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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義文學的基本特質范文1
關鍵詞：儒家人文哲學；三才之道；有機人本主義；宗法群體主義；主觀能動主義；道德理性主義
An attempt of reinterpretation from the angle of comparison between western and eastern philosophy
Abstract:Departing from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Three Powers” (of heaven， earth， and human) embraced in Yi jing， and through examining the inter action and mutual permeation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the Yi olog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smological basis and thinking mode of originality of Confucian humanistic philosophy. Then， by comparing the dissimilarities between Western and Chinese philosophy， the paper generalizes four concepts of “organic humanity”， “clan group”， “subjective initiative”， and “virtuous rationality”， and analyzes and reveals the uniqueness and spiritual value of the Confucian humanistic philosophy， to supply necessary conditions and foundation for a reasonable appraisement for the modern significances of the Confucian humanistic resources.
Key words:humanistic philosophy of Confucianism; the Dao of three powers; organic humanity; clan group; subjective initiative; virtuous rationalism
一、一個需要重新探討的課題
就儒家哲學的歷史價值和時代意義而言，其內在的人文意識和深沉的人道精神無疑是突出的一項內容。這里講的人文意識和人道精神，主要是指儒家在哲學上思考人文、人道問題而展開的思想觀念和理論學說，集中體現了儒家極具特色的人文主義精神。對此，本文用“儒家人文哲學”一說加以概括。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文化熱”的持續和“傳統文化再評價”的深入展開，關于儒家和儒家哲學的研究已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重視，尤其于儒家人文主義研究方面取得了許多積極的成果。應該承認，首先由于一批現代新儒家學者的不懈努力，使儒家人文主義的研究在海峽兩岸、港澳及海外漢學界似乎成了一門專題性顯學，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其次，大陸學者所做的積極回應、辯析探討，更使這項研究通過國家課題、團隊協作攻關以及個人治學等多重途徑，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和健康的發展，進而為我們立足時代、反思傳統、繁榮學術，推進現代精神文明建設，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和氛圍。
但綜合來看，關于儒家人文主義的研究仍有不足之處和薄弱環節。我以為可概括為兩點：一是對儒家人文主義的探討和價值發現，往往確認其有與西方（特別是文藝復興以來的近代）人文主義相似的東西，并完全轉換成西方人文主義者的話語系統和表述方式來體現，如稱儒家亦有其人格平等、個體獨立等觀念，這不僅容易產生儒家人文主義和西方人文主義的時代錯位，而且導致了對儒家人文主義之精神特質的誤解和民族特色的忽視。二是大都局限于孔孟一系發源的儒家傳統來考察其人文精神，而缺乏對儒家人文主義之所以發生的文化背景、內在基因的探討，因此而弱化了對儒家人文主義內容上的豐富性、發展中的多樣性及其價值兩重性的理解。
錢穆曾提出過一個令人深思的論點：“我們與其說孔子與儒家思想規定了此下的中國文化，卻更不如說：中國古代文化的傳統里，自然要產生孔子與儒家思想?！保?］對于孔子與儒家思想來說，其所處“古代文化的傳統”的基本面在書、詩、禮、樂、易、春秋這“六經”，而就哲學思想傳統而言，更以《易經》為最。
有鑒于此，我主張從《易經》哲學意蘊的剖析和揭示入手，通過易學與儒學思潮互動、滲透的角度，進一步探討儒家哲學人文精神的形成機制，深入揭示其思想內涵，并和西方人文主義作差異比較，以重新詮釋儒家人文哲學的精神特質及其價值。
二、宇宙論思考：儒家人文哲學之原創
哲學上的原創性思維，一般是在哲學形態的形成和展開過程中確立的。原創性思維體現著哲學形態的靈魂和精神氣質，是維系、保持哲學生命力、獨特性的支柱和基因性要素。所以，探討和理解儒家人文哲學，需要以把握其原創精神為契入處。
不管在中國還是在西方，人文哲學思潮的形成和展開都不是孤立的、單向性的，一般是在人與宇宙（上帝或神）的關系結構中實現的。正因為這樣，西方人認為，“更為適當的提法是：凡重視人與上帝的關系、人的自由意志和人對于自然界的優越性的態度都是人文主義”（中文版第761頁）［2］。但關于人與宇宙關系思考的發生機制及模式，在中國尤其是儒家那里卻有不同于西方的自身特色。
在西方思想史上，如何看待人與宇宙的關系，曾經出現過神學的（或稱超越宇宙的）、科學的（即自然的）、人學的（即人文主義的）三種模式。人學的模式是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的人文主義思潮和宗教改革運動相結合的產物，強調以人的自我覺醒、獨立人格和主體價值為中心來審視和判斷人對自然、對宇宙、對上帝的關系，使信仰上帝和確認人的價值相協調。其所謂人文，既不同于那種視人為上帝奴仆的中世紀的神學模式，亦有別于人力掌握自然、戰勝自然的近代科學模式。
當西方人針對神文講人文、通過“走出中世紀”來追索人文主義的確立和展開時，儒家則要回歸“五經”制作的年代，尋覓人文哲學的源頭活水，并通過《周易》與儒學的互動來塑造其原創精神。和西方相比，儒家的人文哲學是早啟的。在孔子開創儒家以前，其先導們就表現出對宗教神學的反思和分辯：周公的“敬德保民”以配天，《易經》的“推天道以明人事”等觀念，正構成了古典中國的“宗教改革運動”，并通過這種“宗教改革運動”，生發出人文意識的覺醒，促使儒家哲人們能以理性的態度思考人文和人道問題，探求如何“明于天人之分”，終于得出“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彖傳·賁》）的結論。其所講的“人文”，實針對“天文”而言，又突出了“教化天下”的功能，內蘊了自身獨特的文化觀念和精神內容。
事實上，儒家哲學的人文思考，從一開始就是納入天（道）人（文）關系結構展開的。但在這種天人關系結構中展開的人文思考，并沒有出現西方那樣多種類型模式（神學、科學、人學）的分野，而往往是消解了神學的或科學的建構，將其因素融入人學的體系之中，從而形成了儒家關于天人關系思考的包容性和綜合型特點。其原因，顯然和儒家喜好探求天人之“際”來發展人文思考有關?！半H”，是就天人關系講的，有交往溝通、融匯之意?！豆曛窈啞ふZ叢》提出“易，所以會天道人道者”的命題，被視為可能是最早說明天人關系存在著內在溝通、融匯的一個例證對此，湯一介先生曾有《釋“易，所以會天道人道者也”》專文詳論。見《周易研究》2003年第6期。以后，司馬遷的名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是可以概括先秦諸子（主要是儒家）的思想主旨的。董仲舒稱：“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對策》），雖凸現了儒家的思維觀念，但其“通（觀）天人之際”的原創思維，仍然是和“易，所以會天道人道”的思想相通的，而且其源頭就在《易經》關于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宇宙論建構。
喻示于圖式、卦象，表述于爻辭、卦辭的《易經》，首分陰陽二爻，次列上、中、下三位，分別對應天、人、地“三才”及其相互關系，才據此展開八單卦、六十四重卦的卦象體系?！兑讉鳌穼Υ俗髡芾淼脑忈專瑥娬{“《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保ā断缔o傳》下）以六爻重卦、三才兩之解釋三才之道，不僅指出了天地人三者的空間組合，更揭示出正是陰陽、柔剛、仁義之“兩”，分別貫之于天地人而成天道、地道和人道，集中表述了人與天地“相參”的道理，確立起宇宙論的核心觀念?！跋鄥ⅰ?，不僅說明了人與天、地并立為“叁”才是構成宇宙的基本要素，而且揭示了人參與天地之化育、促成宇宙演化、運動的實在過程。比較起來，與西方人發展了機械論的物質主義的宇宙論不同，《周易》的宇宙論思維是有機主義的、人文化的。
正是《易經》關于天、地、人“相參”的觀念，啟發和影響了儒家人文哲學的宇宙論思考的基本路向。戰國時大儒荀子確立“明于天人之分”的命題，提出“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的觀點，還是一種“三才之道”思維格局的展開。而《中庸》又以“天人相參”觀念作詮釋的依據，申明：“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在漢代，大凡有影響的思想家鮮有不以“人與天地相參”觀念闡述其宇宙論的。陸賈曾引《傳》曰：“天生萬物，以地養之，圣人成之，功德參合而道術生”，以為“先圣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新語·道基》）。王符作《潛夫論》，以《易傳》揉雜儒家、道家思想，其中稱：“是故天本諸陽，地本諸陰，人本中和，三才異務，相待而成。各循其道，和氣乃臻，機衡乃平。天道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為”，“人行之動天地，譬猶車上御馳馬，蓬中擢舟船矣”（《本訓》）。顯然是以人為中心，依據“三才之道”，構建了人文化宇宙論的基本框架。
宋明理學在天人關系上果然有認同“天人合一”的一面，如程氏兄弟提出“天人一也，更不分別”（第20頁）［3］。張載直言“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遺（離）人”（第183頁，《橫渠易說·系辭上》）［4］。但不能因此將理學的天人思考歸結為“天人合一”論。恰恰相反，理學更多的仍是講人與天地“相參”。究其原因，往往與理學家力主“以《易》為宗”，把人文思考歸“源”于“三才之道”的宇宙論密切相關。理學開山周敦頤作《太極圖說》，提出“所謂易也，而三極（才）之道立”的命題，據此展開為理學以太極、陰陽、四時、五行為架構的宇宙論體系，肯定所謂人道者“于是乎在”［5］，重開宋學納人文于宇宙論思考之模式。至于程氏兄弟，朱熹指其所言“性與天道”，實多出于周氏《太極圖說》。張載也稱：“蓋盡人道，并立于天地以成三才，則是與天地參焉?！保ā稒M渠易說·系辭》）朱熹則撰《太極圖說附解》，指出“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斷言：“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5］，從而以“成象”、“成質”、“成德”范疇為中心，依循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框架，闡發出宋代“新儒家”的人文哲學體系。
事實證明，儒家人文哲學的原創思維可以說是源于《周易》，立基于“三才之道”的宇宙論，又通過易儒互動過程展開的。對此，明清之際的大思想家王船山有過概括總結和展開說明。
首先，他指明：“所謂‘天地之間’者，只是有人物的去處。上而碧落，下而黃泉，原不在君子分內?！睆娬{“只是有人物底去處，則天地之化已屬于人物，便不盡由天地”（第928頁，《讀四書大全說》）［6］。旨在揭示中國君子們所關注、考察的“天地之間”，只限于人生活其中、參與活動而能自覺感應到的“宇宙”。至于“上而”之有天堂、上帝，“下而”之有冥獄、閻羅，皆不屬“君子分內”，應剔除于視野之外。這種排除了宗教的、神學的因素又納入宇宙論框架的人文思考，和孔子注重“仁”道，不語怪、力、亂、神以及《大學》張揚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君子之道，是一脈相承的，正集中呈現了儒家人文哲學的原創精神和民族特色。
其次，以既不相易又不相離的“相容相受”觀念解釋人與天地的“相參”，揭示了人文相對于天文的辯證統合關系。在王船山看來，“夫《易》，天人之合用也。天成乎天，地成乎地，人成乎人，不相易者也；天之所以天，地之所以地，人之所以人，不相離者也。易之則無體，離之則無用?！笔侵v天地人之“已成”為不可替代，互相區別，而其“所以成”則不相離而可合。這就叫“徹乎天地與人，惟此而已”（第157頁，《周易外傳·系辭傳上》）［7］。對此，他又通過詮釋“易道”作發揮，說“道一成而三才備，卦一成而六位備。六位備而卦成，三才備而道成。天地有與來，而人有與往。都往來之通，凝天地之交，存乎其中，人乃以肖道而主天地”?！肮侍斓刂H甚密，而人道參焉。相容相受，而人終不自失。別而有其三，同而統乎人”（第239頁，《周易外傳·系辭傳下》）［7］。強調只有人參與天地交通往來，才能效法天地之道并最終主宰天地。故宇宙雖別而有三，仍歸統于人。由此才構成了“悉備乎廣大”的易道。
