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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政治趨勢范文1
一、既有研究及其可拓展的空間
在我國，民族因素與區域因素具有重合性，少數民族地區與其他地區發展不平衡、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與少數民族群體發展不平衡等問題自然引起社會各界關注，目前，主要的相關研究有：民族經濟研究。強調研究不同民族、民族國家和民族地區經濟的現實狀況與特點，揭示其內在特殊規律性［1］。民族地區的貧困與人口問題：研究少數民族地區扶貧開發的成就、模式、經驗、存在問題及對策［2］。民族地區的制度創新問題：強調民族地區制度創新的重要性，民族地區能否建立起既能容納和促進社會現代化變遷、同時又切合民族地區實際的現代制度結構，決定著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現代化的命運［3］。民族地區的發展差距問題：側重對地區差距的影響因索、變化趨勢以及地區差距與社會穩定、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等進行分析［4］。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戰略與發展模式問題：對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與發展模式、產業發展戰略及其對策進行探索［5］。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特點、發展變遷模式問題：基本研究方式是選取若干有代表性的少數民族基層社區和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對其目前和未來的發展模式進行實地調查、實證分析與理論歸納［6］。
總體看來，這些研究成果對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進行了深入系統的研究，并在學術界及政策界產生了相當影響，但既有研究基本沿著經濟學或民族學兩種視角展開。由于與民族有關的各種“非經濟變量”無法納入現成的經濟學分析框架，因此，經濟學范式的研究未將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與少數民族群體的發展結合起來，實際是在進行民族地區的“區域經濟”研究，由此無法必然地構建民族地區經濟發展與民族發展的內在聯系。民族學、經濟人類學研究思路，雖然注重民族因素對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影響，但尚未實現民族因素與經濟因素的辯證結合，從而亦沒有對民族因素如何影響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和人們的經濟行為做出深入細致的分析。
顯然，僅從經濟學或民族學單向視角揭示我國區域發展差距的內在必然性，有其固有缺陷。
本文試圖將區域經濟發展差距置于政治———經濟結構中進行研究，政治———經濟思路的研究強調不僅要研究生產力配置的物質過程，而且要研究生產力配置的社會形式及其與政治結構的相互影響，藉此體現經濟發展的本質及目的。
二、區域差距形成及擴大的內在邏輯解析
1．既有條件以及區域發展戰略確立和調整是我國區域經濟差距形成的邏輯起點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的經濟發展戰略重心隨著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變化而轉移，許多學者因此把西部民族地區與東部地區的經濟差距歸結于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戰略重心的轉移，認為戰略重心轉移導致各地區要素投入的差異繼而引致區域經濟差距的形成。雖然，改革開放后我國東部地區與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差距逐步形成與國家戰略重心轉移具有一定的相關性，但是，國家發展戰略重心的轉移有復雜成本———收益比較，其是由經濟、政治、社會等諸多因素綜合作用的必然選擇。東西部地區的經濟社會比較決定了只有東部地區具有承載經濟重心轉移的產業基礎與外部條件。
資源的相對稀缺性是一切社會發展的制約因素，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經濟增長資源匱乏，發展資金嚴重不足，既沒有條件、也沒有可能把稀缺資源平均分散在全國不同地區和部門。鑒于區域優勢與經濟基礎的相對比較，沿海地區首先具備了成為國家經濟增長極的優先條什”［7］。一是從對外貿易和資本積累看，東南沿海地區毗鄰日本、東南亞經濟圈，對外貿易頻繁，消費需求高、市場容量大，并可以吸引大量的外來資本，以彌補國內經濟資源的不足；而西部地區則相差甚遠，比如，與新疆相鄰中亞、西亞、南亞國家均為經濟發展相對滯后的國家，對外貿易層次相對較低，很難有穩定的外部資本流入，其對新疆經濟的資本和技術帶動能力相對較弱。二是從對內貿易和資本積累看，東南沿海地區城市集中、人口密集、市場交易的聚集效應明顯。西部卻二元結構突出，本區域內部城鄉交易相對薄弱。從不同區域之間的市場交換看：西部民族地區與東中部地區市場交易半徑較大，交易成本高昂；并且，西部城市之間空間距離遠且分散，域內貿易與合作也有天然障礙。
三是從改革的體制成本看，任何改革都不可避免地要付出成本，這里不僅包括經濟改革的機會成本，而且還包括體制變革與發展中所蘊含的“政治陷阱”。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其經濟與地緣關系復雜，民族因素與地域因素緊密結合，相互疊加與交織，地區之間、民族之間發展不平衡，團結、穩定、統一等問題始終或強或弱地存在［8］，誠然，政治和社會穩定性越弱的地區，打破既有均衡的風險越大，正是西部地區社會、經濟、自然的多重脆弱性，決定了在改革開放進程中，東部地區沿著收益最大化路徑發展，而西部地區則遵循成本最小化的路徑演進。
改革開放之初，在非均衡發展思路引導下，國家把更多的政治、經濟資源傾向性地配置給沿海地區，形成“東中西部”梯度發展態勢。正是由于政治、經濟資源的差異化配置、不均衡分布，使我國區域差距在較短時期內迅速生成并擴大成為必然。在這種邏輯支配下，20世紀80年代———90年代，東部地區獲得的國家固定資產投資額約為西部地區的3倍。而且，國家在東部地區采取了與中西部地區差異化的傾斜性、試驗性政策，東南沿海地區由此獲取了改革開放嘗試區的特別權利。比如經濟改革的探索與試錯權，東部地區從而爭取到了較大的創新空間。東部地方政府可以以較低的政治成本在轄區內進行制度創新，這使東部地區在“局部試點”中獲得了改革的巨大發展收獲。相反，西部民族地區在較少獲得這些政治、經濟資源的條件下，借鑒東部試驗經驗、追求穩妥則成為西部地區的自然抉擇。結果，農村改革、鄉鎮企業發展、吸引外資等改革舉措往往都是在東部試驗后開始操作，改革的路徑依賴就自然而然地導致了西部地區相對滯后的局面。
西部大開發的實施、內地省區全面援助及實現西部民族地區的跨越式發展計劃是基于從“先富后富”到“共同富裕、實現全面小康”指導原則的必然選擇。西部大開發以來，中央加大了對西部的財政支持力度和政策優惠。統計數據顯示，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以來，國家先后采取了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等戰略舉措，國家加大了對西部民族地區的投入力度，西部投資增速超過了東部。
2001—2009年，西部地區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26．1％，比東部地區增速高5．4個百分點。2009年，西部地區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高達38．1％，遠高于全國30．1％和東部地區23．0％的水平。①但結果是，東部地區與西部民族地區的經濟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擴大了。在對這種狀態和趨勢分析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注解是：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起點低、基礎差，導致整個地區加速經濟增長的整體推進效應和關聯效應相對不足，加之其生產和管理水平相對滯后的事實，從而導致即使國家對該地區投資大幅度增加，但從投資增加到投資的乘數效應發揮作用，拉動該地區經濟加速增長需要一個較長的擴張期。［9］這種觀點或許不無道理，但僅僅停留在經濟發展戰略重心轉移及要素投入上，顯然難以全面釋解西部少數民族地區與東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差距。
2．政府職能轉變及制度創新程度的區別是地區經濟差距擴大的制度環境
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思路，在完善的市場制度條件下，資源的配置和利用狀態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顯然，相對穩定的制度環境———發達的市場制度是該假說成立的前提。倘若僅僅從我國經濟發展戰略重心轉移以及由此引致的要素投入變化解釋西部民族地區與東部地區經濟差距的淵源，就意味著有一個事實被忽略，即：我國經濟發展戰略的重心轉移與從傳統計劃體制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同步進行，在這里，制度變遷的效應不容忽視。地區經濟發展速度不僅取決于要素投入和中央的政策傾斜，也取決于相應的制度安排，取決于地方政府的推動作用。
