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對于雙減政策的理解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對于雙減政策的理解范文1
各位老師：
大家好！今天我講話的主題是：落實“五項管理”構建高效課堂，圍繞這個主題講三方面的內容：一、“五項管理”和“雙減”；二、本學年教研主題；三、高效課堂小組建設方案。
一、“五項管理”和“雙減”
最近教育部的“雙減政策”成為家長們關注的熱點，與“雙減政策”一同落實的還有五項管理細則，下面就簡單介紹一下。
雙減政策是指減輕中小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而五項管理包括手機、睡眠、讀物、作業、體質這五個方面。重點講作業管理和讀物管理。
作業管理：
1.嚴禁布置機械性、重復性、懲罰性作業。
2.作業總量規定：學校要加強各學科作業統籌，嚴控書面作業總量。確保小學一二年級不布置書面家庭作業，可在校內安排適當鞏固練習；小學其他年級每天書面作業完成時間平均不超過60分鐘；初中每天書面作業完成時間平均不超過90分鐘；
3.作業布置要求：作業難度不得超過課程標準要求、不得超出學生認知和能力水平，不將各種練習冊、復習資料不加選擇地作為作業使用。各校要在醒目的地方建立作業平臺。作業要當堂布置，不得通過短信、QQ、微信等載體布置作業或課后臨時增加作業。嚴禁給家長布置或變相布置作業。不得指派家長參加本該由師生完成的事宜，如打掃教室衛生、班級文化布置、裝飾美化演出場所等。
讀物管理方面
學校：在向學生推薦或選用課外讀物時，學校不得違反《出版管理條例》、《中小學生課外讀物進校園管理辦法》及中小學生課外讀物12條負面清單有關規定。
學校圖書館購買課外讀物時，不得違反《中小學圖書館(室)規程》有關規定。
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在校園內通過舉辦講座、培訓等活動銷售課外讀物。圖書公司、書店、其他社會組織和個人不得進校設點出售圖書。
未經學校或上級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審核把關，學校（教師）不得接受社會捐贈課外讀物。
禁止不良讀物在校內流通。
教師：
嚴禁強制或變相強制學生購買課外讀物，不得以學校、年級、班級或家委會名義組織統一購買課外讀物。
教師不得向學生推薦進校園課外讀物推薦目錄以外的課外讀物。
二、本學年教研主題
以《陜州區中小學校本教研工作指導意見》為指導，以“導學案”為載體，以“導學檢測”進行落實，采用“三段六步”導學方案，結合我校實際研究課堂教學，開展系列賽課活動，探究教學模式，打造高效課堂。
三、高效課堂小組建設方案
學習小組是高效課堂進行的基本單位，它是小組合作學習的組織基礎。小組合作學習就是以合作學習小組為基本形式，促進學生的學習，以團體的成績為評價標準，共同達成教學目標的教學活動。
（一）如何劃分學習小組
1.小組劃分原則
小組劃分應遵循“同質結對，異質編組，組間平行”的基本編組原則，根據學生各自不同的學業成績、心理特征、性格特點、興趣愛好、學習能力、家庭情況等方面組成學習能力相當的學習小組，一般以異質為主，使小組成員之間具有一定的互補性和個性化。
2.具體分組方法
每組6人；按照學生知識基礎、心理特征、性格特點、興趣愛好、學習能力、家庭情況等分為A、B、C三類，6人形成AA、BB、CC的組內成員結構。A類學生稱做特優生，B類學生稱做優秀生，C類學生稱做待優生A、B、C類學生既有個性發展的類似性，又有學習程度上的不同。小組內的基本機構人員設置
（1）正、副組長各一名：正組長主抓全面工作，副組長側重于紀律、衛生等方面的工作。
（2）人人組內科代表：根據學生各科成績的不同，設置組內科代表，每人負責1-2科的作業收交和導學案的批改工作。
3.小組長的作用
每個小組都是一個固定的學習組織，組長要充分揮其組織管理的作用，帶領學生遵守班規和組規，按規定完成各項學習任務，課前組織好導學案和課本的預習，課中組織好各個環節的學習和活動管理，課后跟蹤各項作業的完成情況。
（1）課前準備：要起到提醒、督促作用。提醒組員及時就位、擺放好學習用品、清理好桌面、等待上課。
（2）管理好本組的學科代表、學習對子、師徒關系。要組織、督促他們各施其職。
（3）理解、熟悉課堂各個環節的要求，并切實組織好課堂上的各個環節。
（4）關注組員狀態、落實對組員的過關檢測和幫扶措施。
（二）班級具體的評比要求如下：
1.每節課統計，每天評比，每周小結，每月、每期總結等。要求每個副組長統計出自己組的每個同學一天中參與課堂展示的次數，填寫好表格。根據次數的多少排出名次。參與次數多的同學在第二天晨會上會受到全班表揚，并且積累作為評選月優秀個人的依據。對于參與次數少（或沒有參與）的同學，由組長先了解情況、談心交流，而且這部分同學要自己寫出第二天參與課堂展示的目標，第二天進行跟蹤。對于問題比較大的學生老師要親自了解情況，和學生共同討論解決辦法和擬定目標。通過這種辦法，一個月進行一次大的評比、表彰、獎勵（建議獎勵采取多種形式）。 2.設定各種榮譽稱號（優秀組長、優秀副組長、優秀課代表、展示高手、點評專家等等），全班每周評選一次，設立專欄，貼照片進行公示。同樣累計參選每月的文明稱號的評選。
對于雙減政策的理解范文2
一、“減”一點
科學有效的作業設計首先要做到“一減”?！耙粶p”指的是減少學生作業量和時長。傳統的作業設計中更多的是將作業當作提高學生成績的工具，忽略了其生本功能。減少學生作業量和時長是回歸教育本質，遵循學生身心發展規律，促進學生健康成長、健康學習的必要措施。減少作業量和時長并不是指少做或者不做，而是減去不合理的內容，比如單一重復、難度過高、內容過多的作業。作業的設計應該是基于學生學習狀況而設定的，從溫習鞏固和能力提升兩個角度來設計，其中溫習鞏固占70%-80%，能力提升占30%-20%。在作業設計中要設計多種題型，避免題型或者知識點的同質化，從多維度設計作業內容。題量要根據學科特色和學生學習狀況來設定。道德與法治的作業設計一般控制在10-15分鐘。道德與法治教材八年級下冊《公民的基本權利》的作業設計分為三個部分：知識結構、重要概念和課后練習，如右圖：3.1公民基本權利【知識結構】公民權利{政治權利和自由{人身自由{社會經濟與文化教育權利{其他{【重要概念】1.公民的基本政治權利是。2.監督權的對象是。3.公民最基本、最重要的權利是。4.公民賴以生存的基礎是。【課后練習】1.關于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下列說法正確的是①我國年滿十八周歲的公民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②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政治權利③行使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是公民參與管理國家和管理社會的基礎④除了被剝奪政治權利的公民，我國公民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A.①②③B.②③④C.②③D.②④2.聽民聲、聚民智、當家作主議政治。為了謀劃好2018年的民生實事項目，溫嶺市市長于2017年10月15日向全市人民致了一封《民意征集信》，請全市廣大市民積極參與、暢所欲言，提出最關切、最希望辦好的民生實事項目。結合所學知識，選出下列哪一組屬于公民的政治權利①游行、集會②隱私權③公平交易權④受教育權⑤肖像權⑥言論自由⑦選舉權⑧人格尊嚴權⑨批評建議權⑩人身自由A.③⑥⑧⑩B.③⑤⑦⑩C.①⑥⑦⑨D.②④⑧⑨3.2017年“兩會”召開期間，全國人民通過各種途徑建言獻策，許多群眾還通過網絡提出自己的建議和看法，人大代表則通過提出議案行使自己的權力。這說明①我國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②我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代表③我國公民可以通過各種途徑參與管理國家事務④我國公民享有監督權和建議權A.①②④B.①③④C.②③④D.①②③④“知識結構”板塊是對本課所學邏輯結構的梳理，將教材文本以思維導圖的形式呈現，更利于學生對教材的結構化解讀。既可以達到復習鞏固知識的目的，同時也可以提高學生的思維能力和分析事物的能力。“重要概念”板塊是對教材重要知識點的梳理和強化。如果說“知識板塊”是對教材宏觀的解讀，那么“重要概念”就是對從微觀角度理解教材?！罢n后練習”板塊則是考查學生對所學的理解與運用，提高學生運用所學分析現實生活中實際問題的能力，同時也更深入地提高學生的法治意識和道德素養。
二、“增”一點
道德與法治作業的基礎是實現知識目標，更重要的是要提高學生能力，引導其樹立正確的情感態度價值觀。因此，在作業中可以增加人文情懷設計和生本主義的反饋機制，即“一增”。1.增加人文主義的德育內容作業不僅具有強化教學效果的功能，同時還具備育人功能。我們可以通過增加人文主義的德育內容發揮道德與法治作業的育人功能。在作業設計中，我們可以在頁眉或者頁腳，或者在文本最后增加一些勵志的話，當然也可以與校訓相結合，以此達到育人的目的，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比如：1.上圖漫畫中我國人口政策的調整主要是為了①更好地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②緩解人口對資源、環境的壓力③促進家庭幸福社會和諧④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A.①②③B.①②④C.①③④D.②③④2.【凝聚奮進力量】偉大出自平凡，點滴造就偉大，英雄模范們用行動再次證明，一切平凡的人都可以獲得不平凡的人生，一切平凡的工作都可以創造不平凡的成就，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離不開每一個奮斗的身影。把具體的個人夢融入恢宏壯美的中國夢，每一個奮斗者都是新時代的主角。請運用九年級下冊所學知識簡要回答“把個人夢融入中國夢”的依據，并圍繞“青少年為實現中國夢接力奮斗”的主題列出兩個發言要點。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3.材料：國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來在青年，責任擔當是檢驗青年學生家國情懷的“試金石”，某班同學在一次主題班會上圍繞“走向未來的少年”展開了交流，同學們暢所欲言，各抒己見。小琦：學校畢業意味著學習活動的結束，初中生也要規劃好自己的職業生涯。小軍：職業與興趣無法兼顧，走向未來僅有人生規劃是不夠的。請你任選其中一位同學的觀點，結合所學知識進行簡要評析。世界不會辜負每一份努力和堅持，時光不會怠慢執著而勇敢的每一個人！道德與法治是一門綜合性的德育課程，可以設計德育性作業。比如在端午節時，教師可以讓大家辦一份手抄報，圍繞端午節談中華文化的傳承。這可以讓學生親近中華優秀文化，同時也增強作業的趣味性和吸引力。2.增加生本主義的反饋機制作業實際上是學生和教師之間的橋梁，學生通過作業來檢測自己是否掌握所學，存在哪些不足，而教師也可以通過作業了解學情。如果缺乏作業的反饋，久而久之學生就會認為沒有必要完成作業。教師對于有進步的學生作業要給予一定鼓勵，可以留言“你真棒，繼續加油哦”“看好你哦，果然努力就會有回報”……對于完成好的作業給予表揚，可以留言“優秀”“再接再厲”……對于表現不佳的學生作業也要督促，可以留言“還需努力”等。作業反饋形式多樣，圖片、文字、小禮物、當面反饋等都可以。無論選擇哪種形式，重在以學生為主體，結合具體學情作出有針對性的反饋，在激勵肯定學生的同時也有利于構建良好的師生關系。