第三，王船山還引伸《易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的思路，指出“繼者，天人相接續之際”，認為天人之間“形異質離，不可強而合焉。所謂肖子者，安能父步亦步，父趨亦趨哉？父與子異形離質，而所繼者惟志。天與人異形離質，而所繼者惟道也?！保ǖ?4頁，卷一“皋陶謨”）［8］是舉子繼父者惟志為例，著重說明人文思考的基點在效法天地，其所效者非以形、質，而在“繼道”。顯然，王夫之雖看到了人與天地間的“異形離質”，但他對此并無深究的興趣，倒是更關注“繼”天之“道”，以為這是人趨善成性的前提和關鍵。他申明：“惟其有道，是以繼之而得善焉，道者善之所從出也。惟其有善，是以成之為性焉，善者性之所資也?！边M而斷言：“成乎人之性，惟其繼而已矣?！保ǖ?81、182頁，《周易外傳·系辭傳上》）［7］以圖通過對《易傳》“繼善成性”說的闡發，進一步從宇宙論的角度揭示人性、人格形成的根據。
需要指出的是，王船山的總結和詮釋，相當程度上是繼承發展易學的思路和儒學的理念，是可以反映古代中國正統派人文哲學的一些原創性思考的。令人深省的是，這種原創性思考以宇宙論的形態出現卻很少追求對宇宙的實存性、形上學的把握，也缺乏認識論的、科學理性的考察理解，它所注重的所謂繼天地之“志”，循天地之“道”，主要在領悟和掌握天地宇宙的精神和境界。如《易傳》所言：“天行健”、“地載坤”，以為君子應明白天地精神的剛健和敦厚，就可效法而承繼成“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人文品格。在這一點上，我們似乎找到一個重要原因，可以說明在儒家思想為正統的條件下，中國雖有悠遠發達的宇宙論傳統，卻何以發展不出西方那樣系統的天文學和天體物理學？！也缺乏西方那樣的科學主義和工具理性？！
三、比較中的考察：儒家人文哲學之精神特征
特征，總是相比較而言，有鑒別而發展的。
據于宇宙論上的原創性思維而展開的儒家人文哲學，當然有其特定內容，但要拿它和西方哲學中的人文主義思潮相比較，首先就得面臨比較雙方的對應性和層次性問題。畢竟，儒家的人文哲學發生、發展于古代，屬傳統性范圍，比照對應西方的原本應是希臘羅馬時代的人文主義。問題在于，當西方人走出中世紀、發展出近代人文主義時，儒家哲學卻仍然停滯于傳統人文模式的巢臼。所以，當我們主要以儒家傳統人文主義和西方近代人文主義作比較時，在時限上似乎有對應性，但在發展層次上卻有階段性的差異。有鑒于此，我們進行比較考察，果然有通過異同鑒別揭示儒家人文哲學之內容特征的一面，更重要的是著眼于和西方人文主義的比較參照、詮釋和理解來把握儒家人文哲學的精神特質。為此，本文特地提出有機人本主義、宗法群體主義、主觀能動主義、道德理性主義四個方面，展開扼要的分析、論證。
（一）有機人本主義之確立
從《周易》與儒學互動、發展的線索看，儒家哲學中那種以宇宙論為基點，通過天地人三才關系展開的人文意識，首先表現為針對天文講人文，以“人為天地立心”命題立論，采用宇宙人生的一體化、有機性思考來確立人文主義的基本觀念，尤其是人本觀念。
和西方人針對神文講人文、針對上帝主宰性而強調人作為個體的本位性、獨立性不同，儒家哲人肯定的是人在天地面前的高貴、尊嚴和獨立，以昭示人的權利意識和主體意識的覺醒，確定人本性原則?？鬃右烟岢觥拔粗?，焉知鬼”的人文思考，斷言，“天地之性人為貴”（參見《漢書·董仲舒傳》）?！抖Y記·禮運》稱：“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避髯右詾椤叭擞袣庥猩兄矣辛x”，“故最為天下貴”。董仲舒則肯定：“人下長萬物，上參天地”，“而搖蕩四海之內”（《春秋繁露·天地陰陽》）。宋明時期的理學家更引入周易的陰陽思維，論證“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周敦頤《太極圖說》）。認為：“萬物各正性命，而純備者人也，性之極也?！保ê宸濉吨浴罚┯謹嘌裕骸叭四芨F理盡性，與天地參”，“然后范圍天地之化”（《張子正蒙·三十》），據此主張“建人極”，“為天地立心”。顯然是把人納入天地自然的有機系統中，來說明人的高貴性和本位性，形成了和西方人文主義不同的人本觀念，可稱為有機人本主義。
儒家人本主義還有一個觀念，就是相對于制度、政體，人也是個本位性因素。 《中庸》引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進而指出：“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睌嘌浴盀檎谌恕?。又解釋“為政在人”要在“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由外在的政制環境和內在的道德修身的相互聯系中，確立人本的原則，仍然是體現了有機性特征的。
在明清之際前啟蒙思潮明清之際的大思想家如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已通過對專制、集權意識的批判和對傳統儒學反省、審視，提出了某些類似西方啟蒙理性的觀念，但畢竟沒有形成中國的啟蒙運動，故以“前啟蒙”名之。涌動的背景下，這種有機人本主義觀念有了進一步的凸現。王船山就申明：“天地者自然，主持者人。人者天地之心。”（《周易外傳·復卦》）斷定：“天地之生也，則以人為貴?！保ā吨芤淄鈧鳌o妄》）又認為：“天地之靈，以人而靈之”，“大荒之外，有天地焉。人所不至，禮所不行，則亦惡知其有天地”（《船山經義》，更強調了人與天地自然的依存性互動關系，展現出人在天地自然面前的高貴、靈性和“主持人”地位，側重于價值論的角度，拓展、掘深了有機人本主義的內涵。
（二）宗法群體主義之提倡
在儒家人文哲學的傳統中，我們很少看到歐洲文藝復興時期那種以功利主義、個人主義立論的人本觀念，也難見18世紀法國人道主義那樣從生物學角度看“人”、視人為“機器”或“理性生物”，而是重在厘清人與禽獸的區別，主要通過群己、人我關系結構展開，并在趨善成性的意義上肯定人的社會性和倫理性，突出了人本原則的群體性特征。在此，可以儒家的“圣人”為本觀念作個說明。
我們知道，原始儒家對“人”有個基本要求，就是“明哲”，明哲加以德性化和神威化就能成圣。但儒家講的“圣人”，不是對現實個體人格的美化和規定，而是通過對遠古民族酋長代表堯舜禹的理想化追憶，寄托儒家對理想人格的訴求加以設計和塑造的?？鬃訂枌W，講“學者為己”，卻是以“復己復禮、天下歸仁”為據，要求學者下學人事、上達天道，主張通過知識積累和道德修養的完善實現體道成圣，其成圣就不在發展個體的自我特性，而在自覺適應禮仁制度下的人倫秩序。這恰恰是消削個性而使人格合于群體人倫。所以，到了孟子提出“途之人皆可為堯舜”時，就直接以“人倫”講圣人，稱：“圣人，人倫之至也。”（《孟子·離婁上》）強調：“圣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由此可以看出，孔孟儒家以圣人觀念闡發人本原則，側重在群己、人我的人倫關系組合，和西方近代人文主義者張揚個人主義的人格獨立不同，而更傾向于認同群體人格和人際間的協調。
其實，孔孟儒家的這種“人本群體”觀念，在后來的《易傳》中還獲得了宇宙理論的支撐?！兑讉鳌分v人與人倫是宇宙自然的產物，但它不像基督教圣經那樣講人如何“被造”，而是以“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系辭傳下》）立論，闡述人類起源及人倫秩序的形成，皆體現為一種自然歷史過程，即“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義有所錯?！保ā缎蜇詡鳌罚┰噲D以一種理性的、歷史的思考方式和話語系統來說明人類起源的客觀性、必然性，確認人總是處于人倫關系結構之中，以窮理盡性、體道成圣為目標，而不采取個體化的存在形態和功利性的追求。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從哲學的角度論證了人本、人倫觀念的價值導向應該是社會化的、群體主義的。
當然，就思想史意義而言，《易傳》并非專屬儒家，而有綜合、總結先秦諸子尤其是儒、道、陰陽家思想的特點。所以，《易傳》對人文、人倫的論述，可以看作是先秦哲學人文主義的一項重要內容和特征。事實上，墨家就曾立論于“義即利”觀念，力倡“兼相愛、交相利”，以為“古者圣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墨子·尚賢中》）。進而斷言，平治天下關鍵在“唯能一同天下之義”（《墨子·尚同上》）。這種關于人倫規范和社會政治治理的一體性思考，和《易傳》所論也有相通互補之處?？梢哉f明，儒家人文哲學的宗法群體觀念，在先秦時期就具有了多元融通和普遍性影響，表現出和社會結構秩序的有效契合。同樣，荀子有著名的“明分使群”之說，他說明“人有其治”，要在“為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愨祿多少厚薄之稱，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又據此斷定：“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保ā盾髯印s辱》）所以，這種以禮義節制下的群居和一之道所闡發的儒家人倫觀念，很容易和傳統中國的宗法文化、集權理念相結合，發展成兼有人性說、倫理學、政治學和社會管理思想的人文學，對以后中國人文主義思想的演變產生了深遠影響。但如果從“尋源溯流”的角度看，這種“深遠影響”實際上又是儒家宗法觀念、人文哲學的泛化和延伸。
這說明，儒家人文哲學價值導向上的群體主義是宗法型、倫理性的。當然，這種宗法群體主義雖據于血緣親情，但在發展中又突破血緣親情，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轉化過程中，添加了地域性、社會化的色彩了。就此而言，宗法群體主義不是僵固的，而是處在變動發展中的。只是總體上講，既不同于現代西方的社群主義，也不宜和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集體主義作簡單類比的。
（三）主觀能動主義之闡揚
承認和肯定人在天地自然面前的作為和能力，是人文哲學思考的題中應有之義，不管是中國還是西方，莫不如此。問題是如何看待和理解這種作為及能力。
需要指出，近代西方固然有科學與人文的對峙與分流，但西方的人文主義傳統本身就包涵著科學態度和認知意識，注意發展科學理性和功利主義，由此催生了“役天”、“勝天”的能動主義精神。正是這種能動主義精神的激勵和引導，促使人意識到在天地自然面前的作為和能力非偏重于主觀夸張，而要有客觀性、科學性依據。應該說，這是西方人文主義的一大長處。
對于儒家來講，類似西方那樣于客觀性、科學性基礎上講人的能動性，不是沒有。荀子就是一例。他指出：“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笨隙ㄌ斓刈匀坏膶嵈嫘院涂陀^性。又指出：“明于天人之分（職分），則可謂至人?！闭J為“天有常道（規律）矣，地有常數（法則）矣，君子有常體（行為規范）”，主張人應“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由此可實現“天地官而萬物役”（《荀子·天論》）［9］。這就頗為清晰地表述了儒家哲學中人文主義和古典科學精神相結合的思想。
但遺憾的是，像荀子那樣的能動主義思想后來并未得到很好的引伸、發展，這恐怕也是儒家人文精神中難見西方那樣悠長深遠的科學主義、理性主義的又一個重要原因。那末，能否就此斷定儒家人文主義缺乏合理的能動精神？！顯然不能。
恰恰是《周易》和儒學，曾相當集中地闡揚過人作為主體相對于天地自然所具有的能動性意識?！兑讉鳌芬詾椋骸啊兑住放c天地準，故能彌論天地之道”，“范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宣稱：“《易》，圣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保ā兑住は缔o傳》）這個追求“極深而研幾”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的活動過程，就體現人在天地自然面前的積極作為。而孟子則稱：“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保ā睹献印けM心上》）確認了人在宇宙間負有“知天”、“事天”的使命。不過，孟子倒不是從認知理論和科學主義的進路來說明人何以能“知天”、“事天”，而是以“萬物皆備于我”的命題立論，力主人應“反身而誠”，通過“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至“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孟子·公孫丑上》）的途徑實現的。這當然是從主觀主義、先驗主義的角度闡揚主體的能動精神的，和荀子講“制天命而用之”的能動主義是不一樣，但后來對宋明新儒家尤其是陸王派新儒家產生過很大影響。王陽明曾引伸孟子的“良知”觀念，稱“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主張“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并認為正是這個“致良知”，才促成“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傳習錄》中《答顧東橋書》、《傳習錄》下）［10］。顯然，王陽明講的“致良知”、“靈明”、“主宰”等，無非是一種夸大了的主觀能動精神。就認識論而言，這種思想觀念當然是片面的，易導致荒謬的唯我論，但在價值論、意義論上，那就另當別論了。所謂“主觀能動主義”的名稱即指此而言。
從比較角度對這種主觀能動主義作新的反思，我們不能簡單否定其價值合理性。明清之際思想家王船山曾以“擴張”、“承擔”、“宰制”等觀念詮釋過先秦延續至宋明的主觀能動主義的內涵和意境，頗發人深思。他指出：“孟子言‘皆備’，即是天道；言‘擴充’，即是人道?！保ǖ?96頁，《讀四書大全說》）［6］又指出：“所謂‘塞乎天地之間’，也只是盡天下之人，盡天下之物，盡天下之事，要擔當便與擔當，要宰制便與宰制，險者使之易，阻者使之簡，無有畏難而葸怯者?！保ǖ?28頁）［6］主要在說明人道的、人文的精神就是要人發揚“盡物”、“盡事”的能動性，要有“擔當”意識和“宰制”能力，克服畏難消極情緒，積極去“擴充”天道，促使人在天地自然面前掌握到主動權。
