求結構又會引起價格結構的變動。
二、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關系原理
1.生產與分配的關系
社會的分配是先有生產條件的分配，其次才是產品的分配。馬克思認為把生產當作永恒真理來論述分配，應該把歷史限制在分配之外才正確。分配分為生產條件的分配和生產成果的分配。馬克思又說這種分配是一定歷史的產物，這說明一定的歷史是與其分配聯系在一起的。
生產決定分配，而不是分配決定生產。對于分配是一定歷史生產的產物，說明是歷史創造了分配。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言，其有自己的分配形式。生產是永恒真理，因此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創造了資本主義的分配形式。
2.生產和交換的關系
生產決定交換，生產過程中和社會生產活動中產生的交換本身就屬于生產，交換是生產和消費之間的中介環節。獨立于生產之外的產品與消費者的交換也是由生產決定的，交換的深度、廣度和方式都由生產的發展和結構所決定。交換反作用于生產，交換的發展可以促進社會分工的發展，也可以不斷擴大生產規模。生產和交換的帕累托最優也就是社會整體最優，其最優條件的實質是：社會資源配置的調整只要還存在使消費者效用增加的可能，就沒有達到最有效率的狀態，生產者就可能繼續調整生產投入組合和產品結構，以滿足更多的消費需求，直到產品組合的改變不再能增進消費者的效用為止，此時沒有再調整的必要或余地。
3.生產與消費的關系
直接生產過程是再生產過程的起點，起著決定作用。消費與生產之間具有同一性，生產直接是消費，物質資料生產要消費生產資料。生產決定消費，生產為消費提供對象，生產決定消費水平、消費方式并為消費創造動力，沒有生產就沒有消費。消費對生產有重大的反作用，消費是生產的目的和動力，消費為生產創造出新的勞動力，并提高勞動力的質量，提高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提高勞動生產率。正因為消費具有這樣重大的作用，人們不能人為地抑制消費，不能使消費滯后，而應當根據生產力的發展逐步提高消費水平，使消費和生產協調發展。一個新的消費熱點的出現，往往能帶動一個產業的出現和成長。消費為生產創造新的勞動力，兩者的關系是辯證統一的。
4.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者的辯證關系
社會再生產四個環節是有機統一的整體關系，社會生產總過程中有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個環節之間存在著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辯證關系。生產對分配、交換和消費起著決定作用表現為：生產決定著分配、交換和消費的對象；生產決定分配、交換和消費的水平與結構；生產決定分配、交換和消費的具體形式；生產的社會性質決定著分配、交換和消費的社會性質。
分配、交換和消費對生產的反作用具體表現在：適合生產力發展的分配方式，能夠調動生產者的積極性，促進生產的發展，反之則起阻礙作用；交換的發展能促進生產的發展，反之則阻礙生產的發展；消費使生產出來的產品最終得到實現，消費為生產的發展創造出動力，反之則阻礙生產力的發展。例如，一條鐵路，雖已修成，但如果沒有通車，不被消費和使用，那它就只是一條可能的鐵路，還不是一條現實的鐵路。不僅如此，消費還不斷地創造著新的需要，從而為生產不斷地創造著前提。
三、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物價上漲的三種情況
1.價格向價值的回歸
政治經濟體制范文2
新南非堅持不懈的在國內舉辦各種公關活動來爭取重大體育賽事舉辦權。這些公關活動充分調動了社會民間力量，以及體育對民眾所產生的情感思潮，從而來支撐國家的發展戰略，各個政黨之間對國家政體政治雖然存在著認知上的差異和分歧，但對國家舉辦重大賽事及所能帶來的利益關注度卻非常高，甚至不約而同的形成“統一戰線”。國家在申辦和承辦重大體育活動時亦適時調整外交策略，以贏得外部世界的關注與支持。這對政局的穩定，促進經濟發展，提升國家在外交方面的影響力無疑起著積極的作用。
2、南非體育發展研究：政治經濟的變化
體育事件在過去的20年間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一方面表現在重大體育事件上，無論是短期的、一次性的或者是不同國家輪流舉辦的循環賽事，在規模上、媒體的宣傳度上以及觀眾參與度上都算得上是全球性的事件。奧運會或者世界杯足球賽的舉辦就最能體現上述觀點。此外影響力上稍遜一籌的體育競技，比如說世界杯橄欖球賽、世界杯板球賽以及英聯邦運動會，盡管其參賽人數以及觀眾人數不如奧運會或世界杯足球賽，但是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影響力，仍然能帶來收益以及資金產出。主要的體育競技賽事在當今全球政治經濟學中產生了極為重大的影響，它們成為國家吸引外來投資和潛在旅游者的重要途徑。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種展示國家實力的途徑，通過這些賽事向世界的其他國家展示本國舉辦世界大賽的組織能力、協調能力、體育方面的實力以及國家經濟實力。另一方面，在國家外交戰略與政策實施過程中，體育扮演了較為重要的角色，重大體育賽事是國家外交活動與實現政治目標的恰當手段。體育外交政策研究包括分析政府、企業及利益相關者采取什么公關手段來策劃實施他們的體育賽事活動，應該權衡考慮哪些因素，國家層面的外交行為將帶來什么國際影響。