國內外既有的經濟發展理論和實踐已經反復驗證：制度是經濟發展的內生性因素，制度設計與架構是否合理有效，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起到促進與保護亦或阻滯與破壞的作用，各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與質量，不僅取決于中央政府的意愿，更取決于各地方政府駕馭發展的能力。就我國的現實情形而言，東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差距不斷拉大，其中的制度緣由是：地方政府職能轉變速度和程度上的差異以及制度創新能力的不同。與東南沿海地區相比，西部民族地區制度創新進程相對緩慢，正是該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速度緩慢并逐步拉大與東部沿海地區發展差距的重要制度性原因。
具體分析可知，東南沿海地區的體制改革首先從體制外創新開始，如上所述，改革開放之初，東南沿海作為國家改革開放的試驗區，有條件獲得優越的社會環境和和國家優惠政策的專門供給，其率先引進外資，并積極營造有利于私營經濟、混合經濟、鄉鎮企業等培育、生成、發展的氛圍，這些改革具有體制外創新的特征，鮮有與既定利益格局的碰撞與沖擊，隨著新生經濟力量的不斷壯大，待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積累了相對雄厚的物質基礎和豐富的改革經驗后，再對公有制經濟進行改革，此時，政企分開、政府職能轉變的阻力呈相對弱勢，東部地區經濟的加速發展因此獲得了良好的積淀。目前，東南沿海地區的非國有經濟比重已經達到79．7％②，作為非他性產權確立的結果，非國有經濟的微觀效率較高，其突出表征是：對優質資源的強大吸引力，資源配置利用的運籌與帷幄能力，技術創新與改造的強勁欲望和有效的實施力，正是依賴資源的良性運作、循環與擴張，東部地區業已形成的生產能力得以持續和大尺度地發揮作用。進而，雖然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后東部地區得到的來自國家的投資呈下降趨勢，但是非國有經濟的資本來源主要是外資和民間資本，故受影響較弱。
西部民族地區則與之相反，西部民族地區的經濟狀態是：產業結構呈現典型的重型化、原料型特征，集中了大量的基礎工業、重工業；所有制結構則是以國有經濟為主體，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嚴重滯后，經濟結構比較單一。改革伊始就從國有經濟開始，體制轉軌、結構調整、企業職工下崗、市場開拓等各種困難層層疊加、彼此糾結，因此西部民族地區的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舉步維艱、阻力重重。
改革的阻力一方面萌生于各級政府及其官員。眾所周知，職能與權力是一對共生體，政企職責不分使政府獲取了各類額外或附加權利，在這種體制下，政府官員便自然擁有了眾多特權和尋租機會。另一方面，改革的阻力還來自于國有企業。對于長期處于計劃體制下的國有企業來講，放棄政府賦予的特權，通過市場競爭謀求生存和發展，企業難免無法適應，調整難度較大，對政府存有難以割舍的天然情結。因此，西部民族地區政府參與經濟管理的色彩較濃重，加之地方穩定等非經濟因素的作用，政府職能轉變的阻力雖相對強勢，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政府導向性特征顯明，經濟增長在相當程度上依賴中央資金投入的拉動效應，西部民族地區甚至不惜代價，投入諸多人力、物力用于爭奪大型項目和壟斷部門利益相對較低的市場化程度，成為西部民族地區與東部地區經濟差距拉大的主要制度。實施西部大開發后，中央政府主導型發展模式依舊保持。［10］在西部大開發中，中央政府集決策者、組織者、實施者等角色于一身，在這種背景下，國家在資源配置中的地位不是下降了，而是增強了，這種開發模式導致的必然結果是；西部地區產業結構調整的自主選擇性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經濟增長的結構效應也因此削弱。比如：新疆與內地自然資源的主要消費區相距遙遠，而其自身由于經濟發展水平所限，資源深加工能力又相對不足，故發展資源型經濟區的比較優勢并不突出。但新疆長期以來實施“優勢資源轉換”戰略，從而使新疆經濟處于全國價值鏈連接的前鏈區，產品附加值低、競爭力弱，產業及產品結構調整難度大。隨著經濟市場化、國際化進程的不斷加快，以資源型產業為支柱的產業結構面臨越來越明顯的挑戰。顯然，東部地區與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差距的愈益擴大，既不能簡單地歸結為西部地區物質條件較為低劣，更不能強調是國家發展戰略重心轉移的結果，政府職能轉變緩慢、制度創新程度薄弱，導致不同經濟組織在資源配置和利用效率上的差異是更直接、更重要的原因。
3．地方政府供給公共物品財力差異導致吸引和配置資源的能力不同是區域經濟差距持續的社會環境
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是政府的經典職能，各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及其競爭優勢的獲得，最重要的途徑就是擴大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數量、提高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質量，地方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質量、數量是各地區吸引流動性生產要素的基礎環境條件，通常，地方政府通過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增加和完善基礎設施、維護和保證社會治安等，以優越的社會環境條什吸引優質可流動生產要素的進入，進而提高經濟效益；而反過來，經濟效益的提高又成為政府提供更好、更多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持續穩定的經濟后盾。正是由于不同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數量和質量完全不同，因而有能力供給更多數量和更高質量公共物品的地方政府就會對資本、人才、技術等各種可流動生產要素擁有更強勁的吸引力，從而在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11］就競爭的實際效果而言，東南沿海發達地區處于絕對優勢，西部民族地區處于相對劣勢。
從理論上推演，由于公共產品和服務受益對象的廣度不同，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政府主體范圍也應不同。如果某類公共產品和服務有清晰的受益地理區間或界限，則該類公共產品和服務應由相應的地方政府來提供，其結果多半會使轄區內居民獲得更多的社會福利，因為這種分散式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模式，有利于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提供不同結構、不同組合和不同方式的公共服務。非全國性但具有外溢特征的公共產品和服務，應由中央政府和相應轄區的地方政府共同承擔。［12］而受益對象為全體國民的公共產品和服務，自然應由中央政府擔當供給責任?；谖覈鴧^域發展水平和財政能力存在較大差異，當經濟欠發達的西部民族地區被賦予較多責任時往往面臨諸多困難。［13］從實踐上探究，與東部地區比較而言，西部地區、尤其是西部邊疆民族地區在一定程度上承擔了較多的全國性或外溢性公共物產品和服務的供給責任，如：鞏固國防、穩定邊疆、保衛祖國統一與安全、維護民族團結、保護生態環境等，但西部民族地區的經濟實力與其所擔負的公共物品供給責任之間具有相當程度的不均衡性。這種能力與責任的不對稱性迫使西部地區的地方政府弱化經濟發展和提高效率的目標追求。比如：在新疆，穩定曾長時間成為壓倒一切的首要目標。但無法釋然的是，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相互聯帶性，決定了不可能以較低的經濟效益換取社會效益的高回報。
正因如此，基礎設施水平、人力資本存量以及產業結構等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東西部地區不同的經濟表現，西部民族地區政治、經濟、社會及生態環境等的多重復合脆弱性形成了其加快經濟發展要求的迫切性和經濟發展條件的剛性約束。不言而喻，地方政府能否創造良好的投資與經營環境是其資源吸引力的重要判別依據，地方政府從促進本地區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出發，必須采取一系列措施吸引資本、技術、人才等經濟資源。從統計數據看，東西部產值相差巨大，比如，2011年廣東省GDP為45472．83億元，為全國最高，而最低的僅507．46億元，但各地方政府黨政機構規模、各種事業單位數量等相差無幾?？上攵?，西部稅收和各種行政性收費力度必然相對繁重，以此維持龐大的機構運轉，西部民族地區負擔的上層建筑的相對成本遠高于東部地區，從而使企業和家庭剩余減少，各類資源收益率降低，削弱資本積累能力，使投資軟環境惡化，這會堵塞資本、人才、技術等流動性要素進入西部的渠道，即便出臺優惠政策，也很難吸引優質資源進入。一旦政府不能通過高質量的軟環境吸引資源，人才、資金、技術等經濟要素就會出現離散化傾向，這成為了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滯后的社會環境制約。
人力資本是一種特殊的、潛在于人身的資本，它只有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才能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對經濟發展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但西部民族地區經濟滯后，無法提供足夠多的經濟機會，因此，西部地區，尤其是西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不但從東部引入人力資本的通道不暢，原來的人力資本也會流出。西部民族地區本土人力資本流失表現在兩個層面：其一，人才外流難以遏制，改革開放以來，西部民族地區人才流失嚴重。以新疆為例，新疆人才流出流入比為6：1，改革開放以來，年均流出人才約1．35萬人。［14］其二，在西部民族地區內部，由于其經濟運行的低效率，非生產系統能夠憑借權利取得比生產經營性系統高且穩定的收益，本土的高質量人才又大多被吸引到黨政部門等非生產經營系統。繼而，與東部沿海地區相比，西部民族地區人才匱乏導致技術創新能力相對滯后，成為該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和現代化緩慢的重要影響變量。