王船山雖意識到人的這一主動權有天賦權利的一面，但他強調人更要在后天靠自身的努力去爭取和發展，并因此把這種主動權稱為“自取而自用”之權。他說：“生之初，人未有權也，不能自取而自用也。惟天所授，則皆其純粹以精者矣。天用其化以與人，則固謂之命矣。生以后，人既有權也，能自取而自用也?！保ā渡袝x·太甲二》）［8］是肯定了人的生存活動和生命過程，通過自己的權衡和選擇，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獲取生活所需，發展自己。在此基礎上，王船山發揮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斷言“人定而勝天，亦一理也”（第587頁，《續春秋左氏傳博議》卷下）［11］，就顯示出是以樸素辯證的思考來闡述人的主觀能動性問題了。
（四）道德理性主義之建構
指出傳統中國哲學內蘊有理性主義的思想因素，其實不是什么新見解。17世紀的耶穌會士在用拉丁文翻譯中國經典《中庸》時，就以“天賦予人的是理性”來解釋“天命之謂性”句，引西方的理性觀念，附會儒家傳統的“性”。日本近代哲學家西周茂樹稱：“宋儒和理性主義二者在說法上雖有不同，然也有酷似之處?！保?2］而梁漱溟則斷言：“儒家假如亦有其主義的話，推想應當就是‘理性至上主義’?！边M而認定理性主義為二千年中國人“在儒家領導之下養成的一種社會風尚或民族精神”（第七章）［13］。
問題在于，要合理分析儒家傳統理性主義的內涵特征和精神實質卻頗為不易。因為，理性主義是近代西方哲學的一個思潮。理性作為一個復合性概念，在西方哲學中又分析為形上理性、工具理性、目的理性、認知理性和價值理性等。而這樣的思潮和概念在中國傳統中很難直接找到。但不容忽視的是，中國人使用“理性”一詞，形成理性觀念應該說由來已久。漢代學者在解釋孔子的“性相近習相遠”命題時就說過：“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圣人導人理性，裁仰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于陶物振俗，其道一也?！保ā逗鬂h書·黨錮傳序》）是說人有理性，就在“慎其所與，節其所偏”，使人的內在要求和外在秩序適度協調，思想行為應該有合“理”性的根據。
當然，漢代人所說的理性，既不屬形上學范疇，也不是從認知角度講的，其意義不在一般地對主客體關系作事實的判斷，而側重于對人的理性能力作價值論的定位。不僅是對先秦儒家觀念的某種概括，而且對《易傳》、墨家的思想亦有所總結。正是出于這樣的考慮，我稱這種理性為道德理性（或價值理性），是開中國人文傳統中道德理性主義之先河的。后來的宋明理學家往往以理、性、命三者合而論之，例如，朱熹在解釋孔子“性與天道”思想時指出：“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保ǖ?9頁，《論語集注·公冶長》注）［14］又居明代欽定編纂的《性理大全》性理篇記載，程子就強調“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并順著“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的思路，論證了性與理相通為一?？梢哉f程朱派理學的一個基本點，就把正統儒家的道德理性觀念發展了、完善了，由此所展開的論述，則意味著在性理學、心性學的標幟下初步建構起道德理性主義的體系。
以上所說，只是以論綱形式，提出了重新探討儒家人文哲學的契入點和思路，對其思想特質、精神價值作出概括和評析。其實，儒家人文哲學是一份深厚的傳統資源，有十分豐富的內容，是個可以常做常新的研究課題，不應該讓它流為一個“文化熱”中加以炒賣的學術快餐。尤其是從易儒互動滲透的角度把握儒家人文哲學的演變，由中西比較考察剖析其精神特質，重新詮釋其價值和意義，還有許多艱苦的研究工作要做。本文只是又一新的開始，愿以此和諸位學界同仁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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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義文學的基本特質范文2
1回歸人文是當代醫學面臨的迫切課題
近半個多世紀以來,現代醫學由于遵循生物醫學發展模式,其人文性的日益淡薄一直受到社會公眾的批評。無論是就現代醫學的診療思想、許多診療技術的實際運用,或是從保健政策的宏觀決策與醫院管理的某些舉措,還是從眼前持續緊張的醫患關系來看,強化醫療保健服務的人文性,不僅是廣大患病人群和全社會對醫學的期求,也是廣大醫學專家和人文學者共同關注的課題。醫學如何回歸人文,醫療保健服務如何增強對病人的關愛,如何使醫學成為一門充滿人性的醫學,要從多方面著手,有多方面的工作要做。它涉及衛生保健政策對保健服務的可及性和公平等問題的正確處理;涉及醫院管理各個環節如何體現對病人關愛,革除那些在病人與醫院、病人與醫生之間破壞和諧關系的種種陳規舊制;當然也涉及醫生們在醫療服務工作中,如何強化對病人生命與健康負責的職業良心和盡心盡力的努力。但更為重要的方面,或者說一個不可忽視的基本方面,是如何改變生物醫學自身對人、對生命尊嚴的冷漠,是如何改變“現代醫學本身改變著運用醫學的醫生的人格,不斷奪去醫生對生命的尊嚴觀”[1]97的特質。因此,探索醫學如何回歸人文,如何改變現代醫學某種對人性冷漠的屬性,恢復醫學以往那種閃耀人性的光輝,促進醫學人文與醫學專業的結合,既是醫學專家的追求,也是醫學人文學者的期盼。從人文學者的角度看,所有一切醫學人文學的努力,其中包括加強和改善醫學人文學的教學,開展有關醫學人文課題的研究,組織醫學人文學術交流,其最終指向仍是促進醫學科學與醫學人文的結合,促進醫學科學的人性化。所有一切醫學人文活動的最終落腳點,仍是醫學專業實踐,并且也只能是醫學專業實踐。這就是說,醫學人文的教學成果,醫學人文研究的價值取向,醫學生人文素質的提高,最終仍是只能通過醫學專業的人性化,通過醫生們人性化的診療服務,才能給病人帶來福祉;醫學人文學并不直接為病人提供人性化的服務,人性化的醫療服務是通過醫生們的診療實踐實現的。因此,醫學人文學者不能滿足于幾門人文課程的開設,不能將醫學人文停留在學術層面和講稿層面,雖然搞好人文教學和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促進醫學科學與醫學人文的結合,也是醫學人文學者不可推卸的責任。
2當代醫學人性冷漠的根源
促進醫學與人文的結合,首先要弄清楚醫學與人文分離的癥結。本來是充滿人性的醫學,為何在其獲得科學意義的存在以后,反而總是遭到缺乏人性的批評呢?這要從現代醫學的淵源與結構說起。眾所周知,現代醫學為了擺脫古代醫學的抽象性與模糊性的缺陷,為了突破宗教神學設置的禁錮。在14世紀～15世紀整個科學革命思潮的影響下,接受了培根、笛卡爾等哲學家的實驗科學方法并受到心身二元論的影響,在維薩里、哈維、魏爾嘯、科赫等一大批醫學家的努力下,撇開與人體密不可分的心理、社會、環境的關系,將人體及其組織作為一種純粹客體的物質加以研究,并且因此獲得了空前的進步,涌現了無數的發明和發現,為人類戰勝疾病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這種哲學影響下形成的生物醫學模式及特異性病因說的醫學思想,認為任何疾病必然表現為局部的器質性病變,都有特異性的病因引起,因而也必然有特異的方法來治療,整個醫學近幾百年的努力,可以歸結為尋找特異性的病因與特異的治療方法。正是在這種醫學思想的指導下,人體組織與人的整體、病與人、心與身發生了分離,并形成了重疾病、輕病人,重治療、輕照料,重實驗證據、輕病人體驗,重器質的恢復、輕心理調節與支持,重技術處置、輕倫理社會思量等一系列診療規則,而其后果當然是對人、對人的心理與情感的忽視以及對病人關愛自然而然地消失了。正如湯比因與池田大作所指出的那樣:“在現代科學中,醫學部門也和其它部門一樣,獲得業績的關鍵是選擇、定量化、機械化和非人格化。”[1]94“現代醫學是建立在笛卡爾以來的科學思維方法上的,科學給醫學以究明疾病的有效手段,因此,現代醫學獲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另一方面,科學包含著這樣的性質,即對一切事物都客觀地審視,摒棄感情,用理性的手術刀解剖。因此,用科學的眼光看自然界時,自然就成為與自己割裂的客觀存在。同樣,當科學之光照在人的生命上時,人的生命自身就成了與醫生的精神交流斷絕的客體。這當然就引起了人類生命的物質化?！盵1]96這就是現代醫學人性冷漠的病根。今日我們探求醫學與人文的結合,期盼恢復醫學的人性,須從糾正此種醫學思想著手。人們在對現代醫學人性冷漠提出種種批評時,常將目光指向醫生,指向醫院及相關的管理機關,指向推行保健服務市場化的政策和措施。的確,部分醫務人員對病人不負責或不夠負責的言行,一些醫院的不當管理措施及不當管理,使人性化的醫學蒙上了陰影,在人性化的醫學上增加了灰塵。而本屬于公共產品的保健服務市場化,更是雪上加霜,把本來在原質上就存在人性缺失的生物醫學的弱點推向了極端,新聞界論文格式報道的因無錢支付費用發生的見死不救的慘景,極個別的醫院半夜將付不起醫療費的病人拋在荒郊野嶺的事例,理所當然地引起人們對醫療部門的公憤與不平。但是,醫學人性淡漠的根本不在這些方面,醫學人性淡漠的根本不是醫生,不是醫院,甚至還可以說不是醫療服務的市場化,而是醫學自身,是現代醫學的生物醫學模式,是它的一系列的診療思想與理念。
3從根本上轉變醫療思想
克服當代醫學對人性的冷漠,不能僅限于對醫生提出一些重視人文行醫的要求,也不能僅限于端正醫院人文管理的理念,雖然這些都是不可忽視的。要徹底扭轉現代醫學人性冷漠的局面,必須從根本上轉變醫學思想著手。
3.1努力促進醫學模式的轉變,切實推行全人醫療的理念,克服病與人、身與心、病與環境分離的醫學觀念,將生物醫學模式轉變為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這就要求:(1)在診療中提倡對病人的全面了解:重視病,同時也重視病人;不僅要了解病,也要了解病人,要全面了解病人?！坝^察病人是醫生最基本的職責。”[2]108(2)對疾病的認識與判斷,不僅重視對疾病的生物學的了解,同時也重視對疾病的社會學、心理行為和疾病歷史學的了解。(3)不僅是要重視解除病人器質上的病變,消除疼痛,還要致力于解除病人的痛苦,為病人提供心理、社會安寧的支持。(4)為此,需要探索臨床醫學學科的重新組合與多學科的協作的形式與方法,革除只重專科的弊病,強化心理社會支持,不斷探索心理、社會支持與服務的方法與途徑。
3.2探索人性化的治療理念與方法。人性化的醫療很大程度是通過各種具體診療環節實現的,一些人性淡薄的醫療也常表現在具體的診治環節上。探索改進診療方法,提高診療方法的人文性,充分體現對生命的尊嚴與關愛,是醫學專業與人文結合極為重要的方面。(1)不斷探索對癥治療與整體治療的結合,正確處理整體固本與清除局部病變的關系、清創與維護機體的自然力的關系。(2)提倡微創或無創療法,盡力減少對機體的損傷,減少對機體不必要的干預,維護機體的自然抗病能力,謹慎地使用手術、介入療法。“自然力是疾病的醫生。”“治療的目的是幫助自然的治愈力。”[2]131(3)提倡規范治療與個體化相結合,循證醫學與經驗醫學相結合;提倡適宜技術,不搞過度醫療,不濫用藥物,盡可能地減輕病人的經濟負擔。(4)重視對病人生命的維護,同時也重視病人生命質量的提高,在危重病人的治療上盡力探索延長生命與提高生命質量相結合的方法。(5)重視對病人的照料,為病人提供全程服務與心理支持。特別是晚期病人,老年病人,這種服務應當成為醫療的主要任務。眾所周知,當前病人住不上院、看不起病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醫療費用太高。那么,有沒有可能減輕病人的經濟負擔呢?這種負擔是否僅是國家對醫療投入不足造成的呢?據《新華每日電訊》2009年4月22日報道,黑龍江省衛生廳近日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該省兩所體制相同、規模相近的公立三級甲等醫院,診療總量、重癥患者比例、治療水平大體相當,但是2008年度的經濟收入分別是19億元和7億元。相差竟到12億元。這條新聞的作者要求醫院要算算良心賬[3]。無獨有偶,2005年6月3日,遼寧省衛生廳公布了省屬14所規模較大的醫院單病種每例病人平均醫療費用、藥品價格、醫療收費、患者滿意度五個項目的調查情況,其中胃癌(沒有并發癥,只接受一次手術,未接受化療)治療在錦州醫學院附屬二院為8800元,大連醫科大學附屬一院為47000元;單純闌尾炎治療在沈陽市兩家大醫院費用相差1700元[4]。這種情況清楚地表明,生物醫學的缺陷為市場提供了可乘之機,市場反過來又極大地擴大和提升了生物醫學的缺陷。生物醫學的缺陷與市場的結合,是通過醫生筆下的處方實現的。這說明當前醫療費用高低,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醫生的醫療決策所決定的,是由醫生為病人治病采用的方法決定的,而這種情況又與現在的生物醫學模式息息相關。黑龍江省和遼寧省一些大醫院收費相差懸殊的情況,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醫療思想的體現,也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辦院思想的體現,即以人文的理念行醫、經營醫院,還是以謀利為目的行醫、辦院方針的體現。盡管可以在醫院各種場地高掛“一切為了病人著想”的標語,盡管醫生可以帶著微笑服務,盡管可以在病人生活方面安排得井井有條,但這一切如果都是為了謀取高利的本質,都是為了更多的收取病人的費用,這又何談醫學人文精神?這不是什么人文精神,這是“人文秀”。醫學人文的實質不是形式,而是我們的努力是否能夠真正落在病人健康的實處,是否能夠真正體現醫療服務的公平性與可及性。
3.3關注臨床診療中的倫理社會問題。在新技術的運用、實驗性治療、臨床試驗、新藥物、安慰劑的使用等問題上嚴格把關,執行相關的倫理規則,正確處理診治中的倫理社會問題,為某些診療方法設置倫理底線,維護病人的生命尊嚴,不歧視病人,避免以往發生過的諸如手術戒毒、手術切除精神病患者少女子宮的背離倫理原則的醫療行為再次發生。
