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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經濟的特征范文1
關鍵詞：金剛經；佛教；摩崖
中圖分類號：K2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1）23-0143-01
一、經石峪金剛經概況
泰山經石峪金剛經又名《泰山佛說金剛經》，北齊年間刻，刻于泰山斗母宮東北一公里山谷之溪床上。經文自東向西刻在面積約為兩千平方米的巨大石坪上、四十四行，每行字數十至一百二十五字不等，其字徑大小不一，大多數字為豎縱為三十五厘米，橫寬四十至六十厘米，按經文應共有二千七百九十九字。
（一）書刻背景
魏晉南北朝是大動蕩、大變化的時期，這一時期我國長期處于南北分裂，戰爭頻繁，生產萎頓，人民生活在災禍和苦難之中，一方面統治者為了麻痹人民、鞏固自己的既得利益，大力提倡佛教，另一方面佛教以往生西方極樂凈土為下層飽經戰亂顛沛之苦的百姓所信仰，因此奉佛之潮涌動南北，同時，由于門閥士族及其知識分子信仰佛教，所以佛經翻譯工作也興盛起來，大批佛經譯成漢文，寫經、刻經、造像題記占了很大比例，規?？涨暗哪ρ驴探浉憩F了前所未有的佞佛熱情與僧侶經濟的發展。
（二）書者問題
因為刻石現存字中沒有書者及年代，因此書者一直是謎，在泰山經石峪，有一幅宋代政和年代（1111年――1118年）陳國瑞的題刻，其中就有對此《金剛經》石刻的記載和評價：“觀經石峪、熟視筆畫、字徑尺余、非所能歷千百年曾不滅，豈非神力護持，以遺觀者？”可以看出在宋代就已經不知道它的書刻年代和作者了，對于它的書寫者，更是各有其說。明代學者王世貞提出，即“筆力古勁，非唐人不能書”。乾嘉時期的學者阮元最早對《泰山經石峪金剛經》進行考證，他認為是曾主持過邯鄲響堂山刻經的北齊晉昌公唐邕所書，郭沫若先生1961年5月登臨泰山，在經石峪中摩挲良久，見其中“世”字有缺筆，便斷為唐人所書，以避唐太宗李世民諱，后來郭老又曾在岱廟漢張遷碑中發現“世”字亦有缺筆，又改沿舊說，定為北齊人書，并題詩《訪經石峪》一首，刻于經石峪石壁上：“經字大如斗，北齊人所書。千年風韻在，一畝石坪鋪。閱歷久愈久，摧殘無代無。只今逢解放，庶不再模糊?！?/p>
二、經石峪金剛經書法藝術特征
（一）“遒勁古拙，篆隸兼備”的用筆
《泰山經石峪金剛經》書體雖然為隸書形狀，但是完全取消隸書蠶頭燕尾運筆方法，起筆和收筆突出了圓筆的特征。實際用筆中，逆鋒起筆較多，在下落紙面時，需作“欲右先左，欲下先上”的反向動作，等紙面上留下逆筆痕跡時再翻筆運行，有效地控制鋪鋒的范圍，非常簡單地寫出具有各種形質的圓潤的中鋒筆畫。
（二）“善于穿插，巧用伸縮”的結體
1、主筆突出，點畫變化豐富。字體外觀多取隸書造型，呈扁形。因字立形，取勢橫闊，字形以寬扁為主，隸意突出，字形較扁的單字占了絕大多數，這些單字看上去穩如山安。
2、 左右牽讓，善于穿插，巧用伸縮?！短┥浇饎偨洝伏c畫圓潤疏朗，結體空靈虛和，許多典型構字。左右結構的字采用“爭讓”和“避就”的關系，如“敷”字右讓左，“諦”字左讓右，而“唯”“災”則左旁抬高，右部長撇伸于左下，結合緊密，十分得體。
3、上下參差，寓正于斜。《泰山金剛經》除在左右結構中巧妙運用伸縮、揖讓之法以外，還在上下結構的字中使用了上下錯落布局。從而使得累疊之字端莊中富有靈氣。如“章”字下部右移，但最后一筆用右弧豎取得了平衡。
4、筆畫增省，工俗兼用。構字中大量運用了筆畫增省的俗體字。俗體字是流傳于民間的不合規范的習慣性漢字形體。俗體字往往改變筆畫或更換偏旁，還有的生編硬造的字。
（三）“風神灑落，法相莊嚴”的章法
整體布局上氣勢恢宏，雄健壯美。整體用篆隸筆法，橫豎畫多藏頭護尾,行止安詳,幾無提按,從起筆到收筆都是平靜安逸,其結構平正舒展,我們知道,方為陽剛,圓為陰柔,擺脫方剛氣血的控制,形成純陰的圓筆,是步入“空”門的一種境界。
上述從書法三要素――用筆，結體，章法三方面對泰山經石峪金剛經進行了分析，它充分的體現出南北朝書體大融合的特征！
參考文獻：
[1]泰山經石峪金剛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2]王思禮、賴非、萬良、胡新立.鄒縣摩崖刻經[M].濟南：齊魯書社,1992.
實體經濟的特征范文2
〔關鍵詞〕 嬰兒潮；中國；日本；人口世代；社會負擔；宏觀經濟
〔中圖分類號〕C92-05；F123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769（2015）05-0065-08
一、問題的提出
自2004年左右劉易斯拐點到來之后，中國鄉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速度逐年降低，未來依靠城鎮化提高經濟發展速度的動力將逐年變弱?！?〕而上世紀60年代末的計劃生育政策，使中國的生育水平自1990年代以后便呈現急劇下降的趨勢，最終于2014年左右引致人口紅利轉折點，成年勞動力數量開始減少。根據中國目前55歲的平均退休年齡〔2〕，60后嬰兒潮世代將于2015年左右逐步開始退休①，未來5-10年中國的老齡化浪潮將異常迅急，同時，隨著1990年代生育水平的持續下降，未來新增勞動力也將不斷下降。我國正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不能及時調整人口發展措施，很有可能出現未富先老，甚至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面對這樣的情景，迫切需要了解中國人口增長的性態，特別是人口世代對宏觀經濟趨勢性特征的影響。只有了解這些趨勢性特征事實，才能根據歷史上和國際上的經驗，制定適宜的措施。
遺憾的是，目前研究中國宏觀經濟問題的學者較少關注中國的人口性態，特別是中國的人口世代因素，比如60后和80后的嬰兒潮問題；研究人口紅利和老齡化問題的學者很少關注中國歷史上嬰兒潮世代和嬰兒低谷世代依次進入和退出勞動力市場對諸如人口紅利和老齡化等宏觀經濟趨勢性特征的影響；也少有學者關注嬰兒潮世代處在勞動階段這一人口世代對人口紅利期的特殊影響問題；未來中國將要面對的是進入和正在進入的低速常態，卻少有經濟學家從人口世代這個視角觀察中國經濟的新常態，比如90后嬰兒低谷世代開始進入勞動力市場，60后嬰兒潮世代開始退出勞動力市場可能引發的問題；此外，關注經濟低迷和近期經濟下滑的學者多，卻少有人研究日本個案，從日本獲取經驗和教訓。而日本過去20年和將來所面臨的問題正是中國正在面臨或將要面臨的問題，比如政府債務危機、老齡化、勞動力短缺、持續發行貨幣對經濟刺激以及經濟潛在通縮的影響等。隨著日本嬰兒潮世代這一超規模人口世代沖向頂峰和由規模較小的世代取而代之，不僅日本龐大的財政和貨幣刺激對經濟復蘇所起的作用有限，也大大加重了日本政府的債務。
日本和中國具有相同的東方文化，同時都對外來移民管制較為嚴格，故比較中國人口性態和日本人口性態之間的相同和差別，進而從日本歷史上獲得經驗和教訓，是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義所在。
二、文獻綜述
有關人口性態，特別是人口世代的研究，多集中于人口結構或者嬰兒潮對社會和宏觀經濟的影響方面，如Mankiw & Weil（1989）在Poterba（1984）的基礎上考慮人口結構改變對住房需求的影響，其研究結果發現，美國嬰兒潮一代（1946-1964）步入購房年齡，是美國70年代住房價格上漲的關鍵因素；而嬰兒低谷一代進入住房市場則引致1990年代美國房屋需求增長緩慢。〔3〕陳斌開等利用人口普查的微觀數據發現，中國“80后嬰兒潮”一代步入勞動力市場和進入婚配對住房產生的需求，很有可能是2004年以后房價上漲的重要原因，同時也闡釋了老齡化到來會引致住房價格面臨下降的壓力。〔4〕陸D和蔡P比較了中日人口結構，認為中國如今所面臨的人口結構和90年代日本所面臨的人口結構類似，人口紅利開始消失，社會負擔開始加重，潛在經濟增長率開始下降?！?〕李銀珩和李碩論述了美國1946-1964年嬰兒潮一代步入退休，將使美國面臨勞動力短缺以及社會保障體系負擔加重等問題?！?〕在有關人口結構，特別是人口世代演進對其他方面的影響研究方面，張春生和蔣海論述了美國嬰兒潮一代對美國1980-1990年股市的影響。〔7〕Andrew（2001， 2003）以及Brooks（2002）就資本市場和社會保障方面做了相關研究工作〔8〕；Reinhardt（2000）就嬰兒潮世代進入老年階段時對醫療行業的影響進行了針對性研究?！?〕總之，嬰兒潮對社會和經濟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和全方位的。
不過我們要強調，Mankiw & Weil（1989）等人的研究忽視了中國的特殊性〔10〕，雖然美國和中、日都存在嬰兒潮，但是人口結構問題對美國經濟的制約沒有中國和日本嚴重，這是因為美國是個移民國家且實行較寬松的移民政策，歷史上美國本土居民生育水平下降引致的現在和未來勞動力短缺問題可以通過年輕移民填補，更不同于中日的是，美國自1975年后每年出生人數的整體趨勢是增加的。陳斌開等則缺乏對中國人口結構的明細分析，沒有窺探到中國歷史上嬰兒潮世代和嬰兒低谷世代，也沒有論述嬰兒潮和嬰兒低谷可能對中國宏觀經濟趨勢性特征的影響，特別是隨著嬰兒潮一代以及相繼而來的嬰兒低谷一代的成長，即教育、工作、結婚、消費、退休以及去世等一系列生命活動會對相應經濟部門產生的影響。陸D和蔡P雖然比較了中日人口結構，闡述了人口紅利理論，卻沒有明確地提出人口世代以及世代更替的概念，忽視了嬰兒潮世代和嬰兒低谷世代交替進入勞動力市場和退出勞動力市場對經濟增速的趨勢性特征的影響，沒有看到人口結構問題的實質其實是嬰兒潮問題。人口紅利期是嬰兒潮一代處在勞動年齡階段，嬰兒低谷世代處在青少年和老年階段；而人口紅利消失期則是嬰兒潮一代逐步退休，嬰兒低谷世代處在青少年和勞動年齡階段。
現有文獻中雖存在考察中日人口結構問題的一些研究，如張寶珍（1990），孟雙見和吳海濤（2005）分別論述了日本老齡化下日本社會和經濟可能面臨的問題〔11〕；柳清瑞等（2012）闡述了少子化和老齡化下的日本社會保障經驗〔12〕；蔡P（2004，2009，2010）系統地論述了中國的人口紅利期以及人口紅利結束可能面臨的問題以及政策應該如何調整，如何促進經濟持續發展、如何成功邁過中等收入陷阱〔13〕；梁穎和陳佳鵬（2013）論述了中國和日本存在人口轉變和經濟轉型的相似性，以及如何根據這種相似性借鑒日本在人口紅利期和人口老齡化時期所獲得的經驗和教訓問題〔14〕，但是，目前學術界對于中日人口世代的界定，比如嬰兒潮世代和嬰兒低谷世代的具體界定，以及考察嬰兒潮世代和嬰兒低谷世代依次進入勞動力市場和退出勞動力市場對宏觀經濟趨勢性特征可能產生的影響的研究還不夠深入，甚至連基礎的描述性分析工作都比較缺乏。這一切主要源于人口世代對經濟的影響是長期的，20年前出生的人口要過20年后才進入勞動力市場。因此，本文的研究特點體現在以下方面：詳盡論述中國和日本的嬰兒潮世代并進行對比性分析，考察嬰兒潮世代和嬰兒低谷世代交替進入勞動力市場和退出勞動力市場可能對中日宏觀經濟趨勢性特征產生的動態影響，以及這種趨勢性特征的變化對中國未來宏觀經濟的啟示。
三、中日人口世代對比