三、結論和相關討論
1．區域發展的自然環境、人文歷史背景等是既有的外生變量，并非短期可以改變，但區域經濟格局及其發展差距則可以在較短時期內生成，這同政治———經濟取向與行為有關。區域發展戰略確立和調整僅僅是區域差距形成的起點，政府職能轉變及制度創新程度的差別則是區域差距擴大的制度性因素，而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給能力差異導致吸引和配置資源的能力不同是區域差距持續的基礎性環境條件。
2．目前，我國少數民族地區面臨的各種矛盾，盡管表現形式不盡相同、復雜多樣，但從根本上說依然是少數民族地區加快經濟社會發展的迫切愿望與自我發展能力相對不足之間的矛盾。區域間經濟發展差距的長期存在與不斷拉大，意味著各地區的利益所得不斷分化，西部民族地區及其所在地的各民族群眾沒有與東部發達地區民眾一同共享經濟迅速增長所帶來的福利及隨之而來的人均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如果這種趨勢得不到有效控制，不但會危機祖國邊疆地區的鞏固與安全，削弱和動搖民族地區維持社會穩定的經濟保障，而且會對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構成嚴重危害，導致或強化區域之間、民族之間的摩擦，乃至被民族分裂主義利用形成分離傾向。比如，不同地區由于區位特征和自然稟賦不同，自然會形成不同區域之間的利益差異，從我國的現實情形而言，西部少數民族地區地廣人稀、資源相對富足，但工業加工能力、尤其是資源深加工能力不足，在國內交易中，西部民族地區自然被定位為資源和原材料的輸出地；而東部地區人多地少、資源相對短缺，但工業生產能力相對高于西部少數民族地區。在東西部地區的市場交換關系中，常常體現為原料與初級產品同工業制成品的相向互動，西部民族地區往往要承受資源型初級產品和原料產品輸出與工業制成品輸入的雙重價值流失。在多民族國家，這種價值轉移，不僅被理解為區域之間的利益轉化，而且容易被理解為不同民族之間利益轉移，進而影響到民族關系。市場經濟的推進，為民族地區縮小與發達地區的差距、逐步消除各民族間事實上的差距提供了新的契機，創造了良好的外在環境和整體效應，同時，也給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帶來了一些新的矛盾和問題。
3．經濟發展是民族發展與各民族共同繁榮的物質基礎，但經濟發展與少數民族群體發展及各民族共同繁榮并非充分必然地聯系著。經濟利益關系成為影響民族關系的重要因素。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現狀，是不同民族之間形成隔閡的重要誘致性因素之一，對不同民族之間的相互包容與認同具有負面作用，甚至引發發展程度相對較低少數民族的失落感和被剝奪感。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之間的發展差距，決定了其擁有不同的發展機遇、發展程度、發展地位和發展效果，從而有可能使市場競爭中的利益差別和利益沖突以民族利益差別和民族利益沖突的形式表現出來。
國際政治趨勢范文2
概 述
解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傳統理論主要有海默（Hymer）的壟斷優勢論，巴克利（Buckley）、卡森（Carson）、拉格曼（Rugman）的內部化理論、弗農（Vernon）的產品壽命周期理論以及鄧寧（Dunning）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除了鄧寧的理論將區位作為重要的子因素考慮外，這些理論的共同缺點均是只從跨國公司內部的條件出發去分析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基本條件而忽略了東道國區位因素對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影響，這種單向型的研究有失偏頗。理論與實際都需要我們從東道國的區位因素出發來重新審視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至今有關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理論主要有：
一是鄧寧（Dunning）國際生產折中理論內含的區位要素。鄧寧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主要說明了企業開拓國際市場的方式選擇，認為只有當企業同時具備了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及區位優勢的時候才可以選擇對外直接投資，若只具備所有權優勢及內部化優勢則可選擇許可貿易方式，若僅具備所有權優勢則只能選擇出口方式。但在鄧寧基本理論的框架下仍隱含著重要的區位思想，他的理論把直接投資的區位因素分為：
第一，市場因素，主要為市場規模、市場增長、市場的格局及顧客的類型。
第二，貿易壁壘，包括關稅壁壘及國外消費者對本國產品的心理距離等。
第三，區位成本因素，主要包括原料勞動力成本，運輸成本等。
第四，投資環境，包括涉及外國投資的政策法規的優惠程度，關于外國直接投資政策的穩定性及金融貨幣的穩定性等。2000年，鄧寧又在“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發表了“The Eclectic Paradigm as an Envelope for Economic and Busi-ness Theories of MNEs’ Activity”一文，對直接投資的區位因素作了進一步的細化及補充。
二是以克拉維斯（Kravis）、弗里德曼（Friedman et al.）、凱夫斯（Caves）及部分北歐學者為代表的市場學派理論。該類理論十分強調市場的接近性、市場規模及增長潛力以及所謂的心理距離對跨國公司投資區位的影響，認為接近市場就意味著低的運輸成本、低的信息搜尋成本，較大的市場規模和快速增長的市場潛力，對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也具有較大的吸引力。據Kravis等（1982）的研究，東道國勞動力成本對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出口有著負的影響，因而也影響其空間布局。Caves等人把試圖把交易成本引入FDI的區位分析中，但由于概念過于抽象沒有得到太有價值的東西。而北歐學者認為與實體距離對應的為心理距離（Psychic Distance），所謂心理距離是指“妨礙或干擾企業與市場之間信息流動的因素，包括語言、文化、政治體系、教育水平、經濟發展階段等。心理距離的遠近意味著企業克服障礙成本的高低，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區位選擇一般遵循心理距離由近到遠的原則。例如，瑞典的跨國公司總是把其周圍的丹麥、挪威、芬蘭作為海外經營的首選目標。
三是以安哥多（Agodo）、貝爾德伯斯（Belderbos）、奧克荷姆（Ox-elheil）以及中國學者魯明泓等為代表的制度學派理論，該理論著重分析了東道國政治、經濟、法律甚至轉型體制對吸引FDI的影響。
例如，Agodo（1978）發現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與地方政府發展規劃創造出來的有組織的經濟環境緊密相關；Belderbos（2003）研究了東道國反傾銷政策對對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影響，認為通過反傾銷可以吸引更多的FDI，但一旦東道國取消了反傾銷措施，直接投資中的成本因素又將上升。奧克荷姆等（2001）強調了金融制度對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影響，認為股票、債券的發行上市制度將影響到在國外進行直接投資的公司的相關成本、資本收益等。魯明泓（1999）則以114個國家和地區為樣本，探討了影響FDI的四大類制度因素，即國際經濟安排、經濟制度、法律制度和政府廉潔程度，認為經濟的開放度及對外資的歡迎態度最為重要。
四是以波特（Poter）、斯密斯與佛羅里達（Smith&Florida）、埃利森與格蘭澤（Ellison&Glaeser）為代表的集聚經濟理論。他們認為集聚經濟是由于經濟活動與相關生產設施的區域集中而形成的正外部性及規模經濟、范圍經濟，產業的空間集聚不僅會帶來產業的自然優勢而且會帶來技術溢出等外在優勢，對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具有較強的吸引力。波特認為一個區域之所以對跨國公司直接投資有吸引力，就在于它的基礎設施、服務設施和熟練的勞動力，具有好的區域形象及大量的產業集中等。
一些學者通過具體的實證研究證實了集聚經濟對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影響，而Luger等（1985）、Braunerhjelm等（1996）對瑞典的海外FDI的研究也證實了這種效應的重要性，且在高新技術產業別明顯。
東道國區位因素對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成為20世紀后期跨國公司理論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方向，這些理論分別以東道國勞動力成本、基礎設施狀況、市場規模、產業結構與分布、金融制度等經濟因素以及等政治、文化因素作為變化因子來檢驗其與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相關性，雖然這類統計分析削弱了跨國公司理論發展的內含，但卻對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地理分布有較強的解釋力。
區位分布的新特點及相關解釋
