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二胎政策開放的原因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二胎政策開放的原因范文1
獨生子女逐漸步入“二胎時代”
按照國家和地方法規，目前我國所有省份獨生子女之間結婚都可以申請生育“二胎”，這意味著未來將有越來越多的家庭符合生育兩個孩子的條件。
午后的陽光暖暖地照進屋內，李薇一邊將懷中熟睡的三個月大的小兒子放進搖籃，一邊輕聲告誡在一旁玩耍的六歲的女兒不要弄出聲響。今年31歲的李薇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
“結婚七年沒干什么，光生孩子了。”2004年，李薇與丈夫結婚并生下一女，由于丈夫家境不錯，李薇一直在家做“全職媽媽”，去年她又懷孕了。“我和丈夫都是‘80后’獨生子女，深感一個孩子成長的孤獨和寂寞，而且雙方老人也非常憧憬兒孫滿堂的情景。”她說。
在哈爾濱市某事業單位工作的李寬，四年前生了一個兒子，最近又計劃再添一個孩子。李寬和妻子都是獨生子女，家庭條件都很不錯，而且雙方老人又非常喜歡孩子，聽說他們可以合法生“二胎”，四個老人都勸他們再生一個小孩。并表示，如果生女孩就是兒女雙全，要是再生一個男孩也不嫌多，畢竟兩個孩子一起成長是個伴兒，將來也能互相有個照應。
據了解，當前獨生子女家庭選擇生“二胎”的理由主要包括“讓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有個伴兒”、“兄弟姐妹長大后可以互相照顧”、“減輕子女將來的養老負擔”、“防止獨生子女發生意外，導致絕后”等，此外還有一些家庭是迫于老人的壓力，有些老人甚至向兒女開出“你只管生，我負責養”的條件。
都市年輕人遭遇“二胎”生育困惑
事實上，我國雙獨生子女家庭可以生“二胎”的政策從20世紀90年代就已經陸續開始執行。例如江蘇省早在1990年頒布《江蘇省計劃生育條例》時，就已把夫妻雙方均為獨生子女可生“二胎”的政策列入其中，只是當時多數獨生子女尚未步入婚育年齡，此項規定并未發揮過多作用。如今獨生子女們的“二胎時代”來臨，他們卻又困惑起來。
作為十個月大孩子的母親，哈爾濱市民袁明雖然在決定生寶寶前已做好思想準備，但還是被撫養孩子的費用壓得有些喘不過氣：“奶粉、尿不濕、保姆這三大項支出每個月就將近3000元，再加上每月1000多元的房貸以及日常生活支出等，我和老公的工資收入幾乎是‘月光’，有時只好向父母求援?！?/p>
對于是否生育“二胎”的問題，很多城市雙獨生子女家庭都給出了否定答案，他們認為城市生活和撫養孩子的成本太高，一個家庭很難承受撫養兩個孩子的壓力。
在國內某知名育兒論壇，記者看到很多年輕家長在這里“曬”出自己撫養孩子的成本，每月從幾百元到幾千元不等，除了奶粉、服裝、尿布、玩具支出外，還有嬰兒寫真、保姆開支、幼兒園學雜費等，多數家長感覺撫養孩子的壓力較大。
除了經濟負擔原因外，獨生子女一代的價值觀和生育觀與祖輩們相比也悄然變化：隨著我國養老制度的完善，“養兒防老”的傳統思想不再根深蒂固；而比較關注個人發展的“丁客”思想的滲透，也使得這一代年輕人“傳宗接代”、“子孫滿堂”的思想逐漸淡化。
此外，還有一些家長擔心，兩個孩子能否都接受最好的教育，是否有那么多精力來培育另一個孩子。一些家長則擔心，一個孩子就業都難，再生一個還能找到工作嗎？
黑龍江省人口學專家、國家人口計生委專家委員會委員宋杰表示，根據近十年的調查研究結果顯示，我國很多城市獨生子女主動生育“二胎”的意愿并不高，雖然有逐年升高趨勢，但生育帶來的困難又實實在在地擺在他們面前。
專家：樹立正確生育觀，理性看待“二胎時代”
對于獨生子女遭遇的困惑，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董鴻揚認為，“80后”一代成長在我國改革開放的年代，物質生活相對富足，精神世界喜歡以自我為中心，如今已到而立之年，卻在離開父母走入社會后遭遇激烈的競爭和空前壓力，在撫養子女時又感到力不從心，使其內心產生嚴重不適。此外，他們將自身追求高品質生活和高消費的理念，強加到了自己孩子身上，自然會感到身陷窘境。
黑龍江省心理咨詢師協會常務理事李洪吉指出，年輕父母在撫養孩子時，應該根據自己的經濟情況量力而行，不要好高騖遠、盲目攀比，要理性看待孩子的成長與未來，進行合理規劃，否則目標過高不僅“奴役”了家長，還“奴役”了孩子。
二胎政策開放的原因范文2
未來中國經濟要保證中高速發展，對外開放、對內改革是必須之路，但目前當務之急，應是逆其道而行，對外要改革，對內宜開放。雙管齊下，促進產業升級。
中國經濟在過去30年中一枝獨秀，保持了世界矚目的增長速度。本世紀以來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統計數據，2015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為10.98萬億美元，已經達到美國（17.95萬億美元）的60%。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在2014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2015年中國經濟總量更是比美國多出近1萬億美元。
從人均指標來看，2015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了7990美元，這一數字遠高于世界銀行定義的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線（3946美元）――中國已經步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以工業制造業為代表的第二產業的迅速發展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動力。第二產業規模在2013年達到25萬億元人民幣，占到當年經濟總量的44%。盡管最近幾年金融業、現代服務業等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稀釋了制造業在經濟中的占比，但仍超過40%，制造業無疑是當今中國經濟中舉足輕重的一環。