此部分主要考察中國和日本分別在1961-2010年、1946-2010年出生人口的特征，進而界定在此期間中國和日本的人口世代。明細化這個事實特征，對分析人口世代的交替演進，比如嬰兒潮世代和嬰兒低谷世代交替進入和退出勞動力市場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具有重要價值。同時也有助于決策部門制定合適的人口和經濟政策。需要說明的是，什么是嬰兒潮？嬰兒潮就是人口出生高峰，出生高峰包括出生人數逐年上升的階段，也包括出生人數逐年下降的階段；同樣出生低谷包括出生人數逐年下降的階段，也包括出生人數逐年上升的階段，且出生高峰和出生低谷在時間上連接，其節點為歷年出生人數的增速開始發生轉折的時點〔15〕，所以嬰兒潮時期既不是出生人數完全上升的時期，也不是出生人數完全下降的時期，而是一個波峰。
在上述時區內，中國和日本都存在嬰兒潮世代和嬰兒低谷世代。中國的嬰兒潮世代分別為“1962-1973世代”和“1982-1993世代”；日本的嬰兒潮世代分別為“1947-1953世代”和“1966-1985世代”。中國的嬰兒低谷世代為“1973-1982世代”和“1993年之后世代”；日本的嬰兒低谷世代為“1953-1966世代”和“1985年之后世代”。在此期間，中國兩次出生人口的波峰值分別為1963年的3000萬人和1987年的2550萬人；日本兩次出生人口波峰值分別為1949年的2694萬人和1973年的2107萬人。在峰值時間點上中國比日本晚了14年；中國的出生人口谷值是1979年的1738萬人，日本是1961年的1607萬人，在時間點上比日本晚了16年。無論是峰值還是谷值，中國都高于日本；無論是中國還是日本，第二次嬰兒潮世代都是第一次嬰兒潮世代引致，且第二次嬰兒潮的波峰低于第一次嬰兒潮的波峰。中國第一次嬰兒潮世代大約為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期；第二次嬰兒潮世代大約為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二戰后日本的第一次嬰兒潮世代為1940年代后期和1950年代初期；第二次嬰兒潮世代為1960年代末期和整個70年代以及80年代初期。中國第一次嬰兒低谷大約出現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期，第二次出現在1993年之后，大部分是90后和00后；日本的第一次嬰兒低谷大約出現在1950年代中后期和1960年代初期和中期，第二次出現在1985年之后?？傊?，中國的嬰兒潮世代約為60后世代和80后世代，嬰兒低谷世代大約為70后世代、90后世代以及00后世代；日本的嬰兒潮世代大約出現在1940年代中后期和1950年代初期以及整個1970年代，而嬰兒低谷世代大約出現在1950年代中后期和1960年代前期，以及1980年代后期和以后各年代。
在相應的考察時段內，中國和日本歷年出生的人口數量都呈現出“先上升（中國1961-1963，日本1946-1949）后下降（中國1963-1979，日本1949-1957），再上升（中國1979-1987，日本1957-1973）再下降（中國1987之后，日本1973年之后）的M型軌跡”。1961-1963年中國出生的人口數量呈上升趨勢，其中1963-1979年出生人口數量平均呈現劇烈下降趨勢；1979-1987年出生人口數量平均呈現劇烈上升趨勢；1987年后出生人口數量呈現下降趨勢，且表現出明顯的階段特征，1987-2000年劇烈下降，2000年以后緩慢下降。而日本1946-1949年出生的人口數量呈現劇烈上升趨勢；1949-1957年出生的人數呈現劇烈下降趨勢；1957-1973年日本出生的人數呈現劇烈上升趨勢；1973年之后出生人數呈現下降趨勢且具有階段特征，1973-1990年出生人數劇烈下降，1990年以后出生人數輕微下降。
綜上，我們認為，中國的1962-1973世代和1982-1993世代為嬰兒潮世代，1973-1982世代和1993之后世代是嬰兒低谷世代，大體上60后和80后是嬰兒潮世代，70后、90后以及00后是嬰兒低谷世代；而日本的1947-1953世代和1966-1985世代是嬰兒潮世代，1953-1966世代和1985之后世代是嬰兒低谷世代。1961-1963年中國出生人數呈現上升趨勢，1963-1979年中國出生人數平均呈現下降趨勢，1979-1987年中國出生人數平均呈現上升趨勢，1987年之后中國出生人數呈現下降趨勢，整體上呈現為一個M型軌跡，同時，整個1970年代的出生人數平均而言逐年下降，整個1990年代的出生人數平均而言也逐年下降。大體上，日本出生人數呈現先上升（1946-1949）后下降（1949-1957），再上升（1957-1973）再下降（1973-）的M型趨勢。具體走勢見圖1和圖2。
四、中日人口世代更替對宏觀經濟趨勢性特征的影響
在相應時段內，中國和日本的人口世代更替究竟是如何影響了對應的宏觀經濟呢？特別是當嬰兒潮世代和嬰兒低谷世代交替進入或退出勞動力市場時，會對宏觀經濟產生何種影響呢？在假設資本、技術以及資本貢獻份額保持不變的條件下，本文考察人口結構轉變對中日宏觀經濟趨勢性特征的影響，并重點考察勞動力增速對GDP增速的影響。通過將20年前出生率近似為20年后的勞動力增速，可從20年前的出生率和20年后GDP增速的關系上獲得一些唯像認識，進而從這些認識中捕捉中國當前和未來可能面臨的問題并獲取解決問題的啟示。
1.中國人口世代更替對宏觀經濟趨勢性特征的影響
首先考察1961-1979年出生率變化特征對1981-1999年中國GDP增速的趨勢性特征的影響。由于1961-1963年中國人口出生率逐年上升需要說明的是，中國歷年出生人數和出生率的趨勢基本上同步，當然下文日本的情景也是一樣的。，20年后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數量增速也逐年上升，相應1981-1983年中國經濟增速也逐年上升；1963-1979年中國出生率逐年下降，相應20年后的1983-1999年中國經濟增速也逐年下降。根據20年前出生率的特征，1981-1999年經濟增速應呈現先增后減的倒U型軌跡，波峰點在1983年，波谷點是1981年和1999年。從圖3可以看出，1981-1999年中國經濟增速存在倒U型軌跡，波谷點是1981年和1999年，但是波峰點不是1983年，而是1994年。出現這一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認為，中國60后嬰兒潮中出生的大部分人口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平均時間點應該晚于20歲，從圖3可以近似地推斷，60后嬰兒潮世代的大部分人口大約在31歲左右才進入勞動力市場，比如1963年出生的人口大多在1994年左右開始進入勞動力市場，其主要原因是那時期中國的城鎮化率只有35%左右，存在大量富余農村勞動力和城鎮待業勞動力，而真正放開人口流動和深化農村改革是90年代的事情，此時這些富余的和待就業的勞動力才逐步從失業或者非充分就業狀態轉移到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從而變為相對充分就業。
其次考察1979-1990年出生率特征對1999年以后中國GDP增速的趨勢性特征的影響。1979-1987年中國人口出生率逐年上升，引致20年后的1999-2007年經濟增速相應地逐年上升；而1987年以后中國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2007年以后中國經濟增速也相應逐年下降，根據1979年以后中國人口出生率特征，中國經濟增速在1999年以后也相應呈現倒U型軌跡，波峰點是2007年。1981-1985年出生人口數存在波動，倒U型軌跡也存在同趨勢的波動。由于80后嬰兒潮波峰低于60后嬰兒潮波峰，引致80后嬰兒潮進入勞動力市場時對經濟增速的影響小于60后嬰兒潮進入勞動力市場對經濟增速的影響，1981-1999年平均經濟增速相應大于1999-2010年平均經濟增速，且2007年經濟增速的峰值小于1994年經濟增速的峰值。從圖3可以看出，中國經濟增速在1999年以后存在倒U型軌跡，波峰點是2007年，1981-1985年存在波動，倒U型軌跡也存在波動；而在高度上這個倒U型軌跡小于1970-1999年的倒U型軌跡。對此應該認為，上述中國經濟增速的軌跡基本符合20年前中國人口出生率的趨勢型特征，說明中國1961-1990年人口出生率的趨勢性特征的確影響著1981-2010年經濟增速的趨勢性特征。
綜上，1961-1990年出生率的變化特征對20年以后即中國1981-2010年GDP增速的趨勢性特征所產生的影響，可以近似地表述為：由于中國的出生人數呈現先上升（1961-1963），后下降（1963-1979），再上升（1979-1987），再下降（1987-1990）兩個峰值的M型軌跡，致使20年后中國經濟增速也呈現先上升（1981-1994），后下降（1994-1999），再上升（1999-2007），再下降（2007-2010）兩個峰值的M型軌跡，但是后一個波峰小于前一個波峰。各時段人口分布演進，及歷年經濟增速和相應20年前出生率之間的關系如圖3、圖4所示。①
2.日本人口世代更替對宏觀經濟趨勢性特征的影響
首先考察日本1946-1957年人口出生率變化特征對其1966-1977年GDP增速的影響。日本1946-1949年的人口出生率呈現上升趨勢，20年后的1966-1969年經濟增速也呈現上升特征；1949-1957年人口出生率呈現一直下降特征，20年后的1969-1977年經濟增速也相應呈現下降趨勢，即1966-1974年日本經濟增速呈現先增后減的倒U型軌跡，波峰點是1969年，波谷點是1966年和1977年。從圖5可以看出，1965-1977年日本經濟增速的確存在倒U型軌跡，波峰點是1969年，這與20年前日本的人口波峰點為1949年吻合。但是日本實際經濟增速波谷點是1974年左右，比通過人口波谷點預測的經濟波谷點早來3年，出現這種情況是由于日本城鎮化水平和市場化水平較高，勞動力受農業以及限制人口流動的政策束縛較小，引致日本人口參與勞動的時間相對較早。
其次考察1957-1978年日本人口出生率變化特征對1977-1998年GDP增速的趨勢性特征的影響。1957-1973年日本人口出生率逐年上升，引致20年后的1977-1993年經濟增速相應逐年上升；1973年以后日本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引致1993年之后經濟增速也相應逐年下降。根據1957年之后日本人口出生率的變化特征，我們發現1977年以后的日本經濟增速相應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軌跡，波峰點是1993年。又因為1946-1957年的人口波峰大于1957-1978年的人口波峰，故日本在1969-1977年的平均經濟增速大于1977-1998年的平均經濟增速，同時波峰點1993年的經濟增速低于波峰點1969年的經濟增速。從圖5可以看出，日本經濟增速在1974-1998年的確存在一個倒U型軌跡，且整體上低于1966-1977年的軌跡，但1974-1998年日本經濟增速的波峰點為1988年，比人口預測的波峰點1993年早來5年，再次表明日本人口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平均時間比中國要早。
