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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史研究范文1
（一）改進研究方法，豐富會計發展史研究內容 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會計發展史研究，有利于豐富會計發展史的研究內容，包括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的選擇，在下一階段的研究過程中發現新的問題和不足之處，并找到科學有效的解決辦法。在現有多民族文化背景下會計發展史研究模式的基礎上，確定新的研究方向，改善現有的研究環境，衍生出更多的研究成果。研究的對象從單一化拓展到復雜化，包括了民族文化與會計學的結合，文獻中的會計與實踐中的會計相結合，歷史會計與現實會計的結合；從簡單化的研究方法到多樣化的研究方法，在傳統研究方法的基礎上綜合運用跨學科研究法、個別考察與比較分析法、靜態描述與動態解釋法等研究方法；參考和借鑒國內外較新的研究成果。
（二）傳承和發揚優秀的會計文化與民族文化 以往的會計發展史研究很少有以民族文化為基點的，研究比較分散，尚未形成系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云南是擁有少數民族最多的省份，多民族文化使其具有了獨特的優勢，同時也是會計發展史研究的一個難點，民族眾多，居住分散，發展程度不一，因此，也就為會計發展史的研究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不同的民族文化和不同的發展歷史造就了不同的會計歷史，獨特的民族文化培育了獨特的會計文化和會計方法。在傳承和發揚優秀民族文化的同時，也應該充分重視會計文化，會計文化的作用和意義應當同其他文化一樣，旨在促進社會發展。
（三）構建獨具特色的多民族會計發展史研究體系 云南多民族文化的特點要求在會計發展史研究過程中不能僅僅局限在以一個民族為研究的對象，也不能只采用一種研究方法，為了確保研究成果的科學性和正確性，首先要明確研究方和內容，選擇正確的研究對象和合理的研究方法，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云南多民族文化是特色，也是優勢，因此應該并且能夠建立起一個獨具特色的多民族會計發展史研究體系，在促進會計發展史研究發展的過程中起到應有的作用。一個研究過程得出的成果可能會存在一定和局限性和不足，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人們思想觀念的進步，越來越多的研究成果將得到修正和突破，為以多民族文化為視角研究會計發展史的學者提供參考。
（四）多維度的研究，挖掘歷史信息，指導實踐活動 會計發展史的研究涉及會計學、民族學、歷史學、社會學的相關學科，需要掌握并熟練運用跨學科、跨專業的相關理論知識，并且與云南少數民族會計的實際緊密聯系在一起，歸納、思考、總結得出具有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的結論，從而對實踐產生積極的影響。會計發展史研究不能離開多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必須打破傳統單一化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綜合歸納得出的結論，通過各種考證，使結論具有更強的說服力，一方面挖掘不同民族文化中的會計，另一方面則傳承和保護各民族創造的文化成果。
（五）完善會計學科發展，促進會計改革 由于我國關于民族會計史的研究起步較晚，相關的國內外文獻有限，加之研究方法多是范式研究，缺乏與之相關的實證分析，理論以及模型構建還不夠完善，需要考慮的相關分析因子存在不同程度的遺漏?，F代會計史研究需要重新審視多元化的會計環境，并運用跨學科、多元化、科學數據化的系統研究分析，以期達到完善云南少數民族會計史相關研究的目的。會計改革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更好地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研究會計發展史的目的也是如此。經濟社會的發展程度越高，會計發揮的作用就越明顯，研究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會計發展史一方面有利于促進會計學科自身的發展，另一方面則能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
二、云南多民族文化對會計發展的影響
（一）多民族文化是會計發展風向標 民族文化對整個社會的發展起著風向標的作用，會計作為社會發展的一部分，其自身的發展也必須以民族文化的發展為導向。民族文化是對某一特定時期社會的肯定和支持，包含著對社會的評價與批判，是人們理想和信念的支撐，會計的發展無法脫離文化而獨立存在，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各民族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會計思想和會計方法。
（二）多民族文化滿足會計發展的需要 會計的發展需要一定的環境，包括自然環境、經濟社會環境等，其中民族文化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會計一方面是環境發展的產物，另一方面則反過來促進環境的發展，特別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多民族文化作為傳承文明的重要載體，在不同的方面滿足了會計作為一門技術或者學科自身的發展需要。
（三）多民族文化儲存和傳遞會計發展所需的信息 民族文化記錄了不同民族發展和進步的歷程，會計作為生產勞動的產物，同樣是文化的組成部分。少數民族文化中文學、藝術等方面都反映了少數民族的計量、記錄的方式以及理財觀念，正是由于文化的延續功能，才能深入了解不同民族的會計，分析和解釋既往的事實，更好地指導今天的實踐活動。此外，通過民族文化獨有的功能，還能將今天的會計留給未來的人們更多探索和突破的空間。
（四）多民族文化使會計具有認知和教化功能 民族文化不僅記錄以往的文明成果，還能夠指導今天的實踐活動。會計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在科學技術日益發達的社會中，會計的作用也越來越重要，民族文化在其中發揮作用的同時，必然賦予會計獨有的功能，這樣不僅能夠保證民族文化的繼承和發揚，而且還能促進會計自身的改革和發展。會計在經濟社會發展的認知和教化功能必須以多民族文化的發展和進步為基礎。
三、云南多民族文化背景下會計發展史研究方向