然而，中國的制造業勞動需求密集、資源消耗大、出口產品價值低，“世界工廠”早已不堪資源承載能力和環境保持能力的重負，以往的經濟模式難以為繼。隨著中國經濟改革進入“深水區”，經濟結構不斷調整，中國制造業也要隨之進行轉型升級，由“中國制造”向“中國智造”轉變，在這一過程中，產業價值鏈的提升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產品價值鏈提升為何重要
“二戰”后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表明，一個發展中國家只要市場環境穩定、國內政策得當，就能很輕松地從低收入國家晉升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想要再前進一步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卻十分困難：經濟徘徊不前、人均收入增長放緩，甚至由于經濟模式調整緩慢發生經濟危機，這就是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大多數國家，如亞洲的泰國、馬來西亞，南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非洲的南非，都掉進了這一“陷阱”。也有少數幸運兒避開了這一陷阱，成功由中等收入國家進入到高收入國家行列，如日本、匈牙利、新加坡、韓國和我國的香港。
為什么這些國家會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目前通行的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人口或自然資源豐富，它們如果能夠按照本身的要素稟賦，發揮比較優勢，生產并出口勞動力密集型或資源密集型產品，從低收入國家進入到中等收入國家，是相對比較容易的。然而隨著經濟增長，工資水平上漲，人口增長率降低，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同時自然資源并不能無限開采且要面臨價格波動風險，勞動力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品的比較優勢便會減弱，經濟增長后繼無力。
在如何克服“中等收入陷阱”這一問題上，經濟學家在此基本上達成了共識，即要不斷提高企業生產率，促進企業績效，不斷提升產品價值鏈，實現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的升級。
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曾經構建了一個“出口復雜度”指標，一個國家出口產品復雜度越高意味著產品多樣化程度越高，技術含量越高，提升產品價值鏈也就越容易。圖表比較了中國同其他歷史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阿根廷、巴西、馬來西亞、墨西哥和南非）及成功跳出陷阱的幾個經濟體（日本、中國香港、韓國、匈牙利和新加坡）的出口復雜度。
可以看到，跳出陷阱的國家出口復雜度要高于其他國家，而中國的出口復雜度恰好居于此兩類經濟體之間，而且在2000年至2008年間有較為顯著的提高。這使得我們更加關心中國產品的價值鏈提升問題：中國產品價值鏈提升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如何持續提升價值鏈，使中國避開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呢？ 中國的產品價值鏈提升
東南亞金融危機后中國的工業制造業部門保持了高速發展使得產品價值鏈迅速提升，而且這一時期有大量的企業層面的數據為研究這一過程提供了充分的支撐。
研究出口產品種類變化最經典、最重要的經濟學理論是由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和他的學生、197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俄林所提出的要素稟賦理論。該理論預測中國這樣的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國家會出口紡織品等勞動力密集型產品，而進口機械設備等資本密集型產品。然而現實情況是，中國在出口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的同時也在大量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這一現象在新世紀變得更為明顯。
不僅如此，中國同樣還出口高新技術產品，這成為中國的產品價值鏈升級的重要特征。中國出口的高科技產品以計算機和通訊產品為主，兼有電子產品、光電子產品和生物制品，總計占制造業出口總額的30%，這一比例甚至高于美國。這與大家對中美科技水平的認識大相徑庭。
加工貿易是解釋這一現象的關鍵所在。加工貿易最初指企業從國外進口原材料和中間產品，利用國內的加工技術進行加工，然后向國外出口最終產品。我國針對加工的中間產品的關稅免征、減征、增值稅退稅等優惠政策使得加工貿易成為中國出口企業中十分普遍、也是最為重要的模式。
從數據上來看，機械部門和非金屬礦業部門出口的產品中大量使用了進口中間產品，這與我們的日常感受相同：機械制造行業大量的零部件都是從日本和韓國進口而來。由于存在加工貿易，中國出口的產品價值含量要遠高于傳統貿易，這成為中國出口產品價值鏈不斷提升的重要原因。
那么為什么有一些行業的價值鏈提升要快于另一些行業？不同行業的出口產品附加值的差異源自于各行業企業的生產率的差異。生產率指的是企業組織、使用勞動力、資本等要素生產產品的能力，體現了企業的技術水平。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曾指出：“生產率不是全部，但在長期中近乎一切！”這是因為高生產率的企業能夠以較低的成本實現較高的利潤，從而推動了整個行業利潤率的上升，當企業利潤增長后，就會有更多的資源投入到研究開發部門，不斷積累知識和技術，最終實現產品升級換代和產品價值鏈的提升。
克魯格曼把亞洲金融危機歸咎于“四小龍”等國家過于依賴資本要素的投入而輕視企業的研發能力和產品質量提升，生產率提升緩慢，因此經濟缺少內在穩定性，危機抵御能力差。從中國的數據來看，改革開放以來各個產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均得到了較大的提高，生產率的年均增長率為2.7%。如采用產品附加值來計算2000年以來中國工業企業的生產率的年增長率達到7.5%。生產率的持續提升成為出口產品的價值鏈提升的最直接原因。 中國產業升級面臨的挑戰