3.4重視與病人的交流與溝通,認真履行知情同意原則,引導病人參與治療決策,尊重病人的自。
3.5促進臨床醫學與預防醫學、公共衛生的結合,提倡臨床醫學走出醫院,進入社區,進入社會,開展健康教育,對常見的慢性病進行行為干預,積極推動醫療保健與全民健康管理的結合,進而促進醫療公平的實現。此次研討會上,南京醫科大學的王錦帆,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郭方華,北京玄武醫院的李明,中國醫科大學的王麗宇,‘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的張萬岱、汪能平等教授的發言,就此提出了很好的見解,有助于我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與實踐。應當說,自現代醫學從受到人性冷漠批評的那一天開始,醫生們和一些醫院就已經開始了探索克服醫學冷漠化的努力。以上醫學人文化的種種構想,實際上已經成為某些醫院或醫院某些科室的實踐。只要我們及時發現和總結醫療實踐中不斷出現的醫學人文化的新成果,現代醫學一定能夠煥發她昔日那種關愛生命、尊重生命的光輝。
4為醫學科學與人文的結合提供平臺
鑒于當前醫學與人文的分離已經是生物醫學一個歷史時代的現實:醫學專業的教學,不講醫學人文;幾乎所有專業教材中,沒有任何討論倫理社會問題內容的章節,不關心醫學面臨種種倫理社會法律問題;醫學專業刊物,沒有人文的席位,不發表任何人文內容的文章;醫學專業會議,沒有人文的報告和論文,沒有人文的聲音;一些醫學專業人士,將醫學人文視為醫學的異己與醫學專業不相關或多余的事情,醫學技術與人文似乎沒有任何關系,似乎醫療技術的運用與實踐可以完全避開倫理社會問題。盡管在現時的醫療實踐中不時出現一些醫生關心醫學人文、積極探索醫學人文與醫學專業的結合,但就總體情況而言,現實的診療體制與學術結構仍是排斥人文的。因此,突破此種格局,迫切需要構建兩者結合的陣地與平臺,為醫學專業與醫學人文結合提供機會,為兩方面學者的接觸提供場所。為此,在會議中一些學者建議向醫學界發出如下倡議:(1)在臨床學專業課的教材中適當增加闡述涉及該學科倫理問題等人文內容的章節;(2)在醫學專業期刊上設置人文專欄,發表醫學倫理等人文內容的文章;(3)在醫學專業學術會議中開辟醫學人文講壇;(4)在內、外、婦、兒、影像等臨床教學中安排適量學時的人文內容的授課;(5)邀請臨床醫師參加醫學人文方面的學術會議,也邀請人文學者參加醫學專業的會議;(6)提倡人文學者主動與臨床醫師交朋友,加強人文學者與醫師之間的交流;(7)人文學者主動參加疑難病例的會診和醫患糾紛的案例研究。20世紀80年代,一位英國的小說家、分子生物物理學家兼政府官員查爾斯•P•斯諾發表了一本名為《兩種文化》的小冊子。在這本書中,斯諾以科學家與人文學者雙重身份,呼吁人文學者與科學家加強聯系與合作。他認為:“整個西方社會的知識生活日益分化成兩個群體”,“一極是文學知識分子”,“另一極是科學家?！?“在這兩極之間是一條充滿互不理解的鴻溝,有時是亂意和不喜歡,但大多數是由于缺乏了解。”[5]243“雙方的相互不理解已經達到令人啼笑皆非的程度?！盵5]246他指出,這種分離及整個西方世界,尤以本英國更為明顯,其原因:“一個是我們對教育專業化的狂熱信仰;另一個是我們傾向于社會形態的具體化?！盵5]249他認為,“這樣的兩極分化對大家來說只能造成損失,對人民,對社會也是一樣。”[5]246因此,他呼吁實現兩種科學文化,即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結論文格式合,呼吁人文知識分子與科學家加強合作,加強相互交往。而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只有一個,那當然就是重新審視我們的教育。”[5]249此次會議上,北京大學醫學部張大慶、叢亞麗,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涂玲,廣州醫學院的劉俊榮,南京醫科大學的孫樂棟等教授發言,也證實了從教育著手,從根本上改變醫學人文與醫學專業分離的狀況,實現兩者的結合。今日擺在我們面前的醫學與人文的分離與結合的課題,不也正是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分離與結合的問題嗎?加強這兩個社會群體的結合,為他們相互溝通創造條件,不正是促進兩者結合的最佳途經么?
5提高臨床醫師的人文素養
醫學專業與醫學人文的結合,有賴于醫師們對當代醫學人文缺失弊端的深刻了解,有賴于他們對人性化的醫療實踐的探求,有賴于他們對醫療技術及技術結構的不斷改進與革新,而這一切的基礎,取決于醫師的人文素質的提高?？梢哉f,有什么樣的人文水平的醫師,就有什么樣的醫療人文水平的診療實踐與服務。醫師的人文素養與品格包涵的內容較為廣泛,一般地說,以下幾方面最為重要。首先,是對醫學人文觀的全面理解與認知,其核心是對生命的尊重與敬畏。這是醫學人文的基礎,也是醫學人文實踐的前提,同時也是醫學人文最起碼的要求,如果視生命如螻蟻,對危在旦夕的生命沒有憐憫之情,對那些帶著期盼與乞求的病人無動于衷,對那些痛苦難忍、之聲不絕于耳的病人路若旁人,那是沒有醫學人文可言的;其次,是人文服務的熱情及誠摯的服務態度,對病人的親切關懷與體貼,從言語到醫護人中的一舉一動,使病人感到關懷與體貼,自然而然地產生一種生命與健康的歸宿感與安全感。這是醫學人文的情感力與感染力;第三,是醫療服務過程中人文的執業能力。因為醫師對病人的診療過程中,自始至終都要圍著病人轉,都要多次接觸病人,要與病人交談,要和病人的家屬溝通;要了解國家的相關醫療政策、法規與其他有關方規定,同時要了解與治療相關的倫理、社會、法律、經濟方面的知識及如何實際運用這些知識;要處理醫生、醫護之間的種種關系。而對這些問題的處理,就必然養成醫師之方面的執業能力。如“人際溝通能力,心理承受能力,情緒調控能力,人性化服務能力,醫德認知能力,醫德修養能力,危機處理能力”[6];此次研討會上,山東大學人文醫學研究中心曹永福教授做了很好的論述,他認為醫師的執業能力應包括醫患溝通能力、倫理決策能力、人文服務能力、和諧行醫能力、依法行醫能力等五方面的能力。從我們觀察的實際情況看,我們以為,醫師的人文執業能力和水平,在診療實踐中最影響診療效果的執業能力較迫切和重要的是:對影響疾病與健康的人文社會因素的發現與分辯能力及采取相應的對策能力;對醫療決策中涉及倫理、社會、法律、經濟問題的認知與處理能力;危重病情或某些緊急事件應變能力。我們以為,這方面的能力有無,基本上反映醫師執業的人文水平的高低。此次會議上廣州醫學院附屬一院賴永洪教授對醫生執業能力的培訓工作的報告,也提出了許多有益的意見,南通醫學院附屬醫院張濤教授關于醫學人文管理的經驗,表明良好的醫院人文管理,對于促進醫學的人文化與醫師的人文執業能力的提高,都有重要意義。醫學的人文水平,不僅體現在醫師的人文執業水平,同時更為重要的還體現在醫學自身的人文水平高低,而醫學人文水平,又與醫師的人文水平是正相關的。醫師的人文素養另一個不可忽視的方面,是促進醫療技術與人文結合的能力,即對醫療技術本身的人文性的謀求與探索的能力。就當前在臨床中實際運用的許多醫療技術而言,雖然它們在治愈和減輕各種疾病的痛苦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毋庸諱言,也存在改進和提高人文性的巨大空間。如目前對各種心臟病的治療、對癌癥的治療,對腎衰、心衰、呼衰病人的治療,對截肢病人的治療,對帕金森綜合癥和其他一些認知能力消失病人的治療,常常可以看到這些病人痛苦掙扎的面容,都可以看到這些療法人文關愛的不足。任何一個人文意識強烈和對病人盡職盡責的醫師,都會意識到醫學在這方面的責任,都會產生致力于改進此種人性不太完滿的醫療技術的意愿與要求。事實上,由于一些醫師們的努力,許多醫療技術已經在人性化方面做出了成效。如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腫瘤綜合治療;開通冠狀動脈慢性閉塞的治療;乳腺癌保乳治療方法的探索;癌癥晚期患者的安寧醫療(包括減輕其疼痛的三級鎮痛法);糖尿病從治療走向預防;在不影響療效前提下盡量縮小手術切口,微創手術的廣泛采用;采用llizarov牽拉成骨組織以避免截肢、重建肢體功能等等,都是人文精神滲透到醫學技術中的成功范例。這是醫學最高境界的人文關愛,也是病人對醫學最迫切的期待,我們應為此而努力。超級秘書網
6向人文科學注入科學精神
醫學科學與人文的結合,還包括向人文注入醫學科學精神,使人文精神科學化。當前在加強人文學科的建設的呼聲中,我們人文學者似乎忽視了這一點。因而影響人文學科的建設及其作用的發揮。以人作為主體對象的人文科學,其實“并不存在人文這種實體。只有把各學科視為主體性的不同領域,即人的存在的不同形式或載體,視為人的本質的多項規定域,才能獲得人文學科概念?！盵7]5人文學科是評價性而描述性,人文學科的內涵是它的價值指向,其終極旨歸是作為人文本體意義的人,“人文學提供超越實用主義之上而又與宗教虛幻彼岸迥然有別的目的觀與價值觀,給人以安心立命的生活在之源?！盵7]5“就社會職能而言,與其說人文學科是認識或實踐的工具,毋寧說是借以鍛煉發揮人性的場所或器具。”“人文學科與其說是教人知識,不如說是予人以自我認識;與其說它是技術,不如說是人的素質修養。人文學科沒有直接的功利用途?！盵7]6因此,人文主義并不排斥科學,也不能排斥科學,相反它將最大限度地開發科學;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必須依托科學,醫學人文學科的對象和基礎是科學。因此,作為醫學人文學科,只有與醫學科學結合,將醫學科學精神滲入其中,才能獲得實在的意義,才能發揮引領醫學發展方向、為醫學提供社會倫理支撐的作用。這就要求醫學人文學要走進醫學,特別是要走進臨床醫學的各學科,和醫學專家共同研究這些學科領域中的人文社會問題,找出人文與醫學科學的交接點,在此基礎上形成內容充實的、緊密與醫學科學相結合的各醫學人文學科。醫學人文學不能空洞地、抽象地呼喚人文精神,不能抽象地呼喚對人、對生命的關愛,是通過醫學科學的各種實踐體現對人和生命的關愛,這正是當前我國醫學人文學發展的軟肋。醫學人文學科能夠從哪些方面吸取醫學科學精神的營養呢?這是一個有待探討的課題,但以下幾點是值得注意的:首先,是密切關注醫學發展中的新觀念、新成果,及時探討各種新觀念、新成果在應用中的社會、倫理問題,研究這些醫學成就所需的社會支持,并將之納入人文學的研究范圍;其次,是在醫學人文學科建設中引進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對一些人文課題,不僅要做定性研究,而且也做定量的研究。眾所周知,馬克思一生別關注自然科學和歷史學領域內的每一個新現象和新成就。他認為:“一種科學只有在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8]當前醫學倫理學、醫學哲學、醫學心理學面臨一些爭論不休的課題,如果能提供數量的分析,醫學人文學的信服力與吸引力將大大提高;再次,是大力提倡描述性的研究。盡管人文學是分析和批判性的,但如果我們在一些課題的研究中,引用自然科學描述性的方法,例如對一個病人訴說病史的描述,對某一醫患對話進行描述,對醫生診療活動進行描述,并以此種描述為基礎進行分析,我們的醫學人文的狀況是大不相同的。關于人文主義的科學實驗研究,也可視為人文學科引入科學方法的一種有益嘗試。作為人文學科重要學科之一的心理學,早在19世紀就開始了心理學的生理學基礎的研究。德國心理學家費希奈(GustavTheoderFechner,1801-1887)創用實驗方法,以物理刺激的變化轉化為心理的經驗的歷程;20世紀初,H•艾賓浩斯(1850-1903)就將實驗方法應用于記憶的研究,從那時起,聯想主義的心理學開始進入實驗研究的階段;近幾年來,神經生理學出現的一種有趣的研究動向,即倫理學的神經生理學的研究。這種研究提出了大腦是如何決策的?在大腦中價值觀是如何體現的?最近的研究表明:情感在倫理道德認知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因而引發探討倫理學道德認知的神經科學基礎。他們甚至認為,存在一種神經本質論,即大腦比基因更多的決定我們是什么。大腦能否作為個人身份的標志?這種個人身份對個人其它特征有何后果?先進的科學技術如何影響對倫理法律的理解?已經成為神經生理學研究關注課題[9]。類似這種研究是否也可以成為人文科學化的一種努力呢?正確看待人文學中的非理性與理性的關系,是關系醫學人文精神要不要科學化的重要問題。一般說來,人文精神是強調非理性的。人文主義作為對唯科學主義的反駁,正是唯科學主義將理性絕對化和普遍化,而強調人的主體性、自由性、不可平均化的個性、不可預測性等。但是,人文主義不應絕對排斥理性,不應將理性視為人文科學的敵人。其實,人文與科學并非水火不相容,人文主義并不排斥科學精神。“人文所拒斥的科學實質并非作為技術生產力的科學本身,也非這一意義下的科學賴以發生發展的科學精神,而是作為文化觀念的唯科學主義?！盵7]23新人文主義與舊人文主義、后現代主義人文觀的不同,也正在于新人文主義并不反對科學,不反對科學的發展,而且認為:新人文主義可以圍繞科學建立起來?！翱茖W是我們精神的中樞;也是人們文明的中樞?！薄拔覀儾荒苤豢空胬砩?。這就是我們為什么說新人文主義是圍繞科學而建立的原因?？茖W是它的核心,但只是核心而已?！盵7]32人文主義當然有其不可理性化的方面,如果試圖用科學精神武裝全部人文學科,實現人文學科全部理性化,那無疑會妨礙、毀滅人文精神,但人文主義絕不能無條件的排斥理性。相反,人文科學的一定程度的理性化,在其可以理性化的場所理性化,將會給人文科學帶來新品質,增加人文學科的時代感和責任感,更好地發揮人文精神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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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義文學的基本特質范文3
關鍵詞：喬叟；“兩?！眰鹘y；文化基因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4）02-0173-02
一、“兩?！蔽膶W傳統