（一）各民族會計思想、會計行為產生的前提 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會計思想和會計行為隨之產生并不斷發展。研究云南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會計發展史，首先要從生產力的發展狀況入手，以各民族在不同空間范圍內的生產行為作為研究的起點?；仡櫾颇细髅褡宓陌l展史，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一些少數民族的發展遵循了從原始社會逐漸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一般過程，但有的少數民族則直接從原始社會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因此，從社會形態變遷可得知各民族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也不盡相同。各民族不同的生產行為和不同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直接導致了不同會計思想和會計行為的產生和發展，在實際的生產和生活過程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二）孕育和培養各民族會計思想、會計行為的環境 云南各民族會計思想和會計行為的產生及發展與其所處的環境是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環境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自然環境。云南是一個多山的省份，由于盆地、河谷、丘陵、低山、中山、高山、山原、高原相間分布，各類地貌之間條件差異很大，類型多樣復雜。地形地貌的復雜性使云南的氣候兼具低緯氣候、季風氣候、山原氣候的特點，這些特殊的地理環境特征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表現得尤為明顯。二是人文環境。云南各民族在發展過程中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表現出較強的獨特性。云南各民族創造了豐富多彩、獨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如納西族的東巴文化、傣族的貝葉文化、哈尼族的梯田文化、彝族的太陽歷文化等，獨特的民族文化在發展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各民族會計思想和會計行為的產生和發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與其所處的環境相互作用后發展的。研究云南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會計發展史，必須以一定的環境為基礎，并且要突出二者間的相互作用。
（三）多民族文化背景下會計起源與相關學科的關系 多民族文化背景下會計發展史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起源的研究，但單純從會計學的角度出發，難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會計的發展與各民族的宗教、文字、繪畫等方面有著密切的關系。在研究會計起源的過程中借鑒歷史學、宗教學、民族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一方面是從會計發展史以外的視角來研究會計發展史，從中獲取更多對研究有價值的信息，另一方面則是從會計發展史的角度深入其他學科來探尋會計發展史的蹤跡。以孤立的觀點來研究會計起源是行不通的，也是不科學的，會計的起源并非只受到單個或其中幾個因素的影響，只有綜合考慮會計起源與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其他相關學科研究，才能保證研究方向和研究結論的正確性與科學性。
四、云南多民族文化背景下會計發展史研究的基本內容
（一）從計量、記錄方式演進來探尋起源 由于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云南少數民族地區的勞動人民創造了獨有的計量、記錄方式，目前，云南一些偏遠的少數民族地區仍在采用原始的計量、記錄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
（1）實物法。借助實物來達到計量、記錄的目的，這是一種比較簡單和直觀的方法，也是最古老和最現成的計量、記錄方式，常見的實物有玉米粒、小石塊、小木塊等，不僅能夠表示數，而且還能夠實現簡單的加減。納西族用石子計數，將石子以一定的標準分為大、中、小三種，小石子代表個位數，中石子代表十位數，大石子代表百位數。獨龍族、佤族、拉祜族以豆粒作為計數的工具，直到解放初期，以豆粒記賬的方式在云南少數民族地區仍比較常見。
（2）刻符法。通過在木片、竹片上刻畫符號的方法來達到計量、記錄的目的，不僅不容易犯錯，而且還能體現公平的特點。云南的景頗族、佤族、布朗族、獨龍族和基諾族使用這種方法比較普遍，獨龍族用刻木的方法記錄借貸賬目，借錢給別人，按照借錢數的多少，在木片上刻上相應的缺口，按照歸還錢數的多少，再削去多少缺口。佤族使用木刻來記載借貸，在借貸關系發生時刻下借貸的數目，木片上刻有三道刀口，第一道表示借款人，第二道代表中間人，第三道代表欠款人，刀口下面刻的是借貸的數目，有以1元為單位的，有5元和10元為單位的，刻有10道刀口，可以表示10元、50元和100元，根據雙方的借貸數目來確定刀口的數目和單位，一式刻兩份，借貸雙方各執一個。
（3）繪畫法。由于沒有掌握文字的使用，繪畫的方法簡單易行，容易辨認，可以用簡單的繪畫圖案來表示復雜的事物，以實現計量、記錄的目的。云南佤族的滄崖畫，每個畫面有幾十個到上百個圖形，有牛、猴、豹子、鳥、豬等動物，人、房屋、道路等，集中描繪了當時人們狩獵、戰爭、娛樂等情況。景頗族的村寨在每年春耕時節都要舉行一個象征播種的儀式，在地上要豎立兩根木樁，木樁上刻有彈弓、水田、牛、包谷、魚、蔬菜、婦女首飾等，祈求來年有一個好的收成。繪畫計量、記錄方式的出現為后來其他計量、記錄方式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并在生產實踐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4）結繩法。結繩法是以編織結繩的方式來實現對生產活動的計量、記錄，而且生活在不同環境下的民族使用著不同的結繩規則。傈僳族人用結繩計算生活費用，結繩前先在麻上涂上一層墨，以此標明登記某種特定的經濟事項。如一個傈僳族人要用結繩法計算外人在他家居住時的生活費用，凡是供應一天便打上一個結，最后計算時可按照結數得知供應生活費的時間，并可按照每一天所需的生活費，計算出總的費用?；Z族以結繩的方式登記征收物品的實物數量，基諾族人進行公共祭祀時，要向部落各戶征收一定數量的實物，并由負責公共收支的酋長“納俄羅”監督執行，在征收實物時，納俄羅先向各戶戶主索取一根繩子，并當面將繳納的實物如數打結處理，根據不同的實物，打不同的結，等交完了應交的實物后，納俄羅便會把全部結解開，燒毀繩子，以此表示已經交清了全部實物。佤族人用結繩反映債權和債務，他們用一根高掛在墻上的繩子記載與結算債權、債務數目，如在繩子上部結出三個大結，表示被借去三元滇幣，在繩子中部結出一個大結和一個小結，表示每年應收一元半滇幣的利息，在下部結出的三個大結和一個小結，表示上述借款已經借出三年半。
（二）環境與會計的發展 云南少數民族會計活動的產生和發展與其所處的環境是密不可分的，會計是這一環境下的產物。環境是一個由多種因素組成的綜合系統，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云南的山地面積超過總面積的85%，高原、山地、丘陵、盆地交叉分布，地形地貌差異較大，氣候變化顯著，這些自然特征在少數民族聚居區尤為明顯。這樣的自然環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該地區的經濟發展，使得計量、記錄的方式保持一種樸素自然的狀態。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決定了生產活動的范圍和對象，會計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會計又反過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云南各民族逐漸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文化，主要體現在、民族節日、舞蹈、繪畫、文字、語言等方面，從不同的側面透露出豐富的內涵。隨著云南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與外界的交往日益頻繁，受外來文化的沖擊和影響逐漸加深，給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改善落后的生產狀況，從而加速了云南少數民族地區會計的發展。