綜上，日本1946-1978年出生率的變化特征對20年之后即1966-1998年GDP增速的趨勢性特征的影響可以近似地表述為：日本出生人數整體上呈現先上升（1946-1949），后下降（1949-1957），再上升（1957-1973），再下降（1973-1978）的兩次波峰的M型軌跡，使得20年之后日本經濟增速整體上同樣呈現先上升（1966-1969），后下降（1969-1974），再上升（1974-1988），再下降（1988-1998）的兩次波峰的M型軌跡。由于日本1967-1985嬰兒潮世代因1947-1953嬰兒潮世代引致，故第二次嬰兒潮引致的日本經濟波峰小于第一次嬰兒潮引致的經濟波峰；相對中國，日本人口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平均時間更早。具體而言，各時段的人口分布演進以及經濟增速和20年前出生率之間的關系見圖5和圖6。
3.人口世代更替對未來中國宏觀經濟的影響
2015年之后，隨著中國1960后嬰兒潮世代開始逐步退休，2024年左右老年人口將開始超過青少年人口。由于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加快和新型城鎮化的推進，現行的養老雙軌制會逐漸取消，養老將全面納入社會保障體系，這會給中國的養老保障體系帶來巨大壓力。過去發達國家實行的現收現付制的養老模式已不再適合中國國情，日本養老模式曾經引致的問題就是一個現實的教訓。由于日本嬰兒潮一代耗費了發展經濟的大量資源，退休之后又享受著檔次高且全面的養老金覆蓋，導致嬰兒低谷一代背上重重的養老包袱，為此，日本政府的債務水平不斷上升，社會負擔沉重，最終給經濟雪上加霜。國內由于學術界目前對中國嬰兒潮世代以及中國人口世代的研究較少，以至于當60后嬰兒潮開始退休時才注意到社會保障體系的脆弱性。幸運的是平均退休年齡相對較低，還有改進空間，比如可以逐步將平均退休年齡推遲到65歲，通過延遲退休贏得時間，將現收現付制的養老模式逐步改為積累制的養老模式，從而規避在未來勞動力短缺情況下，勞動人口還要背上重重的養老負擔，影響經濟活力。
類似日本1990年代的房地產泡沫，2015年之后，80后嬰兒潮將逐漸結束婚配，95后將逐漸開始進行婚配，由于1990年代以后出生人數逐年下降，城鎮化已達到5477%左右，發展速度降緩，對城鎮住房產生的基礎居住需求將會呈現下降趨勢，如果此時供給、改善性需求以及投資性需求不變，房價將面臨下降的壓力。為防止人口世代更替可能引致的房地產業的過分衰退，應考慮逐年降低新增基礎住房供給，如果按照平均壽命75歲計算根據2014年《中國衛生和計劃生育統計年鑒》，2010年的女性預期壽命774歲，男性預期壽命724歲，為簡化分析，不再區分性別，同時考慮到2010-2015年人均預期壽命延長，在此假定2014年的平均壽命是75歲。，2035年之后，考慮到60后嬰兒潮世代逐漸離去后將釋放巨大的住房存量，目前針對房地產調控的政策應該前瞻到這一點，從而防止供給過剩對經濟運行帶來的系統性風險。基于此，在城市可以完善“以房養老”的政策構思，減輕社會養老負擔，同時也可以提前平滑掉嬰兒潮世代死亡后對房地產行業的消極影響。另一方面，2015年之后，80后嬰兒潮一代逐步完成婚配以及置業和購車，工作穩定并開始步入中年，出現收入大于支出、收入剩余增加后將引致其對投資產品需求的增加，資本市場在2015年將出現繁榮，但是未來隨著60后嬰兒潮臨近退休和35-54歲人口總量減少，2016年以后資本市場的繁榮也將逐步消退?！?6〕
大體上，由于中國1990年代出生人數逐年下降且1960年代存在一個出生高峰，因此2015年之后，隨著1990年代出生人口陸續進入勞動力市場和1960年代出生人口逐步退休，人口世代更替引致的老年人口急劇增加，成年勞動力數量減少，即消費人口增加、生產人口減少可能會導致一系列新的經濟社會問題。比如老年人口的儲蓄逐年減少，勞動人口的儲蓄因為老年人口增多也逐年減少，最終社會儲蓄率下降，資本存量增長緩慢此命題在勞動人口和老年人口消費不變，要素使用效率不變，資本貢獻份額不變以及采取現收現付制的養老制度下成立。，加上勞動力數量逐年減少，經濟增速面臨下行壓力，經濟有可能進入新的低速增長常態。
面對人口基數紅利不斷消失可能帶來的問題，提高人口素質、升級產業以及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將更有利于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比如，將勞動力短缺的中低端制造業轉移到人口紅利豐富的國家，提高國內技術水平，解決中低端服務業勞動力短缺的問題；進一步釋放改革紅利，提高資本和勞動要素的使用效率；加快創新紅利的開發，重視和培養國內高技術人才，吸納港臺、東南亞甚至全球的科技人才，從而提升勞動力素質。為了給長期內的產業升級、提高人口素質以及技術進步贏得時間，在短期內可以采取削減養老金，改變養老制度以及結構性延遲退休等方案?！?7〕考慮到未來城鎮房地產行業的衰退和農村土地流轉的開展，為減輕社會和勞動人口負擔，農村可以實行“以地養老”，城鎮可以開展“以房養老”。
五、規避人口世代更迭引致宏觀經濟趨勢性下滑的政策建議
第一，為緩解當前社會保障帶來的財政壓力和年輕人壓力過大等問題，應該實行結構性延遲退休，尤其是勞動力短缺行業應實行延遲退休并給予相應的補貼，同時加快發展職業教育，開發機器人等新技術，替代這些行業短缺的勞動力。在提高人口素質的同時，吸納一些優秀的國際移民，升級國內產業；對部分勞動力發展過剩的行業實行不延遲退休，打破終身雇傭制和年功序列制，促進勞動力合理流動，避免老人擠占年輕人的工作機會，造成年輕人社會負擔大和社會生產率水平下降的問題。第二，改變養老制度，將現收現付制的養老制度改為基金制的養老模式或者多元的養老模式，且將養老金分為國家基本養老金和附加養老金。基本養老金所有公民一視同仁，附加養老金以工薪階層為對象且按收入比例繳納，同時鼓勵富人繳納商業養老金，提高養老金領取的年齡；避免過度醫療開支，在醫療機構引入競爭機制；減少政府公共債務，強制性增加家庭儲蓄養老份額，引導私人資金進入養老領域，為提高養老金收益，優化養老資金種類，并在全球化視角下積極對養老金進行投資，吸納勞動力過剩和儲蓄水平較高國家的人口和資本紅利，在全球范圍內解決資本短缺和勞動力短缺。第三，提高退休后有工作意愿和工作能力的老年人的就業率，并對老年人進行再培訓；提高婦女以及年輕人的就業率；創造公平的就業環境，避免年齡和性別歧視，改變年功序列制的工薪和升遷制度，根據績效設定工資和職稱。第四，長期來看，國家應盡快放開生育政策，釋放想生但政策限制不能生的這股生育力量。隨著經濟水平逐步提升，應進一步制定鼓勵生育的政策，而不僅僅是放開生育，即制定生育水平的下限，而非上限；同時基于代際生育權平等和城鎮居民生育水平提高后對子女人力資本投資和家庭儲蓄水平影響相對較弱，應特別鼓勵城鎮居民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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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經濟的特征范文3
關鍵詞：女大學生；骨密度；體成分；增齡
中圖分類號：G804.0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3612（2011）08-0057-03
Research on Body Composition and Bone Mineral Density WithAging of Beijing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GU Fang， CHEN Xiao-hong， ZHENG Lu
（Capital Univers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 Beijing 100191，China）
Abstract:Purpose: Through measuring the bone mineral density and body compositions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the change characteristics of bone mineral density and body compositions with aging were observed，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bone mineraldensity were analyzed. The study will provide certain theory help for sports and fitness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218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of 19-25 years old were divided into six groups according to age. The DEXA was beused to measure the body compositions and bone mineral density of whole body， lumbar spine， right femur and right femoral neck.Conclusions: The bone mineraldensity of lumbar spine， right femur， right femoral neck and whole body increased with aging and ha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age， and reached the summit in 25 years old，and the body composition had no significant changes with aging. Thelean mass and weight may be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bone density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increasing of lean mass and muscle strength can increase bone mass and improve bone health.