政治經濟體制范文3
關鍵詞：現代市場經濟
集約增長方式
浙江經濟
4月6日~18日和5月27日~28日，我與幾位同事在浙江的9個縣市考察，就浙江經濟如何再創新優勢問題進行了調研，訪問了25家企業，與各界人士作了廣泛的討論。以下是我們在調查中形成的主要想法：
作為率先從計劃經濟的舊體制下脫穎而出的地區，浙江經過20年的高速發展，人均gdp已經超過2000美元，達到中等收入水平，進入了工業化的后期階段。但在新的條件下，憑借體制優勢和低檔次、低價格勞動密集型產品迅速發展起來的浙江經濟，面臨嚴峻的挑戰。
20世紀末期，沿海（特別是江蘇、廣東、福建等?。┟駹I經濟的發展加速，它們的工商業和對外經濟關系的基礎好，基礎設施、投資環境不斷優化；與此同時，中西部地區多種所有制經濟逐漸形成，而使浙江的經濟體制優勢不再那么突出。其它地區的這種發展，使一些浙江人士發出了“速度比不過廣東，質量比不過上海，外向型比不上江蘇，潛能比不過后發省”的警號。此外，隨著國內市場逐步與國際市場全面接軌，以及能源、土地和淡水等基本資源的短缺，都對浙江企業的當前生產和未來發展構成了嚴重的威脅。
浙江經濟要再上一個臺階，必須全面提升經濟的整體競爭力。這主要涉及三方面內容：一是產業升級和經濟的“高度化”，二是從早期初級市場經濟到現代市場經濟的提升，三是轉變政府職能，建設適合于現代市場經濟的政府。
一、浙江產業升級的主要方向
浙江經濟是通過勞動密集型加工工業發展起來的。這種產業的產品檔次低、附加價值小、利潤微薄、競爭力差，難以在日益加劇的國內外市場競爭中長期立于不敗之地。正因為如此，浙江先行地區溫州曾經繁榮一時的燈具、服裝、紐扣等專業市場逐漸走向沒落。目前政、學、企各界已經形成共識，認為浙江如果不能盡快實現產業升級，它的發展前景不容樂觀。問題在于，浙江應當沿著什么道路，朝著什么方向進行產業升級？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證明，這對于發展中國家能否順利的實現發展目標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先行的工業化國家從農業國到發達工業國的經濟發展，大體上可以區分為“起飛以前”、“初級發展”和“現展”三個歷史階段。在這三個階段中，大體上采取了三種不同的增長方式（增長方式、增長類型的這種變化最先是由薩繆爾森在他的《經濟學》教科書中加以總結的（參見《經濟學》（第12版），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6～1358頁）。）：在“起飛前”的階段，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土地等自然資源的投入。它的主導產業是農業。在“早期發展”階段，經濟發展主要依靠物質資本積累和物質投入增加。它的主導產業是大量耗費資源的重化工業（1931年德國經濟學家w·霍夫曼把這種增長方式外推到工業化的中后期，提出重工業將在工業化中后期愈益占有主導地位的所謂“霍夫曼經驗定理”。不過20世紀歐美國家的工業化并不是按這一“定理”進行的。）。由于在這種增長方式下經濟發展受到資源有限性的極大制約，而且物質資本（不變資本）的大量投入必然帶來利潤率的下降、無產階級的貧困化等經濟社會問題，先行國家在“現展”階段，即工業化的中后期轉向了以人力（知識能力）資本積累、技術的改進和效率的提高為主的現展。在這個階段中，推動經濟發展的產業，在20世紀早期是服務業，在20世紀后期，則是信息產業。不少經濟學家指出，20世紀后期東亞經濟發展之所以出現曲折，就是因為沒有能夠從粗放增長的早期發展方式成功的轉向集約增長的現展方式。
看來，浙江目前所面對的，正是這樣一個經濟發展的道路和方式轉換問題。據我們在考察中的了解，目前浙江占主導地位的意見是沿著先行國家的早期發展道路前行，而不是走現展道路以便迎頭趕上。不少人認為，浙江已經進入以重化工業為主的工業化階段，提出浙江原有的制造業“欠厚度”，應當超高速地發展基礎原材料、電力、石化、冶煉、重型機械、汽車、造船等重化工業，實現“從輕型制造業為主向重型制造業為主的高級化”（《尋找重化工業時代的浙江特色》，《浙江日報》2004年3月19日。）。盡管浙江在發展服務業方面有深厚的歷史積淀，部分企業前些年在發展信息產業方面也有良好的表現，但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很多企業還是向著“重型化”的方向發展。與此同時，這種粗放方式的高投入、高消耗、低就業率等弊病也就很快顯示出來。