喬叟生活在中世紀一個很不平凡的年代。自13世紀起，基督教大量涌現的布道詞和指導懺悔的小冊子對歐洲的文化和文學產生了深刻影響[1]?！犊蔡夭坠适隆防镌S多引言和故事的內容與形式都明顯根源于圣經傳和布道詞傳統，包括對《圣經》文本的大量引用。與此同時，古希臘-羅馬文學傳統又從未斷裂過，中世紀作家們始終自覺或不自覺地在這一文學傳統之中接受熏陶，尤其是在人文主義光芒漸盛的中世紀末期，古希臘-羅馬文學傳統中的寫作手法和敘事結構被更明顯地運用在作品之中。因此，可以說在體裁結構、故事內容和寫作手法等方面，“兩?！蔽膶W傳統都貫穿了《坎特伯雷故事》整部作品。
基督教文學傳統中宗教意義和象征意義是處于首要地位的。公元5世紀以后，古希臘的文學文體已經基本被廢棄，所以當基督教真正取得了歐洲文化的主導地位，并試圖以文學的方式表達和傳播信仰的時候，這時期所產生的文學樣式勢必和基督教的宗教儀式及活動有著密切聯系。例如早期基督教文學中“衍文”的創作就是從附加在圣餐儀式之中發展起來的，而“圣歌”作為“衍文”創作的最早形式，又與彌撒中“哈利路亞”的唱和有直接關系[2]。因此，傳播基督教的思想和觀念，宣揚基督教教義就成為各類基督教文學共同的主題。作為朝圣文學作品的《坎特伯雷故事》，這段包括喬叟在內的30名香客的朝圣旅程同樣象征性地體現了基督教思想和《圣經》的精神實質，從基督教的觀點來看，人真正的家園是最初的伊甸園。當亞當和夏娃被驅逐出伊甸園后，人們在現實世界里只是為了贖罪，所有的快樂都是虛幻的，轉瞬即逝，人類最終的幸福在于天堂。因此，朝圣旅程是靈魂跋涉的過程，最終的目標是回歸上帝的懷抱[3]。這段沒有返程的朝圣之旅，一方面，象征尋找精神家園的朝圣之路；另一方面，象征人類尋找精神家園的歷程本身還遠遠沒有結束，人類回歸上帝的路途也還沒有到達終點，還面臨著重重困難和考驗，這一點對于喬叟生活的人欲橫流的中世紀時代所具有的象征意義是十分深刻的。因而，《坎特伯雷故事》選擇朝圣作為敘事框架的宗教意義和象征意義與中世紀基督教文學是一脈相承的。
《圣經》是基督教的宗教經典，其中的文學原型在基督教文學中一直處于源泉地位，在世界文學中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意義。原型批評大師弗萊曾言：“由于《圣經》具有豐富的原型內容，熟讀《圣經》便成為了全面了解文學的必要前提?！眴疼诺淖髌分芯陀泻芏唷妒ソ洝吩?。加拿大學者謝大衛曾言：“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中所有的故事（也許除了牧師的布道文之外）顯然都有圣經原型?！盵4]由騎士領頭講述的第一個故事是典型的中世紀“宮廷愛情”浪漫故事，同時也含有《圣經》的原型內容。故事講述的是兩個表兄弟為求得同一位公主的愛情而反目成仇，最后其中一人死于非命。這實際上是影射了亞當的兩個兒子為了在上帝面前爭寵，該隱殺掉了弟弟亞伯的故事原型，諷刺的是人類被趕出伊甸園后的迅速墮落。在“磨坊主的故事”中，那個大學生為了同木匠的妻子勾搭成奸，竟然用大洪水又將來臨的謊言欺騙木匠，讓他睡到木桶里去。這個故事明顯運用了《圣經》中諾亞方舟的故事原型，本來上帝是用大洪水來滌蕩人世間的罪惡，是上帝用來拯救人類的[5]。然而在故事中，洪水并未帶走罪惡，反而成為了尋歡作樂的工具。洪水故事在這里具有強烈的諷刺意味，暗示當時社會人們靈魂的墮落和丑陋。這些故事與《圣經》中的原型相對應并非是一般意義的巧合，基督教文學作為中世紀主流文學對中世紀作家創作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坎特伯雷故事》很好地印證了這一點。
《坎特伯雷故事》是中世紀英國文學中第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品，在這部作品中喬叟一改早、中期創作時所遵循的夢幻文學傳統，把創作手法轉向了現實主義?，F實主義這一文藝理論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摹仿說”。亞里士多德在其著作《詩學》中綜合性地提出了“摹仿說”，及至古羅馬的賀拉斯同樣主張藝術可以創造性地摹仿現實。喬叟就運用了現實主義的寫作手法，一開始就為《坎特伯雷故事》營造了一個真實的氛圍，為讀者呈現了一個以人事為先、俗世為重的廣闊而又生機勃勃的現實世界。于是我們真就呼吸到了英國春天的清新空氣：“四月里空氣溫酥雨連連，/滋潤三月的干旱到心田。/萬物的絲絲莖絡盡潤澤，/綠翠花紅的大地遍新色/……?！盵6]優美的詩句營造出逼真的氛圍，一下子攫住了我們。而緊接著更為細致入微的肖像描寫和每個故事中生動逼真的人物形象塑造更是把已經建立起來的真實氛圍向前推進了一步。當英國文學在中世紀走過了四、五個世紀的神話、傳說般的王國后，喬叟從古希臘“摹仿說”的文藝理論思想中汲取了現實主義創作原則，于是《坎特伯雷故事》才會出現眾多栩栩如生的平凡人物，具有了濃濃的人情味和發自內心的真實聲音。
《坎特伯雷故事》除了從古希臘-羅馬文學傳統中吸收了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之外，同時還將古希臘-羅馬文學中“有機整體”的結構傳統融入了作品所采用的“框架式結構”之中。有機整體論思想最早散見于柏拉圖的《斐德若》篇中，蘇格拉底說：“每篇文章的結構應該像一個有生命的東西，有它特有的那種身體，有頭尾，有中段，有四肢，部分和部分，部分和全體，都要各得其所，完全調和?！钡絹喞锸慷嗟聲r，他在《詩學》中對有機整體性進行了更加具體的分析，他認為文學作品要表現完美就應具有結構完整、大小適度和部分與整體及部分與部分和諧等審美特性[7]。亞氏的結構理論是對當時古希臘文學的一個歸納性總結。不難看出，它是一個封閉體系，部分被嚴格限制在既定位置上?！犊蔡夭坠适隆穼@種集中整飭的結構傳統的運用首先體現在“框架式結構”的外在框架之中。古印度《五卷書》的外框故事在開篇之始就已獨立完結了，與中框故事具有明顯的斷裂性。然而《坎特伯雷故事》卻將外框故事一直持續到結尾，使整部作品具有了完整性。其次是內框故事與外在框架之間的滲透融合方面，《坎特伯雷故事》使內框故事與外框故事中的人物性格相統一起來，每個故事與講述人貼合密切，絲毫不顯突兀，使得整部作品的內在邏輯性得到了加強。總結起來，《坎特伯雷故事》開篇的“總引”、故事主體本身、各故事前后的引子和尾聲以及故事集末尾的作者告別辭，共同構建了一個高度發展的敘事框架。這樣，這部故事集再不是像《五卷書》中故事的簡單堆積，而是一部被充分發展了的敘事框架凝結成的結構緊密的藝術作品。古希臘-羅馬文學的結構傳統把作品中所有的故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使故事集成為了一個有機的整體。
二、“兩?！蔽幕?/p>
學術界認為“兩希”文化是西方文化的兩大源頭，它們作為文化基因早已深深地滲入到西方文學之中。喬叟生活在中世紀末期，一方面深受希伯來-基督教文化的浸染，基督教的思想和觀念在其頭腦中已經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古希臘-羅馬文化在中世紀作為潛流文化力量也一直在滋養著作家的靈魂。
“忍耐”在希伯來人的觀念中占有重要地位，《圣經》中對忍耐就有大量的論述。耶穌也曾教導信徒說：“你們常存忍耐，就必保全靈魂?！彼救司褪侨棠偷淖罡叩浞丁疼抛鳛橐粋€虔誠的基督教教徒，對忍耐這種美德是極為推崇的，在《坎特伯雷故事》中就有許多描述?！皩W士的故事”講述的是一個國王娶了一位名叫格麗西達的姑娘為后，卻刻意為了試驗她的賢德忠誠，三番五次地折磨她。他先后奪走了格麗西達的孩子，又將她逼回家中。整個故事影射了《圣經》里約伯的故事，真正要贊美的就是格麗西達忍耐的美德。“梅利比的故事”里慎子夫人勸誡丈夫要“記取能忍的約伯”，“我們在遭遇孩子死亡，或是損失了世上的財物，都應該一樣需要忍耐”，“你應該堅決地自我克制，一定要用忍耐來鍛煉你自己”，并且還引用了圣雅各書簡中的話“忍耐才是一種完美無缺的好德性”[8]。忍耐（patience）是基督教信徒極為重要的美德，它使人完美無缺，使人能在災難與磨練中保持堅定信仰。
喬叟一方面宣揚基督教的美德，另一方面也倡導人文主義精神，掀起了英國文藝復興的先河?！犊蔡夭坠适隆分姓故玖酥惺兰o宗教禁欲主義的荒謬，批判了禁欲主義對人性的壓抑，大膽地對愛情進行了歌頌，這種反抗力量明顯是來源于古希臘-羅馬的原欲型文化。在第一個騎士的故事中，阿賽脫就大膽地承認了“愛情才是蕓蕓眾生所認為的至高無上的法律”，“一個人為了愛可以不顧一切”[9]。古希臘神話中對愛情大膽追逐的故事比比皆是，例如阿瑞塞莎的故事中，河神阿耳法斯為了得到仙女獵人阿瑞塞莎的愛情，不惜變作溪流，一路追隨忍受了陰間的黑暗，才最終得到了她的愛。又如當小愛神厄洛斯（丘比特）被自己的箭射中后，對人間少女普賽克熾熱的愛在他心中復蘇，以致于他不顧他母親的干預和阻撓，鼓起勇氣讓宙斯給予公正評判。在騎士故事最后的比武競賽中，喬叟利用隱喻同樣表達了對愛神的崇拜以及對愛情的歌頌。在比賽前，派拉蒙向愛神維納斯祈禱得到公主的愛情，而阿賽脫卻向戰神馬爾斯祈禱比武勝利從而得到公主，最后雖然阿賽脫贏得了比賽，但是卻傷重而亡。毫無疑問，向愛神祈禱的派拉蒙最終得到了公主的愛情，兩個人相攜到老。喬叟將這個故事安排在第一個，絕不是無意為之，恰恰是因為受到古希臘-羅馬文化潛流的影響，才在開篇之始利用對愛情的歌頌大膽地批判了中世紀禁欲主義。
《坎特伯雷故事》是一部內容豐富、意義廣泛的作品，現實主義、人文主義、世俗化傾向和對生活的歌頌都是其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但離開了“兩?！蔽膶W傳統和文化基因，我們就不可能在傳統之上真正理解喬叟這部傳世之作，以及他對后世英國文學的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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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義文學的基本特質范文4
一、文字、思維、文化
對中西文化系統上的差異，近代以來，學術界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反復討論。筆者試圖從文字對思維、思維對文化的影響方面作一嘗試性探索。
現代腦科學研究證實，大腦左右兩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處理各種各樣的形象，左半球主要處理形形的語言符號。這表明左右兩半球的思維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維工具是形象，我們可以稱這種思維為形象思維；左半球的主要思維工具是語言，我們可以稱這種思維為語言思維。語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號，形象是語言代表的意義。在大腦中，形象和語言、形象思維和語言思維之間并不是漠不關心的。相反，連接大腦兩半球的胼胝體以難以想象的速度傳遞左右腦的信息。
人們常說，中國人和西方人的思維方式不同。這是毫無疑問的。然而，它們到底是如何不同呢？這種不同是怎樣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但我認為，中西書寫文字的差異，是造成兩者思維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語言的書寫符號，它不同于語言，不等于思維的工具。但是作為人們最經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對思維無疑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西方語言的書寫形式是字母文字，這種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僅僅表音；也就是說，它完全割斷了與形象的直接聯系，是一種純粹的記錄語言的符號。這種純粹記錄語言的字母文字頻繁地、廣泛地刺激人們的大腦，就逐漸地形成了西方人長于語言思維的特點，使之語言思維特別發達。而漢語書寫符號是方塊漢字，它不僅表音，而且還能表形、表意。這種音、形、意互相聯系的文字，為形象思維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國人長于形象思維。
文字影響思維方式，思維方式又影響文化的發展特點。中西文字和思維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現出各自的獨特風貌。西方學者認為，語言和思維是相互依賴的。如黑格爾就聲稱：“思維形式首先表現和記載在人們的語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謂思維無語言則不能自存?！?而我們的語言學教科書則反復強調，語言和思維是外殼和內核的關系。與此相反，許多中國學者卻認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無法用語言表達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莊子秋水》）、“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周易系辭上》）、“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詩品含蓄》）等等。
中國人和西方人在思維和語言關系上的差異，直接影響了他們對語言學的興趣。為了更好地發展、提高自己的思維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視對語言的研究。從古希臘時期以來，語言學就“變成‘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之間的一枚獨立學科”，一直到近現代，西方的語言學一直是遙遙領先的。而中國人的思對語言的依賴性小，此相應，中國對語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視。在中國古代語言學一直沒有得到獨立發展?？鬃釉缇吞岢骸稗o達而已矣。”（《論語衛靈公》）的音韻學就是文學和經學的附庸，人們只是為了寫好詩賦和第才去研究它。學者們甚至把文字、音韻、訓詁貶稱為“小學”。直到十九世紀末，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語言理論，寫成中國第一部語法著作《馬氏文通》。此后，中國的語言學才逐漸獨立發展起來。