三、“新”一點
對于雙減政策的理解范文3
20*年，全市國稅系統認真落實上級和市委、市政府的各項決策部署，站在確保運轉、確保發展、確保穩定的高度，齊心協力抓征收，奮力拼博保任務。一年來，國稅部門科學分解任務，合理調度收入，強化稅源控管，創新征管舉措，及時鞏固完善多元化報稅方式，推行了網上報稅、稅銀聯網、微機定稅等行之有效的征稅方法，加強征管，堵漏增收，依法治稅，依率計征，大力清繳欠稅，控制新欠，以豐補歉，稅收收入創歷史最好水平。全年共組織稅收收入萬元，占年計劃的119.1%，同比增收萬元，增長28.6%。與10年前相比，收入總量實現了翻兩番的歷史性跨越。
與此同時，全系統始終站在全市經濟發展的高度，以服務地方經濟為己任，不折不扣落實下崗職工再就業、增值稅起征點、民營、外商經濟等各項稅收優惠政策，積極優化稅收環境，為全市財政增長、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做出了不懈努力。
市政府之所以專門為國稅局向省國稅局請功，就是因為保定國稅局去年工作出色，成效顯著，風氣正，作風實，貢獻大。不僅超額完成了稅收任務，更為市委、市政府保了駕，為全市加快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二、05年國稅系統任務艱巨，需要創新舉措，實現新的突破
稅收是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是經濟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在全力抓發展的同時，必須高度重視稅收工作。既要做到立足當前，又要注重放眼長遠，始終堅持一手抓收入，一手抓發展。
今年全市國稅系統稅收任務已經明確，指標已經下達，總的要求是：全市總收入42.87億元，增長12%。這是硬指標、硬任務，也是市委、市政府對國稅工作的要求和希望。全市國稅系統一定要統一認識，堅定信心，狠抓落實，確保實現首季開門紅，時間任務雙過半，提前超額完成全年任務，為保定市的發展再做新的貢獻。
關于抓收入。一是要針對不斷變化的經濟稅收形勢，積極實施精細化管理，不斷加大稅收征管力度，堵塞稅收漏洞，做到應收盡收。要禁止違法和越權減免，堅決制止擅自擴大政策范圍，或不按政策規定，擅自審批減免稅的行為。
二是要加強重點稅源監控。要圍繞全市5個200億工程以及重點經濟建設項目，進一步完善稅源監控制。特別是加強對重點稅源大戶和新建項目的跟蹤管理力度，及時、準確掌握主要稅種、稅源大戶的生產經營和稅收變化情況，分析、預測納稅人應納稅額與實納稅額的差距，制定堵漏增收的措施。
三是要大力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要切實加大稽查力度，對擾亂市場經濟秩序，以及偷稅、騙稅、抗稅等違法行為，予以嚴厲打擊和查處，確保稅收任務的圓滿完成，稅收秩序的好轉，發展環境的公平。
關于抓發展。實踐證明，只有項目多，才能稅源足。對于一個市、一個縣、一個區來講，只有支持上一批好項目、財稅四梁八柱項目，才能增強后勁，才能看到希望，才能找到出路，才能實現區域經濟的良性循環。所以說，抓發展、上項目，是立市、立縣的根本；抓稅源建設，是稅收不斷檔、發展有支撐的需要。因此，特別強調：
一是要增強服務經濟、促進發展的使命感。近年來，市委、市政府堅持以優化環境為主線，采取了一系列重大舉措，促進了全市經濟的加速發展。20*年全市國內生產總值突破千億，增長14.5%。全部財政收入完成87.6億元，增長29.4%?？梢哉f，稅務部門在充分發揮職能作用,積極服務地方經濟建設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今年全市要繼續推進項目立市、工業強市、特色興市，不斷優化經濟結構，促進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稅收工作直接關系到全市經濟發展的速度與規模，關系到經濟結構的調整，關系到稅收環境的優劣。因此，國稅系統必須站在服務經濟發展、建設和諧保定的高度，把依法治稅和促進發展統一起來，用足用活各項稅收優惠政策，做到應減則減、應免則免、應退則退，努力培植稅源，放水養魚，為全市經濟發展提供政策保障、注入新的活力。
二是要增強服務經濟、促進發展的緊迫感。保定是經濟欠發達地區，工業化程度低，財政可支配能力弱，民還不富，市還不強。特別是土地、人才、資金等要素緊缺，已成為我市經濟發展的瓶頸制約。要實現跨越式發展，就要有各方面新的思路和新的對策。因此，國稅系統要注意為政府決策提供參考。特別是要研究、制定激勵機制，引導企業做大做強，成為稅源大戶。同時，通過加強征管，貫徹落實稅收法律、法規、政策，公平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傳統工業與高新技術企業、高附加值企業，內資企業與外資企業的稅負，為不同類型的經濟形式發展創造平等的稅收環境，促進全市經濟的協調發展。
這里特別指出，在支持項目的選擇上，要轉變思路、轉變支持方式，重點支持那些帶動能力強、財稅貢獻率大、增加就業率高的好項目、新項目。通過發揮稅收杠桿作用，帶動一批投資和項目建設，使我市的稅收水平、財政實力很快邁上一個新的臺階。
三、切實加強隊伍建設
國稅系統要創造新業績，再上新臺階，就必須建設一支“政治過硬、業務熟練、作風優良、執法公正、服務規范”的干部隊伍。
一是保持先進性，提高戰斗力。要以開展先進性教育活動為契機，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和行風建設，增強廣大干部職工拒腐防變的能力。要注重聯系實際，查找問題，改進工作。
對于雙減政策的理解范文4
“只有在潮水退去的時候，才知道誰在裸游”。巴菲特的這句名言，在目前震蕩的牛市行情里，對我們目前的投資行為有著很好的警示意義，那么，在這樣的市場里，我們還要注意些什么呢？
宏觀政策的不確定性需要繼續關注
7月20日晚間，兩項重要宏觀調控舉措同時出臺：中國人民銀行決定上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金融機構一年期存貸款基準利率同步上調0.27個百分點。同時，國務院決定從8月15日起利息稅稅率由20%調為5%，這兩項政策的出臺可以說是符合預期的，而此次加息和降利息稅的政策出臺，使得市場近期一直懸而未決的擔憂情緒將得到釋放，對于股市的長期發展來說，應該是正面的因素。
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次盡管是“雙率齊動”，其實仍然沒有改變實際“負利率”的狀況，我們認為市場會繼續受到儲蓄分流的支持，資金面不會出現大的撤離。而從消息面上來看， 2007年6月，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同比上漲7.1%，漲幅比上月高0.7個百分點,創23個月來的新高，房價的漲幅略高于此前發改委固定資產投資司認為的同比漲幅6%的合理水平。那么，預期下半年政府有可能還將在貨幣政策、稅收政策、限外政策等方面進行更加嚴厲的調控，而宏觀政策的不確定性，無疑是股市所面臨的第一大風險，這是我們大家需要注意的。
關注累積的個股風險把握經濟結構性變化
由于二季度儲蓄資金繼續大量涌入A股市場，推動了市場的大幅度上漲，但由于政策調控，后期出現了激烈的震蕩走勢。究其原因，還是由于估值的快速提升超過了同期業績的增長，而且大量的資金流入了所謂的“價值創造”類個股，股價結構嚴重分化。
雖然“價值創造”的操作理念主導了二季度大部分的上漲行情，創造了巨大的價差誘惑，但其中包含了太多概念性的投機炒作成份，累積了很大的個股風險。
因此，我們認為，在調整期間并不能排除有進一步下跌的系統性風險存在，但在下跌中真正具有投資價值的藍籌股被“錯殺”后更具投資魅力，這正好為醞釀下半年藍籌牛市行情創造了條件。政策調控對于短期投資行為有一定的約束和影響，但不會改變我國宏觀經濟高速平穩增長的狀態。從積極的意義上來理解政策調控，其基本目標是防止經濟由過快走向過熱，是促進經濟的更健康發展。那么，支持我國牛市的基礎就不會發生變化，特別是行業和上市公司的良好增長局面仍然能夠得到延續。
考慮到大盤震蕩盤升的趨勢已經顯現，策略上，我們認為應當著重把握經濟結構性的變化。一方面關注消費升級，重點關注金融、房地產、食品、汽車、旅游、機場等行業。另一方面關注節能減排，直接受益的包括水電、風電等清潔能源類行業，節能環保行業，符合循環經濟特征的企業等。另外，具有成本優勢、在淘汰落后產能中受益的行業優勢企業值得長期看好。
控制好倉位策略調整倉位
從5月30日暴跌開始，對于很多股民來說，指數是回來了，但個股卻在往返中損失了不少，而倉位的不同，也直接影響著傷勢的大小。面對牛市的中期調整，倉位控制尤為重要。
我們認為，今年第三季度的股市將會跟去年同期一樣，持續較長時間的中期調整，以時間來換空間。雖然牛市中捂股不動是最好的操作，但是實際上捂股不動賺大錢也只是一種理想化的狀態。盡管目前大盤調整空間相對有限，但是很多個股是有巨大下跌空間的。在股價大幅下跌能捂股不動的投資者是極少數，往往重倉的投資者會在牛市的下跌中心態失衡而低位割肉。
因此，如果投資者不是有很強的風險承受能力或者倉位控制能力的話，不建議捂股不動，而應該逢高減磅，控制倉位，降低風險。正所謂“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在股市中，保證自己資金的安全是應該放在第一位的。
此外，在震蕩的調整階段，投資者還需要策略調整倉位，將長期投資和投資熱點分開，因為長期投資和熱點投資是兩種不同的操作模式，投資者在購買股票之前，要認清購入該股是屬于熱點還是長期投資品種，如果屬于投資當前熱點，要注意大盤和個股的節奏，而對于長期投資，則忌諱快進快出，得不償失。