（三）理財觀念的變遷 隨著云南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提高，形成了不同的理財觀念，并在生產和生活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其理財觀念的特征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全民互助，平等分配。云南少數民族分布在不同的地區，生活的地理環境特殊，為此，不論是一個民族內部，還是不同的民族之間，都不能孤立存在和發展。人與人之間，民族和民族之間，保持著密切的互助關系，這其中也不能完全排除存在的一些紛爭，但從總體來看，還是以互助為主，共同抵抗惡劣的自然環境，抵御外來入侵。獨龍族、傈僳族、怒族、景頗族、佤族等少數民族中，集中表現為“見者有份”的習俗，他們把獲取的資源，在家族成員中平均享用，主要目的在于維護本民族的共同存在。從傣族人的傳統商品交易和分配過程中可以看出，計量、記錄不再是人們理財關注的重點，而是真實的貨物、質量、公平。傣族人與彝族人進行交易時，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如一旦谷子換一擔青菜，一蘿香蕉換一籮桃子。在分配獵物時，見者有份，參與捕獵的獵狗都可以分到一份。
第二，安土重遷，保守本分。云南少數民族的理財思想植根于農村，與傳統的農耕文化密切相關，特殊的生產方式和文化環境，使人們的理財思想表現出安土重遷的特征。大多數云南少數民族的發展都依托于大自然的饋贈，通過自身的辛勤勞動來獲取各種生產生活所需的資源，人們的小農意識很強，普遍性的“靠天吃飯，安分守己”的思想，也就形成了固守本土、安定守成、沉著穩健、質樸厚重、崇尚和平的共同性格特征。
第三，以農為本，自給自足。在經濟形態還處于封建領土制和封建農奴制時，傣族、哈尼族、拉祜族、普米族等少數民族的土地是世襲制的，生產出來的產品也是自給的，尚未作為商品。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造就了人們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觀念。封建制度下的大理國、西雙版納傣族、麗江納西族領主莊園農奴制度下，農業發展的同時，手工業也得到了較快發展。在自然經濟發展的同時，小商品經濟逐漸興起，但生產仍是以農業生產為主，用于商品交換的產品只是農產品的副產品，農業生產的主要目的不是商品買賣。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觀念使得人們的經濟觀念以小農經濟為主，在他們的理財觀念中普遍不重視商品交換價值，經濟效益的觀念不強，重農思想嚴重，有的少數民族甚至把商品交換視為不道德的行為，仍有“養豬自己吃，養牛給人看”的思想。這種重農輕商的小農思想嚴重阻礙了經濟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由此導致云南少數民族理財思想的長期滯后。
第四，勤儉節約，艱苦樸素。云南少數民族長期居住在條件較為艱苦的地區，加之受本民族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的影響，特別是宗教的影響，使人們形成了勤儉節約不浪費的習慣。宗教文化中強調人們應該靠自己的勞動來改善生活，創造自己的未來，諸如“人生在勤”、“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等一些傳統的道德要求在人們的生產生活中得以體現。正是由于在生產勞動過程中培養了勤儉節約、艱苦樸素的作風，在理財觀念方面也就延續了這一良好的作風。有限的資源要實現平均分配，就要求必須做到節儉不浪費，“一切不消費的東西，都是集體的財產”。受主客觀因素的影響，云南少數民族在較早的生產勞動過程中就已經體現出這一至今都備受人們推崇的理財觀念。
第五，人與自然和諧，改造并利用自然。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人們很早就已經開始探尋自然的奧秘，并積極發揮自然對于人類發展的有用性，充分利用自然的環境和各種資源，重視人與自然和諧的關系，特別是在宗教活動中，這一特征體現得尤為明顯。這也體現在一些少數民族的神話傳說中，如白族的《人類萬物起源》、《金雞和黑龍》、《段赤城》等神話故事表明了少數民族先民們在與大自然作斗爭的過程中，也逐漸認識到人類自身的能力，并把戰勝自然的希望寄托在人的身上，通過人的努力來戰勝自然，讓自然服務于人類。受科學技術發展水平的限制，人們對自然的認識程度有限，少數民族將自然物靈性化并加以崇拜，在宗教活動中首先要祈求和感謝大自然的恩惠，在留下的歷史資料中都有所體現。人們只有實現了與自然的和諧，才能享用自然的饋贈，通過自身的努力來維系發展。
第六，重義輕財，誠信為先。由于受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限制，云南少數民族文化觀念中的經濟利益觀念淡薄，在社會交往和經濟活動中強調誠信、禮義，不太重視物質利益。在少數民族內部，靠血緣和地緣形成的民族習慣和輿論約束對成員有一定的限制，如果違背這種特定的民族習慣和輿論約束，將付出一定的代價，損害了長遠的利益，故此，人們普遍重視這種非正式的規則。無論是在日常生活中還是在商品交換過程中，人們總是會受到本民族內部形成的習慣和輿論的要求，因為一己私利而損害了他人和集體的利益，就會受到一定的懲罰。少數民族特有的不成文或是成文法，都不會鼓勵將個人的物質利益置于一切之上，人們可以從事商業活動，但不能因為一味賺取錢財而背信棄義。
五、多元民族文化并存條件下會計發展史研究趨勢
（一）國際化、本土化和特色化研究相結合 未來社會的發展將是多元文化并存的大環境，會計發展要與國際慣例接軌、趨同、協調，就必須擴展會計發展史的研究空間，重視多民族文化的特點，在研究過程中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在國際化過程中兼具本土化特色，在本土化過程中兼具國際化特色。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推進，各個國家之間的合作與交流不斷加強已是大勢所趨，唯有適應發展的大趨勢，才能有所進步，有所發展。在與國際發展大趨勢相適應的同時，要注意培養本土化和特色化的會計，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才能取勝。
（二）跨學科、跨專業、多視角研究相結合 從多民族文化的角度研究會計發展史，凸顯了學科交叉融合的特點，立足云南豐富的多民族文化資源來研究會計史，使會計發展史的研究事業更加寬泛，視角更加廣闊。借鑒民族學、社會學、宗教學、歷史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以學科交叉與融合的思路研究會計發展史，充實和豐富了會計發展史研究的內容和方法。未來社會的發展是多元化的，會計發展史的研究也應該是多元化的，跨學科、跨專業研究，彰顯研究方法和成果的多樣性，多視角研究，從會計發展史以外的視角來研究會計發展史。堅持聯系和發展的研究基點，各種學科研究相互融合，在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取得更有價值的研究成果。