這首先表現為投資的大幅度增長。在2000年到2003年的四年中，浙江省gdp增長了57％，而固定資產投資卻增加了150％。這表明，經濟增長是靠大量資源投入支撐的。
這樣，在浙江經濟增長提速后不久，就出現了土地、能源、運力、淡水以及生態環境的全面緊張。以電力為例，西方發達國家在類似的發展階段，電力消耗增長率與gdp增長率的比大致為1，而浙江省2003年則高達1.70以上，造成了電力的極度緊缺。與此同時，無法從國外進口的土地、淡水等基本生產和生活資料也成為經濟發展的硬約束。
以上的情況說明，這種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大量耗費資源的粗放發展方式是不可能持續的。作為一個資源稟賦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后起國家，我們必須發揮“后發性優勢”，即充分汲取先行國家的經驗，轉到現代經濟發展道路上來，靠效率提高為主的內涵增長方式實現持續發展。這對于自然資源貧乏的浙江甚至中國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
為了發揮“揚長避短”和“后發性優勢”，從發展的需要來看，浙江必須在以下幾方面做出更為積極的努力：一是建立完備的教育體系和提高各類教育的教育質量，使浙江的人力資本逐步積累；二是努力研發和應用新技術，特別是信息技術（it），實現產品升級和技術升級；三是發展服務業，以便改善在現代經濟活動中日益占重要地位的交易活動，使人們在現代經濟活動中越來越多的交易活動變得更為簡單和快捷。降低交易成本和提升產品的附加價值；四是大力發展信息產業，用信息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使浙江產業沿著現代經濟發展的路徑得到提升；五是努力提高企業的核心能力，創建自主品牌和參與國際競爭，促使有條件的企業由為外商做代為加工（oem）、代為設計（odm）升級為自有品牌制造商（obm）。
二、企業制度和市場組織的完善
要順利實現由粗放到集約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關鍵是要有一個好的經濟體制，對于浙江來說，就是把已經初步建立起來的初級市場經濟提升為現代市場經濟。這必須從企業制度和市場組織兩方面進行。
（一）提升企業制度，優化管理模式
在浙江經濟的發展初期，基本的企業組織形式是個體業主擁有的家庭作坊或“前店后廠”的家庭廠商。在企業規模擴大、雇員增多、業務越來越復雜的情況下，原有的企業組織形式就不再適應，需要提升。
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表明，大中型企業在企業制度演化上的主流趨勢，是向產權社會化、經營集中化的股份公司轉化。但是，目前浙江絕大多數企業步入營業額在1～2億元以上的中型企業以后的一般做法，是組成具有“核心層”、“緊密層”、“松散層”、“協作層”等多個層次的“企業集團”。這種多級法人制的企業往往由于各“成員企業”之間存在利益沖突而成為一個缺乏統一意志和統一步調的諸侯聯盟，造成資金分散、相互拆臺、為了取得局部利益不惜損害整體利益等不良后果。因此，一些企業正在努力將自己整合成多事業部制的公司。政府和社會各界都應當支持他們的這種努力，為我國大公司的成長提供更好的條件。
應當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企業都需要改組為公司制的現代企業。不同行業、處于不同發展階段和具有不同歷史背景的企業要求不同的企業組織形式。即使在發達的市場經濟中，也是少數大企業和為數眾多的小企業并存的。不過，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的小企業，也必須是具有自己核心競爭力的“專、精、特”的企業，在企業組織與管理上必須是嚴密和有效的。
無論是大中型企業還是小型企業，改善組織和管理的關鍵都在于引進經理人員、會計人員、工程師、高級技工等專業人員，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浙江很多企業都是家族企業，或是由家族企業演變而來，如何保證引進的專業人員與業主以及老板的業主成員和衷共濟地共事，是一個企業能否在現代市場的激烈競爭中站穩腳跟的關鍵。從目前的情況看，在家族企業引入職業經理人等專業人員還存在不少障礙，例如，業主家族和企業的文化氛圍排斥外部優秀人才，對職業經理人的權利和利益法律保障不足，職業經理人本身的管理經驗不全面，專業人員缺乏高尚的職業道德等。要改變這種情況，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二）實現由早期市場經濟到現代市場經濟的提升
關于市場狀況的改變，目前在浙江最受矚目的，是市場的“業態升級”。在浙江經濟早期發展中，采取“三現交易”（現場、現金、現貨交易）作為主要交易形式，這種交易方式輻射范圍有限，交易成本偏高，交易規模難以有大的擴展，甚至會逐漸走向萎縮。目前浙江一些地方，如義烏、紹興的專業市場正在進行從“三現交易”到以貿易公司為中介的業態升級，并且已經取得一定的成效。