我們關心的是，2000年以來生產率快速提升的趨勢能否持續下去。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生產率快速提升將不斷提升產品價值鏈，從而使得中國更有可能擺脫“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地步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從中國經濟的內部因素來看，2010年以來，中國沿海地區的企業工資成本大幅上升，并由此逐漸輻射到中部內陸省份。同時，中國人口老齡化現象逐漸明顯，人口撫養比上升速度較快。這使得經濟學家越來越擔心中國“劉易斯拐點”的到來――曾經豐富的勞動力資源變得相對稀缺，勞動力工資迅速上升。目前中國的平均工資水平相較于歐美等發達國家還比較低，但同越南等東南亞國家比并無優勢，工資成本的上漲勢必會導致勞動力密集型行業向這些國家轉移。中國的產品出口結構如若不及時調整，那么未來的出口形勢將不容樂觀。
從中國經濟的外部因素來看，受2008年以來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的出口貿易形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首先，歐美日等傳統的主要出口目的國經濟增長乏力，外部需求萎靡不振;其次，長期的增速放緩將成為世界經濟的“新常態”，各國為保護本國的就業必將會設置更高的貿易壁壘，中國同發達國家、產品出口結構相似的發展中國家間的貿易摩擦不斷增多;再次，美國高調力推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旨在建成高水準的自由貿易區，現區內農業、制造業、服務業的所有商品零關稅，這將使中國同類產品在出口中處于不利地位，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會受到巨大的負面沖擊。 對外改革，對內開放
要保證中國能進一步順利地產業升級，作者認為應當在接下來的十年中對改革開放30年以來的政策方向進行調整，賦予改革開放的國策新的內涵，重點方向是：“對外改革，對內開放”。
對外改革并非是停止開放，而是強調改革對外開放的方式和內容，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國際經濟格局。
對外改革的首要任務是轉變主要出口目的國。歐美市場一直是中國貿易的主要伙伴，消化了中國出口產品的大部分。過度依賴主要的貿易伙伴可能帶來系統性風險，這些經濟體不景氣時，大幅度減少進口中國產品，將導致中國出口行業波動加劇，“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改革的方向應當是將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市場潛力巨大的發展中國家作為出口目的國，如俄羅斯、巴西、印度、澳大利亞、南非等。俄羅斯于2011年正式加入WTO后放開了一系列的產品市場，進口關稅也大幅度下降，這給中國產品進入俄羅斯市場提供了絕佳的機會。
而“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政策對沿線各國基礎設施建設和貿易關系的深化亦可以有效地發展潛在的貿易伙伴，新技術的崛起使“跨境電子商務”也得到了長足發展。通過發展新的貿易伙伴、提高發展中國家在中國對外貿易的貢獻，可以有效地分散世界經濟的系統性風險，減少中國出口部門的波動，為出口行業提供更為有利的發展條件，使其能夠持續提升生產率，促進其研發，推動可持續的產業升級。
對外改革的第二項任務是加強自由貿易區建設。目前東盟自由貿易區已有一定制度基礎，應當加強國際合作，加快建設中國―東盟自貿區。當前，東盟國家對中國出口比較容易，而中國對東盟國家的出口增速緩慢，原因在于東盟并沒有對中國產品實行零關稅，而中國對東盟93%-97%的產品都實行了零關稅。雙方制度化建設的不對等使得中國當前從自貿區中的獲益還不是很大。
除此之外，中日韓三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都是世界經濟中的重要力量，大力推進“中日韓自貿區”建設對三國經濟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日本、韓國一直是中國最重要的中間品進口國和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國，建設“中日韓自貿區”對促進中國的外貿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積極發展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區建設，積極利用這些國家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廣闊的產品市場發展我國對外貿易。當前世界經濟形勢不確定性仍然很大，中國同主要貿易伙伴的合作意愿增強，推進自貿區建設正當其時。
對外改革的第三項任務是調整加工貿易方式，提升出口產品價值。首先要減少來料加工比例，增加進料加工比重。中國的加工貿易促進了就業，但問題是最終出口品附加值太低，產業發展躊躇不前。促進加工貿易企業的轉型升級不應成為一句空話，而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是提高出口品附加值的唯一方法。增加研發投入是提高出口品附加值的重要環節。
經濟學上的研發可以分為兩類，一種是對傳統工序的優化和創新即“工藝創新”，另一種則是生產全新的產品亦即“產品創新”。工藝創新投入較小，時效性強且技術門檻低，可以直接地、有效地降低成本，增肥企業利潤，應該作為當前的重點方向。在產品創新方面，堅持發展高精尖技術產品的同時也要認識到中國科技水平同發達國家仍然存在差距，對現有成熟技術的改造、再吸收戰略更加符合中國的比較優勢，對高鐵技術的引進就是最好的實例。