Key words: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bone mineral density， body composition，aging
投稿日期：2011-05-04
基金項目：國家體育總局科研課題“女性三聯征”發病現狀、特征及綜合預防干預措施的研究（10B054）。
作者簡介：顧芳，研究生，實驗室，研究方向運動機能評定、骨密度測試。通訊作者:鄭陸。
人體隨著生長發育，骨骼及身體成分發生規律性的變化，女性由于其特殊的生理特點，骨量及體成分變化更具特征性。骨密度隨著年齡增長，在30～40歲左右達到峰值骨量，峰值骨量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日后骨健康水平，此外，女性隨著絕經這一特殊的生理過程，會出現骨密度的下降、骨礦含量的減少、骨結構的退化，這些均與目前居高不下的中老年女性骨折率有密切關系。隨著生長發育和體力活動等的進行，人體的體重及身體成分亦會發生不同程度的改變，脂肪含量、瘦體重含量的分布和變化對人的體質狀況和健康水平有著重要的影響。本研究通過對女大學生骨量及體成分的測試，了解其骨量及體成分變化的特征，并分析這些相關因素之間的關系，對其骨量水平和身體成分隨增齡變化的特點和規律進行研究，并分析骨密度的影響因素，為女大學生運動健身指導及骨質疏松的防治提供一定的實驗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實驗對象及分組 選取北京市普通高校19～25歲健康女大學生218人為研究對象，問診排除高血壓、糖尿病、內分泌及生殖系統疾病，以及長期服用類固醇激素、雌激素和鈣劑等影響骨代謝和體成分的藥物者。將受試者按年齡分為6個組，每一歲為一個年齡組（按19～20歲、～21歲、～22歲、～23歲、～24歲、～25歲）。本研究得到首都體育學院學術委員會批準，受試者自愿參加測試，并簽訂知情同意書。
1.2 研究方法 以美國GE公司生產的lunar prodigy 型雙能X線 （dual 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DEXA）骨密度掃描儀進行腰椎（L1-4）、兩側股骨及全身BMD測定，并測定全身脂肪和肌肉含量。每日實驗前以隨機附帶的模塊對骨密度儀進行質量控制檢測。并測試研究對象的身高和體重。
1.3 數據處理 所有數據以Microsoft Excel（2003）進行處理，結果用平均數±標準差（Mean±SD）表示。組間差異用Spss for windows 10.0-one-way ANOVA T Test進行分析。各因素之間的相關性用pearson相關分析，P
2 結果與分析
2.1 各部位骨密度及體成分隨年齡變化特征 女大學生隨著年齡增長，L1-4、股骨頸、股骨近端、全身的骨密度均逐漸上升。25歲組上升至最高，結果見表1。對各部位骨密度進行一元方差分析的結果發現，L1-4、股骨頸、股骨近端骨密度25歲組與20歲組及21歲組之間差異顯著，其余各組間無顯著差異；全身骨密度20歲組與24歲組及25歲組差異顯著，其余各組間無顯著性差異。各部位骨密度與年齡的相關性分析發現，腰椎、右股骨、右股骨頸和全身的骨密度與年齡呈正相關（r0.484，p
表1 女大學生骨密度g/cm2
表2 女大學生BMI、身高、體重
表3 女大學生身體各部位脂肪百分比%
表4 女大學生身體各部位瘦體重百分比%
人體主要是由肌肉、脂肪和骨骼等成分構成的，身體成分是指體內各種成分的含量。本研究采用DEXA骨密度儀對人體進行BMD測定，原理以高低兩種能量的X射線對機體進行掃描時，其穿透機體軟硬組織產生衰減的程度不一，較好地區別機體的骨組織、肌肉組織、脂肪組織，因而準確地測定骨密度和體脂百分比，已被公認為臨床骨密度定量分析的“金標準”［1］。本研究中將全身分為頭頸部、上肢（左右上肢合并）、軀干和下肢（左右下肢合并）4個環節進行分析，將全身脂肪作為總體，分析各環節脂肪及瘦體重占總體的比例［2］。以往的研究表明，兒童青少年階段人體的脂肪大部分分布于四肢，但隨年齡增長，人體的脂肪出現向心性聚集。絕經后女性體內脂肪越來越多地集中在身體的軀干部位，在頭頸部和下肢的比例越來越低。本研究中，女大學生的身體脂肪及瘦體重比較均勻地分布在下肢和軀干，且隨年齡增加，全身及身體各部位（頭部、上肢、下肢、軀干）脂肪百分比和瘦體重百分比均無顯著性變化（p＞0.05）。相關性分析發現，除全身瘦體重含量與年齡具有顯著性相關外（r0.304，p
BMI是反映人體肥胖程度的指標，其成年女性分級標準為：消瘦（BMI＜18.5），標準（18.5≤BMI＜24），超重（24≤BMI＜27），肥胖（BMI≥27）［3］。本研究結果表明，各組大學生BMI均處于標準范圍內，且隨年齡增加無顯著性變化。此外，各組女大學生的身高、體重也無顯著性變化，說明19～25歲青年女性身高、體重、BMI均處于相對穩定期。此結果與黃偉業的研究結果一致［4］。本研究中各年齡組女大學生BMI、身高、體重均無顯著性變化的結果也與上述脂肪百分比和瘦體重百分比的變化一致。
對女大學生骨密度研究發現，L1-4、股骨頸、股骨近端、全身的BMD在19～25歲間隨年齡增加而增加，25歲達最高。由此可見，女性在19～25歲間處于骨量的上升期。以往的研究認為，人類骨量在20～30歲間處于骨量緩慢增長期，30～40歲處于相對穩定期，即達到峰值骨量，與本研究結果基本一致［5］。個體峰值骨量是影響骨質疏松疏松的一個重要因素，峰值骨量越低或出現的越早，未來發生骨質疏松的危險性相對越大；反之，峰值骨量越高或出現的越晚，發生骨質疏松的機會相對越小。據報道，如果峰值骨量增加3%～5%，骨折的風險將降低20%～30%［6］。峰值骨量除受遺傳因素影響外，還受環境因素的影響，如營養、生活方式、身體成分、體育運動等，各種因素中體育運動尤為重要［7］，還有研究認為遺傳因素和體育運動共同影響了峰值骨量的形成［8］。本研究結果表明，女大學生19～25歲年齡段還未達到峰值骨量，通過適當的方法手段將仍能有效地提高女大學生人群的峰值骨量水平；而最大限度地挖掘和提高女大學生人群的峰值骨量，將對其日后的骨骼健康打下良好基礎，也將成為該人群受益終生的寶貴財富。
2.2 各部位骨密度與相應部位體成分的相關性 女大學生腰椎、右股骨、右股骨頸和全身的BMD與體重呈中度相關（r0.512，p
上肢、下肢及軀干部位的BMD與體重呈中度相關（r0.667，p
表5 女大學生骨密度與全身體成分的相關性
表6 女大學生身體各部位骨密度與相應部位體成分的相關性
眾多研究表明，體重是影響骨量的重要因素，低體重是骨質疏松的危險因素之一［9，10］。其原因是由于，體重增加骨骼所承受的壓力負荷亦增加，這種負荷刺激將有效地促進骨形成，進而使骨密度增加。而體脂含量以及肌肉含量與骨密度的關系，目前的研究仍存在不同的觀點。Douchi等［11］對96名年輕男性的研究發現，瘦體重與腰椎及全身的骨密度呈正相關（r0.307，P
3 結 論
19～25女大學生BMD隨年齡增加而增加，25歲達最高，BMI、身高、體重及身體成分在19～25歲間無明顯改變；體重及瘦體重量是影響骨量的重要因素，女大學生不應為追求形體美而過度控制體重，而應適當加強體育鍛煉，增加身體瘦體重含量及肌肉力量，以提高骨量，促進骨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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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經濟的特征范文4
關鍵詞： 虛擬經濟；實體經濟；影響；對策
中圖分類號：F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2）22-0166-020 引言
虛擬經濟起源于馬克思提出來的虛擬資本（Fictitious Capital）,它是從具有信用關系的虛擬資本衍生出來的，并且隨著信用經濟的高度發展而不斷發展。隨著不斷加深的經濟貨幣化程度和日益深化的金融改革,金融創新有了明顯的進步,衍生金融市場交易額和金融活動本身的產值也隨之迅速膨脹,從而逐漸形成了規模龐大的虛擬經濟。我們應正確認識虛擬經濟，掌握虛擬經濟發展的規律，弄清楚虛擬經濟的發展對實體經濟產生的影響，以使我國的虛擬經濟健康快速發展，與實體經濟共同發展，促進我國整體經濟的繁榮。
1 虛擬經濟的內涵及其特征
1.1 虛擬經濟的內涵 目前，對于虛擬經濟內涵的界定，學術界主要有三種觀點:①將虛擬經濟劃分為廣義和狹義兩類,廣義指泛指與傳統物質生產相對應的一切虛擬活動,包括虛擬資本交易（金融交易）、以信息技術為工具進行的經濟活動和計算機模擬的可視化經濟活動;狹義是專指虛擬資本的交易活動。②將其定義為與虛擬資本以金融系統為依托的循環運動有關的經濟活動或虛擬資本以脫離實物經濟的價值形態獨立運動的經濟。③將相對于實體經濟之外的虛擬資本的持有和交易活動稱為虛擬經濟。
1.2 虛擬經濟的特征 ①虛擬性。虛擬經濟最根本的特征就是虛擬性，同時虛擬性也是區別于實物經濟最突出的特點。虛擬經濟的交換物在形態上是虛擬的而非實物的，它的交易對象是價值符號，而非實物。同時其傳播和交易也都是在虛擬的過程中進行的。②高度流動性。虛擬經濟是指虛擬資本的持有與交易活動，在它的交易過程中只是價值符號的轉移，所以相對于實體經濟而言，其轉移更加容易速度也會更快，因此其流動性也相對更高。③復雜性。虛擬經濟的復雜性主要表現為虛擬經濟的交易載體、交易主體、交易決策和影響因素的復雜性。④高風險性。有很多因素會影響虛擬資本的價格，這些因素自身的變化比較頻繁、無常，其交易規模和品種也在不斷擴大，再加上人們有限的預測能力，使得虛擬經濟更為復雜和難以駕御，存在很高的風險性。