中西思維的這種不同特點，還深刻地影響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氣質。中國哲學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強調內心的反省、體驗與覺悟。儒家先賢曾參早就說過：“吾日三省吾身”（同上書《論語述而》），以反省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則更進了一步。王弼認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保ā吨芤茁岳飨蟆罚┱Z言，甚至圖象都成了束縛思想的桎梏，思想修養達到了一定程度，圖象和語言都不存在了。這個傳統在佛教徒那里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勰茈m然不識文字，卻能以力主“頓悟”成為禪宗南宗的鼻祖。后來，禪宗干脆主張“不立文字”，徹底拋棄語言文字，而完全用純粹的直覺傳遞那些被認為不可表達的奧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國發展起來，禪宗之所以在中國產生，中國形象思維的土壤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與此相應的是，在中國學術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陰陽、元氣、意境、神韻、風骨、虛實舉不勝舉。
在語言思維影響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學，表現出了另一種風格。西方哲學家們總是以語言的嚴密性和思辯性見長。古希臘的哲學家們如此，近現代西方哲學家們也如此。因而，在某種意義上講，西方哲學是一種語言思辯的哲學。當然，西方學術史上的概念也是相當明確的。
專家認為，形象思維具有模糊性，這大概是中國人思維的特點；相對地講，語言思維具有精確性，這是西方人思維的特點。中西思維的這種不同特點，在各自的語言體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跡固然，這同中國人和西方人對語言研究的不同態度也有一定關系。也就是說，西方語言是比較精確的，漢語，尤其古代漢語則比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譯名的輸入，現代漢語正在向精確化發展）。同一個意思，中西哲人的表達風格各異。如老子說：“有無之相生也，難易之相成也，長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聲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隨也?！保ê啽尽独献印返诙诰耪拢╊愃频囊馑荚诤绽死啬抢飬s變成了“統一物是由兩個對立面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兩半時，這兩個對立面就顯露出來了?！笨鬃訉χ腔鄣亩x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論語為政》）亞里士多德卻說：“智慧就是有關某些原理與原因的知識?！彪m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亞里士多德的語錄譯成了現代漢語其精確性仍未泯滅；而老子和孔子的語錄就必須通過一番領會才能得到其真諦。
從上述比較中，我們還可發現，表面上看，古希臘哲學家的語言具有鮮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國先哲的語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這并不是說中國人的思維缺乏抽象。其實，在這種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卻表達了與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樣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認為西方人的思維富于抽象，中國人的思維缺乏抽象，這是一個錯覺。有誰能說“得意忘象”不是一種抽象？有誰能說“心通”、“冥合”不是一種抽象？只是它們撲朔迷離、難于表達而已。甚至一向貶斥中國哲學的黑格爾也不得不承認，《周易》中“那些圖形的意義是極其抽象的范疇，是純粹的理智規定?！?/p>
由于長期以來人們把抽象思維（確切地說是語言思維）與邏輯思維混為一談，所以那些認為中國人的思維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斷言中國人的思維缺乏邏輯。這同樣是錯覺。所謂邏輯，就是客觀規律性。其實，反映客觀規律性的思維就是邏輯思維；形象思維也反映了客觀規律性，當然也是一種邏輯思維。
當然，我們不否認，語言思維和形象思維的抽象性、邏輯性具有不同的特點。語言思維的抽象性、邏輯性存在于語言之中，在語言表達中顯而易見，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維的抽象性、邏輯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語言表達中則不那么顯著，因而是潛在的。這正是造成以上各種錯覺的根源。
中西思維方式的這些不同特點，造成了中西學者在理論體系上的獨特風格。也就是說，中國學者的理論體系是潛在的、模糊的；西方學者的理論體系是外在的、清晰的。也就是說，中國的學術并非沒有自己的體系，那種認為中國缺乏理論體系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形象思維是通過直觀或直覺把握事物的，這就自然地決定了這種思維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體，而非局部人們用直觀或直覺去感知一個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當困難的。當我們想象桌子的形狀時我們的大腦中出現的總是整個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樣，我們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狀時，它們總是同整個桌子合為一體的，難分難舍。因而，這種思維方式具有整體性。相反，語言思維的工具是語言，這就給具體分析帶來了方便。人們在運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語詞概念進行思考的時候，它們都是完全獨立、互不牽制的。因而，這種思維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維的整體性和語言思維的分析性各給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國學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綜合的，一部《論語》，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學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學思想、倫理學思想等內容。而西方的學術著作，一般是分門別類的，如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著作是《工具論》，心理學著作是《論靈魂》，美學、藝術理論方面的著作則以《修辭學》、《詩學》為代表，此外還有《政治學》、《雅典政制》等政治學方面的著作。在物質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宮、曲阜孔廟為代表的中國建筑，具有鮮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則頗具錯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
語言思維的分析性與精確性是相輔相成的。為了更加精確，必然要求具體分析；只有具體分析，才能更加精確。它們表現在藝術創造上，是求真與再現。西方的藝術家們為了把人體畫得更逼真，往往在人體解剖學上下功夫，他們力圖再現藝術創造的對象。古希臘、羅馬藝術家們的雕塑品，使當代藝術大師們嘆為觀止；達芬奇的畫蛋的求真態度，已成為婦孺知的美談。這種真的、再現的藝術是符合西方之審美觀的。亞里士多德就說過：“維妙維肖的圖象看上去卻能引起我們的。”西方藝術的特色，就在于這種如臨其境、如聞其聲、如見其貌的真實感。
形象思維的整體性與模糊性表現在中國人的美學觀上是求似與超脫。中國的藝術家們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種“超真”的藝術效果；中國畫的特色就在這里，幾條線、幾點墨就能給人以美的享受。這就是國畫大師齊白石老人所說的“妙在似與不似之間”；無獨有偶，司空圖早在《詩品》里就說過：“離形求似”，可見這是一個傳統。無論是中國的畫，還是詩，總能給人一個無限想象的天地，使人們回味無窮?！拔赌υ懼姡娭杏挟嫞挥^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苕溪漁陷從話》前集，卷十五）坡對王維的定評，一語道破了中國藝術的特色。其實，在中國藝術史上，何獨王維的詩是如此呢？“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這不正是一幅用飽醮憂愁的筆墨描繪出的圖畫嗎？又何獨王維的畫是如此呢？敦煌壁畫中的佛像，那種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純凈；既莞爾而笑，又莊嚴靜思的神態，不正是一首絕妙的詩嗎？這都是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結出的碩果。
至于在科學技術領域，為什么中國在古代占優勢，西方在近代占優勢呢？這個問題迷惑過不少人，包括愛因斯坦這樣卓越的科學家也感到驚奇。我以為，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維方式在不同歷史時期顯示出來的不同的優勢。分析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必須首先明確兩點：第一，確切地講，科學不等于技術，前者是指一種以理論為主的學術體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實踐經驗基礎上的發明創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術創造向科學理論發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態以技術創造為特征，近代以科學理論為主要特征。既然古代科技形態的顯著特征即技術創造以實踐經驗為基礎，顯然中國人的形象思維會大顯身手，而西方人的語言思維就相對遜色了。所以，中國能夠成為四大發明的故鄉四大發明基本上是技術創造。中國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術方面的，《天工開物》是宋應星對明代手工業生產經驗的總結，《本草綱目》是李時珍對中草藥的功能與用途研究的記錄。另外，中國學者在理論體系和學術概念上的潛在性、模糊性、玄奧性表現在哲學、美學等方面是別具一格的，但與生性精確的近現代科學理論背道而馳。這或許是近現代以來中國科技發展一落千丈的一個深刻原因。而以語言思維為主要思維方式的西方科學家，卻正是在這方面得天獨厚，故能在近現代科學理論的許多領域中獨占鰲頭。牛頓的力學、達爾文的進化論等科學理論體系在近代科技史上顯示出了語言思維在這方面的優勢。
我時常有這樣一種想法：中國的科技形態基于人類的原始經驗，而西方的科技形態則是對人類原始經驗的轉折。原始思維研究證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尋常的直覺能力和經驗積累。我認為，中國的方塊漢字和形象思維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這種原始經驗，從而形成了中國的科技形態；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語言思維則在一定程度上割斷了與原始經驗的聯系，使之另外開辟出一塊天地，從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態。西方科技在現代社會的優勢已為人們所共睹。其實，中國的傳統科技，尤其中醫學，具有巨大的潛在價值，有待人們去發現、去挖掘。
綜上所述，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類思維之樹上的兩朵奇葩，互有優劣，各具獨特風貌，在歷史上爭奇斗艷，各領。因此，不能籠統地劃分誰好誰壞，貶低一方，抬高一方。那種貶低方塊漢字和形象思維、抬高字母文字和語言思維的論調，事實證明是站不住腳的。
二、哲學與宗教
哲學與宗教是文化的更深的層面，而二者之間的關系又反映了各個文明的不同風貌。在我看來，哲學和宗教的含義，是一個需要重新界定的前提性問題。這兩個概念都來自西方，所以，一般人觀念中的哲學與宗教，都是西方意義上的哲學與宗教，可謂之狹義的哲學與宗教。以這種狹義的哲學與宗教來考量中國的學術思想，嚴格地說，中國既沒有哲學，也沒有宗教。如果一定要以這個意義上的哲學與宗教來分析中國學術思想，我們當然可以找到類似于西方的哲學和宗教。依此，或許可以這樣說：西方思想的特質在于哲學與宗教相分離，印度思想的特質在于哲學與宗教相合一，而中國思想的特質在于以哲學代替宗教。各國的宗教都是為了解決人生的問題，但在中國，哲學就是為了解決人生的問題，不需要宗教來扮演這一角色。中國哲學通過兩條途徑來安頓人生，一是自然，二是人自身，它們又往往交織在一起。由于它們都為人生而設，所以都具有人文主義特點。就此而言，我們又可以說中國哲學的特質是人文主義。