同樣，對內開放不是說要止步改革，而是說改革應當更加關注開放國內各市場。通過開放產品和要素市場，充分發揮市場的積極作用，釋放經濟發展潛力，實現產業升級。
對內開放的首要任務是減少國內各地區間貿易壁壘，降低地區貿易成本。中國幅員遼闊，各地區發展程度差異還很大。如果能夠發揮各地區的比較優勢，實現“騰籠換鳥”的產業政策，將為中國經濟內生性增長提供強大的動力。然而目前部分中西部地區政府仍然思想僵化，缺少全局觀，巧立名目地設置各種顯性和隱性的地區壁壘，致使地方保護主義盛行，地區間貿易成本甚至要高于對外貿易，嚴重制約了各地區的協同發展，也阻礙了各地區的產業升級。
對內開放的第二項任務是逐步開放要素市場。要素市場的有效運行是經濟發展的基礎性環節，直接影響著生產的效率。相較產品市場而言，中國要素市場的準入門檻還很高，行政指令色彩比較濃重，資源配置十分低效。本屆政府十分重視改革，多次強調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具體到要素市場，就是要逐步降低能源、電力、金融等行業的進入門檻，打破“玻璃門”，讓民營資本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加強競爭、提升效率。
同時，勞動力作為中國最重要的生產要素，放開二胎政策能有效應對老齡化漸現、人口紅利耗散的現實問題，其積極作用將會逐漸凸顯，下一步便是改革戶籍制度，實現勞動力要素的自由流動，實現最優就業結構。這兩項政策，對于勞動力密集行業具有比較優勢的中國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二胎政策開放的原因范文3
中國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共有十個：回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東鄉族、撒拉族、塔吉克族、烏孜別克族、保安族和塔塔爾族。據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統計，這十個民族人口共計2032.06萬，占全國少數民族人口的19.3％，約1/5左右，他們的人口變化對整個少數民族人口的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中國信仰伊斯蘭教的人口主要分布在西北五省區，這五省區的伊斯蘭教人口占全國伊斯蘭人口的75％。五省區中又以新疆為最多，新疆伊斯蘭人口占全國伊斯蘭人口的52.4％，十個信仰伊斯蘭的民族中七個都主要分布在新疆。在新疆少數民族中96.99％的人口信仰伊斯蘭教。
二、人口的現狀與變動
1.人口增長很快且民族間差異大
從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國信仰伊斯蘭教的人口由800.6萬增至2031.1萬，增長153.8％；而同期全國人口只增長了115.0％。也就是說伊斯蘭人口要比全國平均人口增長率高出33.7％。像這樣47年人口就增長1.5倍多，在全國人口史上也是屬高速增長之列。這充分說明我國伊斯蘭民族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都是有保障的，并受益于國家的優惠政策。
但分別看這十個少數民族就會發現，他們之間的增長率是有區別的，增長較快的是撒拉族、保安族、回族、東鄉族、塔吉克族；維吾爾族和柯爾克孜族的增長率也比全國平均水平高，而烏孜別克族、塔塔爾族則是負增長，這與這兩個民族屬于中俄跨界民族，其主體部分在國外有關。塔塔爾族在俄羅斯稱為韃靼族，在1962年生活困難時期這二個民族都有相當一部分人從中國越境走出。
十個伊斯蘭民族人口增長狀況請見下表：
資料來源：第一至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
從表1中看到，全國伊斯蘭人口在不同階段增長的幅度是不同的。在五次人口普查之間，增長的幅度一次比一次大，例如第一次至第二次人口普查共11年僅增長15.47％，第二次人口普查至第三次人口普查的18年間增長58.07％，而第三次至第四次人口普查間8年增長20.42％，如按平均每年增長幅度看，第二次至第三次的人口普查間增長的高一些，但在這個期間全國人口增長率也很高。而在第三次至第四次人口普查間全國人口增長率降下來的情況下，伊斯蘭人口的增長就顯得突出了，比漢族要高出一倍，如同期漢族人口的增長率只有10.80％。第四次到第五次人口普查期間伊斯蘭人口增長15.48％，而同期全國人口只增長11.66％。
伊斯蘭民族人口的增長，主要是自然增長。這種高增長的主要原因有早婚早育和高出生率。在許多地方，伊斯蘭民族人口的生育指標都超過了國家的規定，而且超過的幅度大大高于漢族。這與民族的文化構成和生育意愿有關，伊斯蘭民族在生育觀念上除了有養兒防老、解決勞動力短缺等一般要求外，還有宗教上擴充人口的意識，如女兒一般不外嫁，與外族通婚要男方加入伊斯蘭教等。男方要外族女子做妻子，妻子也必須隨伊斯蘭教。
早婚現象是伊斯蘭人口的一個特點，這既有宗教上的因素，也與經濟文化的發展有關，伊斯蘭教義上將“出幼”(即成年)年齡定為女孩9歲，男孩13歲?！俺鲇住钡哪信梢陨孀慊橐?，如甘肅的回族、東鄉族在70年代初還有14、15歲的女孩就結婚的現象，現在女孩17、18歲就結婚仍然很普遍，經濟文化上的因素主要表現在文化低、就業率低、不上學、不就業，只好早早出嫁。
伊斯蘭各民族人口的出生率都比較高，在第四次人口普查中，維吾爾族、柯爾克孜族、塔吉克族的人口出生率都在30％以上。由于絕大多數伊斯蘭家庭起碼要生育二胎以上，因此獨生子女很少，如甘肅東鄉族自治縣1991年統計，獨生子女領證率為1％，也就是說僅為個別現象。另據1989年中國18個百萬人口以上少數民族總和生育率統計，哈薩克族為4.74，維吾爾族為4.65，為最高的兩個民族。可見伊斯蘭民族的生育率比其他少數民族要高。而且這種高生育率是與文化狀況密切相關的，文化程度越低的人群，出生率越高；因為伊斯蘭人口中的文化構成普遍較差，因此出生率也相對較高。
與出生率相反，大多數伊斯蘭民族人口的死亡率較低，在這次人口普查中，只有三個伊斯蘭民族的人口死亡率較高，其余都較低(見表2)。
2.人口的年齡性別結構
(1)年齡結構輕，但民族間差異大
2000年伊斯蘭十個民族人口的年齡構成仍呈年輕型。0～14歲人口的比重均高于全國平均水準，65歲以上人口比例普遍偏低，社會負擔系數高，少年兒童負擔系數高。