2 實體經濟的內涵
2.1 實體經濟的內涵 實體經濟是指物質的和精神的產品和服務的生產、流通等經濟活動。它不僅包括農業、工業、交通運輸業等的物質生產和服務活動，同時也將商業、體育、教育、藝術、文化等精神產品的生產和服務包括在內。實體經濟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
2.2 實體經濟的特征和功能 實體經濟的特征可以歸納為四點：有形性、載體性、主導性、下降性。實體經濟的功能可以總結為以下三點：①提供吃飯、穿衣、行動、居住、看病、休閑等基本生活資料的功能。②提高人的生活水平的功能。③增強人的綜合素質的功能，保證人們高層次精神生活的物質前提同樣是由各式各樣的具有特殊性質的實體經濟所提供的。
3 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產生的影響
3.1 積極影響
3.1.1 有利于促進實體經濟的增長 一是可以為實體經濟的融資提供便利。虛擬經濟的發展使得社會的信用度增加，帶動資本價格上升，從而為實體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較好的資金支持。二是有助于降低實體經濟的成本。三是可以降低實體經濟的風險，有效規避市場價格波動和匯率變動帶來的經營風險。四是虛擬經濟發展規模的擴張，一方面可以擴大GDP的規模，同時也為社會提供了大批的就業崗位和機會，反過來又可以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
3.1.2 促進資本和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充分發揮市場經濟的基礎性作用 由于虛擬資本的高度流動性，使得虛擬資本由效益低的企業、行業和地區向效益較高的企業、行業和地區流動，從而帶動社會資源可以按照效益最大化的原則進行重新分配組合，進而促進了資源的優化配置，經濟效益的提高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從宏觀角度看，虛擬經濟不僅可以優化經濟結構，同時還促進了經濟增長。
3.1.3 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推動企業制度創新 在國有大中型企業中實行規范的公司制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國企改革的重要內容，而現代企業制度的一種主要形式就是股份制。全局性的資本重新組合、配置是國有企業改革的基礎，虛擬經濟的運是其主要內容。目前，我國的國有企業改革正處于一個關鍵的時期,改革過程中重要政策措施之一就是“債轉股”，而產權和資本正是“債轉股”的運行主體,因此，這一過程也正是虛擬經濟的運行過程。剝離銀行的不良債權不僅可以提高國有企業中所占用的國民財富的利用率,同時還可以促進社會經濟管理趨于協調。
3.1.4 有助于擴大內需和增加就業機會 虛擬經濟可以通過其財富效應來刺激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從而拉動實體經濟的增長。比如，由股市上漲造成的財富效應可以有效地擴大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企業可以擴大生產經營規模，同時對勞動力的需求也會相應增加，從而可以增加就業機會。此外，虛擬經濟的快速發展，需要大量的金融等相關專業人才的補給，由此帶動了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的發展，進而服務業的振興又可以進一步擴大內需，吸納大批新增勞動力和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
實體經濟的特征范文5
關鍵詞：房地產泡沫；實體經濟；虛擬經濟
中圖分類號：F29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08)05－0085－05
一、房地產泡沫二元結構分析框架提出的背景和原因
(一)房價與宏觀經濟走勢的相關性越來越不明顯。甚至出現了“房經背離”的怪現象。
近年來在美國、英國等國家和地區甚至出現了住房價格和經濟走勢背離的新現象。l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一個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房地產泡沫的崩潰。房地產泡沫的崩潰給東南亞國家造成了沉重的打擊。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國家房地產泡沫崩潰是在宏觀經濟狀況良好的大背景下發生的，房地產泡沫并不是由于經濟基本面的惡化引起的。來自1997年東南亞國家的經驗證據也證明房地產泡沫和實體經濟的關系越來越不明顯。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很多國家的房地產價格膨脹及其崩潰呈現出一些新的特征，房地產泡沫呈現全球化、普遍化和嚴重化趨勢，房地產市場運行的獨立性越來越明顯。傳統的經濟理論一般將房地產作為實體經濟的子市場來看待，強調房地產作為不動產的物理特征和物質價值，認為房地產作為實物資產的一種形式，價格和經濟增長以及物價水平大致平行發展。對于房地產泡沫的分析，堅持從實體經濟層面尋找原因，將房地產泡沫歸結為經濟基本面因素。傳統的關于房地產泡沫的諸多理論假說都缺乏較好的說服力和解釋能力，堅持從實體經濟視角研究房地產泡沫的傳統思路的局限性十分明顯。因此有必要從實體經濟之外的其他視角來尋找房地產泡沫的成因。而虛擬經濟的興起，為我們研究房地產泡沫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虛擬經濟從心理預期和不確定性來分析房地產泡沫，強調房地產資本化定價的重要性，這是不同于傳統的實體經濟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認識房地產市場運行的特殊性和獨立性。中國目前的房地產市場處于轉型時期，住房價格與宏觀經濟走勢的關系越來越不明顯，因此，有必要引入虛擬經濟的分析方法，以彌補傳統的實體經濟的成本一收益分析的不足，以更好地洞悉房地產泡沫的全貌。
(二)房地產泡沫呈現新特征和新趨勢，房地產的虛擬化色彩越來越明顯。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房地產泡沫危機不斷爆發，房地產泡沫的崩潰帶來了空前嚴重的影響，新型房地產泡沫和傳統的僅僅局限于某一個城市、地區和國家的舊房地產泡沫不同，呈現國際化、普遍化和全球化趨勢，房地產泡沫的影響范圍擴大，持續時間延長。房地產業的發展呈現虛擬化趨勢，房地產的虛擬化色彩越來越突出。從房地產泡沫和虛擬經濟的關系來看，虛擬經濟的興起和房地產泡沫的全球化、普遍化趨勢，成為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以來令人關注的一個新態勢，虛擬經濟的興起成為房地產泡沫的新背景。在虛擬經濟的新背景下，房地產泡沫呈現出新趨勢和新特征，表現為房地產泡沫的嚴重化、普遍化和全球化。房地產泡沫和金融危機密切相關，房地產泡沫的影響越來越突出，房地產的重要性及其資產屬性越來越凸現，房地產價格波動開始引起貨幣政策當局的關注，成為貨幣政策調控的新內容和重大挑戰。房地產的虛擬化趨勢越來越明顯，房地產成為虛擬經濟的重要內容和組成部分。主要表現為房地產抵押貸款證券化趨勢和房地產證券化趨勢的興起；房地產金融及其相關的衍生金融產品的發展；房地產在一國或者地區的社會財富占有重要的位置；房地產用途和功能的分化；房地產和金融系統的關系越來越密切。
二、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二元結構分析框架及其主要內容
現代經濟實際上是貨幣經濟，包括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兩個部門，現有的關于房地產泡沫的研究大都是從傳統的實體經濟視角出發，而忽視了虛擬經濟部門的存在，忽視了現代經濟的貨幣經濟特征，導致對房地產泡沫的解釋缺乏現實感和說服力。現代經濟的虛實兩重性不僅反映在房地產市場之外，還反映在房地產市場本身。房地產市場是一個具有鮮明的虛擬經濟特征和實體經濟特征的特殊市場，本身具有虛實兩重性。正是由于房地產市場本身和房地產所處的現代經濟環境的“虛實兩重性”，決定了房地產泡沫成因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我們認為房地產泡沫具有典型的復合型泡沫特征，這種復合型泡沫既與房地產市場的虛實兩重性有關，又與現代經濟的虛實兩重性有關。正是基于對現代經濟和房地產市場特殊性的分析，我們提出了一個基于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二元結構分析框架(見圖1)。