應當注意的是，即使浙江的專業市場升級到了以商業企業為中介的交換，也還不能說浙江的市場“業態”已經從早期市場經濟提升到了現代市場經濟。
根據新制度經濟學家諾斯的學說，市場交換有三個遞進的發展階段，這就是：（1）在熟人之間重復進行的地方性人格化交換；（2）由交易雙方所屬的族群、商會、宗教等共同體實施合約的初步非人格化交換，即早期市場經濟；（3）通常在陌生人之間進行的范圍廣大、由第三方（通常是政府）實施的非人格化交換，即現代市場經濟。顯然，浙江大部分地區的市場還處在從第（1）種交換形態到第（2）種交換形態的過渡之中。我們的任務，是要創造條件，進一步實現由第（2）種交換形態到第（3）種交換形態的過渡。
現代市場經濟有三個最重要的特征：一是上述高級形態的非人格化交換占主導地位；二是交易部門，即商業、金融、電信等服務業高度發展，使流通“業態”能夠提升到用現代信息技術裝備起來的全球化的供應鏈管理；三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之上，由公正的第三方來實施合約。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服務業的高度發展對于降低在總成本中日益占有重要地位的交易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據沃利斯和諾斯計算，20世紀80年代美國國民收入的45％以上被用于交易，而在一個世紀以前，這個比例只有20％（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38頁）。香港利豐集團董事長馮國經指出，在從購入原料直到進入消費者手中的整個供應鏈中，制造成本只占1/4，而處理交易的成本要占3/4（利豐研究中心編著：《供應鏈管理：香港利豐集團的實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9～10頁）。因此，發展服務業對于降低總成本和提高社會的整體效率具有重要意義。）。浙江服務業在歷史上曾經有過較好的基礎。建國以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發展緩慢。改革以后仍無大的起色。在最近幾年“重點發展重化工業”的浪潮中，服務業在浙江gdp中的比重不升反降（2003年，浙江省第三產業的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9.7％，仍大大低于當代典型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這對于浙江省改善經濟結構和提高經濟效率是極其不利的?，F在的當務之急，是加快發展流通業、金融業、電信業和其他服務業，浙江就能在建立現代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保持自己的領先地位，使自己的競爭優勢得到確立。
三、建設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
促進浙江產業升級和提升浙江經濟形態的關鍵在于轉變各級政府的職能，建設適合于現代市場經濟的服務型政府。與計劃經濟下的從宏觀到微觀、什么事都管的全能政府相比較，這種服務型政府既是有限的政府，又是有效的政府。
（一）限制各級黨政機關配置資源和進行微觀干預的權力
在過去20多年中，浙江許多地方黨政領導機關及對待企業的態度比較開明，使企業的經營環境較為寬松。這也是浙江民營經濟能夠較快成長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與現代市場經濟的要求相比較，浙江各級政府仍然擁有過多的經濟資源的支配權和對企業微觀活動的干預權。特別是近年來各地加強政府對經濟建設和經濟發展的領導以后，許多地方黨政領導用自己掌握的土地資源和銀行信貸資源來“經營城市”，按照自己制定的“產業規劃”發展“支柱產業”，按照“重點扶持企業”名單“扶大、扶優、扶強”。
政府充當重要經濟資源的配置者和介入企業的微觀經濟活動，是違背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的。這既會造成資源的誤配置和效率損失，也是滋生腐敗的重要根源。在浙江的不少地方，我們都可以看到浪費土地等極度稀缺資源的情況，表明政府成為稀缺資源的基本配置者具有較大的負面作用。某些地方政府對造假、售假等的“睜只眼，閉只眼”等執法不力，甚至包庇縱容（例如，一位赴浙江采訪“假奶粉”源頭的記者寫道：“在浙江蒼南，一些企業都已經向《新民周刊》記者自曝家丑，但某些政府部門在接受采訪時依然套話連篇，矢口否認當地企業生產劣質奶粉?！保ā缎旅裰芸?004年4月26日～5月2日刊。）），也給我們提出了警示：政府與企業的關系不應過于緊密，否則就很容易造成裁判員和運動員合一，產生黨政官員弄權枉法、以權謀私等弊病。