在這10個民族中，以0～14歲年齡構成看最低的柯爾克孜族和最高的回族之間相差10個百分點，說明差別是很大的，從中還可以看出柯爾克孜、哈薩克、塔吉克、撒拉族的少兒比例很大，說明這幾個民族生育率很高。目前年齡構成輕的伊斯蘭民族主要分布在新疆，這與當地生育政策較寬有關。尤其是像塔塔爾族、哈薩克族等，比全國平均水平低一倍，老少比除回族外，均小于15％，10個伊斯蘭人口均屬年輕型人口。
總負擔比(也稱總扶養比)，是指總人口中非勞動年齡人口數與勞動年齡人口數比。從表4可以看到，伊斯蘭人口的負擔比均高于全國平均數，柯爾克孜族達到100以上，也就是說每一個勞動力就要負擔一個老人或兒童，可見經濟負擔之大。
少年兒童負擔比反映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要負擔多少名少年兒童?？聽柨俗巫搴凸_克族負擔最多，說明其生育率高。老年負擔低，反映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要負擔多少名老人，這項指標有好幾個伊斯蘭民族接近全國平均水平，這從一個側面說明這些民族老年人口長壽比例較高。
(2)性別比比較正常
伊斯蘭人口的性別比一般偏低，據1990年統計，與全國持平及低于全國水平的有七個民族，而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只有三個，這三個民族分別是烏孜別克族、塔塔爾族和東鄉族。
伊斯蘭民族不重男輕女，所以出生人口性別比較正常，不像漢族過去一直有溺女嬰的習俗，人為地使性別比偏高。在這次人口普查中，伊斯蘭民族人口的出生性別比均低于全國平均水準。
3.人口文化素質狀況
伊斯蘭民族由于文化底子薄，農村人口比例大，大多數從事農業生產和個體經商，使其整體文化程度較差。除回族外都有自己的語言，在現代社會經濟交往中，他們要再學會漢語才便于交流，這樣就面臨雙語教學的任務，加大了民族學生的學習負擔。
從第四、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來看，除塔塔爾族、烏孜別克族外，其余民族的人口文化素質都較差，從大學生比例上看七個民族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從文盲率來看也有七個民族高于全國平均比例，這說明大多數伊斯蘭人口的文化素質在全國平均水平線以下。
伊斯蘭民族由于宗教的原因，對婦女的約束過多，使婦女參與文化教育的機會降低，因此婦女的文盲率比其他民族更高，在1990年人口普查中東鄉族、保安族和撒拉族的婦女文盲率都在85％以上，高得驚人；其中東鄉族婦女的文盲率最高為92.07％。東鄉族的文化程度很差，這個現象由來已久，這與該民族分布有關，東鄉族都集中在東鄉縣的農村，城鎮人口很少，經濟又落后，教育事業發展緩慢，所以文化素質差的現象很突出。
從表2中我們可以看到，有些人口少的伊斯蘭民族文化程度高，這與國家在大學招生和中小學入學優惠等政策有關，人數少優惠政策的效益就明顯。另外在文盲率的統計中，我們可以看到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等，文盲率急劇下降，這與統計方法有關。在這次人口普查中，少數民族只要會一定的本民族語言和文字即算脫盲，而民族文字的識字率表的難易程度相對低于漢族，所以很多稍許能識字的即算脫盲了，也就是說統計是有一定的水分的，真實的情況是文盲比例還比較高。
4.職業構成
一般發達國家農業勞動力在產業部門應占30％以下，如果以此為標準衡量伊斯蘭民族人口的職業構成那么都不太理想，只有烏孜別克和塔塔爾族的指標接近這個水平。
伊斯蘭民族善于經商，因此在職業構成中我們可以看到分民族的從事第三產業的人口比例中，有5個民族從事第三產業的人口超過了15％，他們是烏孜別克、塔塔爾、回、哈薩克和塔吉克族。而且也有些民族行業、職業構成都很差，例如東鄉族、保安族和撒拉族，這與他們分布的地理、自然環境差，大都居住邊遠的農村，經濟收入低文化素質又不高有關。這三個民族從事農牧業的人口都在90％左右，最高的東鄉族竟達96％。
5.婚姻與家庭
伊斯蘭民族早婚的現象雖然比解放前有所減少，但目前在農村仍是一個突出的問題，在這次普查中有七個伊斯蘭民族的未婚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說明這些民族不同程度地存在早婚現象。
伊斯蘭民族一般都是教內婚姻制，即夫妻雙方都信仰伊斯蘭教，因此其婚姻相對而言比較穩定，但同其他民族相比，婦女地位仍較低，致使家庭關系不夠穩定。如這次普查中，烏孜別克族、塔吉克族、保安族的離婚率都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1～4倍。
近親結婚在伊斯蘭民族中仍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甘肅保安族聚居的積石山大河家鄉，由于近親婚配率高，使遺傳性疾病增加，僅呆癡人口比例就達2％左右。蘭州市新華巷一個回民聚居區1982年進行的一項近親婚配調查中，發現回族的近親結婚率高出漢族5倍。在新疆哈薩克族人口中也存在近親結婚率高的現象。
家庭規模較大，也是伊斯蘭民族的一個特征。因為生育的胎次多，多胎比例大，必然導致家庭規模增大。
三、今后伊斯蘭人口發展的趨勢
1.隨著計劃生育工作的開展人口增長率將進一步下降
我國人口急劇增長帶來的壓力，在伊斯蘭民族地區同樣顯得很嚴重。如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東鄉族自治縣、保安族自治縣等伊斯蘭地區都出現了人均耕地下降，影響人均糧食占有量提高等人口壓力，使許多民族宗教人士開始認識到人口問題的嚴峻性，自覺地響應政府的計劃生育號召。
在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通貴鄉、涇源縣，新疆溫宿縣、霍城縣的維吾爾聚居地、甘肅張家川回族自治縣等地方，都有阿訇積極參與宣傳動員實行計劃生育的事例，有些阿訇還擔任了計劃生育協會的理事。還有的阿訇在伊斯蘭的經典中找出了可以進行計劃生育的理論根據進行宣傳，并帶頭動員自己的親屬做了絕育手術，因此目前在伊斯蘭地區對計劃生育的宣傳是能夠接受的，而且計劃生育工作也正在伊斯蘭地區開展起來。但響應程度不一，這與人口壓力的大小有關，在人口壓力越大，也就是人口密度超高的地方，計劃生育工作也就愈顯得迫切。目前來說，回族聚居的地方，人口壓力相對要大一些，而從事游牧的一些民族如哈薩克族地區人口壓力就相對小一些。由此計劃生育的政策指標也不一樣，在邊遠山區和牧區一對夫婦允許生三個孩子，新疆的一些邊遠山區還允許生四胎。