基本框架的主要內容與觀點：
(一)根據二元結構分析框架，房地產泡沫是一種復合型泡沫
房地產泡沫既有實體經濟的因素，又有虛擬經濟的因素，這與現代經濟和房地產市場的虛實兩重性密切相關。
從實體經濟角度研究，已經越來越難以解釋新型房地產泡沫，難以解釋全球性的“房經背離”現象。面對國際國內變化發展的新形勢和新環境，在虛擬經濟興起的大背景下，挖掘房地產泡沫和虛擬經濟部門之間的傳導作用機制，研究房地產泡沫是通過什么渠道影響和作用于金融部門，從而引發金融危機，進而促進房地產市場和金融部門的協調互動發展。單純的從實體經濟角度或是從虛擬經濟視角研究房地產泡沫，都是一種局部分析法，其局限性相當明顯。為避免這一局限，我們把房地產泡沫放在協調處理好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關系的角度進行研究，重點剖析房地產泡沫、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三者之間的內在聯系，從而為三者的互動協調發展提供理論基礎，而不是孤立的研究房地產泡沫。這是對強調協調的科學發展觀的應用，用科學發展觀來指導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和房地產泡沫研究。
通過重新定義房地產泡沫，對房地產泡沫類型進行重新分類，將房地產泡沫分成實體型泡沫、虛擬型泡沫和混合型泡沫，提出了房地產泡沫的復合決定論。房地產市場與實體經濟發展背離，缺乏實體經濟支撐的房地產價格膨脹，我們稱之為實體型泡沫；房地產市場和虛擬經濟部門發展背離，大量的貨幣資金積聚于房地產市場造成的房地產價格膨脹，我們稱之為虛擬型泡沫。我們提出中國房地產業復合泡沫論的新判斷，我國現階段的房地產泡沫是一種復合型泡沫(繁榮)，既有實體經濟的原因，又有虛擬經濟的原因；既有計劃的因素，又有市場的因素，具有典型的轉型色彩。我國的房地產泡沫表現為實體性泡沫和虛擬性泡沫并存，計劃性泡沫和市場性泡沫并存。
混合型泡沫是指既有實體經濟又有虛擬經濟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的房地產泡沫，如果大量的貨幣資金游離在實體經濟部門之外，同時也不進入除房地產市場之外的其他虛擬經濟部門，大量的資金為追逐房地產市場的高利潤率而積聚在房地產市場，那么將出現房地產市場既脫離實體經濟又與虛擬經濟部門背離的嚴重泡沫化現象。我們認為我國目前出現的新一輪房地產泡沫與虛擬經濟部門密切相關，與股市不景氣、銀行大量資金和社會游資積聚在房地產市場有關。除了銀行信貸資金，社會游資是孳生房地產泡沫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因素。隨著虛擬經濟的發展，大量的資金在體制外循環，在房地產市場興風作浪，大大增加了中央宏觀調控的難度，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為什么近期房地產市場宏觀調控效果并不理想。雖然中央銀行可以較好地管好銀行信貸的口子，但是由于游資數量巨大，中央銀行對此無能為力，為既得利益集團所控制的巨額游資已經成為宏觀調控的一大障礙，已經影響到宏觀調控的有效性。改變傳統的資金管理模式，加快利率市場化和對游資的管理對于治理房地產市場泡沫具有重要意義。
(二)虛擬經濟因素在房地產泡沫的形成過程中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金融約束的放松是房地產泡沫形成的重要條件，大量的貨幣資金積聚在房地產市場是導致房地產泡沫的直接原因。
我們強調圖1中右邊的因素，也就是虛擬經濟對房地產泡沫的重要性。我們認為虛擬經濟在房地產泡沫的形成及其破滅過程中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房地產價格波動有一系列自我平衡的機制，在一個完整的房地產周期波動中，房地產價格波動經歷以下幾個階段：1、經濟增長對房地產業的需求越來越大，房地產品供給不足，租金開始上升，金融機構對房地產業進行大規模融資，政府貨幣和財政等政策都有利于房地產業的發展，房地產業迅速復蘇。2、房地產開發企業的規模擴張，供應能力迅速上升，并得到更多的信貸支持，人們對房地產業的預期提升，房地產業進入繁榮期，同時由于產業關聯效應，房地產業也推動經濟復蘇和繁榮。3、在房地產繁榮的階段，房地產業結構的失衡也體現出來，但由于預期的作用，金融機構對房地產業的推動使房地產業進入盲目擴張階段，最終使房地產供給大量過剩，房地產業進入衰退期。4、在衰退期和蕭條期，政府政策大幅度調整，銀行信用收縮，促使房地產市場供求逐漸平衡，繼而等待新一輪周期的到來(圖2所示)。
從圖2我們可以發現房地產泡沫既與經濟基本面信號有關，也與貨幣信用金融變量有關。其中貨幣信用的變化在房地產泡沫的膨脹和收縮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房地產信貸擴張和收縮對房地產業的波動有重大影響。從發達國家和地區房地產業發展的歷史看，房地產金融對房地產融資體系和房地產價格波動有著緊密的聯系。隨著中國房地產融資體系的變革，房地產金融，尤其是房地產信貸對房地產價格波動的影響越來越明顯。因此在房地產金融市場化改革的過程中，研究房地產信貸波動與房地產業波動的關系就顯得尤為必要。
我們認為金融約束放松(包括信貸約束放松)在房地產泡沫的形成過程中發揮著關鍵作用。住房金融制度的改革和住房金融約束的放松，為大量貨幣流轉于房地產市場形成房地產泡沫提供了原材料。金融約束的放松造成流入房地產市場的貨幣資金增加，也就是需求增加，在供給剛性的情況下，造成房地產價格的上漲，信貸約束的放松在很大程度上應該對房地產泡沫負責。在住房市場的貨幣化和金融化過程中，住房消費信貸(購買者)、住房開發融資投資(房地產企業)和從事房地產金融業務的銀行之間的博弈對房地產價格有重大影響。房地產金融機構是調節房地產消費需求和房地產生產供給的重要中介機構，由于住房需求者在購房過程中收入一支出的嚴重不平衡和很長的時間差，金融機構對于平滑住房消費者的收入一支出缺口具有重要意義，住房金融機構的消費信貸和其他金融支持對于住房需求具有重大影響。如果住房金融對消費者的支持力度不夠，造成信貸約束偏緊的話，那么住房市場的發展將受到抑制，住房需求和消費難以得到較好的滿足。住房金融機構出于自身利潤、政府壓力(政府為減輕住房消費者面臨的金融約束，迫使銀行提高信貸等支持)，表現為提高首付貸款額，首付貸款額所占比例越高，住房消費者面臨的金融約束越輕。我國目前住房消費面臨的金融約束相當嚴重，這與我國住房金融不發達有關。我們認為，房地產泡沫歸結到底是一種貨幣金融現象，與住房金融密切相關。住房金融一手連著消費者，一手連著開發企業。我國目前的現狀是，由于房地產業是一個高利潤行業，房地產是銀行的優質資產和優質業務，因此住房金融向房地產企業傾斜，對房地產企業的融資需求的限制條件比較低，融資的杠桿比例很高。大量的資金進入房地產企業和房地產開發市場，結果支持了房地產的高資本密度型住房和高檔房的建設。房地產供給結構不合理，房地產開發商在銀行資金(需要支付高利率和成本，開發商為支付高利率成本而從事高檔房建設)的支持下，產生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投資于高利潤的奢侈商品房，住房建設貴族化，銀行不能夠有效監督開發商的資金用途。另一方面由于監督成本很高，銀行缺乏監督的動力和激勵，銀行監督有效性很差，加上銀行對房地產抵押的樂觀信任和樂觀預期，導致房地產開發貸款進一步擴張，房地產企業住房供給結構進一步扭曲(兩極分化)。造成大量的資金流入高檔商品房市場，高檔房過剩，低檔商品房市場供給嚴重不足。而需要獲得銀行消費信貸的是中低檔收入者，也就是中低檔住房市場的需求者。銀行放寬對消費信貸的限制將大大提高中低檔住房市場需求，中低檔住房需求的膨脹進一步加劇住房供求矛盾，結果造成中低檔住房價格上漲，這會造成一種事實上的房地產泡沫而不是潛在的房地產泡沫。
在我國住房消費改革過程中，由于歷史上的實物工資和低工資政策，以及收入來源的非貨幣化和隱形化，在個人購買住房時代和住房分配貨幣化時代，居民收入水平相對于商品住房而言偏高，這是有深層次歷史原因的?？紤]到住房市場化的初始條件和歷史起點，住房市場化過程中面臨諸多矛盾，表現為收入和住房消費支出之間的缺口，供給(政府供給的經濟適應房)和需求錯位，消費信貸和開發信貸錯位(住房消費金融和住房融資錯位)，也就是不同主體的住房金融約束不一樣：對房地產開發商的金融約束松，而對住房消費者的金融約束緊，金融約束的不對稱十分明顯，這與他們對住房所有權(抵押品)的支配權利差別有關。
我們構筑一個模型來分析(圖3所示)。
我們以Y代表住房消費者的自我積累收入，D代表銀行住房消費信貸，P代表住房購買價格，則有：
D+Y=P，變形得到D/Y=P/Y-l=R-1，其中R=P/Y表示房價收入比，可以作為反映房地產泡沫的指標之一。房價收入比越高，房地產價格越缺乏實際收入支持，也就是房地產市場缺乏實體經濟支持，兩者出現
背離。DH表示個人住房消費信貸比收入水平，反映居民家庭的債務負擔水平，該比例越高，個人債務負擔越重。從另一側面，也可以反映住房金融發展程度、住房消費信貸約束程度和住房金融風險狀況。個人債務負擔水平越高，銀行潛在的信貸風險越高。這說明住房市場的泡沫化程度越高，銀行金融風險越高，房地產泡沫和銀行信貸風險密切相關。