在現有文獻資料的基礎上，著眼于云南多民族背景下的會計發展史研究，系統研究各個民族的會計發展史，豐富現有的研究資料，形成系統的具有各民族特色的會計發展史資料，一方面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參考，另一方面則為下一階段的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會計發展史研究提供可靠的理論依據。未來社會的發展將是多元文化并存的大環境，會計發展史研究必須重視多民族文化的特點，在研究過程中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在國際化過程中兼具本土化特色，在本土化過程中不脫離國際化的要求。云南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會計發展史研究，將為國內會計發展史與民族文化研究機構和部門提供參考，對于系統研究多民族會計發展史，保護和開發民族文化資源具有實際的參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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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史研究范文2
一、中國音樂史學和民族音樂學研究方法概述
從中國音樂史學的角度來看，其基本方法主要分為兩種，即文獻法和考證法。而這兩種研究方法就與民族音樂學研究方法有著密切關系。隨著時代的不斷進步，學科的發展趨向于多元化。如中國音樂歷時定性、定量研究，中國音樂史微觀研究法、比較研究法以及歷時宏觀研究法等。在一定程度上，這些研究方法都是從其他學科，包括民族音樂學中獲得的啟示，從而逐漸發展出來。而對于中國音樂史學的研究不會僅僅采取一種研究方法，而是結合多種研究方法來使用。由于研究者對于音樂史研究的目的和內容不同，所以應用多種研究方法是必然的。而對于中國音樂史學的研究，要以某種或者某幾種研究方法來整理并梳理其總思路，然后再借鑒民族音樂學的“田野工作法”和“歷時與共時法”，從而做到清晰的研究脈路，這也能夠將多種研究方法綜合運用的優勢體現出來。
從民族音樂學的角度來看，它是音樂學門下的一種理論學科，該學科主要是研究世界各國以及各民族的傳統音樂。民族音樂學的基本特征是在某一民族特定的自然和社會環境基礎之上，來探究該民族現存的傳統音樂。在研究中可以通過該民族群體或者個體在創作、使用、傳播和發展其民族音樂的歷史背景，來深入考察和分析該民族的傳統文化特征以及有關音樂方面的藝術特征等。但是，無論是通過何種方式來分析和研究民族音樂學，要想實現研究深度和廣度方面的進展，其研究方法的選擇和應用是至關重要的。同時，由于具有不同的研究對象，所以在分析和研究民族音樂學的過程當中，對于研究方法的具體運用也是不同的，且其運用具有一定的多樣性和復雜性。系統上來說，民族音樂學研究方法分別來源于三個方面，即人文、社會和自然科學。目前對于其研究方法的系統性應用還未形成一個定論。但是從其研究方法的大方向上來看，很多著作都將“田野工作法”和“歷時與共時法”作為民族音樂學的主要研究方法。其中“田野工作法”具體指的是到實地進行實際調查，而“歷時與共時法”則具體指的是音樂事象的時間觀念。
二、中國音樂史學應用民族音樂學研究方法的分析
（一）“田野工作法”在中國音樂史學中的應用
民族音樂學的“田野工作法”，其基本目標就是去實地調查并獲得音樂文化的真實的、可靠的資料，并對這些資料實現客觀的認識和了解。作為民族音樂學一種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田野工作法”的具體應用要求研究者要面對具體的社會以及處于真實生活中的人，而不是孤立的音樂音響現象。因此，在學習中國音樂史學時，如何在一個陌生的環境中獲得該環境中人的信任，這將是實地研究中國音樂史學所面臨的一個難題，同時也是在中國音樂史學教學過程中應用“田野工作法”的一個瓶頸。在中國音樂史學研究中，利用“田野工作法”進行“融入”與“跳出”的客觀分析是非常重要的。所謂“融入”指的是融入異文化，而“跳出”則指的是客觀分析這種文化，從而實現內外角色的平衡。
在中國音樂史學研究中，不能僅僅重視理論和技巧方面的研究，同時也需要進行實地考察，不斷加強自身的音樂藝術修養。這就要求研究者在進行田野考察中，要能夠以“內部人”的身份融入到民族文化中，并站在主觀的角度對民族音樂文化進行深入觀察和分析，從而能夠獲得民族音樂所反應出來的精神情感，這些就獲得了田野工作的第一手研究資料。當收集好資料之后，還要以“外部人”的角度對這些資料進行客觀的分析，將民族音樂的每個小節和每個音符所表達出來的故事內容以及情感、力量進行深入分析和感受，從而將作品最原始的面貌還原出來。因此可以看出，將民族音樂學“田野工作法”應用于中國音樂史學研究中，能夠起到非常重要的研究作用。
（二）“歷時與共時法”在中國音樂史學中的應用
“歷時與共時”研究法中的“歷時”具體指的是，基于時間的維度，來對音樂事物進行縱向研究；而“共時”則指的是基于空間的維度，在同一時間范圍內，對音樂事物進行橫向研究。時間、地點和音樂隱喻是賴斯于2003年提出的研究音樂民族志的三維方法。而這一研究方法意圖在時空框架的基礎上，將民族音樂學研究對象按照歷時性來進行縱向比較研究，并試圖探究處于不同時空范圍的民族音樂研究對象其發展的具體過程以及變化發展等情況。此外，民族音樂學家在對任何音樂事物進行考察和分析時，其都需要將這一音樂事物置于同一個時間范圍內來進行橫向比較，進而通過分析和比較總結出這一音樂事物與當時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其他學科等因素之間的關聯。
在進行中國音樂史學研究時，首先研究者要對音樂作品創作的時代背景進行整體性的把握，包括音樂作品創作者的人生經歷和體驗等。透過時代背景將作品所反映的當時的文化本質以及政治、經濟等分析出來。要想實現對作品全面、系統的解讀，就必須應用“共時”觀來對作品進行一個橫向的了解。其次，研究中國音樂史學，還要對其從時間維度上進行一個縱向的梳理和分析，利用“歷時”觀，能夠將中國音樂史學從其誕生、發展到整個變化過程進行一個全面的了解，進而有效的掌握其發展規律。歷時與共時法是我們將民族音樂學中的研究方法嫁接到中國音樂史研究中，從而能夠從中國音樂史的縱向和橫向進行比較研究，達到對中國音樂史蘊含信息的全面解讀，最終為學生學習和探究中國音樂史打下堅實的方法基礎。
民族史研究范文3
[關鍵詞]長時段；格局；中國；民族；大趨勢
[中圖分類號]K901.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518X(2012)04－0014－05
安介生(1966－)，男，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歷史人文地理、中國移民史、中國古代史與地方史。(上?！?00433)