理性分析自己心態建議買入并持有合適的基金
縱觀境內外股市的發展歷程，牛市中的調險時刻存在，而習慣于追漲殺跌的中小投資者也往往在其中蒙受比市場本身更大的損失，這種案例可謂比比皆是，類似的情況在臺灣、香港、日本也曾經多次出現。
由于很多投資者入市是受市場短期賺錢效應的吸引，因此會把股市上升時當作新一輪牛市的起點。有些人即便認識到了市場已經存在較大風險，甚至認識到了市場已經進入到了擊鼓傳花的最后階段，但往往也抱著僥幸心理，認為自己不會成為最后的一個接棒者。一旦市場趨勢發生逆轉，很多中小投資者往往尚未從牛市的氛圍中醒悟過來，在下跌的第一階段大多持觀望態度，認為市場很快會重拾升勢，從而錯過了最好的出貨時機；而在下跌的中期，由于手中股票往往已被套牢而不愿拋出股票，從而使得損失進一步加大；而在下跌的最后階段，也往往是殺跌最為兇悍的階段，投資者的心理往往已經接近崩潰，心理負擔已經達到極限，往往就會采取非理性殺跌的行為。事后看，這大多是黎明前的黑暗，但這往往也是中小投資者出局最多的階段。
在近期的滬深股市大動蕩中，雖然不少投資者蒙受較大損失，但大部分基金投資者損失并不大，甚至還實現了盈利，我們認為，如果看好中國經濟，那么就應該對A股市場有信心，對于廣大中小投資者來說，買入并持有合適的大盤藍籌基金，不失為一種明智的選擇。
對于雙減政策的理解范文5
在能源和環境容量約束嚴峻的背景下，既要保持經濟增長，還要推進低碳經濟轉型和不斷提高社會生產的環境友好性程度，是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和建設生態文明的重要課題。但是，在碳減排意義上如何理解和界定社會生產環境友好性的內涵？如何考慮歷史累積碳排放責任與碳強度減排策略的關系？如何對一經濟體的碳排放責任和碳減排努力作出更為合理的評價？這些都是需要深入探討的重要問題。
因此，研究中既需要考察一經濟體當前絕對碳減排量，也同時考慮經濟發展要求、歷史累積碳排放和實際作出的累積碳減排努力程度，進行綜合評價和分析判斷，在下一階段國際碳減排磋商談判和實際碳減排決策中，有助于理性把握各經濟體實際碳減排努力程度和可能承諾，進行有效決策。
一、碳減排和環境產出
社會生產的環境友好性，要求納入環境產出因素，建立社會“環境―經濟”復合社會產出目標。假設社會產出包括經濟生產和環境生產兩個方面，兩者之間存在替代關系，但又具有某種聯合生產和范圍經濟特性[1]。其中，在本研究中，經濟產出以一經濟體GDP總量，環境產出以碳減排量（根據相對2005年基期2020年中國碳排放強度降低45%的相對減排目標，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為基準參照強度，進行絕對減排量的換算，參考表1中計算公式）進行度量。借鑒生產可能性的概念，可知：在一定范圍內，存在通過技術進步或提高技術效率實現同時提高經濟產出和改善環境的社會生產調整路徑。從碳減排意義上來說，也就是兼顧實現經濟發展和碳減排的環境友好型調整路徑。
在主流環境經濟學理論中，通常把污染排放（包括碳排放）視為經濟發展的外部性效應或負的非期望產出（undesirable output），然后，將其導致的社會負收益或正成本通過內部化而納入經濟分析框架，用以研究環境資源和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方式與調整過程。在采用DEA方法進行環境績效和效率評價時，該理論假設隱含設定負的非期望環境產出具有弱處置性，降低非期望產出，就需要減少正期望產出，不能滿足DEA模型產出最大化的要求，因而一般將求解目標調整為在兩者之間尋求平衡。為方便研究，對負期望產出的處理方法主要有負產出法、線性數據轉換法和非線性數據轉換法[2]。
根據IPCC定義，碳排放是7種主要大氣污染物按一定系數加總換算得到的等當量碳排放值，主要與能源利用有關，依據環境經濟學假設一般將其作為負期望產出。相對于一般污染排放的概念，碳排放與社會經濟發展過程的關系更為緊密和廣泛。根據IPAT模型，碳排放主要取決于人口規模（P）、經濟發展水平（A，人均GDP）和技術水平（T，一般采用碳排放強度表征）。STIRPAT模型將IPAT模型擴展為C-D函數形式，將碳排放量的變化歸因于人口數量、人均GDP、產業結構、城市化等指數化驅動因素的影響[3]。
不同于傳統的環境管理，降低碳排放影響的努力，不僅包括“主動”降低生產生活過程中與能源消費直接相關的碳排放（即碳減排），如能源利用清潔化、能源結構低碳化、能源效率與節能、碳捕獲/碳儲存（CSS）等，還應包括通過產業結構低碳化、增加碳匯（如植樹造林）、不破壞或不過度開發現有環境資源（或碳匯資源）、生活方式低碳化等“消極”或間接的碳減排和提高可排放容量的努力。該努力部份，特別是碳匯資源增量，具有長期的減排效應。該部分的減排努力不易測算，現有基于負期望產出假設的理論，對此未給予明確和充分的解釋。
與一般負期望環境產出假設不同，非負環境產出假設[4]認為，給定經濟生產和環境生產可替代，在社會生產可能性邊界內，社會生產目標是追求相對實現社會環境產出（Q）和經濟產出（P）的最優配置（即林達爾均衡配置）的“合意”目標，而不是一般意義上在徑向距離上逼近經濟生產前沿面。與碳減排概念相結合，把該“環境產出”概念界定為考察第t年及之前年份的累積碳減排量，滿足正期望產出假設，表示為：
進一步，假設碳排放量本文中有關變量，在未特殊說明的情況下，一般是指年均量。直接取決于一經濟體能源消費量及其含碳程度，碳排放量應當是實際發生的碳排放量。因此，與能源消費有關的碳排放量測算的基本方法，是采用各種一次能源消費與相應碳排放系數乘數再加總得到。碳減排量則是該變量的衍生概念，是指相鄰年份的相對凈碳減排量。作為累積碳減排量的環境產出概念，包括了對已實現碳減排成果（或環境存量）的保護。
采用環境方向產出距離函數的DEA生產效率測度理論，在有關研究[4-5]的基礎上，借鑒采用切克蘭德的“水平―結構―動態效率”三維度軟系統評價方法，提出了評價一經濟體社會生產環境友好性的指標集，對有關概念和評價指標及方法進行了進一步厘清界定、修正和拓展（表1），提取了有關評價指標集，用于對1980-2013年期間美國（USA）、歐盟（EU）、日本（JAP）、德國（GER）、印度（IND）與中國（CHN）的環境友好性進行評價、分析和比較。
同時，對其他國家水平指標的測算均以2020年中國經濟產出目標和環境產出目標作為參照指標，結構指標和動態效率指標測算方式不受影響。在國際比較中，水平指標和結構指標本身已經是相對指標，而對于動態效率指標，統一以1980-2013年期間中國對應指標的t-1期值作為參照進行測算，形成可用于比較的相對動態效率指標。
二、數據準備
為了解中國環境生產水平及其效率相對國際水平的差異，選擇了發達經濟體美國、歐盟、德國、日本和同屬金磚四國的巴西、印度作為參照，視為經濟規模具有可比性的生產單元進行評價和比較。
2018年及以前各經濟體（包括中國）經濟產出數據，采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單位購買力平價GDP及增長率數據；為預測2019-2020年各經濟體GDP總量，采用二次指數平滑法（阻尼系數α=0.05）和IMF所預測2018年各經濟體貨幣對美元不變匯率預測各經濟體這兩年的GDP增長率。其他數據采取與中國類似的測算方式。
碳減排方面，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約1.039tC/萬美元）為參照基準。在碳減排量和環境產出測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內各經濟體碳減排數據參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統計年鑒》，減排目標參考值分別設定為：歐盟承諾2020年前碳排放總量相對1990年降低20%，美國承諾2015年碳排放總量相對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諾相對2005年碳排放強度降低25%。以此為依據分別計算各經濟體2015年或2020年絕對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國2005年碳排放強度作為環境產出測算的基準強度，因部分環境產出指數測算不允許負值，因此采用各經濟體各年份環境產出值減去1980年中國環境產出（負值），進行坐標變換。這種情況下，采用該算法和坐標變換后得到的1980年環境產出值是零，但其他經濟體1980年環境產出值非零。該坐標變換會影響到中國相關指標考察期間的選擇，但不影響國際比較。
三、環境生產和環境友好性評價
（一）環境產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經濟產出規模指標――購買力平價GDP（單位：10億美元）為橫坐標，根據新環境產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可換算得到美國、歐盟、日本、德國、印度與中國的環境產出值
因測算方法原因，結合滯后期影響分析，環境產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數據。與環境產出有關的指數測算結果，也作相同處理。。將該環境產出作為縱坐標，可以看出新的“環境產出”（圖1a）、碳排放量（圖1b）與GDP的關系明顯不同。
特別是，在圖1a中，按新的概念測算，在同等約6.2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2007年環境產出水平略超過美國1994年的水平，而在圖1b中，在同等約4.6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開始顯著超過美國（1986水平）。顯然，兩者的涵義相反：實現同等經濟產出水平，后者意味著中國碳排放更高，前者則意味著中國同時實現了較高環境產出（累積碳減排），以新的“環境產出”概念進行指標評價，中國作出了更多的環境努力。總的來說，實現同等經濟規模，中美歐三者環境產出水平基本相近。
進一步，采用衡量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標（作為橫軸），分別以環境產出（以2005年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計算）和碳排放量作為縱軸（如圖2），可知：隨著人均GDP增長，歐美的環境產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國，歐盟顯著高于美國；考察期內，除中印外的其他經濟體碳排放量增長明顯趨于平緩，歐盟和德國甚至開始下降，呈現明顯的“碳脫鉤”[6-7]。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萬美元水平上，隨著人均GDP增長，中印兩國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量都顯著“雙高”于其他經濟體，中國的增長曲線更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遠高于印度，環境產出則反之。