在我們召開的座談會上，有不少地、縣領導提出這樣的指導原則：凡是市場能管、百姓自己能管、民間組織能管的事情，政府都不要管；市場現在還管不了的微觀經濟活動，也要創造條件讓市場去管；即使政府不能不管的事情，也應當盡量運用市場手段和經濟杠桿進行間接調控。例如，寧波地區工業用水極度緊缺，運用價格杠桿進行調節，就比采用工業用水配給制更富有彈性和更有利于提高水資源的使用效率。一位企業家說得好，浙江應當利用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即將生效的機會，全面系統地對行政審批作一次徹底的清理，以便像改革初期率先發展民營中小企業一樣，率先取消審批制度，進行一次新的制度創新。
（二）有效地執行政府的服務職能
政府淡出市場并與企業保持距離，并不意味著政府應當無所作為。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在設定和執行市場規則、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對特殊行業進行監管、主持社會公正等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目前各級政府機構一方面對不該管的事管得太多，另一方面又有許多該管的事又沒有管。浙江企業迫切要求政府在以下方面加強政府的服務功能：
1.實現政務公開和依法行政。目前浙江的電子政務硬件設施是比較完備的，但應用卻顯得不足。政府必須對公共信息的公開化作出明確規定，將各種法規和政府的主要政策措施都通過政府網頁公之于眾，便于群眾監督，并使企業和居民個人對于自己的行為后果具有可預測性，使官、民的行為都受到法律的約束。
2.切實保護產權和嚴格執法。在現代市場經濟的交易中，政府作為公正的第三方實施合約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前提。為了提升浙江的市場“業態”，必須實行法治。加速企業核心技術開發的關鍵在于切實保護知識產權，使創新者得到利益。目前產權，特別是知識產權得不到有效保護等現象仍然相當廣泛地存在。這種狀況必須盡快加以改變。
3.改善文教設施和商貿環境。近年來，浙江各地在道路、大樓、廣場、綠地等城市“硬件”建設上下了很大的力氣，但對文化、教育、信息等“軟環境”建設卻有所忽視。實際上，為了留住本地的廠商、吸引外地廠商，“軟環境”的改善較之“硬環境”的建設更加重要，各級政府應當對它付出更大的努力。
政治經濟體制范文4
中國的制造業，相對其他產業而言，是發展較快、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門類。中國制造業快速發展、產業競爭力明顯提升的經驗：一是對外開放較早且程度較高。多年來，中國一直是吸引外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超過70％外商直接投資的份額投入到了制造業領域。中國的制造業在對外商開放投資、開放市場的過程中，不僅并未因此而萎縮，許多產品產銷量位居世界前茅，工業制成品占出口總額的比例達到90％。二是市場化改革進行的層次較深、范圍較大。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改革，尤其是民營經濟的進入與發展，在許多行業形成了多種所有制在競爭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格局。但從最近來看，制造業正處于一個新的轉折期，未來的發展也存在挑戰和風險。
二、問題或危機
（一）比較成本優勢在消失
勞動力成本上升和人民幣升值壓力給中國制造業帶來了影響。我國由于工業化起步較晚且長期處于產業鏈的中低端，限制了中國制造業的教育部拓展空間，勞動力成本上升導致部分制造業迫于成本壓力而倒閉。目前，中國制造業的勞動力工資一般在1500元左右，基本上每年都會增加300―500元，而東南亞制造業比我們的成本優勢更加明顯，周邊的越南、印尼等工業化起步國家的勞動力成本會比我們便宜一半左右。
勞動力供求結構的轉變及新《勞動法》的實施，使得勞動力成本呈現出穩步上升的趨勢，另外人民幣的升值也會導致低廉勞動力成本優勢消失，成本增加將導致產品競爭力降低，這無疑將對部分中國制造業來說是一個嚴重的打擊。
（二）缺乏獨立創新的技術和能力
國際競爭力的提升，科技是創造財富的源泉，創新是競爭力的核心，通過自主創新獲得核心技術，攫取高額壟斷利潤。瑞典、芬蘭、瑞士、丹麥等國家擁有眾多的核心技術和巨大的創新能力，其強大的競爭力和競爭優勢將會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保持。
中國的制造業以加工工業為基礎，缺乏獨立創新的技術和能力。在參與全球生產分工體系的背景下，中國企業的競爭力取決于原材料成本、勞動力成本以及交易費用。在勞動力成本呈穩步上升趨勢，交易費用沒有出現大幅度下降的情況下，原材料成本就成為制約出口企業最重要因素。
（三）國際原材料壟斷加劇中國制造業風險
國際原材料壟斷加劇中國制造業風險造成中國原材料壟斷可能的基礎，是產業鏈條的扭曲，即上游產業的壟斷經營和下游產業的自由競爭。當下游產業面對充分競爭的國際市場時，企業只充當均衡價格的接受者，企業沒有超額利潤。居于產業鏈上游的壟斷產業，除了受到國家相關政策的制約外，在國內市場上幾乎不存在著有效競爭者，在國外競爭者又被限制進入的情況下，壟斷產業極容易通過抬高原材料價格來牟取暴利，而競爭性產業的成本優勢卻在一步步喪失，最終退出不景氣的國際市場。