本文系國家社科重點項目“中國歷史民族地理研究”(項目批準號：11AZD059)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長時段”(longue duree)研究理論，是當代法國年鑒學派領軍人物布羅代爾等人所倡導的最重要學術主張與貢獻之一，也被稱為20世紀法國“新史學”思想之基石。按照某一指標，將歷史演變過程劃分為不同的階段，本來是歷史學家著手研究的基本切入點。選取的參照指標通常有年代、王朝、社會性質等等。布羅代爾指出：“歷史學是時段的辯證法。通過時段，也因為有了時段，歷史學才能研究社會，研究社會整體。”布羅代爾試圖通過提出“長時段”理論來與傳統歷史學進行一種切割，樹立自己的學術特征與取向?！皞鹘y歷史學關心的是短時段、個人與事件。”針對歷史學所運用的時間性質，布羅代爾提出了“時間三分法”，分別稱之為“地理時間”、“社會時間”與“個人時間”，與之相對應，則為長時段、中時段與短時段。在布羅代爾看來，不同時段的研究價值是不同的?！岸虝r段是所有時段中最變化莫測、最具欺騙性的。”布爾代爾強調與突出“長時段”，正是為了超越“短時段”研究的狹隘與局限，進而大大拓展歷史學研究的視野與水平?！捌淠康脑谟诟哒伴L矚，更好地評估它們(指歷史事件)，而不至于完全身陷其中。從短時段轉向較長的時段，然后轉向深遠的視域(只要它存在，它肯定是智者的時段——原注)，這時就可以重新思考一切，重新建構周圍的一切。歷史學家怎么會不被這種前景所吸引!”
“地理(空間)作用－結構變化”正是“長時段”研究理論所提出的最根本的研究路徑?！伴L時段”著眼于相對穩定的社會結構，換言之，長時段的歷史即“結構歷史”?！伴L時段是無窮盡、無止境的結構和結構組合的歷史。”布羅代爾提出的“長時段”理論，并非空穴來風，或有意的標新立異，而是相當廣泛地汲取了社會學與人類學等相關學科的理論精髓?！斑@種時段并非事件與年代這一傳統組合中的時段，而是能夠制約永恒結構的長時段。而永恒結構恰恰是人類學家所推崇的。”必須指出，布羅代爾等人并不是最早在歷史研究中運用“長時段”理論的學者。如史學同樣倡導歷史社會的“長時段”研究，布爾代爾本人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馬克思的天才及其影響的持久性的秘密，在于他第一個在歷史長時段的基礎上構造了真正的社會模式。”同樣是年鑒學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勒高夫更是明確指出：“是一種長時段理論。在很多方面(如帶著問題去研究歷史、跨學科研究、長時段和整體觀察方面)，馬克思是新史學的大師之一。馬克思和的歷史分期學說(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雖在形式上不為新史學所接受，但它仍是一個長時段理論。”
然而，與以往“長時段”理論有較大差異的是，布羅代爾提出的“長時段”研究理論特別強調基于地理環境等因素對于歷史演變的影響，是其“地理歷史學”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對于地理(環境)影響及歷史結構研究的高度重視，是年鑒學派學術思想的一大亮點與特征之一。而布羅代爾則將這種思想特征推向了極致。“要理解長時段，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聯想到地理的制約?！彼^“長時段”，也就是地理時間之謂。研究者一針見血地指出：“在費爾南·布羅代爾看來，地理是解讀社會的工具，是人類賴以生存的根基。因此，他的著眼點主要是空間，而不是時間?！币虼耍臻g模式又是布羅代爾所云“結構”中最為重要的一種。“空間模式是社會現實借以形象化的圖表，通過它，社會現實至少可以部分地變得清楚了。它們是真正適用于各種不同時間運動(特別是長時段——原注)、各種社會范疇的模式?！辈贿^，盡管自然地理形態具有相當長久的穩定性，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任何一種社會格局卻不會是一成不變的。而就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長時段”研究理論對于社會格局之演變或跨越時段的問題提及較少，“地理時間”變成了靜止不變的時間，這也構成了這一研究理論的薄弱之處。
民族史研究范文4
在民間舞蹈的教學中有多種靈活自由的教學方式，其中，我們常常通過民間藝人的口中提到“藝訣”這個名詞。通俗的來說，“藝訣”就是漫長文化長河中，民間藝人對自己的藝術，通過自己的摸索與實踐，匯總與研究出來的訣竅。這些訣竅通俗易懂，生動形象，非常適合教學。相對于舞蹈教學純理論的語言，“藝訣”能夠極好的給予相關學習人員更好的啟發，從而理解民族舞蹈的深刻內涵。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在山東的膠東地區有一種極具民族特色的舞蹈——“山東膠東大秧歌”。其中，秧歌演員在表演中，不斷地進行腰部的擰動，從而成為了中國舞蹈中的一大特色。秧歌演員在表演中就總結除了一套訣竅，叫做“小嫚擰”。極具詼諧幽默、地方特色的語言很好的介紹了山東膠東大秧歌的舞蹈特色。但是我們在教學中，我們的老師用比較生硬的語言來闡述這種舞蹈動作，教師這樣的講解使得學生常常不達其意，還破壞了舞蹈教學的美感。學生的不理解是一方面，教師教學過程也是極為吃力的，都未能達到教學中的目標，使教學質量受到影響。山東作為中國重要的文化發祥地之一，審美風格素以“小腳的美感”著稱，由于歷史上的原因，山東婦女近代之前一直有著裹腳的習俗，山東大秧歌的藝術形象取材之一就是來自于裹腳的歷史因素。所以“小嫚擰”就是說裹腳婦女因為纏足所引起的疼痛走路不穩，所以才會形成“左右搖擺”的藝術表達手法，這種手法活潑俏皮、生動形象具有極大的美感。學生在結合對“小嫚擰”充分的想象之后，可以根據自己的理解進行表演，教師只要在旁邊進行動作上的規范與糾正，教學進度就會事半功倍。在中華大地上，這樣的“藝訣”是非常多的，語言通俗易懂之外也能夠活躍課堂氛圍。同時，藝訣所表達出的豐富內涵，也能夠使學生在靈魂上得到升華，加深對舞蹈的喜愛，深刻的體會到民族民間舞蹈的內在文化。
二、將地方文化特色注入到民族民間舞蹈教學中去
教師在進行教學之前應該理解當地文化的內涵。我國幅員遼闊，擁有者眾多獨具魅力的地方文化，這時候就需要教師對地方文化懷著敬仰的情感去學習。有的教師對于民間文化并沒有太多的感情，單一的人為地方舞蹈粗陋，難登大雅之堂。但是，作為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地方文化的魅力是無與倫比的。所以，教師在自身掌握了民族舞動的內涵后，懷著情感去教學，把自己看成是文化傳播的大使，讓學生感受到民族文化的魅力，潛移默化中就會拉近教師與學生之間的距離，增進學生對民族舞蹈的喜愛。我們可以看到有些舞蹈的背后蘊含著豐富的文化背景，地方的風土人情造就了民間舞蹈。舉個很簡單的例子，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流行苗族舞蹈，其中有個藝術動作，似獨特的甩手，這個動作有著較大的難度，學生學習起來很困難。針對此類現象，我們的教師可以在課堂上講解一下當地的風土人情。在大西南，地貌奇特，大多是崇山峻嶺，山高而。根據苗族人的傳統習俗，苗族姑娘身上通常裝飾著大量的銀制飾品，由于日常的勞作需要經常的翻山越嶺，另外加上背后沉重的背簍，就會使人汗滴如雨下，這個時候就會用手去不斷地擦汗，身體上銀制飾品嘩啦啦地響，就產生了獨特的苗族民間舞蹈。結合這一狀況，我們不難發現，藝術來源于生活。在實際教學中，可以令學生充分地發揮想象力，甚至可以模擬苗族姑娘登山時的情景，進行情景再現，從而加深對動作的理解。這個時候教師的主要任務還是進行正確的引導，將自己的情感注入進去，從而到達教學目的。
三、將民間舞蹈的具體動作進行解析提高民族民間舞蹈教學的實效性
人的身體是一個有機組合的系統，對于動作具有極強的學習能力。舞蹈的動作就是由千千萬萬的個動作的優化結合，萬變不離其宗，教師對于某個動作進行重點的解析，對于教學工作的進行時大有裨益的。同時，教師也可以充分結合當代先進的科學技術，對動作進行拆解，以達到最好的教學水平。
四、結語
民族史研究范文5
【關鍵詞】 漢族中學生；民族中學生；應付方式；心理控制源
1 問題的提出