總體上，“環境產出―GDP（表征經濟規模）”、“環境產出―人均GDP（表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兩組變量數據分別呈現出明顯不同的關系模式（如圖1a和圖2a）。
二、數據準備
為了解中國環境生產水平及其效率相對國際水平的差異，選擇了發達經濟體美國、歐盟、德國、日本和同屬金磚四國的巴西、印度作為參照，視為經濟規模具有可比性的生產單元進行評價和比較。
2018年及以前各經濟體（包括中國）經濟產出數據，采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單位購買力平價GDP及增長率數據；為預測2019-2020年各經濟體GDP總量，采用二次指數平滑法（阻尼系數α=0.05）和IMF所預測2018年各經濟體貨幣對美元不變匯率預測各經濟體這兩年的GDP增長率。其他數據采取與中國類似的測算方式。
碳減排方面，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約1.039tC/萬美元）為參照基準。在碳減排量和環境產出測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內各經濟體碳減排數據參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統計年鑒》，減排目標參考值分別設定為：歐盟承諾2020年前碳排放總量相對1990年降低20%，美國承諾2015年碳排放總量相對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諾相對2005年碳排放強度降低25%。以此為依據分別計算各經濟體2015年或2020年絕對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國2005年碳排放強度作為環境產出測算的基準強度，因部分環境產出指數測算不允許負值，因此采用各經濟體各年份環境產出值減去1980年中國環境產出（負值），進行坐標變換。這種情況下，采用該算法和坐標變換后得到的1980年環境產出值是零，但其他經濟體1980年環境產出值非零。該坐標變換會影響到中國相關指標考察期間的選擇，但不影響國際比較。
三、環境生產和環境友好性評價
（一）環境產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經濟產出規模指標――購買力平價GDP（單位：10億美元）為橫坐標，根據新環境產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可換算得到美國、歐盟、日本、德國、印度與中國的環境產出值
因測算方法原因，結合滯后期影響分析，環境產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數據。與環境產出有關的指數測算結果，也作相同處理。。將該環境產出作為縱坐標，可以看出新的“環境產出”（圖1a）、碳排放量（圖1b）與GDP的關系明顯不同。
特別是，在圖1a中，按新的概念測算，在同等約6.2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2007年環境產出水平略超過美國1994年的水平，而在圖1b中，在同等約4.6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開始顯著超過美國（1986水平）。顯然，兩者的涵義相反：實現同等經濟產出水平，后者意味著中國碳排放更高，前者則意味著中國同時實現了較高環境產出（累積碳減排），以新的“環境產出”概念進行指標評價，中國作出了更多的環境努力?？偟膩碚f，實現同等經濟規模，中美歐三者環境產出水平基本相近。
進一步，采用衡量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標（作為橫軸），分別以環境產出（以2005年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計算）和碳排放量作為縱軸（如圖2），可知：隨著人均GDP增長，歐美的環境產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國，歐盟顯著高于美國；考察期內，除中印外的其他經濟體碳排放量增長明顯趨于平緩，歐盟和德國甚至開始下降，呈現明顯的“碳脫鉤”[6-7]。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萬美元水平上，隨著人均GDP增長，中印兩國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量都顯著“雙高”于其他經濟體，中國的增長曲線更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遠高于印度，環境產出則反之。
總體上，“環境產出―GDP（表征經濟規模）”、“環境產出―人均GDP（表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兩組變量數據分別呈現出明顯不同的關系模式（如圖1a和圖2a）。
二、數據準備
為了解中國環境生產水平及其效率相對國際水平的差異，選擇了發達經濟體美國、歐盟、德國、日本和同屬金磚四國的巴西、印度作為參照，視為經濟規模具有可比性的生產單元進行評價和比較。
2018年及以前各經濟體（包括中國）經濟產出數據，采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單位購買力平價GDP及增長率數據；為預測2019-2020年各經濟體GDP總量，采用二次指數平滑法（阻尼系數α=0.05）和IMF所預測2018年各經濟體貨幣對美元不變匯率預測各經濟體這兩年的GDP增長率。其他數據采取與中國類似的測算方式。
碳減排方面，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約1.039tC/萬美元）為參照基準。在碳減排量和環境產出測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內各經濟體碳減排數據參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統計年鑒》，減排目標參考值分別設定為：歐盟承諾2020年前碳排放總量相對1990年降低20%，美國承諾2015年碳排放總量相對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諾相對2005年碳排放強度降低25%。以此為依據分別計算各經濟體2015年或2020年絕對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國2005年碳排放強度作為環境產出測算的基準強度，因部分環境產出指數測算不允許負值，因此采用各經濟體各年份環境產出值減去1980年中國環境產出（負值），進行坐標變換。這種情況下，采用該算法和坐標變換后得到的1980年環境產出值是零，但其他經濟體1980年環境產出值非零。該坐標變換會影響到中國相關指標考察期間的選擇，但不影響國際比較。
三、環境生產和環境友好性評價
（一）環境產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經濟產出規模指標――購買力平價GDP（單位：10億美元）為橫坐標，根據新環境產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可換算得到美國、歐盟、日本、德國、印度與中國的環境產出值
因測算方法原因，結合滯后期影響分析，環境產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數據。與環境產出有關的指數測算結果，也作相同處理。。將該環境產出作為縱坐標，可以看出新的“環境產出”（圖1a）、碳排放量（圖1b）與GDP的關系明顯不同。
特別是，在圖1a中，按新的概念測算，在同等約6.2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2007年環境產出水平略超過美國1994年的水平，而在圖1b中，在同等約4.6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開始顯著超過美國（1986水平）。顯然，兩者的涵義相反：實現同等經濟產出水平，后者意味著中國碳排放更高，前者則意味著中國同時實現了較高環境產出（累積碳減排），以新的“環境產出”概念進行指標評價，中國作出了更多的環境努力。總的來說，實現同等經濟規模，中美歐三者環境產出水平基本相近。
進一步，采用衡量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標（作為橫軸），分別以環境產出（以2005年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計算）和碳排放量作為縱軸（如圖2），可知：隨著人均GDP增長，歐美的環境產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國，歐盟顯著高于美國；考察期內，除中印外的其他經濟體碳排放量增長明顯趨于平緩，歐盟和德國甚至開始下降，呈現明顯的“碳脫鉤”[6-7]。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萬美元水平上，隨著人均GDP增長，中印兩國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量都顯著“雙高”于其他經濟體，中國的增長曲線更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遠高于印度，環境產出則反之。
總體上，“環境產出―GDP（表征經濟規模）”、“環境產出―人均GDP（表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兩組變量數據分別呈現出明顯不同的關系模式（如圖1a和圖2a）。
二、數據準備
為了解中國環境生產水平及其效率相對國際水平的差異，選擇了發達經濟體美國、歐盟、德國、日本和同屬金磚四國的巴西、印度作為參照，視為經濟規模具有可比性的生產單元進行評價和比較。