在伊斯蘭地區開展計劃生育，要尊重其民族信仰和特點，一般在齋月不做手術，給婦女做手術的大夫最好是本民族的女大夫，盡量避免進行大月份引產，宣傳工作要動員宗教人士出面一塊搞，這樣計劃生育就會取得成效。例如：回族人口占97％的寧夏涇源縣，從1980年開展計劃生育，到1991年節育率已達到90％，總和生育率已由1980年的6.3下降到1991年的3.9，人口增長趨于平緩。又如新疆霍城縣，編印了維吾爾文的計劃生育宣傳材料，制作了維吾爾文的計劃生育宣傳板塊和錄像片，使群眾逐步接受了計劃生育觀念，這個縣的蘭干鄉維吾爾族人口占96％，2000年該鄉的計劃生育率、節育率分別達到91.2％和75.7％，成了全縣的計劃生育先進單位。
事實證明在伊斯蘭地區計劃生育正日益為廣大群眾所接受，而且國家對少數民族地區開展計劃生育工作也日益重視并有了更多的投入，在這種情況下伊斯蘭民族地區的人口增長率將會逐年下降，并逐步接近漢族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另外伊斯蘭人口的自然增長受外界因素干擾較少，在近些年數百萬更改民族成分的人口大軍中，由非伊斯蘭人口更改為伊斯蘭人口的數量并不多，因為伊斯蘭嚴格的和禁忌使一些外族人口望而止步?？紤]到以上因素，預測今后10年我國伊斯蘭人口將再增長20％左右，達到2200萬左右。
2.人口身體素質和文化素質將進一步提高
隨著我國國民經濟整體水平的提高，少數民族人口的身體素質和文化素質必將也會有一個大的飛躍，伊斯蘭人口當然也不會例外。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寧夏回族自治區在國家全方位對外開放的格局中，由于比鄰獨聯體國家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在對外貿易和吸引外資的工作中也將得到長足的發展。經濟實力的增長，必將為衛生和文化事業提供堅實的基礎。
在衛生事業上，伊斯蘭地區相對內地和大中城市目前還有一定差距，因此繼續發展的潛力很大，尤其是鄉、村醫療衛生院、所，僅靠外面派來的醫務人員，是治不了本的，在允許人才流動的今天，主要靠培訓當地本民族的醫務人員。目前改革開放的環境，擴大了民族區域內部和各民族間的交往，也打破了封閉的地域界線，使婚配的范圍擴大，這將有利于減少近親結婚現象，使下一代的人口素質進一步提高。
二胎政策開放的原因范文4
最近一段時期以來，供給側改革多次被國家決策層提起。那么，什么是供給側改革？中國經濟為什么需要供給側改革？十三五期間供給側改革最有可能的幾個發力點在何處？顯然，這些問題值得仔細分析。
什么是供給側改革？
供給側改革是針對需求管理而提出的宏觀經濟學的政策概念，其產生于上世紀80年代之初，西方發達國家經歷了二戰后幾十年的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政策之后。
供給側管理的概念批判了凱恩斯主義所提倡的總需求管理。凱恩斯主義的主張非常簡單，那就是通過政府擴大財政赤字的方法擴大財政支出，刺激經濟中的消費和投資，也就是說想方設法增加對企業產出的需求。這種凱恩斯主義的主張通常被稱為總需求管理，所以有人并不夸張地講，整個宏觀經濟學的起源是凱恩斯主義，就是總需求的管理，因為在凱恩斯主義提出之前，經濟學的基本理念是供給和需求是匹配的，市場是自動均衡的，因此宏觀只是微觀的加總，沒有必要專門研究宏觀經濟學。而凱恩斯認為，從單個企業來看極為理性的決策上升到整體經濟層面卻往往不合理，從整體層面上看，市場會出現產能過剩、需求不足的格局，因此有必要專門研究宏觀經濟學，而政府的一項重要政策和發力點就是想方設法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
供給學派興起于上個世紀80年代的英美，其出發點是徹底批判凱恩斯主義。在經濟學研究領域，供給學派是從理性預期學派開始的。他們認為，包括企業和消費者在內的微觀經濟體，會對政府的各種宏觀政策作出理性的預期，并采取對沖措施，最終使得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化為無效。這一論據最巧妙的構思，是哈佛大學羅伯特?巴羅教授（Robert Barro）所反復論述的“李嘉圖等價”，那就是，當政府試圖通過減稅刺激家庭消費時，家庭的決策者會理性地判斷這種措施會帶來財政赤字，而財政赤字將會在自己未來的經濟生涯中被政府的加稅行為所彌補，或者由自己的子孫付出更多的稅費來彌補，因為羊毛出在羊身上，因此，消費者會更加理性地減少今天的消費而增加儲蓄，為政府未來加稅提前做好準備。
在經濟政策層面，英國的撒切爾夫人、美國的里根總統在競選中起用了一大批保守經濟學家，其中包括哈佛大學的馬丁?菲爾斯坦教授（Martin Feldstein）以及當時從斯坦福大學博士畢業不久的年輕經濟學家拉弗（Arthur Laffer）。他們極力主張政府應該減輕對市場的干預，且為企業松綁、減少稅收，以增加有效供給，而經濟由此自然會變得更加活躍。
當時，拉弗為了給那些不諳經濟學理論的媒體記者解釋自己的經濟學思想，在一家餐廳的餐巾紙上隨意畫出了一條倒U形曲線。這條曲線說的是，當稅率很低時，適當地提高稅率會提高總稅收;而當稅負已經很高時，提高稅率反而會導致偷稅漏稅，最終政府的總稅收會下降，這就是著名的拉弗曲線。拉弗本人后來也成為里根總統經濟政策顧問委員會委員。
綜上所述，起源于英美的供給側管理指的是設法降低企業稅負，幫助企業更高效率地運行，以及投資者更有效地進入各種投資領域，減少生產領域的交易成本，以此提高總體經濟效率和活力的一系列經濟政策。
筆者在2008年就提出“滯脹風險呼喚以改革為核心的新供給學派”（詳見本專欄2008年8月號文章）。這一文章的核心觀點是，在2008年整體經濟受到沖擊的情況下，政府應該采取各種措施提升企業效率，來應對即將爆發的金融危機。七年之后重讀該文，筆者仍然堅持其中觀點，那就是中國經濟仍然需要供給側的改革，也就是需要中國特色的供給學派。
為什么中國經濟需要供給側改革？
其中根本的原因是：中國經濟當前的核心問題仍然是發展的問題，而并不是短期的宏觀調控問題。為什么這樣講？因為中國經濟從整體上講仍然有巨大的發展潛力，中國人均GDP僅為發達經濟體美國的20%，中國存在著大量沒有得到滿足的基本需求，有大面積的經濟不發達地區。以中部省份安徽和江西為例，這兩省緊鄰經濟發達的江蘇、浙江和福建，但人均GDP還不足這些發達地區的一半。而中國經濟作為大國經濟，不應該出現實質性的資本和勞動力要素跨省流動的困難，因此，安徽、江西等省份應該有巨大的增長潛力。