2002年我國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量達到527億多美元，超越美國成為該年全球最大的引資國，2003年盡管受SARS的困擾，我國仍然吸引了535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成為當年世界第二大引資國。在總量增加的情況下，跨國公司在我國直接投資的區域分布也開始出現一些新的變化。
首先，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仍集中在我國的東部地區，外資西進的態勢并不明顯，但外資對我國中部地區的投資增長速度明顯加快。
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跨國公司在我國東部地區的直接投資比例一直保持在85%以上，我國的西部地區的直接投資基本保持在3%以下，而在我國中部地區的直接投資則呈現出逐步增長的態勢，其比重從1990年的3.52%上升到2002年的9.83%。至2004年上半年這一格局基本保持不變。商務部最新的統計數據顯示：2004年上半年在全國實際使用外資總額中，東部地區占87.91%,中部地區占9.35%,西部地區占2.74%，而截至2004年上半年，我國實際使用外資平均額，東部地區占86.37%,中部地區占9.35%,西部地區占4.76%。從至2004年上半年為止的外資使用的平均額看，東部地區為西部地區的18倍，為中部地區的9倍，呈現出高度集中的態勢。
這說明由于快速增長的經濟、良好的基礎設施條件，潛在的巨大市場份額，高素質的勞動力以及便利的交通運輸條件等區位因素對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有著強烈的吸引力，至今中西部與東部地區在以上區位要素條件上的差距仍未有效縮小，所以跨國公司在我國直接投資的空間分布仍無法避免“東重西輕”的格局。但與西部地區相比，近年來中部地區吸引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比重增長相對較快，其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在經濟發展水平、基礎設施條件、市場條件、人員素質等方面中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的落差較小，具有承東啟西的區位優勢，所以成為外商漸進式西進的首選地帶。
第二，中部地區雖遠離沿海，但許多省份都具有長江沿岸的萬噸級港口，水路運輸便利，有利于降低運輸成本。
第三，中部地區的勞動力、土地成本明顯低于東部地區，低的勞動力成本、物美價廉的土地，較好的工業基礎，較強的配套能力有助于跨國公司生產活動范圍的擴大。
其次，在沿海地區中，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正從傳統的珠江三角洲向長江三角洲及環渤海經濟圈轉移，反映了跨國公司對區位要素需求的升級。
20世紀80年代初，珠江三角洲的外商直接投資額曾占全國的60%多，但現在跨國公司在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直接投資額已超過了珠江三角洲地區。統計數據顯示，20世紀90年代至2002年，跨國公司在珠江三角洲的投資比重已從41.87%逐步降低至21.49%,降幅達49%,而同期跨國公司在長江三角洲的直接投資比重從9.94%上升到33.25%,跨國公司在環渤海經濟圈的投資比重基本保持不變，但位于環渤海地區的遼寧、山東、天津和北京近幾年也已成為跨國公司投資的重點地區。
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北上行為反映出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對區位要素需求的升級，因為：
第一，我國加入WTO后，全國范圍利用外資政策逐步正走向均等，珠江三角洲地區對外資的傳統優惠政策效應正在消失而與此同時該地區土地、勞動力成本等基本要素價格不斷上升加上高素質人才的相對匱乏，跨國公司在該區域直接投資的比較優勢不斷消失。
第二，以上海為核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以廣為提供現代金融、現代物流、現代交通運輸設施等高級要素再加上厚實的產業科研基礎，良好的勞動力素質，巨大的市場潛力等吸引了眾多跨國公司特別是世界500強跨國公司的投資。
第三，以北京、天津為依托的環渤海經濟區主要以高質量的研發力量，良好的基礎設施條件以及2008奧運經濟的輻射等要素吸引了跨國公司的投資。由此可以看到跨國公司對投資區位要素的需求已從低級轉向高級、靜態轉向動態。
第三，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的地區總部及研發中心開始出現集聚的趨勢。
隨著跨國公司規模的擴大，就必將在業務比較集中的地區設立當地管理中心，即地區總部，這是為適應國際業務擴展需要，加強地區內協調并促進整體競爭力提高的一個有利途徑。UNCTAD認為跨國公司做出設立地區性總部及研發中心的決定通常需要經過慎密的研究和比較，是一個較長的決策過程，尤其在選擇地址上，主要考慮所在區域的以下指標：良好的交通條件；精通和掌握多種語言的技術隊伍；吸引國際職員的高品質生活環境；低水平的公司和個人稅收等等。
我國的上海、北京、廣州及深圳等地能提供這些方面的要素條件，從而成為跨國公司地區總部的主要聚集地?，F在，跨國公司在上海設立的地區總部已超過了70家，在北京設立的地區總部已達到30多家，占據了在華地區總部的極大多數。
與此同時，跨國公司在華研發中心的地理分布與地區總部基本一致。這一集中的地理分布反映了跨國公司對這些地區總體經營條件及研發條件的認可，有助于增強這些地區對外資的吸引力，但由于地區總部及研發中心的分布與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地理分布高度趨同，所以集中的地區總部及研發中心的設立，會加劇外資在我國分布的地理不均衡性。
第四，不同來源地的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上出現了不同的偏好。
歐美資本對華直接投資主要目的就是為了開拓、占領中國巨大的市場，并把在中國投資的企業納入其全球生產、營銷網絡體系中，實現全球利益的最大化，因而歐美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主要屬于市場開發型投資。從國際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所謂市場開拓型的直接投資就是以充分挖掘東道國巨大的國內需求潛力為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據國家計委投資研究所的調查顯示，歐美在華投資企業的產業、產品以大陸為主要銷售市場的占59%，以歐洲為主要市場的占19%，以亞太地區和北美地區為主要市場的分別占15%和17%，可見市場規模及增長潛力在歐美跨國公司的區位選擇中占據了較大的權重。
日韓等國的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動的主要動機在于試圖把中國大陸變為其產品銷往第三國或返銷國內的“加工基地”和“生產車間”，具有明顯的外向型特征，即其產品以遠銷中國以外的市場為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2002年在華日、韓投資企業的出口額占其總銷售額的比重超過50%的企業數分別占69.9%和70%，而出口銷售額占總銷售額比重超過90%的企業數也分別占據日、韓在華投資企業總數的49.5%和50.91%。這樣勞動力工資及土地等成本因素在日韓跨國公司的區位選擇中權重較大。
港澳臺等亞洲跨國公司由于其發展空間的狹小或者是自然資源的貧乏，對外投資的目的是增加國內失去的比較優勢或國內不可能生產的產品的進口，其結果是促進制造品與初級產品生產國之間的垂直專業化分工。例如隨著我國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不少港澳臺資本加快向我國西部地區流動，以期通過直接投資充分利用當地豐富的自然資源，以取得國際化經營中的自然資源優勢。所以，自然資源稟賦條件是港澳臺跨國公司在作出區位選擇時重點考慮的因素。另外，“市場知識”以及“心理距離”等因素對港奧臺跨國公司對大陸投資的區位選擇也有重要影響。
不同跨國公司由于其來源地及自身條件的不同，在對外投資時所考慮的區位因子的側重點各不相同，沒有統一的標準模式。
對 策
雖然，近年來跨國公司對我國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較快，但從吸收直接投資區位因素的角度看，許多方面環有待改善。
第一，我國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在吸收外國直接投資方面差距的長期存在說明縱然我國西部大開發的政策力度頗大，但在基礎設施、人力資源、市場容量條件、產業配套能力、上下游相關產業的集聚度等區位因素得到根本改善之前，外資的“西進運動”只能是一個漸進式的過程，西部地區的引資績效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短時間內大幅上升。
中部地區區位要素的原有基礎及近幾年改善的程度要強于西部地區，所以該地區外國直接投資的增長率要明顯快于西部地區。我國西部地區的引資工作要上臺階，除了進一步加大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外就是要培育建立在自然資源及環境基礎上的優勢產業并以一些重點城市為依托建立優勢產業集群形成強大動態累計效應，為跨國公司上下游產業配套創造條件，形成良好的企業發展生態環境。
另外，西部人力資源的流失實際上就是這些人員本身及東部地區對該地區發展機會的剝奪，如果人力資源得不到積累，西部地區的引資工作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第二，長江三角洲地區跨國公司直接投資量的迅速增長及珠江三角洲地區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相對份額的下降說明在我國引資優惠政策已退居較為次要地位的同時，如果傳統的勞動力、土地等區位優勢在逐步喪失的同時而高質量的人力資源、雄厚的產業配套基礎、潛力巨大的消費市場以及優越的研發環境等高級區位要素尚未創立的話，那么跨國公司在該地區的直接投資份額就會停滯不前，甚至會出現絕對份額或相對份額的下降。