2018年及以前各經濟體（包括中國）經濟產出數據，采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單位購買力平價GDP及增長率數據；為預測2019-2020年各經濟體GDP總量，采用二次指數平滑法（阻尼系數α=0.05）和IMF所預測2018年各經濟體貨幣對美元不變匯率預測各經濟體這兩年的GDP增長率。其他數據采取與中國類似的測算方式。
碳減排方面，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約1.039tC/萬美元）為參照基準。在碳減排量和環境產出測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內各經濟體碳減排數據參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統計年鑒》，減排目標參考值分別設定為：歐盟承諾2020年前碳排放總量相對1990年降低20%，美國承諾2015年碳排放總量相對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諾相對2005年碳排放強度降低25%。以此為依據分別計算各經濟體2015年或2020年絕對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國2005年碳排放強度作為環境產出測算的基準強度，因部分環境產出指數測算不允許負值，因此采用各經濟體各年份環境產出值減去1980年中國環境產出（負值），進行坐標變換。這種情況下，采用該算法和坐標變換后得到的1980年環境產出值是零，但其他經濟體1980年環境產出值非零。該坐標變換會影響到中國相關指標考察期間的選擇，但不影響國際比較。
三、環境生產和環境友好性評價
（一）環境產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經濟產出規模指標――購買力平價GDP（單位：10億美元）為橫坐標，根據新環境產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可換算得到美國、歐盟、日本、德國、印度與中國的環境產出值
因測算方法原因，結合滯后期影響分析，環境產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數據。與環境產出有關的指數測算結果，也作相同處理。。將該環境產出作為縱坐標，可以看出新的“環境產出”（圖1a）、碳排放量（圖1b）與GDP的關系明顯不同。
特別是，在圖1a中，按新的概念測算，在同等約6.2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2007年環境產出水平略超過美國1994年的水平，而在圖1b中，在同等約4.6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開始顯著超過美國（1986水平）。顯然，兩者的涵義相反：實現同等經濟產出水平，后者意味著中國碳排放更高，前者則意味著中國同時實現了較高環境產出（累積碳減排），以新的“環境產出”概念進行指標評價，中國作出了更多的環境努力?？偟膩碚f，實現同等經濟規模，中美歐三者環境產出水平基本相近。
進一步，采用衡量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標（作為橫軸），分別以環境產出（以2005年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計算）和碳排放量作為縱軸（如圖2），可知：隨著人均GDP增長，歐美的環境產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國，歐盟顯著高于美國；考察期內，除中印外的其他經濟體碳排放量增長明顯趨于平緩，歐盟和德國甚至開始下降，呈現明顯的“碳脫鉤”[6-7]。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萬美元水平上，隨著人均GDP增長，中印兩國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量都顯著“雙高”于其他經濟體，中國的增長曲線更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遠高于印度，環境產出則反之。
總體上，“環境產出―GDP（表征經濟規模）”、“環境產出―人均GDP（表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兩組變量數據分別呈現出明顯不同的關系模式（如圖1a和圖2a）。
二、數據準備
為了解中國環境生產水平及其效率相對國際水平的差異，選擇了發達經濟體美國、歐盟、德國、日本和同屬金磚四國的巴西、印度作為參照，視為經濟規模具有可比性的生產單元進行評價和比較。
2018年及以前各經濟體（包括中國）經濟產出數據，采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單位購買力平價GDP及增長率數據；為預測2019-2020年各經濟體GDP總量，采用二次指數平滑法（阻尼系數α=0.05）和IMF所預測2018年各經濟體貨幣對美元不變匯率預測各經濟體這兩年的GDP增長率。其他數據采取與中國類似的測算方式。
碳減排方面，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約1.039tC/萬美元）為參照基準。在碳減排量和環境產出測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內各經濟體碳減排數據參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統計年鑒》，減排目標參考值分別設定為：歐盟承諾2020年前碳排放總量相對1990年降低20%，美國承諾2015年碳排放總量相對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諾相對2005年碳排放強度降低25%。以此為依據分別計算各經濟體2015年或2020年絕對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國2005年碳排放強度作為環境產出測算的基準強度，因部分環境產出指數測算不允許負值，因此采用各經濟體各年份環境產出值減去1980年中國環境產出（負值），進行坐標變換。這種情況下，采用該算法和坐標變換后得到的1980年環境產出值是零，但其他經濟體1980年環境產出值非零。該坐標變換會影響到中國相關指標考察期間的選擇，但不影響國際比較。
三、環境生產和環境友好性評價
（一）環境產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經濟產出規模指標――購買力平價GDP（單位：10億美元）為橫坐標，根據新環境產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可換算得到美國、歐盟、日本、德國、印度與中國的環境產出值
因測算方法原因，結合滯后期影響分析，環境產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數據。與環境產出有關的指數測算結果，也作相同處理。。將該環境產出作為縱坐標，可以看出新的“環境產出”（圖1a）、碳排放量（圖1b）與GDP的關系明顯不同。
特別是，在圖1a中，按新的概念測算，在同等約6.2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2007年環境產出水平略超過美國1994年的水平，而在圖1b中，在同等約4.6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開始顯著超過美國（1986水平）。顯然，兩者的涵義相反：實現同等經濟產出水平，后者意味著中國碳排放更高，前者則意味著中國同時實現了較高環境產出（累積碳減排），以新的“環境產出”概念進行指標評價，中國作出了更多的環境努力。總的來說，實現同等經濟規模，中美歐三者環境產出水平基本相近。
進一步，采用衡量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標（作為橫軸），分別以環境產出（以2005年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計算）和碳排放量作為縱軸（如圖2），可知：隨著人均GDP增長，歐美的環境產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國，歐盟顯著高于美國；考察期內，除中印外的其他經濟體碳排放量增長明顯趨于平緩，歐盟和德國甚至開始下降，呈現明顯的“碳脫鉤”[6-7]。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萬美元水平上，隨著人均GDP增長，中印兩國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量都顯著“雙高”于其他經濟體，中國的增長曲線更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遠高于印度，環境產出則反之。
總體上，“環境產出―GDP（表征經濟規模）”、“環境產出―人均GDP（表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兩組變量數據分別呈現出明顯不同的關系模式（如圖1a和圖2a）。
二、數據準備
為了解中國環境生產水平及其效率相對國際水平的差異，選擇了發達經濟體美國、歐盟、德國、日本和同屬金磚四國的巴西、印度作為參照，視為經濟規模具有可比性的生產單元進行評價和比較。
2018年及以前各經濟體（包括中國）經濟產出數據，采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單位購買力平價GDP及增長率數據；為預測2019-2020年各經濟體GDP總量，采用二次指數平滑法（阻尼系數α=0.05）和IMF所預測2018年各經濟體貨幣對美元不變匯率預測各經濟體這兩年的GDP增長率。其他數據采取與中國類似的測算方式。