反觀經濟發達地區，它們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仍然很大。以廣東為例，部分地區已經實現從生產鞋帽到生產無人機、高鐵零部件等產業升級的飛躍，其潛力也是巨大的。因此，當前，尤其是十三五期間，中國經濟的根本任務是想方設法提升供給量。
我們也可以換一個角度來談這個問題。雖然中國經濟中存在過剩產能的問題，但更根本的問題是，我們的生產側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并不能提供百姓需要的很多產品。這種例子比比皆是，比如說，中國每年有1億人次出國旅游，每人在海外的平均購物金額是5000美元，很多人到鄰國去搶購中國本可以生產的產品，這就證明很多消費者的需求沒有得到國內供給的滿足。比如說，中國的養老需求十分巨大，但目前缺乏高質量的、值得信賴的養老機構;中國消費者對于健康食品的需求也是巨大的，這就導致二胎政策剛剛放開，消費者已經在海外瘋狂購買奶粉。再比如說，中國百姓當前對于公共交通和環境治理的需求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但是由于各種政策的缺位，主要城市的公共交通仍然非常擁擠，北京的地鐵一號線目前在高峰時期擁擠不堪，乘客往往需要等待2-3班車才能擠上地鐵。
凡此種種都表明，中國經濟當前仍然面臨著一個潛在的供給短缺的局面，雖然公開的短缺已經不存在了。這需要我們在供給側下功夫，需要一批企業能夠盡快地進入相關領域，為社會提供相關的產品。
中國需要什么樣的供給側改革？
中國需要什么樣的供給側改革？十三五期間供給側的改革任務可謂相當繁多，這也是經濟增長的潛力所在。從大的方向來講，需要進行三類供給側改革。
第一類，加快生產側的新陳代謝，淘汰落后產能，促進新產能的進入。以鋼鐵行業為例，這一行業雖然有10萬億的生產能力，產能嚴重過剩，但我們的產能卻是低端的、黑色的、污染的，急需政府采取積極措施包括補貼政策，加快淘汰一批高污染、高能耗的產能，尤其是北京附近的一些產能，東北包括鞍山一帶的部分產能也應該逐步淘汰。
通過淘汰這部分產能，將使得鋼鐵的價格有所回升;此后，政府通過一定的鼓勵政策，可以使沿海地區建立一批現代化的、主要依靠從國外進口鐵礦石和煤的新型鋼鐵產能，這就保證了生產是干凈的、清潔的。當前，國際市場的煤和鐵礦石價格往往比國內低一半，如果能夠更好地利用國際市場，鋼鐵行業的利潤也可大幅提升。將鋼鐵等重化工業布局在沿海一帶，也使得中國能夠更好地實施一帶一路等發展戰略，當未來印度等國家經濟起飛之時，由于其基礎設施建設和工業化能力遠遠不足，我們這些現代化鋼鐵廠正好可以把大量的產品銷售到這些地區。如此，中國一大批城市將重現藍天白云，因為城市空氣最大的污染源就是周邊的重化工業;同時，也能讓一大批事故頻發的煤礦和鐵礦得以關閉。
為什么要關閉一批煤礦和鐵礦？這是因為中國經濟經過了30多年的高速發展，勞動力成本已經不斷上升，社會對勞動者的尊重和對生命的珍惜程度日益提高，而國內的礦山往往生產成本極高、需要極大的勞動力代價，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本身也要求我們的礦業進行調整。
第二類供給側改革的發力點是，想方設法為百姓提供一大批到目前為止尚且短缺的基本產品和服務，這其中一大部分是公共產品。比如，公共交通和城市的基本設施服務現在仍然不足，即便是建成的地鐵、地下設施也遠遠不能滿足百姓的基本需要。在這方面，政府必須擔當起不可推卸的責任。公共產品主要靠政府提供，這一點必須高度明確。筆者在不同的場合反復呼吁，應該通過降低融資成本的方式來為這些公共產品的提供創造條件。具體說來，應該在中國建立若干個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基金，其功能類似于世界銀行，一方面由政府擔保發行相關的債券，另一方面基于社會效益精心選擇公共產品。中國政府擔保的債務目前在國際上極受歡迎，這也是人民幣國際化最重要的戰略舉措之一。
在養老、教育、醫療衛生等方面，社會的需求日益高漲，政府也應該想方設法，放寬準入，提供相應的優惠條件，幫助潛在投資者盡快進入這些領域。同時，近期物業管理也成為一批新興企業重要的投資方向。相關的投資不僅能夠帶來新的增長點，也能切實帶來百姓生活質量的提高。
第三類供給側改革的發力點是，一定要想方設法利用好新型技術，尤其是互聯網技術，由此改善相關產業的業態。互聯網帶來的不僅是新技術，更重要的是一種新的生產關系。在互聯網領域，通過讓交易雙方直接對接，能夠帶動參與者的迅速甚至指數型上漲。以城市出行為例，有了互聯網工具，交易雙方能夠很快達成協議，乘客也可以很方便地獲知司機過去有沒有出現過投訴事件、是否安全等信息，而不需要出租車公司等機構設立投訴機制。這種互聯網機制實際上形成了一個巨大的類似“人民戰爭”的網絡，使得傳統上難以改變的舊管理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政府應該擁抱這種新的互聯網技術，以此為推動力來改造相關領域。出租車行業如果能夠改善，就能夠帶來更多的就業、更多的百姓出行便利，促進經濟的發展（詳見本專欄2015年7月文章《互聯網+的最大發力點應該是推進改革》）。與此類似的是互聯網金融和其他互聯網服務領域，政府應該抱持試驗和開放的心態加以引導，幫助市場逐步形成和完善。
二胎政策開放的原因范文5
三年前，李福官離開金龍魚，投資百潤（中國）有限公司，出任該公司的董事長兼總裁。60歲在嬰童用品領域創業，李福官的這個轉身跨度，讓很多熟悉他的人感到驚奇。
百潤現在的主營業務是紙尿褲，這個市場現在是寶潔、金佰利、花王等跨國品牌的天下，作為市場的后來者，李福官的打法，既有當年金龍魚經營哲學的影子，也有貼合中國嬰童用品市場的營銷模式。
帶隊伍 打基礎
李福官創業時，紙尿褲市場的主力銷售渠道掌控在跨國品牌手中。
跨國公司進入中國紙尿褲市場，在銷售渠道的建設上，非常喜歡和大賣場、大超市合作。這些大賣場、大超市場地大，人流量大，適宜大規模出貨。
近年來，中國嬰童行業的市場正在快速發展，但是，市場也在發生變化。AC尼爾森的市場調研數據可以看出，賣場與超市的銷售增長正在放緩，嬰童連鎖渠道的份額持續增加，嬰童渠道的份額已經占據市場份額的一半以上。
但是，這些專業嬰童連鎖在解決了初期的生存問題后，下一步如何持續發展壯大，跨國品牌可能沒有注意到，或者是無能為力。