我國學者通過運用EPQ與16項特質性應付條目進行調查和相關分析［1］，發現人格特性格內向者、易羞恥者更傾向于采用消極應對方式，說明人格特質對應付方式的影響具有一定的跨情境性。還有研究顯示，神經衰弱患者對社會支持利用度低，個體在應激過程中的積極主動性較差［2］，國外研究結果表明，病程和情緒穩定性對應付方式影響顯著，而回避是癌癥病人的有效的應對方式，屈服是癌癥病人不利的應付方式［3］。馬惠霞等研究發現，即將成為小學教師的中師學生的心理健康狀況較幼師學生和其他中學生都差，較多地使用消極應付方式［4］，其原因可能是對不同專業社會支持力量不一致，對本專業的認識態度不同。高山川等提出了影響個體應付特征的因素包括穩定因素和情境因素，其中穩定因素主要包括個體的應激傾向和他擁有的應付資源（生理資源、人格資源、社會支持），而情境因素則主要包括情境的客觀特征和個體對情境的評價［5］。
所謂心理控制源，是指個體對強化物或后果究竟是由自己所控制還是由外部力量所控制的一種泛化預期，即對事件的后果是否取決于自己的一般信念。高內控者的泛化預期是，強化物或后果主要取決于自己的行為或態度，而高外控者的泛化預期則為，后果主要依賴于運氣、命運、機會，有影響力的人物或其他外部力量。據此推測：面對問題時，認為個人的努力對事態的結果起主要作用的內控者更可能采取主動的態度與行為，而認為自己的努力不會帶來什么變化的外控者則可能表現消極。
應付方式與個體的人格特征和所處的情景有關，而內地民族中學學生由于過去生活的社會文化背景，其人格必然帶有自身的民族文化特征，會與內地漢族中學生存在差異。當他們來到內地中學學習時，其所處的環境又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本研究試圖探明民族中學生在異文化背景中的應付方式特征，并為民族教育工作提供可資借鑒的依據。
在本研究中，“控制點”的調查只是把它作為一個對“應付方式”調查結果的分析討論時的相關變量，在此不探討二者內在的本質聯系。
2 對象與方法
2.1 對象 對成都市3所民族中學的346名初一至高二的民族學生（包括藏、彝、羌、回、滿、蒙古、土家、布依族學生，其中藏族學生占80%）為調查對象，收回有效調查表326份；同時在3所學校隨機抽取初一至高二的漢族學生373人為調查對象，收回有效調查表358份。
2.2 方法
2.2.1 研究工具 應用Levenson1981年編制的內控性、有勢力的他人及機遇量表：內控性（I）測量了人們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自己能夠駕馭他們自己的生活，有勢力的他人（P）量表涉及了被試是否相信他人能夠控制自己生活中的事件，機遇（C）量表測定了一個人對機遇可以影響他/她的生活經歷與事件結果的相信程度。每一分量表包含了8個條目，整個量表共24個條目，以7分等級評定：評分從-3（很不同意）到+3（很同意），計算總分時加上24分以抵消負分，因此每個分量表的分值范圍是0～48；“應付方式問卷”有6個分量表，每個分量表有若干個條目，每個條目只有兩個答案――“是”和“否”。計分各分量的因子分是：分量表因子分=分量表單項條目之和/分量表條目數。這6個應付因子是：退避，幻想，自責，求助，合理化，解決問題。施測過程：整個問卷實測過程以自然班為單位進行集體匿名施測。發放問卷750分，收回有效問卷684份。其測驗結果采用SPSS12.0數據軟件包處理。
2.2.2 訪談法 以生活事件量表中的5個維度（人際關系、學習壓力、受罰、喪失和健康）為訪談問題的內容，對學校科任老師和生活指導老師和漢族與民族學生進行訪談，了解學生在人際交往、學習、生活、健康、受罰、喪失感等方面的情況，以及在這些方面遭遇挫折時常用的應對方式。對所收集的數據資料進行歸類整理，并用來解釋測量結果。
3 結 果
3.1 漢族與民族中學生應付方式各因子上的得分 見表1。
表1可見，①漢族學生和民族學生在自責因子上差異顯著；民族學生比漢族學生更少的采用自責方式處理問題；②漢族學生和民族學生在幻想因子上差異顯著；民族學生的幻想因子得分高于漢族學生，即民族學生似乎采取更消極的應對方式處理問題；③漢族學生和民族學生在合理化因子上差異顯著；民族學生比漢族學生更少采用合理化的方式來處理問題；④漢族學生和民族學生在“解決問題”和“求助”因子上都沒有表現出本質差異。
3.2 民族中學生應付方式的內部結構 通過表1中應付方式各因子的平均分的大小及表2對各因子分之間差異的顯著性檢驗，可知民族中學生的應付方式結構是（從主要到次要的順序排列）：解決問題幻想與合理化退縮自責求助?！敖鉀Q問題”和“求助”兩種應對方式處于結構的兩端，一是表明民族中學生的應付方式主體是積極的，但“求助”傾向不強是一個問題，因為從民族中學生來到內地中學求學而發生的社會文化背景的巨大變化，不可避免會給他們帶來生活與學習適應上的大量挫折，加之中學生的年齡特征決定了他們的生活適應能力、挫折承受能力和獨立問題解決的能力還存在缺陷，還需要成人和同伴等的社會支持網絡來幫助他們提升對社會環境的適應能力和內心世界激烈變動的應對能力。
3.3 漢族與民族中學生心理控制傾向比較 見表3。
表3可見，①漢族學生和民族學生在內控性上差異顯著；民族學生比漢族學生內控性強；②漢族學生和民族學生在機遇因子上差異顯著；漢族學生比民族學生更相信一個人的機遇可以影響他／她的生活經歷與事情結果的程度；③漢族學生和民族學生在有勢力他人因子上差異顯著；漢族學生更相信他人能夠控制影響自己。
3.4 民族學生的控制點結構 從表3中各因子分數大小和表4各因子間差異性顯著檢驗可知，民族學生心理控制點的結構（從主要傾向到次要傾向排列）為：“機遇(C)”“內控(I)和有勢力他人(P)”。
4 討 論
4.1 “解決問題”是漢族和民族學生主要的應付方式 不管是民族中學生還是漢族中學生，他們主要的應付方式都是“問題解決”，而且民族學生和漢族學生之間在傾向強度上不存在本質差異。這說明在這一應付方式上文化環境的影響較小，起碼在青少年階段是這樣。這也從某種意義上講，“問題解決”的應付方式是青少年發展過程中的年齡特征。這也與青少年自我意識的發展水平及能力發展水平一致?！皢栴}解決”的應付方式作為主要的應付方式，不僅反映了青少年學生的獨立意識，而且也反映了他們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體現了中學生對自我能力的信任。正因為如此，漢族學生和民族學生在“求助”傾向上都表現得比較弱。
4.2 如何理解漢族學生與民族學生之間應付方式的差異 民族學生比漢族學生更少地采用“自責”、“合理化”的方式處理問題，但又更多地采用“幻想”的方式處理問題。從西方心理學的理論觀點來看，“合理化”是相對積極的應付方式，而“幻想”則是消極的應付方式。但這種不加分析判斷的結論可能是極為錯誤的，它可能在此并不是一種心理機能上的差異，而僅僅是一種文化內涵上的不同。為此，我們對漢族學生和民族學生進行了訪談，結果發現，漢族學生在面對問題時的“合理化應對方式”，是自己尋找合理的現實理由來為自己的挫折行為進行辯護，如“我是不小心導致的，”“我身體不好……”；民族學生在面對問題時的“幻想應對方式”實質上也是在為自己挫折狀態尋找合理的理由，如“希望老師多與自己交流”，“想象父母經常來關心自己的生活”，“想到自己應該到宗教圣地去朝拜神佛”等。只是這里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由于民族學生離開了自己一直生活的家庭和原社會文化環境，他們尋找的這些自我保護的理由很難實際實現，長久下去就可能只會成為一種純粹的習慣性“幻想”，并降低其生活適應和學習適應的自我效能感。對拉薩的藏族中學生的訪談調查可以證明這一預期的可能性：拉薩藏族中學生在遇到學習困難時也會產生許多合理化的歸因，如“到寺廟去朝佛會讓我心理平衡，我學習就會好”。按照我們漢族文化的理解這是一種幻想，但對信仰藏傳佛教的藏族人來講卻是一種合理的理由，而且在這種想法馬上就能變為行動，并獲得對問題解決的信念。但到內地求學的民族學生而言，類似的想象理由卻無法變為現實的行動。因此，在民族教育活動中，一定要關注、研究和理解民族學生的民族文化心理。
漢族和民族學生在應付方式上的差異可能并不是應付方式的心理機制上的差異，更多地可能只是應付方式機制所依賴的文化內容的差異。實際上民族學生在應付方式的結構上，“合理化”與“幻想”之間在趨向強度上沒有本質差異，二者共處于其應付方式結構的第二個層次上。