碳減排方面，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約1.039tC/萬美元）為參照基準。在碳減排量和環境產出測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內各經濟體碳減排數據參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統計年鑒》，減排目標參考值分別設定為：歐盟承諾2020年前碳排放總量相對1990年降低20%，美國承諾2015年碳排放總量相對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諾相對2005年碳排放強度降低25%。以此為依據分別計算各經濟體2015年或2020年絕對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國2005年碳排放強度作為環境產出測算的基準強度，因部分環境產出指數測算不允許負值，因此采用各經濟體各年份環境產出值減去1980年中國環境產出（負值），進行坐標變換。這種情況下，采用該算法和坐標變換后得到的1980年環境產出值是零，但其他經濟體1980年環境產出值非零。該坐標變換會影響到中國相關指標考察期間的選擇，但不影響國際比較。
三、環境生產和環境友好性評價
（一）環境產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經濟產出規模指標――購買力平價GDP（單位：10億美元）為橫坐標，根據新環境產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可換算得到美國、歐盟、日本、德國、印度與中國的環境產出值
因測算方法原因，結合滯后期影響分析，環境產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數據。與環境產出有關的指數測算結果，也作相同處理。。將該環境產出作為縱坐標，可以看出新的“環境產出”（圖1a）、碳排放量（圖1b）與GDP的關系明顯不同。
特別是，在圖1a中，按新的概念測算，在同等約6.2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2007年環境產出水平略超過美國1994年的水平，而在圖1b中，在同等約4.6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開始顯著超過美國（1986水平）。顯然，兩者的涵義相反：實現同等經濟產出水平，后者意味著中國碳排放更高，前者則意味著中國同時實現了較高環境產出（累積碳減排），以新的“環境產出”概念進行指標評價，中國作出了更多的環境努力。總的來說，實現同等經濟規模，中美歐三者環境產出水平基本相近。
進一步，采用衡量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標（作為橫軸），分別以環境產出（以2005年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計算）和碳排放量作為縱軸（如圖2），可知：隨著人均GDP增長，歐美的環境產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國，歐盟顯著高于美國；考察期內，除中印外的其他經濟體碳排放量增長明顯趨于平緩，歐盟和德國甚至開始下降，呈現明顯的“碳脫鉤”[6-7]。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萬美元水平上，隨著人均GDP增長，中印兩國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量都顯著“雙高”于其他經濟體，中國的增長曲線更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遠高于印度，環境產出則反之。
總體上，“環境產出―GDP（表征經濟規模）”、“環境產出―人均GDP（表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兩組變量數據分別呈現出明顯不同的關系模式（如圖1a和圖2a）。
二、數據準備
為了解中國環境生產水平及其效率相對國際水平的差異，選擇了發達經濟體美國、歐盟、德國、日本和同屬金磚四國的巴西、印度作為參照，視為經濟規模具有可比性的生產單元進行評價和比較。
2018年及以前各經濟體（包括中國）經濟產出數據，采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單位購買力平價GDP及增長率數據；為預測2019-2020年各經濟體GDP總量，采用二次指數平滑法（阻尼系數α=0.05）和IMF所預測2018年各經濟體貨幣對美元不變匯率預測各經濟體這兩年的GDP增長率。其他數據采取與中國類似的測算方式。
碳減排方面，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約1.039tC/萬美元）為參照基準。在碳減排量和環境產出測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內各經濟體碳減排數據參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統計年鑒》，減排目標參考值分別設定為：歐盟承諾2020年前碳排放總量相對1990年降低20%，美國承諾2015年碳排放總量相對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諾相對2005年碳排放強度降低25%。以此為依據分別計算各經濟體2015年或2020年絕對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國2005年碳排放強度作為環境產出測算的基準強度，因部分環境產出指數測算不允許負值，因此采用各經濟體各年份環境產出值減去1980年中國環境產出（負值），進行坐標變換。這種情況下，采用該算法和坐標變換后得到的1980年環境產出值是零，但其他經濟體1980年環境產出值非零。該坐標變換會影響到中國相關指標考察期間的選擇，但不影響國際比較。
三、環境生產和環境友好性評價
（一）環境產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經濟產出規模指標――購買力平價GDP（單位：10億美元）為橫坐標，根據新環境產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可換算得到美國、歐盟、日本、德國、印度與中國的環境產出值
因測算方法原因，結合滯后期影響分析，環境產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數據。與環境產出有關的指數測算結果，也作相同處理。。將該環境產出作為縱坐標，可以看出新的“環境產出”（圖1a）、碳排放量（圖1b）與GDP的關系明顯不同。
特別是，在圖1a中，按新的概念測算，在同等約6.2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2007年環境產出水平略超過美國1994年的水平，而在圖1b中，在同等約4.6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開始顯著超過美國（1986水平）。顯然，兩者的涵義相反：實現同等經濟產出水平，后者意味著中國碳排放更高，前者則意味著中國同時實現了較高環境產出（累積碳減排），以新的“環境產出”概念進行指標評價，中國作出了更多的環境努力。總的來說，實現同等經濟規模，中美歐三者環境產出水平基本相近。
進一步，采用衡量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標（作為橫軸），分別以環境產出（以2005年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計算）和碳排放量作為縱軸（如圖2），可知：隨著人均GDP增長，歐美的環境產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國，歐盟顯著高于美國；考察期內，除中印外的其他經濟體碳排放量增長明顯趨于平緩，歐盟和德國甚至開始下降，呈現明顯的“碳脫鉤”[6-7]。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萬美元水平上，隨著人均GDP增長，中印兩國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量都顯著“雙高”于其他經濟體，中國的增長曲線更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遠高于印度，環境產出則反之。
總體上，“環境產出―GDP（表征經濟規模）”、“環境產出―人均GDP（表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兩組變量數據分別呈現出明顯不同的關系模式（如圖1a和圖2a）。
二、數據準備
為了解中國環境生產水平及其效率相對國際水平的差異，選擇了發達經濟體美國、歐盟、德國、日本和同屬金磚四國的巴西、印度作為參照，視為經濟規模具有可比性的生產單元進行評價和比較。
2018年及以前各經濟體（包括中國）經濟產出數據，采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單位購買力平價GDP及增長率數據；為預測2019-2020年各經濟體GDP總量，采用二次指數平滑法（阻尼系數α=0.05）和IMF所預測2018年各經濟體貨幣對美元不變匯率預測各經濟體這兩年的GDP增長率。其他數據采取與中國類似的測算方式。
碳減排方面，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約1.039tC/萬美元）為參照基準。在碳減排量和環境產出測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內各經濟體碳減排數據參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統計年鑒》，減排目標參考值分別設定為：歐盟承諾2020年前碳排放總量相對1990年降低20%，美國承諾2015年碳排放總量相對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諾相對2005年碳排放強度降低25%。以此為依據分別計算各經濟體2015年或2020年絕對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國2005年碳排放強度作為環境產出測算的基準強度，因部分環境產出指數測算不允許負值，因此采用各經濟體各年份環境產出值減去1980年中國環境產出（負值），進行坐標變換。這種情況下，采用該算法和坐標變換后得到的1980年環境產出值是零，但其他經濟體1980年環境產出值非零。該坐標變換會影響到中國相關指標考察期間的選擇，但不影響國際比較。