（四）制造業增速放緩
歐洲的債務危機、國內房地產緊縮政策，使得國內外需求均減少，造成制造業增速放緩，訂單減少，產成品庫存增加。依照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CFLP）的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2010年6月，構成制造業PMI的5個分類指數均有不同程度回落。
生產指數為55.8%，比上月下降2.4個百分點，連續十七個月置于臨界點以上。表明制造業生產增幅有所縮小。
新訂單指數為52.1%，與上月相比下降2.7個百分點，連續兩個月明顯回落，為2009年3月以來最低點，但仍位于臨界點以上，表明制造業新訂單數量雖然呈溫和增長態勢，但國內外市場需求增勢減緩。
主要原材料庫存指數為49.4%，比上月下降1.6個百分點，低于臨界點，表明隨著制造業市場需求減弱。
從業人員指數為50.6%，比上月下降1.5個百分點，仍高于臨界點，表示制造業勞動力需求略有增長。
供應商配送時間指數為50.0%，位于臨界點，表明制造業原材料供應商交貨時間與上月相比差別不大。
產成品庫存指數為51.3%，比上月回升1.5個百分點，是自2008年12月以來首次上升至臨界點以上，表明制造業產成品庫存呈現逐漸增長態勢。
三、提升中國制造業競爭力的建議
（一）調整結構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產業結構調整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工業的綠色增長，限制高耗能產品的出口，加快淘汰低附加值產品和落后產能，實現節能減排，實現外貿結構調整的需要，多年來，我國出口份額高，比例大，順差也大，給別國商品帶來不小的競爭壓力，在國際上也處于不利地位。而我國商品的附加值卻非常低，消耗了大量的原材料，這樣的貿易順差到一定時候對經濟的副作用將逐漸顯現。隨著我國工業化進程的加快，我國工業向高端制造業轉型的步伐將加快。減少出口，以逐步平衡外需和內需，成為結構調整，改變外貿結構的有效手段。推動結構調整，可以提高我國經濟的整體質量，使經濟的增長方式真正實現綠色發展、低碳發展、可持續發展，擺脫經濟對資源的嚴重依附和對環境的巨大壓力。
（二）科技是制造業的立根之本
當前，全球經濟正處在低迷中，低碳技術和新科技面臨著新的發展機遇，我們應該充分重視低碳技術、物聯網等新興產業的培育，及時引導新技術的轉化，堅決淘汰落后技術和落后產能，發揮信息技術對制造業的引導作用。
（三）加快中國與東南亞工業一體化進程
東南亞等一些國家的制造業實力也在逐步加強，應該加快中國制造業向東南亞轉移步伐，在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協議生效以后，進一步做到資源互補，優勢共享。
（四）保持穩定適宜的投資環境。
一個穩定適宜的投資環境，比低工資的勞工隊伍更能對國際投資者產生吸引力。我國制造業近二十年來的發展除了得益于低廉的勞動力外，更受益于持續深度的經濟體制改革、和諧的社會環境和配備完備的基礎設施。
（五）促進制造業的集群化發展，形成有競爭力的產業群
注重制造業在地理上集中，形成規模經濟，提升產業的國際、國內競爭力。我國的鋼鐵、汽車產業集中度都較低，但出現了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環渤海灣經濟區三大制造中心，制造業的集群現象初步形成，產業集聚地的形成需要依靠民間創新和市場引導。政府則應該致力于提供完善的公共設施，保證公平的競爭市場。
（六）培養國際性的大企業，壯大中小配套企業
政治經濟體制范文5
這次穆鐵柱的突然去世值得我們深思，他作為國家級運動員，年輕時每天訓練長跑一萬多米，說明他的心臟功能很好，而且在猝死前沒有任何征兆，沒有心臟病胸悶氣短等癥狀，發病前一個月還親自到石景山體育場，興致勃勃地觀看奧運會中國女籃的比賽，半個月多前還和夫人上北京電視臺接受專題采訪，暢談運動生涯和家庭中與夫人、孩子的生活。平常除了一般運動員都有的關節疾病外，自我感覺體力還行，每天早晨跑步鍛煉身體。在我們身邊，為什么一些人看著好好的，也不感到難受，甚至肌肉發達、身體強壯的人，卻突然死亡呢？
“疾病”現在總是連起來說，在我國古代“疾”和“病”完全是兩個含義，“疾”是指發病初期、小病、不嚴重的病變，因此有“諱疾忌醫”之說。“病”指發展到大病、重病、嚴重的病變，可怕的是這時可能沒有任何癥狀，一般的體格檢查也發現不了！許多人處在“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塘”的危險境地還渾然不知?！秾O子兵法》指出：“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危險）”。許多人不知“己”―自己的血脂、血液黏稠度，心臟血管中是否已形成致死性的動脈硬化脆性斑塊。也不知“彼”―致死性心肌梗塞的病根和發病特點，因此后患無窮，有朝一日突發大病，悔之晚矣！