跨國公司沒有做的，正是李福官所擅長的。
指導和培訓經銷商方面，李福官經驗豐富。金龍魚進入中國市場初期，李福官及其團隊提出了“一夫一妻制”和“協作共贏”的合作概念，在一個城市精心培育一家經銷商，灌輸金龍魚的經營理念和價值觀，手把手地幫助經銷商成長，樹立起他們的合作信心，這種與經銷商“協作，發展，共贏”的合作關系奠定了金龍魚的發展基礎以及后來的成長。
李福官說：“我們的產品定位是中高檔的產品，現在的銷售渠道主要是專業嬰童連鎖，我希望通過與專業渠道的緊密合作將銷量和品牌做大。我們跟這些嬰童連鎖的合作不只是簡單的買賣關系，我們會協助他們做好門店的品類管理，培訓店長和店員，讓他們了解產品的特點和使用知識，協助門店提升專業的服務能力。同時，整合雙方的資源共同制定針對性的產品推廣策略和促銷方案來培育消費群體”。
李福官表示：“我們的合作方式對嬰童連鎖有不少的啟發，我們也希望他們能夠用同樣的方式去要求其他品類的廠家提供這樣的增值服務來提升門店的專業服務能力，門店在市場極度的競爭中能夠立于不敗之地，這種增值的服務也是他們愿意和我們合作的原因?！?/p>
中國創業企業的“三五現象”頗為突出，企業的生命周期只有3～5年，經營的規模達到3億～5億元后，企業成長停滯不前，后勁不足。李福官認為三五現象的根源在于企業急于求成，為了規模，不計后果地使用短期刺激策略來提升銷售額，而忽略了品牌和渠道的建設工作，這種做法往往透支了未來。國內的一些嬰童、服裝和運動用品的企業，不斷向經銷商壓貨，或者鼓勵零售商進貨，超出了市場的消化能力，結果為存貨所困擾，業績就會無可避免地下滑。
李福官表示這三年百潤關注的是產品改革創新、品牌和渠道建設的工作，目的是希望做到“小而美”，為將來的發展儲蓄力量，銷售額并不是最主要的考量目標。
紙尿褲市場的巨大商機
李福官三十七歲從新加坡到中國來創業，從零開始一步一步創立了金龍魚的龐大事業；五十二歲又去商學院讀碩士。
今年63歲的李福官解釋說，成長中的中國市場給創業者帶來巨大的商機，只要有夢想，有追求，中國就能夠提供給每個人平等的機會，年齡不是問題，是否有決心和拼搏的精神才是關鍵。
中國紙尿褲市場的容量在250億元左右，市場的滲透率只達35%左右，隨著消費者的消費觀念改變和消費能力的提升，市場發展的空間還是非常大。
紙尿褲與糧油產品有較大的差異，除了合適的經營模式，產品品質極為重要。
國外發達國家兒童的紙尿褲使用量平均一天大概8～10片，和嬰童的排泄次數基本相符，用一次就扔；但在中國市場，兒童平均每日的紙尿褲用量是3～5片，一片紙尿褲要承擔2～3次的排泄，這對產品的品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李福官表示，要與跨國公司競爭，國內企業必須生產高質量的產品。百潤的紙尿褲革新了跨國公司的技術工藝，生產出更輕薄柔軟，吸水量更大，而且不起坨、不斷層的第三代產品。李福官說：“現在跨國公司的市場份額雖然大，但是，任何市場的品牌份額都不是永恒不變的，我們只要做好我們的產品，做好我們的市場工作，我們就具備了發展與壯大的能力?！?/p>
【對話李福官】
Q：您之前在糧油行業做出了令人矚目的成績，為什么會在退休之后選擇進入嬰童行業？
A：選擇一個新行業從零開始建立事業，確實挺有挑戰，但也很有意思。
中國的嬰童行業發展只有短短的20幾年，總體上來說還是很年輕，市場充滿潛力和機會可以說是我果斷進入的主要原因。
至今為此，這個行業除了奶粉之類的商品是相對成熟之外，其他品類大部分都處于初級階段。以紙尿褲為例，國內市場的滲透率不到35%，市場拓展的空間巨大；同時，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帶來消費升級的動力，再加上中國家庭經濟能力提升，對于孩子的消費更加重視，國家二胎政策的逐步放開都讓嬰童事業有更廣闊前景。
目前國內的嬰童用品市場并不很規范，同時國際品牌占據非常大的份額，國內品牌參差不齊，市場需要更高的標準、更好的品質來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因此，經過慎重的調研，我們最終選擇嬰童用品行業，現在是以紙尿褲打頭陣，后續還會有一系列的嬰童護理產品。打造一個國人信賴喜愛的嬰童品牌，我覺得這是件很有意義的事。
Q：從糧油到嬰童，在很多人看來，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行業，您認為糧油行業和嬰童行業有什么共同之處？
A：這是兩個不同的行業，行業特點也比較明顯，糧油產品是一個國計民生的大眾化快消品，消費者要的是安全與健康，經營者要用“良心”來經營，而嬰童用品是一個特殊群體的專業快消品，她要用“愛心”來耕耘的。為什么我這樣說呢？因為嬰童用品這個行業非常的特殊，使用者無法清晰表述他的使用感受，而且每一個使用者的使用需求只有短短的幾年，父母在選擇是這類產品時是非常的謹慎和挑剔的。因此，我們需要更加用心去關注和了解嬰幼兒的真正需求才有可能做好我們的產品。
如果說我在金龍魚的管理風格對貝舒樂有何共同之處，我想一個是產品的不斷創新升級。因為我本人是工科背景，對技術有某種執著的追求。我會要求團隊在產品技術創新上投入巨大精力，并聘請了國內最頂級的紙尿褲專家負責研發的工作；另一個是渠道的創新共建，我在金龍魚時創立了“一夫一妻制”的經營模式，讓經銷商與企業協作共贏，真正的成為穩定的合作伙伴，共享了品牌發展的成果也是我們今天倡導的合作模式。
Q：金龍魚的成功經驗對你經營嬰童用品有什么借鑒的地方？
A：金龍魚進入市場是在改革開放的初期，能夠取得成功是當時占據了“天時，地利和人和”的因素。今天，中國的市場已經不是當時的狀況，市場的競爭和消費者的需求已經有了非常大的變化，我們希望取得成功就必須要更加了解消費者真正的需求和行業的競爭業態。
金龍魚的經驗讓我們能夠更快的制定出差異化的產品來滿足不同消費群體的差異化需求，我們也清楚如何整合渠道的資源為雙方創造價值，同時，如何制定有效的營銷策略和促銷方案來經營我們的產品，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借鑒的地方。
Q：相比糧油產品，嬰童產品更注重體驗式營銷，具體差別表現在哪些地方呢？
A：我以前做糧油，更多的是做消費者的理念營銷，但是，我發覺到嬰童用品除了理念營銷之外，更需要關注的是購買者的體驗營銷工作。從AC尼爾森的市場調研報告你可以看到媽媽在購買紙尿褲的時候，對于產品性能的關注度比品牌知名度還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