三、環境生產和環境友好性評價
（一）環境產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經濟產出規模指標――購買力平價GDP（單位：10億美元）為橫坐標，根據新環境產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可換算得到美國、歐盟、日本、德國、印度與中國的環境產出值
因測算方法原因，結合滯后期影響分析，環境產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數據。與環境產出有關的指數測算結果，也作相同處理。。將該環境產出作為縱坐標，可以看出新的“環境產出”（圖1a）、碳排放量（圖1b）與GDP的關系明顯不同。
特別是，在圖1a中，按新的概念測算，在同等約6.2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2007年環境產出水平略超過美國1994年的水平，而在圖1b中，在同等約4.6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開始顯著超過美國（1986水平）。顯然，兩者的涵義相反：實現同等經濟產出水平，后者意味著中國碳排放更高，前者則意味著中國同時實現了較高環境產出（累積碳減排），以新的“環境產出”概念進行指標評價，中國作出了更多的環境努力。總的來說，實現同等經濟規模，中美歐三者環境產出水平基本相近。
進一步，采用衡量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標（作為橫軸），分別以環境產出（以2005年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計算）和碳排放量作為縱軸（如圖2），可知：隨著人均GDP增長，歐美的環境產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國，歐盟顯著高于美國；考察期內，除中印外的其他經濟體碳排放量增長明顯趨于平緩，歐盟和德國甚至開始下降，呈現明顯的“碳脫鉤”[6-7]。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萬美元水平上，隨著人均GDP增長，中印兩國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量都顯著“雙高”于其他經濟體，中國的增長曲線更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遠高于印度，環境產出則反之。
總體上，“環境產出―GDP（表征經濟規模）”、“環境產出―人均GDP（表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兩組變量數據分別呈現出明顯不同的關系模式（如圖1a和圖2a）。
式（12）說明：環境產出與經濟發展水平（人均GDP）、當期與基期的廣義技術差距（碳排放強度之差）和人口規模POPt有關。同時可以看出，環境產出與人口規模之間的關系，與碳排放IPAT公式的簡單關系刻畫有所不同。
基于以上關系描述，可以初步理解，中印“雙高”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因經濟增長迅速和高碳能源結構等約束，兩國碳排放增長迅速；另一方面，依據本文環境產出測算方法，兩國環境產出增長迅速與人口規模增長、GDP/人均GDP雙增長和年均碳減排量高等原因有關，說明考察期內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兩國也同時付出了很大的碳減排和環境生產努力，GDP的能源消費及相關碳排放強度下降明顯。
對應來看，美歐德日巴5個經濟體環境產出增長與碳排放趨勢在內涵上基本一致，即環境生產的增長主要是由碳減排推動。其中，美歐德主要是通過加大碳減排力度和促進碳排放脫鉤，來實現環境產出提高；而日巴也呈現出一定的環境產出與碳排放“雙略增”的趨勢，原因在于兩國因經濟增長影響碳排放有所增加，具體而言是：仍未走出經濟增長停滯“怪圈”的日本近年來的經濟增長有所復蘇，同時因暫停核電開發，增加了碳基能源消費；巴西則是處于經濟追趕階段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及其規模效應推動了碳排放的增長。
（二）基于“水平―結構―動態效率”三維指標的測算和比較
1.水平相對指標的測算和比較
由測算得到各經濟體經濟產出（EL）和環境產出水平指數（ENL）、“經濟―環境”綜合發展水平指數（EENL）（圖3），可得以下發現。
經濟產出水平指數（EL）：結合IMF WEO（2014）預測，2020年前中國GDP（PPP修正）將一直處于快速增長過程，2020年美國和歐洲經濟規模將相當于中國的約90.89%和83.33%，其他國家都被遠遠超越。
環境產出水平指數（ENL）：考察期內，中國環境產出在2008年和2009年分別超過德國和日本，僅次于歐美位居第3。但是，在考察期內，德日兩國環境產出水平相近且始終保持平穩，歐美分別在1983年和1993年才超過兩國，說明德日始終保持較高的低碳化水平。
進一步，采用變異系數法測算不同經濟體在發展過程中對環境產出和經濟產出的權重（表2）。變異系數用以描述期內各經濟體對于實現環境和經濟產出目標的難易程度。結合本研究可知，變異系數越大，意味著對應環境努力程度更高。所測算得到的權重系數，可用于評價考察期內對該項指標實現的側重程度。
由各指標結果可以看到：考察期內，中國環境產出水平相對最低，歐美水平較高，其他相近；歐美中的努力水平較高。由于基礎相對較差，中國環境產出改善的效果最為明顯。在經濟產出方面，中美歐努力水平（變異系數）較高，但中國改善程度最大。整體看，中國對經濟發展和環境的政策偏好與歐美相近，說明考察期內中國在致力于社會經濟發展方面以歐美發展模式作為了主要參考，同時取得了經濟環境“雙快速增長”的良好成績。日德巴印4國均相對側重于經濟發展，主要與這些國家環境基礎條件保持較好有關。中國要真正實現環境和經濟協調的低碳化發展，下一階段應提高環境產出權重，加大環境努力。圖3 “經濟―環境”綜合發展水平指數
“經濟―環境”綜合發展水平指數（EENL）：該指數測算采用Fisher指數構造方法。環境產出和經濟產出的測算均以中國2020年目標水平為參照（標準化為1），因此，據此得到的中國2020年“經濟―環境”綜合發展水平指數也是標準化值1。
由圖3可知，歐美發展水平明顯高于除中國外的其他經濟體，但中國追趕速度很快。印度增速也較快。從“環境―經濟”協調程度改善（綜合指數增速）的角度看，中國改善最快，歐美次之，印日德巴4國增長平緩。但是，需要說明的是，中國該指數的改善主要得益于快速經濟增長的貢獻。
2.結構指標的測算和比較
考察期內，依據碳排放強度指標，各經濟體廣義碳減排技術水平基本處于持續進步狀態，即碳排放強度持續降低，與多數研究結論一致。但是，依據評價廣義環境技術進步的環境生產強度（單位與碳排放強度相同）指標，結論卻顯然不同（表3）。
總體上，各經濟體環境強度有趨同趨勢，中國技術進步水平最低，但改善最為明顯；歐美技術進步水平相對穩定；德日巴印的所謂“技術退步”狀態，主要原因在于GDP增速高于環境產出增速，其中，印巴兩國更多地強調了經濟增長。
環境友好指數是社會產出和環境產出的無量綱化比值，說明的是一經濟體在社會發展中趨于環境友好的程度。2020年中國該指數取值為1。雖然這并不完全標志著該年份中國的“環境―經濟”生產滿足目標“合意”配置，但不影響國際間比較。
由圖4和表4看出，各國社會生產的環境友好程度呈現明顯的趨同趨勢。
考察期內，中國社會生產的環境友好程度底子薄，雖在整個考察期內呈提高趨勢，但橫向比仍最低。
德日歐美環境友好程度高，發展平穩。結合實際看，4經濟體經濟發展水平也較高，說明采取了較合理的社會發展方式。其中，美歐人口和經濟規模與中國相近，在環境生產上采取“踩碎步”的改進模式，具有更高的可比性和借鑒意義。日德的環境友好程度一直好于歐美，指數略趨降的原因是考察期內總體上GDP增長超過環境產出增長。
圖4 環境友好指數國際比較
巴印兩國則是在較低經濟發展水平上實現的“高”環境友好性。并且，在考察期內，兩國環境友好程度明顯下降，應與兩國側重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有關。
3.動態效率指數的測算和比較
動態效率基本指數集包括對環境產出的總體績效（DENP）、廣義技術進步影響（DENT）和經濟產出影響（DEEN）的3項評價指數，是基于相鄰年份環比關系對單一經濟體環境生產的動態評價。該類指標只能用于經濟體自身動態效率的縱向比較。此外，為更便于辨析環境產出和碳排放概念及其應用的不同，也分別給出考察期內經濟增長（DCEP）和技術進步（DCTP）對碳排放影響的動態指數變化情況，測算方法相同。
由測算結果（如圖5）可得以下結論。
第一，對所有經濟體，考察期內經濟增長對環境產出的動態影響均基本為負向效應（DEEN
第二，在廣義技術進步對環境產出動態影響方面，在整個考察期內對中國始終保持正向效應（DETP>1）且最為顯著，但作用逐漸減弱；對歐美在多數年份保持平穩正向效應，變動很小，對歐盟作用強于美國；對其他4國均基本保持負向效應（DETP
第三，依據DCEP指數，考察期內經濟增長對碳排放的影響，對發達經濟體而言，對歐盟和德國在約1/2年份和對美日在約1/3年份呈現正向效應。
大體以1996年和2001年為兩個標志性年份，經濟增長對4個發達經濟體碳排放的影響方式分為三個階段：1980-1996年和2001年后4個經濟體的影響模式相近，1996-2001年期間有所差異。對中巴印3國，經濟增長的碳排放效應均呈負向效應（DCEP
第四，依據DCTP指數，在整個考察期內對各經濟體，廣義技術進步對碳排放均基本呈正向效應，對中國作用相對最為顯著。
進一步，采用同年份中國環境產出及其強度、碳排放及碳排放強度、GDP數據作為參照，僅選取廣義環境技術進步可比指數（正向指標，簡寫為RENTP，測算公式如式（13））和廣義碳減排技術進步可比指數（負向指標，簡寫為RCTP，測算公式如式（14）），用于比較同期其他經濟體與中國的廣義環境技術和廣義碳減排技術進步差距。
由測算結果（如圖6）有以下發現。
其一，考察期內，各經濟體之間及其與中國的廣義環境技術進步差距，均呈現迅速縮小和趨同的趨勢。依據RENTP指數，總體上，發達經濟體均保持較高技術進步水平，德日兩國高于歐美。僅依據表面指數值，巴印兩國廣義環境技術進步衰退明顯，原因在于初期兩國經濟發展較低，碳排放水平低，近年來也采取了側重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