4.3 如何理解漢族學生與民族學生之間控制點的差異 民族學生比漢族學生內控性強；而漢族學生比民族學生更相信機遇可以影響他（她）的生活經歷與事情結果的程度，更相信他人能夠控制自己的活動。但我們研究發現，漢族中學生和在內地求學的民族學生其控制點結構并沒有差異，都表現為：“機遇（C）”“內控（I）和有勢力他人（P）”兩個層次，其差異只是傾向強度上的不同。不過值得關注的是漢族學生與民族學生在相信“機遇（C）”上只表現出0.05水平的差異，而在“內控（I）和有勢力他人（P）”兩個因子上卻表現出小于0.01的水平，即后者的差異性更為顯著。民族學生更“內控”，意味著他們更信任自己對問題的把握，而漢族學生更相信權威對自己命運的影響。我們可以從漢族文化中社會取向、關系取向和家庭中心來解釋差異的原因［6］；也可以單從心理品質的角度說內地中學的民族學生在人格上更獨立，表現得更有力量。但實際問題并不如此簡單。因為中學生的生理和心理上都還未成熟，而且民族學生到內地中學的主要任務是求學，如果存在過于強烈的內控傾向，反而不利于他們在內地中學這一新的環境中為學習和生活建立新的有效的生活支持網絡。而社會支持網絡的缺乏必然會干擾他們的學習過程與健康心理的養成。如在我們的一個研究發現，內地民族中學的藏族學生在“人際關系、喪失和健康”上的應激量就顯著高于漢族中學生［7］。作為民族教育管理者來講，我們不能被民族學生內控心理傾向所迷惑，實際上他們在學習和社會生活別需要外部的生活支持。
5 結 論
民族史研究范文6
關鍵詞：民族記憶；文化傳承；彝族；藝術檔案；保護模式
藝術檔案工作是文化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國家檔案工作的組成部分。藝術檔案是指文化藝術單位和藝術工作者在藝術創作、藝術演出、藝術教育 、藝術研究 、文化交流 、社會文化等工作和活動中形成的，對國家和社會有保存價值的各種文字、圖表、聲像、實物等不同形式的歷史記錄，是寶貴的文化遺產。[1]參照《藝術檔案管理辦法》，民族藝術檔案的歸檔范圍包括：文學創造，藝術表演，美術、攝影，社會文化，藝術研究，藝術教育，文化交流，個人藝術等活動中形成的具有保存價值的各種藝術材料。[2]彝族民間藝術檔案的開發利用包括音樂、舞蹈、戲曲、曲藝、雕塑、繪畫、傳統工藝品等檔案內容。
1 彝族藝術檔案社會價值定位
民族藝術檔案具有多樣性、本土性、唯一性、豐富性、成套性、歷史性、形象性、群眾性等特征，其中最為重要的特征就是本土性。彝族藝術檔案是能反映彝族文化原始材料和展現彝族文化的實物與過程的歷史記錄。彝族藝術檔案中包含有彝族的歷史淵源、居住環境、生產生活方式、染織服飾、民間工藝、習俗禮儀、歌舞戲劇、等民族記憶，有較高的歷史、文化、藝術、文學和民俗等多種社會價值。
2 楚雄彝族民間藝術檔案保護開發現狀
近30年來，隨著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現代化農業生產水平的提高，楚雄地區彝族生活方式有了較大改變。加上大眾傳媒的普及，社會成員流動的增強，使得擁有悠久歷史的彝族文化不能處于主導地位，長期以來維護和支撐著彝族傳統生活方式的價值觀念也正發生急劇變化，彝族傳統社會的農耕文化日趨衰弱，使得傳統歌舞活動賴以生存的環境有了較大改變。
2.1 彝族歌舞類藝術檔案。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農村生產生活條件的不斷改善，各種娛樂形式不斷豐富，民族文化生態環境的變遷使得藝術檔案的傳承、保護環境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在廣大農村，一些頗有造詣的彝族藝人年事已高，加之后繼無人，使這一優秀的民間藝術急劇消亡。群眾對本民族文化的保護意識淡薄，自我保護能力弱，許多民族藝術處于瀕危狀況。
2.1.1 羊皮鼓舞。羊皮鼓舞作為一種祭祀性舞蹈有著嚴格的程序。其傳承方式以家族式傳承為主，在傳帶授徒中要舉行一個嚴格傳徒儀式來篩選后繼人才，許多學徒在這個儀式中落選。羊皮鼓舞的重要傳承活動場所――土主廟，大多年久失修，破敗不堪，其文化功能逐漸喪失。根據普查資料顯示，目前，楚雄市轄區內尚有土主廟500余處（含遺址），場所較為完整，尚能正?；顒拥耐林鲝R僅有10余處，對彝族羊皮鼓舞這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弘揚產生了嚴重的影響，彝族羊皮鼓舞逐步淡化，已經瀕臨滅絕。目前，楚雄市境內能夠獨立完整主持彝族羊皮鼓舞活動的藝人僅30多人，基本掌握舞蹈動作的也不足百人。 [3]
2.1.2 葫蘆笙舞。彝族葫蘆笙舞曲目眾多，目前，楚雄市收集整理有《開場調》《霄夜調》《吃白酒調》《天亮調》《關龍調》等103個曲目，每個曲目各有不同的舞蹈動作，形式上較多保留了原始古樸的藝術特點。葫蘆笙的演奏一般多名藝人共同完成，在民間，葫蘆笙舞表演隊伍稱為“班”，大多由一個村組里的人組成，在楚雄市境內經常受邀到各種場合開展活動。傳承隊伍僅存5班，人數約40人，掌握基本演奏技巧，能夠演奏出部分曲目的還有150多人，這部分人大都年齡在50歲以上。近年來，由于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生產生活條件不斷改善，農村人口的不斷減少，作為傳承載體的討親嫁娶、起房蓋屋等喜慶場合也在大量的減少，加之許多年輕人外出打工，傳統技藝后繼無人，民族傳統文化的傳承岌岌可危，彝族葫蘆笙舞也面臨逐漸消亡的危險。
2.2 彝族工藝美術類藝術檔案。
2.2.1 三街刺繡。彝族先民主要屬南詔國的彝族族群，由西遷而來，漢族先民多數是由中原地區遷入。由于三街村先民族源繁多，三街村傳統工藝刺繡品品種也就十分繁多，應該說三街的刺繡是三街多民族文化滲透、融合的地方產物。三街刺繡品作為藝術實物檔案可分以下幾種：服飾如圍腰、肚兜、馬夾、兒童衣褲；隨身飾品如錢夾、煙袋、香囊、挎包、裹背等；床上用品如被面、床單、被套、枕頭套等；鞋類如女式拖鞋、男式涼鞋、虎頭（繡花）童鞋、裹足鞋、方口鞋、鞋墊；居家裝飾如刺壁畫、刺書、電視機繡花套、沙發繡花套等。三街刺繡品作為產品在國內主要銷往楚雄、昆明等地，國外銷往緬甸、毛里求斯。銷售方式以自行批發零售為主。單價則根據不同的品種而定，高者可達300元，如壁畫；低者20元，如鞋墊。[4]
2.2.2 云龍美工。云龍鎮民族民間藝術多姿多彩，隨著滇劇、花燈、踩高蹺、打捌錢、洞經古樂、書畫藝術等各種藝術門類的不斷傳入，受中原文化的影響，到了民國初年，民間工藝的制作極為盛行，經世不衰，至今流傳于古鎮的民間工藝品制作的種類還有：根藝、編扎、石雕、盆景蘭藝、泥塑彩繪、刺繡、木雕、鍛造等最具地方民族特色，影響較廣，在楚雄州內外均有較高的聲譽。在云龍鎮，各個門類的民間工藝品制作，有普遍的群眾基礎，且骨干隊伍穩定，傳承后繼有人，作品獨具地方特色，民族風情較濃，深受各地客戶的喜愛。各級政府給予適當的資金扶持和指導，進一步挖掘產品的文化含量，開發適應不同需求的產品。
2.2.3 彝族雕繪。傳統民居的大門都是用木雕刻的，墻上畫有壁畫。楚雄市口夸村的汝興寺內花窗、格子門，雕龍刻鳳?？诳浯褰ㄓ心?、北兩座山神廟，墻上的土地、山神像彩畫而成，汝興寺內還塑有觀音、送子娘娘、龍王、山神、土地、韋陀、廟馬等塑像。位于楚雄市郊蒼嶺鎮紫峨山的布里塔土主廟，土主塑像生動傳神，歷經數百年而完好，其工藝精湛，在整個云南都不多見，是彝族民間藝術水平的實證。
楚雄市達諾村現存三幢四合院傳統民居，始建于清末民初，門面上有各種式樣的藝術雕塑（木雕），插頭上雕有龍、鳳凰、金雞、蓮花、麒麟、繡球等吉祥物。距王建章舊居200米處有其古墓，坐西向東，面水而立，建于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占地約210平方米，墓高4.3米，寬7.4米，為青石仿三重檐木結構建筑砌筑，中間設有殿堂，占地4平方米，三面石壁上鑲有五塊大理石碑，門前立有兩棵高浮雕龍抱柱，門框上有石聯。檐下、兩側雕刻有龍、鳳、馬鹿、大象、獅子等瑞獸，以示守靈魂。殿堂距地面1.1米，修有五級臺階。整座墓十分壯觀，雕刻精美，且保留了當時一些知名人士的祭文。[5]