跨國公司對區位要素的需求從低級到高級，從靜態到動態的變化過程向我們說明了區位要素創新的必要性，不斷培育符合當代跨國公司需要的高級區位因素是將來我國引資工作的一個重點。為此，重點要做好作為增長極作用的產業集群的建設，通過積累的動態循環關系為跨國公司創造良好的企業生態環境。
另外要在跨國公司重點投資地區努力吸引國內外優秀科研人員的科技創業活動，為跨國公司的研發活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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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區矯正 缺失 完善
2013年1月1日施行《刑事訴訟法》中，社區矯正制度第一次被規定在其中，是刑罰執行理念的一次重大變革。它作為一種新型的非監禁改造罪犯手段，以實現罪犯再社會化為目標，以預防和抑制犯罪為目的，最終達到社會和諧的效果。
一、社區矯正制度一般理論
（一）社區矯正的內涵
社區矯正在我國是一個全新的概念，它源于英美法系國家。目前理論界與實務界還沒有統一的定義。一種觀點認為：“社區矯正是指將符合社區矯正條件的罪犯置于社區內，由專門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在判決、裁定或決定所確定的期限內，矯正其犯罪心理或惡習，并促使其順利回歸社會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绷硪环N觀點認為：“社區矯正與監獄矯正相對應，就是在正常的社會環境中充分地利用社區的資源來教育矯正罪犯，通過強制性的手段使罪犯接受并參與有關的活動，來矯正其犯罪心理和惡習，促進其盡快回歸社會的行刑模式?！惫P者認為，社區矯正應當是指將罪犯放到社區中接受教育改造，并在有關國家機關、社會團體、民間組織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充分地利用社區資源對罪犯予以矯正的一種方式。
（二）社區矯正的特征
1.社區矯正工作內容的復雜性。犯罪行為所形成的復雜內在心理機制決定了要矯正犯罪人性人格將是一項多種因素綜合的復雜工作，具體會涉及到醫學、心理學、社會性、法學等多個學科的知識，而且也需要較強的社會工作能力。
2.社區矯正的專門性和群眾性。充分發揮國家專門機關的業務優勢，并積極組織社會力量參與到社區矯正事業中，以增強社區矯正力量。
3.社區矯正工作性質的多重性。社區矯正是一項嚴肅的刑事執行工作，它與一般社會工作是不同的。矯正又可以分為犯罪前的預防矯正、犯罪后的刑罰矯正及刑罰執行完畢后的后續矯正。從統和刑事政策角度來看，應當將社區矯正的范圍拓寬，以致成功達到預防和控制犯罪的目的。
4.社區矯正工作手段的多樣性。社區矯正工作是改造人的系統工程，具有高度復雜性。社區矯正的實質就是在于通過整合專門機關與社區力量來矯正犯罪人。犯罪人之所以會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而對其進行矯正的手段也應是多方面的。如果缺少綜合的幫助以及保護等救助手段，那么社區矯正就只能成為對犯罪人的一種寬容，而難以會起到矯正的作用。
二、我國社區矯正制度的突破與缺失
我國對社區矯正制度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既尊重了實際，又符合我國當前的理論要求，也取得了一些制度上的突破，但仍存在一些不足的方面。
（一）社區矯正的制度突破
1.明確社區矯正執行主體。新《刑事訴訟法》規定：“社區矯正由社區矯正機構負責?！钡遣]有明確社區矯正的具體負責機構，不過此前出臺的相關文件中已作出規范，比如《關于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規定：“司法行政機關要牽頭組織有關單位和社區基層組織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會同公安機關搞好對社區服刑人員的監管考察，組織協調對社區服刑人員的教育改造和幫助工作”；《社區矯正實施辦法》第3條規定：“縣級司法行政機關社區矯正機構對矯正人員進行監督管理和教育幫助”。這也就意味著社區矯正工作是由司法行政機關負責。
2.擴大社區矯正適用對象范圍。新《刑事訴訟法》第258條規定：“被判處管制、緩刑、假釋、監外執行的罪犯統一由社區矯正機構實行社區矯正”。而《刑法修正案（八）》規定：“被判處管制、緩刑、假釋的罪犯均實行社區矯正”。因此，新刑訴法與刑法修正案相比，擴大了社區矯正適用對象的范圍。
（二）社區矯正制度的缺失
1.傳統刑罰思想陳舊
社區矯正制度是刑罰輕緩化與社會化的體現，它的本土化進程必然要受到傳統刑事法律觀念的阻礙。傳統行刑觀念對我國的影響集中體現在重刑主義源遠流長、報應思想根深蒂固，較多民眾有著強烈懲罰犯罪的愿望，將犯罪人視為極其不可容忍，認為監禁刑是最安全、有效的行刑方式。在生活中，很多人把社區矯正認為是放縱犯罪、有失公正的行刑方式。在傳統法文化理念影響下，理念的更新又將是一個緩慢過程，也就導致社區矯正的推行而必需的意識土壤缺失。
2.刑事立法缺失
社區矯正作為非監禁刑的刑罰執行活動，其本身就具有著法定性、嚴肅性、權威性。目前的社區矯正，僅在《刑法修正案（八）》、《社區矯正實施辦法》中做出了一些規定，其中較多規定多為籠統，甚至還停留于低級層面，缺乏可操作性。致使工作人員在開展工作時困難重重，甚至陷入無法可依的困境。
3.社區矯正隊伍建設滯后
社區矯正是一項刑罰執行工作，應當具有一支高素質隊伍，才能保證矯正工作的嚴肅性和高效性。但目前社區矯正隊伍建設方面存在一些問題，如矯正組織不健全、人員單一等。當前矯正工作者多從監獄、司法行政機關等部門調任或由一些離退休干部組成。缺乏兼具法學、心理學、犯罪學等專業人員，限制了矯正工作規范化發展，不利于矯正工作的順利進行。
三、我國社區矯正制度的完善措施
結合當前社區矯正實踐，并借鑒國外開展社區矯正工作的經驗，現提出以下完善措施：
1.及時更新刑罰執行觀念
任何制度的確立都是以一定意識形態為其理論先導，重刑觀念意識在我國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是其與我國民主法制社會的現代刑罰理念是背道而馳的?，F代社會是政治、經濟、文化等都非常高的社會主義法治社會，刑罰觀念已經從重刑主義、報應主義逐步向輕緩化、教育化方向發展。社區矯正也正順應了刑罰觀的變化，鮮明地體現出現代社會的政治文明。因此，我們當務之急就是確立民眾與司法工作者的現代刑罰理念，讓他們以一種更為健康、包容的心態去接納和幫助犯罪人，使其能真正體會到現代文明對自己的影響。
2.完善社區矯正制度立法
為了解決我國社區矯正方面國家立法的缺失問題，筆者認為可從兩方面來解決：一是要在相關基本法律中，作出與其相適應的規定。比如及時修改《刑法》、《刑事訴訟法》，增加社區矯正的相關內容。二是努力爭取制定《社區矯正法》。明確司法行政機關作為刑罰執行主體資格，賦予其全面行使監外執行權的權力和職責，以便為矯正工作提供強有力的法律支撐。
3.加強社區矯正工作隊伍建設
社區矯正是刑事司法活動的重要環節，應當由專職的社區矯正監管人員來負責開展社區矯正工作。因此，開展社區矯正工作，建設一支高素質的隊伍是很有必要的。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努力：第一，吸收高素質的專業人員。第二，合理利用社會力量和志愿者。第三，逐步建立社區矯正專業社會工作者的資格準入制度?？梢越梃b司法資格考試等，對社區矯正工作者進行專門的認證考試，以有效的提高社區矯正工作隊伍的整體素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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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血濁；化濁祛脂方；高脂血癥；實驗研究；脂質過氧化；氧化低密度脂蛋白
中圖分類號：R259.8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7717(2007)11-2371-02
大量的研究表明，高脂血癥是當今的常見病、多發病，是心腦血管病的重要危險因素。王新陸教授總結中醫學發展規律并結合當今臨床疾病譜系的特點提出“血濁”理論。血濁是指血液受各種因素影響，失卻其清純狀態，或喪失其循行規律，影響其生理功能，因而擾亂臟腑氣機的病理現象。血濁作為一種全新的中醫病理學概念，與高脂血癥的發生、發展以及預后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它為防治高脂血癥提出新的治療思路。本研究以血濁理論為基礎，應用化濁行血法選取荷葉、何首烏、決明子、虎杖、路路通、水蛭等化濁藥組成化濁祛脂方，通過觀察其對實驗性高脂血癥的血脂和血中丙二醛(MDA)、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及血漿氧化低密度脂蛋白(oxLDL)的影響，探討化濁祛脂方治療高脂血癥和抗脂質過氧化的機制。
1 材料
1.1 動物雄性SD大鼠，山東中醫藥大學實驗動物中心提供，平均體質量(250±20)g。
1.2 藥物
化濁祛脂方劑由山東中醫藥大學藥學院按照一定工藝制備而成；洛伐他汀(北京萬生藥業有限責任公司產品，規格：20mg×10片，批號：20050406)。
1.3 試劑
總膽固醇(TC)、甘油三酯(rig)、高密度脂蛋白一膽固醇(HDL―c)試劑盒(北京中生生物工程高技術公司產品)，MDA、SOD測定試劑盒(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產品)，oxLDL測定試劑盒(上海榮盛生物技術有限公司生產)。
1.4 儀器
SX721型數顯分光光度計檢測(上海申化儀表自控繪司產品)，貝克曼酶標儀(美國BECKMAN公司產品)。
2 方法
2.1 動物模型的建立按照文獻方法，用1％膽固醇，0.2％甲基硫氧嘧啶，0.3％膽鹽，7.5％豬油，10％蛋黃粉，81％基礎飼料制成高脂飼料，喂飼大鼠。
2.2 分組及給藥方法
大鼠適應性飼養5天，禁食12h，檢測血清TC和TG，按體重和血脂水平將大鼠隨機分為4組：即空白對照組、模型對照組、化濁祛脂方組、西藥洛伐他汀組。除空白對照組喂飼基礎飼料外，其余各組均喂高脂飼料，平均每鼠每天18g，不足給予普通飼料補充。在給予高脂飼料的同時，給藥組每天分別灌胃給予同體積的化濁祛脂方3g／kg(按體重折算成人劑量的10倍量)，洛伐他汀1.8mg／kg，空白對照組和模型對照組每日給予同體積水。連續給藥90天，每周稱體重1次，以便調整給藥劑量。