正確的養生保命的健康觀念是：預防勝于治療，防中有治，“治未病”―及時清除剛剛形成的病變，防止積少成多、從量變到質變（突發心肌梗塞而猝死）。在我國平均每12秒鐘就有一個人死于心腦血管疾病。
現代醫學證實：肌肉發達、精力充沛不等于血管健康！“命脈”的含義是：生命是由動脈血管決定的。心臟、大腦、腎臟需要的血流量最大，也是最脆弱的器官。如果把人比喻為一輛汽車，心臟就是發動機，血管就像油路。如果平時不注意保養，油路突然堵死了、發動機報廢了，即使其他部件完好無損，汽車也成了廢鐵一堆！法國著名醫學家卡薩尼斯指出：人與動脈血管同壽。我們必須抓住生命的根本。血管的壽命和健康程度是由什么決定的呢？主要是由血液各成分的數量、比例是否正常決定的。其中血脂異常癥（高脂血癥）是最主要的病因。血液中過多的膽固醇、甘油三酯失去控制，沉積到血管內壁上，引起血管壁變厚、變硬、變脆，血管腔狹窄。誰控制膽固醇和脂肪呢？是由卵磷脂控制的。在血脂指標的認識上，絕大多數人存在“盲區”，不知道卵磷脂是血脂的一項重要指標，由于測量費用昂貴，未在我國應用，而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早在20多年前，就作為血脂的常規檢查了。卵磷脂作為血液中的“洗滌劑”、油脂運輸船，對于血脂的動態平衡起到決定性的作用。當體內卵磷脂增多時，卵磷脂占30%～34%的高密度脂蛋白就升高，它是“血液清潔船”，專門把血液中多余的膽固醇“裝”到船上，同時把沉積在血管壁上的膽固醇“吸”出來搬到船上，運到肝臟處理，使血脂恢復正常。這個清潔血液、清洗血管的作用，如果沒有卵磷脂就不能完成。
高脂血癥發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為什么總膽固醇增高？為什么人體最大的化工廠―肝臟合成膽固醇過多？他汀類藥物（舒降之等）的藥理作用是抑制肝臟合成膽固醇。為什么這類藥物只要停服血脂就會很快反彈、很快恢復到服藥前的水平呢？研究證實：人體細胞新陳代謝、分裂再生會消耗大量的卵磷脂，需要不斷提供新的卵磷脂。構成細胞的最主要的建筑材料是：卵磷脂、蛋白質和膽固醇這三種?，F代人普遍缺乏卵磷脂，肝臟合成卵磷脂能力很有限，因此必需單獨補充。正是由于體內卵磷脂過少，就逼迫肝臟多合成膽固醇來添補卵磷脂這種“建筑材料”的不足，逐漸導致全身細胞膜上的膽固醇增多、卵磷脂比例下降、細胞結構異常。例如：血液黏稠度高（血淤癥）的最主要原因是：紅細胞膜上卵磷脂減少、膽固醇增多，紅細胞膜變硬，導致紅細胞流到狹窄的毛細血管時，不能充分變形、變成矮平的子彈頭狀順利通過，顯得過于胖大，在毛細血管中移動緩慢。綜上所述：突發心肌梗塞、腦血栓、高脂血癥、血液黏稠度高的最大病根人是體內缺乏卵磷脂。
世界衛生組織指出：日常飲食之外，堅持單獨補充足量（10～20克）的卵磷脂產品，是防治心腦血管、肝膽疾病的必要措施。最佳治療量為每天20～30克（根據體重、年齡調整）。清華大學紫光集團研制的清華紫薇卵磷脂沖劑上市十年來，以其高純度、高功效、高劑量（300克/盒，相當于600粒以上優質大膠囊的含量），性價比好！
政治經濟體制范文6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我國的經濟狀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這些變化突出表現在：（一）社會財力結構和社會積累職能日趨復雜化。具體 表現為國家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的下降，以企業資金為主體的預算外資金 的急劇增長；（二）在社會財力的運用上，出現了控資來源的多渠化，投資決 策的多極化和投資主體的多元化；（三）社會財力的日趨流動化和社會資金融 通關系的廣泛化、市場化。這些新變化，客觀上提出了進一步加強財政政策與 貨幣政策的協調要求。
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特征，要求財政和銀行更多地使用經濟手段調節經濟的 運行。但財政杠桿較之金融杠桿作用的發揮，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為條件， 相互補充的。財政杠桿較之金融杠桿具有更強的控制性和時滯性，而金融杠桿 則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和時效性，財政杠桿對調整產業結構更為有利，而金融杠 桿對調節企業行為更為有效；財政杠桿偏重于解決分配的公平問題，而金融杠 桿側重于解決分配的效率問題。兩種經濟杠桿不能單打一，要綜合運用，揚長 避短，以發揮交叉效應。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是由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所決定的