不過，我們尤其應該注意到，中國的傳統思想有自己獨特的風貌。按照西方的標準來討論中國的學術思想，是不客觀的，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們應該打破西方中心論的束縛，在更超越的層面上去理解哲學和宗教，對這兩個概念從廣義上進行重新理解和詮釋。我想，如果把“哲學”看作關于世界根本觀點的學說、關于對存在問題的思考，如果把“宗教”看作關于人生的學說、關于信仰的體系，那么，那么就可以說中國思想具有哲學和宗教的兩重性；它既是哲學，也是宗教。中國思想立足于人自身，所以這種哲學是人文主義的哲學，這種宗教也是人文主義的宗教。
中國傳統思想的這種特質，是殷周之際經過一場以人為本位的深刻的宗教反思和批判運動形成的；這場思想風暴，標志著中國哲學的建立。也就是說，中國哲學是從探究人的本質即人性（德）開始的。透過這場宗教批判運動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哲學是從原始宗教中轉化出來的。
西方的情況完全不同。西方哲學盡管也萌芽于宗教，但它是從探究客觀世界開始的。所以它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學，然后才轉向人，從而具有人文主義性質。不可否認，西方早期的這種人文主義和中國早期的人文主義有許多一致之處。例如，倫理學一度成為古希臘哲學的主要課題，研究形上學是為了解決道德問題。這和先秦哲學家的思路不謀而合。
中西哲學不但出發點不同，而且發展進路迥異。希臘哲學沒有經過殷周之際那樣的宗教反思和批判運動，這就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間。所以，在希臘哲學發展的后期，哲學終于和來自東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導入中世紀。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沒有經歷過殷周之際那種宗教反思和批判運動，所以西方的哲學和宗教始終稟性各異。其哲學是理性的、人文主義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義的。終于，經過文藝復興運動，哲學與宗教又一次分道揚鑣了。就這樣，西方重新確認了久違的人文主義傳統，并跨入近現代社會?？梢哉f，西方的近現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從中世紀的枷鎖中掙脫出來的結果，所以它表現出對中世紀激烈批判的意識。
但是，由于經歷了殷周之際的宗教反思和批判運動，所以從那時起，中國的思想就一直是人文主義的。正因如此，中國沒有中世紀，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會，就象不存在奴隸社會一樣。也正因如此，中國人沒有必要從中世紀的枷鎖中掙脫出來，重新認定人文主義傳統，因而也不可能象西方那樣經歷文藝復興運動。
多少年來，在西學的一片凱歌中，學者們千方百計地用馬克思的五種社會形態來對中國歷史進行分期，費盡心思地尋找中國歷史上的文藝復興運動，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國的封建主義、專制主義，……所有這一切，皆跡近無的放矢。誠然，中國古代社會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嚴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這就是封建主義嗎？這就是專制主義嗎？對此，需要重新考量。我想，中國古代至少沒有西方那種封建主義和專制主義。如果說中國有西方意義上的專制主義的話，那應該是斯大林主義傳入以后的事情，而是其頂峰。所以，中國的許多問題，我們應該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現實，不要總是把賬算到古人的頭上、總是把祖宗當作替罪羊、總是王顧左右而言他。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地、切實地提高自己，發展社會。
三、形上學
形上學不但是某種哲學的核心，也是某種文化系統的核心，所以它最能反映一種學術思想的特點。
形上學所探討的最普遍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是與現實世界無對的。這就是說，它完全由人心所設。這樣，我們就無法回避心這個概念。
上文談到，心包含生命之心和認知之心兩個層面。我認為，相應地形上學也有兩種類型，即生命形上學和認知形上學，它們分別由生命心和認知心所構造。前者乃生命根本特質的投影。哲學家們把他們對心（或者說生命）根本特質的體悟和把握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然后用它來規定心、安頓心。后者乃客觀世界根本特質的投影?？陀^世界的根本特質首先投射到認知心，然后又由認知心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
由于哲學家們對生命根本特質的體悟和對客觀世界根本特質的認識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各種各樣的生命形上學和認知形上學。黃梨洲說：“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即其本體?！边@里，我要接著他的話說：存在（最普遍的存在）無本體，工夫所至，即其本體。既然最高形上概念為心的投影，所以，存在的本體，也就是心的本體；“工夫”的不同，決定了心之本體和存在之本體的不同?！肮し颉?，當然是心的工夫。
中西傳統的形上學屬于不同的類型。西方哲學一開始就是一種“愛智”的學問，由此形成的亞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傳統形上學的主流是用科學性的概念、判斷、推理的理論知識體系來把握的，這當然是一種認知形上學（前蘇格拉底哲學或有所不同）。
中國哲學一開始就立足于生命的價值，因而其傳統形上學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學。儒道佛三派形上學的最高范疇分別為天、道、真如，這些范疇的實質分別為善、自然、空。就是說，三派對生命根本特質的體悟分別為善、自然和空。不過，宋明新儒學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學則是一種認知形上學。它雖然聲稱其最高范疇“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實際論證中更側重社會人倫的一面，所以與西方的認知形上學有所不同。
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對其自身的體悟，所以它既是主體，又是客體，而歸根結蒂它是主體性的實際承載者。這正是中國哲學主客合一特點的根源。與此相反，對象化是認知心的鮮明特征。它總是把客觀世界作為對象去認識；即使對自身，它也是先將其對象化，然后再去認知。換言之，認知心與客觀世界本來二分。另一方面，認知心與作為主體性實際承載者的生命心與本二分。這就導致了西方傳統哲學主客二分的特點。
由于中國哲學脫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難免帶有中國早期宗教的特征。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運是由天所賦予的一樣，在中國哲學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實體賦予，從而內在于人自身的。這一點，也是與西方形上學大相徑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來尤其現代以來懷疑、否定傳統形上流的實質，在于對認知形上學的背離和對生命形上學的靠近。這樣，一些西方哲學家自覺地從中國哲學中吸收養分也就不足為怪了。
以上從三個由淺入深的層面分析了中西學術思想的特點。事實上，這三個層面是相互關聯的。
參考文獻：
[1]黑格爾《邏輯學》，第7頁，商務印書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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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語言與語言學詞典》第201頁，上海辭書出版社1981年版。
[4]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第3頁，商務印書館版。
人文主義文學的基本特質范文5
關鍵詞：英美文學；人文素質；人文精神；文化教育
【中圖分類號】G642
一、 引言
英美文學課程不僅是英語專業高年級學生的必修主干課程，同時也被列為非英語專業學生的通識教育選修課程系列。一方面，它能提高學生的英語閱讀、理解和語言應用能力，使學生掌握文學理論的基本知識和方法。另一方面，對文學作品的閱讀過程即是文化的滲透過程，可以強化學生的人文精神，且有利于人文素質的培養。而在當下重理輕文的大環境下，人們過多的關注專業技能的培養而忽略了在校大學生綜合素質和人文素質的提高。尤其從大部分工科類院校通識教育選修課的設置上看，人文科學類課程中“英美文學”選修課所占的比例相當小。這樣片面的專業化教育使學生知識構成不合理，形成了“重理工，輕人文；重專業，輕基礎；重書本，輕實踐；重共性，輕個性” [1]的普遍特征。理工科院校是我國培養高水平人才的重要基地，為國家的發展培育了一批批專業技術過硬的高科技人才?！凹訌妼λ齻兊娜宋乃刭|教育和培養不僅有利于學生自身的全面發展，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建立健全的人格、同時也會直接影響到未來社會的發展方向”。[2]只有把專業教育和人文教育整合起來，才能培養出當代經濟社會中所需的優秀人才。
二、對工科院校學生開設 “英美文學”選修課的必要性
開設英美文學選修課有助于提高工科院校大學生人文精神的培養。“人文精神教育的目標在于啟迪人的生存智慧，深化人生價值的反省，從而最終塑造出一個自由而全面發展的人格，而英美文學課程在學生的人格塑造和人文精神的培養方面扮演著重要的思想啟迪與教育功能”. [3]英美文學選修課的授課內容應該與英語專業的文學課有所不同，二者的側重點和講授對象也是不盡相同的。專業課更注重系統的文學史與文學理論的教授，講求知識的系統性和連貫性。而在選修課中，教師更應該注重對學生思想疆域的擴展和文化視野的拓寬，它應該是一門素質培養課。選取難易程度適當，內容兼顧情感倫理以及生活的經典名著，在對其講解的過程中可以增強學生對英語國家文化的認識，陶冶學生的情操，幫助其批判性思維的形成。
開設英美文學選修課有助于對工科院校大學生文化教育的開展。文化教育是人文教育的第二個層面，英美文學采用藝術手段反應了英美社會的現實生活以及其獨特的思維方式和價值體系，這些經典的文藝作品可以反映人類經驗的共性和特質，是優秀民族文化的結晶，并且能揭示隱性的精神文化內層。“英美文學課應在培養語言能力和文學賞析力的前提下，盡力開掘它的人學內涵，并在教學中努力張揚它的人文精神，為學生提供一個了解西方文化的途徑。文學馳騁于古往今來，體現了歷史與現在的對話，文學能讓學生接觸不同時空的聲音并培養他們樹立多元文化的觀念，幫助他們建立跨文化交流的視野”。 [4]通過對文學作品的閱讀，學生不但能了解西方文明的源流，而且能培養他們的文化感受力和認知力，此時，教師在課堂上不再扮演一個“匠人”的角色，而更多的是一個人文主義者，引導學生能夠客觀地認識問題，從而拓寬文化視野，培養其思辨能力。
開設英美文學選修課有助于培養學生高尚的人格和健康的心理。由于“學好數理化，走遍全天下”此等論調的大力宣揚，使高校漸漸的忽略了對大學生健康人格的培養。大學四年正是學生邁向社會前，在校園接受教育的最后階段，這段時期對于他們最終人生觀、價值觀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所以，一旦人文知識教育缺失，學生們缺乏文化內涵的培養，就會不利于健康心理的形成。經典文學大多宣揚真善美，鞭笞假惡丑，作品入木三分地呈現出人民大眾的現實生活，反應一定時代的意識形態和社會思潮，對人有一定的德育功能，對于大學生心理的發展具有一定的導向性和引領性。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塑造、故事情節和寫作藝術可以陶冶人的性情和塑造人的品格，通過文學作品的學習可以幫助學生甄別善惡與辨別美丑，這種人文關懷對大學生高尚人格和健康心理的形成有重要作用。
三、結語
人文素質的提高是大學生自身發展的需要，是培養綜合素質的先決條件。諾貝爾物理學獎獲獎者謝爾登••格拉肖博士這樣說：“工科科學家不能只懂工科。因為我覺得，要想成為一個文明人，一定要學些文學?！盵5]工科學生通過英美文學選修課的學習可以更好的激發學習熱情和學習興趣，不但助于英語綜合能力的提高，還能拓展知識面和文化視野，將被分割的文理知識整合起來，構建合理的知識體系。工科學生人文素質的狀況直接影響其專業素質的培養，進而影響優秀社會人才的培養。我們應該重視通識教育英美文學選修課的建設，改革陳腐的課程內容，與時俱進地開拓有價值的教學模式，真正培養出綜合素質過硬的新型人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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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吳瑾瑾 高校英語專業“英美文學”課的邊緣化問題與對策[J]. 西安外國語大學學報，2007（1）:95-97.