目前我國存在的問題就是住房金融市場風險越來越高，表現為居民債務負擔水平越來越高。到底是房地產泡沫造成銀行脆弱性增加，還是相反，有待進一步的證明檢驗。來自日本的經驗之一就是――日本房地產泡沫破滅，銀行不良資產增加，銀行加強風險管理，緊縮住房信貸和其他信貸，流動性減少，房地產價格進一步下降。我們認為銀行危機和房地產泡沫危機是共生的、內生的，互相影響。
我們認為中國房地產泡沫是一種綜合性質的泡沫，既有實體經濟方面的因素，也有虛擬經濟方面的因素，我們認為更多的是與虛擬經濟部門有關。我國房地產市場的高波動性和經濟周期無關或者說與經濟基本面關系不大，更多是來自金融因素，主要是與金融風險的增加有關。房地產是一種特殊的重要金融資產，在整體金融資產池中占有相當重要的比重，金融資產價格的高度波動會影響房地產價格，這是整體和部分的關系。房地產越來越脫離實體經濟部門，虛擬化和獨立化趨勢越來越明顯，房地產的虛擬化進程加快，房地產在經濟主體的資產選擇和資產組合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位置和權重。
我們認為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房地產價格波動基本上是取決于經濟基本面，但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來，隨著虛擬經濟包括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壯大，經濟虛擬化愈來愈明顯，金融危機和房地產價格波動越來越明顯，房地產泡沫已經成為全球性引人注目的大問題，房地產波動越來越脫離實體經濟，更多的與金融發展有關。
三、小結
實體經濟的特征范文6
一、虛擬經濟產生和發展
虛擬（fictitious）一詞有：假想、假定、編造、虛偽等含義，并作為現實的對立面。經濟學意義的虛擬資本和虛擬經濟便是從這里引申出來，并且從虛擬資本開始的。虛擬經濟是資本獨立化運動的經濟。首先，虛擬經濟是和資本運動相聯系的經濟。什么是資本？用于獲取收益的那部分財富才是資本。什么是虛擬資本？虛擬資本是通過信用手段為生產性活動融通資金。這是比較傳統的提法。其實，隨著人類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虛擬資本的含義在不斷發生變化。盡管如此，理論上，一般把虛擬資本作為"實際資本"的對照物，后者通常指生產資料，也包括生產過程中?quot;貨幣資本"。資本的本性是要獲取價值增殖。資本在運動過程中才能獲取價值增殖。虛擬經濟的本質特征之一是，以贏利為目的的資本是其運動的主體。其二，虛擬經濟是和資本價值形態的獨立運動相聯系的經濟。資本的基本形態是價值形態。資本以脫離實物經濟的價值形態獨立運動，這是虛擬經濟之虛擬屬性的根本體現。
縱觀虛擬經濟的歷史發展，可將其劃分為以下三個階段或形態：一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出現銀行資本、股票資本運動的虛擬經濟初級階段；二是價格劇烈變化條件下出現金融衍生工具的虛擬經濟發展階段；三是網絡技術進步產生了大量網絡服務的工具和場所，出現了虛擬經濟的成熟階段。
第一，虛擬經濟的初始階段。
希法亭（Hiferding,R.,1910）從揭示股票資本的運動規律出發，對虛擬經濟活動進行了詳細分析。他提出，在股票交易所里，資本家的財產以生產之外的純粹形式出現了。此時，虛擬資本具有雙重迷信色彩，仍有某些實際根據，即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職能表示的貨幣資本。
第二，虛擬經濟的發展階段。
虛擬經濟不僅獨立于實體經濟活動，而且呈現虛擬經濟活動的雙重虛擬性，即新的金融工具可以是對某種虛擬資本（如股票）所有權的收益進行再分配，如期貨、期權、期貨的期權等工具。近20年來，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現，使得虛擬經濟進入了發展階段。期間，金融工具的推出以及金融市場的建立有了較快發展。
第三，虛擬經濟的成熟階段。
虛擬經濟在其活動的時間和空間方面有了很大發展。因特網的迅速發展，使得網上銀行、網上股市、網上交易正在向我們走來，這些市場沒有一般意義的建筑物，沒有交易大廳和柜臺，"營業廳"就是網頁，所有交易和清算都通過互聯網絡自動進行。
沒有中心交易所和柜臺，引進先進的網絡技術，出現了虛擬空間，并使得虛擬經濟的無形化，其"假想"的程度更高。
虛擬經濟的成熟階段開始于90年代中期，因特網的發展，網絡超市的出現，虛擬空間的擴大，加上數據化存儲技術的采用，傳統的時空觀念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革命。
當人類進入21世紀，這種虛擬化的空間和市場形式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將會與日俱增。此時，虛擬經濟的特點及其功能發生了質變，人類的生存空間也相應得到了擴充。
二、虛擬經濟的特征：
虛擬經濟是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產物，以服務于實體經濟為最終目的。隨著虛擬經濟迅速發展，其規模已超過實體經濟，成為與實體經濟相對獨立的經濟范疇。與實體經濟相比，虛擬經濟具有明顯不同的特征，概括起來，主要表現為高度流動性、不穩定性、高風險性和高投機性等四個方面。
1、高度流動性。實體經濟活動的實現需要一定的時間和空間，即使在信息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其從生產到實現需求均需要耗費一定的時間。但虛擬經濟是虛擬資本的持有與交易活動，只是價值符號的轉移，相對于實體經濟而言，其流動性很高；隨著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股票、有價證券等虛擬資本無紙化、電子化，其交易過程在瞬間即刻完成。正是虛擬經濟的高度流動性，提高了社會資源配置和再配置的效率，使其成為現代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2、不穩定性。虛擬經濟相對實體經濟而言，具有較強的不穩定性。這是由由虛擬經濟自身所決定的，虛擬經濟自身具有的虛擬性，使得各種虛擬資本在市場買賣過程中，價格的決定并非象實體經濟價格決定過程一樣遵循價值規律，而是更多地取決于虛擬資本持有者和參與交易者對未來虛擬資本所代表的權益的主觀預期，而這種主觀預期又取決于宏觀經濟環境、行業前景、政治及周邊環境等許多非經濟因素，增加了虛擬經濟的不穩定性。
3、高風險性。由于影響虛擬資本價格的因素眾多，這些因素自身變化頻繁、無常，不遵循一定之規，且隨著虛擬經濟的快速發展，其交易規模和交易品種不斷擴大，使虛擬經濟的存在和發展變得更為復雜和難以駕御，非專業人士受專業知識、信息采集、信息分析能力、資金、時間精力等多方面限制，虛擬資本投資成為一項風險較高的投資領域，尤其是隨著各種風險投資基金、對沖基金等大量投機性資金的介入，加劇了虛擬經濟的高風險性。
4、高投機性。有價證券、期貨、期權等虛擬資本的交易雖然可以作為投資目的，但也離不開投機行為，這是市場流動性的需要所決定的。隨著電子技術和網絡高科技的迅猛發展，巨額資金劃轉、清算和虛擬資本交易均可在瞬間完成，這為虛擬資本的高度投機創造了技術條件，提供了技術支持。越是在新興和發展不成熟、不完善、市場監管能力越差，防范和應對高度投機行為的措施、力度越差的市場，虛擬經濟越具有更高的投機性，投機性游資也越容易光顧這樣的市場，達到通過短期投機，賺取暴利的目的。
三、適度虛擬經濟發展對實體經濟的作用
虛擬經濟是與實體經濟相對立，但又密切聯系，各種形態虛擬經濟的發展是與不同階段實體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而且是實體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然而，虛擬經濟一旦形成并發展，就會對實體經濟產生深刻的影響。這些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虛擬經濟是實體經濟的延伸。
虛擬經濟是實體經濟的必要補充，并有利于促進實體經濟活動。在虛擬經濟的初始形態，股份制的出現不僅在股東共擔風險的前提下，為產業資本提供資金融通，而且有利于企業加強管理，促進競爭機制的形成，提高實體經濟運行質量。
虛擬經濟發展階段，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現是適合價格劇烈變化要求的，新的工具和市場形式可以用來防范價格風險，確保產業資本運行的穩定性。
虛擬經濟的成熟階段，網絡經濟的出現使得虛擬經濟在時間和空間上對實體經濟進行了有益的補充，網上交易的開通，為更多的潛在交易者提供了市場準入的可能，并大大地推進了跨越時空的金融交易。此外，網絡超市的出現不僅有利于簡化購物手續，而且會大幅節約交易成本。