一方面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終極目標具有一致性。兩者都要求達到貨幣幣值 的穩定，經濟穩定增長，勞動者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以推動社會主義市 場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實現手段具有交叉性，財政 政策能否順利實施并取得效果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 也是兩大政策協調配合的客觀基礎。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加強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需從以下幾方面 入手：
1、堅持“量入為出”的財政政策和均衡性的貨幣政策，做到財政分配總規模 的大體平衡。
2、綜合運用各種經濟杠桿，加強宏觀經濟調控，包括：稅收杠桿、補貼杠桿 、預算杠桿、公開市場業務和利率杠桿等。
3、加速包括金融市場、產權交易市場、生產資料市場等在內的市場建設，使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建立在市場行為之上。
現階段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配套模式
現階段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配套模式的最佳選擇應是適度從緊的財政與貨 幣政策，即緊中略有松的財政政策和松中略緊的貨幣政策的組合。
（一）實行緊縮財政政策的依據是財政面臨困難。當前財政所面臨的困難主要 體現：（1）財政收支不平衡。1979—1995年，財政幾乎年年出現赤 字2540億元。據估計，這種收不抵支的財政狀況今后仍將持續一段時間。 （2）財力分散。由于在國家與企業和個人的分配關系上處理不當，財政收入 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1994年約11．8％，是歷史上的最低點。特 別應當指出的是，雖然實行了分稅制，但中央和地方分配關系仍未理順，中央 財政收入占整個財政收入的比重依然很低，1994年，這一比例僅為33％ ，而同期市場工業化國家這一比重多在70％—90％之間，相對而言，我國 屬于“弱中央”的國家行列。（3）財政補貼過大。1993年財政的價格補 貼、虧損補貼分別為300億元和400億元，如此巨額的財政補貼已成為財 政的沉重負擔。（4）債務規模大，依存度高。1995年，中央發行債務達 1350億元，債務依存度為53％，1996年，中央已發行1950億國 債，沉重的債務負擔有可能導致中央財政陷入借新債還舊債的危機之中。（5 ）企業經濟效益下降?，F在全國有三分之一以上國有企業虧損，這說明，財政 收入的來源基礎受到動搖。上述五個方面均表明財政陷入困境，如果不實行較 緊的財政政策，巨額赤字和巨額債務將使人民喪失對將來經濟增長的信心，從 而導致財政危機和信用危機，進而對經濟造成破壞性影響。
總需求不平衡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供給方面，而供給方面則是由產業結構的不 合理造成的。緊中有松的財政政策可以對這種不合理的產業結構進行靈活調節 ，促進產業結構優化。財政政策對產業結構的調查與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搞活是 通過稅收和財政支出兩大工具實現的。對于國家要優先發展的部門、行業或地 區，一方面，國家可以采取低稅率、稅收減免等措施來提高這些部門、行業或 地區的盈利水平或經濟效益，引導人力、物力和財力流向這些部門、行業或地 區，從而增加相應產品的供給；反之，對于國家想要限制的部門、行業或不優 先發展的地區，可以采取高稅率等措施來降低這些部門、行業或不優先發展的 地區，可以采取高稅率等措施來降低這些部門、行業或地區的盈利水平或經濟 效益，從而減少相應產品的供給，最終實現總供需平衡。另一方面，財政支出 本身就是社會總需求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財政資金在各部門、行政或地區的 傾斜投資或優化支出結構本身就體現國家的產業政策?？梢?，財政支出在確保 國家重點建設項目的需要，促進產業結構優化與搞活國有大中型企業上都具有 很強的調節作用。
（二）實行松中略緊的貨幣政策的主要依據包括如下幾點：
一是促進經濟高速發展和搞活國有大中型企業的需要。我國經濟仍存在著資金 不足的矛盾，解決這個矛盾，即要靠社會內部積累，也要積極吸收利用外資。 據調查，當前企業資金短缺，產品積壓情況嚴重，社會有效需求不足。在這種 情況下，必須適當放松貨幣政策，通過降低存款準備率、利率、增加再貸款等 措施來增加整個社會的貨幣供給量，從而刺激投資和消費需求。盡管財政政策 也是刺激投資和消費需求的有效手段，但由于財政政策調節的力度太大且直接 ，在財政困難的情況下也力不從心。貨幣政策的應用則可以發揮較好作用，避 免經濟出現急劇波動的運行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