3 彝族藝術檔案的保護模式
民族民間藝術檔案能改變傳統檔案館館藏單一的縱向記錄方式，突出藝術檔案的多樣性優勢。面對彝族民間藝術檔案保護的嚴峻形勢，根據《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意見》《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云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條例》和《楚雄州民族文化發展戰略實施綱要》，楚雄州、市文化部門，對彝族民間藝術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搶救保護措施。一方面加大了對彝族傳統文化的保護力度，建立民族民間傳統文化傳承隊伍。另一方面，開發與保護并舉，著力打造文化品牌。加大對該地區的旅游開發，融入民族文化特色，開發與保護并舉，形成旅游業與傳統文化宣傳保護共同促進的良好態勢。
3.1 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申報模式。彝族藝術檔案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來保護、利用，可以為彝族地區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2000年，經楚雄市委、市人民政府批準，成立楚雄市彝族習俗傳襲所，專門負責對市轄區內民族民間文化的挖掘、搜集、整理和弘揚、傳承、展示工作。2003年，楚雄市六屆人大常委會通過議案，每年財政列支15～20萬元的專項資金用于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作。2006年成立楚雄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市政府成立了以分管文化的副市長為組長，相關部門負責人為成員的楚雄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領導小組。
開展彝族葫蘆舞、大三弦舞、羊皮鼓舞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申報工作，制定具體的保護規劃，真正形成“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合理利用、傳承發展”的保護模式，逐步使保護和傳承工作更加科學化、規范化、網絡化、法制化。2013年底，十二獸舞、羊皮鼓舞作為一項優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申報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2名民間藝人申報為羊皮鼓舞云南省民間舞蹈傳承人，3名公布為楚雄市市（縣）級羊皮鼓舞舞蹈傳承人。[6]
3.2 傳承人隊伍建設模式。信息網絡技術在民族地區的發展使得原有民族文化傳承人相對封閉的生活方式被打破，獨立的傳承方式也發生了改變。傳承人隊伍建設可以定期開展傳承活動，培養傳承隊伍，申報公布各級項目傳承人。2014年在楚雄市十二獸舞傳承較好的樹苴鄉建立彝族十二獸舞傳承點。通過不斷努力，收錄、整理了彝族葫蘆笙舞曲100多首，兩名葫蘆笙舞藝人申報為州級傳承人，同時在州立民族小學、大過口民族完小分別組建了民族歌舞傳承隊，并請當地葫蘆笙演奏藝人傳授技藝，形成了民族文化傳承從娃娃抓起的良好局面。
結合彝族傳承文化保護區，建立彝族原生態歌舞文化傳承點，集中開展傳承活動。在彝族聚居村寨組建彝族葫蘆舞文藝隊，切實加強傳統文化傳承人的培訓培養工作；積極組織民間文藝隊伍參加火把節、馬纓花節等傳統節日的原生態歌舞展演活動；在彝族聚居鄉鎮的中小學組建彝族葫蘆舞傳承隊伍，培養彝族歌舞后繼人才。2013年，彝族葫蘆笙舞申報楚雄州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公布一批市級傳承人，并申報一批州級傳承人。2014年，楚雄市制定彝族葫蘆笙舞傳承保護規劃，培養一批葫蘆笙舞傳承隊伍，指導開展傳承活動。
3.3 旅游開發模式。民族藝術檔案具有的多樣性、豐富性、獨特性、生動性等特征，為推進文化事業的發展和各地旅游經濟的開發，提供了信息資源，是地方旅游的支撐。在旅游開發中，利用民族檔案對民族文化深入挖掘和整理，可使趨于衰退與消失的民族文化得到復活、振興，民族文化精華得到錘煉、發揚。民族文化旅游地可借助新理念新方法，依據民族檔案的記載，重建、修復和增添新的風景點，讓景點重現歷史的滄桑和文化的古蘊，展示出一種繪山川靈秀、育人文精華的旅游文化時尚。[7]
紫溪山西部彝族文化園，園區內建有彝族土主廟、葫蘆笙紀念塔、彝門、迎賓石牌坊、摩祖師殿、六祖殿等彝族文化活動場所，成為彝族文化展示區，同時建立了板凳山民族文藝隊、紫溪彝村文藝隊、西壩河大號隊、彝山民族小學彝族文化傳承隊等隊伍，為紫溪山彝族傳統文化保護區民族民間文化的傳承發揮著重要的作用。[8]
3.4 檔案資源開發模式。
3.4.1收集整理建設?，F存彝族檔案文獻遺產的分散保存不僅破壞了彝族文化之間的有機聯系，也影響了其資源構建的系統性。將民族檔案文獻征集到檔案館、圖書館、博物館珍藏，有利于其資源建設的完整性，更好地發掘利用這一珍貴的民族文化遺產。彝族民間藝術檔案的征集方式可參照收集整理畢摩經卷的方式。以每本200元（40至60多頁）的價格，以原件格式抄錄他們保存的舞譜、畫卷等。
3.4.2 編研出版建設。加強彝族藝術檔案的研究工作，進一步規范、完善檔案，建設傳承、展示基地。檔案部門可以開展彝族十二獸舞、葫蘆笙舞、羊皮鼓舞相關彝族飲食、服飾、祭祀等民間文化習俗及彝族民間歌舞藝術研究、收集、挖掘、整理、錄音、錄像及出版工作?？梢哉沓霭嬉妥甯栉杷囆g研究叢書及錄音、錄像資料，并開展彝族歌舞文化的傳承保護工作，使藝術檔案的傳承、保護和繼承工作進入規范化、制度化的軌道。還可依據彝族舞蹈的藝術特點和文化內涵，完善檔案，并對檔案加工提煉，打造原生態歌舞藝術精品，使其登上現代藝術舞臺。
3.4.3 數據庫建設。通過廣泛開展走訪調查工作，認真組織采訪、座談、記錄、收集整理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料，把采訪調查所拍攝的照片、音像、錄音及收藏的實物規范立檔，建立數據庫。2015年，從楚雄市民族文化專項經費中列出資金重點扶持，進一步挖掘、搜集、整理十二獸舞相關資料，建立檔案數據庫。在注重原生態傳承的同時，認真提升其舞蹈藝術水平，積極參加每年彝族馬櫻花節、彝族火把節等民族傳統節日中的文化交流活動和原生態歌舞展示活動，切實加大保護宣傳力度。
3.5 文化產品市場化運作模式。各級政府應給予適當的資金扶持和指導，進一步挖掘產品的文化含量，開發適應不同需求的產品，注重拓展旅游工藝品市場。
3.5.1 民族工藝品刺繡。手工刺繡品的制作是一項歷史悠久、技藝精湛、實用性和觀賞性都很高的工藝，它以鮮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征世代相傳，滲透、融合各民族文化并名揚彝州。三街手工刺繡可以作為當地富有民族特色、文化內涵深厚且具特殊意義的旅游紀念品，帶動山區鄉鎮群眾脫貧致富奔小康的步伐，也可培育出當地又一新的經濟增長點。為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順應民族文化旅游業的興起，對三街剪花、自畫、刺繡工藝的保護和開發利用。刺繡廠的建設可以形成分工合作制，集團化計劃生產，增加村民的經濟收入。