2.3 指標測定方法
末次給藥后，禁食12h，下腔靜脈取血，酶法測定TC、TG、HDL-C，硫代巴比妥酸(TBA)法測定血清MDA含量，黃嘌呤氧化酶法測定血清SOD活力，酶聯免疫吸附試驗(ELISA)雙抗體夾心法測定血漿oxLDL。
2.4 統計處理方法
實驗數據均以x±s表示，組間差異比較用t或t瞼驗。
3 結果
對高脂血癥大鼠血清TC、TG、HDL-C的影響(見表1)：模型對照組大鼠血中TC、TG水平顯著高于空白對照組(P
4 討論
血液變稠、變臟、變質以及循行障礙皆可稱之為血濁。高脂血癥表現為血中膽固醇(和或)甘油三酯的異常升高，常伴有脂蛋白代謝異常和脂質過氧化。從中醫整體觀看本病的突出特點是血液變質，失去其自身的清純濡潤之性，并進而影響到血的循行和臟腑的功能，如血濁污腦，腦神失聰，則致善忘呆鈍，語謇肢癱；污血濁心，則致胸悶胸痛，心悸怔忡；污血濁肝，則致煩躁易怒，脹痛積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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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IR 存取模式 版權
機構知識庫（Institutional Repository，IR），是收集和保存一個或多個機構的知識產出的數字資源集合，也稱為機構典藏。根據openDOAR統計，截至2012年10月25日，全世界共有IR2224個，擁有IR數量最多的是美國（395個），其次是英國（208個）、德國（164個）、日本（137個），我國目前只有33個。我國的IR建設起步晚，就數量而言，遠遠落后于世界其他主要國家，本文擬從IR存取模式的角度研究目前我國IR建設運行面臨的主要問題，并尋求解決對策。SPARC（Scholarly Publishing for Academic Resources Coalition）的一個研究報告認為，IR包含四層涵義：機構性——一不同于學科或專題知識庫；學術性——主要收藏學術資源；累積性和長期保存——長久保留本機構的智力資產；開放性和互操作——保證機構內外的用戶能方便存取資源，支持不同IR的互操作。以此為標準，本文在研究對象上首先選取我國在openDOAR注冊的33個IR，其次通過互聯網訪問了國內211院校的圖書館網頁，剔除各校的博碩士學位論文庫、專題知識庫與非數字化的教師文庫，共收集到11所高校的12個IR，這12個IR已經初步具備了上述四個標準，但因為各種原因還沒能在openDOAR中注冊，筆者認為這12個1R與已在openDOAR注冊的33個IR基本上可以全面反映我國IR的現狀。對于我國IR存取政策的研究方法，參照openDOAR對于各國IR機構政策的獲取方式，首先通過該IR的OAI-PMH來尋找該IR對作品存儲、使用政策的標準陳述，如果沒有OAI-PMH，則尋找該IR的相關網頁，如“政策（policy）”或“關于（about）”等鏈接項，尋找對作品存儲、使用政策的說明。
1 我國IR存取模式及其相關政策概況
筆者訪問了我國在openDOAR注冊的33個IR與11所211院校的12個IR，對這些IR的存儲模式與開放獲取模式及其相關政策分別進行了統計匯總，分別形成了表1、表2，需要說明的是，以下全部內容都是根據IR及其相關的Web頁中捕獲的信息進行歸納整理，不排除因機構未公開其相關政策或說明而產生遺漏。
1.1 我國IR存儲模式與存儲政策分析
機構存儲模式目前有自存儲、強制性自存儲與協議性代存儲三種。自存儲也稱基于自愿的自存儲，是作者自愿將自己的成果存儲到個人網頁、網站、博客或機構知識庫或學科知識庫。強制性自存儲是機構在國家政策、法規許可的范圍內，制定機構版權許可協議，要求作者必須存儲個人成果或者由機構統一收取作者成果進行存儲，并在作者許可的范圍內使用。協議性代存儲主要應用在學術機構內部，存儲管理機構收集到作者的知識成果并與作者直接聯系，獲得作者的許可，由機構代為把作者的知識成果傳到機構知識庫，或通過存檔來進行批量的文檔存儲，在作者的許可范圍內存儲和使用相關的知識成果。在筆者訪問統計的共45個IR中，除了在提交政策中明確規定“要求（require）”或“建議（suggest）”自存儲，或者在IR系統提供了自存儲登陸通道的，其余的都劃歸為協議性代存儲，但實際上，由于部分IR，特別是未在openDOAR注冊的我國12個高校的IR中，機構在收集、錄入作者的成果時并沒有逐一與作者取得聯系并獲得許可，有的是通過接受教職工的捐贈，有的是通過宣告方式代為存儲，因此筆者在表述上去掉了“協議”兩字，命名為“代存儲”。
根據表1的統計，我國在openDOAR注冊的33個IR中只有1個即香港城市大學的IR采用代存儲模式，但在其提交說明中表示在不久的將來將支持自存儲，其他32個IR全部支持自存儲模式，其中，26個1R同時還采用強制存儲模式。中國科學院知識機構庫對其下屬成員單位25個IR實行統一的存儲管理模式，要求各研究所員工的學術成果在各種學術期刊和會議論文集正式發表后，必須立即在1個月內將作品的最終出版版本或定稿版本提交到研究所OpenlR中，由研究所資助的課題必須在提交結題報告1個月內將全部課題作品提交至研究所OpenlR中。香港理工大學要求教師與研究人員將他們經過同行評議的期刊論文與會議論文的最終版本在之日起提交到香港理工大學的知識庫以供開放獲取。對于向IR提交作品時涉及的版權問題，33個IR中有30個IR分別通過版權問題說明、提交指引或提交政策進行了說明，要求作者在存儲作品時授予機構非排他的、免費使用作品的權利，或者要求作者確保存儲的作品未受出版者或出資者的版權期限限制等，只有廈門大學機構典藏、中國西部環境與生態科學數據中心和澳門大學機構知識庫沒有就作品存儲涉及到的版權問題作出說明。
表2統計的我國11所211院校運行的12個IR已經初步具備了機構知識庫的基本性質，但發展與運行仍然不成熟，其存儲全部是代存儲，只有電子科技大學學術典藏庫同時鼓勵自存儲并設置了自存儲的通道，其他院校則多是由校方收集整理或者將學者、教師捐贈的著作進行數字化。對于作品存儲的說明等相關規范則普遍缺失，只有北京師范大學的京師文庫全文庫了《京師文庫全文庫章程（草案）》，對文庫的征集形式、收藏范圍作了規定。對于IR存儲作品涉及到的版權問題，11所高校的12個IR均未作任何說明。
1.2 我國IR開放獲取模式與傳播政策分析
我國在openDOAR注冊的33個IR都是全文數據庫，全部實行開放獲取。對于公眾使用1R作品的權利與權限、IR版權所有者保留的權利等問題，各IR有不同的說明。中國科學院知識機構庫對其下屬的25個成員所的IR實行統一傳播許可模式，對于公開的作品，要求提交者按創作共用協議（Creative Commons License，CC）的“署名一非商業性使用～禁止演繹”原則進行傳播授權，并在IR作品下載頁面了許可聲明。廈門大學學術典藏庫在其IR首頁了簡單的“版權申明”，提示“未經允許，不得大量下載或鏡像使用”，并宣告“版權屬于作者或/和資源所有者，用戶在使用本庫資源時請遵循OA和本庫約定的相關法律和規定?！钡唧w“OA和本庫約定的相關法律和規定”的內容是什么則未作說明。中國西部環境與生態科學數據中心在其“使用條款與免責聲明”中宣稱該數據中心“采用‘完全與開放，（Full&Open）的數據共享政策，即所有的科學家或研究項目都有權無差別地獲得數據中心的數據以及包括數據處理過程等的技術文檔”，并就數據資料的版權歸屬、用戶的使用權限和義務作了具體規定，聲明“一切數據和資料版權歸數據和資料原生產單位所有”，“數據僅供用戶用于科研目的，不得用于商業目的，將數據轉讓給第三方”，“須明確注明數據來源。”根據這些條款和說明，用戶可以明確獲知在使用數據資料時享有的權利范圍與需要履行的具體義務。
我國11所高校的12個IR在開放獲取程度上則顯得步履謹慎，根據表3的統計，12個高校IR中僅有6個是全文數據庫，且全都限于校內訪問，并沒有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開放共享。面向公共開放使用的5個IR中有4個是書目或文摘數據庫，只有1個混合數據庫即中國農業大學知識庫——教師文庫，收錄的著作文摘與學術論文全文均可以開放使用。由于設置了極其嚴格的訪問限制，加上內容上有限的開放程度，這12個高校IR降低了版權風險，對于IR內容的傳播權利也基本沒有描述，只有南京師范大學、電子科技大學與中國農業大學分別了“版權聲明”與“全文使用的版權提示”。
1.3 我國與世界主要國家的IR存取政策的對比
1R存取模式受到很多機構因素的制約，張曉林教授就指出，現行出版版權轉讓中存在許多不合理性，再加上法律與政策的模糊性滯后性、公共機構政策的缺失等，使IR服務中關于誰有什么權利做什么就必然存在模糊區間和激烈博弈。要改變這種狀況，首先要準確理解法律精神和條款，明確法律規章授權，建立機構知識成果保存與傳播的明確政策。政策的缺失是世界各國IR普遍存在的問題，這一問題在我國尤其顯得突出。根據openDOAR對IR政策的列舉，完整的機構政策包括：元數據使用政策、全文使用政策、內容政策、存儲政策、保存政策，筆者就涉及IR存取的元數據使用政策、全文使用政策、存儲政策對部分國家進行了對比統計，見表4、表5、表6（數據來源：openDOAR：Search or Browse for Repositories）：
在筆者選取的10個國家中，IR存儲政策明確（defined）比率排名前三的分別是英國49%、澳大利亞36%與加拿大25%，我國9%僅高于日本；IR元數據使用政策不明確（Undefined）比率排名最低的三位分別是英國59%、澳大利亞66%、美國81%。加拿大82%位列第四，我國97%僅低于日本；lR全文使用政策不明確（Undefined）比率排名最低的三位分別是英國55%、澳大利亞70%、法國76%。我國97%與日本排名最高。從本項統計中可以得出結論：我國IR的存儲政策、元數據使用政策、全文使用政策的明確度均排在世界主要國家之后。
2 我國IR存取模式存在的問題
基于上文調查統計分析，我國IR存取模式當前面臨的主要問題，筆者認為可以概括為三點，即存儲模式單一；存取政策缺失；回避版權。就IR存取模式構建運行中的這三個問題，筆者認為，在openDOAR注冊的33個IR與11所211院校的12個IR大體可以劃分為三個層級的發展水平，第一層級為中國科學院知識機構庫網絡下的25個IR，第二層級為在openDOAR注冊的其他8個IR，第三層級為未在openDOAR注冊的11所211院校的12個IR。下文就這三個層級的IR在存儲模式、存取政策與版權解決方案等方面的發展程度一一進行評述。