人文主義文學的基本特質范文6
隨著資本時代的過往和創意時代的來臨，文化創意產業越來越凸顯出“創意”或“創造力”的價值，文學產業已然成為其中“具有巨大發展潛力的朝陽分支，既蘊含著傳播積極思想的社會價值，又顯露出文化消費的廣闊前景”。[1]此外，文學被公認為是培養和培訓“文化創意”能力的主要途徑。文學的創作內容及文學活動訓練出的創作能力和創作意識，是文化創意產業這種以文化因素及主題文化依靠個人（團隊）通過技術創新和產業化的方式開發、營銷知識產權這一行業所必備的基本范式和技能，從此意義上而言，創意的靈魂來自文學。而且，文學的基本素質，決定了一個國家民族的創意才能，因為人的創意創造力，是科學理性思考和非理性靈感的巧妙融合，很難通過其他學科體系知識獲得，只能來自藝術素養。
在當今文化產業發展的新時代，創意無疑已成為其最重要的特征和最顯著的標志。而文學作為文化創意產業的靈魂，不可避免地同經濟、文化、科技等融為一體；同時文化產業化運作也必然要求文學以“人類創意思維與文化創造為基礎”，以文學創意促動文化產業的優化和升級。
二、 文學創意
何為文學創意？文化創意研究專家田川流教授在《創意時代的文學創意》中認為：“文學創意，即運用創意思維，以多元和系統的方式從事文學活動與創作，實現對于文學意蘊及其作用的強化，增進其文化價值與經濟價值?！盵2]由此可見文學創意的實質和內涵：即文學創意，其根本宗旨在于全面提升文學所蘊含的文化價值和經濟價值，其首要任務是大力強化文學作品的時空穿透力和表現力，其重要使命在于深入探究人類內在情感世界和審美理想，而文學與其他藝術在形與質上的交融，也已經成為文學創意的重要構成。文學與影視結合，兩者的互動改編，在當今文化創意的新時代，既是進行文學創造的重要活動，同時更是實現文學創意的重要內容。
三、 雙贏：文學與影視結合
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時代背景下，“文學與影視聯姻，二者之間的聯系和互動其實更是互利雙贏的好事”。[3]對文學創作者而言，影視為文學創作提供了更廣泛、更親民的營銷傳播平臺，而文學創意作為文化產業價值鏈的始發端，則通過研發和創意為影視提供腳本或策劃資源，并源源不斷地為其注入再生的鮮活血液和生命因子。
（一）全面提升文學蘊含的文化價值和經濟價值
在文化創意的時代，文學作品的藝術性和商業性得到了充分的挖掘和開發，突出的表現就在于文學與影視的結合。影視文化的形象性、傳播性、及時性、直觀性、廣泛性等特征，也更有效地展現了人類的意識形態和審美觀念，體現一個民族的人文情懷和文化品格，極大地提升了文學所表現的文化價值。同時，影視文化的商品性、流行性、娛樂性和大眾化，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傳統高雅文學的高處不勝寒的孤獨處境，使文學作品以一種更具商品性的產品形態貼近人類生活的方式進入了文化消費市場，進入到生產、流通與消費的市場軌道，這必然要求它在關注社會效益的同時更關注經濟效益和經濟價值。以童話改編電影為例，影視創作者尤其擅長攫取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文學作品，用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獨有的文化價值觀和思想內涵進行解碼和編碼，輕輕松松創作出一部又一部贏取票房和口碑的影視傳奇。例如，據統計，全世界范圍內取材于德國格林童話《灰姑娘》的影視作品多達上千部，影視創作者或無意識、有意識地運用這一童話結構模式和人物形象滿足世人固有的文化期待，或即使有意識地偏離、反撥和超越這一敘事傳統，也依然在千奇百怪的敘事中包裹著恒定不變的精神內核。由此，通過影視這根神奇的魔杖，傳統文學資源實現了“灰姑娘”式的華麗轉身和蛻變，實現了文化價值的大眾化廣泛傳播，同時將人類傳統而又樸素的文化觀念和思想價值提升到具有全人類普適性的維度。
文學與影視的結合強化了文化消費，將純文學作品經過影視創作這一再生產的過程，變成符合大眾消費興趣和消費習慣的大眾文化產品。大眾文化作為一種“追求經濟效益的”文化形式，以市場為導向，以觀眾為上帝，在注重社會效益的同時，更強調“經濟效益”。此外，創作者們通過研究和設計文學作品的生產和營銷，最大限度地挖掘其經濟價值。例如英國女作家J.K羅琳創作的系列文學作品《哈利?波特》，就成功地實現了從最初文學創作到后來文學創意的質的飛越，逐漸開創了以圖書銷售為中心、集語言翻譯、影視改編、文化旅游，衍生產品開發等為一體的的多方聯動的營銷新時代，從某種意義上說，“哈利?波特”已經以其產業意義完全超越了單純的文學意義。對此，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羅默認為“創意才是推動一國經濟成長的原動力”。由此可見，作為文學創意的重要內容，文學與影視的結合體現了人類的思維創造同時展需求的切合，體現了市場經濟下文學生產和文學消費的無縫高效對接。
（二）強化文學表現力與時空穿透力
文學創意的核心在于“創造與追求體現了人類意識的文學精神，包括對于文學意象、意蘊及其意境的追求”。顯然，文學與影視完美結合，不僅帶來強大的視聽沖擊力和強烈的視聽審美愉悅，而且極大地擴展了文學視野，增強了靜態文字的張力和表現力，通過追加豐富的意蘊和深刻的內涵，聚焦于人文主義關懷和人性真善美等普世價值觀的影像呈現。尤其是文學作品的跨文化影視改編，更是促進了文學與其他人類文化的融合，使影視創作在不經意間便跨越了不同語言和文化認知的鴻溝，呈現出穿越時空的美感，經久不衰，愈久彌新，成為全人類永恒的經典。眾多文學作品的跨文化影視改編都不約而同地注重文化本土性和文化國際化的雙重編碼，既保持本土文化的地域性，又兼有世界多元文化的豐富性，強烈地表現了影視作為一種“國際語言和全人類語言”的特質，能輕而易舉地消除“文化折扣”，既突破自身區域文化的桎梏又得到其他文化的認同，極易成為全世界普遍接受的文化產品。通過將語言文字藝術性地“翻譯”成聲與畫、光與色、動與靜、快與慢的影像，不僅能使觀眾輕松獲得深刻的情感體驗和豐富的審美感受，更能使人產生深層次的感悟和理性的思考。以美國好萊塢改編自中國文學作品《木蘭辭》的電影《花木蘭1》《花木蘭2》為例，影片突破了文學作品中單一的人物形象塑造和直白的文學敘事模式，以影視敘事突出的戲劇性矛盾沖突展現“追求個人價值、實現個人奮斗”的個人主義精神，既展現了美國傳統的文化價值觀，又迎合了全世界普遍流行的價值追求。由此，改編自文學的影視作品通過文字和影像的雙重呈現借助極具時空穿透力的普適性的文化價值觀，輕松實現了歷時的綜合和空間共時的延展，賦予千年的歷史和傳統的觀念以獨立、彌新、永恒和穿越時空的生命力。
（三）深入探究人類內在情感世界和審美理想
影視是文學的再創造，文學的影視創意更能從多重緯度透視探索人類的感情世界和審美理想。優秀的文學作品影視改編，通過語言藝術形式到影像藝術形態的轉換，是文學創意者立足于當今時代的體認所進行的文學再創造和重新詮釋，在一定程度上能遵循原著的精神風貌和藝術神采，尋求引發和啟動觀眾感情共鳴和思想震撼的意蘊內涵，更深刻地探索人類的社會理想和審美追求。從文學作品到影視藝術創作，既能鮮明表達創作者的審美意識，又能全面滿足引導觀眾的審美風向，是審美的創造勞動和真正實現審美精神價值的活動。文學作品是運用民族性語言和文字進行的創作，固然能充分利用本民族語言和文字的特點和優勢，但影視作為一種“國際語言和全人類語言”的特質，卻被公認為能更容易地使影片所展現的情感世界和審美追求實現跨越民族、跨越地域、跨越文化的全球性廣泛傳播?？v觀近年來美國的影視創作，從童話改編為好萊塢影片的傳奇比比皆是，例如改編自格林童話的《小紅帽》的動畫電影《小紅帽后現代版》，大膽地突破了傳統思維認知的固有模式，進行了多角度、全方位、顛覆性的創造，賦予人物符合當代社會文化精神的性格特質，傳遞著符合當代社會觀念的現代精神的精神內核，與時俱進地探索了現代人類的情感世界和文化信仰，塑造著一種符合當代文化潮流的精神品格。由此，人類的感情世界和審美理想通過靜態黑白文字的書寫和動態色彩影像的呈現實現了交互式共融，使讀者兼觀影者在文字閱讀和影像觀賞的雙重互動中獲得更深層次的思想認知和審美思考，既順應了由于大眾文化愉悅原則所形成的強烈追求現實心理的滿足和日常生活的愉悅，又重申了影視文化引導重視人文價值的關懷和表達深刻思想意蘊、構建現代人文精神的積極影響。
（四）廣泛拓展文學與其他藝術形與質的交融
文學對藝術的影響重大而深遠，能否從其他藝術形態中吸收營養已成為任何一種藝術能否獲得生命動力的決定因素。在當今這樣一個眾多藝術形式相互交往、對話和融合的創意時代，對多種多樣的其它藝術元素的借鑒和融合應當成為文學創意的重要任務。文學以其在藝術樣式中長期主導或中心的地位，以廣泛的受眾基礎和富有創造力的創作群體，以其獨特的語言表現力和深刻的洞察力，一如既往地展現出超凡脫俗的魅力和跨越時空的旺盛生命力。文學與音樂，將詩與歌完美融合，讓文學隨“歌”而“唱”，隨“唱”而“讀”，成為一種“讀的歌曲”，是一種智慧的創造，更是一種文學的創意。文學與美術，如漫畫、插畫和連環畫等對文字的入侵，不僅將形象呈現于眼前，而且將其訴諸于想象，不僅表現空間存在而且表現時間過程，用光影的交織豐富了文學的意想，增加了文學充滿靈動的美感。尤其是文學與影視的結合，不僅極大地豐富和拓展了文學的表現領域和生存空間，而且還創造出了洋溢著生命力的具有交叉意義的分支藝術樣式和藝術創作，創造出了文學和藝術交融的結晶。首先，文學與影視的融合，不僅最大深度地地挖掘了影視文化的思想內涵，加強了文化傳播的思想力度，而且最大廣度地擴展了文學作品的受眾范圍。其次，對多樣化藝術樣式的基本語言和表現元素的融合和吸收，給文學創意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和生命力。再次，文學與眾多藝術樣式的深度融合，生成了洋溢著鮮活生命力的新穎的藝術樣式和作品，如電影文學、電視文學、戲劇文學、音樂文學等，形成文學與藝術的契合、互動和雜糅?？傊耙暷芡ㄟ^大量吸取文學特質將文學藝術的特性化合為自身的新質，將深刻的意蘊思想以立體的多視角藝術全方位呈現，已然是受益于以文學為母本、以文學作品為藍本的二次創作。
結語
在以創意為特征、以創造力為核心的文化產業發展的新時代，文學創意被公認為是“文化創意產業的核心門類，是文化產業的重要支撐點，其所構建的文化軟實力具有長效的作用機制”。[4]縱觀文化產業先進發達的英美兩國，強大的文學創意正是其文化產業枝繁葉茂的真正根基，被喻為整個文化產業發展的動力發動機。因此，文化創意產業視域下的文學創意，要求我們密切聚焦于現有的文學思維和創造能否適應創意時展的要求，文學創意如何適應文化產業的需要和市場經濟的需求，文學在國內外的創意市場如何繼續拓展和全面激活，以及文學創意工作者如何在堅持精神追求和社會責任的同時，在探求文學市場效應和體現文學社會公益性的同時，肩負起促進新興文化創意產業健康發展和積極推進文化創意產業國際競爭的歷史責任。
參考文獻：
[1]尚光一.文化創意產業視域中的文學產業發展――以嚴歌苓作品產業開發為例[J].福建行政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1）：15-18.
[2]田川流.創意時代的文學創意[N].文藝報，2009-08-1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