其二，依據RCTP指數，考察期內，各經濟體的廣義碳減排技術進步影響的變化趨勢趨同，且均明顯高于中國。但是，巴西的廣義碳排放技術退步明顯。
4.基于2020年碳減排承諾的預期環境友好特征評價和國際比較
以2020年預期GDP標準化為參照值1，以及根據中國承諾測算的2020年碳排放量（1 026 652萬噸），相應環境產出量（2 962 654萬噸）也標準化為參照值1，可知2020年中國環境友好指數和復合產出水平指數也是1。
由表4可知，以2020年中國各環境生產相關指數為參照，日德兩國環境產出水平最高，環境技術進步水平也最高。經濟發展處于較低水平的巴印兩國，環境產出水平和環境友好程度較高的原因在于既有的高環境存量，其環境技術水平較高內涵意味著對環境存量的保護工作開展得好。歐美兩經濟體與中國經濟規模相近，但環境友好程度、環境產出水平和碳減排技術進步程度均高。比較可知，中國“經濟―環境”復合生產水平高的原因，主要在于經濟發展的貢獻，在以碳減排努力為代表的環境生產領域仍亟待努力。
具體而言，測算得到的中國2015和2020年環境友好指數反而相對之前明顯降低。以2020年環境友好為1，考察期內1990年至今的環境友好都高于1。這說明中國現有碳強度減排承諾目標偏低或經濟產出目標過高，“環境―經濟”生產目標制定的環境友好性偏低。
四、經濟增長對碳排放和環境產出的影響分析
根據前述定義，可以將環境產出看作受經濟增長、直接碳排放和影響碳排放的其他間接因素等影響的趨勢性成份和周期性成分的疊加。HP濾波方法可以幫助剔出周期性成分影響，保留某一影響因素的趨勢性成份。
這里，采用HP濾波方法，對各經濟體，在碳排放和環境產出序列中分別剔出經濟產出（GDP）周期性因素的影響，識別經濟影響的趨勢性成份（如圖7），用以說明一經濟體經濟增長對于自身碳排放影響（DCEP）和環境產出影響（DEEN）的不同趨勢特征。該趨勢成份值大于1，說明經濟增長對該方面影響呈正向效應；趨勢成分值小于1，則說明呈負向效應。
依據結果可以看到，各經濟體經濟增長對環境產出的凈影響總體呈負向效應，也就是說，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會抵消碳減排努力。而對碳排放則因經濟體不同而不同。相應的趨勢影響分析（表5）也能夠說明經濟與環境產出、碳排放存在不同的趨勢效應。
五、政策建議和結論
本文采用基于正期望產出假設的環境經濟分析理論，對中國和美歐等7個主要經濟體的社會“環境―經濟”生產的狀況進行了比較和分析，與采用碳排放或年度碳減排指標的有關國際比較研究結論有所不同，本研究主要有以下結論。
碳減排與社會生產的環境友好性在內涵上具有一致性。經濟增長對環境生產（累積碳減排）總體呈負面影響，有效的碳減排政策應與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相獨立?？疾炱趦?，實現同等經濟規模，中美歐3經濟體環境產出水平相近，日德始終保持較高低碳化水平，巴印環境產出水平較高的原因在于較低經濟發展水平上對環境存量的低消耗；中美歐對經濟和環境產出的政策偏好相近，但中國未來需要更加重視環境生產；美歐德日巴5經濟體環境生產與碳減排變化趨勢一致，而中印兩國環境生產與碳排放“雙增長”的原因在于伴隨經濟增長的結構調整等政策導致的碳減排；各國社會生產的環境友好程度呈現明顯趨同趨勢，而中國相對仍最低，德日歐美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更為合理。但是，中國累積環境生產努力最大，改善也最明顯。此外，從環境友好性角度看，按照中國2020年承諾測算的社會生產環境友好性水平偏低，甚至低于現階段，需要進行調整。
從動態效率角度看，考察期內，經濟增長對環境產出的負面效應，對較大規模的經濟體影響也較大，但隨時間推移趨于減弱，其中對中國影響最明顯；廣義環境技術進步影響對各經濟體呈現趨同趨勢，對中美歐體現為正效應，而對其他4經濟體效應為負，對中國正效應最顯著。但是與碳減排相關的單純技術進步也沒有遏止碳排放增長的勢頭。
由此，結合中國實際情況提出以下政策建議：在當前放緩經濟增長和建設生態文明的背景下，中國應在未來適當調高環境生產目標或降低經濟產出目標，提高環境友好性程度，進一步加大環境和碳減排努力，促進經濟低碳化發展；調整經濟增長速率和節奏，控制經濟增長的負面環境影響；采取與經濟增長相獨立的碳減排政策，加大該領域投入，推進“碳脫鉤”進程；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有關制度創新，更加重視碳減排技術的實用化和推廣；密切跟蹤各國碳減排和社會生產調整進展，學習他國的先進技術和經驗。
對于雙減政策的理解范文6
我國高等職業教育從孕育到發展，從決策到實踐，時間較短，由于處在探索過程中，曲折和偏差在所難免。目前在高等職業技術教育的實踐中存在著以下幾方面問題：
(一)外部原因
1、政府部門定位不準，政策法規支持不夠
在高職教育體系中，政府部門扮演的角色沿襲了計劃經濟條件下的舊制，對高職教育認識不清，支持力度不夠，帶來了諸多問題。一些地方政府對高職教育定位的認識不準確，把高等職業教育看作是高等教育的一種補充，是為高考落榜生提供的“次高等教育”。認為發展高等職業教育的意義僅限于推遲就業時間、緩解就業壓力，甚至把它作為短期拉動消費的權宜之計，或者把高等職業教育等同于“”前的中專教育。某些政策法規對高職發展造成了諸多不利影響。
2、認識不到位，鄙視技術的心態阻礙了高等職業技術教育的發展
中國歷來就有“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傳統觀念。這一傳統觀念深入人心，根深蒂固。社會、家長和學生輕視“稼墻百工之藝”，鄙薄職業教育，而對學術性大學情有獨鐘。要改變它，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二)來自職業教育由身的問題
1、高等職業院校自身定位模糊
高等職業教育的教學及管理，普遍采用普通高等教育以學科為中心的教學模式，以知識講授為主，未處理好基礎理論教育與技術應用能力培養之間的關系，沒有按職業崗位的分析去創新教學。缺乏長遠規劃，對學校規模的確定缺乏清醒認識。人才培養類型和層次定位不明確，不能體現出高職辦學特色。
2、職業教育總體質量不高
職業教育發展的規模和數量受到生產力發展水平、經濟結構的制約。一種較為合理的職教發展規模首先是與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相對應、平衡。其次，職業教育發展的規模與數量還必須與質量發展相統一，確定適度的職教發展規模與速度，避免盲目性。
3、師資隊伍不適應教育的需要
由于不少高職院校或是在原來的中等專業學?；A上辦起來，或是普通高校、成人高校、高等?？茖W校與普通中等專業學校聯合舉辦，因此高職院校教師整體水平不高。雖然職業教育師資隊伍建設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我國職業教育教師隊伍與21世紀改革與發展的需要還很不適應，突出的問題有以下幾方面：(1)數量不足；(2)學歷達標率低；(3)結構不合理；(4)年齡結構失調；(5)職稱結構失調。職業教育的師資與職業教育事業發展就像“水”與“舟”的關系，“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沒有穩定、高水平、高素質的職業教育師資隊伍，僅有合理的發展規劃、政策的傾斜，同樣很難達到理想的職業教育目標。
二、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中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的建議與對策
(一)更新教育理念，明確辦學方向
高等職業教育主要從事技術型人才的培養(也包括一部分高智能的技能型人才)。這類人才主要從事技術的應用與運作，將設計、規劃、決策等轉化為一線產品。因此，培養目標為：為生產和服務第一線培養具備綜合職業能力和全面素質的高級實用型人才。職業教育既要遵從教育規律，也要考慮市場需求，需要更進一步解放思想和更新觀念。
(二)提高職業教育競爭力
一個企業要想在市場經濟的浪潮中立于不敗之地，最重要的是認清自身的優勢與缺點，了解企業的競爭環境，確定企業產品的定位和發展方向，提升企業競爭力。同樣，一個職業學校要在當今激烈的教育中求生存與發展，也必須提高自身的競爭力。
1、建立以“能力為中心”的培養模式。
高職高專學生要想在日益激烈的競爭中找到合適的位置，除了具備必要的專業知識、崗位能力外，還必須具備較高的綜合職業能力。綜合職業能力既包括專業能力，如技術操作能力、技術管理能力、技術診斷能力和維修能力等，又包括一般能力，如認知能力、表達能力、社會能力、生產能力等，還包括敬業精神、合作能力、意志能力和健康心理等?！耙阅芰橹行摹钡呐囵B模式是指按照綜合職業能力或技術應用能力為主線構建課程體系和設計教學計劃；內容包括基本素質、職業崗位能力、應變能力三部分，以確保培養目標的實現。理論知識面寬，內容夠用為度，基本技能基礎要厚、要實；專業設置要根據人才市場需求做“彈性化”的處理，以適應經濟和科技對人才需求的多樣性和多變性。同時，在課程體系上，對原有課程實施“刪、減、改、并”，基礎課程精選教學內容，專業課程增加工程問題和管理方面的實際內容，削枝強干，減少各門課程教學內容的交叉重復部分，合并相關內容，重新整合，形成一個全新的教學內容體系。
2、以培養創新、應用能力為目的改進教學方式
職業教育實踐性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將技能的強化訓練放在極其重要的位置上。教學方法和手段的改革是提高教學效率的重要方面。在專業課程教學中，堅持理論聯系實際，注重現場教學，創造出課堂里學生“學、做”合一，“手、腦”并用的教學形式，充分發揮學生主體作用。對于實踐較強的課程，可采取先實踐后理論的方法，讓學生先建立感性認識，然后再進行理論教學，讓學生帶著問題學習，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即使理論教學，也應以應用為目的，以“必需、夠用”為度，以講清概念、強化應用為重點，圍繞培養能力來開展，配合技能訓練來進行。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現代教育技術進行教學，教師自編電子課件、運用多媒體教學、模擬教學、仿真教學和CAD教學等現代化教學手段教學，實現教師與學生間的良性互動，徹底改變依靠黑板、粉筆、模型、掛圖進行教學的狀況，使教學變得生動而形象，易于理解。這樣，不僅能增加教學性信息量，提高教學效果，而且還可彌補實驗儀器和設備的不足，降低教學成本。
(三)依托行業和企業建立校企合作的辦學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