第一層級中國科學院知識機構庫網絡在openDOAR注冊的25個成員所IR。實際上，中科院在建的lR已經超過70個，所有成員IR遵守統一的存儲與傳播規定。在存儲方式上針對不同內容實行不同的存儲政策，強制存儲與自存儲相結合，在IR內容傳播上采用CC創作共用許可方式，制定了初步的機構存取政策并正面處理版權問題，上述方面都已經與國際IR的最新發展水平相差無幾。在這種復合存儲模式與存取政策的保障下，該IR目前已開放存儲學術論文24萬多篇，2012年上半年下載量超過150萬篇次，近20篇論文的國外累積下載量超過100次，從保存量、開放量和下載量三個指標看，中國科學院機構知識庫體系已成為國際科研機構中最大的科研成果開放共享平臺。
第二層級為在openDOAR注冊其他8個IR，主要以香港地區高校的IR為代表，這一層級的IR基本實現了機構信息資源的開放共享，但在機構存儲方式、存儲與開放使用政策方面參差不齊。在存儲模式上，以實行單一自存儲模式為主，只有香港理工大學同時實行強制性自存儲。在機構政策方面更注重存儲政策，5所香港高校的IR都制定了不同程度的遞交指引或了開放獲取政策，對遞交到IR的作品涉及的版權問題做出了明確說明。其他3個IR，即澳門大學機構知識庫與廈門大學學術典藏庫、中國西部環境與生態科學數據中心則沒有任何有關作品存儲與遞交的規定或指引。在IR作品內容的開放使用規定上，則以中國西部環境與生態科學數據中心最為詳盡，了具體明確的“使用條款”，其他IR則僅作出使用的版權提示或沒有任何權利義務的提醒說明。
第三層級為大陸地區未在openDOAR注冊的11所211院校的12個IR，這12個IR也代表了我國大陸地區高校IR發展的最高水平。首先在存儲模式上，這一層級的IR還不能支持自存儲，只能通過教職工捐贈或機構采集的方式來實現存儲，因此也就導致了了在開放共享方面的畏首畏尾，只能做到機構范圍內的全文共享或世界范圍內的文摘或書目共享。同樣也因為還不支持自存儲，有關作品存儲或遞交的指引也就更無從談起，大多只有對IR的介紹性描述，在開放使用方面12個高校IR中只有3個了版權提示或說明。
根據上述分析，我國IR目前呈現三個層級的發展水平，顯然大陸地區高校IR在存儲模式、存取政策、機構資源開放獲取使用方面還整體落后，筆者認為這也正是當前制約我國IR發展的主要因素。
3 IR存取的理想模式構建
3.1 復合型IR存儲模式
已有研究者提出，自愿式自存儲、強制性自存儲、協議性代存儲等多種存儲模式的并行實施，將有利于提高用戶對機構存儲模式的認可度和實施效果。筆者認為，這三種存儲模式各有利弊，單一的存儲模式都難以實現IR存儲率的最大化，應當建立以自存儲為主、強制性存儲與機構協議存儲為輔的復合存儲模式。
學者Shearer K在調研康奈爾大學IR后就指出：資源提供者的自存儲行為和機構知識庫的利用率是決定機構知識庫成功的兩個重要因素。而前者，是制約機構知識庫發展的關鍵因素。自存儲能夠增加知識貢獻者對IR的認可度，也是開放獲取倡導的基本理念的體現，雖然在IR建設初期，自存儲存在進程緩慢、存儲意愿低的弊端，但就IR的可持續發展來看，伴隨開放獲取運動的推動，最終必然以自存儲模式為主。
強制性存儲能夠大幅提升1R的存儲量，在IR存儲效率方面具有巨大優勢。學者A。Sale對比3個澳大利亞的機構知識庫的存儲率后發現，這3個IR分屬以下3種情況：①只有一個機構知識庫；②南圖書館員鼓勵和幫助存儲；③有自存檔強制政策，并輔之以圖書館員的幫助。結果表明，在采納了強制存檔政策兩年內，存檔率分別為15%、30%和接近100%。但是強制性存儲必須要有法律、法規或政策依據，目前實施強制性存儲政策的主要限于公共研究機構對其資助的研究成果要求開放獲取，例如公眾熟知的RCUK、Welcome Trust、NIH等。其所依據的“納稅人有權獲得由納稅人資助產生的科研成果”這一法理已經開始深入人心。
協議代存儲作為一種合作存儲方式，可以由機構根據合作授權協議，作者完成存儲，可以消除作者因擔心自存儲過于繁瑣而產生退縮心理，減輕作者的負擔，提升存儲效率。這種復合型的存儲模式彌補了單一存儲模式的不足，能夠最大程度上保障IR資源內容的獲取。
3.2 標準化的開放授權模式
開放授權模式是基于著佐權（Copyleft）理念構建起來的，以平衡作者權益與公眾對信息資源的獲取需求之間的矛盾。作者可以在各種各樣的許可證上強調作品的歸屬，使其人身權仍得到保護，但復制、再等財產權卻通過契約的方式向公眾公開，約束公眾使用者的各種行為，使用者在受益的同時必須承諾衍生品會按照相同的Copyleft模式，從而形成一個分布式的版權開放網絡。由此最大可能地促進知識的共享和增殖。目前較為通川的殲放共享許可證主要有三種：GNU自由文檔許可證。創作共用協議（Creative Commons，CC），創意典藏授權協議（Creative Archive License）。我國公眾較為熟知的開放授權協議是CC創作共用協議，巾科院IR網絡、中國開放教育資源網、科學松鼠會、奇跡文庫都采用了這一開放授權模式。相對于其他兩種許可證協議，CC創作共用協議具有條款簡潔、協議類型多元化、協議對象無限制等優點，目前使用范同最廣泛，已經被越來越多的國家采納并翻譯成各種語言。
從開放獲取倡導的知識共享的理念出發，無淪IR采取哪一種開放授權許可方式，其標準化與兼容性是未來優化知識生產的發展趨勢與必然要求。目前處于多種開放式授權條款并存的自由狀態，但小兼容可能帶來衍生作品授權的困難，阻礙自由文化的傳播。為此，知識共享組織即將成立由世界各地的授權專家組成的知識共享法律咨詢團隊（Creative Commons Legal Advisory Board），專門確認相似的開放式授權條款間是否能夠“兼容”。促進各組織的協調合作以降低衍生作品授權的困難程度。如在授權條款中加入兼容性條款，允許內容利用者可籍其他類似或相當的授權條款釋出內容等，以促進協議問兼容性紛爭的解決。我國的IR建設還處于起步階段，特別是內地高校的IR還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開放共享，實行開放共享IR也缺乏清晰、規范的授權模式，導致用戶對權利義務的認識模糊，在很大程度上對加入開放共享的作者也缺乏適當的尊重。在我國IR建設的后續階段，可以直接借鑒上述開放授權模式，在建設初期就實現標準化運作，解決開放共享的兼容問題，提升知識利用與再生產的效率。
4 IR版權政策體系的完善
版權問題貫穿于IR存儲與傳播的始終，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下，IR的正常運行需要機構政策的指引。
4.1 以存取政策明確IR各方權利義務關系
IR的存儲與開放使用直接涉及三方利益，即：作者、機構和用戶，機構存取政策主要規范這三者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無論政策條款如何編排、設置，必須清晰地體現各自的權利義務。
機構作為IR的建設主體，負責組織、管理、整合、保存知識資源并使之惠及公眾，實現信息資源的共享共用，是連接作者與用戶之間的橋梁，作為機構存取政策的制定者，首先要明確自身的權利義務。參照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Dspace@MIT和香港科技大學的HKUST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等高校IR的版權政策，筆者認為，機構的權利應當體現在以下幾方面：①形式審查權。對作者自存儲作品進行形式審查，包括存儲主體是否符合要求，作品是否符合IR的收錄，是否符合IR的版本要求等。②免費使用權，基于機構需要，可不以營利為目的地免費使用機構作品。③網絡傳播權。基于非商業性的使用目的，根據提交者的授權范圍，通過網絡向公眾傳播作品。④版權瑕疵作品的移除權利。對于引起版權爭議的作品，在版權問題妥善解決之前，機構有權利移除該作品。機構的義務應當包括：①妥善管理的義務。對于存儲內容要妥善保存并維護其正常使用。②版權提示義務。在傳播IR內容時，應提供版權提示信息，提醒用戶尊重作者的署名權等人身權利。③版權爭議的通知義務。當IR作品在傳播使用中出現版權爭議時，應當及時地通知存儲者本人。
IR應當對存儲者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作出明確說明。存儲者的權利主要包括：①作品的版權依然屬于作者或者由作者與第三方簽署的協議確定。②存儲者享有更改或撤銷存儲內容或版本的權利。強制存儲的作品只能更改版本，不能撤銷。存儲者的義務主要包括：①保證存儲作品版權無瑕疵。這項義務主要提醒作者注意存儲的已出版作品是否還處于版權時滯期或處于其他傳播權限制狀態，作者對此應當有注意義務，避免爭議發生。②保證存儲作品的真實性與有效性。③當存儲的作品引發版權爭議時，存儲者有義務作出說明并承擔相應責任。
IR用戶享有的權利主要是不以營利為目的免費使用IR作品，包括可以免費復制、傳播。但在使用時必須遵守IR傳播協議的約定，如標示作品的來源、出處，演繹作品必須以同樣方式開放使用等。具體條款IR需要根據使用的開放授權協議的種類來作相應說明。
4.2 以服務政策促進IR存儲的持續發展
IR存取政策使作者在存儲個人作品時承擔了版權瑕疵的排除義務，就權利義務對等的角度來說是不平衡的，而版權義務的附加也會為存儲者帶來額外的時間成本，勢必會影響自存儲的積極性。從IR存儲的可持續性角度來說，機構應當以更加人性化的服務政策來彌補存儲者的這種權利與義務的不對等狀態。筆者認為主要應采取提供版權政策查詢服務和提供機構作品的影響力反饋這兩種方式。
提供版權政策的咨詢服務。很多時候，存儲者也無法確定存儲作品的版權狀態，機構應當能夠提供相應的咨詢服務，目前一些IR主頁設置了SHERPA或OAK List的鏈接，以供查詢世界主要出版商的版權與自存儲政策。機構還可以設立相應的崗位，負責解答存儲者對作品版權問題的咨詢。
國際政治趨勢范文6
世界各國普遍都對農業生產采取保護與支持政策，具體的保護方式主要包括直接補貼等。美國是世界上農業發達國家之一，農業生產與出口水平均處于優勢地位。其農業補貼政策一直以來都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美國2012年農業法案取消了農業的主要直接補貼政策，包括直接支付制度、反周期支付制度與平均作物收入選擇方案。這一政策轉變對美國農業政策的未來走向與影響成為關注的焦點。本文通過分析美國農業直接補貼政策的轉變過程，分析了直接補貼政策的內容，比較了直接補貼政策的效果，嘗試著解讀美國農業直接補貼政策轉變的背景原因，從而對我國的農業直接補貼政策的制定提出了相關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