二是，虛擬經濟有利于促進實體經濟的資本形成。虛假經濟有利于提高實體經濟的資金融通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保證實體經濟的資金來源。比如，股票資本的出現使得上市公司可以獲得穩定的產業資本來源；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現促使相關資產（或標的物）的流動性有所提高，并為風險控制提供新的手段，有助于增強實體經濟的穩定性；網絡經濟的出現使得實體經濟的空間有所延拓，此外，較低的成本使得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趨于降低。值得注意的是，對于股票資本和金融衍生工具來說，托賓"q比率"的增加，有利于促進實體經濟運行的資本形成，擴大資本形成的基礎。
三是，虛擬經濟有助于降低實體經濟的成本。
虛擬資本的出現，表面上看，是從產業資本中分化出來的一部分，作為一種獲取收益的權證，因而具有虛擬性。然而，虛擬資本的形成并非"虛無縹緲"或"無中生有"，而是以實體經濟為基礎而產生，并形成對實體經濟有益的補充，這種補充傾向于降低實體經濟的成本。
股票資本的出現使得借貸資本形態轉化為股票分紅，這樣，不僅使產業資本的來源得到保證，而且傾向于降低資本成本；對于金融衍生工具來說，新的金融工具的出現，使相關資產的流動性有所提高，盈利能力有所擴大，并直接或間接地降低實體經濟的資金成本；就網絡經濟而言，虛擬交易場所和空間的擴大，不僅拓展了現實的空間，而且直接降低了相關設施成本，如網上購物、網絡交易相對降低了實際經濟交易活動的尋租成本或交易成本。
四是，虛擬經濟可對實體經濟的風險進行重組。
虛擬經濟是以虛擬資本運動為特征，與實體資本相比較，虛擬資本所有權的市場性更強，其價格構成中包括預期因素和時間因素。尤其是一些新的風險對稱性金融工具可以對實體經濟所有權進行重新組合，產生風險的重新"捆綁"。
總之，虛擬經濟雖然獨立于實體經濟而存在，卻以現實的實體經濟為基礎，不能離開實體經濟活動。虛擬經濟是與實體經濟相對應的，卻能對實體經濟的運行產生深刻的影響，并且相應提高實體經濟的效益。
四、過度虛擬經濟會對實體經濟產生不良影響
虛擬經濟的出現及其發展是實業經濟運行的必然結果和客觀要求，如果虛擬經濟的發展脫離了實體經濟的發展階段和水平，虛擬經濟的優點便不能得到有效發揮，相反，其不利影響會有所放大。因此，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發揮促進作用是有一定條件的，過度發展、缺乏管理的虛擬經濟會對實體經濟產生嚴重的危害。
第一，虛擬經濟可能產生"泡沫"經濟。
虛擬經濟價格形成往往與心理預期和時間密切相關，一旦對未來經濟形勢展望過于樂觀，便可能出?quot;虛假繁榮"，出現"泡沫"，最終形成經濟衰退。
股票交易本來有利于股票一級市場發行和股票融資，但是，如果股票交易過度，市盈率高，轉手率太高（這意味著其價格變化頻繁而且幅度大），股票市場所停留的資金量就會越來越大，這些被"擠出"的資金可能來自產業資本，因而會相應減少實體經濟的資金。不僅如此，股票市場價格的劇烈變化，還會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到人們的資產，尤其是價格下降時，所產生的財富效應可能形成需求萎縮而直接影響到社會總需求變化，使宏觀經濟波動的幅度和頻率有所加劇。為此，大多數國家創建商業銀行、組建股票市場、金融衍生市場以及開通網上交易，其目的在于為實體經濟提供有益的支持，而不在于促進虛擬經濟的膨脹。經驗表明，虛擬經濟的過快發展，常常會形成金?quot;泡沫"，最終危及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第二，虛擬經濟會對實體經濟需求產生劇烈震蕩。
虛擬經濟以實體經濟為參照系或相關資產，其價格變化表現為對實體經濟預期趨勢。實際上，虛擬經濟可以作為實體經濟未來變化的一面鏡子或參照物，展示未來經濟可能出現的變化趨勢，正因為如此，虛擬經濟的劇烈變化可能帶來實體經濟行為的相應變化，比如股票和金融衍生工具價格的變化，將直接影響到相關資產市場（現貨市場）的供求變化；外匯遠期、期貨、期權價格的變化，會反過來影響到外匯現匯的供求及其價格變化。因此，虛擬經濟會增加實體經濟供求失衡的力量。
第三，虛擬經濟可能成為監管和稅收的"盲區"。
虛擬經濟的高級形態中以非中心場所為特點的市場部分可能游離于宏觀管理之外，與實體經濟相比較，這些經濟活動的合法性較難得到確保，監管上有可能存在"漏洞"，尤其是虛擬經濟往往處于國家稅收管理范圍之外。一旦大量的實體經濟行為為虛擬經濟活動所替代，國家稅收的稅基范圍會相應縮小，從而影響到國家稅收的合理增長。
五、促進我國虛擬經濟發展的對策
當人類社會已經開始進入虛擬經濟發展的成熟階段，我國虛擬經濟初級階段發展過程中，既面臨機遇，又面臨嚴峻挑戰。從機遇來看，隨著全球網絡業的發展，中國網絡市場具有巨大的潛在市場，外資正看好中國網絡市場的前景。中國的電腦及網絡市場具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中國虛擬經濟的發展具有較大的潛力。近年來，日本、美國和中國臺灣省的上市公司通過加強科技開發，實行向網絡公司轉型，把發展目標瞄向中國市場。
從挑戰來看，我國的虛擬經濟仍處于初級階段，不僅股票市場發展規模小，受企業運行機制的影響，作為虛擬經濟初級形態的股票市場還有待規范和發展。在金融衍生工具的推出方面，我國金融創新受到強大的制度性約束，金融行業市場化程度很低，還有待于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建立有效的金融機構體系和金融市場體系。
為了推進我國虛擬經濟的發展，要從我國實體經濟的情況出發，按照實體經濟的要求和條件，采取有利措施，積極創新，逐步推進虛擬經濟的發展。
發展虛擬經濟的目的是要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實現實體經濟有效的延伸，為實體經濟提高效率提供有效的空間。無論是發展股票、期貨、期權等金融工具，還是發展以網絡交易為標志的成熟形態的虛擬經濟，都要從現實經濟需求出發，根據現實經濟的流動性、風險性、收益性等特點，明確虛擬經濟的發展方向，對金融機構進行金融創新的積極性予以保護，適當發展虛擬經濟，促進實體經濟發展。
要發展虛擬經濟，在宏觀經濟政策方面，既要創造條件，因勢利導推動虛擬經濟的發展；又要加強管理，防范風險。為此，要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一是，發展虛擬經濟為實體經濟提供有益的設施。
對于可以代替實體經濟運行的虛擬經濟部分要有條件地發展，力求降低實體經濟的經營成本。要轉變宏觀管理的觀念，逐步取消金融管制，建立合理的金融監管體系，完善金融機構內部監管，增強透明度，確保虛擬經濟健康運行。
二是，根據虛擬經濟可能面臨更大的風險，加強系統性風險管理。
虛擬經濟獨立于實體經濟之外，其價格變化更多地受心理預期所影響，因而具有比現實金融交易的風險更大的風險，因此，其系統性風險日益突出。要加強對虛擬經濟的風險管理，如在網絡經濟發展過程中，要做好防火墻設置，要有確切的安全防護措施，確保虛擬經濟的健康發展，避免其有效性隨著網絡技術的更新而有所降低。
在加強風險管理中，要針對虛擬經濟中存在風險投機交易行為，對虛擬經濟的風險重組適當加以限制，不僅要對虛擬經濟的風險性加強管理，而且要對風險從虛擬經濟向實體經濟轉移予以防范，并實現技術上的保證。
三是，加強對虛擬經濟的宏觀管理。
不管是對新的金融工具，還是對提供虛擬服務（虛擬社區、網頁、郵箱等虛擬服務）虛擬場所，都要加強宏觀調控，適時制定有效的虛擬經濟法規，頒布相關的稅收和會計準則，確保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發揮積極作用。
四是，加強對虛擬經濟的監督管理。
虛擬經濟的發展可能會給現實經濟提供經濟金融犯罪的可乘之機，為此，要加強對虛擬經濟的監督管理，防止通過虛擬經濟進行非法金融交易、盜竊資金、"洗錢"等金融犯罪。
五是，建立和完善實體經濟結構調整。
虛擬資本的發展可能對實體經濟產生了形成競爭和替代。例如虛擬經濟的發展將使銀行業面臨新的重組。原來，電子商務和電子貨幣的普遍使用，銀行辦公大樓開始出現減少，并相應增加網絡化建設。據報導，美國政府已經決定對銀行業進行重組，僅在加州就要關閉120家分行，裁員3700人。今后若干年內，美國銀行業的經營網點將減少一半左右。
為了適應虛擬經濟的適度發展，還要在企業改革、金融政策、宏觀經濟調控等方面采取相關政策措施，要努力推動現代企業制度建設，提高企業技術創新的動力；重組銀行業，充分發揮金融中介的作用；逐步放松金融管制，推進利率市場化，完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建立適應市場機制運行的金融市場體系；在宏觀調控手段方面，要努力采用市場化手段，發揮金融機構金融創新的積極性?？傊ㄟ^多方面的努力，為發展虛擬經濟創造條件，推動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同步發展，最終實現實體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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