直接補貼政策；直接支付制度；反周期支付政策；平均作物收入選擇方案
一、引言
目前，世界各國普遍都對農業生產采取保護與支持政策。實際中操作運用的保護方式主要分為：一般性保護、農產品價格支持、農民直接收入補貼等生產補貼，而最主要的方式為以直接收入補貼為核心的農產品生產直接補貼。許多國家青睞直接補貼的原因在于較高的補貼效率和較小的市場扭曲程度。
美國一直以來都是世界上農業發達國家，其農業保護政策經歷多次演變發展。盡管為了應對國際國內的農業的不同形勢，美國采取了農業補貼政策的靈活變遷，但是農業補貼政策變遷中農產品生產直接補貼政策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但是，隨著2012年農業法案出臺，美國政府宣布一并取消了直接支付制度（Direct Payments）、反周期支付制度（CounterCyclical Payments）、與平均作物收入選擇方案（Average Crop Revenue Election Program，以下簡稱ACRE）。農業補貼政策方面的改革力度之大出乎意料。以上三項補貼政策的出臺都是符合特定的歷史與經濟要求的，那么美國政府為何在2012年農業法案中放棄了2008年農業法案中青睞的補貼措施呢？我們需要從2008年農業法案下的直接補貼政策效果與取消直接支付等制度的政策背景兩個方面做出分析比較。
二、美國2008年農業法案框架下糧食直接補貼政策的主要類型與理論評價
（一）糧食直接補貼政策的主要類型
美國2008年農業法案中糧食補貼政策的主要補貼類型分為：直接支付制度、差額補貼制度、耕地保護措施補貼、反周期支付制度、平均作物收入選擇方案、農業保險和災害補貼。而在2012年農業法案中取消掉的三個直接補貼類型，其主要情況如下：
1.直接支付制度
該制度的首次建立源于1996年農業法案，它屬于為適應烏拉圭回合談判農業協議的要求而減少財政支出的一種做法，政府從1996年開始的7年內每年對簽訂生產靈活性合同的農場給予固定補貼，具體計算方法是：
某農場某品種補貼的額度=補貼面積×該品種規定的補貼單產×該品種單位產量補貼額，
農場主擁有自助權利來決定種植哪種谷物，參與該政策的農場主可以種植除限制外所有的作物。其土地必須用于農業生產，農場主遵循某些環保與濕地保護條款。
2.反周期支付制度
反周期支付制度是為了應對市場價格變化給農民帶來的影響而實行的補貼政策，它是按照事先確定的目標價格和實際的有效價格之間的差價作為反周期支付率對農民提供補貼支付。目標價格是按照規定事先確定的，而有效價格是指市場價格和貸款率的較高者再加上直接補貼。如果有效價格等于或大于目標價格時，政府不執行反周期支付，只有當有效價格低于目標價格時，政府才會對農民進行反周期補貼。
反周期支付的計算公式為：
反周期支付總額=反周期支付率×反周期支付單產×基期面積×85%
其中，支付面積與支付單產是根據基期情況確定的，與當前的面積和產量沒有關系，而支付率與當期的市場價格有關，因此屬于部分脫鉤補貼模式。
3.平均作物收入選擇方案（ACRE）
ACRE美國2008年農業法案中新增的商品補貼項目。農場主由此獲得選擇權，即可以選擇接受ACRE，也可以選擇繼續接受原來的商品補貼。它的推出使的美國農民能夠在價格下降或者產量減少的情況下都能夠得到補貼，從而增強了農戶收入安全網。ACRE不直接對農場主的收入水平提供支持。ACRE支付補貼通過作物一個生長年度根據州的收益水平計算的。當一個農場的實際收益低于農場的目標收益時，則認為出現農場虧損，農場主即可接受ACRE補貼，農場的目標收益等于農場預期收益（ACRE產量×ACRE價格）加上生產者向保險公司支付的作物保險費。即接受該項補貼，需滿足以下兩個條件：
第一，農戶所屬州的實際收益低于ACRE目標收益。ACRE目標收益的公式為：
目標收益=0.9×ACRE產量×ACRE價格
實際收益=州的實際平均產量×州的實際平均市場價格
其中：ACRE產量是過去5年產量中去掉最高值和最低值以后的3年平均值即奧林匹克平均值。
第二，農戶實際收入低于ACRE農戶目標收益。ACRE農戶目標收益公式為：
農戶目標收益=（ACRE產量×ACRE價格）+生產者支付的作物保險費
其中：ACRE產量、ACRE價格計算同上，農戶實際收入計算類似于州的實際收益
（二）糧食直接補貼政策的效果理論分析
關于糧食直接補貼政策效果，我們可以通過不確定風險分析的方法進行論證分析。我們目前得出結論為：現行的直接補貼政策在長期來看存在弊端。直接補貼政策與政府的初衷相悖，且不適合抵御農業風險。
具體的論證分析如下：
假設一：正常年份農民收入為M，概率為P，非正常年份農民收入為α（αM），概率為1-P，即可能在某個突然因素的影響下（例如自然災害、或者市場供求突然劇烈變動等）農民收入大減。
假設二：政府的目的是盡量穩定農民收入。因此考慮兩種方法：一是增加農民正常年份的收入（目前的直接補貼措施）；二是采取措施避免非正常情況的出現。
直接補貼的作用是主動增加農民在非風險情況下的收入，它不能改變風險情況出現的概率，不具備防范風險的能力；間接補貼的作用是從防范風險的角度出發盡量降低風險情況出現的概率，但是它不主動改變兩種情況下的農民收入狀況。
三、美國2012新農業法案中的取消直接補貼政策的背景原因分析
美國的農業直接補貼政策雖然維護了美國農產品市場的穩定，保證了美國農場主的收入水平，但是仍然會產生一些負面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加重了美國政府的財政負擔。政府執行農業計劃所需要的資金由財政預算進行支付，隨著美國《農場法案》的歷次修訂，美國政府在農業支持方面的支出也持續上升，從1999年開始，美國政府用于農業計劃支付的財政支出水平每年平均達到182億美元以上，即便是在1999年至2002年農產品價格下降時期的支付，財政支出都超過了200億美元。
其次，美國政府的保護政策使低效率的農場得以繼續生存，不利于美國農業結構調整，導致農業生產效率長期無法得到顯著提高。美國農業政策制定者希望農業，長期來看，能夠成為具有較強競爭力的部門。這樣即便在沒有政府支持和補貼的情況下，美國農產品依然可以在世界市場上保持競爭力。但是要達到這個長期目標，就必須將生產缺乏效率和需要政府補貼的中小農場逐步淘汰出農業部門，使得農場經營發生重組與整合，進而提高農產品競爭力。但農業補貼政策改變了優勝劣汰的經濟法則，放緩了美國農業結構調整的速度，阻礙了長期內美國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不利于美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再次，美國農產品直接補貼保護政策會引起世界其他國家的不滿，并導致農產品貿易爭端。由于美國2002年《農場法案》增加了農業補貼水平，實施了農產品貿易保護政策，該法案剛通過不久，就引起了其他國家的強烈反應。各國均對美國的保護政策表示了不滿或者失望。
綜上所述，盡管美國農產品直接補貼政策對美國農業和農場主具有重要意義，但是該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都意味著較高的社會成本付出，且不利于美國長期倡導的自由經濟主義思想，因此美國才會在2012年農業法案中取消掉直接補貼政策。
四、研究結論與政策啟示
美國作為世界農業強國，其農業政策的制定與轉變都為我國的農業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和啟示：
首先，美國的農產品補貼方式為中國的農業政策提供了啟示。自從2004年取消農業稅和支付糧食直接補貼開始，我國已經進入到對農業進行支持和補貼的階段。一方面，中國應該逐步增加農業支持和補貼。另一方面，我國應在WTO設定的政策限制之內實施補貼措施。但是，由于扭曲農產品貿易的政策在長期內不利于國內農業生產的發展和農產品競爭力的提高，也可能同時會引起他國針對我國農業補貼政策的貿易爭端，因此政府在考慮補貼政策時應該慎重小心。
其次，我國應在進行農業支持和補貼的同時，注重對農業結構的調整。美國政府通過補貼維持了大量效率低下的農場滯留在農業部門中，這樣造成了農業結構調整緩慢與艱難。我國的農業正處于轉型期，表現為從小規模的農戶經營向大規模的農場經營轉變，從分散的農戶運作向集中的農場轉變。一方面，我國農業現狀為：人均耕種規模與機械化水平較低，生產率低下，農業部門總體欠發達，盡管我國政府已經逐步開始執行農業補貼，由于政府財力有限的約束，目前我國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力度仍遠遠不足，故需要政府繼續支持與補貼；另一方面，農業補貼在提高農民收入的同時，會帶來農業人口轉移出農業的步伐減緩，將不利于農業結構調整的發展趨勢。因此，我國政府對農業的補貼和貿易保護政策必須把握好尺度，做到長遠目標與短期目標相結合，切不可忽視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提高農業生產率以及增強農產品國際競爭力等農業發展的長遠目標。
再次，我國應借鑒國外成功的經驗，盡快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科學合理的農業保險制度，同時組建農業政策性保險機構，為糧農提供政策性保險，主要是對農業保險實行財政補貼政策。應首先在糧食主產區和農業生產自然條件惡劣的地區進行試點，待取得成功經驗以后，逐步擴大農業保險范圍，增加保險險種，在全國全面推行，并參照美國等成功的做法對農業災害自然風險同時兼顧市場風險、政策風險等進行保險立法，以降低農民生產經營的風險，保障農民的最低收人水平。這是與糧食直補相輔相成的政策措施，應盡快施行。
最后，我國農業政策的制定應該為多邊和區域以及雙邊農產品貿易談判服務。美國在WTO農產品貿易談判過程中，其農業補貼政策受到來自其他國家最多的批評，這也是WTO農產品貿易談判進展緩慢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入世”之后，中美農產品貿易逐漸增加，美國農業補貼政策也對我國農業生產帶來越來越明顯的負面影響，我國應制定相應的政策（包括農業政策）加以應對。一方面，我國應該積極參與農產品貿易政策改革的談判，要求美國削減扭曲貿易的農業補貼。另一方面，我國在參與多邊農產品貿易談判的同時，應該重視農業利益，降低農產品出口壁壘，同時保護國內農業市場不受到外國農產品的過度沖擊。因此，我國在制定農業政策的時候，應積極參加區域與雙邊自由貿易作協定談判，降低農產品出口的貿易壁壘，為我國農產品貿易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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